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现代戏剧的_莎士比亚化_

论中国现代戏剧的“莎士比亚化”徐群晖内容提要：长期以来，很多学者认为莎士比亚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影响不大。而本文研究表明，莎士比亚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莎士比亚化”实现的。另一方面，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普遍存在着将直接表达思想倾向性的“席勒化”作为进步文艺思想的倾向，事实上，“莎士比亚化”才是中国现代戏剧反映社会现实、历史趋势以及表达审美现代性的审美原则。关键词：中国现代戏剧莎士比亚化席勒化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莎士比亚对于中国现代戏剧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曹禺、田汉、郭沫若等戏剧大师的显性影响或隐性影响实现的。因此，莎士比1亚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形象更多的是“一个戏剧家”，因而“莎士比亚在中2国戏剧界的影响远不如易卜生、A.H.奥斯特洛夫斯基、萧伯纳、高尔基等”。然而，本文研究表明，莎士比亚在中国现代戏剧史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莎士比亚化”这一审美原则发生作用的。1934年，茅盾以“味名”为笔名发表了《莎士比亚与现实主义》一文，指出“莎士比亚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者，并第一次介绍了‘莎士比亚化’的问题”。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般将“三十年代中期曹禺的出现，他的《雷雨》、《日出》发表”，作为“实现中国现代话剧‘莎士比亚化’的转折与开端”。然而，本文研究表明，中国现代戏剧从萌芽期开始，“莎士比亚化”就作为莎士比亚在中国的传播方式，对中国现代戏剧的艺术审美形态的发展和成熟，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普遍存在着将直接表达思想倾向性的“席勒化”作为进步文艺思想的倾向，而“莎士比亚化”对于中国现代戏剧正确反映社会现实和历史趋势，表达审美现代性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所谓“莎士比亚化”，是马克思在批判将悲剧中的人物当作“普遍精神……·115·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8期3的代表和化身”这一错误戏剧观念时提出的命题。马克思指出：“我们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根据我对戏剧的这种看法，介绍那时的五光十色的平民社会，会提供完全不同的材料使剧4本生动起来……才会使这个运动本身显出本来的面目。”马克思将“莎士比亚化”与“席勒化”进行对立是为了批评将戏剧单纯地作为时代精神的传声筒，主要包括以下内涵：一是通过“福斯塔夫式”的社会背景与“五光十色的平民社会”，展示社会生活主题的深广性；二是真实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三是通过生动丰富的情节和场面的生动性，表达作者的思想倾向性。而在中国现代戏剧的发展过程中，“莎士比亚化”则集中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主题和舞台形式方面的“莎士比亚化”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广性，是莎士比亚戏剧的艺术魅力的重要源泉。莎士比亚戏剧深刻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社会的历史生活，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非常宽广深刻。虽然，莎士比亚的绝大部分戏剧作品取材于旧剧本、历史故事，但是他凭着无与伦比的艺术天赋和造诣，将这些旧剧本和历史故事改造成时代的镜子。“在这个封建关系解体的时期，我们从那些流浪的叫化子般的国王、无衣无食的雇佣兵和形形色色的冒险家身上，什么惊人的独特的形象不能发现呢！这幅福斯泰夫式的背景在这种类型的历史剧中必然会比在莎士比亚那里有更大的效5果。”因此，“不管他剧本中的情节发生在什么地方……总之，你会看到这些6情节只有在英国的天空下才能发生”。而中国的现代戏剧是在五四新文学运动倡导下，通过吸纳西方文学艺术的精华拉开了“莎士比亚化”的序幕。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外国文艺思潮涌入中国，然而，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背景，却使中国优先选择并接纳了现实主义文艺思潮，并引发了声势浩大的“易卜生热”。在译介以莎士比亚、易卜生等外国戏剧家的作品过程中，使中国现代戏剧的“莎士比亚化”提上日程。而20世纪中国社会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决定了中国现代戏剧的社会实践性特征。