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哈姆莱特》解读(一)主要角色与剧情介绍(略)(二)思想意义:《哈姆雷特》通过哈姆莱特与克劳狄斯及其帮凶的冲突与斗争,反映了人文主义思想与英国在新旧交替时期的黑暗丑恶现实之间的矛盾,揭示了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统治者的尖锐斗争,深刻地批判了封建社会的痼疾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新的社会弊病。展示了文艺复兴后期迷惘失望的社会心态,肯定了人的尊严、人的地位、人的价值、人的力量和人世间的生活,以及对美好的人性与未来的和谐的世界的向往;肯定了人文主义这些理想在道义上的合理性。同时提出了一个社会必须改造的重大问题。(三)哈姆莱特形象分析“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下面提供几种解读方式,供参考:诠释1(最为普遍的和基本的):哈姆莱特是一个处于新旧交替时代中(理想与现实矛盾中)的人文主义者的典型形象,具有人文主义者的理想和才情,同时又是一个人文主义者的悲剧形象。其性格上最突出的特征是忧郁,敏感,勤于思考,善于剖析,易于冲动。其思想性格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即“快乐的王子”(在威登堡大学时代)——“忧郁的王子”(以“启幕”开始)——“延宕的王子”(“戏中戏”前后)——“行动的王子”(“复仇的王子”,宫廷比剑前后)的曲折复杂的过程。哈姆莱特是丹麦的王子,他在威登堡大学念书时,接受了人文主义思想的熏陶。加上地位至尊,哈姆莱特成了个怀抱理想的乐观的人文主义者。正是这种乐观思想,使他将父亲看成一个十全十美的理想君王,将母亲看成圣母一样纯洁的女性。父亲是理想的化身,母亲是爱的象征,父亲和母亲的结合便是理想与爱的结合,能使这种结合得以实现和存在的世界是“美好的花园”,人类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那时的哈姆莱特是“快乐的王子”
。但是,正当哈姆莱特快乐度日之时,冷酷的现实给了他一连串的打击:父死母嫁,王位被篡夺,朋友背叛,恋人被敌人利用,这一些使世界变得“颠倒混乱”。哈姆莱特像一夜间遭到严霜袭击的娇花,精神颓唐,痛苦与忧虑使他成了一个“忧郁王子”。在昔日的理想被击碎的情况下,他一方面激愤地诅咒这个“冷酷的人间”,一方面又深入地思考与研究生活于其间的人。严酷的现实,已击碎了他昔日的梦幻;梦幻的破灭,意味着他的人文主义理想和信念的破灭,他成了一个面对重重矛盾精神无所寄托的“流浪儿”。正是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造成了他行为上的犹豫(或延宕),这就是文学史上所说的“延宕的王子”。延宕使他成了“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最后,延宕也使哈姆莱特行动上由主动变成了被动,在孤军反抗中和敌人同归于尽,虽然达到了复仇的目的,但却没有担负起重整乾坤的重任,留下一个悲剧的结局。哈姆莱特的悲剧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一代人文主义者的悲剧,时代的悲剧。他的悲剧结局揭示了:人文主义理想的幻灭,根源在于那个混乱颠倒的时代。在资产阶级文学史上,哈姆莱特是表现个人与社会冲突,理想与现实矛盾的杰出的艺术典型,是新兴资产阶级先进人物的代表,是坚持社会改造,坚持进步的英雄形象。他的“重整乾坤”的斗争确实失败了,但是,他对人生意义(“生存”与“毁灭”)的探索后继有人;他那改革社会的伟大事业还在继续。通过“悲”所引起的“快感”,将永远激发人们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而哈姆莱特一类人物远离人群,孤军奋斗的弱点,也能启迪人们从中吸取教训。诠释2:哈姆莱特的形象是现实人生的写照。威廉·赫士列特认为:“我们就是哈姆雷特。这个戏具有一种先知的真理,这是高出于历史的真理的。谁若因自己或别人的不幸变得多有思虑和忧郁,谁若是带着一副沉思的皱眉,以为自己‘受了过多的太阳光照';谁若曾看到白天那盏金红的灯被自己胸中升起的愁雾遮盖得暗淡无光,因而在眼前的世界只看到一片空虚,其中没有任何值得重视的事物;谁若是领受过‘
失恋的痛苦,衙门的横暴,埋头苦干的大才被作威作福的小人一脚踢开';谁觉得他的思想消沉下去,哀愁象病魔那样缠着他的心,他的希望受到摧残,他的青春被怪异事物的鬼魂弄得踌躇不宁;谁若看到罪恶象鬼似地在左右周旋而宁静不下来;谁的行动能力被思想所消蚀,谁若以为宇宙是无限的,而自己算不了什么;谁因心灵的仇恨痛苦而不计后果,谁若把看戏当作推开、挪开人生种种罪恶的最好办法,把戏当作表现罪恶来嘲弄罪恶的一种办法——谁就是真正的哈姆莱特。”(《莎士比亚戏剧人物论》)诠释3:歌德对哈姆莱特的评价:“这个皇族的花朵,本来是娇嫩而高贵的,在国王直接的庇荫下成长起来,正义与皇室尊严的概念、善良与纯正的情感、以及他贵族出身的意识在他身内同时发展着。他是一个王子,一个天生的王子,他希望统治,只是为了善良的人不受任何阻碍,永远善良。他仪表非凡,天性纯厚,心地诚恳,他本应成为青年的模范,给人世以快乐。……“莎士比亚要描写:一件伟大的事业担负在一个不能胜任的人身上。这出戏完全是在这个意义里写成的。这是一棵槲树栽种在一个宝贵的花盆里,而这花盆只能种植可爱的花卉;树根伸长,花盆就破碎了。“一个美丽、纯洁、高贵而道德高尚的人,他没有坚强的精力使他成为英雄,却在一个重担下毁灭了,这重担他既不能掮起,也不能放下;每个责任对他都是神圣的,这个责任却是太沉重了。他被要求去做不可能的事,这事的本身不是不可能的,对于他却是不可能的。他是怎样的徘徊、辗转、恐惧、进退维谷,总是触景生情,总是回忆过去,最后几乎失却他面前的目标,可是,再也不能变得快乐了。”(《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诠释4:别林斯基评价哈姆莱特:“
