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儒林外史》中的女性形象

浅论《儒林外史》中的女性形象a《儒林外史》中沈琼枝人物形象分  摘　　要：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对女性形象着墨不多，却着力刻画了一位杰出的女性形象——沈琼枝。她美貌与智慧兼得，一言一行都表现出极大的人格魅力，是《儒林外史》中最光彩的女性形象。关键词：儒林外史　　沈琼枝　　人格魅力 5.1-9,,services,andmakethecitymoreattractive,strengtheningpublictransportinvestment,establishedasthebackboneoftheurbanrailtransitmulti-level,multi-functionalpublictransportsystem,thusprotectingtheregionalpositionandachieve 浅论《儒林外史》中的女性形象a《儒林外史》中沈琼枝人物形象分  摘　　要：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对女性形象着墨不多，却着力刻画了一位杰出的女性形象——沈琼枝。她美貌与智慧兼得，一言一行都表现出极大的人格魅力，是《儒林外史》中最光彩的女性形象。关键词：儒林外史　　沈琼枝　　人格魅力 5.1-9,,services,andmakethecitymoreattractive,strengtheningpublictransportinvestment,establishedasthebackboneoftheurbanrailtransitmulti-level,multi-functionalpublictransportsystem,thusprotectingtheregionalpositionandachieve  《儒林外史》是以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讽刺小说著称于世的。它丰富而深邃的思想内容以及杰出而鲜明的讽刺艺术使它获得了世人的高度评价。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赞它为“诚微词之妙远，亦狙击之辣手”，足见对《儒林外史》的推崇。而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吴敬梓所塑造的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王冕、周进、范进、严监生、杜少卿……都是众所周知的典型人物形象。在这些人物形象中，男性占了绝大多数，且居于主导地位，女性形象则只有寥寥几位。这是由《儒林外史》特定的选材范围决定的。女性形象虽然不多，却是作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且在吴敬梓的笔下也各具特色。其中，吴敬梓着力塑造了一位特立独行，具有非凡人格魅力的女性形象——沈琼枝。与书中其他女性形象相比，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沈琼枝是《儒林外史》中唯一一个寄寓着作者完全褒扬态度的女性形象，是《儒林外史》中最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沈琼枝的出场，从其父沈先生口中道出：“‘……回到家乡，将小女许嫁扬州宋府上。此时送他上门。’”从父亲亲自送她出嫁这个细节，可以看出她是深得父亲喜爱的。当沈先生觉察到宋盐商对女儿的轻视之意时，“向女儿琼枝道：‘我们只说到了这里，权且住下，等他择吉过关。怎么这等大模大样？看来这等光景竟不是把你当作正室了。这头亲事，还是就得就不得？女儿，你也须自己主张。’”在女性居于男性附庸地位、沦为男性性欲和生育工具的封建社会，女性自出生之日起，就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而存在的。她们只是男性的附属品，是没有人格和尊严可言的，要受着“三从四德”的桎梏。然而，沈先生在女儿的婚姻大事上竟然允许她“自己主张”，这不能不令人惊奇了。合理的解释只能是沈先生没有封建家长制的作风，对于女儿的爱是发自内心的亲情挚爱。基于这种美好的父女之情，他对女儿沈琼枝更多的是呵护而非压制，这样就为沈琼枝创设了一个颇有民主气氛的宽松的成长环境。由此，才使沈琼枝没有像封建社会其他女性那样深受毒害，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个性。我们再来看看沈琼枝的回答：“‘爹爹，你请放心。我家又不曾写立文书，得他身价，为甚么肯去伏低做小！他既如此排场，爹爹若是和他吵闹起来，倒反被外人议论。我而今一乘轿子，抬到他家里去，看他怎模样看待我。’”这番话虽然有负气的成分在内，但却不卑不亢，掷地有声，活画出一位倔强机敏的可爱女性形象。于是，“沈先生只得依着女儿的言语”了。一个“只得”，说明沈先生此时无计可施，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这也从侧面显示出沈琼枝临危不乱、敢于冒险的机敏和智慧。当然，这种机敏和智慧绝不是一时冲动和盲打莽撞，而是胸有成竹、自有打算。当她听到小老妈喊她“沈新娘”时，自然明白了宋盐商根本就没打算将她明媒正娶，内心定然会愤恨。但她“也不言语，下了轿，一直走到大厅上坐下。说道‘请你家老爷出来！我常州姓沈的，不是甚么低三下四的人家！他既要娶我，怎的不张灯结彩，择吉过门？把我悄悄的抬了来，当作娶妾的一般光景。我不问他要别的，只叫他把我父亲亲笔写的婚书拿出来与我看，我就没的说了！’”开始的“不言语”，显示了她成熟沉稳、从容不迫的气度。之后一番质问正是沉默后的爆发，是对封建夫权的毫不畏惧的叫板。这样“胆大妄为”的举动和言语自然令“老妈同家人都吓了一跳，甚觉诧异，慌忙走到后边报与老爷知道。”宋盐商“听了这一篇话，红着脸道：‘我们总商人家，一年至少也娶七八个妾，都像这般淘气起来，这日子还过得？他走了来，不怕他飞到那里去！’”从沈琼枝的慷慨陈词与宋府家人的“诧异”、宋盐商的“红着脸”，我们可以感受到沈琼枝面对豪强富商人家丝毫不怯懦、丝毫不畏惧的豪杰之气。虽然身是女儿身，她却自有一股英气蕴藉胸中，其潇洒自如、不卑不亢，不能不令人钦佩。