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文献综述1

《聊斋志异》文献综述汉语言062沈芬芬200650515204摘要：《聊斋志异》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就备受关注，各种研究它的文章层出不穷，尤其是二十世纪以来，经研究者们的不懈努力，在创作动机、思想内容、艺术成就三个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本篇论文将以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为分界点对学者们研究的成果进行综述。关键词：创作动机；思想内容；艺术成就；《聊斋志异》；蒲松龄清代文学家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集大成之作，在蒲松龄生前已经引起人们兴趣，刊刻之后更是风行天下，出现了很多注评，这些评注虽然对《聊斋志异》的内容、艺术及作者的思想作出了说明、解释或评价，但是未成体系。只有到了20世纪，才对《聊斋志异》开始了全面系统的研究。一、二十世纪对《聊斋志异》的研究由于时代政治环境的影响，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一）、《聊斋志异》的创作动机许多研究者结合蒲松龄所处的时代和生活经历，分析其创作动机。他们指出，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的目的，是要借花妖狐魅来反映现实，寄托理想。正如其《聊斋自志》所说：“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①如王平1991年出版的《聊斋创作心理研究》、王庆云《蒲松龄创作的心路历程》、朱振武《自娱：创作心态谈》，而杜桂萍把“孤愤”又分为三个层面：(1)苦闷。来自作者最切身的生活遭际和磨难,表现了对封建行为规范的拒绝。(2)孤独。是士子群体的主要精神特征。(3)期待。对“知己”的期待，男女友谊的讴歌，男女情爱的礼赞，使作者获得了心理补偿。这些分析构成了对蒲松龄主要创作动机的阐释。（二）、《聊斋志异》的思想内容这一时期的很多研究者肯定了其在抨击黑暗吏治、同情人民疾苦、揭露科举弊端、歌颂自由爱情等方面的积极因素。当然在肯定《聊斋志异》思想内容积极因素的同时， 也指出其思想内容上的局限和矛盾。如有的论者认为，蒲松龄选取了许多美丽动人的神话题材，而在另一些作品中却表现出迷信色彩；他赞美了纯真自由的爱情，却又肯定了一夫多妻制度；他一方面歌颂了某些叛逆性格，一方面又表彰了宿命论思想；有时他强调了主观能动作用，有时却又承认因果报应之不爽。例如聂石樵《思想内容简论》、徐士年《试谈的思想性》。当然也有学者打破了这四大模式（抨击黑暗吏治、同情人民疾苦、揭露科举弊端、歌颂自由爱情），例如在《聊斋志异》对爱情的描述上，研究者认为并非反映作者的爱情婚姻观，而是寄托了他寻求红颜知己的理想。落魄文人在社会中的沉抑，由在爱情中的殊遇得到了补偿，从而达到心理平衡。像杨柳《研究》、何满子《蒲松龄与》都是典型代表。（三）、《聊斋志异》的艺术成就这一时期对艺术成就的研究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1、加强了对《聊斋志异》艺术成就的探讨。如李厚基、韩海明1982年出版的《人鬼狐妖的艺术世界》、吴组湘等1986年出版的《欣赏》、马振方1986年出版的《聊斋艺术论》、雷群明1989年出版的《聊斋艺术通论》、盛瑞裕1990年出版的《聊斋人物塑造艺术研究》、林植峰1985年出版的(聊斋艺术的魅力》等专著和大量论文，对《聊斋志异》的人物塑造、情节结构、语言特色、想象手法，以至于美学风格都进行了细致地分析论述。这些专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注重了对《聊斋志异》艺术经验的归纳和总结，为今天的阅读和创作提供了借鉴和帮助。2、强调了对《聊斋志异》“志怪”特征的把握。如袁世硕的论文《聊斋志怪艺术新质论略》、石育良的博士论文《狐鬼世界的建构》便从文学创作的本质问题人手，分析了《聊斋志异》与六朝志怪及唐传奇的根本差异，从而揭示了其在志怪小说艺术方面所呈现的新的基本特征。《聊斋志异》不只是记述怪异之事，而是有意识地结撰奇异的故事，以寄托自己的情怀。从某种意义上说，蒲松龄创作这些狐鬼故事，与其吟诗著文一样，都是为了展示自己的孤愤，抒发自己的心声。