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吴敬梓《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谈吴敬梓《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内容摘要：《儒林外史》是我国古代讽刺文学的典范，清朝小说家吴敬梓采用高超的讽刺手法，以写实主义描绘各类人士对于“功名富贵”的不同表现，成功塑造了生活在封建末世科举制度下的封建文人群像，生动描绘了吃人的科举、礼教和腐败世态，真实地揭示了人性被腐蚀的过程和原因，从而对当时吏治的腐败、科举的弊端、礼教的虚伪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嘲讽。关键词：吴敬梓儒林外史讽刺艺术《儒林外史》以深刻的思想内容和高超的艺术技巧，成为我国讽刺文学的典范，堪称我国古代文学史上讽刺小说的第一部作品。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迨吴敬梓《儒林外史》也，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始有足称讽刺之书。”杰出的讽刺艺术是这部小说艺术上最伟大的成就。该书真实地描绘了在封建“八股取士”制度下一代儒林中官僚的徇私舞弊，豪绅的武断乡曲，膏粱子弟的平庸昏聩，举业中人的利欲熏心，假名士的附庸风雅和清客们的招摇撞骗，以及他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卑污灵魂和丑恶嘴脸。闲斋老人在为《儒林外史》所作的序中指出“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砒柱。篇中所载之人，不可枚举，而其人性情心术，一一活现纸上。读之者无论是何人品，无不可取以自镜。”卧闹草堂刻本评说：“慎勿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其艺术形象对于我们今日的生活，也具有非凡的观照镜鉴的意义。现就该书的讽刺艺术分析如下：一、讽刺艺术形象的真实性鲁迅说：“讽刺的生命是真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7 客观真实地描绘了一幅上自达官贵人、地主豪绅，下至贩夫走卒、地痞流氓的社会生活画卷，从当时人们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景象中，提炼出具有典型意义的艺术情节，以客观的态度去处理事物，对书中的人物未加一句臧否，让人物在事件中自我表演，在言语中自我暴露。作者的人物形象、人情世态均取材于现实，并抓住这些材料中最具有代表意义的片段，加以典型概括。事件与场景平平常常，形象处处保持着生活本身固有的自然形态。如正在居丧的新举人范进在汤知县家的那次家宴：知县安了席坐下，用的都是银镶杯箸。范进退前缩后的不举杯箸。知县不解其故，静斋笑说：“世先生因遵制，想是不用这个杯箸。”知县忙叫换去，换了一个磁杯，一双象牙箸来，范进又不肯举动。静斋道：“这个箸也不用。”随即换了一双白颜色的竹子的来，方才罢了。知县疑惑他居丧如此尽礼，倘或不用荦酒，却不是曾备办。后来看见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丸子送在嘴里，方才放心。汤知县在备饭之前的言谈中，已知范进母亲去世，准备的菜肴虽然未写，却可从使用的餐具看出其丰盛豪华，可见汤知县自己根本就未将“居丧守制”这一封建社会十分重要的礼制放在心上。而范进面对银镶杯箸、磁杯象牙箸均“退前缩后”，在汤知县被其行为感动得担忧“倘若不用荤酒，却是不曾备办”时，“看见他拣了一个大虾丸子送在嘴里”，吴敬梓抓住范进那不举杯箸的忸怩作态、那拣了大虾丸子送进嘴里的举动，从其自相矛盾的行动中，入木三分地揭露了其虚伪和丑恶，戳穿了范进所谓居丧守礼的假面目。不过是毫不起眼的一次封建文人的聚会，没有什么引人注意的地方。