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自然在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作用

　　论自然在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作用内容提要：莎士比亚在人与自然间建立起一种“通感”关系。早期喜剧用丰饶和具有生命力的绿色世界表达人类社会和谐的人文主义理想。这种“人化的自然”是预先设定的美好生活理想，是作为现实世界的补充而存在的。中期悲剧或将自然世界的荒原与人的道德荒原联系在一起，或用自然的狂风暴雨映衬人类社会的混乱状态。荒原世界不是人类生活企图效仿的世界，但人可以从荒原世界中观照自我。与早期喜剧中的自然不同的是，传奇剧中的自然，是“自然的人化”，渗透着人的主体性力量，而人的精神理性也因自然而得到提升。关键词：自然；莎士比亚戏剧；作用；通感莎士比亚戏剧尽管并没有聚焦自然生态环境，但却在人与自然间建立起一种“通感”关系，将自然看作社会观念的基础。但对自然的态度不同，使得自然在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作用也不一样。莎士比亚早期喜剧中的自然，其主导倾向是“人化的自然”，即莎士比亚在喜剧中将人文主义理想自然化，用自然世界的丰饶与生命力表达人类社会和谐的理想。中期悲剧中的自然，是“人化的自然”与“自然的人化” 的交织。前者表现为将自然世界的荒原与人的道德荒原联系在一起，用失去常规的自然预示人类社会秩序的混乱，或者用自然的狂风暴雨映衬人类社会的混乱状态。后者表现为在社会生产实践中的人的“异化”和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而晚期传奇剧中的自然，其主导倾向是“自然的人化”，即自然再也不只是作为背景存在的客观实在，而是经过主体加工过的自然。自然已经具有人的特征，而人的精神理性也因自然而得到提升。当然，“人化的自然”与“自然的人化”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也很难截然分开。但从对自然的态度看，“自然的人化”更多地贯注了主体性力量。一莎士比亚早期喜剧的基调是明朗乐观向上的，歌颂的是友谊与爱情的人文主义理想。而这一理想的实现，是通过对大自然绿色世界的憧憬建构的，即人类在丰饶与具有生命力的绿色森林的感召下达成和谐。在《皆大欢喜》中，莎士比亚曾通过被放逐的公爵之口，表达了对自然世界的喜爱：“这些树木不比猜嫉的朝廷更为安全吗？我们在这儿所感觉到的，只是时序的改变……我们的这种生活，虽然远离尘嚣，却可以听树木的谈话，溪中的流水便是大好的文章，一石之微，也暗寓着教训；每一件事物中间，都可以找到些益处来。我不愿意改变这种生活。” （《皆大欢喜》第二幕第一场）①生活在自然中的人们，没有了尘世的烦忧，感觉神清气爽：“绿树高张翠幕，谁来偕我偃卧，翻将欢乐心声，学唱枝头鸟鸣；……目之所接，精神契一。”（《皆大欢喜》第二幕第五场）早期喜剧发生的背景，往往是充满诗情画意、生机盎然的自然世界：幽静的森林、皎洁的月光、争艳的花朵、啼叫的禽鸟、爱的花汁，组成了人间的伊甸园。美好宜人的自然景色，与人物的美好情愫融为一体，形成了人与自然的同化。在绿色自然世界的映照与感召下，现实世界的坎坷与泥泞、荒谬与不如人意的地方，统统灰飞湮灭，留下的是一个“公义冠冕”的世界：有错误得到改正，有烦恼得以排解，有情人终成眷属，人人皆大欢喜。在前期创作的10部喜剧中，有6部直接建构了绿色森林世界。在《维洛那二绅士》中，曼多亚森林是一个与重门第的米兰公爵府形成鲜明对比的世界。那里没有虚伪，没有欺骗，有的是公义、信德、仁爱与和平。凡伦丁不无感慨地说：“在这座浓阴密布、人迹罕至的森林里，我觉得要比人烟繁杂的市镇里舒服得多。我可以在这里一人独坐，和着夜莺的悲歌调子，泄吐我的怨恨忧伤。” （《维洛那二绅士》第五幕第四场）正是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普洛丢斯忏悔了自己对友谊与爱情的背叛，凡伦丁显示出宽恕与仁慈，公爵睁开了被蒙蔽的双眼，两对有情人终成眷属。