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一、《红楼梦》婚姻法文化解读高维娜《红楼梦》是一部现实主义批判作品。其内容涉猎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生活、法律、制度等的缩影。这部伟大文学作品中的许多篇幅,涉及到清代的法律和司法制度。单就婚姻制度而言,全书不仅描述了康乾盛世的婚姻状况,也反映了清王朝封建社会的婚姻法律制度及其背后的婚姻法律文化。《红楼梦》中众多女性的命运,正是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女性的普遍命运,也是封建婚姻制度所必然缔造的社会大悲剧。解读《红楼梦》有助于了解中国传统婚姻法律制度在社会上的运行情况,进而发掘出制度背后的法律观念及法律意识。文在清代,父母之命,媒巧之言是婚姻成立的必要条化不具备这两个条件,即使男女相恋,也不敢成婚。一个"合法"的婚姻要经过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道程序,即所谓"六礼"。在《红楼梦》的婚俗描写中也得到了充分细腻的再现。清代的婚姻终止,既深受传统的礼教、宗法、婚俗习惯等因素影响,还受现实生活状况的约束,从理念、制度到实践,较之现在更加丰富多彩。作品中案件的审理具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和个人色彩,官员在审案时,受多种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除了对法律条文的遵守和执行之外,还有一个支配他们断案的普遍性指导原则,即情理、习惯。在封建传统社会,法制的严格规范化受到了挑战,而W情理为主的判断标准占了上风,至于对法律本身的独立价值产生了冲击。《结楼梦》中的婚姻法律现象与清代前期的法律规定,既有相互印证之处,也有不完全相符甚至脱节的地方。虽然传统婚姻法律秩序受到了冲击,但是在清代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W儒学理论为核也,W尊卑长幼、亲疏摘庶确定等级身份的宗法伦理观念,W刑事制裁手段惩罚不道德行为的"礼法结合"原则,仍然是封建统治者治理家国天下的基础。二、《红楼梦》礼仪研究红楼梦》中典章制度礼仪主要体现为君臣礼仪、国丧礼仪、官员交接礼仪;日常生活礼仪主要体现为人生礼仪(包括生日礼仪、婚礼、丧礼)、家庭礼仪(包括夫妻礼仪、父子礼仪、主仆礼仪、闺媛礼仪、祭祀礼仪等)、社会交往礼仪(如师生礼仪)等。礼法(典章制度、制度礼仪)典章制度:属于上层政治管理的层面,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将其视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尊荣地位和统治秩序而设置的皇家礼仪。.
.《红楼梦》的诸多礼仪描写是《红楼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体现为这些礼仪描写赋予《红楼梦》作品一种历史和文化的厚重感。《红楼梦》一书所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最根本的特征正是借助礼仪描写来完成的,所以说礼仪描写赋予了《红楼梦》一种历史和文化的厚重感,礼仪描写及其所蕴含的深层精神品质体现了儒家传统文化追求的理想人格精神,这些内容都可看作是《红楼梦》作品具有不竭生命力源泉的原因之一。其次,礼仪描写作为《红楼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自己独特的文学艺术功能,它是作品表达思想内容、塑造人物形象以及体现小说情境变化的有力手段、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三、《红楼梦》量词研究陈跃《红楼梦》里的量词可分为两大类,一为名量词,一为动量词。由于缺乏复合量词,《红楼梦》的量词系统完备的程度就打了一点折扣。我们讲《红楼梦》的体系,就体系而言,是不及现代汉语量词体系。各个历史时期的量词都会在《红楼梦》量词中有不同程度的反映。《红楼梦》沿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部分专用动量词.《红楼梦》继承了唐代借用人工、自然景物及器官的临时量词的用法。《红楼梦》也承袭了宋时同形动量词的用法。《红楼梦》里没有很明显的新的量词出现,也没有出现很特殊的相关于量词的语法结构,但不意味着没有发展。