不仅如此，面对宋府美轮美奂的亭台楼阁，她没有动心，而是以挑剔的眼光“心里暗说道：‘这样极幽的所在，料想彼人也不会鉴赏……’”可见，盐商家的荣华富贵，沈琼枝并没放在眼里。虽然舒适的生活人人向往，但若这种舒适是建立在失去人格尊严的基础上，沈琼枝是绝不会妥协的。“‘新娘人物倒生得标致，只是样子觉得惫赖，不是个好惹的。’”从丫鬟口中我们可以想见沈琼枝令人又爱又怕的模样，仿佛一枝带刺的玫瑰，用凌厉的“刺”捍卫自己的人格尊严。因为不可亵玩，她的美丽才更加出众，更加夺目。沈琼枝不但有一股不服输的英气，而且有勇有谋。当确定宋家的态度不会有转机时，她当机立断地逃走。这对宋盐商“不怕他飞到那里去”这句自以为是的话是一个绝大的讽刺。她在逃走时拿走了宋家的“金银器皿，珍珠首饰”，这并不是贪财，而是为将来生计的打算。她明白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是无法生存的。这个看似俗不可耐的行为恰恰是沈琼枝生存智慧的体现，是一种随机应变的聪慧和勇敢走自己的路的大勇气。她没有仅仅依靠着这些偷拿的钱财度日，没有坐吃山空，而是“到南京去卖诗过日子”。凭着自己“精工顾绣，写扇作诗”的一技之长，沈琼枝在远离家乡、孤身在外的情况下，仍能保持着不染纤尘的独立人格，不至于沦落风尘、客死异乡或者被迫回头当小妾。单身女子孤身在外的处境可想而知。不仅“那些好事的恶少，都一传两，两传三的来物色，非止一日。”连武书这样的人起初也认为“这女人眼见的也是私门了”。面对杜少卿和武书的到访，沈琼枝也坦言：“我在南京半年多，凡到我这里来的，不是把我当作倚门之娼，就是疑我为江湖之盗。两样人皆不足与言。……”在众人猜疑、非议以及恶少流氓的骚扰的困境下，沈琼枝不屈不挠地生存着。为了洁身自好，她不得不放下女性的矜持，“有恶少们去说混话，他就要怒骂起来。”勇敢地对轻薄之人予以反击。在见到沈琼枝之后，武书终于修正了对她的看法；“我看这个女人实有些奇。若说他是个邪货，他却不带淫气；若是说他是人家遣出来的婢妾，他却又不带贱气。看他虽是个女流，倒有许多豪侠的光景。他那般轻倩的装饰，虽则觉得柔媚，只一双手指却像讲究勾、搬、冲的。”因为“不淫”、“不贱”她才能赢得武、杜的尊重，而她的“豪侠”之气则令人不得不生敬爱之情。沈琼枝所言所行，都是不卑不亢、有礼有节的。杜少卿说“盐商富贵奢华，多少士大夫见了就销魂夺魄，你一个弱女子，视如土芥，这就可敬的极了。”金和《儒林外史跋》中说：“书中杜少卿乃先生自况。”从这个意义上说，杜少卿的这番评价实是吴敬梓的心声，是吴敬梓难抑敬仰之情的自然表露。由此可见，沈琼枝这个艺术形象不是一个干巴巴的雕像，而是寄寓着作者理想的活生生的人。当杜少卿把差人要抓沈琼枝的话说了之后，“娘子同姚奶奶倒吃了一惊。沈琼枝起身道：‘这个不妨。差人在那里？我便同他一路去。’”用“娘子同姚奶奶”的“倒吃了一惊”与沈琼枝的“不妨”形成鲜明的对比，展现了沈琼枝处变不惊、从容大方的洒脱之气。不仅如此，在面对差人时，她仍然没有丝毫的畏惧之色：“我又不犯法，又不打钦案的官司，那里有个拦门不许进去的理！你们这般大惊小怪，只好吓唬那些乡里人！”一番语风犀利的训斥把一向作威作福的差人震慑住了，“倒有些让他”。沈琼枝的自我保护、奋勇反击总是能赢得胜利。同样，面对知县的审问，大堂之上的沈琼枝也没有流露丝毫小儿女的怯懦之情。既痛斥宋盐商，表明自己的清白，又能抓住时机展露自己的才情，从而获得了知县的“赏鉴”，托江都县“开释此女，断还伊父，另行择婿”。虽然这个结局并不是十分完美的，但在当时的情境下，也是沈琼枝所能得到的最好结局了。这是作者对她不断抗争，努力维持自身人格尊严的赞赏和肯定。似乎为了取得“余音绕梁”的效果，吴敬梓在沈琼枝的故事即将结束之时，又安排了一场她与差人的交锋。面对差人的贪婪无耻，“船家不敢言语”，没敢收船钱，而沈琼枝却对差人的不正当索要据理反驳：“我昨日听得明白，你们办公事不用船钱的。”“我便不给你钱，你放怎么样！”她“走出船舱，跳上岸去，两只小脚就是飞的一般，竟要自己走了去。两个差人慌忙搬了行李，赶着扯他，被他一个四门斗里打了一个仰八叉。”生动的语言和动作描写颇具讽刺意味，让人在忍俊不禁的同时，自然为沈琼枝的勇敢无畏叫好。而沈琼枝这个弱女子的非凡人格魅力再一次得到了彰显。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在字里行间不难看出吴敬梓对沈琼枝人物形象的用心刻画。沈琼枝不畏豪强、不慕虚荣、聪明机敏、才貌双全，这些优秀的品质使她在整部《儒林外史》中的光辉丝毫不逊色于其他正面的男性形象。她的非凡人格魅力令她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女性形象中一枝独秀，熠熠生辉！（范芃蕊，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苦在自然中得到解脱，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凭高眺远》、《前赤壁赋》等。（２）扩张自我，藐视世俗。词人尽力充实自己，从而使具有高度修养的思想境界得到最大限度的扩张，以充实的内心抵制外界的侵扰，达到超脱。代表作如《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３）封闭自我，隔绝世俗。归隐山林，与世无争，以获得自我解脱，如“几时归去，做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４）麻痹自我，醉忘世俗，借酒浇愁，在梦幻中得到解脱。辛弃疾则与之相对应。（１）在古典中寻找自我。除直抒胸臆外，很善于用典，被称为“掉书袋”。他把古人古事引为同调，借悲慨古人悲慨自我。（２）从早年的生活中寻找自我。在现实中理想得不到实现，就借早年生活的回忆，表现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获得心灵的慰藉，如《破阵子》、《鹧鸪天》等。（３）从身边的景、事中寻找自我。王国维曾说：“以我观物，物皆着我之色彩”（《人间词话》）。辛弃疾以其特有的眼光观物，任何普通的景物都能幻化、创造成军事意象。他的词里出现了“红旗清夜，千骑月临关”（《水调歌头?三山用赵丞相韵》），“汉家组练十万，列舰耸层楼”（《水调歌头　　舟次扬州，和杨济翁、周显先韵》）。就是对着水边的鸥鸟，眼前的酒杯，拦路的松树，也会发出军令似的约束；看到红红白白的花朵，也会想起吴宫的训练女兵；在幽静的小窗里听到外面的棋声，也会想起重重围城的被突破；还会把风吹窗纸当成进军的号角等。他只有在抗战中才能找到自我。这种生动、突兀的意境是苏词里所没有的。（４）从自然中寻找自我。词人在现实中受到压抑于是寄情山水，最多的意象是“山”，如《沁园春?