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聊斋志异》的侠女形象

　　论《聊斋志异》的侠女形象作为写女性的圣手，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为我们刻画了大量光彩照人、性格鲜明的女子，以下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聊斋志异》的侠女形象的论文范文，欢迎阅读查看。　　摘要：《聊斋志异》里的侠女形象和唐传奇中的侠女形象相比既有传承之处，又有新变的地方。传承之处主要体现在对传统侠义精神的沿袭上，如有仇必报、行侠仗义、功成身退;新变体现在侠女的范围更宽泛，并以传承子嗣为最终极的行侠方式。　　关键词：《聊斋志异》唐传奇侠女形象传承新变　　作为写女性的圣手，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为我们刻画了大量光彩照人、性格鲜明的女子。不管是花妖，还是狐精，抑或是鬼女，正是这些妖娆美丽、不可方物的女子撑起了《聊斋》瑰丽奇绝、如梦如幻的鬼狐世界。人们历来都为这些女子所倾倒，研究她们的文章也是不胜枚举，但是在以花妖鬼狐占主体的“聊斋舞台”上，还活跃着一群另类的女子，她们是一群有着侠肝义胆、铁血柔情的奇女子。如果说多情的花妖鬼狐身上寄托了对爱情和婚姻的美好想象的话，那么这些侠女们则体现了身上的任侠思想，折射了其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思考。在《聊斋》之前，描写女侠并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文言小说首推唐传奇，而《聊斋》又是“以传奇法写志怪”，可以说二者的侠女形象有不少共通之处。本文通过和唐传奇中侠女形象的比较，探讨《聊斋》中侠女形象的传承和新变之处。　　一 　　唐传奇是一座文学宝藏，其所塑造的形形色色的人物角色如同一颗颗珍珠，其中的侠女形象显得分外璀璨。谢小娥、红拂女、聂隐娘、红线等，这些侠女或快意恩仇、行侠仗义，或豪气干云、热情奔放，给后人留下了很高的审美享受。在这点上，作为后来者，《聊斋志异》受其影响是很明显的。蒲松龄在《聊斋》中经常提到唐传奇中的侠客，如《香玉》篇的古押衙，《禽侠》中的妙手空空儿，《农妇》中聂隐娘的丈夫磨镜者，等等，并且对这些侠客都是推崇备至。在这样的背景下，蒲松龄也给后人刻画了不少性格鲜明的侠女形象，如《侠女》中的侠女，《商三官》中的商三官，《庚娘》中的庚娘，等等。作为相同的文学形象，蒲松龄笔下的侠女继承了唐传奇中侠女的一些特质和内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有冤必雪，有仇必报。　　复仇是侠文化中一项非常重要的信条，是侠客们必须履行的一项神圣的义务。唐传奇描写了很多侠女复仇的故事，其中以李公佐的《谢小娥》为代表。经商的谢小娥一家在一次行商过程中，一家几口至亲被贼人害死，唯其一人幸免。谢小娥为了复仇，隐姓埋名、女扮男装，不惜毁容易声，经过周密计划和不懈努力终于手刃仇人。历尽艰险而复仇之心不减，其信念之坚，态度之绝，可谓复仇侠女的典范。此外，《催慎思》、《贾人妻》也都是描写侠女为了复仇而隐姓埋名终得报仇雪恨的故事。　　蒲松龄也是极力主张复仇的，认为有冤必申，有恨必雪，有仇必报，惩恶扬善，绝不能让恶人逍遥法外，好人受不白之冤。他笔下性格鲜明的侠女多为复仇女侠，这些女侠复仇信念之坚，而头脑之聪明冷静、处变不惊，卧薪尝胆、隐忍克己之处，可以说是继承了唐传奇中复仇女侠们的优良传统。 　　《庚娘》中的主人公庚娘和谢小娥有着相同的遭际，丈夫、公婆被贪恋其美色的王生推入江中溺死。庚娘一弱质女流，亲眼目睹一家瞬间遭灭门的惨剧，竟能处变不惊，与王生周旋，假意答应王生随之归家。至其家，则百般取媚王生，觥筹交错间将其灌醉，最终手刃仇人，自己则投水自尽。