只是说明《红楼梦》量词体系对量词词法进一步规范整合,使之更科学、更能接近《红楼梦》时代的语言事实。比较而言,继承多,发展少。《红楼梦》处于近代汉语、现代汉语两个语言时期的临界点上,起着上承下接的梯阶作用。四、《红楼梦》前三十回和后四十回的词汇差异汪维辉“同词异义”是指同一个词在A和B中的意义或用法不同。“同义异词”是指表达同一个意思在A和B中使用不同的词。有时A和B使用同一个词,但是使用频率或用法存在差异。有些词仅见于A,有些词则仅见于B,这也是两者词汇差异的一个方面。(有偶然性)这些差异还只能算是大同中的小异,因为两位作者的时间距离不大,语言的变化不是很明显,而他们所使用的基础方言又都是北京话,同时也说明续作者的语言模仿能力很强,以至于连有些语言学家都被他骗过了。五、《红楼梦》人物性别错位研究李梦圆“性别错位”是男女两性性别角色和性别特点相对于传统对男女两性性别角色和性别特点的规定和期待而发生的“位移”。。《红楼梦》“性别错位”描写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它是对父权制的谴责和控诉,可以促进男性解放、发展女性主义。它呼唤作为男性和女性的所有个体健康发展的自由环境,有利于社会和谐。《红楼梦》“性别错位”描写冲击了文学作品中男女性人物的刻板形象,丰富了文学人物画廊,显示出人的复杂性。《红楼梦》“性别错位”描写,启示个人应具有理解宽容的心态和保持真我本色的勇气。《红楼梦》“性别错位”描写,启示男性可以卸下刚强的面具,走下寒冷的高原地带;启示女性不是低等性别,.
.能够与男性平起平坐;启示男女两性必须和谐共进,才能更好发展。六、《红楼梦》人物形象描写成就研究综述吴玉霞由于曹雪芹的阶级出身和生活环境能抓着人物应有的特点和可能的特点来发挥。曹雪芹是现实主义者,他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使他能在本质上认识事物。曹雪芹的人性观是一种在超阶级的普遍人性外壳中,包着民主性的合理内核的人性观,对他塑造人物形象起了重要作用。《红楼梦》在性格塑造上的一大特色,不表现纯粹的“善”人与纯粹的“恶”人,“正面人物”并非一切皆“善”,“反面人物”并非一切皆“恶”。塑造正邪交赋、善恶相间的性格,是曹雪芹表现性格的完整性与丰富性的典型观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就是对性格的善也罢,恶也罢,总之对性格的总体和人物的各个侧面,都在广阔的社会联系中予以刻画。曹雪芹通过《红楼梦》的叙述语言和人物对话,执著地表示了对形象客观性的追求。形象描写的总成就:红楼梦》艺术形象创造的成功,不仅在于鲜明的性格表现出阶级性的本质面貌,更重要的是以高度的艺术表现力和多样的艺术表现方法,从生活真实的意义上,从作为社会的、阶级的人的活的整体的各个方面,展开了人物的性格。红楼梦》中的人物形象为什么具有这样不老的艺术生命力?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都是按照实际生活创造出来的。对于这些人物,曹雪芹从不加以简单的肤浅的处理,而是深入膜里地写出他们性格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虽然,每个人物的个性特征都极为分明,但那些特征并不是直接浮现于表面,而是深藏在各种变态多姿的声容笑貌里;有时还深藏在与人物的本质特征好像是互相矛盾的表现里。曹雪芹抓住与正确处理了艺术形象塑造中的五种基本关系,即性格的前前后后的关系,性格的基调与多面的关系,人物外形动作与灵魂世界的关系,周围环境与性格情感的关系,艺术个体与艺术群体的关系。曹雪芹在刻画人物时,既着力凸现人物的性格基调,又充分展示出人物性格多方面的表现,给人一种完整深刻的感觉。人物外形动态与内心活动相互映照,浑然一体,并寄寓了作者的爱憎情感,从而形成由表及里、内外一体的形象。七、《红楼梦》儒释道伦理思想研究李娜《红楼梦》是曹雪芹在经历了满汉的交融变迁,清朝的高压政治,家族的兴衰起落,世间的人情冷暖,理学的思想禁锢,反理学的启蒙思潮之后,以文学形式对儒释道思想进行理性反思,对个人与社会、自由与秩序、道德与伦理进行深入思考之后完成的杰作。其中既有对人情人性的展示,对伪儒伪佛伪道的揭露,也有对儒家之“礼”、佛教之“空”,道家之“无”的思考,对儒释道之“教”本意的肯定。他对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儒释道思想的体认与反思贯穿始终,指向儒家之纲常秩序与佛道之超越解脱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儒家纲常礼制已被歪曲变形,.