《爱的徒劳》中的绿色世界是那瓦国的花园，这是一个爱的乐园，它以磁铁般的诱惑力将那些发誓禁欲的王公与大臣吸引到这里，使他们将斋戒三年的誓言丢到九霄云外。《仲夏夜之梦》中的雅典附近的森林，是自由王国，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仙境。那里没有雅典愚蠢的婚姻法，只有来自自然的爱的“花汁”。这种“花汁”可以使一切过错在瞬间消失，使一切烦恼统统忘记，使一切有情人终成眷属。《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的温莎森林，与福斯塔夫居住的嘉德饭店迥然不同，福斯塔夫在此除旧布新，重新做人。《皆大欢喜》中的亚登森林更是精心营造一个理想王国。当十恶不赦的弗莱德里克带兵追赶侄女到亚登森林边界时，遇到了一位年长的修道士。在修道士启发下，他幡然悔悟，主动把权利交给了兄长。在那里，没有弗莱德里克王宫昏暗的暴政与奥列佛的妒忌，没有现实的喧嚣，没有宫廷的尔虞我诈，有的只是悦耳的鸟鸣，宽恕、仁爱、自由与欢乐。统治这个世界的工具是源于自然的善与爱，老公爵靠它将众多的人吸引在自己的身边，还“每天都有才智之士投奔到林中去” 。在那里不仅奥列佛被真情感化，而且恶魔弗莱德里克也真心忏悔，改过自新。《威尼斯商人》中的贝尔蒙特是绿色世界的变种，这个神奇的世界不同于金钱主宰一切的威尼斯，统治它的是爱的涌动、生命的气息与青春的欢乐。在罗兰佐的眼中，大自然是美好的，月色皎洁，微风轻拂，不发一点声响，美好的景致，上佳的怀人之境。《无事生非》中的里奥那托花园，以及希罗藏身的修道院，都是理想中的净土，在那里，可以“潜心修道，远离世人耳目，隔绝任何的诽谤损害”（《无事生非》第四幕第一场）。另外，《第十二夜》中的奥丽维娅的花园、《错误的喜剧》中的尼姑庵、《驯悍记》中的荒村酒店，都是绿色世界的变种。“人化的自然”的实质是预先设定一种更美好生活的梦想，这个梦想通过大自然的绿色森林呈现出来。由这样一个梦想支撑，人类踏上了寻梦之旅。所以，它“并不是对‘现实’的逃避，而是人类生活企图效仿的世界的真正形式”[1]，它是人类的希望，人类在与自然万物的同然生环的梦想中奔向理想的目的地。而这个梦想，其实就是人文主义理想。它建立在人性本善的基础上，建立在自然的丰饶与生命力的基础上。二如同自然界不只有温暖的阳光、柔和的月光、绿色的森林、丰饶与生命力，也有寒冷的冬天、飞沙走石、狂风暴雨、电闪雷鸣、不毛之地一样，人类社会也不只有纯真美好的爱情与友谊，同时还充满嫉妒、谋杀、奸淫、背叛等各种罪恶。 在天人对应说的支配下，在中期创作的悲剧中，莎士比亚常常用失去常规的自然预示人类社会秩序的混乱，或者用自然的狂风暴雨映衬人类社会的混乱状态。据人统计，“自然”、“自然的”、“违反自然的”等词语在《李尔王》中出现过四十多次，在《雅典的泰门》中出现过25次，在《麦克白》里出现过28次[2]。尽管莎士比亚戏剧中“自然”的内涵不只是客观外在的物质世界，而是将“人化的自然”与“自然的人化”的交织在一起，但我们还是从中看到了人与自然的“感应”关系。在早期创作的“阴暗喜剧”（实为悲剧—注）的《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中，莎士比亚就借希腊将领俄底修斯之口说：“可是众星如果出了常规，陷入了混乱的状态，那么多少的灾难、变异、叛乱、海啸、地震、风暴、惊骇、恐怖，将要震撼、摧裂、毁灭这宇宙间的和谐！……多少刺耳的噪音就会发出来；一切都会互相抵触；江河里的水会泛滥得高过堤岸，淹没整个世界……”（《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第一幕第三场）。《哈姆雷特》一开始并充满了奇异的征兆，人尽管死了但鬼魂还能与活着的人对话，风变成了“很凛冽的寒风”，“吹得人怪痛的”（《哈姆雷特》第一幕第四场），花园“长满了恶毒的莠草”。奇异征兆所预示的，是在社会生产实践中的人的“异化”和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 ，是人在欲望的驱使下犯下的谋杀、奸淫、颠倒黑白等诸多罪行，是自然变成了人的对立物。