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娃传 聊斋志异的评价

《李娃传》赏析《李娃传》可说是唐传奇之精品，在故事情节的处理和人物性格的塑造上十分精彩，值得学习品味。一、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李娃传》的全部故事情节由院遇、计逐、鞭弃、护读、团圆五部分组成。荥阳公子才华出众，上京应试，在平康里鸣珂曲中遇见李娃，为之倾倒，于是沉溺于儿女欢情之中，忘记了科考，倾囊买笑，以致资财荡尽，此为“院遇”。李娃母女用计骗尽公子钱财，人走楼空，荥阳公子惶惑发狂，此为“计逐”。荥阳公子身无分文，只好流落凶肆以零工维生。可是在赛挽歌时却被父亲发现，遭到毒打，此为“鞭弃”。后被人救起，开始了行乞生活，在一次叩门行乞中来到李娃之宅，李娃受情感所责，收留照顾他，并督促其刻苦攻读，此为“护读”。公子再次赴考，竟得士第，最终与李娃成婚，亦与父亲和好，此为“团圆”。全文情节变化多端，引领读者深入其境，深深感受到荥阳公子堪称离奇复杂的遭遇过程，体现了作者在情节方面的构思之精。二、鲜明独特的人物性格《李娃传》塑造了几个较为重要的人物，如毫无社会经验、憨厚淳朴、用情深厚的荥阳公子，以骗取钱财为目的、堪称反派角色的李母，重视功名富貴、讲究门阀等第的荥阳公等，而作者塑造最为出色的则是李娃这个栩栩如生、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李娃本为长安倡女，在许多方面她是一个社会经验非常丰富的人，在人情应酬处必是高手，可以玩弄男人的情感，可以隐藏自己的弱点，因此她参与了甩掉荥阳生的计谋。但李娃也是一位世间女子，她有着对真挚感情的要求，有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总是逃避不了自己內心深处的真情。与公子的重逢和公子的悲惨处境，唤起了她潜藏在心中的对公子的感情，同时也使她的善良本性复苏了。她毅然赎身，照料公子，督促公子日夜苦读，在公子及第得官后又主动提出“愿以残年，归养老姥”。其善良本性又进而发展为“义”的壮举。纵观小说，李娃性格中多情与忍情、残忍与善良、逐利与行义等方面都得到了鲜明的表现，在唐传奇多彩多姿的女性画廊中别具风采。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对《李娃传》予以高度评价：“（白）行简本善文笔，李娃事又近情而耸听，故缠绵可观。”此处的“近情”即指《李娃传》中的人物形象贴近现实、真切感人；“耸听”即指《李娃传》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这个评价确实揭示出了作品创作的艺术特色。第二节((聊斋志异))的思想内容《聊斋志异》全书将近五百篇作品，除了少数篇章是写的现实故事以外，多数都是充满奇异幻想的花妖狐魅的故事。但在《聊斋志异》所创造的奇异世界中，却充满了人间气息，充满了现实生活的血肉；所提出的问题，涉及到重大的社会矛盾，反映了广泛的社会人生。可以说，《聊斋志异》是一部以幻想的形式写成的社会问题小说。《聊斋志异》所反映的社会人生，概括起来，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抨击黑暗政治，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 这类作品，集中地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反压迫、反剥削的要求，主要是暴露封建官吏的贪和虐。《梅女》中写一个典史，因为收受了小偷三百钱的贿赂，就颠倒黑白，包庇小偷，诬陷被害者，逼得无辜的梅女含冤自缴。小说借人物之口怒斥典史道：“汝本浙江一无赖贼，买得条乌角带(小官的服饰)，鼻骨倒竖矣!汝居官有何黑白?袖有三百钱，便而(尔)翁也!”《梦狼》运用象征的艺术手法，通过梦境来揭露封建官吏的吃人本质。白翁的儿子白甲在外地做官，白翁在梦中到了他的衙门，看见的是巨狼当道，“堂上、堂下，坐者、卧者，皆狼也”。庭院之中是“白骨如山”，儿子白甲则化为一只老虎。这种梦中的幻境，实际上是黑暗现实的反映和写照。《席方平》则通过阴间来反映阳世。席方平的父亲在阴间被仇人买通冥吏遭受酷刑，席方平的灵魂到冥界为父伸冤报仇。可是上至冥王，下至郡司、城隍，无不贪赃枉法，凶暴残忍，不但不明辨是非，伸张正义，反而对席方平施以种种酷刑。小说通过二郎神的判词，斥责这些统治者是：“惟受赃而枉法，真人面而兽心!”《续黄粱》中，写曾孝廉在梦中做了宰相，贪赃枉法，无恶不作，甚至到了“扈从所临，野无青草”的地步。小说里说他“可死之罪，擢发难数”。除了官府的黑暗腐败，豪绅恶霸的罪行，也是《聊斋志异》揭露和鞭挞的对象。《红玉》中写被罢了官的宋御史，横行乡里，欺压良民。他看见别人的妻子长得漂亮，就派人在光夭化日之下到人家里去抢夺，逼得人家破人亡。而官府却包庇他的罪行，使受害者的冤屈无处可伸。《窦氏》写恶霸南三复诱奸了一个纯朴的农家少女，在她怀孕以后又将她抛弃，生产后母子被逼，僵死在南三复的门前。《聊斋志异》抨击黑暗政治的作品有如下几个鲜明的特色：(1)小说揭露的是整个吏治的腐败，而不是个别官吏的品德不好。这就触及到了封建政治的本质问题。在《梦狼》篇末的“异史氏曰”中，作者愤慨地说：“窃叹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即官不为虎，而吏且将为狼，况有猛于虎者耶!”又在《成仙》中借人物之口说：“强梁世界，原无皂白，况今日官宰半强寇不操矛弧者耶?”意思是说，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强暴横行的世界，黑白颠倒，当官的多半是不拿凶器的强盗。这些认识，在《聊斋志异》中，都通过奇幻而又真实的生活画面，展现在读者的面前。(2)小说不仅揭露一般的官吏，还将矛头指向封建社会中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名篇《促织》，就写的是为了满足皇帝斗蟋蟀的享乐需求，逼得普通老百姓家破人亡的骇人听闻的事实；而皇帝的享乐生活一旦得到满足，就给奉献者以极高的赏赐，以致“一人飞升，仙及鸡犬”，连那些抚臣、令尹都得到了好处。