叠嶂西驰》、“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青山峥嵘，似为我归来妩媚生”等。苏轼、辛弃疾同为豪放词家的杰出代表，都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并被后人以“苏辛”并称。但由于生活时代、个人经历和思想性格、内在情感等的不同，他们的词作又显示了鲜明的个性差异，各有千秋，对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张晓静，河北冀中职业学院；张小芹，承德民族师专)  对《儒林外史》中三个女性形象的分析（夜光原创） 2010-02-1517:21:12| 分类：(原)教学笔谈| 标签：|字号大 中 小订阅    文/ 5.1-9,,services,andmakethecitymoreattractive,strengtheningpublictransportinvestment,establishedasthebackboneoftheurbanrailtransitmulti-level,multi-functionalpublictransportsystem,thusprotectingtheregionalpositionandachieve  《儒林外史》是我国一部杰出的古典小说。作者吴敬梓把故事假托在明朝，书中的人物、故事实际是在清朝，因此小说中写的是他所体察和感受到的社会现实。全书三十余万言，主要用褒贬讽刺的笔调，写出了一群知识分子的各种丑态和可笑的形象，并从描写这些人物的生活入手，着重地批判了当时的一种制度。这个制度就是统治阶级用心牢笼士人，建立封建官僚统治的科举考试制度，清朝的科举制度是沿袭明朝的旧制，以桎梏人的思想最酷毒的八股文为考试的主要科目的。明清几百年中，这个制度根深蒂固，在科举道路上攀爬的士人，不管“中”与“不中”，实际都只造成了一群蠹虫废物，在那个时代，凡是对这个制度表示不满或进行批判的，都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儒林外史》是通过对人的生活的具体描写来展开批判的。吴敬梓在小说中写了二百七十多个人物，个性鲜明的至少有二三十个。所写人物如鲁迅先生指出的那样“凡官师、锦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妇女虽不是小说描写的主要（或曰中心）人物，但同样可以体现出作者的创作旨趣，故本文只抽出巨著中的几个妇女形象，谈谈吴敬梓《儒林外史》中妇女形象的深邃思想。  （一）  作家总是借助文艺作品反映社会生活，小说则是以人物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的文艺形式。吴敬梓的《儒林外史》通过人物形象的刻划，对封建社会的黑暗统治进行了辛辣地讽刺，充分暴露了八股取士制度的种种弊病。《儒》对鲁编修的小姐这一妇女形象的描绘，指出八股制艺的影响及于闺阁，被及幼童。  八股文章的形式、体裁、语言、字数都有死板的规定，要求代圣人立言，不得触及任何社会实际问题。鲁编修是不个八股迷，他的编修官职就是靠殿试三榜成绩优异获得的，故特别重视八股文章。（十一回）他对女儿说：“八股文章若做得好，随依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什么来，都只是野狐禅，邪魔外道！”且每常叹道：“假若（他的小姐）是个儿子，几十个进士、状元都中了来。”鲁编修如此看重八股文，正表现了明清时代知识分子的功利观，因为八股文是功名富贵的敲门砖。且因其无子，因致力于教育女儿。这就揭示了鲁小姐成为一个八股“才女”的特定不环境。  在鲁编修的熏陶下，她“五六岁上请先生开蒙，就读的是《四书》《五经》；十一二岁就讲书读八股文章，先把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读得滚瓜烂熟。教她做‘破题’‘破承’‘起讲’‘题比’‘中比’‘成篇’。”到后来，“王、唐、瞿、薛，以及诸家之文，历科程墨、各省宗师考卷，肚里记得三百多篇，自已作出来的文章，又理真法老、花团锦簇。”“晓镜台畔、刺绣床前，摆满了一部一部的文章，每日丹黄烂然、蝇头细批。”至此，一个有着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正直青春年华的鲁小姐被培育成了一个地道的八股迷。遗憾的是封建社会女子无权涉足科场，鲁编修父女的苦心，只不过是过过“八股瘾”而已，然而作者愈是这样写，就愈深刻地揭露了封建文人对八股文章的痴心。  少女的爱情本应是热烈而温柔、充满情趣和浪漫的。而鲁小姐新婚燕尔之时，不是沉醉在爱情的幸福与甜蜜之中，而是记挂着公孙是否做举业。因疑道：“他因新婚燕尔，正贪欢笑，还理论不到这事上。”故不曾问得。后因新郎拉着吟哦诗词，却激起她由八股制艺养成的本能的反感，于是揣摩着一个代圣人立言的题目：“身修而后家齐”来难新郎，这便是鲁小姐渡新婚蜜月的特有方式。只因她是个女子，不能出仕，满希望所招郎君能够中个进士争一份荣禄、岂料公孙竟说这是个“俗事”。直把个鲁小姐气得“整日愁眉不展，”为此，夫人和养娘极力劝导，小姐却说“总是自挣的功名好。”这就充分暴露了鲁小姐的内心秘密，乃是“功名”二字。其欲望之强烈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鲁小姐既知劝夫不成，痛苦之余，又寄希望于儿子。才四岁的小孩，鲁小姐便“每日拘着他在房里讲《四书》、读文章”、“课子到三四更鼓，或一天遇着那儿子书背不熟，小姐就要督责念到天亮（十三回）。”莫说一个才四岁的小孩，便是一个青年汉子也未必受得了如此这般的“拘禁”“督责”。作者这样反复抒写，充分表现了鲁小姐对八股的迷恋，已到了“除八股而无它”的境地。此正所谓：八股之毒，深入闺阁；八股之祸，被及儿童。读之令人心惊。 5.1-9,,services,andmakethecitymoreattractive,strengtheningpublictransportinvestment,establishedasthebackboneoftheurbanrailtransitmulti-level,multi-functionalpublictransportsystem,thusprotectingtheregionalpositionandachieve  （二）  沈琼枝是和鲁小姐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女性，她敢作敢为、能文能武。