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鹅扩展资料鹅文人佳话与鹅艺术家丰子恺的一生艺术家丰子恺的一生 丰子恺，现代漫画家，文学家，美术、音乐教育家。１８９８年生于浙江省石门剜（当时属崇德县，现属桐乡县）。初取单名丰润，乳名慈玉。祖上开一家小染坊店。父亲是清朝末科举人，未曾做官，在家设塾授徒。 丰子恺幼年在父亲座下读书时，就曾利用染坊店的染料为教科书上的“大舜耕田图”着色，受到父亲呵斥。以后就背着父亲着色或印描。九岁上，父亲死于肺病，全靠母亲抚育一群子女。丰子恺转入另一所私塾读书，课余据芥子园画谱印描人像。同学都争着向他要画。老师发现后，命他为学塾画一幅放大的彩色孔子像，供学生朝夕礼拜。丰子恺在大姐丰瀛的帮助下完成，从此负有小画家之名。丰子恺的家乡例行着一种“迎花灯”的盛会，大约隔十多年举行一次。丰子恺的父亲青年时代曾和他姐姐合作制成六面形针剌字画彩伞，十分精致高雅。丰子恺十二三岁时，镇上又举办“迎灯会”，他在大姐的协助下也摹仿制作彩伞，由此而产生了学习书画的动机。 １９１０年十三岁上，私塾改为溪西两等小学堂，丰子恺是第一届学生。在学时曾改名丰仁。不久，溪西两等小学堂成为崇德县立第三高等小学校。１９１４年初，丰子恺以第一名成绩毕业。秋季，报考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以第三名录取。同时报考商校（以第一名录取）和中学（以第八名录取）。最后决定进第一师范学校。 第一师范的校长是教育家经亨颐。文学家夏沔尊先后任该校舍监及国文老师。刚从日本留学归国不久的艺术家李叔同任图画音乐老师。这两位老师对于丰子恺的走上艺术家的道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尤其是李叔同，他那全面发展的文艺才能和一丝不苟的教育精神，使丰子恺真心诚意地崇拜。他疏慢了其他各科，一心向李先生学习图画音乐。 正是在李叔同的教育下，丰子恺才真正进入了绘画的大门。小学时代的丰子恺只知道印描或放大图画。进师范的第一年，也只是采用范本临摹。直到第二年在李叔同先生的教育下，图画课才走上正轨，开始采用石膏模型写生的教学法。丰子恺的写生成绩进步很快，受到李先生的赏识和劝勉，就立志把艺术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 丰子恺在校中积极参加课余组织“桐阴画会”（后改名“洋画研究会”）和金石篆刻组织“乐石社”（后改名为“寄社”）。课余还向李先生学日文，代李先生接待了来自日本的画家黑田清辉、大野隆德、河合新藏、三宅克己等，陪他们外出写生。西湖上到处留下了他的足迹。 浙江第一师范的老师堵申甫、王更三、单不厂等也都是学术界前辈。国文老师单不厂器重丰子恺的文学修养，特地为他取了一个号，叫子〔岂页〕。〔岂页〕与恺通，从此就一直用了丰子恺这个名字。 每当假期从杭州回到故乡石门镇，丰子恺总要到镇上的振华女校去担任图画音乐课的义务教育，并组织学生搞文娱活动。振华女校是丰子恺的大姐丰瀛办的，三姐丰满曾任校长。１９１９年花朝日丰子恺与崇德县徐力民结婚后，徐力民也曾在该校任教。 李叔同先生对丰子恺的影响之大，是无法估量的。他不仅在艺术上栽培了丰子恺这棵新苗，在道德品质和思想修养上也成了丰子恺的楷模。李先生治学和做人的态度都很认真严肃。他赞同唐朝裴行俭的“士先器识而后文艺”一说，主张“文艺应当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
