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创作与《儒林外史》

鲁迅小说创作与《儒林外史》内容提要：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和鲁迅的《孔乙己》、《白光》等小说都以知识分子的生活为中心内容，表现了他们对知识分子命运的关注和思考，这就具备了把他们的作品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的可能。本文主要从主题思想的讽刺艺术两方面对二者的作品进行考察，对他们作品中的主题思想和联系和区别作了具体的分析和比较，重点论述了鲁迅小说在讽刺艺术方面对《儒林外史》的继承和发展，最后指出应该把《儒林外史》的社会讽剌传统进一步发扬下去。WuJingzi"TheScholars"andLuXun's"KongYiji"and"white"andothernovelswereintellectualslivingofthecenter,demonstratedtheirconcernaboutthefateofintellectualsandthinking,whichtheyhavetheworksputtogetheracomparisonpossible.Thispapermainlyfromthethinkingoftheironythemearttotheothertwoaspectsoftheworkinspectedontheirworksandthethemeoflinkagesandmadespecificdistinctionbetweentheanalysisandcomparison,thehighlightofLuXun'snovelsintheartsofirony,"TheScholars"isacontinuationanddevelopment,concludedthatshouldbe"Scholars"socialsatiricalfurthercarryforwardthetradition.关键词：鲁讯小说、吴敬梓、《儒林外史》、主题思想、讽刺艺术吴敬梓和鲁迅，这两位前后不同时期的杰出作家，由于他们的时代、生活、思想有类似之处，特别是两人都出身于知识阶层，对同阶级士人的生活、思想都十分熟悉，吴敬梓就以知识分子生活为题材创作了《儒林外史》，鲁迅的《孔乙己》、《白光》等等也是描写知识分子生活的，这样就可以把它们放在一起进行考察。不难看出，鲁迅的小说多少受到吴敬梓小说的影响，但又有所发展，取得了吴敬梓所不能取得的成就。本文试图从主题思想和讽刺艺术两方面对二者的作品进行比较。 一、主题思想方面的比较（一）“匡世”思想《儒林外史》通过一些正面人物提出了作者的理想——礼乐兵农的救世良方，但对于理想能否实现则是抱着深沉的怀疑态度的。在最后一回中，吴敬梓以无限凄婉的笔触向读者提出他自己无法回答的问题：“看官！难道至今以后，就没有一个贤人君子可以入得《儒林外史》么？”（1）对吴敬梓提出的匡世理想，我们应该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一方面，应当看到其批判当时黑暗现实的一面；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由于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并不能提出并坚持先进的理想，只能在愤懑与怀疑中度过寂寞的一生。而鲁迅小说创作中的匡世思想则可以用《呐喊·自序》中的话来概括：就是为了改变国民的精神；把不久都要闷死的许多熟睡的人们从铁屋子中惊起。鲁迅对自己的理想抱有坚定的信念，他在《故乡》中就写到：“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当然，这种对于前途光明的预言还比较笼统，但这只是鲁迅早期的思想表露。到了后期，鲁迅对于前途问题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认识，认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2）并且说在经过长征胜利的中国工农红军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3）这种坚信共产主义远大前程的思想，更是吴敬梓所不可企及的。 （二）对科举制度的否定与批判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尽管多方面揭发和批判了八股举业牢笼、毒害士人的罪恶，甚至让王冕说出“这个法却定的不好”（4）的见解，然后，他仅仅是批判它的弊端，而未能，也不可能将它当作封建经济的上层建筑即封建教育、选举制度来加以全面否定。因而吴敬梓的嘲讽尽管辛辣无情，然而却够不上坚决彻底。如在《儒林外史》中，作者理想人物之一的萧云仙，为实践礼乐兵农的理想，在青枫城请沈大年教授学生的内容，也还是八股举业。同时，在吴敬梓笔下，也有一些沿着八股举业而高升的士人，如周进、范进，他们的最后归宿似也不“坏”，这无异是表明在这制度下寻求前程的人有幸有不幸。但在鲁迅笔下，由科举出身的士人几乎很少有好的结果。孔乙己被人打折了腿，最后的结果“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陈士成淹死在万流湖中，“浑身也没有什么衣裤”，更“无尸亲认领”，极为悲惨。