作者的刻画又很简洁，未作丝毫的渲染。可是这寥寥几笔的勾勒，却获得十分强烈的讽刺效果。《儒林外史》虽然植根在严肃的现实生活中，但为了达到更好的讽刺效果，作者也采用了夸张的手法，但这并不妨碍作品的真实性。在真实基础上的夸张，是讽刺所必要的。“便清晰地透出了社会的荒谬与人心的伪妄：而当人们读这些故事的时候，又觉得他仍然是生活的真实写照”。在第三回中写五十四岁的范进看了报帖知道自己中举以后的一段情形：范进不看便罢，看了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老太太慌了，慌将几口开水灌了过来。他爬将起来，又拍着手大笑道：“噫！我中了！”7 笑着，不由分说，就往门外飞跑，把报录人的邻居都吓了一跳，走出大门不多路，一脚踹在塘里，挣起来，头发都跌散了，两手黄泥，淋淋漓漓一身的水，众人拉他不住，一直走到集上去了。……胡屠户凶神似的走到眼前，说道：“该死的畜生，你中了什么？”一个嘴巴打将去。……范进因这一个嘴巴，却也打晕了，昏倒于地。众邻居一齐上前，替他抹胸口，捶背心，舞了半日，渐渐喘息过来，眼睛明亮，不疯了。又如周进撞号板；范母一喜而死；严监生临死因点了两根灯草而迟迟不肯断气；严贡生发病闹船家等描写，均因合理的夸张而取得了强烈的讽刺效果。从而更真实地提示了人物的性格特征。二、讽刺对象的悲喜剧结合《儒林外史》在艺术上所取得的重要突破在于将喜剧因素与悲剧因素溶为一炉，将讽刺对象的喜剧性与悲剧性结合起来，用喜剧的形式反衬悲剧的本质。范进中举的过程便是最典型的例子。范进考了几十年，在胡须花白之际遇上了与他有相似经历的主考官周进，周进看到在十二月天“头戴一顶破毡帽”身穿“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的范进时，动了恻隐之心，在范进交卷较早的情况下，拿了范进的卷子，初看，心里不喜道：“这样的文字，都说的是些甚么话，怪不得不进学！”丢过一边不看了。又坐了一会，还不见一个人来交卷，心里想道：“何不把范进的卷子再看一遍？倘有一线之明，也可怜他苦志。”从头至尾，又看了一遍，觉得有些意思；看了第三遍，“才晓得是天地间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这荒谬的中举过程本身颇具戏剧性，如若不是周进多看了两遍卷子，范进如何能中？从这也看得出主考官周进的糊涂与无知，说明中举的人不一定就是举业如何了得，而这样的主考官，其所选中的范进的文章究竟如何，也同样是模棱两可，难以定性的。主考官周进，是“苦读了几十年书”，到六十多岁时都还没进过学。他一出场时是在薛家集做私塾老师。到学第一天就受到“新进学”的梅玖的凌辱，把他“脸上羞得红一块白一块”。接着又是王举人来学堂避雨，王举人对他也是冷若冰霜，不屑与他为伍。7 周进对此虽感恼火却也无可奈何。尽管如此，老老实实教书的他最终还是被那些土豪劣绅排挤出来：“嫌他呆头呆脑，不知常来酬谢”，丢了饭碗。后来才会有他在贡院看见了天字号，“见了两块号板，摆得齐齐整整,不觉眼里一阵酸酸的，长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醒来后是“哭了一阵，又是一阵，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这说明在八股取士的社会里，知识分子的命运是和“号板”连在一起的。周进一心想成为人上人，想爬上这等级阶梯，可无力爬上去，所以会哭哭啼啼，在艰难辛酸的生活面前倍感无助与绝望。再如做了三十年老秀才的王玉辉，穷到不能养活女儿，还要编礼书，宣扬礼教。女儿要为死去的丈夫殉身，公婆反对，他却表示“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反拦阻你？你竟是这样做罢。”女儿死后，妻子哭得死去活来，他却说妻子“真正是个呆子”，“只怕我将来不能像他这一个好题目死哩！”封建礼教将人性异化到如此荒唐的地步！这种对于可悲的人间喜剧的嘲笑，是让人含泪的笑。这笑中有辛酸、有同情、有鄙夷、有愤怒。《儒林外史跋》指出，吴敬梓“所阅于世事者久，而所忧于人心者深。”