。这些都给丰子恺以强烈的影响。１９１８年，李叔同在三十九岁上看破红尘，在杭州虎跑定慧寺出家为僧，成了弘一法师。凡事都喜欢探一究竟的丰子恺，从小对宇宙之无尽、时间之无穷就困惑莫解，对于人生的奥秘得不到答案。这时看到自己所崇敬的李先生进入佛门，不觉也对佛教产生了感情。 １９１９年５月，第一师范的画会同人在杭州举行第一次作品对外展览，请弘一法师莅临指导。这是丰子恺的作品第一次公开展出。 第一师范毕业后，丰子恺应同学吴梦非、刘质平之邀，和他们一起在上海创办了上海专科师范学校，自己任教美术。同年，与姜丹书、张拱璧、周湘、欧阳予倩、吴梦非、刘质平等人发起成立中华美育会，并出版会刊《美育》七期。丰子恺在该刊物上发表了《忠实之写生》、《艺术教育的原理》等美术教育论文。 １９２１年早春，丰子恺由当时在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任教的旧日老师夏沔尊先生介绍，去该校教图画音乐。这所傍山临湖、环境幽美的学校，成了丰子恺创作漫画和著书立说的基地。他在这里的私寓“小杨柳屋”中开始用毛笔作画，钻研文艺理论。最初产生作速写画的动机，是在春晖中学开校务会的时候。那时，丰子恺对“那垂头拱手而伏在议席上的各同事的倦怠的姿态”印象颇深，回家后即用毛笔把校务会议的印象画了出来，贴在门后独自欣赏。这幅画引起了他的兴味，此后常常把平日信口低吟的古诗词句译作小画，又把对日常生活中有感的事物一一描绘出来。每次画完后他都“得到和产母产子后所感到的同样的欢喜”。就这样，丰子恺开始勤奋地作画。他曾回忆说：“于是包皮纸、旧讲义纸、香烟麓的反面，都成了我的ｃａｎｖａｓ［画布］，有毛笔的地方，就都是我的ｓｔｕｄｉｏ［画室］了。”就这样，丰子恺绘出了许多成功的作品。当时与丰子恺共事的夏沔尊、朱自清、朱光潜等常来欣赏他的一幅幅充满诗趣和生活情味的小画，并给予热情的鼓励。尤其是夏沔尊先生对丰子恺这一艺术创造曾给予积极的支持。夏先生后来回忆道：“记得子恺的画这类画，实由于我的怂恿。” 第一个把丰子恺的画稿拿去发表的是朱自清。当时，朱自清与远在北京的俞平伯合办了一个不定期的文艺刊物，１９２４年出版了《我们的七月》。丰子恺不仅为之设计封面，还在这期刊物上首次公开发表了一幅画：《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这幅画引起了当时正在主编《文学周报》的郑振铎的莫大兴趣。他开始向朱自清了解丰子恺的情况。１９２５年，丰子恺来到上海。这时《文学周报》恰好需要用图画作插页，郑振铎便通过胡愈之向丰子恺索画，陆续发表在《文学周报》上。郑振铎还给这些画冠以“漫画”的题头。中国“漫画”一词从此开始出现。同年十二月，文学周报社为丰子恺出版了《子恺漫画》。这是丰子恺的第一册漫画集。（此画册于１9２６年１月又由开明书店重新出版。）从此，“子恺漫画”日渐受到广大读者的瞩目。以后又陆续出版了《子凯画集》、《学生漫画》、《儿童漫画》、《云霓》、《人间相》、《都会之音》等画册。 “子恺漫画”的画风受到我国近代著名画家陈师曾和日本漫画家竹久梦二的影响，但又自有其独特的风格。１９３９年６月９日丰子恺在他的《教师日记》中记载着这样的话：“国人皆以为漫画在中国由吾创始。实则陈师曾在太平洋报所载毛笔略画，题意潇洒，用笔简劲，实为中国漫画之始……忆陈作有《落日放船好》、《独树老夫家》等，皆佳妙。” 