这就彻底否定了坑害知识分子千余年的科举制度。（至于《阿Q正传》中的秀才、举人，《祝福》中的老监生，他们之所以过着颐指气使般的生活，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地主身份）（三）对封建礼教的揭露与控诉在反对封建礼教方面，吴敬梓对于一些理学家的虚伪面目，有着辛辣的嘲讽，对他们肮脏的灵魂，有着深刻的解剖。然而，他只是反对礼教的虚伪，并不反对虚伪的礼教。对于孝、悌等封建的道德观念，他却没有进行任何批判，更谈不上从根本上加以否定。 鲁迅则不然，对封建礼教痛加抨击、彻底否定。他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就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彻底反对封建礼教的白话小说。在小说中，他通过“狂人“的翻查，指出在我们几千年的历史上，虽然每页上面都”歪歪斜斜“地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但实际上却只是”吃人“两个字，从而发出“救救孩子”的沉痛呼声。在稍后创作的小说《长明灯》中，鲁迅描写了一个受到封建主义迫害致狂的疯子，在反动势力的围困下，依然坚持要吹熄那盏象征着封建统治的长明灯，甚至要采取“我放火”的斗争形式，坚决与封建势力进行斗争。这些，都表现了鲁迅批判和抨出封建礼教所达到的思想高度，是吴敬梓所不能企及的。两位作家所表现的主题思想的相同或近似，正说明吴敬梓去世一个多世纪以后，鲁迅仍然要承担起批判科举制度、反对封建礼教的艰巨任务。封建社会晚期的种种遗毒，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仍然起着腐蚀作用，清除封建遗毒，肃清它的影响，正是鲁迅早期肩负的一个重要的战斗任务。二、讽刺艺术方面的比较（一）社会讽刺的特点《儒林外史》的讽刺不是停留在个别的否定事物上，而是“公心讽世”，“指摘时弊” （5），这是《儒林外史》所显示的现实主义的深度，也是《儒林外史》前的作品与清末的谴责小说不及的地方。鲁迅小说的讽刺继承了《儒林外史》的现实主义的社会讽刺的传统。他的讽剌透过事物的表面，深入到社会的本质，不把讽剌对象当作孤立的偶然现象，而是当作社会关系的产物。于是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与《儒林外史》相接近了。试看《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中举与鲁迅的《白光》，范进与陈士成都是老童生，范进中举，喜极而疯，陈士成考秀才不成，挖藏银又不成，一而再，再而三，终于精神分裂。鲁迅在刻画陈士成的性格时，与吴敬梓相接近，陈士成与范进一样，他不去损害别人，但是社会制度与功名富贵的观念腐蚀了他的灵魂，使他成为科举制度与功名利禄观念的牺牲品，与范进一样，他的发疯是既可悲，又可卑。他们的发疯，不在于个人的品质，而在于社会的不合理。再看鲁迅的另一篇杰出的讽剌作品《弟兄》，它用的是先褒后贬的反衬手法。先将张沛君、张靖甫兄弟与秦益堂的两个儿子老三、老五相对照。老三、老五为了钱财，斤斤计较，而张氏兄弟，无论周围的人的反映，或张沛君的自夸，都说：“没有一点自私自利的心思”，可是当弟弟张靖甫患病时，张沛君在请医服药之余，想到张靖甫死后，要让自己的孩子上学，不让两个侄儿读书。小说的两处心理描写是点睛之笔，点出了张沛君灵魂深处的“小” 字来。张沛君绝不能说是比周围人更自私的人物，你看他为医治靖甫的病多么焦急尽心，但是他又是与周围人一样，是自私的人物。张沛君这个讽刺典型的创造，岂非与《儒林外史》中刻画马二先生等人的方法近似。张沛君不同于老三、老五，相当于马二先生不同于蘧公孙、匡超人，但是张沛君与老三、老五同样，受自私自利思想的控制，马二先生与蘧公孙、匡超人同样热中于功名富贵，如果社会环境使这些自私庸俗的观念在他们的脑中恶性发展，他们就会与老三、老五及蘧公孙、匡超人完全一样，于是吴敬梓与鲁迅都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现存的社会制度，他们的讽刺也就成为深刻的现实主义的社会讽刺了。（二）写的都是“平常事，平常话”鲁迅反对“专记骇人听闻的所谓‘奇闻’或‘怪现状’”，《儒林外史》写“平常事，平常话”是俯拾皆是的。“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平时是谁都不以为奇的，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的。不过这事情在那时却已经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但这么行下来了，习惯了，虽在大庭广众之间，谁也不觉得奇怪；现在给它特别一提，就动人”（6）。对于吴敬梓和鲁迅来说，写“平常事，平常话”，除了讽剌内容来自日常生活这层意思外，还包含着另一层意思，就是不对日常生活增减点什么。他们不依靠奇特的形象吸引读者的注意，而是凭着对日常生活如实的描绘，来达到讽刺的目的。这种讽刺方法是与中国古典小说白描手法相联系的，对作家来说，需要更大的功力。鲁迅的小说。如《肥皂》写一个道学先生在街上看到一个女乞丐，回家后与家人闲谈；《弟兄》写弟弟患病，哥哥为他请医买药；《端午节》写一个公务员因家庭经济拮据，与妻子的谈话。一切都是日常生活的复制，但是内含深刻的讽刺意味。