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形象

　　浅谈《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形象：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一书中，借助浪漫主义手法，以雄健有力的笔调，勾勒出无数个离经叛道、超尘脱俗的女性形象。这一成就，在小说史上，是开天辟地的。这些女性形象，突破了神圣而陈腐的封建精神桎梏，游离于礼法之外，仗义于危难之中，其性情之明快、坦荡、坚毅、热诚，实为古代小说之罕见。　　关键词：聊斋志异；女性；形象　　简介：刘杨洋（1986-），女，甘肃庆城人，兰州大学文学院汉语国际教育硕士。　　[]：I206[]：A　　[]：1002-2139(2011)-20-0014-02　　《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形象，或为轻解罗裳夜伴枕席的人生知己，或为排忧解难的侠女，真可谓顾盼生情、光彩照人，这些女性熔铸了的理想和愿望、思想和品格。从这些女性身上我们来探究蒲松龄的心理世界。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一书中，借助浪漫主义手法，以雄健有力的笔调，勾勒出无数个离经叛道、超尘脱俗的女性形象。这一成就，在小说史上，是开天辟地的。这些女性形象，突破了神圣而陈腐的封建精神桎梏，游离于礼法之外，仗义于危难之中，其性情之明快、坦荡、坚毅、热诚，实为古代小说之罕见。透过这一群感人至深的少女、健妇形象，可以清楚地触摸到那一时代个性解放的思想脉搏，可以看到日渐崛起的市民阶层的风貌和明清进步的思想家。　　一、对女性地位的颠覆　　在中国传统小说中，女性往往处于三种状态：要么作为英雄才子功成名就的一个注脚，在男性大志既遂以佳人投怀来增添喜庆气氛；要么作为宣传的工具，用女性的种种磨难印证三从四德，忠孝节义的合理性；要么就以被损害者的形象出现，以增加故事的悲剧性。蒲松龄虽然也写女性的苦难，但更多的加进了喜剧成分。尤其是在描写婚恋故事时，蒲松龄始终把“情”作为根基，用“情”来突破“理”。这方面的代表之作是描写“情痴”的几篇小说。如《连城》和《阿宝》，　　这两篇文章中，情痴无疑例外的都是男性，而女性成了男性生命中最为宝贵的东西，成为男性孜孜以求，可以舍生忘死的追求的目标。这种大胆的描写颠覆了中国几千年女性在婚恋关系中的地位，让女人成为故事中的“主角”。　　《连城》中的乔生之于连城，情生于一个“知”字。连城征诗择婿，乔生献上的诗深得连城的赏识，“女得诗喜，对父称赏。”两人由相知而相爱。他们的爱情遭到连城父亲的反对，但连城“逢人辄称道，又遣媪娇父命，赠金以助灯火。” 后来连城病重，和尚说唯有男人“膺肉一钱”方能医治，乔生毫不犹豫“自出臼刃，刺膺授僧”。爱到深处，肉体也毫不顾惜了。数月后，连城病死，乔生竟“一痛而绝，到阴间追寻连城去了”。这种痴男子让蒲松龄都称赞，蒲松龄在篇末评价说：“一笑之知，许之以身，世人或议其痴，彼田横五百人，岂尽愚哉！”何其愚，何其痴啊。　　令一个情痴是《阿宝》中的孙子楚。孙子楚是个心理严重封闭的男人，他“性愚讷，不敢近女色”，“或值座有歌姬，则必遥望却走”。有人故意指使妓女狎逼他，他竟“赧颜彻颈，汗珠下滴”。但一碰到阿宝，他就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情痴，为了阿宝的一句戏言，就以斧自断其指，几乎丧命，路遇阿宝，魂灵竟随她而去，弄的“气休休若将撕灭”，回家之后，魂附鹦鹉，直入阿宝闺房，终于感动了阿宝的芳心。这不但深刻的反应了女性美对男性的巨大吸引力和改造力，而且完全突破了“女性是男人的附庸”这一陈腐观念。　　乔生和孙子楚的这种痴不是世人眼中的懦弱，没有男子气概，一个男人的霸气不是体现在对女性的完全占有和支配当中，男女之间的相互尊敬才是生活的真谛。蒲松龄开创了女性主体意识的先河。　　二、对封建礼教的反叛　　宋明以来，二程和朱熹的理学，适应了日渐虚弱的封建统治集团的需要，成为显赫一时的官方统治思想。他们强调用“天理”灭绝“人欲”，用“道心”主宰“人心” ，要求人的一切情感，如喜、怒、哀、乐、爱、恶、欲，都纳入“礼”的轨道，“视听言动皆礼也”，丝毫不得人情而作。在这样的舆论力量左右之下，人们的真情实感被扭曲了，装模作样的“假人”纷纷出现。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晚明杰出思想家李贽提出了“从容于礼法之外”。这位思想家清节凛凛，强力人性，曾经拼着性命向黑暗的理学王国冲击，结果被封建礼法吞噬了。在他被迫害致死的数十年后，在终身潦倒的蒲松龄笔下，涌现出一大批“从容于礼法之外”的人物。　　在这样的时代，女性的一视一盼，一颦一笑，一抬手一投足，都受到繁文缛礼的约束。垂髻少女们更是“手不许把秋千索拿，脚不许把花园路踏”，“女孩儿只合香闺坐，拈花剪朵，问绣窗鍼指如何”。