.佛道内部亦充满种种阴暗面。八、《红楼梦》饮食文化研究金兰《红楼梦》中的饮食描写所体现的是一个完整的饮食文化体系,是中国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的饮食活动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饮食特点。《红楼梦》中所呈现出的无论是食物品种还是烹饪技艺都代表了清代前期饮食的最高水平。《红楼梦》中贾府的日常饮食、宴饮活动代表了清朝前期贵族豪门的饮食生活。贾府的日常饮食之丰盛、宴饮活动之豪华奢侈都反映了当时京城世家豪族的饮食活动。豪门贵族的饮食活动不在于满足果腹之需,更注重在饮食过程中得到精神上的享受。贾府饮宴活动中的种种娱乐活动说明贾府人把进食过程上升到追求精神愉悦的过程。饮食活动中的审美思想、食礼思想以及以食疗疾养生思想是贾府的三大重要饮食思想,也是明清时期社会的三大重要饮食思想。红楼梦》中的饮食描写真实地体现了明清时期的社会饮食风貌。可以证实《红楼梦》中的绝大多数饮食都真实地存在,许多至今还留传。九、近十五年来《红楼梦》之女性主义批评综述李鸿渊红楼梦(中的女性观新颖别致,突破了传统的框架,超越了作者所处的时代,这突出地体现在贾宝玉对男女两性的地位、价值的颠覆上。女儿人格的价值意义在于,自觉摆脱正统权力的蒙昧与同化,确认自身与他人的人格价值;抵制封建专制世俗功利对人性的污染,在真正人道的意义上,显示生命的高贵与尊严。女儿人格的价值深度表明,红楼梦(吸收了启蒙思想的积极因素,以人格的异质性进一步弘扬了人的存在价值。红楼梦体现了明显的女性意识,是典型的女性主义文本。’红楼梦深刻揭示了明清女性文化在自我发展与礼教束缚之间的困境,其女性观具有深刻的哲理意蕴。十、论《红楼梦》中的爱情、婚姻、和家庭问题于婷婷多元的爱情模式:诗情画意式、志同道合式、传奇浪漫式、惊世骇俗式、举案齐眉式、青梅竹马式、至死不渝式、暗度陈仓式。《红楼梦》向人们展现了以思想观念的趋同作为爱情基础的新的婚姻爱情观——知己之爱。《红楼梦》中也写出了不少为追求爱情对抗封建势力而牺牲的悲剧形象,他们的爱情的共同点就是无所附丽。爱要有所坚持。婚姻要忠于心灵选择,《红楼梦》中的所有婚姻悲剧无不指向一个哲理——不能自主选择的婚姻是悲惨的,没有爱情基础的婚姻是冒险的。婚姻需要共同理想志趣,生活在一起的两个人肯定需要交流与沟通,如果没有共同语言,对事情没办法达成共识,那么长久下去就会产生思想上的裂痕,导致婚姻破裂。婚姻需要感性与理性平衡。婚姻需要个体独立完整,婚姻的双方应该保持自身的独立。婚姻需要不断更新提升,.
