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聊斋志异》幻想艺术

　　试论《聊斋志异》幻想艺术[摘要]《聊斋志异》是蒲松龄创造的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这部小说在思想艺术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代表了中国古典短篇小说发展的高峰，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这部文言短篇小说集，汇集了将近五百篇作品，除了少数篇章是写现实故事以外，大多数写一些幻想的花妖鬼魅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而其中奇异的幻想正是这种浪漫主义色彩的体现。本文就从《聊斋志异》构筑超越现实的幻想世界，奇想迭出笔生风，以幻想逻辑塑造幻想，拓展幻想的自由度等级方面阐释《聊斋志异》浪漫主义幻想艺术特质[关键词]幻想世界　颠倒　幻想逻辑　拓展幻想[正文]《聊斋志异》是蒲松龄创造的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这部小说在思想艺术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代表了中国古典短篇小说发展的高峰，就《聊斋志异》的创造而言，将这部作品称之为浪漫主义的杰作相当普遍，然而也有持相反意见的，说“蒲松龄的艺术方法的基本倾向是现实主义”①。“《聊斋志异》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有的来自现实生活，有的来自幻异领域，不论他们来自哪里，作者都按照现实生活的逻辑描写他们的性格。”②又说：“作品都以现实主义的细腻笔触、描绘各自的情态，揭示他们的心灵和气质。高超的现实主义艺术手法，使得《聊斋志异》所写的人物千姿百态，人各一面。”③这种说法不免给人削足适履之感。笔者认为《聊斋志异》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而其中奇特幻想正是这种浪漫主义色彩的其中体现。本文从《聊斋志异》的创作实际出发，着重探讨它幻、异、奇，从而把握住《聊斋志异》浪漫主义艺术的重要特色。下面，文章将从《聊斋志异》构筑超越现实的幻想世界，奇想迭出笔下生风，以幻想逻辑塑造幻象，拓展幻想的自由度几个方面阐释《聊斋志异》浪漫主义幻想艺术特质。一、构筑超越现实的幻想世界《聊斋志异》全书将近五百篇作品，除了少数是写现实故事以外，多数都是充满奇异幻想的花妖狐魅的故事。但在《聊斋志异》所创造的奇异世界却充满了人间气息，充满了现实生活的血肉；所起出的问题，涉及到重大的社会矛盾，反映了广泛的社会人生，可以说，《聊斋志异》是一部以幻想的形式写成的社会问题小说。毋庸讳言，《聊斋志异》却是针对当时的黑暗现实，针对当时的封建官府。但并不满足于对黑暗现实的反映和揭露，它是要借助于构筑超越现实的幻想世界，来表达作者自己特有的感受，特有的见解，特有的孤愤和特有的审美追求。 以《罗刹海市》为例，作者所要表现的是现实生活引起的极端荒谬的感受。他发现当时的社会有许许多多极不合理的颠倒，而且不是一层而是多层的颠倒，因之显得特别荒谬，如“黜佳才而进凡庸”、“陋劣幸进，英雄失志”、“官虎吏狼”、“官兵之害甚于盗贼”等等。