作者刻划这一形象，旨在批判“男尊女卑”的封建士大夫观念，表现其“男女平等”的进步民主思想。在作者的笔下，妇女也有独立的人格，和男人一样有争取美好生活的权利，那么让我们看看作者是怎样刻画沈琼枝这一形象的。沈先生领着女儿琼枝，来到扬州，住在大丰旗下店里。那里颗计接着，通报了宋盐商，宋盐商打发家人来吩咐道：“老爷叫把新娘就抬到府上去，沈老爷留在下店里住着，叫帐房置酒款待。”沈先生听了这话，向女儿琼枝道：“我们只说到了这里，权且住下，等他择吉过门，怎么这等大模大样？看来这等光景竟不是把你当作正室了。”（四十回）这一段交待了事情的起因，接着便集中笔墨写沈琼枝的言行，表现其性格特征。  沈琼枝接过父亲的话说：“爹爹，你请放心，我家又不曾写立文书，得他身价，为甚么肯去伏低做小！他既如此排场，爹爹若和他吵闹起来，倒反被人议论。我而今一乘轿子，抬到他家去，看他怎模样对待我。”沈琼枝一开口，就可看出她对宋盐商这样显耀人物毫无畏惧，做到有理有节，不失分寸，而且大胆、泼辣、果断、沉着、毫无扭怩作态的性格几笔就活脱脱地展示出来。其独立自主、不容欺凌的勃勃英气已见端倪。  待沈琼枝来到宋家，一径走到大厅上坐下，便说道：“请你家老爷出来！我常用州姓沈的，不是什么低三下四的人家！他既要娶我，怎的不张灯结彩，择吉过门？把我悄悄的抬了来，当做娶妾的一般光景；我且不问他要别的，只叫他把我父亲亲笔写的婚书拿出来与我看，我就没的说。”照理沈琼枝的婚事应由她父亲出面交涉，然而她知道秀才出身的父亲斗不过市侩盐商，竟亲自出场。而且这火爆爆的一席话，是那样的理直气壮，哪有一点新娘的娇羞，这里让人看到的是明代个性解放的新女性形象，在她身上表现的是市民阶层的女性性格。因而连宋盐商听了家人的一番汇报，也只得红着脸，谎说自己不在家，不敢与沈琼枝正面交锋。沈琼枝听了后心里想着：“我在这里坐着也不是事，不如且随便进去。”这是何等的机智？！倘若只是一味的闹将下去，宋盐商又不肯露面，且如何是好。现在如此为之，真是再好不过了的处理，行文有张有弛，场面上不至于成为僵局，使人物的形象体现得更丰满、逼真切近生活而又合情合理。  沈琼枝在宋盐商家住了几天，不见有消息，想道：“彼人（指宋盐商）一定是安排了我父亲，再来和我歪缠，不如走离了他家，再作道理。”于是将所有动用的金银器皿，珍珠首饰，打了一个包袱，穿了七条裙子，扮做小老妈的模样，买通了那放丫环，五更时分，清晨便出了钞关门上船，因“恐故乡人家耻笑。”故打定去南京过卖诗文的日子。如此敢作敢为的女子，想到做到，内心是那样的灵醒，行动起来，又是那样的当机立断、果敢迅速、毫无半点拖泥带水、扭捏作态，实在让人不敢侧目，虽大丈夫所为，亦不过如此。既至南京，沈琼枝果然过起了独立生活，凭着自己的一双巧手“精工顾绣、写扇作诗”（四十一回）一时求诗的、买斗方的、托刺绣的，生意倒是不少。但一个弱女子、孤身一人，于是受到舆论的、习俗和恶势力的围攻。凡遇恶少打她的主意，说些混帐的话。她便怒骂起来。这就体现出她的不攀高、不附势、亦不许人小觑她、作贱她的要求人格独立的性格。难怪作者要借杜少卿的口称赞沈琼枝的这一行动举止说：“盐商富贵奢华，多少士大夫见了就销魂夺魄，你一个弱女子，视如土芥，这就可敬的极了。”沈琼枝听后，因而深为感动“既无狎玩我的意思，又无猜疑我的心肠。”这里饱含着对妇女人格价位的尊重。 5.1-9,,services,andmakethecitymoreattractive,strengtheningpublictransportinvestment,establishedasthebackboneoftheurbanrailtransitmulti-level,multi-functionalpublictransportsystem,thusprotectingtheregionalpositionandachieve  沈琼枝形象的本质内核就是独立自主，她用斗争自卫、用劳动自立、摆脱了妇女对于父母、丈夫的依附，表现了作者关于新女性的理想，因而也是作品进步的民主思想的表现。    （三）  在《儒林外史》中，作者虽写了不少忠孝节义的行为，但是同样也写到了对封建礼教的批判，这主要表现在对王玉辉三女儿绝食殉夫事件的描绘中。  王玉辉“是个迂拙的人”，把程朱理学“教养的题目的词藻”当了真。他的三女儿丈夫死后向他说：“我而今辞别了公婆父母，也须寻一条死路，跟着丈夫一处去了！”这是女儿诀别父母、立志自杀殉夫的话。自古蝼蚁尚且偷生，何况一个好端端的人。三姑娘之所以说出这么一段话来，难道会是一时的想不开么。这完全是由其父王玉辉平日家教造成的。王玉辉平日有一个志向，就是要撰三部书嘉惠来学，其中便有一部便是《礼书》。他要大肆宣扬封建礼教，自然就要先从家实行。请看，就在三女儿的公婆百般劝导未成时，王玉辉竟对女儿的公婆说：“我仔细想来，我这小女要殉节的真切，倒也由着他行罢，自古‘心去意难留’。”因向女儿道：“我儿，你既如此，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反拦阻你，你竟就这样做罢。”一个父亲赞成女儿自杀殉夫，不是“丧心病狂”，而是迷信“青史留名”证明礼教之毒，已浸腐了他的灵魂。女儿已死，王玉辉也因生这样的好女儿，“为伦纪生色”而受到众人的钦敬，自然在钦敬之余，有人感到“惨然”。也有人备文书“请旌烈妇”。她的死，便成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宣传题目，合县绅礼缙在明伦堂大事祭祀，以旌烈妇，并继以大宴。这就可以看出吃掉王玉辉三女儿的，正是那腐朽没落的封建礼教。合县绅缙便是吃人的封建礼教的代表。  但王玉辉毕竟不是人肉筵席上的食客，正在合县绅缙大祭大宴之时，王玉辉却“转觉心伤，辞了不肯来。”这说明了他无意借女儿的尸体为自己图名求利，此后他因怕见“老妻悲恸”“心里不忍”便到外面去作游。“一路上看着山光水色，悲悼女儿，凄凄惶惶”“见船上一个穿白的妇人，他又想起女儿，心里哽咽，那热泪滚了出来。”在王玉辉的内心深处，父女的天性未泯，但他对封建礼教的迷信又助杀了自己的女儿，他自己也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  书中这一段，特别显出作品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王玉辉的形象刻画得相当成功。当他称赞女儿死节的时候，他是一个丧尽人性的道学传声筒，而他的女儿死后，则体现出他的形象的另一侧面，是一个充满着人性的有感有情的父亲。作者展示的既是一幅血淋淋的屠场写真，指出了封建礼教吃人的罪恶。又是“人道主义的观点战胜了阶级教养给予他的限制。”是对封建的伦理道德的彻底否定。    （四） 5.1-9,,services,andmakethecitymoreattractive,strengtheningpublictransportinvestment,establishedasthebackboneoftheurbanrailtransitmulti-level,multi-functionalpublictransportsystem,thusprotectingtheregionalpositionandachieve  一部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不管是三五个，还是百十个，都不会是彼此孤立、毫无联系的，小说中众多的人物形象，他们一般都从不同的侧面体现着作者的创作意图。“在中国文学史上，吴敬梓是第一个用一系列足以构成体系的形象”来表现其创作宗旨的作家。就作者笔下的三个女性形象来说，他们各有个性，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着社会现实，体现着作者的良苦用心。在本文论及的三个女性形象中，鲁小姐迷信八股举业，将少女的至性至情、青春爱情和种种人生乐趣全部消逝在于人于已毫无意义的八股制艺中，自己作了牺牲品还不觉悟，又将灾难被及自己四岁的幼儿。王玉辉的三女儿为封建礼教所愚弄，向往做烈女，为一纸旌表、一块牌坊而自杀殉夫，把自己作为一只羔羊献给封建礼教的吃人者的筵席。无论是封建制度遴选官吏的八股文章，还是捆缚广大人民自觉为奴的封建礼教，都是封建制度的愚民工具。是毁灭人性、屠杀生灵的利刃和毒药。作者塑造鲁小姐、王姑娘的形象，是对封建制度罪恶的揭露和批判。二人形象是《儒林外史》这帖醒世良药中的两味猛剂。  而沈琼枝则是作者理想中的新女性形象。她的新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她不迷信八股制艺。她和鲁小姐一样是个才女，可是她卖文、卖诗、卖刺绣、卖扇面斗方，唯独不卖当时最走俏的八股毒品，这就是她的不鲁小姐。其次，她蔑视封建礼教，并且以自己的行动向封建礼教挑战，当婚姻受到欺骗，人格受到侮辱时，能立即警觉并奋其私智，以斗争自卫、自救，决不做三从四德、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封建礼教的牺牲品，更不因婚姻变故而以为有损贞操而羞愧，甚至自杀，在这一点上，她和王姑娘又绝然不同。  作者通过上述三个女性形象告诉我们：清代正处在思想意识的变革时期。一方面旧的思想毒雾依然笼罩着社会各个领域，象鲁小姐、王姑娘这样的不觉悟者属多数。自晚明以来的思想启蒙运动的影响不够巨大。另一方面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启蒙运动的深入，代表原始资产阶级的市民阶层正在逐渐扩大，市民思想正在抬头，象沈琼枝这样的市民阶层正在成长。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吴敬梓在他的巨著《儒林外史》中描绘这一系列代表着各个不同阶层的人物形象，正是为了更全面、真实地反映清代的社会现实。作者通过他的创作活动，站在除旧迎新的立场上，做着打扫旧残秽，迎接新生活的工作。  　　　　　　　　　　　　　　　　　　　　　　　　  参考书目：  ⑴《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７月版。  ⑵《一代文人的厄运（儒林外史）主题新探》Ｊ２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１９８２年６期。  ⑶《论〈儒林外史〉的长篇艺术结构》（同上）。  ⑷《卧闲草堂本·闲斋老人序》见李汉秋编《儒林外史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７月版。  ⑸《〈儒林外史〉中的伦理思想问题》Ｊ２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１９８２年６期。  浅论《儒林外史》中的女性形象 男性,女性,话语权,封建礼教,儒林外史5.1-9,,services,andmakethecitymoreattractive,strengtheningpublictransportinvestment,establishedasthebackboneoftheurbanrailtransitmulti-level,multi-functionalpublictransportsystem,thusprotectingtheregionalpositionandachieve  《儒林外史》是一部极写男性士子的伟大作品，真实的反映了当时广阔的社会现实，就如金和在《儒林外史》跋中所写“所传人物，大都实有其人，而以象形谐声或瘦词隐语寓其姓名，若参以壅乾间诸家文集，往往十得八九。”非但如此，当我们把书中的所有女性找出来之后，就会发现，这也是一部极写女性世界的伟大作品。在封建社会的中国，女性没有独立的地位，只是男性的附属品，尤其是在封建末世的清朝，即便是具有话语权的男性士子，在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下，他们的心灵已极度扭曲，更别说在封建礼教箝制下的广大女性了，她们的处境也更为复杂。作者并非有意着墨、重点铺写这些女性人物，但也正如此，才更加真实自然的反映了那个时代女性的生活状态和心理。本文从人物的身份、行为方式和观念等方面把书中的女性分为五类：母亲形象，妻妾形象，妓女形象，烈妇、节妇形象，“才女”形象等，并结合当时的社会思潮，从传统文化和女性自身独特心理等角度来对她们进行分析，进而探讨这些女性形象的形成原因及其对当代人的启示。 一、平凡而伟大的母亲形象  “女性的一切权利之中，最大的一项便是做母亲。”[1]在《儒林外史》中，有不少伟大的母亲们，不管她们处于什么阶层、是什么儿子或女儿的母亲，她们都具有脱离那一社会之主流价值观的观念，没有功利心，只有终极的人性关怀，一切只为了儿女的生活、生命：从具有人格独立性的王冕的母亲，到醉心科举、追求功名富贵的范进、匡超人的母亲，再到王三姑娘的母亲，无不这样。 当王冕要出去躲避，却又担心母亲时，王母就用身体健康、不缺钱花来支持儿子，此时的王母很坚强；但在分离时，又免不了“母子洒泪分手”。这些只是母亲在日常小事上对儿子的关心。对待功名富贵，王母认为：“......做官怕不是荣宗耀祖的事，我看见这些做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场。