哈姆莱特表现精神的软弱,这固然是事实;可是,必须知道,这软弱是什么意思。它是分裂,是从幼稚的、不自觉的精神,和谐与享乐走向不和谐与自我斗争去的过渡,而不和谐与斗争又是走向雄伟的、自觉的精神,和谐与自我享乐的过渡的必要条件。在精神生活中,没有任何抵触的东西,因此,不和谐与斗争同时也就是摆脱这种状态的保证:否则的话,人就会是一种太可怜的生物。一个人的精神越崇高,他的分裂就越可怕,他对自己的有限性的胜利也就越是辉煌,他的幸福也就越是深刻和神圣。这便是哈姆莱特软弱的意义。……“那么,这便是哈姆莱特的概念;意志的软弱,但这只是分裂的结果,却不是他的天性所造成的。从天性上说,哈姆莱特是一个强有力的人,他的愤怒的讥刺、他的一刹那的情感发作、他和母亲谈话时的充满热情的狂暴议论,对叔父的傲慢的蔑视和无法掩盖的憎恶,——这一切都证明他精力充沛,灵魂伟大。他在软弱时也是伟大而强有力的,因为一个精神强大的人,即使跌倒,也比一个软弱的人奋起的时候高明。”(《莎士比亚的剧本》)诠释5:屠格涅夫将哈姆莱特与堂吉诃德进行比较:“堂吉诃德本身表现了什么呢?首先是表现了信仰,对某种永恒的不可动摇的事物的信仰,对真理的信仰……堂吉诃德全身心浸透着对理想的忠诚,为了理想他准备承受种种艰难困苦,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哈姆莱特又是什么呢?首先是自我分析和利己主义,因而就缺乏信仰。他整个是为自己而生存,他是一个利己主义者,……他是一个怀疑主义者,永远为自己忙忙碌碌的;他经常关心的不是自己的责任,而是自己的境遇。“堂吉诃德是可笑的……但在笑声里却有着一种和解与宽恕的力量……你所嘲笑的人,就是你已经宽恕的人,甚而是你准备去爱的人了。相反地,哈姆莱特的外表是迷人的。……没有一个人想要嘲笑哈姆莱特,而这恰恰是对他的谴责:要爱他,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他自己不爱任何人。“堂吉诃德想到要对付恶魔,就向有用的风车进攻,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谁在牺牲自己时,首先要估计和权衡自己这一行为的一切后果、一切可能的益处,那么,这人未必能牺牲自己。哈姆莱特就绝不会发生类似的情况……他不会去和风车搏斗,他不会相信巨人……而且如果他们确实存在的话,他也不会袭击他们的。……即使真理本身具体地呈现在哈姆莱特面眼前,他也是不敢担保这就是它、是真理……“
堂吉诃德深深地尊敬一切现存的秩序、宗教、君主、贵族,然而他又是无拘无束,承认别人的自由。哈姆莱特对国王朝臣大加詈骂,实质上他却是暴躁的好压制别人的人。“哈姆莱特有时狡诈,甚至残酷。请回忆一下他给国王派遣到英国去的两个宫臣使节安排的死亡吧,请回忆一下他杀死波洛涅斯时所说的那番话吧。……另一方面,我们在诚实而真挚的堂吉诃德身上也必需指出他爱好那种半自觉的、半天真的诡骗,爱好自己欺骗自己,这种爱好差不多常常是一个热情的人的幻想所特有的。“哈姆莱特常因细小的失败而意志消沉,抱怨不已,而堂吉诃德呢,被囚船上的罪犯打得遍体鳞伤,不能动弹,还丝毫也不怀疑他的事业的胜利。“堂吉诃德们在寻找,哈姆莱特们在探讨。但有人会问我,如果哈姆莱特们对一切都怀疑,甚么也不相信,那他们怎么能探讨什么呢?对此我要反驳:由于大自然巧妙的安排,完完全全的哈姆莱特们,正如完完全全的堂吉诃德们一样是没有的,这只是两种倾向的极端的表现,是诗人们安置在两条不同道路上的标杆,人生所追求的但永远也达不到的两个目标。不应忘记,哈姆莱特身上的自我分析的原则造成了悲剧,同样,堂吉诃德身上的热情的原则造成了喜剧,而在生活中完全的喜剧和完全的悲剧是很少遇到的。”诠释6:哈姆莱特是美好人性的化身:与堂·吉诃德比较:奥菲莉娅赞誉作为“快乐王子”的哈姆莱特是:“朝臣的眼睛、学者的辩舌、军人的利剑、国家所瞩望的一朵娇花;时流的明镜、人伦的典范、举世瞩目的中心。”哈姆莱特天性高贵仁慈,正直上进,博学多才,能言善辩,集美德美才于一身,是美好人性的代表,与忠诚、勇敢、慷慨、无私、平等、仁爱、善良的堂吉诃德不分轩轾。但二者又大相径庭。哈姆莱特愤世嫉俗,怀疑一切。他所遭受的变故毁灭了他的美好天性、他的信仰、忠诚和真挚,除了相信霍拉旭对他近乎拜神的崇敬,他什么都不相信。他从怀疑父亲亡魂开始,到怀疑母爱、爱情、友谊,最终怀疑人性善和社会秩序。哈姆莱特并不缺乏重整乾坤的能力,他缺乏理想和信仰。在这一点上,哈姆莱特仿佛是梅非斯特的诗意版。堂吉诃德恰恰相反,他一无所有,只剩下信仰和忠诚,好比是浮士德的喜剧形式。所以,哈姆莱特的美好天性,是养尊处优的“一朵娇花”