在“异史氏日”中，作者针对皇帝发出了这样的议论：“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过此已忘；而奉行者即为定例。加之官贪吏虐，民日贴妇卖儿，更无休止。故天子一跬步(即半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这段话表面上委婉含蓄，却暗藏着尖锐的锋芒。在青柯亭刻本中，这几句话就被删掉了，说明在蒲松龄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确实是犯忌的。《续黄粱》中的曾孝廉，也是因为得到了皇帝的信任、支持、包庇、纵容，才敢于那样为所欲为、无恶不作的，因此揭露曾孝廉，也就连带地触及到了皇帝。(3)表现了作者鲜明强烈的爱憎感情。在作品中，不仅无情地揭露和抨击压迫者的罪恶，而且总是借助于现实的或超人的力量，使恶人受到应有的惩罚；而与此相反，故事的结局，一般都是被压迫者得到好报，过上美满幸福的生活。《梅女》中的典史，在受到杖击、替刺后患脑病而死；《席方平》中的冥官鬼役，受到了二郎神的严厉惩罚；《梦狼》中的白甲，不仅被冤民砍下脑袋，而且被一位神人将其头歪装到脖子上，使之虽然复生却“目能自顾其背，不复齿人数矣”。作者还借神人之口说：“邪人不宜使正”，表现出强烈的憎恨之情。《红玉》中的宋御史，被行侠仗义的虬髯豪客杀了一家五口。而最令人感到痛快淋漓的，则是《续黄粱》中对曾孝廉的惩罚。作者真是别出奇想，写他被冤民杀死以后到了阴间，下油锅、上刀山还不解恨，又将他生前所贪占的321万钱，全部烧化灌进他的嘴里。作者尖锐地讽刺道：“流颐则皮肤臭裂，人喉则脏腑腾沸。生时患此物之少，是时患此物之多也。”作者对残酷压迫剥削人民的贪官污吏充满刻骨仇恨，在《伍秋月》的“异史氏曰”中，他甚至这样说：“余欲上言定律：‘凡杀公役者，罪减平人三等。’盖此辈无有不可杀者也。”相反，作者总是将深切的同情给予被压迫者，不仅使他们在历尽磨难之后终于伸冤吐气，而且大多有一个美满幸福的结局。《促织》、《红玉》、《梅女》中的主人公都是如此。(二)歌颂青年男女纯洁真挚的爱情 这类作品在《聊斋志异》中数量最多，成就也最高，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类作品反映了反封建礼教的进步倾向。作者通过一系列花妖狐魅同人的恋爱故事，热情地歌颂青年男女的真挚爱情，寄托了他的爱情理想，即：不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婚姻自由，并且有真挚的爱情作基础。《聊斋志异》中塑造了一系列的“情痴”形象。《阿宝》中的孙子楚，家庭贫穷而为人诚朴，爱上了富商的女儿阿宝。论门第和容貌，他都不可能娶貌美而家富的阿宝为妻。但他真诚执著地追求阿宝，情志专一，以致灵魂化为一只鹦鹉，飞到阿宝的身边，朝夕不离。阿宝终于为他的真情所感，同他结成美满的婚姻。《香玉》中的黄生，爱上了牡丹花精香玉，当牡丹花枯死时，他精心浇灌培护，最后自己也变成了牡丹花，与香玉美满结合。其他如《婴宁》中的王子服，《阿绣》中的刘子固，((王桂庵》中的王桂庵，《花姑子》中的安幼舆，《青凤》中的耿去病等，都是一些情痴的形象。所谓情痴，在蒲松龄的笔下，就是指对爱情的如痴如醉的坚韧追求，就是对爱情的执著和专一。作者在《阿宝》篇的“异史氏曰”中对什么是“痴”做了十分精辟的解释，他说：“性痴则其志凝，故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世之落拓而无成者，皆自谓不痴者也。”在《香玉》中写香玉死后，黄生一片至情感动了花神，遂使香玉死而复生。作者感叹说：“情之至者，鬼神可通。”这反映了蒲松龄对爱情追求者的基本态度，因此在《聊斋志异》中，情痴们真诚执著的追求，总是得到美满幸福的结局。《聊斋志异》中的爱情描写，突破了传统小说戏曲中才子佳人、郎才女貌的模式，而强调一种心灵契合的知己之爱。这是同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描写的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很接近的一种新的爱情观。《连城》中写乔生同连城相爱，就是以两心相知为基础，而不以金钱、门第和才貌为条件。乔生割下自己的胸肉来为连城治病，是因为连城同他心心相印。正如他所说：“‘士为知己者死’，不以色也。”《瑞云》一篇所写的知己之爱，则主要表现在“不以妍媛易念”上。瑞云是一个名妓，“色艺无双”，红极一时。贺生很穷，十分爱慕瑞云，他去见瑞云时还心存疑虑，没有想到却得到了瑞云的理解和热情接待。后来当瑞云变得丑状如鬼，遭人鄙弃时，贺生不忘旧情，仍然一如既往地热烈地爱着她。他对瑞云说：“人生所重者知己：卿盛时犹能知我，我岂以衰故忘卿哉!”这种以心灵的契合为基础，打破了门第、金钱、才貌等世俗观念的束缚的纯真的爱情，已经初步具有现代爱情观念的色彩，就是在今天，格调也是比较高的。蒲松龄还继承了明代汤显祖《牡丹亭》的思想传统，肯定和赞美超越生死的爱情力量。这在今天看来不免有些荒唐，但在当时男女爱情普遍被压抑和摧残的历史条件下，却是具有进步意义的。《连城》中写连城和乔生因情而死，又死而复生。清代的王渔洋评论说：“雅是情种。不意《牡丹亭》后，复有此人。”《莲香》写鬼女李氏和狐女莲香都真挚地与桑生相爱，为了实现美好的爱情，鬼女借尸还魂，由鬼而变成人，同桑生结为夫妇；狐女莲香则为桑生生了一子后死去，转世投胎为人，14年后也同桑生实现了结合。鬼女和狐女是一对情痴，她们为了真挚的爱情，可以生，可以死，可以由生而死，也可以死而复生。作者深有感叹地说：“磋呼!死者而求其生，生者又求其死，天下所难得者，非人身哉?奈何具此身者，往往而置之，遂至规然而生不如狐，泯然而死不如鬼。”这是批评现实生活中许多人还不如狐女和鬼女那样多情。这说明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创造情痴的形象，是有所感而发的，表现了他对爱情理想的追求。其他如《香玉》、《阿宝》等，也都是歌颂了一种生可以死，死又可以复生的真挚爱情的。在爱情不被承认甚至被扼杀的封建时代，歌颂真挚的爱情本身，应该说就具有反礼教的积极意义。但除此以外，在《聊斋志异》中，也还有一部分作品是直接描写了反封建礼教和反世俗观念的内容，表现了男女主人公在争取爱情的过程中，同封建礼教进行了曲折的斗争。