对于竹久梦二，丰子恺曾这样说：竹久梦二的画，“其构图是西洋的，其画趣是东洋的。其形体是西洋的，其笔法是东洋的。自来综合东西洋画法，无如梦二先生之调和者。他还有一点更大的特色，是画中诗趣的丰富。”早在日本求学期间，丰子恺就对这位日本漫画家独具一格的漫画一见倾心，对他的画风颇为钦慕。 丰子恺受了上述二位画家的影响，他自己的画中也饱含着浓郁的诗趣。正如朱自清在《子恺漫画》“序”中所说：“一幅幅的漫画，就如一首首的小诗——带核儿的小诗。你将诗的世界东一鳞西一爪地揭露出来，我们这就像吃橄榄似的，老觉得那味儿。”俞平伯在为该书写的跋中说：“您是学西洋画的，然而画格旁通于诗。所谓‘漫画’，在中国实是一创格；既有中国画风的萧疏淡远，又不失西洋画法的活泼酣恣。虽是一时兴到之笔，而其妙正在随意挥洒。譬如青天行白云，卷舒自如，不求工巧，而工巧殆无以过之。看它只是疏朗朗的几笔，似乎很粗率，然物类的神态悉落彀中。” １９２４—
２５年之冬，春晖同仁与校长意见不合，集体辞职，希望按照自己的理想和意愿办一所学校。于是，春晖的教员匡互生带了一部分学生到上海，筹办立达中学（后改为立达学园）。丰子恺也参与其事。不久并成立“立达学会”，上海知名人士陆续加入。学会办有刊物《一般》，其美术装帧设计全部由丰子恺担任。 １９２６年，丰子恺应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之要求，为该刊纪念五卅惨案之专号封面，内容为唐张巡部将南霁云射塔矢志图，以表示对青年的鼓励。 从１９２５年左右开始，丰子恺陆续写了不少散文，１９３１年结集出版。由于自己的住所定名为“缘缘堂”（这是他与老师弘一法师以两次拿阄的方式定的名），这部散文集就取名为《缘缘堂随笔》。后来又陆续出版了《随笔二十篇》、《车厢社会》、《缘缘堂再笔》等散文集。丰子恺的散文和他的画一样，虽然写的是耳闻目见的琐事、儿童生活或个人感想，但“小中能见大，弦外有余音”，读后回味颇深。正像他的漫画有时通称为“子恺漫画”一样，他的随笔也往往冠之以“缘缘堂随笔”的总称。 漫画与随笔，是丰子恺一生中成就较显著的两个方面。然而丰子恺的兴趣所及，也像老师李叔同一样广泛。 在音乐方面，早在１９２５年与《子恺漫画》同时，出版了他的第一本音乐著作《音乐的常识》。次年又出版了脍炙人口的《音乐入门》。以后又陆续发表了许多音乐著作。现今有不少中老年音乐工作者，当初都是从丰子恺的音乐著书中受到启蒙教育的。 书法和中国画犹如一对形影不离的孪生姐妹。丰子恺的画，虽然含有西洋画的成分，用的画具毕竟是毛笔宣纸。画的题目在他画中往往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因此，他对练毛笔字十分重视，直到晚年还要临帖习字。他所临的大都是魏碑和索靖月仪帖。 在文学方面，丰子恺特别喜欢古文诗词。他自己也写诗填词。他的诗词和他的漫画一样通俗易懂。 然而，二三十年代时丰子恺化较多时间钻研的，应该说是艺术理论。他先后甚至同时在好几个学校执教美术课。美术课的讲义是自编的。丰子恺阅读了大量日文、英文的艺术理论原著，把当时还少为人知的西洋艺术理论介绍给中国的学生。除了用作授课的讲义之外，又交付出版，使广大读者都能看到。例如《艺术概论》（译）、《西洋美术史》（编）、《现代艺术二十讲》（译）和收载在《艺术趣味》中的几篇，就都是他当教师时写的讲义稿。