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戏剧创作对古希腊戏剧的继承与超越

莎士比亚戏剧创作对古希腊戏剧的继承与超越一，在艺术风格上的继承从某些角度上看，莎士比亚戏剧和古希腊戏剧在艺术风格上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差异的。例如理论界比较传统的说法是古希腊戏剧的冲突模式是强调人与神的冲突，莎士比亚戏剧的冲突模式是人与人的冲突；所以古希腊的悲剧都是命运的悲剧，而莎士比亚的悲剧可以归纳为性格的悲剧。但是追根究底这一说法的根本依据很大一部分是古希腊戏剧和莎士比亚戏剧在题材来源上存在差异的关系。古希腊悲剧，除了《波斯人》等个别例外，其余的几乎全部都是取材于荷马诗系的神话和英雄武士的传说。而莎士比亚的全部戏剧创作，除了《仲夏夜之梦》、《爱的徒劳》，其他全部都取材于国内外《编年史》、传记作品、当时和过去的散文、小说、戏剧、诗歌、民间传说等。由于古希腊戏剧多取材于神话故事和英雄传说，自然其中的主人公同时包含着处于强势地位的神与略居劣势的人（通常是王公贵族和英雄们），那么表现神与人的冲突便很顺理成章了；而莎士比亚的创作尽管不是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中，却多是取材于客观的现实历史传记故事，这些故事里几乎没有什么神，那么冲突多也只能发生在人与人之间。这个貌似的不同之处——即题材来源的不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却又恰恰是一个相同之处——都不是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却都反映了当下鲜明的时代精神。这一点和古希腊戏剧及莎士比亚戏剧的创作环境不无关系。古希腊雅典建立了奴隶主民主的城邦国家，经济繁荣，军事强盛，政治生活活跃，政府积极鼓励戏剧演出，把剧场作为对市民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文化娱乐的重要场所，每年春季都要举行盛大的戏剧比赛，给剧作家评奖。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剧作家们需要大量的剧作来应付频繁演出的需要，于是不得不面向过去，从神话传说中攫取题材进行加工改造，借以解决急需。同时古希腊戏剧的名剧作家都是在盛大的戏剧比赛中脱颖而出崭露头角的，作家们以自己的作品能在具有广大群众基础的祭祀演出中获奖为一种无尚的光荣。在荣誉感的驱动下，古希腊剧作家们创作出了大量的反映时代精神的优秀剧作。这些剧作从表面上看取材于神话故事和英雄传说是神与人的冲突，是命运的悲剧，但是在主人公向命运抗争的过程中所体现的民主精神与英雄主义思想却正好回应了公元前5世纪的时代要求和奴隶主民主制的需要。例如《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虽取材于神话却曲折地反映古典时期民主派和专制派的斗争；而《俄狄浦斯王》中主人公在跟命运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坚强意志和英雄行为以及这种明知“神示”不可违而违之的精神，正是对个人自主精神的肯定，是雅典奴隶主民主派先进思想意识的反映。古希腊戏剧实际上是在瑰丽多姿的神话传说的掩映下融汇着时代精神的（政治、心理、宗教等内容）人与人之间的冲突。 莎士比亚生活和创作的时代，英国戏剧艺术在学习民间艺术和古希腊罗马戏剧的基础上，其发展达到高峰期。戏剧演出，不止在城市兴旺发达，还遍及乡村小镇；全国各种剧团也有如雨后春笋，这就形成了一种激烈的竞争态势：谁能不断更新演出剧目，提高演出质量，应和现实的要求，贴近人们的兴趣，谁就可以赢得观众。而赢得观众，就意味着剧团有了生存和发展的保障。莎士比亚是一位身兼股东、演员、导演的剧作家，是剧团不断连续演出所需剧本的主要供给者，这就势必要求身兼数职的莎士比亚以最快的速度创造出新的作品来。所以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题材来源多是现成的历史传记小说故事，然而其作品又必须确保体现着鲜明的时代精神在相当程度上反映现实生活才能吸引到观众的支持和追捧。