.得不断提升更新、焕发出新的活力,让自己的婚姻一直是一个活体,而不是一个约定。夫妻关系:地位悬殊式、共同虚伪式、形同虚设式。姐弟兄妹关系:自作多情式、势同水火式、冷漠如冰式、划清界限式、利益为先式。父子关系:臭味相投式、背道而驰式、奖罚分明式、放任不管式。贾府上上下下主子、奴仆上千人,一个个都按富尊荣,生活奢侈,吃穿用度开销庞大,大锅饭式经济运作方式,使每个家庭成员都懈怠懒惰、不知省俭,从而导致整个家族经济上寅吃卯粮。表面轰轰烈烈的宁国府、荣国府,经过百年的辉煌,至曹雪芹笔下时已经走下坡路,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物极必反,封建家庭也是如此,表面上钟鸣鼎食的大家庭内部早已制度败坏、礼崩乐坏、秩序混乱、等级模糊、黑白颠倒,年青一代更是只顾享乐、不知谋划,当这种腐败发展到极限的时候,那就是家族走向衰落灭亡的时刻。内部管理秩序混乱。表面看,荣宁二府尊卑有秩,依章办事,实际上各人都在谋个人的利益,因为各小家的利益和整个大家庭的利益追求是不一致的。王熙凤中饱私囊、克扣工资、偷着放高利贷。贾府这个大家庭里培养出两种极端的人生观,一是安逸享受,二是看破红尘。贪图安逸、一味享乐的贾府中人大有人在。而经历一番,感到了世态炎凉,感到了人生的无奈和迷茫,而大彻大悟的人也不少。荣国府最主要的矛盾是财产的继承权和管理权的争夺。整个贾府看上去风平浪静,秩序井然,但是主子之间,主仆之间,奴才之间,妇夫之间的争斗十分激烈。十一、《红楼梦》称谓语研究王家宏在《红楼梦》当中,家庭成员在大多数场合较少使用真正意义上的亲属称谓语,而是使用社会称谓语。在具体的语言环境当中,由于彼此关系亲疏远近的不同,往往采用不同的称谓语。无论亲属之间、主仆之间或者是其它社交场合,敬称使用十分普遍,遵循等差原则、情感原则、礼貌原则。等差原则:它要求必须严格遵守“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荀子·富国》))的原则。情感原则:情感原则是人与人相互称谓时,讲究亲疏远近,注重关系的融洽和情感的交流,从“情感”和“关系”的角度选择称谓语来称谓对方,它反映出中国传统社会重视人伦、重视人际关系和谐的文化心理。礼貌原则:交际双方,不管权势大小、地位高低还是年龄长幼都遵循了“自卑而尊人”的礼貌原则,它反映出:(1)说话人对听话人或被称谓者极为敬重;(2)说话人是有意夸大对对方的赞扬和对自己的贬低,从而实现有效的交际;(3)说话人有一定的涵养。《红楼梦》中亲属称谓语的特点:一、亲属称谓语更合理。二、亲属称谓语和指代称谓语己相当齐备,况且还别具风格。三、称谓语儿化现象明显。,《红楼梦》基本上是用北京话写成的,而儿化又是北京话的一个十分显著的韵律特征,第四、同义称谓语颇多,大量同义称谓语的运用,充分显示了作者驾.
