从《红楼梦魇》看《红楼梦》对张爱玲的影响

　　从《红楼梦魇》看《红楼梦》对张爱玲的影响　　摘要：《红楼梦魇》是文学家张爱玲情节化操作之外的特例，这部关于《红楼梦》的考据和评点专论，是她穷毕十年精力的后期作品。张爱玲对《红楼梦》及研究的“疯狂”是其这部学术专论的表征，而她与《红楼梦》及其作者之间的文化传承关系是这部专论的非学术隐义。张爱玲与曹雪芹文人品格的共性，源于他们共同的末世之感；张爱玲继承了《红楼梦》对悲剧本原的演绎方式，将《红楼梦魇》作为自己的间接诉情文本。《红楼梦魇》的完成过程，是张爱玲消解其对时代与人性的悲剧感，表达情感最后归宿的过程。同时，《〈红楼梦魇〉自序》为审视张爱玲与《红楼梦》及作者的情感渊源，考察她与曹雪芹在精神特质、审美传达等方面的契合，深入研究张爱玲的创作意识和文本意义，提供新的考察视角。　　关键词：红楼梦魇；张爱玲；红楼梦；曹雪芹 　　《红楼梦魇》是张爱玲丰厚作品系列中唯一的学术著作，意在评点和考证《红楼梦》。红学大家周汝昌为此专作《定是红楼梦里人》一书，从学术层面对该书进行过再评点和详解。但笔者认为《红楼梦魇》的价值并不在其学术范畴。目前，我国大陆的研究注意力聚焦于张爱玲的文学作品，疏淡于她为之倾注了10年功力和心血的著作，这也可算是它的价值真的不在学术范畴的佐证。《〈红楼梦魇〉自序》（以下简称《自序》中是张爱玲真实再现自己与《红楼梦》情缘的写实之作，它为我们解构张爱玲与《红楼梦》渊源关系提供了重要视角。　　　　一、诉情文本：情感归宿的同向度　　　　真正的学术研究当是心境清雅醇正其间全无杂念，既不受世局与外缘的影响，也不被内心情态所支配，即所谓“惟偏蔽之务去，真理之是从”［1］的审慎，但张爱玲并非如此。她移居美国后，沉潜10年于《红楼梦》文本及版本繁琐考据，自设疑点，多版本比较，校勘辨伪，大胆假设加小心求证，以“一个字看得有笆斗大”的辞简义丰用字完成了她的“张看”。关于书名，她在《自序》里写道：“我寄了些考据《红楼梦》的大纲给宋淇看，有些内容看上去很奇特。宋淇戏称为NightmareintheRedChamber（红楼梦魇），有时候隔些时就在信上问起‘你的红楼梦魇做得怎样了？’我觉得这题目非常好，而且也确是这情形——一种疯狂。”在1967年秋天丈夫赖雅去世前，她已经着手于《红楼梦》的考证，1972年，台北幼狮文艺研究社出版的“幼狮月刊学术丛书” 《红楼梦研究集》第30卷40期上发表了她的最早成果“红楼梦末完”，接下来几年，各专论陆续问世。这些论作均各有所得，各臻其妙，直至结集而成《红楼梦魇》。张爱玲是将经年痴红的“疯狂”情愫，转嫁到“学术研究”的特殊形式中。如果说曹雪芹将《红楼梦》原创作为直接诉情文本，那么张爱玲则是将《红楼梦》考证作为间接诉情文本。　　张爱玲的学术研究具有明显的“作家之学术”特征，她以作家的气质与才情感受作家与作品，在抉幽探微之中获得“诗眼文心”“莫逆暗契”［2］的艺术感应。在任职加州柏克莱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的1969年之前，张爱玲曾在哈佛燕京图书馆与柏克莱的加大图书馆借书时，她看到“脂本红楼梦”，对近人的考据，《自序》中披露“都是站着看——来不及坐下”。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她考证的着迷入神、紧迫焦渴，二是她能找到的考核和例证资料相当有限。第二个问题事关学术真伪深浅，她解决的办法是“唯一的资格是实在熟读红楼梦”，用这样最单纯的方法直奔第一手材料，反倒使她有“采铜于山”的意外清新收获。张爱玲对《红楼梦》文本的熟悉，达到了“不同的本子不用留神看，稍微眼生点的字自会蹦出来”的境界。《自序》是我们解构张爱玲与《红楼梦》的渊源的重要视角，对这3000字启篇语的释证，正是陈寅恪先生的“ 以诗证史”的文学研究的另一面——以史证诗。我们在通解《自序》的研究基础上，得其写作的真相，这与旨在学术范畴的考察立场是完全不一样的。　　