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梓与《儒林外史》

吴敬梓与《儒林外史》鲁迅：“《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中国小说史略》）一、吴敬梓的生平和创作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一字文木，号粒民、文木老人、秦淮寓客，安徽全椒县人，他出身的那个大官僚地主家庭，在明清之际有过五十年光景的“家门鼎盛”时期（注：见《文木山房集·移家赋》）。曾祖吴国对是顺治年间的探花。“一时名公巨卿多出其门”（方嶟《文木山房集序》），祖辈也多显达。但到了他父亲吴霖起时，家道开始衰微。吴霖起是康熙年间拔贡，做过江苏赣榆县教谕。为人方正恬淡，不慕名利，对吴敬梓的思想有一定影响。吴敬梓年幼聪颖，才识过人，少时曾随父亲宦游大江南北。二十三岁时，父亲去世，吴敬梓继承了一大笔遗产。同族人欺侮他两代单传、势单力薄，都想方设法抢夺、侵占他的家产。这使他看到了地主阶级贪婪残暴的本性和封建宗法家庭的黑暗以及封建道德的沦丧，使他看到了人情世态的炎凉，并由此产生对家族的厌恶和反抗情绪，于是他故意采取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族人视钱财如命，他就挥金如土；族人虚伪狡诈，他就任性放诞。他一方面来往于家乡与南京之间，尽情挥霍钱财，另一方面又大量施舍、慷慨助人，随意散发钱财给向他求助的人，因而吴敬梓祖传的几万两银子的丰厚遗产在短短的几年时间中， 被他半贱卖、半被骗地花光用完了，被族人看作败家子“田庐尽卖，乡里传为子弟戒。”连朋友也说他“文章大好人大怪”。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借高老先生之口，指责以吴敬梓自己为人物原型的杜少卿说：“他这儿子就更胡说，混穿混吃，和尚、道士、工匠、花子都拉着相与，却不肯相与一个正经人。不到十年就把六七万银子弄的精光”，从侧面反映了吴敬梓年轻时的生活。吴敬梓的朋友程晋芳在《文木先生传》中记载他“袭父祖业，有二万余金。素不习治生，性复豪爽，遇贫即施，携文士辈往返，倾酒歌呼穷日夜，不数年而产尽矣。”由于吴敬梓几次乡试都没考中，同时遭到族人和亲友的歧视，感到很难在家乡居住下去，于是在他三十三岁时迁居南京。当时他家境已很困难，但仍爱好宾客交游，“四方文酒之士，推为盟主”（金和《儒林外史跋》）。在这种“失计辞乡土，论文乐友朋”的生活中，使他有可能从程廷祚、樊圣谟等朋友中，接触到清初进步的哲学思想（注：程廷祚是清代进步的思想家，颜李学派的首领之一李塨的传人。）。吴敬梓早年也热中科举，曾考取秀才，但后来由于科举的不得意，同时他在和那批官僚、绅士、名流、清客的长期周旋中，也逐渐看透了他们卑污的灵魂，特别是他由富到贫的生活变化，使他饱尝了世态炎凉，对现实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从而厌弃功名富贵，而以“一事差堪喜，侯门未曳裾”（《春兴》）自慰，并提出“如何父师训，专储制举才”的疑问（王又曾《书吴征君敏轩先生文木山房诗集后》注，见《丁辛老屋集》卷十二）。三十六岁时，安徽巡抚赵国麟荐举他应博学鸿词考试，他以生病为由推辞了，从此也不再应科举考试。此后， 吴敬梓的生计更为艰难，靠卖书和朋友的接济过活。在冬夜无火御寒时，往往邀朋友绕城堞数十里而归，谓之“暖足”。在经历了这段艰苦生活之后，他一方面更加鄙视那形形色色名场中的人物，一方面向往儒家的礼治。在他四十岁时，为了倡导捐款修复泰伯祠，他甚至卖掉了最后一点财产——全椒老屋。