在哈姆雷特的眼中，原来负载万物的大地，这一座美好的框架，如今变成了“一个不毛的荒岬；这个覆盖众生的苍穹，这一顶壮丽的帐幕，这个金黄色的火球点缀着的庄严的屋宇，只是一大堆污浊的瘴气的集合……”（《哈姆雷特》第二幕第二场）。在《李尔王》中，因为李尔王的刚愎、自负、是非不分，以及里根、高纳里尔等人的贪婪、自私，以至于原来“浓密的森林、膏腴的平原、富庶的河流、广大的牧场”，变成了狂风呼啸、波涛泛滥、万物毁灭的荒野。与日蚀月蚀相伴随的，是各种天灾人祸：“亲爱的人互相疏远，朋友变为陌路，兄弟化成仇雠；城市里有暴动，国家发生内乱，宫廷之内潜藏着逆谋；父不父，子不子，纲常伦纪完全破灭。”（《李尔王》第一幕第二场）李尔一直将自己视为宇宙的中心，目空一切，在一个绝对理性的世界上充当赏罚分明的法官，但一个更大的宇宙——“命运”击垮了他：“天神掌握着我们的命运，正象顽童捉到飞虫一样，为了戏弄的缘故而把我们杀害”。在大自然狂风暴雨的洗礼之后，自负的李尔终于认识到“天然是胜过人工的。”（《李尔王》第四幕第六场）他终于意识到人类是渺小的，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 难道人不过是这样一个东西吗？想一想他吧。你也不向蚕身上借一根丝，也不向野兽身上借一张皮，也不向羊身上借一片毛，也不向麝猫身上借一块香料。嘿！我们这三个人都已经失掉了本来的面目，只有你才保全着天赋的原形；人类在草昧的时代，不过是像你这样的一个寒碜的赤裸的两脚动物。”（《李尔王》第三幕第四场）他终于意识到：“天然是胜过人工的。”（《李尔王》第四幕第六场）莎士比亚借葛罗斯特之口说：“一个人不过等于一条虫。”（《李尔王》第四幕第一场）莎士比亚借用蒙田的思想，对人类自负、无知、贪婪、奴役自然等行为进行抨击，并通过自然荒原景象的描绘，来强化因尘世的欲望与信仰断裂所带来的道德荒原。在《麦克白》中，自然的荒原与人的道德荒原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自然的荒凉、贫瘠、风暴与人的不育、绝嗣和欲望的暴力联系在一起。在狂风呼啸的荒原上，神秘的女巫激发出人性中的邪恶，各种自然界的反常现象也预示着纷争和混乱将降临在这不幸的时代：天空一片黑暗、猛鹰被鹧鸪啄死、烟囱被吹倒、空中有哀号声、凶鸟整整吵了一夜、大地因发热而颤抖、良种马突然野性大发等等。在《雅典的泰门》中，莎士比亚用“微暗的火”②暗示自然界中的万事万物之间本来是相互利用、相互“借光”的关系，但贪婪的人类，对万物之母只知道索取，“ 干涸了你的血液、枯焦了你的土壤；忘恩负义的人类，都是靠着你的供给，用酒肉填塞了他的良心，以致于迷失了一切理性！”（《雅典的泰门》第四幕第三场）当建立在自然基础上的社会秩序变成人性的桎梏，无法矫正充满错误、盲目和愚蠢的现实世界时，莎士比亚也对天人对应说进行了质疑。在《李尔王》中，他借爱德蒙之口提出了一种新的自然观。这个曾经对大自然顶礼膜拜的年轻人，曾经将大自然看作“我的女神，我愿意在你的法律面前俯首听命”（《李尔王》第一幕第二场）的年轻人，因为庶子的身份，受到了世俗的排挤，让世人歧视，剥夺了应享的权利，因而对父亲所珍惜的天人对应说进行了否定：“人们最爱有一种糊涂思想欺骗自己；往往当我们因为自己行为不慎而遭逢不幸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我们的灾祸归怨于日月星辰，好像我们做恶人也是命运注定，做傻瓜也是出于上天的旨意，做无赖、做盗贼、做叛徒，都是受到天体运行的影响，酗酒、造谣、奸淫，都有一颗什么星在那儿主持操纵，我们无论干什么罪恶的行为，全都是因为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冥冥之中驱策着我们。明明自己跟人家通奸，却把他的好色的天性归咎到一颗星的身上，真是绝妙的推诿！” （《李尔王》第一幕第二场）这种新的自然观，抛弃了对自然的模仿，将自我凌驾于自然之上，这是对人的肯定，对人的主体性的强调，也是早期人文主义思想中“人类中心论”的体现。