莎士比亚戏剧的创作虽然分为三个时期，分别号以“历史剧，喜剧时期”，“悲剧时期”和“传奇剧时期”，然而其实这些时期的分化正说明了莎士比亚戏剧的创作和时代的脉搏是血肉相联，息息相通的。1早期（1590-1600）历史剧、喜剧时期这是莎士比亚思想和艺术的形成时期。当时的英国正处于伊丽莎白女王统治的鼎盛时期，王权稳固统一，经济繁荣，王室跟工商业者及新贵族的暂时联盟尚在发展，1588年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后国势大振。这使作者对生活充满乐观主义情绪，相信人文主义思想可以实现。这时期所写的历史剧和喜剧都表现出明朗、乐观的风格。历史剧如《理查三世》（1592）、《亨利四世》（1597）等，谴责封建暴君，歌颂开明君主，表现了人文主义的反封建暴政和封建割据的开明政治理想。喜剧如《仲夏夜之梦》（1596），《第十二夜》（1600）、《皆大欢喜》（16O0）等，描写温柔美丽、坚毅勇敢的妇女，冲破重重封建阻拦，终于获得爱情胜利，表现了人文主义的歌颂自由爱情和反封建禁欲束缚的社会人生主张。就连这时期写成的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1595）也同样具有不少明朗乐观的因素。虽然最后男女主人公双双殉情而死，却换来了两家宿敌的和好，象征了人文主义理想的胜利。2中期（1601-1607）悲剧时期这是莎士比亚思想与艺术成熟与深化的时期。这时英国农村的“圈地运动”正在加速进行，王权和资产阶级及新贵族的暂时联盟正在瓦解，社会矛盾深化重结，政治经济形势日益恶化，詹姆士一世继位后的挥霍无度和倒行逆施，更使人民痛苦加剧，反抗迭起。在这种情况下，莎士比亚深感人文主义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越来越加剧，创作风格也从明快乐观变为阴郁悲愤，其所写的悲剧也不是重在歌颂人文主义理想，而是重在揭露批判社会的种种罪恶和黑暗。代表作《哈姆雷特》（16O1）展现了一场进步势力与专治黑暗势力寡不敌众的惊心动魄斗争。《奥塞罗》（1604）描写了一幕冲破封建束缚又陷入资本主义利己主义阴谋的青年男女的感人爱情悲剧，通过依阿古的形象，莎士比亚对原始积累时期新兴资产阶级中的极端利己主义者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与此同时，他在奥瑟罗和苔丝狄蒙娜身上寄托了人文主义的理想。《李尔王》（1606）描写刚愎自用的封建君王在真诚和伪善的事实教育下变为一个现实而具同情心的“人”的过程，李尔王从一个刚愎，昏庸的封建君主降为一个无家可归的普通人，他开始同情“可怜的衣不蔽体的穷人”。李尔王的转变显示了人文主义原则的胜利，寄托了作者对在位君主的希望。《麦克白》（1606）则揭权势野心对人的毁灭性腐蚀毒害作用，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探索人性的善转变为恶的过程是一部个人野心膨胀而致祸国殃民的历史悲剧。这时期所写的喜剧《终成眷属》、《一报还一报》等也同样具有悲剧色彩。3后期（1608-1612）传奇剧时期这时詹姆士一世王朝更加腐败，社会矛盾更加尖锐。莎士比亚深感人文主义理想的破灭，乃退居故乡写浪漫主义传奇剧。其创作风格也随之表现为浪漫空幻。《辛白林》（1609）和《冬天的故事》（1610）写失散后的团聚或遭诬陷后的昭雪、和解。《暴风雨》（1611）写米兰公爵用魔法把谋权篡位的弟弟安东尼奥等所乘的船摄到荒岛，并宽恕了他，其弟也交还了王位。一场类似《哈姆雷特》的政治风暴，在宽恕感化中变得风平浪静。这一时期莎氏创作过程近尾声。前一期所充分展开的矛盾，在这个闭幕阶段，只是用巧遇和幻想加以解决，使收场圆满。尽管这个时期的作品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减弱了对现实社会的揭露和批判力度，然而这种转变本身就是和现实社会的时局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虽然古希腊的剧作家和莎士比亚的创作环境创作动力不尽相同，在他们作品中所体现的思想意识形态更是因为不同历史时代所面临的不同问题而截然不同，但是就作品和现实的关系而言，他们的创作都较好地做到了古为今用，旧为新用，洋溢着鲜明的时代精神，这种艺术风格却是一脉相承的。