,被风霜摧折之后,剩下的只是颓败和虚无,是“器”的境界。堂吉诃德的美好天性是生生不息的自然本身,是“道”的化身。两人的死亡结局一样,而蕴涵不同:堂吉诃德虽败犹荣,哈姆莱特则打了个平手。但都令人遗憾:堂·吉诃德的悔悟削弱了其斗士精神,哈姆莱特的锄奸纯属偶然,他根本没有很好地发挥其战斗力,只是徒然地牺牲了自己。诠释7:哈姆莱特是脆弱人性的代表:与眉间尺比较哈姆莱特的脆弱表现为:其一面对伟大使命时徒然发出悲叹而非行动:“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其二表现为错失大好复仇时机的“延宕”;其三表现为最终复仇行为的被动。被动削弱了他的斗志和勇气,面对生死角逐,他惶惑而无奈,甘愿受命运摆布:“随它去。”而哈姆莱特的“延宕”,又不仅仅是其个人行为,而是普遍人性在生命个体上的示现。眉间尺是鲁迅小说《故事新编·铸剑》中干将莫邪之子。干将为楚王铸剑,剑成被杀。眉间尺秉性与哈姆莱特一样仁慈,一样具有为父复仇的愿望和决心,一样性格脆弱无力承担复仇使命,一样不怕牺牲,一样与对手同归于尽,玉石俱焚,消灭了敌人而未保全自己。眉间尺的“优柔”与哈姆莱特的“延宕”,同属人性的弱点在紧要历史关头的表现。眉间尺几乎就是哈姆莱特的中国版。二者的区别在于:眉间尺作为中国蒙昧时代尚未成熟的乡村少年,鲁迅通过“灭鼠”、“遭遇楚王”、“逃亡”等情节强调其仁慈脆弱。哈姆莱特作为新旧交替时代的王室储君,有深刻的思想和行动的能力,也因此构成其“知”与“行”的矛盾,反而增加了复仇的阻力。他们的悲剧命运体现了“历史必然的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冲突。”诠释8:哈姆莱特是自我分裂的代表:与拉摩的侄儿比较恩格斯称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是“辩证法的杰作”,其中塑造了“拉摩的侄儿”这一性格矛盾对立的形象,恩格斯认为是“分裂意识”的典范。他才华横溢,却玩世不恭;富于理性,却自甘堕落;见解深刻,却寡廉鲜耻,是一个集“高傲与卑鄙、才智与愚蠢”于一身的“
怪物”。在命运的打击下,哈姆莱特的性格猝然裂变,与拉摩的侄儿一样,信仰与怀疑、仁爱与厌世、责任与脆弱、机敏与延宕、理性与疯癫……在他性格中并存,使他难以忍受:“碎了吧,我的心,因为我必须禁住我的嘴!”当他得知叔父谋杀父王的真相之后,内心的分裂表面化了,那些妄言妄行与其说是策略,毋宁说是疯狂。哈姆莱特的“佯狂”有真疯迹象,是他不能整合、平衡内心矛盾的失控表现,因为他既“碎了心”(分裂),又不能“禁住嘴”(自控)——矛盾的强度冲决了理性的堤坝。人物的自我分裂实际上是外在社会矛盾的内在化。当一个人不能应付外部世界时,就不能主宰自己,反之亦然,他必须先建立起自己内心的秩序,“重整”内在“乾坤”,才能主宰外部世界,“重整”外在“乾坤”,所谓“攘外必先安内”。正如克劳狄斯所言:“大人物的疯狂是不能听其自然的。”为了终止分裂,拉摩的侄儿选择了沉沦,哈姆莱特顺从了毁灭,都是由分裂趋向统一的聊胜于无的努力。只有大智慧者,才能调谐自身矛盾,化解世间冲突,建构和平稳固的社会秩序,所谓“内圣而外王”,那是真正的王者,诸如释迦牟尼、穆罕默德、耶酥、孔夫子,但他们超乎文学殿堂之上,高踞圣坛,艺术家只能仰视,不能描摹。文学描写有缺陷的人性,诉说人类的悲哀,与宗教、哲学一样超度凡俗的世人走向圣境。正如列宁评价托尔斯泰:“作为一个发明救世新术的先知,托尔斯泰是可笑的……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段革命到来前夕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是伟大的。”莎士比亚的伟大在于他恰如其份地把握准了艺术家的使命而非僭越,他是“自然的诗人。”诠释9:哈姆莱特是被“他者”异化的代表:与葛里高尔比较“一天早晨,葛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变形记》一开头,卡夫卡就以冷漠的口吻,向读者描述了现代人可怕的生存处境:异化。在外界异己力量的奴役下,人不再是人,而是变成了丧失自由意志的甲虫。“异己力量”可以指任何一种人自身无法把握的外在因素,诸如疾病、失败、失业、贫穷……人生的灾难、厄运。
异化哈姆莱特的因素包括邪恶的社会力量和险恶的人性,比如以克劳狄斯为代表的封建专制力量,以及体现在克劳狄斯身上的贪婪、奸诈、残忍等。异化使哈姆莱特自身分裂出另一些消极自我,它们是哈姆莱特的小我,比如阴郁、孤独、悲伤、脆弱、优柔、怀疑、狭隘等。异化后的哈姆莱特变成了一个“熟悉的陌生人”,让所有的人,甚至连哈姆莱特自己都感到难以理喻。异化使“人”变成“非人”,使“我”变成“非我”,使人丧失主体性,变成“他者”。葛里高尔异化后,丧失工作和赚钱养家能力,失去存在的必要,因此默默死去。哈姆莱特异化后,对人类彻底失去了信心,丧失理性判断事物的能力,变成了一个人格分裂的矛盾体,因而,瓦解了斗争意志,削弱了复仇能力,最终玉石俱焚,成为无谓的牺牲者。哈姆莱特与葛里高尔,其生不同,其死相异,但被外界力量异化的状态,何其相似。可是莎士比亚以写实笔墨让哈姆莱特的异化仅仅停留在精神方面,而卡夫卡却通过荒诞手法把葛里高尔内心的异化外在化,变成触目惊心的形体变异,这便是古典艺术和现代艺术的差异。诠释10:哈姆莱特是被残酷命运追逐的代表:与俄狄浦斯比较俄狄浦斯和哈姆莱特,是欧洲文学史上两个被残酷命运追逐的典型。从无辜受难的角度讲,俄狄浦斯的厄运是前定的,体现了命运的神秘、强大与邪恶;其父拉伊俄斯的犯罪在先,俄狄浦斯的受难在后,表明所谓厄运,实际上是人咎由自取,体现了善恶报应的逻辑力量;俄狄浦斯对命运的抗争,显示了人的价值和尊严。哈姆莱特的命运则撕开了神秘的假面,人的厄运不再假托不可叵测的神祗的力量,而是直接源于人自身的邪恶与局限:克劳狄斯对权色的贪欲,乔特鲁德对骄奢淫逸生活的贪恋,波洛涅斯的世故圆滑,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的阴险势利,雷欧提斯的轻信卤莽,奥菲莉娅的幼稚软弱……霍拉旭是唯一没有缺点的人,可是,“没有缺点”正是他的缺点,他对哈姆莱特除了拜神似的遵从,做一个“卑微的仆人”,又能做些什么?而人类的致命伤永远来自自我,哈姆莱特那隐藏在他光辉背后的阴影,他每一个优点覆盖下的缺陷,是他走向王位的过程中难以逾越的障碍。他尊贵,所以脆弱,仁慈,所以优柔,长于思想,所以倦于行动,正直磊落,所以对阴谋缺乏防备……