.语言的能力,通过为不同身份地位的人选择适合自己的称谓语,使文章显得更加丰富多彩,妙趣横生。十二、《红楼梦》词汇研究张夏《红楼梦》虽然是白话小说,但因属于文人写作,在作者的叙述语言中还是保留了一些文言的表达习惯。有些词在《红楼梦》时代较为常用,而到了现代汉语则多用其同义词。有些词在《红楼梦》时代因与社会生活联系较紧密而频繁使用,进入现代汉语后由于受时代变迁的影响逐渐变得不再常用。与语言有关的词数量最多,趋向动词,带有明显口语色彩的词多。《红楼梦》描写了一个封建大家庭内部不同阶层的人的生活言行,既有居统治地位的贵族阶层,也有居被统治地位的奴隶阶层,统治阶层内部还有严格的辈分差别,不同地位之间的人在相互称呼上区分严格,因而整部小说中使用了形形色色的称呼。表示时间的词。丰富的儿化词反映了当时北京话的语言特点。与生活衣食住行息息相关的词。宗教词,这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社会佛、道并行而且往往与贵族之间存在依附关系的现实状况。形容词中的高频词以表示心理状态的词所占比重较大。带有明显专书个性的高频词主要就集中在动、名、形三个词类中,其它类别的高频词更多是从时代共性的角度体现出《红楼梦》时代相关词类中常用词的使用情况,它们中的大部分到了现代汉语阶段仍十分常用,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红楼梦》时代的汉语口语与现代汉语之间的密切联系。从词的音节数量的角度看,《红楼梦》专书词汇由单音词、双音词和多音节词三类词构成,其中双音词占绝大多数,单音词和多音节词数量较少,多音节词中主要是三音节词和四音节词。十三、《红楼梦》礼仪研究郭惠萍曹雪芹是一个有着贵族生活经验的作家,而反映到小说中,《红楼梦》向我们展示的正是最为奢华的贵族生活场景。所以,作为贵族文化精读本的《红楼梦》能更好更全面的展示我国的传统礼仪文化。贾府既有世袭官职,又是皇亲国戚,这就决定了贾府人物生活的某些方面必然不能脱离上层社会的礼仪制度,他们的行为也必须遵循国家的礼仪典章制度。君臣礼仪、敬老礼仪、国丧礼仪、官员交接礼仪,在某种程度上即是当时社会礼仪制度具体而形象的展现,为我们加深对礼制的本质和内涵的了解提供了具象的例证。围绕个体自身而发生的礼仪属于个体人生礼仪,如生日礼仪、婚礼、丧礼等;个体与其家庭成员之间的礼仪则属于家庭礼仪,如夫妻之礼、主仆之礼等;再进一步延伸到社会,便又有了社交礼仪,如师生礼仪等。.
.《红楼梦》中关于元妃省亲、贾府众人去深宫探病的诸多礼仪形式背后所蕴藏的正是臣子对于君上的“忠顺”之情,而统治阶级也正是通过这些繁琐的礼仪形式来进一步强化和巩固臣民的“忠顺”意识。《红楼梦》关于国丧礼仪对臣民的要求,同样体现了一种“尊君肃臣”的原则,统治阶级正是通过这些礼仪形式来维护皇权和天威。这些典章制度礼仪形式只是人表达“忠顺”、“尊君肃臣”、“敬畏”等情感的一种外在手段和行为符号,而这种种情感本身才是礼仪形式背后更为深刻的礼仪精神。礼仪形式是人体现内在情感和表达认识、愿望的一种需要,这些礼仪形式都体现了人对自身生命的认识和把握,融合了人类的情感和认知。家庭礼仪是封建统治阶层及文人儒士们依据儒家的伦理思想所设计的一整套家庭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和行为规则,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是家庭礼仪得以实施的哲学依据。《红楼梦》交往礼仪之拜师礼仪主要体现了传统社会尊师重道的礼义情感。十四、《红楼梦》女性命名的名物关系研究高璇《红楼梦》独特的人物姓名不是一种文学技巧,不是一种外在的包装。它隐含了人物的全部密码以及命运信息,是作品的基础单位。在这里名字不仅仅是一个名,而其本身就是一种存在,是命运本身。《红楼梦》人名与人物之间的关系是名物不分的,先有人名,后有人物,人名的元语言性质也决定了人名的第一位性。人名是集合了一定性格特点和特定的命运结局的,作者根据人名创造了人物。这种名物关系主要表现为三个特征:人名的理据性、人名的神话性和人名的寓言性。《红楼梦》的人名比一般文学作品中的人名更具有独特性,其实,名物思维就是一种神话思维,《红楼梦》中作者曹雪芹赋予人物以特定的名字,使人名与人物之间形成一种自然的理据关系,就是运用了这种神话思维,将符号与客观对像一体化,从而造就了《红楼梦》人名的独特性。含蓄意指即符号的神话性,它带有作者强烈的主观动机,展现的是作者对现实的认识。在《红楼梦》的人名系统中,姓名符号的神话性就体现在符号的含蓄意指系统中。在《红楼梦》中人物姓名的意义的理解受到判词、序曲和故事情节的制约,使读者沿着作者设置的路径去理解《红楼梦》中的人物,这仿佛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神话性”强调某种象征意识被植入,目的是为了体现作者的意图,引出作品的主旨。曹雪芹给小说人物命名,其中有一部分寄寓深刻,另一部分则透露作者自己的创作意图,包括人物命运的安排等等。《红楼梦》的寓言性可看作是一种隐喻,这种隐喻具有一种模糊性、多义性和含蓄性。在《红楼梦》中寓言性即隐喻性,无论是姓名、判词还是序曲,都是对人物个性的写照和命运的暗示,这也是其预言性之所在。通过运用隐喻将人物命运,人生际遇浓缩成判词和序曲,又进一步浓缩为人名。十五、《红楼梦》人物对话的语用分析韩潇玥.
