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边城》浅析

乡土乌托邦的陨落与重塑——浅析沈从文《边城》[摘要]沈从文的湘西系列乡土小说源于他对故乡的怀念和都市生活的压力，他提取出湘西净土去构建与现实人生遥遥相对的理想宫殿。故乡湘西收到现代文明的冲击，使他的代表作《边城》在营造美好和谐的世界，展现的人性人情之美的同时，也展现了美好世界背后的不和谐因素。[关键词]湘西故土乡土乌托邦人性美矛盾引言《边城》是沈从文最负盛名的代表作，也是其所构筑的湘西世界的核心之作。关于这部小说的创作动机，沈从文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1]一、都市与乡土的双重失意 沈从文的小说创作始于二十岁左右。在这个时期他离开家乡来到北京，作为一个“安土重迁”的民族一分子，作为一个长期在这文化氛围中所养成的热爱故土、对家乡有着母亲般依恋的人来说，远离家乡无疑是一种痛苦，而这痛苦又往往会随着时间的迁延和知识的增多日益加重，同时引起儿时的许多美好、附着层层神奇光圈的回忆。而同时都市生活环境对彼时的他也形成了一种极其深刻的心理压力。他从遥远的湘西来到北京，是为了寻找“理想”。但是，理想中的北京却对他这个“乡下人”板起了无情的面孔。大学他考不起，而无事可做的都市使他只能借住在同乡处。[2]于是，这一切使早年的沈从文更加怀念儿时的湘西，以极其清新的格调和优美的文笔，描绘了他的家乡湘西沉水流域那块偏远山乡的风土人情，提取出与都市生活风尚截然不同的道德范畴，回忆着早年家乡的生活，并且把这种记忆当作自己心目中美的典范来尽力表现，希望把家乡的美事、美景、美人及其命运，尽数展现在读者面前。一来是对城市文明的一种对抗，二来也以此安慰自己的一颗漂泊异乡的心。而1934年1月，由于母亲病重，沈从文放下只写了一章的《边城》，再一次踏上了阔别了十八年的故土，千里归乡路途的所见所闻，使沈从文倍感悲凉，心里像压了一块沉甸甸的巨石，一份浓重的乡土悲悯感浸透了全身：“一入长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的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朴素的人情美，几乎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的庸俗人生观……‘现代’两字己到了湘西，可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3]这全不是十多年来沈从文魂牵绕的湘西！回忆里的湘西故土是经过自己情感净化升华的净土，十多年来都市“文明”所造成的精神重压，使早年曾令沈从文苦痛过的故土也曾带有一丝甜蜜，沾染着一缕生机活泼的野趣，而这次返乡，一入沉水，眼前的景象立即将自己从想象中的田园乌托邦拉回到现实的家园。由此，沈从文的理想都市与乡土乌托邦接连陨落。二、重塑人性的神庙双脚触碰到这片现实中的热土，沈从文感到刻骨铭心的痛楚，同时作为一个湘西忠诚的儿子，他也感到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了这再来的春天……我明白我不应当翻阅历史”。[3] 沈从文深刻地认识到自己不应该再去津津乐道儿时的故土，应该喊出这块土地长期受压抑的痛苦，为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寻找一块新的家园，让他们在“过去”与“当前”的对照中明白自己的处境，唤起正直朴素的人性美对未来发展的适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和早年表现“地域故土”的乡土小说一样，《边城》大肆渲染了显然是以湘西为原型的边地风物和习俗。在边城世界中，山水是优美的，灵动的。那清澈见底的河流，那凭水依山的小城，那河街上的吊脚楼，那攀引缆索的渡船，那关系茶峒“风水”的白塔，那深翠逼人的竹篁中鸟雀的交递鸣叫……这些富有地方色彩的景物，都自然而又清丽，优美如画让人如入梦境，无不给人美的享受。