怎样表现这种荒谬感，他构想了一个罗刹国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一切都是颠倒的。首先是取才以貌，不考虑德才，这是用人标准的颠倒。其次，取貌又以丑为美，以美为丑，这是美丑的颠倒。再次，人之貌越丑，官位越高，相国面目最丑，得的官位也最高，这是高下的颠倒。还有涂面目如张飞，丑也就变成美，这是以假面目为美，以真面目为丑，美假好坏的大颠倒。由此可见，作者对罗利国的描写，决非一般的反映，而是长期观察思考后的一种表现。这种发现当然来自现实，但已超越了现实。在长期观察现实种种不合理现象的基础上，认识有了飞跃，发现人世间最大的不公平是颠倒。这种颠倒表现在各个方面，美丑、是非、上下、真假等等。最后将这个发现，用奇幻的艺术创作方法，创作成一个奇幻的故事。这就是罗刹国奇异之处。可以说，《聊斋志异》的巧设幻境、幻真交融以及各种难以意料的奇想，都不只是为了满足读者的好奇心，而是作者深入思考、上下求索、追求理想的表现。《聊斋志异》的创作过程，就是把现实社会转化为幻想世界的过程，力图把读者带进一个新的天地，引向一个新的境界。二、奇想迭出笔生风奇特的幻想是现实生活激发起来的，但它的表现形态和现实形态却有很大的差异。巩实生活里根本不可能的事，却可以出现在幻想里。“幻想可以超过自然的事变过程，也可以完全跑到任何自然的事变过程始终达不到地方。”④人人皆可幻想，但幻想的路子不大相同。完全出人意料之外的幻想，才可称为奇特的幻想。《聊斋志异》里的许多作品全靠奇特幻想吸引人。可以这么说，没有奇特幻想，就不成其为《聊斋志异》。奇想在《聊斋志异》的艺术构思中起着多方面的作用。首先，蒲松龄往往以奇想为动力推动情节发展，构成奇幻故事。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塑造了许多反对封建礼教、追求自由爱情的优美形象，而对调戏、玩弄妇女的轻薄行为则给予尖锐的批评。《瞳人语》所写的方栋见到漂亮的女郎就狂追不已，两眼死死盯住，因此遭到女婢撒土迷目之惩。奇妙的是，他被沙土迷了的眼睛竟有个大不及豆的小瞳人，居住其中，转眼之间成了个“ 睁眼瞎〃。眼里出现小瞳人这一奇想又引发后来的种种奇想:两个小瞳人的种种活动，关于花园珍珠花枯死的对话，深感眼里隧道太弯曲，出入不方便，商议开个便门等。后来方栋决心痛改前非，小瞳人便移居一处，令其复明一目。这样，凭借小瞳人的奇想，构成一个富有奇趣的故事。奇想在推动情节发展的同时，深化了人物性格，塑造出奇幻形象。《席方平》、《张鸿渐》、《红玉》三篇作品都写蒙冤受曲而向官府状，由于幻想不同主人公的命运和结局就不一样。当然，依照现实的描写，也可以表现席方平的刚强不屈。但有了遁赴冥府告状的奇想，便可凭借幻想，进一步刻划席方平的铁汉子性格。他奔赴城隍、都司告状连连受挫，以为告到冥府，当可伸雪。想不到阎王更坏，还未开口申辩，已被打了二十大板。当时席方平还抱有幻想，反问:“小人何罪?”阎王置若罔闻，再下令狠狠地打。这一打，把席方平打清醒了，他忍不住愤怒高喊:“我挨打是应该的，谁叫我没钱呢?”阎王恼羞成怒，令左右打手把他放在红通通的火床上烧烤。烤毕再问:“还敢告吗?”席方平当然不会被酷刑吓倒，斩钉截铁地回答:“大冤没有昭雪，我不会死心。如果说不告了，那是欺骗大王。我一定要上告。”接下来是更残酷的锯刑。锯毕，阎王又问敢不敢再上告，席方平稍作思考，忽然表示再不上诉。这意外的转折，决非表示屈服，而是领教多次酷刑之后，使他看透了冥府的腐败，从中学得一点聪明，决心改变斗争策略，显示出他性格机智的一面。