例如《连城》、《鸦头》、《葛巾》、《青凤》等篇就表现了这方面的内容。(三)揭露讽刺科举考试制度的腐败和弊端 这类作品，提出的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人才问题。蒲松龄在科举考试中的失败，最痛切的感受就是社会上不懂得爱惜人才。他在《中秋微雨，宿希梅斋》(其二)中写道：“与君共洒穷途泪，世上何人解怜才?”在《九月望日有怀张历友》中写道：“名士由来能痛饮，世人原不解怜才!”都将自己的科场失意提高到一个人才问题来认识，深切地感叹当时的社会不懂得爱惜人才。他从自己的切身体验中认识到，由于试官的昏庸、贪贿，真才不得录用，而庸碌之辈却能飞黄腾达。因此，他在《聊斋志异》中，就将试官的昏庸无能和贪鄙作为揭露和讽刺的重点。《司文郎》是一篇杰出的讽刺作品。写一个盲僧，把文章烧后可以用鼻子闻出好坏来。一个叫余杭生的人文章写得非常不好，盲僧闻后“咳逆数声”，马上就要呕吐，赴考后却高中了；可经他鼻闻鉴定文章写得很好的王生却反而落选。盲僧不禁发出这样的感叹：“仆虽盲于目，而不盲于鼻，帘中人(指试官)并鼻盲矣!”《贾奉雉》写一个才名冠一时的贾生屡试不中，后来他把落卷中写得最不好的文句拼凑到一起再去应试，却意外地考中了。考中后再读旧稿，不禁遍身出汗，重衣尽湿。他因此而羞愧得无地自容，决心“遁迹山丘，与世长绝”，以保持自己的清白。考官的昏庸无能，造成了“陋劣幸进，而英雄失志”(《于去恶》)和“黜佳士而进凡庸”(《三生》)的不公平的现实。蒲松龄对此是十分愤慨的。他在《于去恶》中借人物之口说：“数十年游神耗鬼，杂入衡文，吾辈宁有望耶!”《三生》中写这种因考官的昏庸而被黜落以致忧愤而死的人，竟“以千万计”，这些冤魂在阴司中纷纷要求阎王对这样昏庸的考官施以剜眼、剖心的严厉惩罚。这类作品大多渗透了作者本人痛切的生活体验。《叶生》一篇写叶生久考不中，忧愤而死，死后也要显示自己的才学不凡，不仅教朋友的儿子获得功名，自己也终于中了举人。篇中叶生所说的“借福泽为文章吐气，使天下人知半生沦落，非战之罪也。”这些话就完全是蒲松龄本人的心声。清代的聊斋评论家冯镇峦评云：“余谓此篇即聊斋自作小传，故言之痛心。”这是说得非常正确的。《司文郎》和《叶生》的命意相同，但写法和风格却有很大的差别。《叶生》着重表现的是落第书生内心的忧愤，写得十分沉重；而《司文郎》则出之嬉笑怒骂，是一篇人骨三分的讽刺杰作。《叶生》重点写知识分子的不幸，而《司文郎》则以锋芒毕露的笔墨揭示出造成这种不幸的原因。试官的昏庸又总是和贪婪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不少作品又揭露了考官们的贪贿和可鄙。《于去恶》中，作者将试官斥骂为瞎了眼的乐正师旷和爱钱的司库和峤；《考弊司》中，又将阴司的学官称为“虚肚鬼王”；《神女》中，揭露“今日学使署中，非白手可以出入者”。在批判科举考试制度的作品中，还有一些揭示了热衷功名的封建士子那种痛苦而又空虚的精神世界。如《王子安》中的王子安，因为久困场屋，期望甚切，醉中竟产生幻觉，在迷离恍惚中体验了瞬间的得志，显现出种种虚妄而又可笑的丑态。此外，还有一些作品触及到了更广泛的社会生活面，揭示出科举考试制度不仅影响到读书人本人的前程和命运，而且还影响到他们妻子的命运和家庭生活。如《镜听》、《胡四娘》等即是。从总体上看，蒲松龄虽然还没有完全否定科举考试制度，但他在揭露和批判这一制度的弊端和腐败时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是前所未有的，对稍后产生的《儒林外史》和《红楼梦》显然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四)热情歌颂普通人的种种美德和情操蒲松龄虽然生活在黑暗腐朽的社会中，但他不仅看到生活中的污浊和罪恶，而且看到光明和希望。在作品中，他热情地赞美和歌颂现实生活中人的种种优美品德，诸如反压迫的斗争精神、热情无私、助人为乐、诚实纯朴、勇敢机智、为官清廉等等。 在歌颂被压迫人民的反抗意志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方面，《席方平》一篇是最出色的代表作。席方平的灵魂到阴间去代父伸冤，他告状从城一直告到冥王，都因官府贪贿，不但不为他伸冤，反而对他施以种种酷刑。席方平勇敢反抗，毫不畏俱，当面对冥王进行一针见血的揭露和抗议：“受答允当，谁教我无钱耶!”冥王将他放到火床上，烙得骨肉焦黑，问他还敢不敢再讼，他坚强不屈地回答说：“大冤未伸，寸心不死，若言不讼，是欺王也。必讼!”后来又下令用铁锯将他从头到脚锯成两半，席方平忍着剧痛，一声不号。连执刑的小鬼也为他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不禁发出这样的感叹：“壮哉此汉!”由于他坚持斗争，最后在二郎神的帮助下，终于使贪暴的冥王、郡司、城隍都治了罪，为父亲伸了冤报了仇。席方平这一光辉的复仇者形象，显然是长期封建社会中被压迫人民反抗斗争精神的艺术概括。《向杲》中的向杲，也是一个动人的复仇者形象。他的哥哥被一个财主打死，他告到官府，官府受贿，大冤不得伸张。他于是靠自己的力量进行复仇斗争，最后在神人的帮助下，变成一只老虎，咬死了仇人。作者在“异史氏口”中感叹说：“然天下事足发指者，多矣!使怨者常为人，恨不令暂作虎。”人化为虎而复仇，当然是出于一种幻想，但它既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含冤者申诉无门的悲惨遭遇，也是被压迫者反抗意志的一种艺术升华。((商三官》中描写了一位复仇的少女，她年仅16岁，而在眼光、胆识、坚韧的斗争意志等方面，都大大地超过了男子。父亲被杀而大冤不得昭雪，使她看清了官府的本质，于是丢掉幻想，自己斗争，经过长期的准备和周密的计划，终于亲手杀死仇人，然后自隘而死。作者在“异史氏曰”中深情地加以赞美：“然三官之为人，即萧萧易水，亦将羞而不流，况碌碌与世浮沉者耶?愿天下闺中人，买丝绣之，其功德当不减于奉壮缪(指关公)也。”在作者看来，就连历史上刺杀秦王的壮士荆轲，在商三官的面前，也会感到自愧不如，人们真应该像供祀关公那样来敬奉她。《聊斋志异》中还塑造了许多幻化为花妖狐魅的妇女形象，她们大多具有美好的思想品德，非常善良，富于同情心，能主动热情地帮助别人，救人于危难之中，往往比现实中的人更富于人情味。