自然风景之美是令人神往的，更让人向往的是作者在这秀美山水之境中营造的边城世界人情人性之美。1．淳朴的民风。《边城》简直就是一部证明人性皆善的佳作，人们具有诚实守信、乐善好施、热情豪爽、轻利重义的优美品格。作品中的老船夫勤劳本分，仁爱慈祥。撑船摆渡几十年，风雨无阻，而且他把这视为本分，额外之财分文不收。当有人塞钱给他作为答谢时，他会以俨然吵嘴时的认真神气予以拒绝。实在盛情难却时，就去用这些钱买些茶叶和草烟。将茶峒出产的上等草烟挂在自己的腰边，过渡的客人有谁需要这东西必慷慨奉赠。茶叶则在六月里放进大缸里去，用开水泡好，给过路人解渴。他那爽直豁达的性情，轻利重义的品德集中体现了茶峒人的美德。掌水码头的顺顺也是个大方洒脱的人，他喜欢交朋友，慷慨而又能济人之急。而他的两个儿子，天保大老和傩送二人，也都结实如老虎，却又和气亲人，不骄惰不浮华，不倚势凌人。这里的商人也不见利忘义。老船夫去买肉时，屠户不愿意收钱，实在拗他不过，称肉时总选最好的一处，且故意把分量加多。就连此地的驻兵也从不扰民。除了号兵每天上城吹号玩，使人知道这里还驻有军队以外，其余兵士皆仿佛并不存在。2．纯美的人际关系。人与人关系和谐、融洽。长辈对晚辈慈爱、不专断。天保前来提亲，爷爷是同意的，但当他得知翠翠心里所爱的是傩送时，就尊重她的意愿，甚至竭尽全力去帮助翠翠实现自己的愿望；朋友之间真诚守信，肝胆相照。杨马兵年青时追求过翠翠的母亲，没有如愿以偿，可他没有记恨“爷爷”一家，相反与爷爷经常往来，成了忘年交。爷爷去世后，杨马兵搬到了爷爷的家，主动担负起照顾翠翠的职责，与翠翠一起摆渡为生，等待傩送的归来；富人和穷人之间也能平等相处，和谐往来，如爷爷和顺顺父子的交往，傩送和长工之间的对话等。 3．纯洁的爱情。在《边城》中爱情是自然、美丽。首先，爱情不掺杂任何世俗的因素。傩送是船总之子，翠翠是撑渡船人家的孙女，两个人之间地位相差悬殊，但他们顺应生命的天性，萌生了爱情，虽然两人在一起的时间很少、很短，但他们都坚守着这份朦胧的恋情，为此，翠翠以沉默拒绝了天保的求婚，傩送抵制了中寨团总的磨坊的诱惑。其次，表达爱情的方式是自由的、美丽的。“气候既到中夏，半夜里不冷不热，穿了自家机布汗褂，到那些月光照己的高崖上去，遵照当地的习惯，很诚实与坦白的去为一个初生之犊的黄花女唱歌”这种表达爱情的方式有一种把生活艺术化的倾向。傩送用整夜的歌声表达对心上人的爱慕，让人不由想起《诗经》《乐府》里咏叹爱情的美丽诗章，这是湘西古风犹存的明证，更是这里的人把爱情视作圣洁感情的表现。总之，《边城》描写的景物、风情、人事都是自自然然的古色古香的，还保持着古时遗风，有一种古朴的真、善、美。可以说，沈从文在着力塑造一个同现实湘西既有区别又有某些联系的理想人性世界。三、重塑乡土乌托邦背后的矛盾（一）人性的不完美沈从文抽去了现实湘西中人性的堕落而保留了湘西那千古不变的地域风貌，并且把自己的理想融合到曾存在于湘西的古朴人性中去。这种艺术手法在沈从文的乡土小说创作中，是一种新的尝试。但抛开现实中湘西人们道德的沦丧不说,即使是作者所赞赏的古老的湘西民族品德，也不是尽善尽美的，既有其古朴善良的一部分，也有其麻木不仁的一部分。边城人的精神世界是醇厚善良的，但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两面性，有些细节让我们看到了人性中不太美，甚至可以说是丑的一面。翠翠在吊脚楼下听到水手说楼上的那个妇人爸爸是被人杀死的，一共杀了十七刀，何其残忍！河街上有人做着买卖人口的勾当，被视为正当。 号称豪爽豁达的船总顺顺和其子傩送，在自然灾害夺去了他们的亲人生命的时候，他们一个归罪于翠翠，“不愿意间接地把第一个儿子弄死的女孩又来作第二个儿子的媳妇”。一个怪老船夫，说“老的弯弯曲曲，不索利，大老是他弄死的”。一段美好的爱情因此而去向模糊，暴露了人性的自私、狭隘的一面。（二）现实的悲凉与无奈这种山水人情之美让人感到《边城》是一部温暖的作品，可只要稍微深入地沉思一下就不免会发现文章表层的“美”下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种现实的悲凉与无奈。