吴敬梓怀着愤世嫉俗的心情创作的小说《儒林外史》大约完成于五十岁以前（注：程晋芳《怀人诗》（作于1748-1750年）中说：“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据此可知书大概成于1750年前。）吴敬梓晚年爱好治经，著有《诗说》七卷（已佚）。五十一岁时，乾隆南巡，别人夹道拜迎，他却“企脚高卧向栩床”，表示了一种鄙薄的态度。五十四岁时，在扬州结束了他穷愁潦倒的一生。作品还有诗文集《文木山房集》十二卷，今存四卷。《儒林外史》共五十五回，现存最早的卧闲草堂刻本，共五十六回，末回乃后人伪作（见金和《儒林外史跋》）二、《儒林外史》的思想内容闲斋老人的《儒林外史序》说：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如周进、范进、梅玖）；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如严贡生、汤知县、王惠太守）；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如杨执中、权勿用、杜慎卿、娄三、娄四公子）；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如王冕、杜少卿、庄征君、虞育德）。这段话说明了小说的主题。作品正是以反对科举和功名富贵为中心并旁及当时官僚制度、人伦关系以至整个社会风尚的。 《儒林外史》以揭露科举制度的种种弊害为中心和出发点，进而讽刺和批判了整个封建制度和统治阶级，使人们认识到这个社会已病入膏肓，热情歌颂了一些善良正直的人物，表达了作者的社会理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揭露和批判腐蚀士人的八股文科举制度，使人们认识到这个制度是怎样使人愚昧无知和精神堕落的。书中的周进和范进这两个平庸的儒生，被科举制度折磨死去活来、如痴似狂。善良的马二先生深中八股之毒而不自觉，自己二十年科举不利，却虔诚地信奉、宣传科举和八股。鲁小姐被父亲鲁编修用八股举业教育得完全失去了少女的天真。足见科举制度是怎样麻痹人们的头脑，使人愚昧无知的。这个腐朽的制度还使人精神堕落、道德败坏，廉耻丢尽。原本纯朴忠厚的农村青年匡超人，听了马二先生好心的劝告，步入科场，走举业之道，结果被科举污染成为一个灵魂丑恶、虚伪卑鄙的文痞。（二）把批判科举制度同批判虚伪吃人的理学和封建礼教结合起来。严监生的妻舅王德、王仁，在姐姐病危之时，因得了严监生的银子，马上由反对而变为极力帮助严监生将侍妾赵氏立为正室，假道学的伪善面孔昭然若揭。秀才王玉辉劝女殉夫的故事，则对封建礼教这把杀人的软刀子作了艺术的描绘。明清两代的科举制度同封建道德、封建礼教是互为表里的，后者是前者的理论基础，前者是推行后者的有力工具。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批判， 使得作品的揭露批判具有更深广的社会内容。（三）把对科举制度的批判同对官场、社会恶势力的批判结合起来，既在更深一个层次上揭露科举的腐败，又把全书的内容引向更为广泛的方面。官吏，是科举制度的直接产品。他们不是贪赃枉法，就是昏馈糊涂。在吴敬梓笔下，官场中除了少数几个正直的人外，大都是王惠、汤知县那样贪污受贿、营私舞弊、作威作福、无所不为的家伙。从朝廷到地方，整个官僚机构已腐败不堪。科举制度还制造了一批土豪恶霸。许多没有升官的秀才、举人、监生贡生和一些退仕乡居的官僚，勾结官府，欺压细民，无恶不作。严贡生、张静斋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在社会上出现的各种“名士”，“高人”，象娄三公子、娄四公子、杨执中、权勿用等，是科举制度的副产品。