这些精怪，我们读后不仅不感到可怕，相反却感到可亲甚至可敬。《红玉》中的狐女红玉，奉献给遭难的冯相如的，不只是真挚的爱情，更重要的是在反压迫斗争中的赤诚相助。所以作者热情地称赞她为“狐侠”。《阿绣》中的狐女，自己有着热烈的爱情追求，并且幻化为阿绣的样子而先于真阿绣得到了刘子固的爱情；但当她得知阿绣和刘子固两人真诚相爱时，并没有产生嫉妒心而加以破坏(作为具有超人本领的狐精，要做到这点是非常容易的)，相反却有感于两人的真情而主动退出，并无私地促成两人的结合，帮助她们建立起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她失掉了爱，却显示了道德上的完美。这是一个灵魂优美、超尘拔俗的具有更高的人生追求的崇高形象。同红玉相似，《张鸿渐》中的狐女施舜华，也是一个具有侠义心肠而品格优美的妇女。她在书生张鸿渐遭受迫害逃亡时，热情地帮助他，并同他相爱而结为夫妇。但当她得知张鸿渐仍然深切地怀念他家中原来的妻子方氏，并且看出张对妻子是怀着真挚的爱情，而对自己则仅仅是一种感恩时，初时虽也曾感到不高兴、不满足，但继而马上就诚心诚意地检讨自己存有私心，对张鸿渐说：“妾有蝙心，于妾愿君之不忘，于人愿君之忘之也。”她心有艳羡、追求，却既不嫉妒，也不苟且，而是热情无私地帮助真心地爱着妻子的张鸿渐回家同妻子团聚。她追求爱情，但并不是为了爱情才对张鸿渐好的，在得不到爱情时仍然乐于助人。在她的人生价值观中，显然有比爱情更高、更珍贵的东西。类似的形象还有《宦娘》中的鬼女宦娘，也是一个风雅不俗而灵魂优美的妇女形象。她爱好音乐，暗中向书生温如春学琴，自然地对温产生了一种爱慕之心，却因自己是异物(鬼身)而压抑自己的感情，以自己超人的能力帮助温如春与所爱的少女良工美满结合。深情美意，人间少有。 值得注意的是，《聊斋志异》还创造了不少在思想品格、精神面貌上与传统的妇女迥不相同的新的女性形象。婴宁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这个形象的创造本身，就反映了作者对封建社会中长期窒息妇女天性和生命的封建礼教的一种否定和蔑视。小说以貌写神，通过对形体动作、音容笑貌的描写，着重表现她内在的优美的精神世界。这是一个笑容可掬的少女，从她抑止不住、无拘无束的笑声中，我们看到了她那天真、爽朗、纯洁、善良的性格；她不受礼教的束缚，甚至无视礼教的存在，天真无邪，自由不拘。婴宁的形象表现了作家对至纯本真的人性的肯定，对个性自由的热情呼唤。婴宁是真、善、美的结合和艺术升华。此外，《小翠》、《霍女》、《侠女》等，也都创造了不同凡俗的妇女形象。有一些女性形象，作者还特意强调她们是压倒了须眉男子。如庚娘被誉为“千古烈丈夫”(《庚娘》)，细柳被认为是“此无论闺闼，当亦丈夫之铮铮者矣”(《细柳》)。又如，在《颜氏》中，作者这样颂扬颜氏：“天下冠儒冠，称丈夫者，皆愧死矣!”《农妇》把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描写为有勇、有力、具有侠肝义胆的女中豪杰，并且热烈地赞美说：“世言女中丈夫，犹自知非丈夫也，妇并忘其为巾帼矣。”这些形象都多少带有一些理想的色彩，但也并非凭空虚构，而是作者对现实生活中人们美好思想品德的集中和概括，也是他针对现实的缺陷而发的对现实人生的一种美好的憧憬和呼唤。生活在大黑暗之中而能发现美和赞颂美，表现出改良社会和改良人生的美好愿望，给人们以希望和信心，这是蒲松龄的难能可贵之处。(五)带讽刺意义的训诫故事在《聊斋志异》中，作者还总结了社会人生中的一些经验教训，教育人要诚实、勤劳、乐于助人、知过能改、清正廉洁；同时又劝诫人要戒贪、戒淫、戒狂、戒酒、戒赌等等。例如著名的《劳山道士》，就描写了一个想学道而不能吃苦耐劳，半途而废，并最后碰壁的书生的可笑的故事，揭示出带有普遍意义的人生哲理。它告诫人们：对任何一种学问或事业，都必须有真诚执著的追求，并付出艰苦的努力，才能获得成功。另一篇为大家所熟知的《画皮》，其训诫意义其实是有两个方面：除了人们熟知的，告诫读者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揭破美女的画皮看出其厉鬼的真相以外，另一方面还有警戒好色之徒的意义：王生之所以被化为美女的厉鬼所迷惑，并且对道士和妻子的劝诫置之不顾，根本原因就在于他贪恋女色，迷了心窍。结果不但自己被厉鬼掏心而去，连妻子也蒙受了食人之唾的羞辱。第三节《聊斋志异》的艺术特色《聊斋志异》创造了一个色彩绚丽、美不胜收的艺术世界。它之所以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喜爱，除了深刻地反映了人民的思想感情、愿望要求外，还因为它具有极强的艺术魅力，读后能使我们得到艺术的美的享受。《聊斋志异》的艺术美，表现为思想与艺术的完美融合，绝不是那些逞才使气、炫弄技巧的作品所能比拟的。下面从五个方面来谈谈《聊斋志异》的艺术特色。(一)形式上兼采众体之长《聊斋志异》虽然名为短篇小说集，实际上其中所收的作品非止一体，而是兼采众体之长，又加以融会创造，是对中国传统的文言小说体式和散文体式的总结和发展。《聊斋志异》中的作品，从形式体制上看，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其一，是符合现代小说观念的典型的短篇小说。一般篇幅都较长，有完整的情节结构，鲜明的人物形象和明确的主题思想。书中的传世名篇多为这类作品，如《促织》、《席方平》、《红玉》、《婴宁》、《青凤》等等。这类作品多取法于唐人传奇，又广泛地从志怪小说和散文传统中吸取营养，是对传奇小说的发展和提高。比之唐人传奇，想像更丰富，情节更曲折，描写更细腻。在形式上，这类作品多采用以一个人物为中心的传记体，小说也多以主人公的名字命名；又仿《史记》人物传记后的“太史公曰”，篇末一般附有“异史氏曰”，在讲完故事之后，直接发表作者的议论和见解。或者点明主题，或者借题发挥，尖锐泼辣，短小精悍，很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杂文。这些都显然熔铸了中国古代文学中史传文学和散文的艺术传统，以及宋元以来白话短篇小说的艺术经验，在构思、人物塑造、情节组织和语言提炼等方面，都有新的特色。其二，可以称为志怪短书。