除了出版讲义稿之外，丰子恺又专为广大读者写作或译述艺术理论书，如《西洋画派十二讲》、《近代艺术纲要》、《艺术教育ＡＢＣ》、《构图法ＡＢＣ》、《开明图画讲义》、《绘画概说》、《西洋名画巡礼》、《艺术教育》、《绘画与文学》、《艺术丛话》等等。丰子恺的这些译著在二三十年代的美术界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丰子恺在艺术理论方面的观点，是主张艺术必须大众化、现实化。他反对“为艺术的艺术”，主张“为人生的艺术”。他反对出了象牙之塔的艺术又走进小洋房去，儿认为艺术必须出洋房而入工厂，下农村，方能与大众亲近。他反对现代的中国画写古人生活，而主张画现代的高层建筑，工厂，火车，工人，学生，小贩……
等等。这些艺术见解都体现在他自己的漫画创作中。这大约正是他的漫画广受大众喜爱的主要原因。 １９３０年，丰子恺失去了兼任严父把自己抚养成人的慈母，服丧期间不剃胡子，从此就留下了长须。后来渐渐辞去各种教职以及一度担任过的开明书店编辑之职。到１９３３年春故乡石门湾（即今石门镇）的缘缘堂落成时，就在家赋闲。然而赋闲并不曾闲着，从这时候开始直到１９３７年１１月战火逼近故乡而被迫流亡的这段时期，可说是丰子恺创作的黄金时代。他在杭州租赁别寓，以供春秋卜居，冬夏则回到故乡缘缘堂栖息。这五六年间读书的心得，生活的感想，艺术的主张，见闻的记录等等，以漫画、随笔或文艺理论的形式发表在大量的报刊中，结集成册的也有不少。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当丰子恺正在缘缘堂书房作《漫画日本侵华史》时，石门湾突然遭到日机空袭投弹，毫无设防的小市镇上的居民惨遭杀伤。丰子恺一家不得不离乡背井，从此与缘缘堂永诀。 抗战的烽火使丰子恺的生活、思想起了急剧的变化，四十年来长期在江南一带安居的宁静生活遭到了破坏。他带领妻儿老小跋涉迤逦，远走大西南，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抗战期间所见所闻，激起了丰子恺的爱国热忱。家乡的“缘缘堂”烧毁了。丰子恺认为“身外之物又何足惜！我虽老弱，但只要不转乎沟壑，还可凭五寸不烂之笔来对抗暴敌……”他在汉口时，以笔代枪作抗战宣传，呼吁“以杀止杀”，“为正义而抗战”。 如果了解到丰子恺具有护生戒杀的慈悲心肠，对于这样的呐喊声就会感到惊讶。 是的，他变了。１９２７年，他皈依旧日的老师弘一法师，成为佛门的弟子，法名婴行。并于１９２８年发愿绘制《护生画集》，为弘一法师１９３０年五十岁祝寿：五十寿诞画五十幅，以后六十寿诞时再画六十幅……直到一百幅。内容大都是劝人爱护动植物，休起杀生之念。对动植物尚且如此，而现在对人，却要杀？！是的，他变了。 然而，也不妨说，他没有变。因为，用丰子恺自己的话来说，护生之旨原来就是“劝人爱惜生命，戒除残杀”，“护生”是为了“护心”。劝顽童不要一脚踏死数百蚂蚁，“并非爱惜蚂蚁，或者想供养蚂蚁，只恐这一点残忍心扩而充之，将来会变成侵略者，用飞机载了重磅炸弹去虐杀无辜的平民……”而现在他所竭力反对的，正是这种居心残忍的侵略者。作为佛教徒的丰子恺，受到抗战烽火的沐浴，视野更宽阔了。 在共产党领导下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抗敌协会，丰子恺担任了该会会报《抗战文艺》的编委，并为创刊号画了封面。