他对人物的忧愤，体现在这种带着血泪的喜剧里，可说是“嬉笑之怒甚于裂眦，长歌之哀过于恸哭”。这种笑让人感到作者对儒林堕落的悲愤。三、讽刺手法多种多样《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的独特性，还表现在异采纷呈的讽刺手法上。一是白描手法的运用。这种讽刺手法是指作者在叙事描写的过程中，不做主观的情绪流露，“直书其事，不加断语”，语言含蓄有味，不落一字褒贬，对人对事，纯以白描出之。所谓“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在第二十回，匡超人在与景兰江和蒋书办见面时，装腔作势“近日口气不同，虽不说，意思不肯到茶室”，在酒楼谈自己的“教习”职务时，“我们在里面也和衙门一般：公座、硃墨、笔、砚，摆的停当。我早上进去，升了公座，那学生们送书上来，我只把那日子用硃笔一点，他就下去了。学生都是荫袭的三品以上的大人，出来就是督、抚、提、镇，都在我跟前磕头……”在谈及给过自己很多帮助的潘三时说：“潘三哥所做的这些事，便是我做地方官，我也是访拿他的。”对这番话，作者只是悠悠道来，并无着意用力之处，但这种口气越是随便冷静，在读者的心中激射起来的反差情绪就越强烈。第二回中对夏总甲的描写：“外边走来一个人，两只红眼边，一副锅铁脸，几根黄胡子，歪戴着瓦楞帽，……7 手里拿着一根赶驴的鞭子，走进门来，和众人拱一拱手，一屁股就坐在上席。”寥寥几笔，就栩栩如生地刻画出一个狂妄倨傲的令人厌恶的下层官吏形象。二是对比手法的运用。作者广泛应用对比的写作手法，对人物自相矛盾、表里不一、前后不一致的表现进行了揭露，从而展现了人物性格，揭示了儒林形象，让人从滑稽中发现其内在的不协调，从而让人发笑，在笑声中体会作者的讽刺之意，产生对讽刺对象的厌恶、憎恨之情。梅玖在周进落魄教书时，对周进极尽所能奚落挖苦，让周进万分难堪，但周进中进士后，却在范进阅卷时说自己是周进的门生，在庙里时让和尚把周进当年在庙里写的对联揭下来裱，朝周进的长生禄牌叩头。通过梅玖对周进前后态度的对照，暴露出他势利、俗气的灵魂。严贡生是一个横行乡里、巧取豪夺的恶劣乡绅。他一出场，就是为拉拢已成为统治阶级的范进、张静斋而献呈出酒菜饭食。席间严贡生先是自吹自擂，恬不知耻地抬高个人地位，并表示：“实不相瞒，小弟只是一个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所以历来的父母官都蒙相爱。”可笑就在此时，“一个蒙头垢面的小厮走了进来”道：“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家里吵呢。”这是作者让人物在自相矛盾的言行中进行自我否定，进行自我暴露，从而更深刻地揭示人物灵魂，表现人物性格，达到讽刺目的。严贡生此时应自知在二位大人面前出了丑，然而却对小厮说：“他要猪，拿钱来！”又对二位大人说：“二位先生有所不知，这口猪原是舍下的。”严贡生自己在扇自己耳光，整个自我暴露的丑陋灵魂说明在当时腐朽的封建末世，士人居乡间的则成为土豪劣绅。范进中举之前，胡屠户对他呼来喝去，骂他“尖嘴猴腮，也该撒泡尿自己照照……”家里人常常挨饿，借贷无门，中举当日还抱着鸡要去卖了换米。喜报一到，众邻居“有拿鸡蛋来的，有拿酒来的，也有背了斗米来的，也有捉两只鸡来的”。而胡屠户也改口称呼“贤婿老爷”，并说“我的这个贤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天上文曲星是打不得的”。揭示了当时社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世俗习气，胡屠户的市侩心理，功名利禄对世人灵魂的腐蚀。三是对不同人物给予不同的讽刺。作者善于从可笑的喜剧表面去挖掘其内在的悲剧意蕴，给可笑注入了辛酸，给滑稽注入了哀愁和痛苦，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角度，对不同人物进行了讽刺。作者对书中四类人物“八股士”、“假名士”、7 “贤人”、“奇人”的感情是不同的，对他们的讽刺力度也有所不同。对于八股士，作者给予他们的是无情的揭露与批判。