况你的性情高傲，倘若弄出祸来，反为不美。我儿可听我的遗言......不要出去做官”，王母并非圣贤之人，她只是为了儿子的平安和幸福。也正因为有这样一位母亲，王冕才没有辜负母亲的遗言，始终具有独立人格。范进的母亲在儿子因中举而发疯时，就哭道：“怎生这样命苦的事，中了一个甚么举人，就得了这个拙病，这一疯了，几时才得好？”在亲家要给范进治病时，她又赶出来叫道：“亲家，你只可吓唬他一吓唬，却不要把他打伤了！”这时的范母是伟大的、也是平凡的，她只是为了儿子的健康。匡超人的母亲见到儿子先“捏一捏他身上，见他穿着极厚的棉袄，方才放下心”，接着又说：“若做了官就不得见面，这官就不做他也罢！”对匡母来说，最幸福的事莫过于能常常见到自己的儿子。王三姑娘的母亲得知女儿要殉夫时，只能“伤心惨目，痛入心脾，也就病倒了”，听说女儿饿死了之后，就“哭死了过去，灌醒回来，大哭不止。”“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2]母亲赋予女儿以生命，但却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女儿饿死。王三姑娘的母亲虽不懂礼，但却最懂人性，在血与泪的交织中，弥漫着这位母亲的痛苦和伤心。 面对功名富贵、面对吃人礼教，这些没有地位、没有身份，更没有话语权的女性们，作为母亲的她们知道子女的健康、幸福是最宝贵的，她们之中也有自身犯糊涂的，如范进的母亲，但她们之为母亲的角色是完美的，她们既是平凡的又是伟大的。中国传统女教的“贤妻良母”原则是在“男尊女卑”的背景下提出的，以损害女性利益为代价，但去掉“贤妻”，单从“良母”这一点说，女性之为母亲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度都不落伍，都是健康的，闪耀着永恒的人性光辉。   二、形形色色的妻妾形象5.1-9,,services,andmakethecitymoreattractive,strengtheningpublictransportinvestment,establishedasthebackboneoftheurbanrailtransitmulti-level,multi-functionalpublictransportsystem,thusprotectingtheregionalpositionandachieve  在以男权为中心的封建社会，女性之为妻、妾是女性的重要角色之一。《儒林外史》在不经意中，写了不少妻妾形象，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女性的生活处境，展现出那一时代人们的两性观。“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3]作为“人伦之始”的夫妇关系是封建社会秩序的基础，妻作为这一关系的重要分子，承担了维系这一社会秩序的重要责任。妾比妻地位更低一等，对夫要绝对的服从，对妻也要服从。“妻者齐也，与夫齐体之人也。妾者，接也，仅得与夫接见而已。贵贱有分，不可紊也。”（《清律》“妻妾失序”条《注》）妻妾们在从夫的前提下，她们不是相互团结，而是相互争斗、自相残杀，在极小的圈子里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尤其是地位更低的妾妇们，她们为了争取更高的地位，能成为妻、成为“太太”，费尽了心机。《儒林外史》就描写了几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妻、妾形象，比较正面的有杜少卿、庄尚志娘子，中性的有严监生的妻妾，反面的有王太太等。 杜少卿、庄尚志的娘子是正面的妻子形象，书中写了好几次她们的笑，这是夫妻和睦的例证，却给人留下了遗憾。杜少卿告诉了娘子路上没有盘程的一番笑话，“娘子听了也笑”；朝廷让杜少卿做官，他不去，“娘子笑道：‘朝廷让你去做官，你为甚么装病不去？’”杜少卿道：“你好呆！......”庄尚志在面见皇上回家后，“与娘子相见，笑道：‘我说多则三个月，少则两个月便回来，今日如何？我不说谎么？’娘子也笑了。”这些笑表面上看起来是夫妻间理解的笑，然“妻者，齐也，与夫齐体。”（《白虎通义》）这些名义上看似平等的夫妻关系也只是男性的话语策略，是杜、庄这些男性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平等的对待他们的妻子，相应的，妻子处于理解的地位来了几次笑，但“夫者妻之天”（《仪礼·丧服》），却从更深一层揭示了这些笑的实质。这看似温馨的笑给人以深思：平等只是表面的，她们是不在场的，只是为了衬托丈夫们有多么高大、多么开明！严监生的正妻王氏在面黄肌瘦，走路都怯生生的时候，“还在那里自己装瓜子、剥栗子、办围碟”，也深得严监生的称赞（严监生在临死之前还对王氏赞誉有加）。王氏在病床上，面对已有儿子的妾赵姨娘的哭啼、苦肉计时，却无可奈何，只得在自己还活着的时候被迫答应扶正她。在赵氏拜堂行礼之时，“王氏已发昏过去”，赵氏的催逼加速了王氏的死亡。而妾赵氏，为了爬上正妻的位子，费尽了心机，用小恩小惠收买了王氏舅爷，同时，也深知严监生的性情（寿终之时也只有她能明白他的心思）。然而，当她面对更强势的、来争家产的大伯子严贡生时却几乎无法应对，此时，她的心机已不再起作用，她只是一可怜、卑微的女性。她是所有古代妾妇们的化身，也是女性艰难挣扎为求得更高地位的典型例证。鲍廷玺的妻子王太太是一个“绝妙”的女性，从“王太太”这一贯穿全书始终的称呼，便可看出作者的讽刺意味，她已是鲍氏娘子了，却一直沉浸在“王太太”中，戏子领班之妻这一真正角色，始终未能在她心里得到认可，所以她就一直是“王太太”，而非鲍太太或鲍娘子。她三次嫁人，一直在挣扎、在努力，想做一个“太太”。她只是有一个梦而已，但这个梦却是不可能实现的，不只因为她的出身，更因为那个社会、那种文化和那种文化所影响下的病态人生，男性士子尚不能圆梦，更何况处于更下层的女性了？ 上面这些妻妾们，从杜、庄之妻到严监生之妻、妾再到王太太，她们都没有真正的主体意识，不具有也不可能具有女性之所以为人的自我意识，只是在夫权社会等级森严的夹缝里求生存，尽管也有极少数美满的，如杜、庄之娘子，但却给人带来不少遗憾和缺失。她们主体意识、自我意识的缺失是由男女不平等造成的，“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4]传统女教形成之初，已经奠定了男尊女卑的基调，用“乾为纲，坤为从”来说明男尊女卑是合乎天理的，此后这一思想就一直禁锢、挟制着女性的思想和行为，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使她们长期处于“失语”状态。  