此后还有曲折的斗争。不过，毋须再介绍下去，人们已可清楚了解奇想对深化人物性格的重要作用。奇想，不但有助于塑造奇幻形象，也大有利于表现独特的情思。《翩翩》写罗子浮被社会上邪恶之徒“诱去作狭邪游”而陷于绝境。照现实生活逻辑，摆在罗子浮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死于街头，二是认错回家。但作为奇幻小说，却为之提供第三种可能:邂逅仙女而获得新的出路。《翩翩》所写的仙境与别处小说不同。那里的仙女们裁蕉叶为衣，取白云作袄。吃饭时剪下山叶，要鸡有鸡，要鱼有鱼，应有尽有，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这种幻想大概是从清代人民的贫困生活激发起来的，还不算什么特别。这则故事构思的奇妙处在于作者设想：仙女们把罗子浮接到山洞，既不是鄙弃他，也不是把他养好了权当狎客，更不是引导他从丧魂落魄转向富贯之途，而是用溪水治好他的满身毒疮。当他复生邪念，则令其顿觉袍被无温，还原为秋叶，使之惊骇警觉，不敢再生妄想，以此来治好他从污浊社会里染上的恶习。故事表明，看透人世、满怀孤愤的蒲松龄深感世风日下，热切希望人世间应由真诚、友爱和互助去代替虚伪、欺伴和贪婪。依照再现生活的艺术模式，很难真切地表现这些独特的情思。 充满奇想，是《聊斋志异》的显著特色。说它迭出，不只是指整部《聊斋志异》奇想层出不穷，更是指在一篇作品之内，常以奇想引发奇想。蒲松龄运笔如风，也和奇想联翩密切相关。三、以幻想逻辑塑造幻象作家创作小说，也许很少考虑运用什么逻辑，而是凭直觉、灵感、经验和想象。他最关心的是表现好情思写好人的形象。但任何成功之作都有其特有的内在逻辑。当然这逻辑不像哲学家那样用概念直接表达，而是隐藏在故事人物的背后。细读《聊斋志异》，可以发现隐约存在这种独特逻辑。《促织》围绕一只小小蟋蟀的得失进退牵动着成名的每根神经。《石清虚》也因一块奇石的得失隐现给邢云飞带来变化不定的喜怒哀乐。决定这蟋蟀的得失进退、奇石的得失隐现以及由此引发的人物情绪的起伏变化、人物命运的穷通顺逆的就是作品的内在逻辑。要使作品成为有生命的艺术整体，不能没有逻辑。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运用什么内在逻辑呢?有些学者断言，《聊斋志异》完全依据现实逻辑，这未免把复杂问题看得过于简单。其实，《聊斋志异》创作除遵循现实逻辑外，还大量运用感情逻辑、心理逻辑、幻想逻辑等。而形成《聊斋志异》主要特色的则是幻想逻辑和现实逻辑的交织，可简称为幻实交融。具体到每篇作品，幻想所占成分各有不同，交融方式更是千差万别。就总体面言，奇特的幻想起着不可忽视的特殊作用。《聊斋志异》故事表明，封建专制的可怕不只是冤狱遍于国中，更严重的是有了冤案，申诉无门。作者感愤于现实，一再为民呼冤叫屈。现实无法解决的难题，一生进入《聊斋志异》的幻想世界，什么虎官吏狼，什么权势人物，尽管他们可以胡作非为、横行一时，但结果没有一个能逃脱正义力量的惩罚。《续黄梁》里的曾太师，一朝大权在握，立刻大施淫威，夺田搦女，“荼毒人民”，结党营私，“奴隶官府”，横行不可一世。到头来，下场比谁都惨。最令人解恨的是，曾积蓄平生卖爵鬻名，枉法霸产，合共贪得三百二十一万钱，冥王给了这样的判决:“彼既积来，还令饮去!”于是，金钱立刻烧化成溶液，几个鬼差轮流用杓子往他嘴里灌，滚烫的铜水流在脸上，皮肤烧得焦臭爆裂，灌进喉咙，五脏六腑都被烧焦了。作品妙笔生花，在此处适时插进一句:“生时患此物之少，是时患此物之多也。”