无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明新戏、社会写实剧，还是创造社、南国社的浪漫主义戏剧，或者抗战时期的无产阶级戏剧，都非常强调戏剧的时代性和斗争性。因此，中国戏剧的“莎士比亚化”进程，与当时中国社会对以现实主义思潮为主体的外来戏剧的优先接纳有关。当人道主义、民主主义、爱国主义日益成为中国当时社会的启蒙主题时，以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傅斯年、钱玄同、刘半农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主张将戏剧改造成反帝反封建的重要思想武器。·116· 论中国现代戏剧的“莎士比亚化”陈独秀指出：“戏园者，实普天下人之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人之大教师7也。”著名戏剧家汪笑侬主张从思想入手改革中国戏剧。他编剧和导演的《党人碑》、《哭祖庙》、《波兰亡国惨》等，借史喻今，批判现实的民主主义意识鲜明。在学生演剧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南开新剧，对当时中国现代戏剧艺术形态的确立做出了重要贡献。南开新剧社在创作和编排新剧的过程中，非常注重将国外戏剧的写实主义元素引入中国戏剧。该团的创始人张伯苓、张彭春等人都酷爱易卜生、莱因哈特的戏剧风格，多次赴欧美考察西方现代戏剧，并成为精通西方现8代主义戏剧的导演，“于潮流中已占有写实剧中的写实主义”。这种写实主义与“莎士比亚化”对社会生活的关注是一致的。而南开新剧的代表作《新剧正》对社会生活的艺术表现方式，实际上就是中国现代戏剧通过写实主义和启蒙主题确立“莎士比亚化”进程的重要标志。即“把社会上的一切罪恶，一切痛苦，都完完全全的表现出来，绝没有一点修饰，这就是重实际。编剧的人，用冷静的头脑，精细的眼光，去观察社会，将他的事实一桩一桩的写下来，让人去细想，自己不加一点批评，这就是客观的9批评”。正如胡适与傅斯年等人认为，中国现代戏剧应该在“当今社会里取10出”，不能使剧中人物“好便好得出奇，坏便坏得出奇。”1907年初，上海环球中国学生会在编演大会宣布，他们“欲以欧西文化顺流而东，特组织此演剧大会，登场者皆为有学问有职业之人，俾国民皆知演剧为教育界最显活之现象，且从此进而益上，并可令外人知中国并非无显格斯（莎士比亚的译音）其人也”。这是中国现代戏剧萌芽期的“莎士比亚化”宣言。而这一阶段中国现代戏剧“莎士比亚化”进程的主题，主要在于表达新时期的爱情、婚姻、伦理等方面的民主主义价值倾向。郭沫若的《三个叛逆的女性》、田汉的《获虎之夜》、欧阳予倩的《泼妇》、熊佛西的《一片爱国心》、汪仲贤的《好儿子》、胡适的《终身大事》等社会问题剧大量出现，标志着以启蒙主题为内涵的中国现代戏剧的“莎士比亚化”进程已经提上日程。中国现代戏剧初期的“莎士比亚化”进程，不仅体现在戏剧反映启蒙主题方面，也体现在革新戏剧形式、提高戏剧表现的真实性方面。以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为核心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断催生出强大的人道主义、民主主义、爱国主义等时代精神，进而呼唤戏剧舞台表演方式的真实性。当时，占据中国舞台的传统戏剧由于长期处于宫廷环境，思想日益扭曲，形式趋于僵化，难以表现处于民族矛盾和阶段矛盾尖锐对立环境中的中国社会生活。为此，钱玄同、周作人、欧阳予倩、傅斯年等作家希望中国戏剧能学习西方近代现实主义戏剧观念，“模仿人11生真动作”。采用接近生活真实的对话与动作表现社会生活，增强戏剧反映现·117·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8期实生活的深广性，从而达到戏剧新思想与新形式实现完美整合，从而凸显戏剧的写实主义美学风格。上海教会学校的学生演剧，在中国戏剧的“莎士比亚化”进程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于1899年演出了一场以《官场丑史》为名的时12装戏，即演员身着日常服饰演时事，“既无唱工，又无做工”，这对于当时的戏剧来说，是表现社会生活的真实性和生动性的一个重大突破。1907年，春柳社、春阳社演出的文明新戏主张批判古典戏剧的美学原则，主张学习西方戏剧的美学观，以强化戏剧表现社会生活的真实性，这是中国现代戏剧“莎士比亚化”的重要标志。春阳社的首次公演为了借鉴西方戏剧的写实风格，特意租用了外国人建的兰心剧场，并按西方话剧的布景、服饰、照明、分幕风格进行演出，从而有效克服了传统戏曲在反映现实生活内容上的形式局限，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话剧的诞生。而南开新剧在增强中国戏剧表现社会生活方面的探索，从根本上改变了近百年来传统戏曲脱离社会生活的倾向，为中国戏剧的“莎士比亚化”进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二、人物形象塑造上的“莎士比亚化”莎士比亚伟大的艺术成就，在于真实塑造了文艺复兴时代英国社会历史变迁过程中的典型人物。哈姆莱特、奥瑟罗、李尔王、麦克白，都以独特的性格和深厚的意蕴展示了社会历史生活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而真实细腻的心理描写是莎士比亚人物形象戏剧性的重要源泉。