他们满身铜臭，庸俗不堪，却假装佯狂遁世，附庸风雅，以求“异路功名”。第十八回的西湖宴集上，这些假名士、假商人出尽了洋相。他们的各种丑恶表演构成了一幅丑陋不堪的滑稽图。官吏、乡绅、“名士”这些大大小小的吸血鬼，上下勾结，左右串通，构成了封建社会的百丑图。人们从这幅百丑图中清楚地认识到了封建社会末世的腐朽和丑恶。（四）在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的同时，还热情歌颂了一些善良正直的人物。《儒林外史》不仅有揭露、讽刺，而且有寄托作者理想的正面人物。杜少卿是个贵公子，在他身上表现了一定程度的叛逆性格。 他慷慨好施，有人向他求助，他就捧出大量的银子来帮助他，钱花完了，就变卖产业。他轻视功名富贵的科举制度，在辞却征聘以后，“乡试也不应，科举也不考，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他骂那些学里的秀才为奴才，骂那热中功名的臧蓼斋为匪类。他反对一夫多妻制。崇敬具有反抗性格的女子沈琼枝，并称赞她说：“盐商富贵奢华，多少士大夫见了就销魂夺魄；你一个弱女子，视如士芥，这就可做的极了。”他说：“《溱洧》之诗，也只是夫妇同游，并非淫乱。”并不顾他人的讪笑，与妻子携手同游清凉山，体现了一定程度的个性解放的要求。作品中的沈琼枝，敢于反抗封建社会的压迫，以刺绣卖文为生，自食其力，是个新的女性形象。此外，如讲究文行出处而轻视举业的文人虞育德、庄绍光和迟衡山等也是作者所肯定的人物，他们企图以祭泰伯祠的迂阔举动，来挽回世道人心，这实际表现了吴敬梓思想中的落后一面。作品中置身功名富贵圈外的小商人和手工劳动者也是儒林群丑的明显对照。牛老爹、卜老爹和鲍文卿等都是忠厚诚笃的下层人物。作者借向鼎的口赞扬戏曲演员鲍文卿说：“而今的人，可谓江河日下。这些中进士、做翰林的，和他说到传道穷经，他便说迂而无当；和他说到通今博古，他便说杂而不精；究竟事君交友的所在，全然看不得，不如我这鲍朋友，他虽生意是贱业，倒颇多君子之行。”鲍文卿爱惜人才，凭自己本领吃饭，认为“须是骨头里挣出来的钱才做得肉”，他拒绝纳贿，鲜明地反衬出那些读书人的丧尽廉耻。小说结尾，儒林寂寞，市井中出现奇人。贫苦的季遐年，字写得最好， 却不贪钱、不慕势。卖火纸筒的王太以下棋为快事。开茶馆的盖宽，无事就在柜台里看书、画画。裁缝荆元则敢于把他的“贱行”提到和读书、识字平等的地位。在理想的真儒、名士消磨尽了后，面对这些自食其力，不图富贵、不伺候人颜色，自由自在的人物，作者流露出无限倾慕的心情。总之，他们都蔑视科举功名，具有真才实学，情性孤傲，不同流俗。在这些人身上寄托了作者的社会理想。虽然《儒林外史》对社会的批判是深刻的，但理想却是平庸的。作者幻想着有一班“真儒”复兴古礼古乐，来挽回世道人心，拯救危亡的封建社会，反映出作者世界观的矛盾和时代局限性。三、《儒林外史》的艺术成就1.《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我国讽刺文学来源悠久，先秦诸子寓言中，已有讽刺作品。从小说来说，在《西游记》里显露了幽默的讽刺锋芒，后来的《西游补》、《钟馗斩鬼传》等也是讽刺意味较多的长篇小说，但后者词意浅露，艺术上比较粗疏。明代拟话本和清初《聊斋志异》中都有讽刺科举的短篇小说，特别是《聊斋志异》中有不少成功的讽刺作品。在这些成就的基础上，吴敬梓以敏锐的观察力、丰富的生活体验和鲜明的爱憎，写出了《儒林外史》，“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一、讽刺的生命是真实。