.《红楼梦》为我们描绘了中国封建时代的社会场景,作者通过人物对话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状。我们可以从对话中看到作者通过隐晦的表达方式所反映的那个时代的社会现象,即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等级观念盛行,各个阶层都普遍遵守着“上下有仪,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社会准则,不会随便逾越。而且人们也非常注重人际关系的和谐发展,所以在《红楼梦》的对话中,我们很少发现人物在交际中会发生正面冲突的情况,人们为了不使对方感到尴尬或发生任何不愉快的现象,大多会采取比较委婉的方式来回应说话人,以便使谈话能够顺利进行。我们可以从人物对话中感受到当时微妙的世态人情。十六、《红楼梦》引唐诗研究王玉《红楼梦》引唐诗中没有初唐诗歌,但曹雪用初唐两首歌行体的化用来从体式等层面展现《红楼梦》引初唐诗,从初唐诗歌诗风特色层面体现《红楼梦》的诗意。。“盛中晚”则以“兴象”为中心,“兴象”是盛唐诗歌理论中的一个概念,但因其“兴寄”可以展现诗人情感,亦可以让‘‘大旨言情”的《红楼梦》展现其诗美意境,故曹氏对通过“兴象”言情的中晚唐诗歌也有所偏爱,这成为《红楼梦》引唐诗的共同特点。在兴寄言情之时,《红楼梦》引唐诗也具有某种在艺术特色上的内隐规律,《红楼梦》引唐诗中的“声音意象”和“画意”尤为突出,这与曹雪序对音乐和绘画的喜爱,他高超的音乐和绘画素养是分不开的,故曹氏可从声音意象和画意两个角度来引唐诗,并使得这些引唐诗与《红楼梦》人物、情节、环境之间契合,从而展现《红楼梦》的诗意。从诗人个性特色角度看曹氏与前代诗人的联系,则通过引唐诗来实现小说的“诗化”表达与诗意显现,这种引唐诗的方式是最为直接也最为有效的方式,并且诗人通过个人情感、情绪与曹雪序世殊同归,也使得诗意显现有了历史的具体的统一,具有广延的表达意义。曹氏充分发挥了引唐诗在小说中的作用亦对唐诗体制、意象、意境等做了征引。十七、《红楼梦》中宝黛爱情悲剧之演成李爱华红学界对宝黛爱情悲剧的几种主要解说:政治悲剧说,社会悲剧说,争夺贾府统治权悲剧说等。从人类爱情本质说开,认为宝黛爱情的存在从根本上说,就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爱情真义的存在不仅要向理想的审美的维度伸展,更重要的是要能朝向现实的心性学的维度收敛,走入平凡而具有诗意的人间生活。正因为宝黛爱情上演于贾府之大观园,那么,两人爱情最后演成之悲剧是与其生长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为“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的贾府,自然有其严格的运行规则,并严格执行之。而被这些规则所制约着,下到干粗活的小丫头小子,上至最高权威贾母,都得束缚于这种规则之中,只是越是在上位者受到的束缚就越少越富有弹性罢了。而在《红楼梦》中,这种运行规则的作用就以在贾家子孙特别是贾宝玉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十八、《红楼梦》中的习语及其翻译研究从全120回《红楼梦》习语的频数/样数比来看,每类习语,特别是谚语和歇后语,重复使用的频率并不高,足见《红楼梦》习语使用的多样性。