在汉口，丰子恺作了《大树被斩伐，生机并不绝，春来怒抽条，气象何蓬勃》一画，以象征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刚毅气概。他还出版了《漫文漫画》，鼓励民众抗敌。丰子恺称颂《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战歌曲的普遍流行。自己也与人合编出版了《抗战歌选》。 １９３８年６月，丰子恺率眷避寇来到桂林，在桂林师范任教半年。次年春，在离开桂林前，丰子恺把以前所作而已在上海毁于炮火的《漫画阿Ｑ正传》重画一遍付印。不久，全家迁居广西北部的宜山，丰子恺在浙江大学讲授艺术教育等课。随着日寇的进逼，丰子恺一家又北上贵州都匀，约住一个月后，于１９４０年随浙大迁居遵义。 在遵义住了两年多，这段时期生活比较安定。在浙大，丰子恺除任教艺术理论、艺术欣赏外，还讲授新文学课。１９４１年秋升任副教授。在遵义的租屋“星汉楼”（主人据苏东坡“时见疏星渡河汉”句命名）中，丰子恺重作旧画四百二十幅，后来出版了《子恺漫画全集》六册。 １９４２年１１月，丰子恺应当时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好友陈之佛的邀请，率眷赴重庆沙坪坝任艺专教授兼教务主任。同月，在重庆举行第一次个人画展。 丰子恺的画风，在抗战期间发生了显著的转变。他原来的画，幅面小（仅一页信笺大小），只有黑白线条，不着颜色，题材大多以人物为主，画古诗词句、儿童生活或社会生活，很少画山水风景。抗战期间，画家因祸得福，一路饱览了名山大川，画的内容也就逐渐向山水转变。起初以人物为主，山水为背景；后来也画一些以山水为主、人物点缀的画。画面扩大为册页乃至立幅的大小，偶尔也画中堂（但以册页为主），施以色彩。这样的画，在当时的印刷条件不可能出版，因此采用举行画展的方式与读者见面。在重庆先后开了两次画展，又在四川内地中小城市展出多次。抗战胜利后，又曾在武汉、上海、南京、无锡、台湾、厦门、泉州、香港等地展出。 １９４３年，丰子恺在沙坪坝庙湾自建简陋的小平房一所，名为“沙坪小屋”，在这里住了不到三年。由于辞去了艺专职务，闲居在家，这时期的创作收获较丰。 抗战胜利后，有钱有势的江南人纷纷回来，丰子恺却买不到车票、船票，更不用说飞机票。最后只得于１９４６年７月取道陇海路转京汉路，从武汉坐船回到江海。与江南阔别九载，重返之时，家乡已面目全非，缘缘堂已成一片焦土⑦。丰子恺不得不在杭州另觅新巢。最后在里西湖畔租赁了一所小平屋，并在家中挂上一幅对联，说明这湖畔小屋的地理位置：“居临葛岭招贤寺，门对孤山放鹤亭。”
在这里只住了一年多。由于没有担任任何职务，这一段时期又是多产的。面对着横征暴敛、贪污舞弊、通货膨胀、民不聊生的黑暗社会，作为作家，丰子恺不能不写。他写下了《口中剿匪记》、《贪污的猫》等随笔，用以讽刺国民党的腐败。作为画家，他不能不画，《一种团〔囗栾〕月，照愁复照欢》，《只有一个烟囱有烟》，《屋漏偏遭连夜雨》，《万方多难此登临》，《再涨要破了！》等画，陆续地在报上发表。西子湖在他眼下越来越减色。 终于，丰子恺坐不住了。他想出门走走，另找一个安身之处。１９４８年９月，他来到台湾。约两个月后，又从台湾转赴厦门。闽南是他所最崇敬的老师李叔同先生（即后来的弘一法师）晚年曾经居住的地方。１９４２年丰子恺在遵义获悉老师已圆寂于泉州。直到今天才有机会来看看老师的遗迹。方外莫逆之交广泛法师恰好也从新加坡来到这里，便陪同丰子恺拜谒了厦门南普陀寺弘一法师的故居和先师手植的杨柳。