《红楼梦》研究和《红楼梦魇》写作，两者之于张爱玲的意味非比寻常。《红楼梦》是她凡俗世界之外的别样境界，一个令她“确实什么都不管”的“真喜欢”的境界；“偶遇拂逆，事无大小，只要‘详’一会红楼梦就好了”，《自序》里所写到的“详”《红楼梦》，是她暂时摆脱世俗烦扰，享受精神安宁愉悦的生活内容和方式。她在《自序》里所说的“在已经‘去日苦多’的时候，十年的工夫就这样掼了下去，不能不说是豪举”，既有完成某个壮举的富足和自豪，更有了却某桩宿愿的超脱和快慰。“十年一觉迷考据，赢得红楼梦魇名”，她用这两句诗为《自序》作结，再恰当不过了。　　张爱玲家学深厚，自幼酷爱文学，对《红楼梦》痴迷有加。据说她12岁时读《红楼梦》，读到80回以后，只觉得“天日无光，百般无味”，可见她对此书的艺术感觉之了得。她在《存稿》一文中，追忆自己14岁那年，写了个纯粹鸳鸯派章回小说《摩登红楼梦》，还像模像样地拟订共计五个回目。在《红楼梦魇》第一部分“红楼梦未完”的开篇，张爱玲写道：“有人说过‘三大恨事‘是’一恨鲥鱼多刺，二恨海棠无香’ ，第三件不记得了，也许因为我下意识的觉得应当是‘三恨红楼梦未完’。”从她“下意识”将《红楼梦》作为生命最强烈情感的归宿，到“有意识”地为之沉潜十年理性考证，可以说，《红楼梦》这部作品里的艺术元素与张爱铃的生命元素融结为一体了。对《红楼梦》的研究，考据的名义下的是她对《红楼梦》的诗艺渊源、审美情趣、风格意蕴等“诗眼文心”的入迷，甚至影响到她自己作品的叙事模式。张爱玲创作中的爱情婚姻题材选择，饮食男女琐事铺陈和心理描写、形象塑造和语言风格等文本构成因素，都可以确证她和它之间的千丝万缕联系。所以，周汝昌先生盛赞《红楼梦魇》，也用了一句性情中语：“只有张爱玲，才堪称雪芹知己。”　　　　二、末世情怀：文人品格的共同构型　　　　“纵观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变之间际，常呈一纷纭错杂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多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3］陈寅恪先生关于“士大夫阶级”与时代社会的关系的论述，照应了曹雪芹和张爱玲共同精神气质的种种现象。 　　曹雪芹对颓败了的贵族世家感情复杂，“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与“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共享《红楼梦》的情感空间，同情、无奈的末世喟叹与悲愤、质疑的否定批判共存于文本中。曹雪芹没落贵族的宿命思想和深刻的悲观主义，诉之于这部家族史和情爱史中。甚至有学者认为，曹雪芹“对没落贵族的哀叹和惋惜要大于其对没落贵族的批判和讽刺”。［4］张爱玲于20世纪40年代横空出世，以女性命运的多种形态和生命的欲望为创作视觉，对女性时代人生的境况进行深度自省和反思。研究者习惯把张爱玲的《金锁记》与《红楼梦》放在一起审视，并对前者给予过极高的赞誉：“我们的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5］ 　　张爱玲感性与理性经验里所获得的末世之感，是她和《红楼梦》及其作者形成精神气质契合的渊源。她的末世之感主要是从这两种经验中离析出来的。一是早期经验里的失败感与没落感。根据弗洛伊德还原式的解梦法，追根溯源的童年创伤是梦的隐义，对她产生重要影响的是早期经验里充满失败没落感，即便是1952年避居香港后的多种经历，也与她的早期经验构成连带关系。1937年17岁那次逃离父亲家，是她第一次迎受生命冷酷真相；1939年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将英格兰求学之梦改到了香港，是她对命运的委曲求全；1942年从沦陷的香港退回到出生地，是她人生至此最无选择的选择。