试看《高老夫子》中，高杆亭进贤良女校教员预备室时，与万瑶圃的一段对话：“阿呀！础翁！久仰久仰！……”万瑶圃连连拱手，并将膝关节和腿关节接连弯了五六弯，仿佛想要蹲下去似的。“阿呀！瑶翁！久仰久仰！……”础翁夹着皮包照样地做，并且说。…… “阿呀！础翁的大作，是的，那个……。是的，那个——‘中国国粹义务论’，真是要言不烦，百读不厌！实在是少年人们的座右铭，座右铭座右铭！兄弟也颇喜欢文学，可是玩玩而已，怎么比的上础翁。”两人煞有介事地敷衍吹捧，连文章的题目都搞错了，还无耻地吹捧成“要言不烦，百读不厌”，岂非可笑透顶。但是只要留意一下日常生活，这类谈话你难道没有听见过吗？再看《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后，张静斋拜往时的谈话：张乡绅先攀谈到：“世先生同在桑梓，一向有失亲近。”范进道：“晚生久仰老先生，只是无缘，不曾拜会。”张乡绅道：“适才看见题名录，贵房师高要县汤公，就是先祖的门生，我和你是亲切地世弟兄。”范进道：“晚生侥幸，实是有愧。却幸得出老先生门下，可为欣喜。”张乡绅四面将眼睛望了一望，说道：“世先生果是清贫。”随在跟的家人手里拿过一封银子来，说道：“弟却也无以为敬，谨具贺仪五十两，世先生权且收着。这华居其实住不得，将来当事拜往，俱不甚便。弟有空房一所，就在东门大街上，三进三间，虽不轩敞，也还干净，就送与世先生；搬到那里去住，早晚也好请教些。”范进再三推辞，张乡绅急了，道：“你我年谊世好，就如至亲骨肉一般，若要如此，就是见外了，”范进方才把银子收下，作揖谢了。（7）明明是草屋，却说是“华居”；明明是一向有失亲近的同乡，却满口“亲切的世弟兄”；明明是贵贱贫富的悬殊，没有来往，却说成“无缘，不曾拜会”。现实与语言如此矛盾，正是对虚伪礼节的绝妙讽剌与世态人情的深刻揭示。鲁迅和吴敬梓所写的对话，都是来自日常生活的“平常话” ，但经讽剌大师的精选与描绘，使现实与语言的矛盾充分显示，从而取得极好的讽剌效果。（三）婉曲含蓄的艺术风格鲁迅曾热烈赞扬《儒林外史》“其文又蹙而能谐，婉而多讽”（8）。对于复杂的现实世界，吴敬梓总是做忠实的反映。实际生活错综复杂，千变万化，很难简单区分悲剧与喜剧，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因此吴敬梓在讽刺时，往往将悲剧性的因素与喜剧性的因素结合在一个人物身上，甚至一个场景里；对于人物也绝不作简单的脸谱化的处理；他行文委婉，作者自己决不直接出来对人物表态，而是将自己热烈的爱憎隐藏在客观描写的背后，藏褒贬于叙事之间，甚至寓贬于褒。与那些“辞气浮露，笔无藏锋”（9）的谴责小说截然不同，《儒林外史》好用“微言大义”，“皮里阳秋”的春秋笔法，它的讽刺显得曲折而不显露，委婉而有情致。讽剌的效果是笑，但是在笑完之后，你会与作者一样感到深深的悲哀。在《儒林外史》里，这类例子不胜枚举，这里不再赘述。鲁迅小说的讽刺亦多婉曲含蓄。如《肥皂》这篇小说，大部分篇幅是四铭义正词严地批评人们对孝女乞丐的冷酷无情，与两个光棍对孝女的无耻调笑，但他自己早把买的肥皂和女乞丐联系起来了，这实在是对他关于厌恶女学生的一番“宏论”的绝妙讽刺。《端午节》中的方玄绰貌似清高，但是正当方太太劝买采票，遭到他呵斥时，小说却让他回想起自己的一段心理活动：那时他惘惘的走过稻香村时，看见店门口竖着许多斗大的字的广告道“头彩几万元” ，仿佛记得心里也一动，或者也许放慢了脚步的罢，但似乎因为舍不得皮夹里仅存的六角钱，所以竟也毅然决然的走远了。……原来方玄绰也想发财，也想买彩票，只是口袋里钱不多，舍不得罢了。又如前述的《弟兄》的两处心理描写，点出张沛君的自私，着墨不多，却入木三分。这三篇小说的讽刺可算是委婉极了，也是褒中寓贬，在节骨眼上轻轻点破。与《儒林外史》的笔法，是一以贯之的。总之，鲁迅小说不仅继承了《儒林外史》的社会讽刺的现实主义传统，写“平常事，平常话”，运用“皮里阳秋”笔法，而且采用外国小说的技巧，如《白光》，鲁迅如实地刻画陈士成性格的各个侧面与细微的内心活动：他在落榜后的苦恼，对自己文章的自信，对周围舆论的恐惧心理，发掘藏银时的热中，挖不到时的空虚幻灭之感……将心理描写深入到下意识，这样列有利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从而收到极好的讽刺效果。鲁迅对《儒林外史》的态度，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的时代还需要讽刺，我们应该把《儒林外史》的现实主义的社会讽刺传统继承与发扬下去。注释（1）（4）（7）分别见《儒林外史》第五十五回、一回、三回中的第528页、11页、3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2）《二心集·序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页。（3）《鲁迅年谱》（下），安徽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14页。 （5）（8）（9）《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55页、160页、205页。（6）《鲁迅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18页。姓名：宋明阳工作单位：江苏省沭阳高级中学联系电话：0527——3130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