早期的人文主义者推崇知识，对自然具有惊人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试图通过对自然的把握求得人的解放与自由。知识的力量的确是巨大的，自然也向人类展示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它使人从教会蒙昧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解放生产力，激发了人无限潜力。但同时，人文主义者只注重对自然世界的求知，而忽略了对人内心世界的认知，导致道德理性缺乏，信仰断裂，情欲放纵。他们在广泛汲取知识、探索自然的同时，不仅征服与奴役自然，而且凌驾于同类，而不是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正因为如此，所以莎士比亚尽管通过爱德蒙的口对天人对应说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发出质疑，但同时又意识到了爱德蒙所崇尚的新的自然观所带来的破坏性与灾难，看到这种新的自然观将自然变成了荒原，将雅典变成了“众兽群居的林薮”，所以还是极力维护天人对应说。他用天人对应说谴责高纳里尔与里根贪婪、自私的行为，借奥本尼之口说：“要是上天不立刻降下一些明显的灾祸来，惩罚这些万恶的行为，那么人类快要像深海的怪物一样自相吞食了。”（《李尔王》第四幕第一场）尽管我们可以将其视为艺术上的一种象征手法，但其实质是莎士比亚对人文主义反思的结果，是对自由意志所带来的情欲放纵、凌驾于自然的“人类中心论”的反省与批判。 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自然，与现实世界是感应关系而不是对立关系。早期喜剧中的绿色森林世界只是人类社会所希冀的美丽图景，而并不是要人类回到自然世界中去，它只是作为现实世界的补充而存在的。中期悲剧中的荒原世界不是人类生活企图效仿的世界，但人可以从荒原世界中观照自我。只有在荒原世界中，李尔王才变得真正清醒了。在暴风雨的袭击下，他的灵魂也“进行着一场比暴风雨的冲击更剧烈的斗争”（《李尔王》第三幕第二场），荒原世界成为了李尔王精神洗礼与灵魂提升的驱动力，使他弥补了人性中的缺损。相反，如果将自然世界视为与现实世界对立的存在，幻想躲进自然世界以逃避现实世界，只能以失败而告终。对人类失望的泰门，在悲愤交加之中，试图抛弃人类文明所创造的一切，仇视人类，赤身露体地冲出自己曾经奢华的王宫，走进丛林，要“与最凶恶的野兽作伴侣”，乞求天上的神明“让泰门把他的仇恨扩展到全体人类”。这种厌世者，不可能获得与自然和谐相处快乐，只会将对人类的厌恶扩展到对自然的仇恨。对泰门而言，自然不会是伊甸园，而只能是他的坟墓。通过对泰门的埋葬，莎士比亚否定了将自然作为人类避难所的幻想。三 在晚期的传奇剧中，莎士比亚再次用文学的形式为人类描绘了一幅理想的图景，这其中也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传奇剧中自然，表面上看与早期喜剧中的自然类似，其实不然。早期喜剧中的绿色森林世界只是没有经过加工的原始材料，是作为一种背景存在的客观实在，是与现实世界对比存在的欲望对象。正因为现实中缺乏这样的世界，才在其上强加一种欲望的形式，我们在其中无法看到人作为主体的力量。而传奇剧中的自然，是加工过的自然，即“自然的人化”。所谓“自然的人化”，如马克思所说，是人在生产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按照自己生存的需要改造自然并使它引起物资性的变化。它使自然打上了人的烙印，人通过努力已经使自然发生了变化。或者说，自然已经具有人的特征，而人的精神理性也因自然而得到提升。在被称为莎士比亚“诗的遗嘱”的《暴风雨》中，莎士比亚集中表现了他的“自然的人化”思想，即自然人需要人类文明的熏陶使之脱离原始与野性，而人类的精神需要在自然的启迪下升华，人类的心灵需要在与自然的交融中净化。