1940年《西风》杂志刊出了她的应征作品《天才梦》，其中很出名的一段话是：“……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噬性的小烦恼，生命只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这样的句子，出自一位19岁少女的笔下，不能不说她性格里有着与年龄不相称的敏感、忧郁、成熟、世故，过早涉入悲凉的世事已给她的心灵铺上了灰暗、苍凉的底色。二是对日渐式微的社会的危机感和忧患感。经过“五四”的扫荡，旧生活方式和文化形式已经沉沦，新的生活轨道并未完全形成，这是一个新旧之际的“末世”和乱世。加上世界范围内的战争危机，普通人的生存已面临严重威胁。张爱玲曾在《五四遗事》一文中说：“像‘五四’这样的经验是忘不了的，无论湮没多久也还是在思想背景里。”香港和上海是张爱玲生活和书写的两个重要场景。作为新旧社会转形期的都市，这里是自由经济与传统文化共同产生作用的地方，交织着现代化的喧嚣和传统的没落多种元素。她曾在《传奇再版序》中表述过自己的困扰和恐慌：“如果我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张爱玲以这样“末世”创作心理，审视文化败落时期的人生状态和情感心理，表现人性在危机时代的扭曲变态。(责任编辑：) 家族盛衰之变是作家复杂情愫的重要源泉。和曹雪芹相似的是，张爱玲也有着显赫的家世，祖父张佩伦是清末“清流派”的重要人物，任李鸿章的幕僚，祖母是李鸿章的女儿，祖辈的煊赫遮掩不了父辈的衰落。她对自己的贵族渊源是刻骨眷念的，“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我爱他们。”这是《对照记——看老照相簿》里的一段话，这部书是张爱玲去世前的两年将自己的很多老照片配以文字，出版的最后一本书。书里共收照片54幅，大多是她的个照以及与家人朋友的合照，除此之外，最多的就是她祖父母的照片。张爱玲在书中说：“满目荒凉，只有我祖父母的姻缘色彩鲜明，给了我很大的满足，所以在这里占掉不和比例的篇幅。”到生命的最后，张爱玲都坚守信念：祖辈的贵族尊贵感与荣耀感，是自己一生最“需要”的精神支柱。　　有学者评价说，“张爱玲是晚清的中国士大夫文化走向式微与没落之后的最后一个传人，……同时又生存于贵族文化的没落时期而携上了浓重的末世情调……” ［6］张爱玲的经典人物如曹七巧（《金锁记》）、白流苏（《倾城之恋》）、顾曼桢（《半生缘》）等，她们对家世奢华迷离生活的怀旧眷恋，泄露了作家没落贵族的常见宿命论心理。和曹雪芹一样，张爱玲终其一生也没有完成对颠覆了的时代的超越。　　　　三、悲剧意蕴：时代人生的共同观照　　　　《红楼梦》持久地震撼历代读者心灵的文本魅力，还是在于它的悲剧意蕴，它是“悲剧中之悲剧”，［7］其人物无不与痛苦相始相终。曹雪芹将美好被毁灭的过程进行一咏三叹的描述，全然没有给读者任何传统阅读上的情感抚慰和满足；读者在怜惜、诧异、激愤的复杂情感中，完成对这曲悲剧的审美体验，深深体味作家的末世悲哀，同时，“人们对《红楼梦》的兴趣就是对于世界、对于生活、对于人自身的兴趣。”［8］张爱玲与生俱来的贵族文化，因时代的没落而濡染了末世情调；但她的末世情怀不止于个人命运，而是“许多人的命运”，是“更广大的”伤世情怀；她创作里的种种病态人性世界，也是时代整体意义上的悲剧世界。有人说张爱玲“破坏佳话，所以写得好小说”，［9］灰暗的人物色彩，扭曲变态的人性，堕落沉沦的文明，“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被破坏的佳话，无不是她悲观人生和悲剧意识的书写。　　