这类作品，内容多为记述奇闻异事、神鬼妖魅；但与上一类不同的是，它们情节单纯，用笔精简，一般篇幅很短，只有二三百字，或者更少。从形式上看，这类作品很像六朝时期的志怪小说，但多数在意趣、情韵上与传统的志怪小说又很不相同。作者创作的目的，不是为了证明神鬼妖异确实存在，而是含蕴着隽永的思想内涵，透出浓厚的生活气息。例如《捉狐》一篇，描写一个黄毛碧嘴的狐怪如何偷偷地附在人的身上，在人捉住它的时候又如何狡猾地逃跑，显得十分怪异。但作品的主旨实际并不在狐怪本身，而是借狐怪以写人，表现的重点是现实生活中人的勇敢、沉着和机敏的精神品格。《骂鸭》写一个人偷了邻居的鸭子，吃了以后满身长出鸭毛，痛痒难耐，只有等丢失鸭子的人骂他时鸭毛才会脱掉，可偏偏丢鸭子的人十分大度，丢了东西从不骂人。在奇异荒诞的情节中，传达出隽永的讽世意味。其三，是纪实性的散文小品。内容或写人，或记事，或描绘一个场面，或摄取某种生活情景，多为记述作者的亲见亲闻，近似绘画中的素描或速写。这类作品，一般篇幅短小，而内容大多写实，不涉怪异。如《偷桃》写民间杂技，《山市》写山中奇景，《地震》写自然灾异，《农妇》记人物异行等。适应于题材内容和形式体制的不同，《聊斋志异》各篇的篇幅，也是有长有短，参差不齐的。长的如《婴宁》、《莲香》、《胭脂》、《王桂庵》等一些典型的短篇小说，往往有四五千字的规模；而一些志怪短书，却只有百十来字，最短的如《赤字》，仅有25字。中国古代的文言短篇小说，包括所谓笔记小说在内的各种形式体制，可以说都能在《聊斋志异》中找到。单从形式体制的丰富多彩看，《聊斋志异》也无愧于称为集大成的作品。清代的纪昀曾批评《聊斋志异》“一书而兼二体，所未解也”。实际上《聊斋志异》不止是“兼二体”，而是兼众体，但这并不是《聊斋志异》的缺点，而是它在艺术形式上带总结性和创造性的一个特色。清代的冯镇峦对纪的的看法就委婉地提出了批评：“一书兼二体，弊实有之，然非此精神不出，所以通人爱之，俗人亦爱之，竟传矣。虽有乖体例可也。”并指出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虽“无二者之病”，但比之《聊斋志异》却是“生趣不逮矣”(《读聊斋杂说》)(二)大胆奇异的艺术想像奇幻，是《聊斋志异》在艺术描写上的一个突出特色。其艺术想像之丰富、大胆、奇异，在古今中外的小说中，都是不多见的。人物形象多为花妖狐魅、神鬼仙人，他们一般都具有超人的特点和本领；活动的环境或为仙界，或为冥府，或为龙宫，或为梦境，神奇怪异，五光十色。他们变幻莫测，行踪不定，常常在人意想不到的时候飘忽而来，又在人意想不到的时候飘忽而去。人物活动所产生的种种景象，也是奇幻无比，令人目眩神迷。 例如《崂山道士》中写道士剪纸如镜，贴在墙上，竟变成了“光鉴毫芒”的月亮，而且有嫦娥从里面出来，跳舞唱歌。《翩翩》中的翩翩用芭蕉叶做成的衣服，竟然像绿色锦缎一样细腻柔滑；采白云做成的衣服，竟然无比的松软温暖。《巩仙》中，巩仙的袖子简直就是一个神仙世界，世外桃源。从里面可以招出一群群仙女；而秀才人袖，见“中大如屋”，而且“光明洞彻，宽若厅堂，几案床榻，无物不有”。秀才可以在袖中与心爱的女子惠哥幽欢而得子，致使秀才有“袖里乾坤真个大”的感叹。《陆判》中写性格豪放的朱尔旦，同阴间的陆判官交朋友，人神之间建立起真挚的情谊。朱生原来资质鲁钝，文章写得不好，陆判就帮助他，为他“破腔出肠胃，条条整理”，换得一颗“慧心”，从此“文思大进，过眼不忘”。朱生的妻子本来长得不漂亮，陆判又找了一个美人头来替她换上，使丑妇立即变成了“长眉掩鬓”的“画中人”。《葛巾》中写牡丹花精葛巾和玉版姊妹与常大用兄弟二人结合，各生一子，后花精的身份暴露，姊妹二人掷儿而去。两儿堕地以后就不见了，不久却长出牡丹二株，“一紫一白，朵大如盘”，十分奇幻。以上这些，都还只是一些场面或细节的奇异想像，是服务于整篇小说的艺术构思和主题思想的表现的，其本身还很难体现出独特的思想意义。而有的则整篇就是一种想像的世界，例如《罗刹海市》。小说描写了一个美丑颠倒、是非混淆的罗刹国。整个社会不重文章，只重外貌，而看外貌又是美丑完全颠倒的。男主人公马骏长得很英俊，可罗刹国的人却以为他是一个怪物，见到他便马上跑掉。相反，长得最丑的人他们却认为最美，可以做大官，有很高的地位。当权的统治者都是一些眼不明、耳不聪的糊涂虫。像马骏那样正常的人，只有变成带着假面具的骗子，才能在这里享受到荣华富贵。这显然是一篇充满奇思异想的愤世之作，骂世之作。“花面逢迎，世情如鬼”，文中的这八个字，正是蒲松龄所要揭露和抨击的目的，也是对当时社会的一种最精当的概括。显而易见，奇幻本身并不是作家艺术创造的目的。蒲松龄以大胆的艺术想像创造出一个奇幻的、绚丽多彩的艺术世界，是为了获得更大的艺术自由，更加充分地表现他对现实人生的体验，表现他的爱与恨，表现他对生活的认识与评价，表现他对未来的憧憬与向往。因此，以虚写实，幻中见真，才是《聊斋志异》所创造的奇幻世界的本质特征。通过超现实的幻想，表现出来的却是非常现实的社会内容。《梦狼》和《续黄粱》中的梦境，《席方平》和《考弊司》中的阴界，《晚霞》中的龙宫，《罗刹海市》中的异域等，无一不是现实社会生活的象征或影射。那些作为正义力量化身的神，如《席方平》中的二郎神，《公孙夏》中的关帝，《梦狼》中的神人等，他们对贪官污吏的惩罚，都体现了广大被压迫人民的愿望要求和作者的理想。至于那些花妖狐魅的形象，虽然具有超人的特点，却又处处透出浓厚的人间气息和人情味。她们所表现出来的喜怒哀乐的种种感情，实际上都是属于人间社会的，因此我们不但能够理解，而且感到亲切。同时，《聊斋志异》中的幻想，也并不是作者不受生活的约束，随心所欲的胡思乱想，而是处处都观照或体现出现实生活的客观依据。作者的艺术想像，有时看起来匪夷所思，实际上都有或显或隐却又十分深厚的生活基础。例如，《绿衣女》中的绿衣女是个绿蜂精，就写她“绿衣长裙”，“腰细殆不盈掬”；《花姑子》中的花姑子是个璋子精的女儿，就写她“气息肌肤，无处不香”；《葛巾》中的葛巾是个牡丹花精，就写她“纤腰盈掬，吹气如兰”，等等。奇幻的环境、景物、气氛，也大都可以找到现实生活的依据：《莲花公主》中写窦生进人的那个“桂府”，原来是个蜂精的世界。他所看到的是“叠阁重楼，万椽相接”，“万户千门，迥非人世”——这是蜂房，同时又是人间楼阁；他所听到的是轻柔悦耳的歌声，“征鼓不鸣，声音幽细”—这是蜂叫，同时又是人间音乐。总之，《聊斋志异》中的想像是幻和真的融合，处处奇幻，又处处于虚中见实，幻中显真。