3、集中研究了《聊斋志异》中的爱情婚姻小说如聂组弩《关于妇女的解放思想及其矛盾》、唐富龄《略论< 聊斋志异>中的爱情小说》、赵美科《略论蒲松龄的爱情观》等。这些论文一致认为，《聊斋志异》成功地刻画了一系列女性形象，赞美了她们对自由爱情的向往与追求。男女之间的爱慕之情应是婚姻的基础，而不在美丑、门第和钱财，有情男女不能成婚却可成为腻友。这些都带有初步民主思想的因素，同时也有着一定的局限性和矛盾，如一夫多妻、寡妇不可再嫁等。李永祥的论文《论爱情小说的结构模式》提出了较为新颖的观点，认为《聊斋志异》中的爱情小说其情爱的主体都是男性，女性则是客体，其身份多为神妖狐鬼。无论女主人公的身份多么怪异，但婚恋却都以世俗的方式进行，并指出这是自魏晋以来长期形成的一种传统审美方式。二十世纪对《聊斋志异》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许多问题还有待深入探讨，因此二十一世纪以来学者们对它作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又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二、二十一世纪以来对《聊斋志异》的研究这一时期学者对它的研究也是创作心理、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三个方面。（一）、创作心理研究方面关于蒲松龄的创作心理，一直是人们探讨较多的问题，而大部分人都同意蒲松龄自称的“孤愤”之说，但二十一世纪以来学者又有了新的看法，杨玉军的《论的创作动机兼议“孤愤”说》则一反其论，认为学术界把《聊斋志异》称为蒲松龄创作的孤愤之书的观点，并不符合小说创作的实际。“虽然在其后期的作品中加入了自己深刻的人生体验，部分篇章中渗透了自己的孤愤之情。但是《聊斋志异》首先是一部志怪之书，搜奇志怪是蒲松龄最初的也是最主要的创作动机”②。朱振武的《论创作的心灵流变》则运用文学心理学理论，对此做了较为多元的阐释。文章认为，不可否认，《聊斋志异》有孤愤寄托的成分，但仅从一般论者所强调的《聊斋》抒“孤愤”的创作动机来解释其创作发生的深层原因是不够的。由于《聊斋》作品数量之大和作期之长，作者蒲松龄的创作心理也因之十分复杂，主要集中表现为自娱娱人、苦闷不平和一些潜隐难言的需求等复杂心理特征③。他的论文对蒲松龄的创作心理进行了综合的透视。（二）、思想内容研究方面《聊斋志异》思想内容多元而驳杂，几乎囊括了中国古代思想的方方面面，也一直是《聊斋志异》研究的一个基本方面。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1、社会角度的研究。新加坡学者辜美高的《小说创作与社会的“变”与“常”———〈聊斋〉前期作品对明末社会的反映初探》，对《聊斋志异》中明末社会的反映作了细致考察，认为从“明末的农民战争”、“清兵入关后山东的农民民族斗争”这样的历史史实，到“ 社会风气的剧变”这样的社会现象；从“吏治的腐败”这样的政治内容，到日常的“婚恋的异象”、“宗教信仰的传承”这样的信仰、民俗，《聊斋志异》都有艺术的反映④文章探隐发微，具有认识意义。董文成的《〈聊斋〉异史考实》认为，《聊斋志异》中“不仅有纯文学性质的匠心虚构之作，而且还有为数不多但却具有重大历史认识价值的特殊小说品种”，他根据这种文史异质同构的思想，考察了《鬼隶》一篇所包含的有关济南的惊天大血案“戊寅之变”的史实④。张崇琛的《〈聊斋志异〉中的甘肃故事》，则对通过《聊斋志异》中几篇关于甘肃的故事，考察了关于其中有关甘肃的写实成分思想的研究④。井玉贵的《略论蒲松龄的宗法思想》对蒲松龄的宗法思想进行了阐释，认为“蒲松龄生活时代的宗法伦理正面临着深刻的危机”，而且“蒲松龄的宗法观念及其‘敦宗睦族’的实践受到其先辈的深刻影响”，因而形成了蒲松龄强烈的宗法观念和意识，而且“蒲松龄不但在思想上存在着强烈的宗教观念”，而且他还是“身体力行”的楷模⑤。论说严谨，评论中肯。陈辽的《(聊斋志异)中的纪实文学》则认为其所反映清官折狱、揭露局骗、描叙杂技艺术、写女扮男装中进士等题材的纪实文学，表现了紧贴现实的精神。1、心理角度研究。从心理的角度来研究与审视蒲松龄及其《聊斋志异》是研究走向深入的体现，也是研究向多元、现代发展的必然趋势。蒲松龄把《聊斋志异》称为“孤愤之书”，后来的学者多赞同，很少有人分辨。朱振武的《〈聊斋志异〉的创作心理论略》则打破局囿，对蒲松龄的创作心理进行了综合的透视，认为“仅从一般论者强调的《聊斋》抒‘孤愤’创作动机来解释其创作发生的原因是不够的。