从俄狄浦斯到哈姆莱特,我们看到:人对自身的思考越是理性、客观,便越是对自己缺乏信心,俄狄浦斯对抗命运的意志和勇气,那种希腊式的悲壮的英雄主义品质,在哈姆莱特身上,令人惋惜地消失了。时代的前行,文明的进步,并不意味着人类精神的优化。现代人那种颓废虚无的思想情绪,实际上从哈姆莱特时代就开始了。诠释11:哈姆莱特是“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与“多余人”比较哈姆莱特的独白是世界戏剧史上最经典的“演说词”,他极善于“出声地思想”,却不大善于无声地行动。他说了那么多,做得也不少:装疯、导演“戏中戏”,误杀波洛涅斯,盗换密信,决斗……但这些行为都不够得当,都远远地绕开“复仇并重整乾坤”这一实质性问题,在边缘地带踟躇,延宕,貌似激进,却缺乏深思熟虑,只是不计后果的冒失和冲动,不能理性地完成重整乾坤的历史使命。俄国19世纪文学和日本近代文学中出现了“多余人”形象,前者是优秀的贵族青年,后者是现代知识分子,其共同特点是:思想先进,行为滞后;不满现实,又找不到出路。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犹疑徘徊,苦闷彷徨,最终成为“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在这一点上,“多余人”和哈姆莱特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哈姆莱特肩负重大历史使命,“思想”必不可少,“行动”迫在眉睫,他的整个思想和行为受到历史的制约,历史选准他作为时代的替身解决矛盾,重建秩序,即便他担负不起,他也必须承当。“多余人”则没有具体使命的限制,他们作为特定时代的特殊群体,不满时代又无能为力,其悲剧命运是集体慢性自杀,不同于哈姆莱特作为个体生命与敌对势力的强烈对抗。(四)哈姆莱特的悲剧原因(“延宕”问题)众所周知,哈姆莱特悲剧原因的焦点在于其复仇行为的“延宕”,如此,破译哈姆莱特“延宕”之谜,便成为打开哈姆莱特悲剧命运的钥匙。对这个万古常新的问题的探究,可谓汗牛充栋,在此,略撮其要,与同学们商榷。
1、社会原因说(最为普遍的观点)客观上,“丹麦是一座大监狱。”以克劳狄斯为首的封建邪恶势力过于强大,以哈姆莱特为代表的年轻的人文主义者力量过于渺小,在善恶较量过程中,寡不敌众,弱不胜强。主观上,哈姆莱特作为人文主义者存在着种种的局限,比如脱离人民群众,孤军奋战等。因此,哈姆莱特的复仇只能以悲剧告终。2、个性缺陷说该说认为《哈姆莱特》是欧洲文学史上著名的“性格悲剧”,哈姆莱特的“延宕”在于他性格的缺陷:孤傲内向使他脱离群众;忧郁悲伤使他缺乏信心勇气;优柔寡断使他坐失良机;敏感多疑使他内心分裂,顾此失彼;耽于冥想使他忘记行动;幼稚脆弱使他难以承担重大使命……哈姆莱特的个性缺陷实际上是阶级局限和时代局限在个体生命中的反映。歌德和赫士列特是这一观点的代表。3、理想幻灭说哈姆莱特遭遇的人生变故,使他心中对人类的美好理想幻灭了,他不再认为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人性的邪恶在他面前暴露无遗:贪婪、残忍、奸诈、淫邪、伪善、脆弱、自私、狭隘……他否定了整个人类,包括他自己。因而,“重整乾坤”的意义变成了对整个人性的改造,“复仇”的对象不仅仅是一个克劳狄斯,而是所有人性的恶。而消除人性的恶,意味着否定人的现实存在,同样意味着人生的虚无。这样,一己之私仇变得无足轻重。所以,“哈姆莱特的犹豫不只是找不到复仇方式时产生的矛盾的心理,而且是他感悟到人的渺小、人的不完美、人生虚无时那迷惘与忧虑心态的外现,同时也是欧洲文艺复兴晚期信仰失落时人们进退两难的矛盾心理的象征性表述。”(郑克鲁主编《外国文学史》)4、心理失衡说柯勒律治认为哈姆莱特在巨大的精神压力面前,心理失去平衡,病态地陷入“冥想”,而影响了行动:“哈姆莱特是勇敢的,也是不怕死的;但是,他由于敏感而犹豫不定,由于思索而拖延,精力全花费在做决定上,反而失却了行动的力量。”别林斯基也认为:“哈姆莱特表现了精神的软弱,……
它是分裂,是从幼稚的、不自觉的精神和谐与自我享乐走向不和谐与自我斗争去的过渡,而不和谐与斗争又是走向雄伟的、自觉的精神和谐与自我享乐的过渡的必要条件。”5、“俄狄浦斯情结”说弗洛伊德的弟子琼斯(ErnestJones)认为,哈姆莱特潜意识中存在着“杀父娶母”的原始欲望。由于哈姆雷特不能对自己说出遭禁的冲动,所以陷入迟疑不决中。(《哈姆莱特和俄狄浦斯》,1949,修订本)6、思想与行动脱节说湖南师范大学赵炎秋教授认为:哈姆莱特既不缺乏思想,又不缺乏行动,他的失误在于不能很好地将二者结合起来。而哈姆莱特思想与行动的脱节,是由他所处的严酷的客观环境造成的。(《哈姆莱特悲剧成因再探》,人大复印,《外国文学研究》1998.8)7、人格分裂说浙江大学博士后徐群晖从当代心理学角度切入,认为根植于哈姆莱特深层心理的顺从型、进攻型和超然型三种防卫机制的冲突,导致其人格分裂、混乱,分散了注意力,使主体“丧失了行动的能力”,从而陷入“延宕”状态。