在整个复仇过程中，和王生的强悍残暴相比，庚娘所表现出来的冷静和智慧，可以说远远超越了男子，有唐侠女谢小娥之风范。异史氏赞曰：“至谈笑不惊，手刃仇佳谁，千古烈丈夫，岂多匹哉!谁谓女子，遂不可比踪彦云也?”　　《商三官》中的商三官与庚娘一样，也是个弱女子，但是其复仇的决心和所表现出的勇气与机智远远超出了她的两个哥哥。三官的父亲因得罪权势而死，她的两个哥哥只知讼于衙门而别无他法。三官深知官场黑暗，靠诉讼无济于事，于是离家出走，乔装打扮成戏子，乘机混入仇人府中，百般取媚奉承仇人，终得机会亲手刃之。三官的壮举，连都感叹：“三官之为人，既萧萧易水，亦将羞而不流，况碌碌与世沉浮者耶!”蒲松龄所赞三官者在其技艺之精，实际上三官最为人佩服之处在于其复仇的决心，诉讼无门之下仍不灰心，坚决要致仇人于死地的刚烈让人肃然起敬。　　和庚娘、三官不同，《侠女》中的侠女则是一个身怀绝技的剑侠，能“以匕首望空抛掷，戛然有声，烂若长虹”。她艳如桃李而冷若冰霜，为了复仇，偕老母隐居乡里。家贫，“室无隔宿粮”，在这样艰难的境况下，面对顾生母子的眷顾，侠女安然接受，却从不言谢。对其爱慕有加的顾生想与其成秦晋之好，她冷言相拒，却私下委身于他，并为他铲除狐精白衣少年，后为顾生产下一子。一日，侠女手提仇人首级与顾生作别，顾生“方凄然欲询所之，女一闪如电，瞥尔间遂不复见”，留下顾生一人“叹惋木立，若丧魂魄” 。至此，顾生方知侠女真实身份。侠女为了复仇，隐姓埋名、隐忍克己，为了不连累他人，拒绝顾生的求婚，可谓是用心良苦;即使后来有了腹中之累，也丝毫没有消减复仇的决心，这和唐传奇《贾人妻》中的贾人妻是何其相似。贾人妻为了复仇，隐没身份，嫁为人妻，历经数年终得成功。　　庚娘、三官、侠女是《聊斋志异》中复仇女侠的典型代表，她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有仇必报、有冤必雪的侠士精神，其气质和唐传奇中的诸复仇女侠们可谓是一脉相承，这也体现了蒲松龄对传统侠义精神的肯定和推崇。　　(二)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不图回报。　　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不图回报是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心理，而侠士更是以此为自身的职责和义务。唐传奇中的女侠形象很好地秉承了这种侠义精神，如《荆十三娘》塑造了具有此种义侠精神的侠女荆十三娘的形象。十三娘本是一有颇多资财的商人，朋友之弟李三十九有个爱姬被父母强卖给他人，十三娘仗义相助，为其夺回爱姬，并将其父母的首级割下来送给李三十九。十三娘的行为完全是出于自愿，并不求回报，并且她把自己辛苦挣来的钱财任赵进士取用，而毫不在意，可以说她身上除了具有传统侠女的特质外，还具有超脱的人生态度和豁达的胸襟。蒲松龄笔下的许多侠女也有这种义侠的气质，她们为人处世，萍水相逢而能拔刀相助，只求施恩于人而不图回报，只求奉献他人，自己则一无所求，可谓是“最纯粹的侠，是侠群体中的精英和中坚”。　　《纫针》的主角虽是纫针，但是古道热肠、无私帮助纫针的商人之妻夏氏却让人印象深刻。夏氏与纫针毫无瓜葛，可谓萍水相逢，听了纫针母女的遭遇后，“怜之……因邀入其家，款以酒食。谓之曰：‘母子勿戚，妾当竭力。’” 之后，夏氏为了替纫针母女偿还三十金的债务，竟不惜“典质相付”，百计为之营谋，筹得三十金后却被贼人所盗。虽为萍水相逢而能助人至此，已为难得，财物被盗，实非夏氏所料，她已经是尽人事而知天命了。一般人可能会就此作罢，但是夏氏竟“对灯啜泣……乃引带自经”。夏氏“自经”者，为的是没能最终帮上纫针而自己却允诺之，其心之热、其行之烈者，不正是“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成，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的侠义精神最好的注脚吗?　　