三、以色相为食的妓女形象 以色相为食的女性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是一个畸形、病态的群体，尤其是在八股取士已经扭曲了男性心灵的封建末世，她们从肉体到精神所受的奴役也更深。从以色骗财的河伯妇，到下等妓女细姑娘、顺姑娘，再到较高等的妓女聘娘，每个人都是可怜的、悲惨的。5.1-9,,services,andmakethecitymoreattractive,strengtheningpublictransportinvestment,establishedasthebackboneoftheurbanrailtransitmulti-level,multi-functionalpublictransportsystem,thusprotectingtheregionalpositionandachieve  被正面男性形象凤四老爹惩罚的船上少妇是一个靠色相勾引客人从而骗钱养家的妇女，她的行为是可恨的，但更是可悲的、让人同情的。当她知道自己也上当受骗后，就“哀告道：‘你放了我，任凭甚东西，我都还你就是了。’”起来时，“连裤子也没有了。”这时大家（满船的男性）都忍不住的好笑，“众人看着那妇人穿了衣服......”，在众目睽睽之下穿衣服，是对妇人的莫大侮辱，她只是迫于生计才干的这种事，此时她已经没有人的尊严了。从肉体到精神，她受到男性群体的戕害，是一卑微却备受迫害的女性形象。细姑娘、顺姑娘是下等妓女，她们所接待的是处于社会底层的男性。汤六老爷的衣着打扮着实让人恶心，但细、顺两姑娘听他说到科场，就如同见了官老爷一般的敬重和害怕。两位姑娘是没有灵魂的妓女，面对心灵极度扭曲的嫖客，却充满了敬意，在最卑微的科场失败的男性士子面前，耍痴耍呆，不惜使出千般娇媚，显得更加卑微。聘娘是作者着墨最多的妓女形象，她是一个聪明的女子，且最喜欢相与官，围棋也会下，曲儿也会唱，又很会救场。聘娘认为“人生在世上，只要生得好，那在乎贵贱！”她自恃有几分颜色，便希望通过陈四爷的做官，来改变自己的命运，甚至在与陈四爷共眠时，还在做着官太太的梦。聘娘病了，“看见陈木楠，含着一双泪眼，总不则声”，她心里很清楚她是因为官太太的梦才病的，但她始终没有盼来陈四爷的做官，就这样，她的官太太梦彻底破灭了，最终出家为尼。聘娘的梦碎给人以凄凉、悲惨。 聘娘是可悲的，岂止聘娘，细姑娘、顺姑娘不也这样吗？王太太不也是一样吗？甚至范进母亲也因之而丧命。她们和那一时代的大多数男性士子一样在心里存有对功名富贵的热切向往。妓女们处在女性的最底层，也是社会的最下层。在身体上，她们备受凌辱；在精神上，不但受到男性群体的玩弄（如船上河伯妇），而且深受男性价值观的摧残。八股取士作为男性价值观已经扭曲了士子的灵魂，此价值观再进而波及到普通女性身上，尤其是妓女身上，使得违背大众价值观的妓女对功名如此痴迷，就更让人感到沉重和悲哀了。 www.chinaswzl.com  四、恪守礼教的节妇、烈妇形象 “从一而终”“不事二夫”等女教原则从汉代开始广泛传播，班昭《女诫》宣扬“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并且要求女子“得意一人，是谓永毕；失意一人，是谓永讫”，使女子守节教条化。宋代从程颐的“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到朱熹的“生为节妇，此亦人伦之美事”，在理学家的标榜下，贞节逐渐宗教化。经过明代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到了清代，“贞节”二字便成了规范妇人“人伦之大，风化之善”的最高准则，对贞节的重视已登峰造极。《儒林外史》就塑造了两个典型的节妇烈妇形象，深刻揭示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 王玉辉的大女儿死了丈夫，就守节在家，可谓节妇。他的三女儿在丈夫死后，决定殉夫，她这样对父亲说：“父亲在上，我一个大姐姐死了丈夫，在家累着父亲养活，而今我又死了丈夫，难道又要父亲养活不成？父亲是寒士，也养活不来这许多女儿！”在公婆愿意养活她时，她却说：“爹妈也老了，我做媳妇的不能孝顺爹妈，反累爹妈，我心里不安，只是由着我到这条路上去罢。”王三姑娘要殉夫，她首先考虑的是生计问题，而非名节。王玉辉认为“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还说“他这死的好，只怕将来不能象他这一个好题目死哩！”王三姑娘活活饿死之后，被旌封为烈妇。从根本上说，由于女性的依附地位，她们只是父亲和丈夫之间转让的商品，因此，在丈夫死后，王玉辉的女儿们只是考虑到守节、殉夫，而不是想办法继续生活、成为自身。 王玉辉的两个女儿成为节妇、烈妇并不是偶然的。王玉辉是一儒生，用传统女教教导女儿，女儿们在不知不觉中就接受了这些思想并付诸行动。明清两代政府采取免除本家役、树立贞节牌坊等手段褒奖贞节，并且打击不节不烈的“反面典型”，贞节不仅能使人获得实惠，还能得到名节，所以节妇烈妇就很多。片面追求女性的贞操是男性为了自己的私欲而严重牺牲女性利益的结果，也是“男尊女卑”思想发展到极端的畸形产物。   五、不同选择的“才女”形象5.1-9,,services,andmakethecitymoreattractive,strengtheningpublictransportinvestment,establishedasthebackboneoftheurbanrailtransitmulti-level,multi-functionalpublictransportsystem,thusprotectingtheregionalpositionandachieve  宗法制的封建中国，女性的生存状态很简单也很无奈，要么遵从社会的规定，成为合乎规范的女性，要么就活得像男性们，成为“伪男性”。想成为一个既不符合当时社会规范，又不同于男性的有主体意识的女性，是非常艰辛的。鲁小姐恨自己不是男性，想像男性一样生存，她的理想终究幻灭，不得不把理想寄托于丈夫甚至下一代；沈琼枝则是一个独立特行的女性，她身上闪耀着女性自我意识的光辉。 鲁编修的独女鲁小姐，聪明貌美，是个“才女”。自幼熟读《四书》《五经》，天天研读八股文，在新婚之夜也不忘出八股文题目三难新郎。她认为“好男不吃分家饭，好女不穿嫁时衣”，便是极明理的，尤其是她治家井井有条，教子可谓有方，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女子有才更是德”在她身上体现了出来。