(《破译哈姆莱特疯癫之谜》,人大复印,《外国文学研究》2004.3)8、“约拿情结”说《旧约·约拿书》:耶和华命约拿去尼尼微城传达使命,令其悔过自新。约拿逃往他施,后来畏惧耶和华的威力去尼尼微传达了使命:“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尼尼微人敬畏神悔过自新,耶和华便赦免他们,没有降罪。约拿抱怨耶和华。耶和华说:“……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据此总结出“约拿情结”(Jonahcomplex),其要义是:“惧怕自身的伟大之处”,“回避自己的命运”,“躲开自己最好的天赋”。(《人性能达到的境界》)德国心理学家弗罗姆认为,约拿之所以逃避使命,是因为“他害怕尼尼微的居民会改悔、上帝从而饶恕他们。他是一个怀有强烈秩序和法律感的人,但缺乏爱心。”约拿的抱怨说明“他希望行使‘正义',而不是仁慈。”(《寻找自我》)
瑞士心理学家容格的“原型”理论认为,原始图象或记忆(“原型”),往往通过心理遗传机制,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代代相传,从而在每个现代人身上又以“个体无意识”(“情结”)的形式再现。哈姆莱特面临复仇伟大使命时的逃避、延宕,体现了“回避自己的命运”,“惧怕自身的伟大之处”的倾向;对母亲和奥菲莉亚的谴责,体现了“缺乏爱心”的特点。这是典型的“约拿情结”。“约拿情结”说认为哈姆莱特的脆弱、延宕,不是他个人独有的现象,而是人类普遍弱点在生命个体上的示现,哈姆莱特的悲剧在于: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他没有成功地以个人意志克服人性的弱点。22222哈姆莱特是莎士比亚笔下的著名悲剧人物。在这戏剧中,哈姆莱特是整个剧情的中心人物。莎士比亚通过贯穿全剧的一系列复仇行动刻画了他了形象,揭示了他复杂的内心世界,和以他为代表的但是新生人文主义的局限性。 哈姆莱特的性格是复杂的,莎士比亚通过了头绪繁多但皆与复仇主线交织的剧情展示了他独特的个性。我们可以看到,哈姆莱特的身份是一位尊贵的丹麦王子,从小养尊处优,是封建统治集团中的人物,王国未来的君王。离开宫廷以后,他在德国的威登堡大学上学。在中世纪,大学是当时人文主义中心,哈姆莱特在这里接受了新思想、新文化的熏陶。他成了一个彻底的人文主义者。他天真、单纯,对人类、对世界报有美好的希望。在他的心中,现实中的一切都如同理想那样的美好:世界是一个美好的天地;人类是了不起的杰作。父亲是一个理想的君主;父母恩爱相处;女友给予他的是坚贞、纯洁的爱情;朋友无处不在。这些,让他有新的看法,他希望以真诚相待的平等关系来代替尊卑贵贱、等级森严的封建关系。他本人还多才多艺,光明磊落,可以说他近乎完美。 但是在剧中第一次出现的时候,他不再是一个乐观的青年。一系列的意外变故后,特别是父亲亡魂的倾诉后。他的精神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父亲的死亡,母亲的改嫁,叔父的篡位,这一些反常的乱伦的事情的,几乎完全打破了他的幻想。现实世界残忍的丑恶显现出了它的原形。他心中的至高无上的光明世界,顿时变成了一个恶行败德的荒漠。理想和现实的强烈对比,让哈姆莱特变得忧郁起来。怀疑最终成了无情的现实,背后可能潜藏了更大的丑恶,哈姆莱特人文主义的信念也发生了动摇。他甚至对母亲的发出了失望情绪的感叹。他又逐渐看清了在新的国王的统治下,丹麦的宫廷荒淫无度,阴谋成风。未来的岳父作为国家大臣,从不考虑国家大事,拿手好戏就是玩弄见不得人的勾当取悦新王,为此不惜出卖自己的女儿。老同学为了求得主子的恩宠,背信弃义、出卖朋友,甘当密探,甚至凶手。一切的一切,让他陷入了精神危机,他的发疯固然是为了窥测敌人而假装的,但也是他的精神危机的自然表现。 面对社会的罪恶,哈姆莱特敢于正视现实,深入思考,竭力认识世界,寻找出路,哈姆莱特的眼光锐利,对事物的认识非常深刻,判断力也很准确。他还通过对丹麦的认识得出了对世界的认识,由此及彼、有表及里的对显示的反常现象和恶人当道的情况进行了概括,深富哲理性。他开始了新的哲学探讨,包括对人的价值、生存与毁灭,生命的意义、实现理想的道路……他具有一个思想家的特色。
但是,哈姆莱特善于思考的特征也暴露了他优柔寡断、生性软弱、过于谨慎而不善于行动的另一特点,他看到了一个伟大的目标,却时时感到无力承担,不知如何行动。这直接决定了他的命运肯定是悲观的。在接受父亲亡魂的托付时,他的决心很大,立即想到了初步的行动是装疯。但是,在两个月后,他还在装疯,并没有完成任务,甚至在他叔父克劳狄斯的面目完全暴露后,哈姆莱特还放弃了复仇的最佳机会。哈姆莱特的精力过多的花费在决定上,反而失去了行动的力量。结果,在哈姆莱特错杀波洛涅斯后,克劳狄斯杀机毕露,哈姆莱特从主动转到了被动。不过,由于克劳狄斯不肯亲自动手,想借英王之刀杀人。引出了哈姆莱特将计就计,粉碎敌人阴谋的情节。这又充分体现了哈姆莱特的机智和勇敢。在经历了所有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哈姆莱特的内心已然渐渐成熟,内心的平静已重新恢复,他沉着应战,显出了一个成熟思想家的特点。哈姆莱特热情而深沉的性格定位也丰富圆满了。 最终,哈姆莱特还是在克劳狄斯的阴谋中与克劳狄斯同归于尽,并没有完成目标,现实在临死的他的眼里还是“冷酷的人间”,他人文主义的理想随之终结。 