因此，它不是把我们引向虚无缥缈的天国，而是引导我们去俯视满目疮痍的人世。憎恶这人世，同时又充满希望地要改善这人世。(三)曲折奇峭引人人胜的情节艺术《聊斋志异》的叙事艺术以“文思幽折”(但明伦语)为人所称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聊斋志异》中没有一篇传世名篇是平铺直叙的。《聊斋志异)的情节艺术，以曲折奇峭为突出的特色，概括起来有三妙：出人意表之妙，层出不穷之妙，合情合理之妙。情节的发展，总是波澜层叠，悬念丛生，紧紧地吸引住读者，让你非读下去不可，让你不断地去猜想情节将如何发展，如何结局；却又总是出人意料，让你费思索、猜不透。而在读完全篇之后，掩卷细想，又感到处处合情合理，在人意中。蒲松龄精心地组织故事情节，并不是单纯为了吸引读者，或者炫弄技巧，为曲折而曲折，而是为了充分地展示社会矛盾，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揭示作品的主题思想。 例如名篇《促织》，基本情节是成名捉促织和斗促织。这种在农村中常见的景象，本来平淡无奇；但由于其背景是“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官府逼迫他限期交纳，因此一只促织的得失、生死、优劣、胜败，就同成名一家的生死存亡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时时处处牵动着主人公成名喜怒哀乐的思想感情。这样，由平凡小事构成的波澜起伏的故事情节，就具有了令人惊心动魄的思想力量。《促织》曲折的情节，是为充分地展示主人公成名及其一家的悲惨遭遇服务的，真正吸引读者并令他们激动、感叹的，并非捉促织、斗促织的曲折过程本身，而是与此紧密联系的主人公的大起大落的命运和喜怒哀乐的思想感情。促织的得失、存亡、优劣、胜败，仅仅是情节的外在形式；形式同内容，也就是捉促织、斗促织和主人公的命运，以及他全家人喜怒哀乐思想感情的变化，这三个方面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是统一的。全部曲折的情节，是产生于并最后归结到这个故事产生的背景和根源上，即：“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抚军“以金笼进上”，“上大嘉悦，诏赐抚臣名马衣缎”。这样，一只小虫的故事，构想出紧张曲折的情节，就具有了丰富深刻的社会内涵。《促织》的情节，线索比较单纯，但是写来却是重峦叠嶂，婉曲峭折。这是一种类型。另有一种类型是内容比较复杂、头绪比较纷繁的，写来更觉烟波浩荡，神龙见首不见尾。如写判案的《胭脂》和写爱情婚姻的《青梅》即是。以当今小说家的眼光和手段，这两篇小说，若加敷演，都可以铺展为长篇小说的规模。《胭脂》的情节极为曲折、复杂，但写来却井井有条，一丝不乱，安排得巧妙自然，合情合理。这篇小说同一般的公案小说不同，不是在叙写案情时故意闪烁其词，藏头露尾，以制造悬念来吸引读者；而是将案情发生的前后经过，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写出来，让读者一目了然，然后将描写的重点放到判案上。读者虽然早知底里，但读来却并不觉得兴味索然；相反，由于作者引导我们思索的重点是如何合理地去寻求破案的线索，因而感到小说别具一种特殊的吸引人的力量。随着故事的演进，处处启发人思考，教人增长智慧，在曲折的情节中透出思想的力量。《青梅》则又不同。小说展开描写青梅(狐女)和少女王阿喜的爱情婚姻及生活遭遇，人物多，头绪繁，作者经过惨淡经营，情节的构想、组织，离离奇奇，曲曲折折，无限烟波，无限峰峦，从中很好地展现了现实的人情世态，突出地表现了两位主人公(尤其是狐女青梅)过人的眼光、识见，以及善良多情的优美品格。篇末的“异史氏曰”，在评论青梅和王阿喜的曲折奇异的婚姻生活时说：“而离离奇奇，致作合者无限经营，化工亦良苦矣。”冯镇峦在此句下评云：“此即作者自评文字经营独苦处。”另一位聊斋评论家但明伦对此篇的评论则是：“此篇笔笔变幻，语语奥折，字字超脱。”其他如《石清虚》、《青娥》、((葛巾》等，也是无不从曲折奇峭的情节中展现世态人情，透出思想的力量。(四)诗情浓郁的意境创造虽然中国古典小说有与诗歌结合的艺术传统，但在中国古典小说中，真正能够创造出富于诗的意境的作品是并不很多的。《聊斋志异》中却有不少作品表现出诗情浓郁的意境美。所谓意境，是指在作品中由作家的主观感情与客观物境相结合而创造出的一种艺术境界。它使得描写对象带有一种抒情的色彩，变得比实际生活更美，更富于诗的情韵，也更富于深邃的思想力量，使读者产生一种超出于笔墨之外的联想和感受，进人一种诗一样的艺术境界，在精神上得到一种审美的愉悦和陶冶。《聊斋志异》的意境创造，主要表现在作者将他所热爱和歌颂的人和美好的事物加以诗化。特别是对那些幻化为花妖狐魅的女性形象，作者总是赋予她们以诗的特质。例如《红玉》中热情歌颂的那位同情被压迫者、具有侠义心肠、热情助人的狐女红玉，作者就赋予她以一种仙资玉质的诗意美：女袅娜如随风欲飘去，而操作过农家妇；虽严冬自苦，而手腻如脂。自言二十八岁，人视之，常若二十许人。 《娇娜》篇表现出作者一种很进步的思想，即男女之间不仅可以有美好真挚的爱情，而且可以有美好真挚的友情。小说在开头介绍男主人公孔生时，说他“为人蕴藉”。所谓“蕴藉”，在这里是指为人的含蓄、宽厚、诚挚、多情。孔生诚挚热情地教授娇娜的哥哥皇甫公子的学业，后来公子一家有难时他又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救助；而娇娜则两次用自己修炼所得的红丸去救治孔生的病难，使他死而复生。小说中不仅男主人公孔生蕴藉，女主人公娇娜也蕴藉，整篇作品泛出一种人物的性格和人与人关系的蕴藉美。但明伦评论此篇说：“蕴藉人而得蕴藉之妻，蕴藉之友，与蕴藉之女友。写以蕴藉之笔，人蕴藉，语蕴藉，事蕴藉，文亦蕴藉。”蕴藉美就是一种诗意美。通过环境气氛的渲染烘托来表现一种诗意美，是《聊斋志异》意境创造的一个重要方面。《宦娘》中优美的琴声，创造出一种充满诗意的气氛，以此来烘托出品格优美的鬼女宦娘那风雅不俗的精神世界。《粉蝶》中渲染的爱情之美，不仅与琴曲美妙的音乐融合在一起，而且还带有一种神奇缥缈的仙风仙气。《白秋练》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始终以诗来串合。