《聊斋》中有很多诸如夏氏的女子，她们外表是个很普通的女性，但内里却有着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义侠风骨。《丁前溪》中的杨氏妻，家中一贫如洗，却能慷慨招待投宿者丁前溪，不惜用自家屋顶上的茅草喂养丁的马匹。丁再三授之以金，杨氏妻拒不接受。蒲松龄在篇末对之大加赞扬：“贫而好客，饮博浮荡者尤为之;最异者，独其妻耳。”又如《大人》中的山中女子，与诸客商萍水相逢，却能为之铲除祸害人的两“大人”，而不图任何回报。再如《农妇》中的农妇，“健勇如男子”，经常为“乡中排难解纷”，她所挣的钱财“有盈余，则施丐者”。蒲松龄称赞她为“女中丈夫……与古剑仙无殊”。　　(三)功成身退，飘然若逝。　　唐传奇中的侠女在完成自身的使命后往往都是归隐出世，行迹不知所踪。如红线功成后“遁迹尘中，栖心物外，澄清一气，生死长存”;聂隐娘亦是无人见其踪迹;荆十三娘行侠后“与赵进士入浙中，不知所止”;《催慎思》和《贾人妻》中的两位侠女复仇后不知所踪，“尔后莫知其音问也”;谢小娥复仇后则出家为尼，如鹤远游。这些女侠或归隐，或远游，或不知所踪，都是功成身退、飘然若逝，给人留下无限的遐想。 　　《聊斋》中亦不乏此类女侠。《霍女》描写了一位如妖孽般精灵古怪的奇女子霍女。霍女三易其夫，对吝啬而又好色的朱大兴用撒娇取媚让其用锦衣玉食服侍自己，最终使朱家败落，后到同样好色的何家用同样的手段对待之。最后她到穷书生黄生家中，则一改往日奢靡作风，勤俭持家，并用计假卖己之身，获取千斤银两，为黄生娶妻，待黄生娶得阿美之后，霍女行迹不知所踪，再也没有在黄生的生活中出现过。霍女的所作所为虽与传统意义上的侠义有所区别，但是其行为的出发点和所产生的效果都可纳入侠义伦理道德范围之内。“妾生平于吝啬者则破之，于邪者则诳也。”霍女的自剖，让我们明白她表面的奢靡之下隐藏的却是一股劫富济贫的侠义精神。她救济贫苦的黄生，助其致富娶妻之后却飘然若逝，功成身退，其形象和红线、隐娘们又有何区别呢?　　又如《小翠》中的小翠在为了王家安排好一切之后，自己则只身离去，不知所踪。此外，如上文提到的侠女，复仇报恩后也是“一闪如电，瞥尔间遂不复见”。　　二　　与唐传奇中的侠女形象相比，蒲松龄笔下的侠女形象除了上文提到的传承之处外，还有其发展和新变之处，主要体现在如下两点。　　(一)对侠及侠义行为的理解更为宽泛，塑造了更多的新女侠形象。 　　除了像侠女、商三官、庚娘等这些具有传统特质的女侠形象外，蒲松龄将更多的具有侠义品格和精神的女性都纳入侠的范围。这些女性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女侠，但是具有侠义情怀，比如那些花妖鬼狐往往都有侠肝义胆。《聊斋》中的狐仙多为侠义之狐。如《红玉》篇中，那个虬髯丈夫能助萍水相逢的冯生报仇雪恨，固然是个豪气干云的豪侠，但是称赞狐女红玉“非特人侠，狐亦侠也”。红玉并没有替冯生复仇，但是她能在冯生遭难时代冯生抚养子嗣，后来又帮助冯生重振家业，助其考取功名，可谓是竭尽所能，为所爱者谋，义而忘私，从不为自己着想。在看来，凡能在人危难之际无私助人、舍生忘死的举动都是侠义之举，所以他将红玉也归入侠女之列。清代的王士祯甚至将红玉和《赵氏孤儿》中的程婴、公孙杵臼相提并论，赞她为“巾帼英雄”。《张鸿渐》中的舜华，《小翠》中的小翠都是像红玉一样的侠义之狐;《宦娘》中的宦娘和《小谢》中的小谢及秋容则都是有侠义侠情的女鬼。这些狐仙鬼女既有非人类的美貌、善心、多心计、来去自如的共性，又有独特的助人为乐、舍生忘死的侠义行为。人有侠义，实为不易，而蒲松龄赋之与鬼狐，更为难得。以往的文学作品对于鬼狐，多聚焦于其淫、媚，迷惑众生上，而蒲松龄却能于这些异类身上提炼出侠肝义胆、贞节刚烈的特质，较之唐传奇不得不说是一种进步。　　此外，蒲松龄还塑造了一些刚烈的、有侠义的“丑女”形象，成为“聊斋”红妆世界中一道独特的风景。这些女子相貌虽丑，但是性格刚烈，或知恩图报，或不计个人得失而为他人奔波劳苦，或能临危不惧、处变不惊。