1．边城人生活状态的艰难和边城人思想上的劣根性。在《边城》的细节描写中，可以体会到边城人生存状态的艰难和辛酸。这里的人生活物质上是贫穷的，翠翠所居住的黄泥小屋就是一例。在自然灾害面前又是无力抗拒的，河街上的吊脚楼在水猛的时候必有一两处为水冲走，大家皆在城楼上呆望着，受损失的也同样呆望着，对于所受的损失仿佛无话可说，与在自然安排下其他的不幸来时极其相似。有水鸭子之称的天保也是被水夺去生命的。2．“利”对边城人心的渗透与侵扰。传统的边城人们是重义轻利，老船夫的不受额外报酬，傩送弃“磨坊”而取“渡船”是明证。周围人对这件事的态度却印证了人们对“利”的重视和向往。有人对傩送说：“若是这件事派给我，我要那座磨坊，一座磨坊的出息，每天可收七升米，三斗糠。”傩送的父亲顺顺也没有也没有因洞悉儿子的心意而明确拒绝中寨人的婚事，导致了二老的出走，这其中也不能不说有实利的诱惑在里面，顺顺本人的发家史中有很重要的一页是“又讨了一个略有产业的白脸黑发小寡妇”，他当然也不会反对他儿子用这种方式增加家族的产业。还有老船夫去观摩中寨人打造的磨坊，反复摩挲，不断赞叹，表现了他因没有磨坊陪送孙女的一种自卑心理，这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金钱在边城人的心中已不再是无足轻重的了。（三）人物命运的悲剧主人公翠翠鬼使神差般地在母亲当年的心路上跋涉，但她并没有来得及品尝爱情的果实，悲剧便已降临。大老天保走“车路”不通，托人说媒娶翠翠不成，驾油船下辰州，掉到茨滩淹坏了。二老摊送既记忆着哥哥的死亡，且因夜里走“马路”得不到理会，又被家中逼着接受一座碾坊和新的婚姻，因此赌气下行，从此一去不复返。受到顺顺父子的冷淡，又为孙女的终身大事操心的祖父也在一个大雷大雨的夜晚死去了。一段情事终于在命运的作弄下,以悲哀和翠翠的哭声告终。 在《边城》中，作家沈从文一方面以记忆中的湘西社会为原型建构了他的田园乌托邦文明，但另一方面，又通过人物悲剧命运的设计，使之被击穿。这两个相反的力的图式的形成，是作家的主观意愿与现实体验这一矛盾心态的体现。在欲望化和功能化的都市文明的气势汹汹的冲击下，古朴的乡土文明正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而把自己的理想价值寄托于过往文明的沈从文，不能不产生一种往事不再和故土永失的沧桑感和漂泊感。作者对于世态的无把握感影入《边城》之中，便成了命运弄人。虽然作家试图建构一个细密纯净的理想境界，但起因于堕落现实的忧虑心境，对美好不能持久的焦虑隐存于文本之中，不能不影响他对于乡土乌托邦的刻画。同时是出于切肤之痛，沈从文对湘西社会生活中人民的悲惨命运也不能视而不见。这些无力规避的现实阴影一直追随着他，深深的渗进了他的优美清雅的文字之中。[5]结论综观《边城》，作品中的桃源在演述过最初的纯美之后，便很快在不知不觉中摄入了感伤与悲凉的色调与情怀。特别是那反反复复重演的爱情悲剧，更是在人们的心灵中形成了无法抗拒和逾越的心理定数。[参考文献][1]沈从文.沈从文文集（11）[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3:45．[2]罗关德．乡土记忆的审美视阈—20世纪文化乡土小说八家[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109.[3]沈从文．《长河·题记》，沈从文文集（7）[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3.[4]沈从文．《湘行散记》，沈从文选集（1）[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5]王丽丽．否定背后的寂寞—沈从文精神世界探析[A]．文学评论，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