幻想辩证法就是如此无情。 毫无疑问，《续黄梁》含有深刻的现实内容。叙述曾太师的作威作福，遵循的是现实逻辑，而在整篇作品中，幻想逻辑仍然起主导作用。如果只遵循现实逻辑，或让现实逻辑起支配作用，作品必将以另一种面貌出现、以另一种结局告终。幻想的实质是突破现实，超越现实:变不可能为可能，变不合理为合理，变正不敌邪为邪不敌正。《聊斋志异》里的灵狐奇鬼，更是作者幻想的产物。这些狐鬼精魅，绝大多数都幻想为少女形象，或隐或现地表现了作者的孤愤、意愿和理想，当然，这些女子形象有不少是封建秩序内的正面人物，如鼓励丈夫追求功名富贵的风仙，养育前妻子女，忍辱负重，毫无怨言的吕无病，都没有违抗封建的意思。但更引人注目的是那些敢于冲破封建礼法的罗网，为挣脱封建锁链而奋起抗争的叛逆女性。她们以新的姿态表现出新的精神风貌。呈现出一个与黑暗现实相对立的狐鬼世界，表现了蒲松龄特有的审美情趣和审美理想。蒲松龄运用幻想逻辑创造的这些奇幻女子形象，出现在封建社会末期，朱明理学盛行这个历史背景之下，往往具有向封建传统观念挑战的意味。四、拓展幻想的自由度谈及幻想，人们常说幻想要受现实条件的制约。这当然是对的，农耕时代，不可能幻想出航天飞机，但在登上用球还绝不可能之时，为何早已产生嫦娥奔月的故事昵?看来，幻想既受现实生活制约，又力求突破这种制约，是制约和突破的统一，而且突破是主导的、更为重要的一面，决定幻想的实质的是突破而非限制。《聊斋志异》的奇特幻想不能不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不能不受社会现实生活的制约，但如果过于强调受既有文化和现实生活的制约，而忽视它超越传统、突破现实的更为重要的一面，那将忽视甚至抹煞作者的独创精神和《聊斋志异》的奇异特色。那么，《聊斋志异》的奇特幻想怎样在现实制约中突破制约性获得自由呢？这里举数例稍作说明？　一跳出现实生活圈而得幻化自由之妙。《促纸》揭露了封建时代进贡制给人民造成无穷的灾难。假如作者的创作构思不敢冲破现实生活的限制，只是遵从现实生活的轨迹，那么，唯一的前景只能是家破人亡，这种状况，当时随处可见，何奇之有？但有了成名之子幻化促织的奇想，故事情节陡转，幻想境界异彩纷呈，整篇故事的风貌大不一样，《促织》也因之成了一篇惊心动魄的绝妙文章。　二跳出封建礼俗圈而得抗俗自由之妙。《青娥》表现了青年男女渴望自由爱情。假如作者的创作构思不敢冲破封建礼教的禁锢，只是遵从“非礼莫视”的陈规，那么，霍桓虽然痴爱青娥，也只能望高墙叹息，回家去做相思梦。这种悲剧己演出了千百年，并不新奇。有了神奇小铲的奇想，高墙被挖通，礼教堤防被冲破，自由爱情得以实现，故事风貌也因之令人耳目一新，在古代众多的爱情故事作品独独树一帜。 　三跳出僵化模式圈而得创新自由之妙。《聊斋志异》涌现一大批鬼狐妖魅形象，假如作者的创作思路沿袭自古流传下来的狐媚模式、鬼怪模式、神仙模式等，那么，即使增添数以百计的淫狐、恶鬼、妖怪、神仙，《聊斋志异》也只能淹没于众多的志怪小说之中。有了种种突破模式的大胆幻想，《聊斋志异》才以自己的独特风貌而成其为《聊斋志异》。　四跳出常情常理圈而得奇理之妙。《司文郎》是以抨击科举制为主题的科举故事。作者的创作构思若照常情常理，王平子只能眼巴巴看余杭生中举做官，宋生和瞎和构发表：“造物所患，其命也乎”之类的感慨，徒唤奈何！有了以鼻嗅文的奇想，主考官虽然没有出场，却在“帘中人并鼻盲矣”的言谈和“下气如雷”的细节中受到无比辛辣的讽刺，文中种种奇思异想，奇趣横生，读之可感奇情奇理之妙。