二，在艺术成就上的超越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在艺术成就上对古希腊戏剧的超越这一点其实学术界早有定论，基本上是从——1）通过广阔的社会生活背景（福斯塔夫式）提供人物性格形成发展的典型环境展现现实社会；2）情节的丰富性和生动性，从古希腊戏剧的单线式情节发展到双线多线式情节发展；3）从古希腊戏剧的类型化人物发展到完全个性化的人物形象4）语言丰富而富于形象性——这几个方面来进行论述的。尽管各个版本略有不同，但这几点大体涵盖，只不过有的分得更细一点，一点作两点说，有的分得粗糙一点，两点作一点看，但是在这些不同的概括方式中却也体现了各家不同的视角。笔者的分法基本上并没有超出上述这样一个范围，只是根据自己的思路略有侧重。首先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的艺术成就之所以能够超越古希腊戏剧，和他的文艺理论观念有直接的关系。莎士比亚认为：戏剧“仿佛要给自然照一面镜子：给德行看一看自己的面貌，给荒唐看一看自己的姿态，给时代和社会看一看自己的形象和印记”。莎士比亚的作品始终坚持从生活真实出发，深刻地反映了时代风貌和社会本质。讲到这里，可以对第一部分做相应的补充：如果说莎士比亚戏剧创作中洋溢着的鲜明的时代精神是在艺术风格上对古希腊戏剧的继承，那么莎士比亚作品中浓郁的生活气息就是在艺术风格上对古希腊戏剧的超越。回到艺术成就的问题：莎士比亚对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严格要求直接造就了他在艺术成就上对古希腊戏剧的超越。这种超越是通过其作品所展现的英国社会各阶层真实生活画卷和所塑造的若干个形象鲜明的个性化人物完成的，并且这两方面的成就是相互依托而造就的，通过人物的经历反映了一个时代，又通过整个社会背景的营造使得人物的形象性格更加鲜明。所以对于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艺术成就也可以从反映真实生活的社会背景和个性化的人物两方面去论述。对社会背景的营造要求能够反映真实生活这一点直接导致了莎士比亚戏剧创作在艺术成就上能够对古希腊戏剧超越的最为重要的一点：打破了悲剧和喜剧的界限。古希腊戏剧对悲喜剧的界定分明：悲剧是摹仿高尚的行为，悲剧是严肃崇高的，体现出一种壮美，悲剧行为必须是伟大的行为，包含着伟大的人，悲剧是高贵的题材，写大人物的不幸和痛苦；而喜剧则相反，是摹仿卑劣人的举动，喜剧行为是琐屑的，人物是卑贱的，喜剧是卑下的题材，写普通人的败坏行为和不理智的弱点。莎士比亚的悲剧大体上继承了古希腊戏剧的悲剧观念，其主人公都是帝王将相王公贵族，并且莎士比亚的所有悲剧无一不是以悲剧主人公的死亡而结束的，这更进一步发扬了古希腊戏剧“写大人物的不幸和痛苦”的悲剧观点。主人公遭难了（最极至的情况便是死亡），但悲剧主人公为之奋斗的理想却值得肯定甚至胜利了，使人感到前途光明。悲剧主人公之死给人以悲壮感，而不是单纯的悲哀，当然更不是悲观。这一点在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中和古希腊戏剧中都是相通的。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在《哈姆莱特》一剧里，主人公哈姆莱特死了，挪威王子福丁布拉斯带领大军来到，宣布丹麦恢复正常秩序；在《李尔王》里，李尔死了，忠于他的臣子奥本尼公爵、肯特伯爵和爱德伽齐心合力，重整国家；在《奥赛罗》里，过于善良、受阴谋家伊阿古欺骗和挑拨、错杀了自己妻子的奥塞罗认识了自己所犯的可怕错误后，为了惩罚自己，以剑自杀了，他的副将凯西奥马上接任处理军政事务，并逮捕了恶棍伊阿古，即将对伊处以严刑；在《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里，这一对情人相继死去，罗马三个执政者之一的凯撒大将把二人合葬一墓，使他们永不分离。