《今日我来师已去，摩挲杨柳立多时》，丰子恺作了这样一幅画，以表达自己沉痛的哀思。随后又去先师圆寂的泉州等地走了一转。 南国气候宜人，难怪弘一法师晚年喜欢卜居于此。丰子恺出于对先师的怀念，决定在此定居，便把留在杭州的家眷也接了来。还没住半年，传来解放大军将要渡长江的好消息。红旗即将插到江南。丰子恺急欲北上迎接解放，便着家属于１９４９年四月先回上海，自己则于三月下旬先赴香港再回上海。 丰子恺为弘一法师作《护生画集》，七十岁阴寿时画七十幅，一字一画相对照。第一二集是由弘一法师自己题的字。应该在１９８０年出版的最后一集（第六集），是他在“文革”中悄悄地提前画成的。全套《护生画集》在丰子恺生前竟如愿以偿地完成了。这是后话。当时，丰子恺为筹备今后的生活费，在香港举行了画展，然后带着叶恭绰的题字，于四月底赶回上海，迎接解放。 上海解放时，丰子恺虽然已年过半百，但仍然考虑着如何以自己的有生之年来为人民服务。他开始学俄文，翻译介绍苏联的音乐美术教育参考书。所译《中小学图画教学法》一书对当时正在摸索的中小学图画教学起了一定的作用。他还翻译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与女儿丰一吟合译了俄国作家柯罗连科的《初恋》（始译于１９２１年，出版于１９３１年），是从英文转译的。后来又从日文翻译介绍了不少艺术理论书。 六十年代上半期，丰子恺从日文翻译了世界最早的长篇小说、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分上中下三册于“文革”结束后陆续出版）。 解放至“文革”的十七年间，丰子恺除了主要从事翻译之外，还写了数十篇随笔，他称之为“缘缘堂随笔”，其中有好几篇是游记。解放后生活安定，丰子恺差不多年年要出门旅游，旅游归来又写又画。 进入老年后，由于戴上了老花眼镜，画写生画很不方便。但丰子恺在兴致勃发时还是画过一些，如《湖滨的热情》、《欢乐的恐怖——春节小景》等就是根据写生画出的。此外还有凭记忆画出的《黄山蒲团松》、《黄山云谷寺》等风景画，以及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的《饮水思源》、《庆千秋——建国十周年盛典》等作品。 丰子恺曾担任全国第三、四届政协委员，上海市第一至五届人民代表，对外文协上海分会副会长，美协上海分会主席，上海市文联副主席等公职。１９６０年起受聘为上海中国画院院长。繁忙的社会活动并未妨碍他的案头工作。解放后，丰子恺的笔始终没有停过：翻译，作画，写文之外，还作了不少歌颂新社会的诗词。 即使在“文革”十年中，他的身心备受摧残，写作的意志还是没有动摇。他清晨早起，趁头脑清晰，抓紧时间翻译，写文，作画。他仿佛意识到余年无多，因此珍惜点滴光阴。 然而病魔终于向他袭击，他于１９７５年９月１５日因患肺癌，含冤长辞。１９７８年，由上海市文化局、文联、画院出面，举行骨灰安放仪式，将丰子恺安放在上海市烈士陵园。 正如丰子恺的好友叶圣陶先生所写的悼诗的第一句：“潇洒风神永忆渠”。现在的中老年知识界人士至今还怀念着这位与人民密切关联的画家、作家，并希望看到他的作品重新问世。至于青年人，可能已了解丰子恺的一些漫画和随笔，而对于他的艺术理论却是陌生的。 丰一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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