由于《聊斋》作品数量之大、作期之长，作者蒲松龄的创作心理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特征。”因此，作者从“文艺心理学出发，基于《聊斋志异》作者的心灵流变”，认为其创作心理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由于身份地位、个性爱好以及受‘文学传统’的影响等原因，《聊斋》的创作心理有着明显的自娱、娱人的因素；二是由于试辄不售、怀才不遇而又眼见陋劣幸进、公道不彰等原因，作者常处于苦闷和不平的心理状态下；三是由于更深层的原因，作者的创作心理中还有一些潜隐难言的东西，包括情与性的潜在心理。”⑥论述缜密。杨瑞的《别辟蹊径论〈婴宁〉———试用当代西方幼儿心理学解析〈聊斋〉》，则专门对《婴宁》作了别开生面的全新解读。（三）、艺术成就研究方面《聊斋志异》的艺术成就历来是各类研究中比重最大的部分 ，二十一世纪以来有关此内容的文章很多很多，从其内容来看，比较重要的有两个方面：1、关于人物形象《聊斋志异》塑造的各种人物形象，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重点，较有名的是是张青的《论〈聊斋志异〉中的儒商形象》和姚玉光的《论〈聊斋〉的儒商形象》，虽角度相同，但论述各有侧重。姚玉光指出，“《聊斋志异》中的儒商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一种全新的形象”，是“文言小说的重大收获”，以“诚信为本的经商道德、义利合一的经商准则、诗酒儒雅的经商心理、科学理性的上午管理和回报社会的人文关怀”为人格特征，“与此同时，下位性、官本位和农耕圈是《聊斋》儒商的历史局限”⑦。张青则侧重分析了“儒商现象的产生和发展流变”，指出“儒商并非明清时期的新生事物，而是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之所以蒲松龄笔下会出现儒商形象，一是蒲松龄对社会中士人经商的敏锐反映，二是父亲弃儒经商的家世在座品种的间接表现⑧。2、关于类型聊斋爱情题材历来最为人喜爱，也为研究者着力最多，但不论是批判还是赞赏，论点多陈腐，少有突破。何天杰的《情爱故事与女权意识》则从聊斋爱情故事这一常见的研究视角，给予了全新而深刻的诠释，指出《聊斋志异》的价值、意义与蒲松龄之于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巨大贡献。陈炳熙的《论中的小文》以不为人重视的《聊斋志异》中的短小作品为研究对象。文章认为，“《聊斋志异》的精华虽不在小文，亦别有趣味：它有精彩的构思，生动的描写，深沉的哲理，冷峻的抨击，辛辣的嘲讽，不与生活隔绝，人情世风，时露笔端，因而也不应忽视”⑨。谢明勋的《水鬼渔夫故事析义——以聊斋志异王六郎故事为中心》，以水鬼渔夫类型故事模式为视角，省观《聊斋志异》所载之“水鬼渔夫型”故事，除最具代表性之卷一“王六郎”故事之外，卷二“水莽草”及卷七“商妇”二事，其故事内容均与“水鬼渔夫型”故事相涉，均作考察。其他如王惹的《试论爱情故事的叙事模式》，李雯的《中的公案小说与蒲松龄的仁政思想》，彭慧珍、王钢的《儒商萌现——浅论中的商人形象》等，都是这种类型。三、结语综上，学者们对《聊斋志异》的研究经过这些年来的发展已取得了许多丰硕成果，这些成果为人们能准确理解和把握《聊斋志异》提供了新的视野与角度。 参考文献：①蒲松龄：《聊斋自志》，见“三会本”《聊斋志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新1版，第1页。②杨玉军：《论的创作动机兼议“孤愤”说》，蒲松龄研究，2002年3月③朱振武：《论创作的心灵流变》，蒲松龄研究，2002年第3期④张永政，盛伟：《国际第二届聊斋学讨论会论文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⑤井玉贵：《略论蒲松龄的宗法思想》，蒲松龄研究，2001年⑥朱振武《的创作心理论略》，蒲松龄研究，2001年⑦姚玉光：《论〈聊斋〉的儒商形象》，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4月⑧张青：《论〈聊斋志异〉中的儒商形象》，蒲松龄研究，2001年⑨陈炳熙的《论中的小文》，蒲松龄研究，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