正如恩格斯指出：“我觉得一个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在他做什么，而且表现在他怎么做；从这方面看来，我相信，如果把各个人物用更加对立的方式彼此区别得更加鲜明些，剧本的思想内容是不会受到损害的……我认为您原可以毫无害处的稍微多注意莎士比亚在戏剧发展史上的意13义。”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激进思想带动下的中国现代戏剧，在莎士比亚化的推动下迅速完成了启蒙主题的确立和舞台艺术的革新。由于这一阶段占主导地位的是以模仿西方戏剧为主的社会问题剧。“即使是象郭沫若、洪深这样有经验14的剧作家的剧作中都带有模仿的痕迹，而另外一些作品这种模仿就更明显。”这些作品在艺术上大多比较粗糙简单，“剧作大多数都以宣泄作家的革命思想与感情为主，不注意人物性格的刻划，在‘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影响下，只写‘集体’，不写个人，以至有些剧本连人物名字都没有，一律以甲、乙、丙、丁15为代表”。因此，在中国现代戏剧发展期，“莎士比亚化”的主要艺术使命是整合中外戏剧的成功之处，塑造出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令人欣慰的是，田汉、曹禺、李健吾、老舍、夏衍等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都深受莎士比亚戏剧的影·118· 论中国现代戏剧的“莎士比亚化”响。他们笔下的人物性格塑造，都充分展示出“莎士比亚化”倾向。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传统戏剧非常擅长人物性格的描写，因此，在戏剧人物的性格塑造方面，莎士比亚化与民族戏剧美学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通之处。在中国现代戏剧诞生后的第二个十年里，广大剧作家都充分运用各自的民族文化艺术根基创作出真实生动、富有意蕴的人物形象，并通过人物心理活动的细腻描写和剖析，展示深刻的社会历史内容，从而为这一阶段中国戏剧的莎士比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曹禺的《雷雨》、《日出》、《原野》中的每个人物都是成功展示时代背景的典型形象，他们不仅代表着时代、阶级的共性特征，同时，也具有特定社会生活环境下形成的复杂丰富的个性和心理。因此，曹禺的《雷雨》和《日出》中人物典型形象的成功正是“莎士比亚化”对中国现代戏剧发展的第二个十年产生巨大推动作用的明证。因为“曹禺的杰出贡献正是在于他明确地将戏剧创作描写的焦点集中在时代性戏剧冲突与典型性格的客观刻划上，通过人物独特性格、独特命运和人物之间独特的性格冲突来表现时代性的重大主题；他遵循莎士比亚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展开‘自由而广阔的性格描写’自觉地追求莎士比亚式的性格16丰富性、全面性与性格明确性的统一”。李健吾也是一位非常注重表现真实社会环境中性格或人性的剧作家。他认为戏剧应该“建立在一个深广的人性上面，富有地方色彩，然而传达人类普遍的情17绪”。李健吾的戏剧非常注重从社会生活中取材，塑造具有真实人性心理的性格，并通过人物的性格来推进情节的变化。因此，李健吾也是中国现代戏剧“莎士比亚化”进程中的重要鼻祖之一。夏衍等人在《上海屋檐下》把剧本创作的重点放在“人物性格的刻划”、18“内心活动”的描绘上，“将当时的时代特征反映到剧中人物的身上”，从而与其他剧作家一起通过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实现中国现代戏剧在第二个十年的“莎士比亚化”进程。三、思想倾向性方面的“莎士比亚化”中国现代戏剧从诞生之日起，反帝反封建的时代历史氛围使中国现代戏剧的社会实践性和问题意识异常突出，因此，戏剧脱离社会生活，成为公式化、概念化的图解主题的传声筒现象较为普遍。因此，纠正戏剧艺术性和思想倾向性之间的不平衡，成为中国现代戏剧“莎士比亚化”的主要使命。尽管当时戏剧创作普遍存在着忽视艺术规律、以宣传取代艺术的倾向，但是以田汉、曹禺、夏衍为主的戏剧家，仍然孜孜不倦地学习着莎士比亚、易卜生等·119·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8期西方剧作家的艺术风格，在创作中坚持以戏剧艺术的美学规律来表现社会生活和特定社会环境下的人生百态和人性心理；在思想倾向性方面坚持“莎士比亚化”艺术审美原则，从而使30、40年代的中国戏剧的艺术表现形态在抗战和民主斗争中不断走向成熟。以田汉、夏衍、曹禺、陈白尘为代表的作家，在戏剧创作实践中越来越重视对社会历史生活的真实把握，对人物性格的塑造也趋于饱满丰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中国戏剧在特定历史环境下普遍存在的以主题宣传取代艺术表现、反映社会生活公式化、概念化等不良倾向。在莎士比亚化美学原则的影响下，夏衍在戏剧的艺术性和思想倾向性的融合方面开始了重要转变。他创作的《上海屋檐下》、《法西斯细菌》改变了在《赛金花》、《秋瑾传》中图式化、概念化的创作倾向，开始在现实生活中寻找题材，深刻表现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小人物的悲惨境遇。夏衍戏剧中艺术性和倾向性之间的平衡点的转变，体现着中国戏剧在艺术倾向性表达方面的“莎士比亚化”的不断深化。