《婴宁》中那不断点染的女主人公天真爽朗的笑声，以及总是伴随着她而具有象征意义的鲜花，也烘染出女主人公天真无邪、富于诗意的性格美。《聊斋志异》中优美动人的花妖狐魅形象，是现实生活中美好的人的艺术升华，是幻想的创造物，与一般小说作品中须眉毕现的纯写实的形象不同，带有某种虚幻性和飘忽性。作者常常不作精雕细刻的外形描写，而着意于描绘人物的内在风神，接近于绘画中的写意。例如《阿绣》一篇，对那位幻化为阿绣的狐女，除了她所冒充而近于乱真的阿绣的形象外，她本人自己是什么模样，我们甚至连知都不知道。作者是有意略貌而取神。她的外貌虽然也很美，但经过较量证明还稍有欠缺，还不如真阿绣美；而从一系列的行为中表现出来的她的内心世界，却已经达到了美的极致。可以说，她在爱情的追求和外貌美的追求中都是一个失败者，但却完成了一种比爱情和外貌美都要更美、也更崇高的人生追求。她在失败中实现了道德的完美，这在实质上是一种胜利，一种包含着人生哲理的胜利。读者感受到，在她身上焕发出的是一种内在的诗意美—执著追求的意志美，舍己助人的道德美。假阿绣狐女的形象，如水中之月，镜中之花，显得朦胧而空灵。而朦胧美，正是一种诗意美。(五)雅洁明畅的语言艺术《聊斋志异》是用文言写成的，用文言写小说而能同白话小说媲美，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具有白话小说不可能有的独特的魅力，这是蒲松龄杰出的艺术创造。《聊斋志异》语言艺术的特色，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从表现生活和刻画人物性格的需要出发，改造书面文言，吸收生活口语，将两者加以提炼融合，使典奥的文言趋于通俗活泼，又使通俗的口语趋于简约雅洁。这样就创造出一种既雅洁又明畅，既简练又活泼的独特的语言风格。其二是，无论来自书面的文言，还是来自口头的白话，经作者的选择提炼，都变成一种饱和着生活的血肉，饱和着人物思想感情的血肉的活的语言。在表现活的生活和活的人物这一点上，使两种语言成分自然和谐地融合在一起。典雅和通俗，精练和明畅，凝重和活泼，从全书的整体来看，两种语言风格是统一的，不仅不可分割，而且连分解也难于分解。在《聊斋志异》中有相当多的人物对话，其中融入了不少口语的成分。这在过去的文言小说中是很少见的。这显然从宋元以来的白话小说中吸取了艺术营养。例如在《镜听》中，有这样生动的对话情景：大儿子考试高中，消息传来，婆婆对正在厨房干活的大儿媳妇说：“大男中式矣!汝可凉凉去。”心中憋了一肚子气的二儿媳妇，后来听到自己的丈夫也考中时，把排面杖一扔，说：“侬也凉凉去!”所用的虚词，既有文言也有白话；人物的口吻、语气逼近生活，却也并未背离总体上雅洁的文言风貌。其他如《邵女》中写媒婆贾姐替柴廷宾到邵家说媒时的一大段对话，也是使生动活泼的口语和简约雅洁的文言相融合的著名例子： 夫人勿须烦怨。恁个丽人，不知前身修何福泽，才能消受得!昨一大笑事，柴家郎君云：于某家茔边，望见颜色，愿以千金为聘。此非饿鸱作天鹅想耶?早被老身呵斥去矣!媒婆说媒，目的自然在传递男方对女方的追慕和情意，可她却有意把别人托付的极认真事说成“大笑事”，慧心利嘴，巧舌如簧，以退为进，举重若轻。媒婆的神情意态，在这里活灵活现地跃然纸上。这段对话大有《战国策》纵横家的风致，却又带有更为灵动鲜活的生活气息。至于叙述描写的语言，可以《红玉》中写冯相如第一次见红玉时的一段作为例子：一夜，相如坐月下，忽见东邻女自墙上来窥。视之，美；近之，微笑；招以手，不来亦不去。固请之，乃梯而过，遂共寝处。这段叙写是文言，却相当通俗；接近于白话，却又未失雅洁凝重的文言本色。活泼清新，自然明畅，将人物形象、环境气氛、当事人的内心感受等等，都极其生动地表现了出来。总起来说，《聊斋志异》是真正艺术的美文学。思想美，形象美，语言美，意境美。一篇篇优美的作品，在我们的面前展现出一个色彩绚丽的艺术世界，使我们在奇异的幻境中，体尝现实人生的甘苦，认识那已经逝去但不应该被忘记的历史；在得到思想启发的同时，也得到艺术的美的享受。聊斋志异的评价　《聊斋志异》是一部具有独特思想风貌和艺术风貌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多数小说是通过幻想的形式谈狐说鬼，但内容却深深地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之中，曲折地反映了蒲松龄所生活的时代的社会矛盾和人民的思想愿望，熔铸进了作家对生活的独特的感受和认识。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说：“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在这部小说集中，作者是寄托了他从现实生活中产生的深沉的孤愤的。因此我们不能只是看《聊斋志异》奇异有趣的故事，当作一本消愁解闷的书来读，而应该深入地去体会作者寄寓其中的爱和恨，悲愤和喜悦，以及产生这些思想感情的现实生活和深刻的历史内容。由于《聊斋志异》是一部经历了漫长时期才完成的短篇小说集，故事来源不同，作者的思想认识前后有发展变化，加上作者世界观本身存在矛盾，因而全书的思想内容良莠不齐，比较复杂。但从总体看来，优秀之作占半数以上，主要倾向是进步的，真实地揭示了现实生活的矛盾，反映了人民的理想、愿望和要求。歌颂生活中的真、善、美，抨击假、恶、丑，是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总的艺术追求，也是这部短篇小说集最突出的思想特色。　　书中的作品情节离奇曲折，但又简洁，幻化形象刻划得独具特色。虽为文言，但凝练之外又极形象传神，富有表现力，而且语言利落直观明了。三百年来，《聊斋》故事在民间广为传播历久不衰，先后被译成十几种文字，成为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聊斋志异》是中国古典小说的珍品，这部短篇小说集在他创作之初便有人传抄，成书之后流传更加广泛。十九世纪中叶传播到国外，已有英、法、德、日等二十多个语种的译本。《聊斋志异》在叙述、描写人和各种灵异之物的交往时，往往按照同类相应、同气相求的模式安排故事情节。同类相应、同气相求是一种古老的观念，指的是同类事物能够彼此趋近，产生感应，实现生命层面的沟通。