哈姆莱特的悲剧深刻说明了他作为人文主义者的思想局限性,在那样的时代中,反动势力过于强大,美和丑是颠倒的,人文主义的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先进人物的斗争必然遭到厄运,他的悲剧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他所追求的个性解放、个性自由太过于沉重。那么,精神的强力打压和个人的不公平待遇肯定是难以忍受的。理想不能实现的痛心造成了他精神痛苦的无比复杂。另外,哈姆莱特的局限性更突出地体现在他脱离群众,只想孤军奋战的依靠个人力量来改造社会,他自始至终只想到了“我”,虽然他具有无比的智慧和理性,但独自负担重任是不切合实际的,脱离他人、甚至可以说脱离群众面对强大的恶势力,没有不失败的。哈姆莱特还是一个明显的宿命论者,直到斗争的最后阶段,他还相信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决定人的生死胜负,他被旧的思想给束缚了,这样的重担使他在斗争中贻误战机,消极被动。 综上,哈姆莱特是莎士比亚想说明的过渡时期的人物典型,他只能提出现实世界是不合理的,但他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出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哈姆莱特的人物构筑在于他能勇敢地揭露世界上存在的种种丑恶,而不在于他如何去消灭这些罪恶。他所代表的新生力量,还处在幼稚的阶段。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改革显示,消灭罪恶。哈姆莱特的结局反映了封建势力下新生力量的斗争,和他们的悲剧命运。他的精神面貌没有被拔高,胜利也没有被虚构。 哈姆莱特是一个理想人物式的悲剧英雄,这是我最后的总结。222222哈姆莱特是莎士比亚典型塑造的最高成就,是天才的艺术家深刻而周到的手笔所雕塑的一个真正的人。历来的评论家及研究者传统地认为哈姆莱特在复仇的过程中其思想和行动是矛盾、软弱、延宕、忧郁的;而本文把哈姆莱特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具体的情节环境中,通过深沉精辟、充满哲理的内心独白及他始终挣扎着、抗拒着、苦苦执著于肩负的责任积极的行动过程,证明他是全剧中最积极和主动的行动者。哈姆莱特具有崇高的理想和雄伟大志,一直在挑着理性的灯笼寻找着大写的人,他身上时时闪现着决心和智慧的炽热的光彩,不仅仅专注于个人复仇而且深深思考到各种带根本性的社会道德、行为意志、生存死亡等重大问题,具有扭转乾坤的大志。3333331)哈姆雷特是古代丹麦的一个王子,他是一个人文主义形象,这和他在“威登堡大学”里所受的教育有着很大的关系。 2)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形象。一方面他接受了人文主义的影响,心中充满了美好的理想,希望生活中的一切如理想一样完美。而现实生活的一系列意外打破了他的理想。他像一个思想家那样地思考许多哲学问题,却找不到答案。于是他要为父报仇,可是他内心又是矛盾,因为他想的不光只是为父报仇,而是扭转整个乾坤。在这样艰巨的任务面前,他想要行动也行动不起来。 3)性格过于内向、审慎及单枪匹马的处境,使他感到犹豫,造成他行动上的延宕。因此最后只能是与敌人同归于尽。 4)他的悲剧既有罪恶势力过于强大的客观原因,也有其内存性格弱点的主观原因。所以,哈姆莱特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是人文主义者的悲剧4444444哈姆雷特是具有新型世界观的文武全才,是朵举世瞩目的娇花,如果登上王位,自然是开明君主的典范。在他身上,寄托着国家与民族复兴的希望,体现出资产阶级对统一国家的理想。哈姆雷特性格特征。
⑴忧郁A.忧郁之源----理想破灭一系列伤天害理的事变突然发生,打破了他关于人生、世界、爱情、友谊、前途等一系列人文主义的幻想。人类,并不美好,下贱的克牢狄斯一旦爬上王位,很多人对他阿谀逢迎,"如今诚实的人,一万个人中也没有一个!"为了篡权,弟弟居然暗杀自己的哥哥----"人,不过是泥土捏成的生命!"人间,是长满恶毒莠草的荒原。世界,就是一座大监狱,而丹麦,又是其中最坏的一间。爱情,也不坚贞,父王死去不到两个月,母亲的孝鞋还没有穿旧,居然匆匆地改嫁奸王,钻进乱伦的衾被,就是畜牲也会比这悲哀得长久些吧?友谊,也不可靠,一个个好友,为了一己的私利,甘做奸王的暗探来窥视行踪;就连信誓旦旦的情人,也不自觉成为篡权者的工具。纵目四望,奸王邪恶、群臣昏聩、朝廷腐败、上层堕落,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理想破灭,使他承受不了这超负荷的压力,陷入于精神危机,产生了忧郁。B.忧郁之深深刻洞察力----他以哲学家的深刻洞察力,解剖现实,深揭被掩盖着的社会罪恶,使其忧郁积重难返。继续探索----他在精神危机里继续进行精神探索,又发现更新,更严重的社会罪恶,这些新的罪恶又带来他忧郁的进一步升级,达到常人达不到的深度与广度。C.忧郁之久忧郁----贯穿剧目的始终。从他穿着丧服登场,到古堡待父,到破相装疯,到戏中作戏,到后宫劝母,到海上窥奸,到墓场葬礼,到宫庭比武,一直到他最后毁灭,忧郁一直没有离开过他。因而,没有忧郁,也就没有哈姆雷特。⑵犹豫A.犹豫原因敌强我弱----他知已知彼,正确的估计了敌我力量的对比过于悬殊。