老舍也是一位坚持通过刻画真实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来表达思想倾向性的剧作家。他以真实生动的笔触表现城市贫民的悲惨遭遇，并通过塑造骆驼祥子这一典型人物，表达“他对生活态度的严肃，他的正义感和温暖的心，以及对于祖国的19挚爱和热望”这一思想倾向性。因此，老舍通过性格创造表达思想倾向性的创作理念，“就是对同期许多戏剧作家追求表面戏剧效果、忽视典型的塑造的弊病20的一个很好的救正”。曹禺的《雷雨》、《日出》相继发表，标志着中国戏剧艺术的成熟。曹禺的《雷雨》、《日出》等作品以卓越的现实主义手法，真实地展示了当时社会中备受摧残的悲剧人物的性格和命运，从而揭示出社会生活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在这些作品中，鲜明的思想倾向性通过真实复杂的人物性格、丰富生动的戏剧情节，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艺术性与思想倾向性的统一和融合，几乎达到中国现代戏剧的顶峰，从而克服了中国戏剧普遍面临的艺术性和倾向性不平衡的问题，标志着中国现代戏剧在思想倾向性方面的“莎士比亚化”达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综上所述，“莎士比亚化”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创作手法对中国现代戏剧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也作为一种与理性权威相对立的审美主义原则，代替其他精神或社会的原则，即将审美视为最高原则，体现了一种以感性生命的原则代替工具理性的理想追求。因此，“莎士比亚化”是中国现代戏剧现代性的重要源泉，它使中国戏剧从图解式或概论式的戏剧困境中摆脱出来，形成强大的审美张力，进而实现个体的精神与情感的自由与独立。因此，“莎士比亚化”通过为中国现代·120· 论中国现代戏剧的“莎士比亚化”戏剧提供审美原则，实现审美原则的重新建构；同时，也以戏剧为载体将社会、人生和艺术联成一体，实现中国戏剧的现代性转型。因此，中国现代戏剧在审美艺术形态上和审美现代性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都与“莎士比亚化”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同时，莎士比亚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影响，并不仅仅是通过对田汉、曹禺等戏剧大师的影响发生作用，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莎士比亚化”实现的。虽然茅盾于1934年才在中国提出“莎士比亚化”的问题，但是，“莎士比亚化”作为一种具有莎士比亚风格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早在中国现代戏剧的萌芽期就已植根于中国现代戏剧的土壤中，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形成、发展和繁荣始终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注释：1唐湜：《我国著名莎学家林同济教授逝世》，《外国戏剧》1981年第4期。2孟宪强：《中国莎学简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1页。3《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75页。45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85、585、583页。6《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4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95页。7陈独秀：《论戏曲》，《安徽俗话报》1904年第11期。8周恩来：《吾校新剧观》，《南开话剧运动史料》（1909-1922），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2页。9高秉庸：《南开的新剧》，南开《校风》1920年10月特刊。1012洪深：《现代戏剧导论》，《洪深文集》第4卷，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第3、113页。11欧阳予倩：《予之戏剧改良观》，《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4期。1415161820《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94、414、415、417、558页。17李健吾：《以身作则·后记》，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第96页。19《老舍选集·自序》，开明书店1951年版，第137页。［徐群晖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邮编310028］·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