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聊斋志异》中的小文_论文

论《聊斋志异》中的小文【内容提要】约占《聊斋志异》篇目三分之一的“小文”，除谐趣者外，皆属于志怪范围；但不与生活隔绝，人情世风，时露笔端，能使人多读而不倦。这就不是文笔简古而内容单调的《搜神记》之类的古书所能比拟。它有精彩的构思，生动的描写，深沉的哲理，冷峻的抨击，辛辣的嘲讽，一篇篇各有特色，精致绝伦。《聊斋志异》的精华虽不在小文，但如一位歌王，即使偶唱短曲，档次与大调无别；又如一座名窑，即使偶产盅匙，也必为瓷中上品。因此它成为我国古代志怪短作中独具光辉的一列明珠。【关键词】聊斋志异/小文一8/8 鲁迅把散见于《聊斋志异》中的短小作品，称为“小文”，并归纳其特点为：一，“事极简短”；二，“不合于传奇之笔”；三，“数行即尽”；四，“与六朝之志怪近矣”。（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二篇《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倘若《聊斋》中的作品是长者极长，短者极短，要界定这些“小文”就不是一件难事了。然而全书四百九十多篇作品，其长短之别犹如一部阶梯，定哪一阶之下为“小文”，而上一阶与下一阶仅一阶之别却顿成两类，其依据焉存，就让人颇费踌躇了。手稿本《聊斋志异》每行平均约三十字，“数行”总应在十行以下，姑以十行计，就是三百字。全书在三百字以内者，约有一百八十篇，占全部篇目的百分之三十七弱。若以九行或八行以下计，篇数自然还要少一些。8/8 这些“小文”的内容，不外奇闻、怪异、幽冥、神仙及谐趣诸类，除谐趣外，皆属于志怪的范围。它们的长短也有很大的差别，从一行至十行皆有。最短的那些，用现代的小说标准来衡量，都应摈在小说的门外；但用我国古代的标准，尤其是纪昀所定的标准来衡量，则恰恰是小说的正宗。我国自古对小说的看法，就是“近取譬喻，以作短书”，寓言异记，不本经传”，“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类；到明代胡应鳞，始将小说分为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辩订、箴规六类；再到清乾隆时，纪昀又将小说分为叙述杂事、记录异闻、缀缉琐语三派。鲁迅说：“右三派者，校以胡应麟之所分，实止两类，前一即杂录，后二即志怪，第析叙事有条贯者为异闻，抄录细碎者为琐语而已。传奇不著录；丛谈、辩订、箴规三类则多改隶于杂家，小说范围，至是乃稍整洁矣。”（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一篇《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稍整洁”的可取处，是将最不像小说的丛谈，辩订、箴规摒除在小说之外；而其最不可取处，是将文学史上最成熟的小说——传奇不认作小说。纪昀虽生于我国小说艺术已成熟完善之秋，却仍持的是前数代的陈旧之见。正是从这种陈旧之见出发，他才叫他的门人盛时彦发表他那否定《聊斋志异》的高论：“其可见完帙者，刘敬叔《异苑》、陶潜《续搜神记》，小说类也；《飞燕外传》、《会真记》，传记类也。……今一书而兼二体，所未解也。”（注：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姑妄听之（四）》“盛跋”。）他把传奇称作“传记”，是有意抹煞这种最成熟的小说文体，其顽固守旧之状可掬。但即使如纪昀所分类，他所责备的一书而兼小说（即杂录与志怪）、传记（即传奇）二体的书，也是自古就有的，并非蒲松龄第一个跳出来作异端。如唐代较早的专集牛肃的《纪闻》，其传奇名篇《吴保安》长二千四百字左右，《洪ｆǎｎｇ＠①禅师》亦长二千四百余字，而其志怪之作《张寓言》仅长一百七十余字。唐人存小说最多的戴孚，其《广异记》中，传奇之作《宇文觌》超出一千字，《汝阴人》亦长近千字，而其志怪作品《叶净能》只有四十二字。这种长短悬殊、二体并兼的前例，不知饱览古籍的纪昀为什么没有发现。8/8 为什么唐人书中及《聊斋志异》中，都有很长的传奇体之文也都有极短的志怪体之文呢？这是内容的需要，也是表达的需要。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借晋人张骏的话说：“艾繁而不可删，济略而不可益。”（注：刘勰：《文心雕龙·熔裁》。）谢艾、王济的文章虽未见，但从张骏的话里看，谢艾的文章一定因内容丰富，虽繁不冗，所以没有可删之处；而王济的文章必然内容简单故文简意尽，无可增添。一本小说集中，作品有长有短，这是极正常极自然的事，直到今天也是如此。我国古代文言小说的作者不像“三言”、“二拍”的作者那样，每篇小说都写满一卷，所以也不存在有些篇似觉事简话繁之病。8/8 有人说，如果把《聊斋志异》中的志怪小文抽出来单独辑为一书，就是一本《搜神记》。《搜神记》自然有其长处，尤其是它的历史地位不容怀疑，但它毕竟出现得早，文笔简古而内容单调，后世读者读起来未免枯燥；而《聊斋》中的小文，虽同样为志怪，但不与生活隔绝，人情世风，时露笔端，能使人多读而不倦，这就不是《搜神记》之类古书所能比拟。