它涉及的习语数量和种类之多,为古典文学作品所罕见,也足以证明其语言的丰富性。红楼梦》80回前后作者并非同一人,因为出自同一人手笔的一部文学作品其前后写法和风格必然存在一致性,在习语的使用上也不会有如此明显的差别。这也说明曹雪芹在撰写前80回《红楼梦》时,所掌握的习语,特别是惯用语、谚语和歇后语等民间俗语远比后40回的续作者多,足见其语言功底。总体来看,没有一个译本能够将原文习语的结构和意义完好无损地传达出来。十九、基于隐喻视角的《红楼梦》语言艺术研究沈杏轩突破传统辞格观限制的隐喻成为构建《红楼梦》语境不可或缺的修辞要素和修辞动因。《红楼梦》气势恢宏的时空语境、熙熙攘攘的对象语境还有俗语参与叙事全程的叙事语境全部在隐喻或隐喻概念的集中统摄下,呈现了《红楼梦》千姿百态的“红楼”语境和百年不倒的“红楼”修辞幻象。概念隐喻——结构隐喻、空间隐喻和本体隐喻是一组重新解读《红楼梦》的关键词,它让我们从一个新的视角领悟《红楼梦》对话精堪的语言艺术,并从而扩展到对文本相关方面概念隐喻的审美解读。从隐喻视角下考察《红楼梦》的叙事特点最有分量的收获莫过于对隐喻叙事策略的梳理,包括了“梦”的隐喻叙事策略,在《红楼梦》的叙事过程中分别起到了“预叙”、“主叙”和“辅叙”的作用;还有专门为讲述宝玉和黨玉爱情悲剧特别设计的“还泪”隐喻叙事策略;以及隐喻叙事最不明显但充满哲学意味隐喻叙事效果的“镜子”隐喻叙事策略。三则隐喻叙事策略并行不悖、相互支撑,把《红楼梦》的隐喻化的叙事特点发挥到极致。最后,隐喻构建了《红楼梦》沉重的悲剧叙事,主要表现在现实世界冲突中的悲剧叙事和现实爱情破灭的悲剧叙事。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精髓的阴阳辩证思想渗透在《红楼梦》辩证隐喻的修辞艺术中。大量丰富而具体的隐喻修辞设计在谋篇布局、人物设计和细节描写中发挥得淋漓尽致。虚实相契的整体构架、雅俗共赏的语言风格以及悲中有喜的二重旋律。《红楼梦》隐喻中朴素辩证哲理是全盘审视《红楼梦》的一把总销匙,能更加详尽深刻地领会总结作者的创作理念、把握作品深刻的主题内涵。《红楼梦》隐喻化的修辞特点决定了辩证阅读《红楼梦》即隐喻化的阅读模式。二十、论《红楼梦》中的饮食文化翻译谢敏.
.《红楼梦》的译者帕纳秀克主要采用了语言解释、文内解释、文外解释、有限国际化、绝对国际化、删除等翻译策略来应对文化专有项的翻译问题。。运用文内解释策略来翻译的饮食文化专有项多是带有一些比较不好理解的中国含义的字或者词。文外解释法则多用在饮食文化专有项中有关系到古老的中国传统和习俗的事物。而在一些处理起来很尴尬的地方,译者往往会选择有限国际化和绝对国际化的翻译手段。在一些文化专有项对文章的理解没有太大影响的地方,译者有时会采取“屏蔽”,即删除的策略。单从饮食文化上来说,我们要努力让译文读者在不知不觉被引进大观园,接触里面众多人物,对他们的命运发生强烈心灵震撼的同时,闻到、看到甚至是品到里面的众多美食。通过对《红楼梦》俄译本的饮食文化因素翻译分析,笔者认为饮食文化专有项的翻译首先还是要从词语入手,在译语中找到相对应的词语表达原语中的文化内涵。其次,如果词语无法对应传译时,要在整体上把握。总之,译者要有一个理念,就是在尽量不影响读者阅读连贯性的前提下,译者要尽可能多地传递原语文化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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