可见，拓展幻想的自由度，关键在于是否敢突破、是否敢超越。不敢突破和超越，就不能有幻想，更不会有大胆、新奇、深刻的奇特幻想。阎王爷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一个神明。古往今来的作家几乎都把阎王形象视为刚正严明、秉公执法的象征。蒲松龄却发挥独特幻想，塑造了三个新的阎王形象。一是《席方平》里的阎王，那是个贪赃枉法、凶狠残暴的阎王。对这个形象，前面已作过评述。这里再补说另外两个作者独创的阎王。《阎罗薨》叙述某巡抚之父生前是南方总督，平生无惨害百姓的劣迹。只因误调镇师，导致“适逢海寇，全军尽覆”，冤死者讼于阎王，正要依法治罪。其父托梦于儿子，说：“阎罗非他，明日有经历解粮至，魏姓者是也。当代哀之!勿忘!”第二天，果然有个姓魏的经历押运粮食经过这里。巡扰马上传人，向他长跪求情，魏不得已承认自己确为阎罗，但又强调阴间之法极严，无能为力。在上司巡抚强求之下，勉强答应“曲为解脱”。冤死者鸣冤不已，魏某于是呼唤鬼差将巡抚之父押赴油镬，略微炸一炸，借此平定群鬼的怨愤，第二天，巡抚去探望魏某，发现他已经死在官舍了。魏阎罗虽没有索贿受贿，而且一再推托，强调“阴曹之法，非着阳世懵懵，可以上下其手。”只因为碍于上司情面，怎么也推辞不了，只在判决时曲为解脱，从宽发落。作为执法官，没有严格执法，自己因而也遭到了严惩。可见阴间执法之严酷，不像阳世那样，可以凭长官意志，任意徇私枉法。《李伯言》篇塑造了另一个阎王，故事说李生到阴间暂代阎罗王审案。虽惩治甚严，倒还算秉公执法。可是等到审理亲家的案子，封建社会“裙带风”的老毛病就跑了出来，他想利用手中的权力庇护一下违法的亲家。想不到当他心里正盘算如何袒护的时候，“ 忽见殿上生火，焰烧梁栋”。李生急消一念之私，则火顿灭。蒲松龄写完这则故事，大发感慨：“阴司之刑、惨于阳世；责亦苛于阳世。然关说不行，则受残酷者不怨也。谁谓夜台无天日哉？第恨无火烧临民之党廨耳！”蒲松龄在《聊斋志异》里塑造了这三个新的阎罗形象:一个是贪赃枉法、凶残贪暴终于被告倒的阎王；一个是出于同情心、执法不严而受惩致死的阎王:一是存偏袒之念，受天火警告而不敢偏私的阎王。这三个新阎王形象，都是蒲松龄大胆幻想的产物。作者创作这三个新阎王形象为了表达什么新见解呢?是为了打倒名正实邪、徇私枉法的阎王，还是为了呼唤真正刚正严明、秉公执法的阎王出现呢？看来，两者兼而有之。蒲松龄喜爱幻想，但在幻想时仍保持几分清醒的头脑。他深知，幻想，只是幻想而已，幻想并非观实。因此他在构想种种阎王形象的同时，在《李伯言》篇中又出现“幻火烧梁”的奇想。假如公堂之上出现作弊行为，即有天火烧梁，以示瞥告，那就不怕执法者不公了。这种奇特的幻想，很容易引起衔冤负屈者的共鸣。“第恨无火烧临民之党廨耳！”这把火，不会是天火，而应该是人民的愤火。也只有人民的愤火，才能烧掉暗无天日的封建殿堂。从三个新阎王形象的塑造中，可知蒲松龄突破惯性思维的能力较强、幻想的自由度较高。至于他的力量和智慧从何而来，恐怕只能从他所处的地位、经历的坎坷、与下层人民命运的关联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本文主要从以上四方面着重论述了《聊斋志异》在创作上的浪漫主义色彩。当然作为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它的艺术特色应该具有多面性，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