鲁迅说“讽刺的生命是真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正是体现了这个精神。小说中许多人物都有原型，如马纯上取材于冯粹中，迟衡山取材于樊南促，庄征君取材于程绵庄等。许多人情世态也都是当时社会上司空见惯的。作者抓住了这些材料，加以典型的概括，而不作主观的说明，使读者从客观事物本身得到启发。正如鲁迅在《什么是“讽刺”》中所说的，“它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平时是谁都不以为奇的，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的。不过事情在那时却已经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但这么行下来了，习惯了，虽在大庭广众之间，谁也不觉得奇怪；现在给它特别一提，就动人”。作者把司空见惯的可笑可鄙之事，加以艺术集中与概括，使之具有典型性。例如小说十七回写“斗方名士”的一段对话：浦墨卿道：“三位先生，小弟有个疑难在此，诸公大家参一参。比如黄公同赵爷一般的年月日时生的，一个中了进士，却是孤身一人；一个却是子孙满堂，不中进士。这两个人，还是那一个好？我们还是愿做那一个？”……匡超人道：“‘二者不可得兼’。依小弟愚见，还是做赵先生的好。”……浦墨卿道：“读书毕竟中进士是个了局。赵爷各样好了，倒底差一个进士。不但我们说，就是他自己心里也不快活的是差着一个进士。……如今依我的主意，只中进士，不要全福；只做黄公，不做赵爷。可是么？”支剑峰道：“不是这样说。赵爷虽差着一个进士，而今他大公郎已经高进了，将来名登两榜，少不得封诰乃尊。难道儿子的进士，当不得自己进士不成？”浦墨卿笑道：“这又不然，先年有一位老先生，儿子已做了大位，他还要科举。 后来点名，临监不肯收他。他把卷子掼在地下，恨道：‘为这个小畜生，累我戴个假纱帽！’这样看来，儿子的倒底当不得自己的。”……景兰江道：“众位先生所讲中进士，是为名？是为利？”众人道：“是为名。”景兰江道：“可知道赵爷虽不曾中进士，外边诗选上刻着他的诗几十处，行遍天下，那个不晓得有个赵雪斋先生？只怕比进士享名多着哩！”这里作者写的是当时儒林中很普遍的事情，显然只是如实地反映出来，却把那时文士们内心的空虚，生活的无聊揭露得非常深刻。又如马二先生游西湖时，西湖的秀丽景色没有引起他的兴趣，而酒店里挂着的透味的羊肉，盘子里盛着滚热的蹄子、海参、糟鸭、鲜鱼等却使他羡慕得喉咙里咽唾沫。仁宗皇帝的御书又使他马上磕头一拜。他见了游西湖的女客就低头不敢仰视。在书店里看到自己的八股选本就打听它的销路。在这些看来似乎漫不经心的描写里，马二先生思想的迂腐和精神的空虚，已相当生动地表现出来了。卧闲草堂本：“慎勿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二、冷静的讽刺风格。“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秉持公心，保持距离。由于作者态度的严肃和爱憎的分明，他还能针对不同人物作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讽刺。他对王惠、汤知县、严氏兄弟这批贪官劣绅，是无情地揭露和严厉地鞭挞；他对具有诚笃善良性格，能急人之难，而又庸俗、迂腐，迷信科举的马二先生，是既同情，又讽刺。王玉辉是受封建礼教毒害很深的人，为了“青史留名”， 他鼓励女儿殉节，在女儿死后，还“仰天大笑道：‘死得好！死得好！’”但到了大家送他女儿入烈女祠公祭的时候，他却“转为心伤，辞了不肯来”。后来在苏州见到船上一个少年穿白的妇人，他却又想起了他的女儿，“心里哽咽，那热泪直滚出来”。