《聊斋志异》的许多就是以同类相应、同气相求为契机而发生、延展的故事.　　　郭沫若评价说：“写鬼写妖高人一筹,刺贪刺虐入木三分。” 　　《聊斋志异》，清代短篇小说集，是蒲松龄的代表作，在他40岁左右时基本完成，此后不断有所增补和修改。“聊斋”是他的书屋名称，“志”是记述的意思，“异”指奇异的故事。全书有短篇小说491篇。题材非常广泛，内容极其丰富。多数作品通过谈狐说鬼的手法，对当时社会的腐败、黑暗进行了有力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社会矛盾，表达了人民的愿望。但其中也夹杂着一些封建伦理观念和因果报应的宿命论思想。《聊斋志异》的艺术成就很高。它成功的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典型，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故事情节曲折离奇，结构布局严谨巧妙，文笔简练，描写细腻，堪称中国古典短篇小说之巅峰。据说作者蒲松龄在写这部《聊斋志异》时,专门在家门口开了一家茶馆,请喝茶的人给他讲故事,讲过后可不付茶钱.听完之后再作修改写到书里面去。《聊斋志异》，是一部文言文短篇小说集。有传奇、志怪、轶事等，诸体兼备，为中国文言小说集大成之作。内容十分广泛，多谈狐、魔、花、妖，以此来概括当时的社会关系，反映了17世纪中国的社会面貌。书中写的是一个花妖鬼狐的世界，既有对如漆墨黑的社会现实的不满，又有对怀才不遇、仕途难攀的不平；既有对贪宫污吏狼狈为奸的鞭笞，又有对勇于反抗，敢于复仇的平民的称赞；而数量最多、质量上乘、写得最美最动人的是那些人与狐妖、人与鬼神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纯真爱情的篇章。　　“聊斋”是蒲松龄的书斋名，所谓“聊”就是在交谈，话说蒲松龄在他居住的地方附近设一茶棚，凡是进来的人是不收银子的，捧上一壶茶坐下来和客人闲谈，他就专门问一些奇闻异事，蒲松龄的“聊斋”变由此而生。然后，蒲松龄就把听来的这些事情经过自己的加工润色后记录下来。“志”变产生了（记录）。“异”当然就是旨在说明自己所记录的事情都是奇闻异事。“聊斋志异”变由此而生。　蒲松龄:（1640--1715）清文学家。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山东淄川（今淄博）人。早岁即有文名，深为施闰章、王士禛所重。屡应省试，皆落第，年七十一岁始成贡生。除中年一度作幕于宝应，居乡以塾师终老。家境贫困，接触底层人民生活。能诗文，善作俚曲。曾以数十年时间，写成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并不断修改增补。其书运用唐传奇小说文体，通过谈狐说鬼方式，对当时的社会、政治多所批判。所著又有《聊斋文集》、《聊斋诗集》、《聊斋俚曲》及关于农业、医药等通俗读物多种。　《聊斋志异》题材非常广泛，内容极其丰富。多数作品通过谈狐说鬼的手法，对当时社会的腐败、黑暗进行了有力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社会矛盾，表达了人民的愿望。但其中也夹杂着一些封建伦理观念和因果报应的宿命论思想。《聊斋志异》的艺术成就很高。它成功的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典型，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故事情节曲折离奇，结构布局严谨巧妙，文笔简练，描写细腻，堪称中国古典短篇小说的高峰。收集500余篇，神神鬼鬼妖妖怪怪……　　《聊斋志异》是一部具有独特思想风貌和艺术风貌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多数小说是通过幻想的形式谈狐说鬼，但内容却深深地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之中，曲折地反映了蒲松龄所生活的时代的社会矛盾和人民的思想愿望，熔铸进了作家对生活的独特的感受和认识。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说：“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在这部小说集中，作者是寄托了他从现实生活中产生的深沉的孤愤的。因此我们不能只是看《聊斋志异》奇异有趣的故事，当作一本消愁解闷的书来读，而应该深入地去体会作者寄寓其中的爱和恨，悲愤和喜悦，以及产生这些思想感情的现实生活和深刻的历史内容。由于《聊斋志异》是一部经历了漫长时期才完成的短篇小说集，故事来源不同，作者的思想认识前后有发展变化，加上作者世界观本身存在矛盾，因而全书的思想内容良莠不齐，比较复杂。但从总体看来，优秀之作占半数以上，主要倾向是进步的，真实地揭示了现实生活的矛盾，反映了人民的理想、愿望和要求。歌颂生活中的真、善、美，抨击假、恶、丑，是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总的艺术追求，也是这部短篇小说集最突出的思想特色。从题材内容来看，《聊斋志异》中的作品大致可分为以下五类：第一类，是反映社会黑暗，揭露和抨击封建统治阶级压迫、残害人民罪行的作品，如《促织》、《红玉》、《梦狼》、《梅女》、《续黄粱》、《窦氏》等；第二类，是反对封建婚姻，批判封建礼教，歌颂青年男女纯真的爱情和争取自由幸福而斗争的作品，如《婴宁》、《青凤》、《阿绣》、《连城》、《青娥》、《鸦头》、《瑞云》等； 第三类，是揭露和批判科举考试制度的腐败和种种弊端的作品，如《叶生》、《于去恶》、《考弊司》、《贾奉雉》、《司文郎》、《王子安》、《三生》等；第四类，是歌颂被压迫人民反抗斗争精神的作品，如《商三官》、《席方平》、《向杲》等；第五类，总结生活中的经验教训，教育人要诚实、乐于助人、吃苦耐劳、知过能改等等，带有道德训诫意义的作品，如《种梨》、《画皮》、《劳山道士》、《瞳人语》、《狼》三则等。除此之外,本书中所书故事提醒人们要弃恶从善，讽贪刺虐，善待众生，诚信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