面对小岛上田园牧歌般的美景——“如兰的香气”、“茂盛蓬勃”与“青葱的草儿”，还有丰饶的物产，老大臣贡柴罗开始构建自己的乌托邦美景：“ 在这共和国中我要实行一切与众不同的设施；我要禁止一切的贸易；没有地方官的设立；没有文学；富有、贫穷和雇佣都要废止；契约、承袭、疆界、区域、耕种、葡萄园都没有；金属、谷物、酒、油都没有用处；废除职业，所有的人都不作事；妇女也是这样，但她们是天真而纯洁；没有君主——大自然中一切的产物都须不用血汗劳力而获得；叛逆、重罪、剑、戟、刀、枪、炮以及一切武器的使用，一律杜绝；但是大自然会自己产生出一切丰饶的东西，养育我那些纯朴的人民。”（《暴风雨》第二幕第一场）。但很显然，贡柴罗看到的只是自然美好的一面，而没有看到自然狰狞恐怖的一面——神秘的暴风雨、阴沉的天气，“天空似乎要倒下发臭的沥青来,但海水腾涌到天的脸上,把火焰浇熄了。”（《暴风雨》第一幕第二场），还有“丑陋、野蛮而残忍”的凯利班。这个“魔鬼和你那万恶的老娘合生下来的”自然生灵，充满着原始的野性，不懂得抑制自我，追求绝对的自由，甘愿与魔鬼为伴，酗酒、撒谎、欺骗、冷酷残忍，不懂文雅与博爱。与对自然缺乏了解的贡柴罗不同，经历了“怒海呼号”、“狂风悲叹”、见识过“心肠恶毒” 女巫的普洛斯彼罗，并不否定人类文明所取得的成就。他清楚地知道，人优越于自然的地方在于智慧与魔法（前科学），只有靠它们，才能在与自然的较量中获得胜利。他对自然与凯利班的本性有清醒的认识。如果不按照自己生存的需要对自然进行改造，自然将变成异己的力量。在戏剧的开始，我们看到，人类在暴风雨与雷电的侵袭下，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普洛斯彼罗与米兰达刚达到小岛时，也差点葬身于大海之中。普洛斯彼罗使用魔法，将荒岛改造成为田园诗般的乐园，将爱丽儿与凯利班顺服，为人类所用。如有的学者所说：“普洛斯彼罗的胜利是莎士比亚对人类智慧与文明的肯定，对人文主义理想的肯定。”[3]爱丽儿与凯利班，其实是人被规训之前的自我，是人性中原始野性的一面。如果没有文明的教化与规训，他们只会恣情放纵。然而，这些自然的生灵，在人类文明与科学的教化之后，尽管仍然残存着残忍的本性，但却知道了争取自己的权利，反对不平等与压迫，有时还“很有礼貌，很和善”（《暴风雨》第三幕三场），懂得了欣赏美，欣赏音乐。同时，他们身上的创造力与生命力也得到充分发挥——“虽然他们不过是弱小的精灵，但我借着你们的帮助，才能遮暗了中天的太阳，唤起作乱的狂风，在青天碧海之间激起浩荡的战争……。”（《暴风雨》第五幕第一场）可以说，普洛斯彼罗的形象体现了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思想，即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应具有主体性地位。但普洛斯彼罗征服自然的思想又是莎士比亚不能赞同的，米兰达的形象可以说是对普洛斯彼罗观点一定程度的矫正，是对人文主义思想中“人类中心论” 一定程度的反思，是更深层次的人文主义。这个莎士比亚笔下光彩夺目的女主人公，是在汲取自然精气中长大的，美丽纯洁，既有“丰富的知识”，又没有受到喧嚣俗世的污染，所以有忍耐、坚毅的性格，能自我克制，天生诚挚、谦虚，心中对人世充满了最质朴纯真的爱。这个自然的女儿，充满同情之心，试图“用爱感化一切”，不赞成父亲普洛斯彼罗的暴力复仇哲学。在米兰达的感召之下，普洛斯比罗也变得宽恕与仁慈。普洛斯彼罗与米兰达，共同体现了莎士比亚“自然的人化”的观点。这样，自然由原来与人无关或恐怖的自在存在变为与人有亲近关系的自为存在。普洛斯彼罗所居住的梦幻般神奇飘渺的小岛，也变成了充满宽恕、仁慈、博爱的人间乐园。尽管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莎士比亚戏剧关注的焦点，但透过莎士比亚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描写，我们看到的是他对人文主义思想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