作者通过他矛盾心情的揭露，一面掌握了人物复杂的性格，同时又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吃人的封建礼教。作者的讽刺有时还随着人物的社会地位和思想品质的变化而分别采取不同的态度。如范进未中举以前，境遇相当可怜，作者虽对他有一定讽刺，但主要是同情他；后来他中了举，做了官，变得很恶劣，作者的态度也随这改变，就对他采取了辛辣的嘲风。总之，吴敬梓的讽刺艺术不仅分寸掌握恰当，而且能将矛头直接指向罪恶的社会制度，而不是人身攻击。它体现了现实主义讽刺艺术的高度成就。三、是善于将讽刺对象的喜剧性与真实性结合起来。首先，作者是以公心讽世，而不是出于个人恩怨。所以是用客观的态度去处理事物，不加任何主观评论，让喜剧性在故事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令人相信它的真实。如范进中举而发疯，范母因喜而身亡，显得既可笑而又真实。其次，在作者的笔下，讽刺对象的性格具有复杂性和多面性，不少人物有一个逐渐变坏的过程。作者忠于生活，既写出他们可笑可鄙的一面，又写出他们性格中的正面因素。做到了喜剧性和真实性的高度统一。四、是善于将讽刺对象的喜剧性和悲剧性结合起来，使这部书不仅成为一部儒林丑史，而且成为一部儒林痛史。吴敬梓善于“从悲剧中发现喜剧”，“从喜剧，而且是从生活的绝对庸俗里发现悲剧”（ 《别林斯基论文学》）。他笔下的喜剧性人物都有某种悲剧性；首先，作者是将绝大多数讽刺对象作为科举制度的受害者来写的。因此，在尖刻的讽刺和嘲笑之中，渗透着一种对他们不幸命运的深切同情。周进的哭死，范进的笑疯，王玉辉的先笑后哭，极富有喜剧性。然而，周进在贡院的大哭，其实是他半世坎坷中的一切羞辱的倾泻；范进的笑疯，则是他那被失败和屈辱所窒息了的一切欲望和自尊心，以及多年来郁结起来的怨愤和悲哀的总爆发；王玉辉的先笑后哭，可见天理和人欲在他身上激烈交战，使他精神分裂、内心痛苦。这些人物使人们觉得可笑、可鄙，同时又觉得他们的处境很惨，十分可怜。我们忍不住要笑，但笑声随即淹没在悲哀里。从而使我们认识到，是罪恶的科举制度扭曲了士人的人性，使他们精神失常，心志疯狂，因而制造了一个人性被毁灭的社会大悲剧。其次，书中的正面人物亦具有某种悲剧性质。虞育德、庄绍光他们想以古礼古乐挽救世道以助政教，因而公祭太伯祠，实在滑稽可笑，他们的理想终成泡影。后来这些人物风消云散了，他们公祭过的太伯祠也灰尘满目。这正是他们的辛酸和悲剧所在。《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的这几个特征，使它区别于历史上任何讽刺作品而独树一帜。2.《儒林外史》的具体讽刺手法（1）对照法。把一个人前后截然相反的语言和行为相对照，使读者看清其真实面目。作者有时让人物不自觉地用自己的行动去否定自己的谎言， 使言辞与行动形成鲜明的对照从而将深藏于人物心灵深处的卑污揭示出来，造成强烈的讽刺效果。如严贡生强圈别人的猪的行动，否定了他自己“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的谎言。有时让同一个人物在不同的情况下，对待同一对象采取不同的甚至完全矛盾的态度，造成强烈的对照，从而产生喜剧效果。如胡屠户对范进的前倨后恭。对范进居丧遵制守礼不用象牙筷子而首先挑拣大虾元子的刻画，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梅玖对周进的前后态度。（2）对比法。广泛而强烈的对比手法，成功塑造了各种类型的人物形象。王冕、杜少卿、虞育德等是理想人物，对功名富贵采取否定态度，对立面是匡超人、牛浦郎以及权勿用、杨执中等一批堕落的儒林人物。