在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观察《婴宁》、《小翠》、《阿英》、《菱角》、《小谢》等篇章中那一群天然纯真、放达不羁的女性形象，怎能不感到清新明净，光彩照人？　　纯真并等于肤浅，大胆并不等于放荡。《小翠》中那个“日事戏笑”的少妇，便是既纯真又大胆的女子。篇中先后五次描述她“殊欢笑”、“第善虐”的情态。新婚之初，她便“刺布作园，踏蹴为笑”以至发生了“圆訇然来”、“直中”她公公王侍御“面目”的事件。受呵责后，转眼间，“憨跳如故”，又“以脂粉涂公子作花面鬼”为戏。再次受呵责后，仍“不惧，亦不言”，“复装公子作霸王，作沙漠人……喧笑一室，日以为常。”正是在这种如痴如颠的“戏笑”的掩护下，这位新妇，从容有度的迷惑了恩人的政敌，使恩人一家得以幸免于难。　　三、顶天立地的奇女子 　　“奈何两间奇奇，独得之妇人乎！”这是清人但明伦评点聊斋一书时发出的感叹。在蒲松龄笔下，山川日月之灵秀虽不独钟于女儿，《聊斋志异》中也不乏慧男敏童、才子名士，但纵观全书，女儿世界中的确是人材荟萃，奇葩异草，美不胜收。这种大胆的笔法在当时那个时代是难能可贵的。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女子无才便是德”、“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之类的谬说，不胫而走，直到近世，还可以听到“女人头发长见识短”之类的谬语。古代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们，对这些荒谬的说法，曾不断提出异议。而蒲松龄却将这种异议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颜氏》、《狐谐》诸篇，都赞美了博闻强识、才思敏捷的女学士。这些女学士不光勤奋好学，尽心钻研，并试图将自己的品德感染于他人，她们的才学超出男子，她们在仕途中顶起一片天地，蒲松龄生活的那个时代，“闺中人，身不到场屋。”而蒲松龄却反其道而行之，让这些女子出相为将，展现女性自立的风采。　　《颜氏》篇中，狐女颜氏，自幼有女学士之称，婚后，朝夕伴夫婿研读。严如师友。“敛昏，先挑灯据案自哦，为丈夫率；听漏三下乃已。”可惜，她的夫婿徒有其表，志大才疏，朽木难雕，以至弄到“身名蹇落”、“饔飧不给”、“抚情寂漠”“嗷嗷悲泣”的境地。“女诃之曰：‘君非丈夫，负此弁耳！使我易髻而冠，青紫直芥视之！’”便“负气自为之” 。她易装相代，连战连捷。中进士后，先授县令，后迁御史，宦迹十载，方托疾归乡里。在论赞中强调指出：“翁姑受封于新妇，可谓奇矣。”“天下冠儒冠，称丈夫者，皆愧死矣。”的感慨是事出有因的。自男性中心社会形成以来，男尊女卑的习俗，一直被视为天经地义而世代相袭。可见，统治集团对男儿的期望历来是立身扬名、承继祖业，对女子的要求不过是专心纺织、洁其酒食、“厨下汲水炊白粥”而已。可颜氏却不安守本分，不拘泥于做一个贤妻良母。她不仅待夫婿严如师友，而且十年宦迹证明，获取什么功名利禄，绝不比把持家务更困难。颜氏的尝试，对男尊女卑、夫唱妇随的传统习俗，不能不是一种辛辣的讽刺。少妇为宦，男子因之受封，这一点，无疑是《颜氏》一篇最引人注目的所在。　　《狐谐》篇中，万福，“幼业儒，家贫而运蹇，年二十有奇，尚不能掇一芹”恰在这时遇到了诙谐聪慧的狐女。“日至，与共卧处。凡日用所需，无不仰给于狐。”狐女聪慧，在万福朋友的赏玩中从不让他们占到半点便宜，反而于故事当中反讽他人，被众人捧为“狐娘子”。狐女博文广识，能巧妙地将一己之才能运用的恰到好处。她的灵活机动，一点不娇羞做作，与万福的朋友斗嘴皮子，屡屡处于上风，堪与诸葛亮的舌战群雄相媲美。如此乖厉，矫捷的奇女子，让人想起每每称奇。 　　蒲松龄生活在封建社会末期，这是一个以男性为主宰的社会，一方面，男权意识中的女性隐退于社会生活的舞台幕后，不再直接参与社会的重大事件和政治生活．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在封建社会末期，另一种社会因素也在悄然滋长，那就是资本主义的萌芽，还有随之而来的思想上的启蒙．尽管只是不自觉的，或许不能成功破土而夭折．但它们真切地萌动了。蒲松龄对社会的发展变化有着敏感的观照．他所塑造的女子无论是足愧须眉的巾帼英雄，还是坚贞热烈的爱情女神，抑或是秀外慧中的经济独立者，她们所体现出来的觉醒性，解放性都是植根于当时社会而超乎时代的。　　蒲松龄在落魄孤烦中体验生命的痛苦，深切同情女性，为女性张扬个性，寻找出路．他在《聊斋志异》中对女性的出路进行了种种的透视和解读．他把女性解放的出路定位在“女人自身的独立”上．从“靠男人”到“反抗”把问题提了出来，而到后来的“靠自己”则提出了一条解决问题的出路。这一过程看似简单，却经历了几千年才开始出现这样的萌芽．通观中国蒲松龄之前的文坛，唯独他反映女性自主意识的文章最为血肉丰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