《聊斋》的精华虽不在小文，但如一位歌王，即使偶唱短曲，其音色之美，气韵之高，则与唱大调无别。又如一座名窑，即使出窑的是极小的盅、匙，也必是瓷中之上品。蒲松龄之所以获此成就，是因为学习古人而不敬畏古人。英国诗人杨格说：“愈少抄袭古典名作家，就愈像他们。”“过分敬畏他们则会使天才受到束缚，也就使它因此失去为了完成杰作所需要的自己的活动范围和挥毫余地。”（注：杨格：《论独创性的写作》，《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497页。）蒲松龄能远远地跳出古名家的樊篱，自由挥动其如椽之笔，写出绝世的杰作，就不是不可能的事。他写这些小文，与大量长篇幅的精品相比，也许是其“馀事”，但却并非率意为之；与《子不语》之类的率意为文相比，益见出其一笔不苟。即使是只有二十五字的《赤字》，也并非随意挥笔。《搜神记》卷六中有一则曰：“昭帝时，上林苑中大柳树断，仆地，一朝起立，生枝叶，有虫食其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已立。”这是《赤字》的类篇，只是《赤字》中的“白苕”等十字，似乎很难索解，愈显出作者的“志异”之意。像《赤字》这样纯为志异的小文，非止一篇，如《瓜异》、《土化兔》等俱为此类。另外也有一些构思或情节较平庸者，前者如《乱离》二则、《聂政》、《禄数》、《果报》二则等，后者如《魁星》、《山神》、《役鬼》、《李檀斯》等。鉴于古今中外作者极少有每篇必精的事实，这点不尽精彩的比例，并不能遮挡《聊斋》小文整体的光辉。二8/8 小说要想逃出陈旧，避免平庸，首要的一件事就是要有精彩的构思。《聊斋》中有的小文，不过数行，但读后令人叫绝，就是因为它的构思精彩，把人征服了。精彩的构思是别的人想不出来的，读后才惊叹世间还有这样的事，或惊叹我怎么想不出。怪异之事不受现实生活的限制，似乎是可以随便“编”的；但要“编”得让许多人拍案叫绝，却只有少数作者才能做到。《邑人》就是小文中以构思取胜的佳作。一个无赖，在市上悬挂半猪的架前，被二人“极力推挤之，遂觉身与肉合”，于是经受了一刀一痛的割卖之苦，直至肉尽才罢。其中还有一个更为尽致的细节：“后有邻翁来市肉，苦争低昂，添脂搭肉，片片碎割，其苦更惨。”作者于篇末说：“崇朝之间，已受凌迟一度，不亦奇哉！”“不亦奇哉”的固然是这个无赖的经历，同时更是作者的构思。是作者想出了这个奇妙的法子，让这个谁也奈何不了他的无赖，在催眠般的感受中接受了一次酷虐的惩罚。《戏缢》写的是另一个无赖，他在一根高粱秸上挂带“自缢”，要逗过路的女人一笑。女人笑了。他却真的缢死了。作者在篇末说了与《邑人》篇末几乎是同样的话：“粱干自经，不亦奇哉！”“奇”的同样也是作者的构思。无赖在细弱的高梁秸上表演“自缢”，自以为谐妙之至，谁料他会弄假成真，受到了对儇薄者的最苛重的惩罚。这是过路的女人（不知是神还是什么）惩罚了他，其实也是作者惩罚了他。此篇之妙，在于主人公是自编自演自食其果，死虽残酷，但自始至终都在俳谐的轻锣细鼓中进行，充分体现了作者的构思之妙。8/8 有的构思来自生活之微。生活中发生的事，或可能发生的事，或虽不可能发生而作者想象它可以发生的事，都可以营造这一类构思。《藏虱》写了一个乡人和一只虱子的故事。这个乡人与众不同，抓了一只虱子，不把它弄死，却用纸裹了塞进树孔之中。后二三年，取出验之，虱薄如麸。却没想到它会咬了他的手，而且奇痒，核起，肿痛，最后送了性命。虱子会如此吗？未做过这种实验是不能得出结论的。而故事中是可能的并且实现了。对乡人来说，藏虱是可以警戒的举动吗？对虱来说，不杀是应感谢的，反而杀了乡人，是报禁闭它的三年之仇吗？短短三四行的一篇小文，引发人所想所猜有这样多，其非同凡响可知。《牛飞》也是一篇能引起人多种感思的故事。邑人某夜梦牛生两翼飞去，以为不祥，怕失去而损价售之。然而路得一鹰，以裹金之巾的巾头絷其腿，结果鹰带其巾飞去。这构思似乎表现的是定数不可逃，但作者却另有高论供读者思考：“某每谓定数不可逃，而不知不疑梦，不贪拾遗，走者何遽能飞哉！”总以为定数不可逃，却不肯把不足凭信的梦丢开不管，卖了牛，又因为贪心想拣到一只鹰，结果把牛给真的丢了：这就是作者从邑人某丢牛事件中总结出的教训。值得一提的是，专爱篡改原书的“铸雪斋抄本”，把“某每谓定数不可逃，而不知不疑梦”，改为“此虽定数，然不疑梦”，取消了对某的批评之意而肯定了定数，顿使本篇的思想光芒变为晦暗。8/8 有的构思系于一物，或以之贯穿全篇，或以之照应首尾，从而形成一个严谨而巧妙的结构。《橘树》就是以一株小橘树贯穿全篇的。刘公任兴化令时，其幼女接受了道士送的一株小橘树，刘公离任时将其留在了兴化；若干年后女已出嫁，其夫适为兴化令，则橘树已十围，实累累以千计。女未至时，橘不结实；女在此三年，繁实不懈；第四年，憔悴无花，至秋，女因其夫解任离去。作者在“异史氏曰”中写道：“橘其有夙缘于女与？何遇之巧也？其实也似感恩，其不华也似伤离。物犹如此，而况于人乎？”英国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