匡超人伪造文书、代人考试、休妻再娶、忘恩负义。牛浦郎为了结交官府，贪图名利，竟冒名牛布衣，进行招摇撞骗，后来原形暴露。地主盐商的丑恶言行与市井细民的高尚品德的对比。（3）夸张法。主要是瞬间的适度情结细节的夸张。作者善于对人物的最富有特征的细节进行夸张的描写，以揭示出这个人物的真实面目。如严监生死时，伸出两根指头不肯断气。胡屠户在范进中举喜疯时，打了范进一下，巴掌隐隐作痛，再也弯不过来。这些细节的描写，都突出了人物本质的某些方面。周进撞号板、范进发疯。（4）让反面人物一本正经地讲大话或假话，但轻轻一笔点出漏洞，或突出荒谬处，使读者很容易看穿，不觉会心而笑。匡超人为了炫耀自己博学多才，竟编出人家里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的笑话，被人戳穿后还恬不知耻的狡辩“先儒者，先生之谓也。”（5）让被讽刺对象弄巧成拙，事与愿违，或陷入困境， 当场出丑。牛浦郎冒名牛布衣，进行招摇撞骗，后来被牛布衣妻子扭送官府。娄家公子想博取礼贤下士的虚名，结果养的是一帮流氓骗子。（6）通过回目和正文的不谐调设置来达到讽刺效果。如第二回“周学道校士拔真才。”（7）白描。3.结构艺术《儒林外史》的结构“虽云长篇，颇同短制”。没有连贯全书的主要人物和中心事件。有时这一回的主要人物到下一回就退居次要。“事与其来俱起，事与其去俱迄”。这种独特形式虽然是受到了《水浒传》等书的影响，但主要还是出于作者的艺术构思。全书以反对科举制度为主干，通过这一点，运用自如地安排各类人物和故事，从而达到较广泛地反映社会生活的目的。因此，尽管这种结构形式不免有些松懈，但对它所反映的特定内容来说是和谐的。1.《儒林外史》结构艺术的总体特征是“虽云长篇、颇同短制。”全书没有贯穿始终的中心人物和中心事件，而是由一个人物的相对独立的故事，前后连结，互相推进，形成儒林生活的长幅画卷。2.全书虽然没有中心事件和中心人物，但有反科举功名这一思想线索，将众多的人物纷繁的故事统摄起来，故思想一贯，层次分明。3.书中众多的人物和故事不是并列展现，而是有主有次，相互关联。围绕着周进、匡超人、杜少卿等主要人物，分别连接着各类次要人物，组成一个个既相对独立，又相互粘连的故事。这种结构形式对晚清谴责小说产生过很大影响。 4.语言艺术《儒林外史》的语言是比较纯熟的白话，被称为“国语的文学”，准确有力，简洁洗炼，含蓄风趣而富于形象性。人物语言切合人物的身份性格；写景抒怀的语言别具一种清新、淡雅之美。《儒林外史》语言的特点是准确、洗炼而富于形象性。作者经常能三言两语，使人物“穷形尽相”。如第二回中写夏总甲“两只红眼边，一副锅铁脸，几根黄胡子，歪戴着瓦楞帽，身上青布衣服就如油篓一般，手里拿着一根赶驴的鞭子，走进门来；和众人拱一拱手，一屁股就坐在上席”。这里一个自高自大的小土豪形象就活现在我们面前。有时由于一个字用得很恰当，使人物“情伪毕露”。如严监生妾赵氏在正室王氏生病期间侍奉汤药，极其殷勤，在王氏病重时，甚至祈求菩萨宁愿替她死。但当王氏死前到赵氏说了“何不向你老爷说明白，我若死了，就把你扶正做了填房”之后，作者紧接着就写“赵氏忙叫请爷进来，把奶奶的话说了”。这一个“忙”字，就把赵氏的虚伪面目暴露无遗。吴敬梓学习运用人民群众的口语相当成功，对话中有时引用谚语、歇后语，也能恰切自然。晚清学者蒋瑞藻指出：“长篇小说中，其完全白话之小说，予平生实未之见。其俗语、官话、文言较少者，似不得不推《儒林外史》为首屈一指”（《小说考证拾遗》）。钱玄同也说它是“国语的文学”，可作“中等学校模范国语读本”。说明其语言之纯净，为人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