夏志清认为张爱玲是一个深刻描写“颓废中的文化”的“彻底的悲观主义者” ；［10］对满是疮痍的人生竟然能继续下去，张爱玲在小说《倾城之恋》给出的解释是：“人是活在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个时代却在影子似的沉下去，人觉得是被抛弃了。”在被抛弃的生存危机里，人唯一的念头是惟有活下去才是真实的。张爱玲深受《红楼梦》悲剧意蕴的影响，1943年至1945年，她出版的小说集《传奇》和散文集《流言》，最能代表她的创作意识和创作风格，也是她与《红楼梦》之间渊源关系的确证。不可逃离的困境，无可奈何的式微，无能为力的挣扎，是贯穿于张爱玲作品的深沉悲叹。优秀的作家总是和他的人物合二为一，难分彼此，同曹雪芹类似，张爱玲将生命感受键入到了她的人物命运之中，她在《传奇再版序》里表述自己生存受到的严重威胁的体验：“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张爱玲用时代的故事，印证了曹雪芹的“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悲剧归宿的永恒意味。在新旧交替的时代，绝大多数作家以自觉的意识和积极入世精神，呼唤新生活或抨击旧世界，而张爱玲却专注于乱世中俗人俗事，将世俗的丑陋冷冷地撕毁给人看；读者在这一幕幕人间悲剧中观照各自人生，这个“审丑”的过程和阅读《红楼梦》的“审美”过程是异质同构的。 　　按照大部分红学家的基本共识，曹雪芹是自觉触及到了悲剧的本原，张爱玲的《红楼梦魇》中也有专论主张《红楼梦》“是创作不是自传”。张爱玲对人性与时代的彻底否定，是从她对人世的敌意和对人与事的否定情绪中离析出来的，因此，她的创作总是弥漫着苍凉的情调。面对生活，她的人物永远都是被动的参与者，平庸、消极、不思进取、听天由命，构成了天底下碌碌无为的平民生活。张爱玲曾在《自己的文章》一文中，剖析了自己的文学观与人生观，其中，既有她对“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个时代的总量”的深刻认识，也有她对“时代却在影子似的沉下去，人觉得自己被抛弃了”的悲凉观感。早年的失落于家庭，又与家庭一起失落于时代，与时代一起失落于历史，这些都使她复杂的心灵更为沉重。“对笼罩着这个家的‘昏睡’、‘沉下去’以及‘懒洋洋灰扑扑’的气氛的真切感受，是张爱玲捕捉到的最重要的信息”。［11］　　张爱玲的叙事策略也无不深受《红楼梦》末世奢华铺陈的影响。精致的摆设、华丽的服装、讲究的起居、高雅的欣赏，张爱玲在这些生活细节上流连忘返，将它们与爱情、婚姻、家庭、金钱的叙事扣在起来，字里行间满是对奢华的叹息。“ 玫瑰紫绣花椅披桌布，大红平金五凤齐飞的围屏，水红软缎对联，绣着盘花篆字。梳妆台上红绿丝网络着银粉缸，银漱孟，银花瓶，里面满满盛着喜果。帐檐上垂下五彩攒金绕绒花球，花盆，如意，粽子，下面滴溜溜附着指头大的琉璃珠和尺来长的桃红穗子”，《金锁记》里对这些陈设不厌其烦的把玩，背后是她对颠覆了的时代的忧和怨；贵族家世到张爱玲的经验世界里，就只剩下了这些奢华形式的无限遐想了。　　陈寅恪先生说：“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显荣，身泰名遂。”［3］曹雪芹和张爱玲都有末世的“苦痛”，综观他们的作品，张爱玲对时代现实毫无幻想，比曹雪芹来得更绝望、冷漠。　　虽然张爱玲在《忆胡适之》一文中，表示“像（对）一切的潮流一样，我永远在外面的”，但她无法超脱“文本的历史性”(thehistoricityoftext)，在文史互通的规律作用下，她的作品共同构成了她的文化背景，包括这部学术专论。张爱玲将《红楼梦》读得通透，读得物我莫辨，它既是她没落贵族精神气质的母体和根系，又是她悲剧意识的消解和终极皈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