总之，使人看到尽管悲剧中的主人公付出了惨重代价，牺牲了自己生命，却是前途光明，给人以安慰和鼓舞。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可能只单一地存在喜剧元素或者悲剧元素，这两者本就是彼此交织着才构成真实的生活。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本着对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严格要求，打破了悲喜剧的界限，把崇高与卑贱，恐怖与滑稽融合起来，悲剧中有喜剧因素而喜剧中也不乏悲剧气氛。并且在这个基础上，莎士比亚的喜剧更突破了古希腊戏剧的喜剧观念束缚，以爱情友谊婚姻为主题，大都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通过这些来表现人文主义者的理想。真实的社会生活是复杂的，并且同时包含着悲喜剧不同的因素，这就导致了单线式的情节发展无法满足表达的需要，也在相当程度上局限了戏剧所能展现的真实性和生活气息，于是双线多线式的情节发展就应运而生了。在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中，每个剧本往往除了一个主要情节外，另外还有一两个甚至更多的故事情节线索。仅以喜剧为例，《皆大欢喜》里面写了奥兰多与罗瑟琳、奥列佛与西莉娅这两对贵族男女青年的纯洁的爱情，也写了牧人西尔维斯与牧女菲必、小丑试金石与村姑奥德雷这两对平民男女青年的朴素的爱情，中间尽管有各种艰险曲折，最后四对恋人同时结婚，真所谓“有情人终成眷属”，皆大欢喜。《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一剧有三条平行的线索：一是破落骑士福斯塔夫的一系列冒险行为和经历；二是安·培琪姑娘的婚事，有三个男子追逐她；三是由于安·培琪的婚事引起了法国医生卡厄斯和威尔士籍牧师爱文斯二人间的争执。而《仲夏夜之梦》故事线索更多，共有四条：一是雅典公爵忒修斯与其未婚妻希波吕忒间之关系；二是拉山德与赫米娅、狄米特律斯与海丽娜四人间之爱情纠葛；三是仙王奥布朗与仙后提泰妮娅之争吵；四是以波顿为首的众工匠之间的关系。而《第十二夜》主、次情节纠结在一起竟有七条之多。在广阔、纷繁、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在生动、丰富的多线式主次情节相互推进中，复杂的矛盾冲突出现了。既有主人公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冲突，也有主人公自身性格的内在矛盾，在这样的变化发展中，莎士比亚的戏剧塑造了一系列概括性强、具有独特个性并且在矛盾中发展的典型人物形象。在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全方位、多层面地展示人物是莎士比亚戏剧的一大艺术成就。和古希腊作家笔下人物性格的单一性形成鲜明对照，莎士比亚的人物，性格丰富多彩，是多重性格的熔合体。他习惯于从个人和环境的冲突中表现性格，同时还喜欢从性格的内在冲突中展示人物，并且二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辩证关系：与环境的矛盾引发内部冲突，内部冲突的解决又是消除与客观环境矛盾的动力。而人物性格的多姿多彩就在这内外多重矛盾的纠葛中展现出来。并且随着戏剧情节的发展演进，人物的性格在与客观环境冲突的过程中不断变化，也在复杂的内在斗争中不断发展；既在变化中展现其原有性格，又在发展中生成新的性格，因而，他笔下的许多人物，前后变化巨大，有的甚至是判若两人。最典型的例子便是从原先的快乐王子到后来思想深刻周密、忧郁沉思的哈姆莱特。 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古希腊戏剧已经开始迈出艰难的第一步。可以认为那是欧洲文学艺术史上人物塑造的先期阶段。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谈及人物性格时指出“‘性格’必须合适”和“‘性格’必须相似”。