对她们的刚烈、侠义之举非常赞赏。《乔女》中的乔女是个相貌丑陋的女子，世人多不齿，唯孟生“贤之”，于是乔女认为孟生对自己有一种精神上的知遇之恩。孟生死后，其家产被抢，孤儿被欺，这时和孟生毫无瓜葛的乔女挺身而出，在公堂之上为之力争。官诘其属孟生何人，乔女曰：“公宰一邑，所凭者理耳。如其言妄，即至戚无所逃罪;如非妄，即道路之人可听也。” 此番话已有着浓厚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之味，更何况乔女认为孟生对她有知遇之恩呢?乔女竭力保住孟生家产后，抚养其子成人，直至终老。异史氏曰：“知己之感，许之以身，此烈男子之所为业。彼女子何知，而奇伟如是?”蒲松龄认为只要是“士为知己者死”，那么即使为一丑女，其行也侠也。《仇大娘》中的仇大娘也是一个像乔女一样粗陋的女子，然而她为了和自己已无多大联系的继母一家的利益，挺身而出，死死护卫，“里中豪强，少见陵暴，辄握刀登门，侃侃争论，罔不屈服”，其行可谓壮哉，然其义可谓侠哉。再如《张氏妇》中的张氏妇只是一介村妇，在“大兵”压境，诸人逃遁一空的情况下，她竟能独守空村，以超人的胆识和智慧杀死诸多贼寇，其凛然不惧、处变不惊让多少须眉汗颜。　　《聊斋》中的众女子不是沉鱼落雁就是闭月羞花，个个都是柔情似水、仪态万方，而蒲松龄却能不惜笔墨塑造出诸如乔女、仇大娘这样的相貌丑陋、言行粗鄙的女子，数量不多但很难得，更可贵之处是他能从这些卑贱的人物身上发掘出高尚的灵魂，更是让人拍案叫绝，而这些有侠义精神的奇特女子在唐传奇中是没有的，相较之下，蒲氏文笔显得更为广泛而深刻。　　(二)女性行侠的方式多变，传承子嗣、延续香火成为最常见最重要的行侠方式。　　除了那些个别的复仇型女侠外，《聊斋》中的很多侠女为了报恩往往以身相委，为其诞下子嗣，或者当自己不能胜任时便寻他人为之传承香火，这种行侠方式和唐传奇中的众女侠截然不同。如《侠女》篇中的侠女，为了报答顾生母子的恩情，“以相报不在床底也。为君贫不能婚，将为君延一线之续”，侠女主动向顾生投怀送抱，并不为儿女情长，而是想以子嗣报答他的恩情，所以生下一子后，侠女说：“今君德既酬，妾志亦遂，无憾矣。” 《霍女》中的霍女虽与黄生琴瑟相笃，但她却说：“今为君媒，请买一人，为子嗣计。”后费尽心思为黄生迎娶阿美，为的就是让阿美替自己为黄生延续子嗣，以实现自己的愿望。《小翠》中的小翠为替母报恩而嫁给痴儿，期间她为王家消灾除难、剪除政敌，等功德圆满之后，她为了给王家延续香火，亲自为丈夫娶妻，自己则抽身而去。《房文淑》中的房文淑将自己的亲生儿送给无子的娄氏，为邓生解决无子之忧，自己则悄悄离开。　　唐传奇中亦不乏侠女嫁为人妇，或与人同居的例子，如贾人妻，不过这些侠女嫁人只是掩人耳目，复仇才是她们的终极目标，报仇之后，为了断绝后路甚至不惜手刃亲生子，如贾人妻就亲手杀了自己的儿子。可见唐传奇中子嗣不是侠女们的报恩方式，而是复仇的一个筹码。而蒲松龄时代封建教条伦理远胜于开明开放的大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子嗣始终是家庭伦理中最为关心的问题。知恩图报，是传统美德;舍生取义，是侠的最高境界。舍生取义固然让人肃然起敬，但是毕竟离现实生活比较遥远，于是解决眼下最重要最棘手的问题——子嗣则显得尤为重要，所以我们看到《聊斋》中的众多侠女的报恩，委身相许只是方式，而终极指向则都是延续香火。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在蒲松龄心中，传承子嗣重是极为重要的报恩方式，重要到可以和舍生取义的侠义最高境界相提并论。　　综上所述，《聊斋志异》里的侠女形象既秉承了唐传奇中侠女形象的文化精髓，又丰富了侠女的文学形象，成为侠文化和特殊女性文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其文学价值还有待进一步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