如对严贡生、王惠这类品质低劣、见利忘义的土豪劣绅，作者对他们的讽刺是坚决的，毫不留情的，批判性的。周进、范进中举前的落魄，作者还是有些同情的。一旦中了举，就摇身一变，成为欺压百姓、奉迎拍马的贪官污吏，作者对他们的态度就转变为坚决的批判与鞭挞了。对那些在举业上毫无起色又迷恋科举，转而靠招摇撞骗、附庸风雅来讨生活的假名士，作者仍是予以辛辣的讽刺。如对杜慎卿的大搞梨园选美，作者的批判形式是冷若旁观地让人物在可笑的事件中自己表露其灵魂的贫弱、苍白。尽管有些人物的性格是立体的、多层次的，作者对他们的态度总的来说还是批判的。如马二先生这个人物就很复杂多面化，他迂腐、落魄，却富于同情心，舍己为人，济人危困，但作者依然对他的可鄙可笑之出给予了辛辣的讽刺。著名的马二先生游西湖的例子，是腹中空空的马二先生在西湖的美景前的审美也如他的空腹一样贫乏。他一路只知吃零食，喝茶，读墨卷，操心选事，最后，他感到按习俗要对这真山真水赞美一番了，就仿照八股的样式，背两句《中庸》里的陈词滥调：“真乃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迷信八股科举的马二先生已经在八股科举教条的腐化下丧失了审美能力。八股科举对士人的毒害到了如此地步！让人触目惊心。对书中的贤人，作者批判的态度是温和的，因这些人物身上有着作者人格理想的寄托，以及理想失落的无奈。王冕的旷达不拘也好，杜少卿的挥金如土也罢，以及虞博士视功名如草芥的淡泊情怀，都不过是具有“文化记忆”的具有古典文化传统人格的文人企图以洁身自好来坚决捍卫文化传统以对抗浊世的个人反叛形式罢了。迟衡山等人企图以祭奠泰伯祠恢复礼乐来扭转世风，作者对祭奠大典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描写。但全书的结尾，盖宽再游泰伯祠时已是尘封的更为荒凉的残垣断壁。这些贤人的试图靠个人努力来拯救时世的理想，在那个以科举为唯一出路的势利社会里仍是失败了，这饱含了作者自己“补天无力的无奈”7 。篇末对市井四奇人的交代，不过是在贤人救世无力的正道之外，让生活在基层的知识分子以自食其力、傲视社会、追求自身人格的独立完整，传承优秀文化传统来反叛现实的一种无奈方式。这四类人物相互对比、映衬，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到儒林的种种现状，对儒林群丑有了更深的认识，更深刻地领悟了作者对世风日下的封建末世八股科举对士人灵魂的扭曲和毒害的忧愤，以及对此的无奈。综上所述，我们知道，作家应用了一系列讽刺手法为我们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儒林人物。鲁迅先生说：“悲剧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讽刺又不过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流。”这就是该书的讽刺艺术精华所在。它通过以喜剧形式表现的一些悲剧性人物，这些人物除极少数极端恶劣之外，大多还是老实本分的人，他们在封建八股取士制度和当时丑恶腐朽世风的影响下，思想被禁锢了，道德被腐朽了，成为言语迂腐、举止鄙陋、思想腐朽甚至道德丧失的喜剧人物，但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是有让人喜爱及同情的一面。作家对他们的讽刺态度是既嬉笑怒骂，又哀婉叹怜。这是本书最出色的讽刺手法，即“笑中含泪”，所以该书成为“说部中乃有足称讽刺之书”。参考文献①、②、③周月亮：《误解与反讽》，见《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京）1996.3.64—69④贾学清：《悲凉之雾，遍被华林》，见《学术交流》2005、7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论雷峰塔的倒掉郭预衡《中国文学史》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