这里的“合适”和“相似”的意思主要在于性格必须符合人物的男人、女人、奴隶、贵族的身份。古罗马的贺拉斯在其《诗艺》中也写道：“你必须（在创作的时候）注意不同年龄的习性，给不同的性格和年龄以恰如其分的修饰”，“所以，我们不要把青年人写成老年人的性格，也不要把儿童写成个成年人的性格，我们必须永远坚定不移地把年龄和特点恰当配合起来”。亚氏和贺氏在这里所涉及的与其说是人物个性，还不如说是在探讨不同年龄层次、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或群体）的一般的共同特点，因而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个性化，只能算是人物个性化之前的“类型化”阶段，还只是停留在静止状态中对人物既有性格横断面的展示，而无在不同情境下的纵深发展变化的过程。不过，这种“类型化”如果和千人一面、百口同声的情况相比，自然应该承认它是一个跨越式的进步。莎士比亚在继承古希腊戏剧人物塑造的基础上具有建设性和开拓性的艺术成就除了上述提及的外部因素（通过把人物置身在典型环境中的手段）还体现在具体的一些刻画人物表现人物的艺术手法上。1拓展了艺术个性描写的领域这指的是莎士比亚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用“独白”、“旁白”揭示人类的内心世界。莎氏剧作中的“独白”和“旁白”有的是用于插科打诨、逗人笑乐的，有的又是用来交代某一情节和评价某一事物的，但更多也是最重要的则是为了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揭示人物最细微、最隐秘的心理活动。开掘人类内心世界，并非始自莎士比亚，古希腊戏剧中早已有之。特别是第三大悲剧家欧里庇得斯在这方面可以说是莎士比亚的真正的先驱，但莎氏的创作则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莎氏的戏剧中用“独白”或“旁白”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的事例可以说是俯拾即是，其中如朱丽叶、鲍西娅、奥赛罗、哈姆莱特等都是世界文学史上借“独白”和“旁白”以刻画人物心理的典型事例。莎士比亚启用“独白”和“旁白”这种艺术手法的开拓性在于它在揭示人物在“做什么”和“怎么做”的同时，还进一步让读者、观众看到他们在想什么和怎么想。这就让人类的内心世这片神奇奥秘的领地以五光十色、绚丽多彩的状态呈现出来，使之成为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可感领域，不仅给世界文学增添了新的心理分析因素，同时也为后来者的意识流流派的作家们的心理分析开了先河。2语言的个性化这也是莎士比亚刻画人物个性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他突破前人关于“某一类型的人”、或某一年龄层次的人都应该说大致相同的话这一成规的具体表现。莎士比亚是位伟大的语言艺术家。他拥有的词汇量达到一万五千之多。正是由于有了这种基础，他在镂刻人物时才能够得心应手，每一思想的闪现和情感的波动都能找到最恰当的字眼予以表达，从而使每个人物的语言达到高度的个性化。莎氏笔下的人物众多，有名有姓者就有七百以上：有一个又一个为追求爱情自由而进行艰苦斗争的青年群体，也有因理想破灭而经历了精神危机的人文主义者，还有不少罪孽深重的作恶者，但人们却绝对不会把他们彼此等同起来。这是因为除了他们各有自己的行为方式之外，还和他们各自都有独特的语言风格与表达方式紧密联系起来。参考篇目 书籍资料：亚里士多德诗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贺拉斯诗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古希腊戏剧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陈健华主编外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