整个时代已经颠倒混乱,而拯救者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倒霉的我!"寄全部希望于自己,这样,以一人之力对抗整个社会,他深知这场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和危险性,导致他行动的犹豫。任务艰巨----既要为父报仇,又要扭转乾坤,一身二任。这种独扭乾坤的重任与势孤力单的矛盾,只能产生"难扭乾坤"的哀叹:一个任务尚且力不从心,何况两个?这就带来他行动的双重犹豫。B.犹豫表现拙于行动----他是哲学家而不是实干家,他敏于思索而拙于行动,他在没有切实可行、十拿九稳的办法之前,只会冥思苦想,他从思考到行动需要一个比常人更为复杂的过程。不知如何行动----他决心行动而又不知如何行动,他很不容易等到一个杀掉奸王的机会,克牢狄斯在祈祷,只需抽刀一击,就能为父报仇,然而,灵魂进入天堂还是滚入地狱的无用考虑又使他错过了这千载难逢的机会。C.犹豫结果等待时机,而时机不来,一旦到来,又坐失良机;幻想行动,却一拖再拖,空有报国之心,而无匡之策,只落得个苦闷彷徨,忧郁犹豫。结果,行动的犹豫,导致了他的毁灭。4.哈姆雷特形象的意义:哈姆雷特的毁灭,向我们揭示了人文主义的时代悲剧。客观上,阶级力量对比的悬殊,敌强我弱;主观上,自身具有不可克服的忧郁、犹豫等弱点。因而他的毁灭,不只是个人的原因,而是那个时代人文主义者不可超越的历史局限性所导致的。主要人物:克劳狄斯、奥菲利娅4、反映的16世纪末英国现实:动荡不安、危机四伏的国家;恶人当道、阴谋成风的朝庭;奸诈残暴、荒淫奢侈的统治者。――英国现实中存在的美好理想与丑恶现实之间的矛盾,号召人们为重整乾坤而斗争。5、哈姆雷特形象分析:人文主义者。复杂的性格。有崇高的理想,和人类与世界新颖的看法。目光敏锐,思考深刻,又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但过于内向,过于审慎,;加上势单力薄的处境,造成行动上的延宕。有行动的决心,而且不断督促自己,但最后只能与敌人同归于尽。6、悲剧原因:哈姆雷特自身的心理弱点,也有罪恶势力过于强大的客观原因,是时代的悲剧,也是人文主义者的悲剧。
7、形象塑造手法:首先,塑造一个性格复杂的,发展变化的形象。其次,在发展中,内外双重矛盾过程中展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演变过程,用独白和旁白表现人物的思想矛盾,表现思考、认识与自责、怀疑。8、克劳狄斯形象:封建主和暴君的残忍,阴谋家的野心和阴险,集封建统治者和资产阶级阴谋家于一身,代表文艺复兴新旧交替时期的所有罪恶。9、哈姆雷特延宕的原因:首先,认为应该有正当的名分,必须让克的罪行得到证实并当众暴露;其次,自己的行动能否起到惩罚罪恶,重整乾坤的目的。哈姆雷特形象分析:人文主义者的特点,性格发展的阶段性,延宕问题,精神分析学解释的再思考。《哈姆雷特》的艺术特点:情节的生动丰富,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广阔的社会背景,多种艺术成分的融合。莎士比亚说,"一千个观众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哈姆莱特》是英国巨匠莎士比亚创作的四大悲剧之一,其中所塑造的哈姆莱特王子的形象深刻到位,被称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典型。此剧以哈姆莱特王子的复仇为线索,具体描述了自父亲死后,他为澄清父亲死亡的真相及夺回王权尊严的种种搏斗。他历经种种磨难,但无一不昭示着过人的智慧和机敏。一般认为,《哈姆莱特》的中心冲突是以哈姆莱特为代表的善与以克劳狄斯为代表的恶的冲突。如果说,哈姆莱特是整场社会悲剧的经历者,那么,他的叔父克劳狄斯无疑便是整场悲剧的缔造者。 雨果在《莎士比亚论》中指出:“莎士比亚倾其力于对偶之中……莎士比亚的对称,是一种普通的对称;无时不有,无处不有;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对照”无疑,在《哈姆莱特》中,克劳狄斯和哈姆莱特的形象是最为突出的人物对比。克劳狄斯是封建反动势力的代表,这位阻碍哈姆莱特实行种种报复,并将人文主义一并扼杀的王叔一直是以阴险、毒辣、狡诈、伪善的形象出现在各种评论中。克劳狄斯口蜜腹剑,人面兽心,是全剧最大的一个作假者。他制造了老哈姆莱特被蛇螫死的假象,就此来掩盖他杀兄娶嫂的罪恶事实。这一事件成为后来所有作假活动的缘起,也成为哈姆莱特复仇的根本动因与直接目标。克劳狄斯瞒天过海、阳奉阴违、对于知晓事实真相的哈姆莱特采取假保护、真放逐,将各种卑鄙的手段用尽。但是,莎翁在他在罪恶的人性中恰当的加入了各种复杂的性格因子,让我们看到的克劳狄斯绝非苍白单一的。在人物数次激烈的心理交锋和内心独白中,我们依然能够体会到克劳狄斯作为一个强大的反面人物的丰富性和他性格中巨大的容纳力。他求生意识之强烈,笼络人心之高明、对外战略上审时度势,对内治理时井井有条,在成王之路上更是机关算尽步步为营,他极端的个人自私主义却与当时人文主义所宣扬的精神在一定层面上有扭曲的契合度,而他疯狂的冒险主义也是一种值得多方定位的性格特征。 歌德曾说“莎士比亚是用生动的语言文字来感动人的”,在塑造这样一个形象的时候,莎士比亚也擅于运用各种不同场合的矛盾,通过人物的对话和心理独白,以及合乎身份的指示动作来加重人物性格的分量。克劳狄斯作为一个君王,他在杀害自己的兄长之后顺理成章地成功继任丹麦的新国王,他使用的手段极其卑劣无耻,是违背了伦理道德、理智情感的下策。但通观全文,不难发现,他是一个在卑劣人品中充满着理性、机智、修养和内才的国王,这是他能够胜任的充分条件。在所有大臣心中,克劳狄斯有着蜜一般的语言和春风一样低的姿态,他的关心和替人着想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成为虚伪,但是至少对于前朝的功臣他有着平等的尊重,这也是在丹麦历经一个巨大的宫廷变故大臣却依然衷心的神奇力量。克劳狄斯一出场,便友好地致谢于各位大臣:“这一次婚姻事先征求各位的意见,多承你们诚意的赞助,这是我必须向大家致谢的。”而对雷欧提斯更是关怀备至:“丹麦国王乐意为你父亲效劳,正像双手乐于为嘴服役一样。你要什么,雷欧提斯?”数句话,对于一个下级来说,已经是受宠若惊了,也为之后国王劝说他和哈姆莱特比剑埋下了伏笔。而对帮他调查事情的官员伏提曼德和考尼律斯,他更是亲自接尘:“你们远道跋涉,不辱使命,很是劳苦了,先去休息休息,今天晚上我们还要在一起欢宴。欢迎你们回来。”
种种的言语描写都流露莎翁所赋予他表面极高的修养和慈悲情怀,而作者更是用这种外在的美感让他的大臣们对于他没有戒心;在对于国家突发事件的处理中,第二场克罗狄斯对于挪威的福丁布拉斯在国内征募壮丁讨伐丹麦开始了同样卑劣,但却有条不紊的处理,他从侧面包抄,派遣使臣告诉挪威国王此事,让国王自己予以定夺。他对于雷欧提斯的引诱,对奥菲莉娅的劝慰,暗度陈仓的暗杀等等,他多样而善变、狡诈而温和的形象性格,在“窃位国王”这样一个定位中体现得很完整。 作为哈姆莱特的叔父,他是全剧的一个平衡点,既要将哈姆莱特斩草除根,还要隐瞒自己的罪行,更要让所有舆论有利于自己。他是一个极端的利己主义者,更是一个擅于周旋谋事大局的人。在他周密精致的布局中,哈姆莱特是孤立的、弱小的,而更是由于父亲的死和母亲再嫁,不但让哈姆莱特的身心归属感信任感慢慢减少,更让他开始摒弃任何人对他的好,当真相一步一步浮出水面之时,也让他离众人越行越远。在剧中,克罗狄斯对哈姆莱特的态度是一直变化发展的,在他认为哈姆莱特不知真相之前,他对于哈姆莱特依然是以说服为主,并不希望将他除掉,他歌颂哈姆莱特的天性的纯笃过人,告诉他:“固执不变的哀伤,是一种逆天驳理的愚行,不是堂堂男子所应有的举动:它表现出一个不肯安于天命的意志,一个经不起艰难痛苦的心,一个缺少忍耐的头脑和一个简单愚昧的理性。”不但这样,他还做了各种努力,包括向波洛涅斯询问,及时了解哈姆莱特的心理变化,或是派遣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探求秘密:“你们不能用迂回婉转的方法,探出他为什么这样神魂颠倒,让紊乱而危险的疯狂困扰他安静的生活吗?”而当哈姆莱特用伶人表演将克罗狄斯的秘密昭告天下的时候,无疑,他就成了国王不得不除掉的对象。而国王一来假放逐真杀害、二来煽风点火,再者让雷欧提斯同哈姆莱特比剑、赐饮毒酒,剑上涂剧毒等隐晦的手段,终于借他人之手将哈姆莱特置于死。可是,王子仇恨的火焰依然烧到了国王的头上,最后的巅峰时刻,哈姆莱特用毒剑刺杀了他,也完成了整个王族的悲剧。 如果说莎士比亚在人的塑造上趋于复杂和立体,那么就不得不看到克洛狄斯作为人的深层内涵。人性的一分为二赋予了克洛狄斯在人文主义大环境下的种种矛盾之处,他崇尚非善,至少是对于依然发生的事件而言。因为有了杀兄的前提,他无法真心实意地劝慰哈姆莱特,所有好心的说服都带着伪善和悖论、正如披着羊皮的狼一样让人不寒而栗。而对于有同样际遇的雷欧提斯,他的劝慰却能陈述出自己真实的观点:“一切事情都不能永远保持良好,因为过度的善良反会摧毁它的本身。”;由于自私,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理性主义者,他要的就是“我的王冠、我的野心和我的王后”让人不由得折服于他立竿见影的成功,他说:“我们人类没有了理性,不过是画上的图形,无知的禽兽。”而在他眼中,各种形式的爱都是必须用节制和理智的,他对雷欧提斯说:“爱像一盏油灯,灯芯烧枯之后,他的火焰也会由于微暗而至于消灭。”他感受与思想对于语言的重要性,认为没有思想的语言永远不会上天界,而他不够彻底的性格中夹杂的偶尔流露的良知又几乎和他阴险狠毒的形象抵触,他并非不会为自己做的事忏悔,在听到波洛涅斯说:“人们往往用至诚的外表和虔敬的行动,掩饰一颗魔鬼般的内心。”克罗狄斯的心中大声慨叹:“难堪的重负!”而在之后他不只一次的发现自己的过错:“我的灵魂上负着一个元始以来最初的诅咒……救救我,天使们!试一试吧:屈下来,顽强的膝盖,钢丝一样的心弦,变得像钢丝一样柔嫩吧!但愿一切转祸为福!”可以说,从杀了自己的王兄开始,他就已经后悔,他一触即发的忏悔之词甚至不利于形象的权衡,但是我们可以看出,莎士比亚竭力将一个理智的、果断的、奸诈的罪犯书写得更为人性和真实,书写得更有存在性和现实意义。在《哈姆莱特》中,老哈姆莱特单方面地咒骂和贬低克劳狄斯,
让所有人都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克劳狄斯篡位夺权上,似乎是一个让有德之人代替无德之人的不可挽回的悲剧。这是时代的特定性和作品的实际功用所决定的,但从大局上讲,能够给予角色一个客观的评价对于文学史甚至是作者所意涵在作品深处的时代意义都是极为重要的,重新解构作品能够带来澄明而理智的思考。正如重构经典的作家厄普代克在重新感知后写下的长篇小说《葛特露和克劳狄斯》可是说是对克劳狄斯形象的重新定义,或者有不同于人文主义时期的道德偏见,但是多种角度的阐述未必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