出嫁前，她和那时广大的士子一样做八股文，徒有才情，却无用武之地；出嫁后，先是指望丈夫考个举业，好“妻以夫贵”，梦想破灭后，又把全部心思倾注在儿子身上，希望能“母以子贵”。鲁小姐是八股文的受害者，也是施害者，她的迂腐继续戕害着下一代。但从她生活的那个时代和环境看，她是无辜的，更是不幸的：她既没有其他女子的悠闲嬉戏，也没有男性们的考取功名，空有满腹时文才情。鲁小姐试图走一条“花木兰”式的道路，但在那个时代却走不通，只是一个既可笑又可悲的形象。沈琼枝是书中最具个性的女性，她的经历、行为、才情让人耳目一新。当沈琼枝知道自己因受骗而要嫁给盐商为妾后，她随机应变，卷了财物，溜之大吉，有奇侠女子的作风；之后，她便到南京以卖诗文、刺绣为生，开始了自己赚钱的生活；当被人误会是暗门子时，她不卑不亢，打骂出手；她也同房主人娘子去烧香。在她遇到杜少卿后，得知杜娘子在南京，才依封建礼节去拜访杜少卿，她和盐商的官司也是在一个赏识她的知县的帮助下才得以解决。沈琼枝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行事，敢于和盐商做抗争，她的行为已超出了同时代的男性，对于女性更是惊世骇俗。同时，她又恪守着封建礼节，同房主娘子烧香、依礼拜访杜少卿等，她仍然生活在封建礼教的牢笼中，具有时代的局限性。 在封建男权秩序下，除了做秩序所规范的女性外，女性只能做和男性一样的“伪男性”，或者另辟新路，做既脱离传统规定又拥有自我意识的“新女性”，后者每走出一步都非常不易。鲁小姐走的是前一条道路，有“花木兰”等先辈们做榜样，但却没能走通；沈琼枝走的是后一条路，没有先例，只能在黑暗中摸索前进，但每跨出一步都是伟大的。明清之时，社会上不断有妇女解放的思潮，但也只局限于纲常上的批判，并不彻底，具有时代的局限性，沈琼枝的局限是时代造成的。   在形形色色的士子中间，《儒林外史》点缀着这样一些女性，但她们绝非若有若无：“在这部社会戏剧中，妇女是一群十分重要的人物。虽然她们人数甚少，但这一群经过选择的女性形象却组成了一个变化多姿的中国女性的画廊。”[5]有平凡而伟大的母亲、形形色色的妻妾、以色相为食的妓女、恪守封建礼教的节妇烈妇、不同选择的“才女”，还有本文所没有涉及到的婢女、老妪等等。我们试图从她们的生活中找出一些她们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思想，但答案却是传统封建女教、封建礼教是她们的准则，主流的社会价值观是她们的价值观，偶有几个别出心裁的（如沈琼枝），也有很大的局限性，绝大多数仍然因循着封建传统。吴敬梓生活的时代是女性受压制最深的时代，历史上所有对女性的压迫都在这一时代重演，也是封建社会最衰落的时代，就像黎明前的黑暗一样，几千年的积淀压抑着、箝制着她们的思想和灵魂，尽管也涌现着女性解放的思潮，但数千年的因循并不会轻易改变，直到今天，女性解放仍需要当代人的不断努力。   浅谈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及人物塑造 关莉201100595.1-9,,services,andmakethecitymoreattractive,strengtheningpublictransportinvestment,establishedasthebackboneoftheurbanrailtransitmulti-level,multi-functionalpublictransportsystem,thusprotectingtheregionalpositionandachieve  摘要：吴敬梓的《儒林外史》[1]在我国文学史上是具有独特艺术成就的长篇小说，他通过讽刺艺术和对文中人物的塑造淋漓尽致得描绘出了一幅封建社会末期的光怪陆离的长幅画卷。作为一步讽刺杰作，它所讽刺的形形色色的丑恶人物和事件也是当时吴敬梓所生存的实际生活中存在着的或是曾经出现过的，可以说这些司空见惯的人和事不需任何夸饰和渲染，就活生生的每天上演着。文中吴敬梓主要描写了六十个人，每个看上去是独特的个体但又有着共性，像周进、范进、马儿先生、严贡生、严监生、匡超人、杨执中、权勿用、张铁臂、胡屠户、王仁兄弟、杜少卿等，个个都栩栩如生。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讽刺’的生命是真实”“非写实，绝不能成为‘讽刺’”[2]。“儒林外史”“吴敬梓”“讽刺”“人物”“性格”；；；；关键词： 清代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吴敬梓先生生于清圣祖康熙四十年，卒于高宗乾隆十九年，字敏轩，号粒民，因家有“文木山房”，所以晚年自称“文木老人”，又因家乡安徽全椒移至江苏南京秦淮河畔，故自称“秦淮寓客”。吴敬梓先生自幼颖异，善记诵。稍长，补官学[3]弟子员。尤精《文选》中提到他赋笔立成，不善治生，性豪迈，不数年，旧产挥霍俱尽，时或至于绝粮。后来人们在他的家乡建立了“吴敬梓纪念馆”，此外在南京秦淮河畔桃叶渡也建立了“吴敬梓故居”。吴敬梓先生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在全椒23年，在赣榆10，在南京21年，享年五十四岁。他生平最恶举业，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和史学研究著作，有《诗说》七卷，《文木山房集》五卷，诗七卷，《中国小说史略》并传于世。不过，确立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杰出地位的，是他创作的章回体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共五十五回。《儒林外史》这部小说大约用了他近二十年的时间，直到四十九岁时才完成。小说中他专写熬中于此者之真相，幽默诙谐，读之捧腹。如此好的作品在读者看来和他的生活背景是息息相关的，他出生于仕官名门，小时候受到良好教育，对文学创作表现出特别的天赋，在他成年之时，因为随其父到各处做官而有机会获得包括官场内幕的大量见识。在他二十二岁的时候，父亲去世，家族内部因为财产和权利的而展开了激烈的争斗。使他的生活和思想都开始有了极大的变化，生活上，他由富裕坠入贫困；思想上，对于功名富贵表示了截然相反的看法。再加上他一生中大半的时间都消磨在南京和扬州两地，官僚豪绅、膏粱子弟、举业中人、名士、清客，他是司空见惯了的。他从这些“上层人士”的生活中看到了官僚的徇私舞弊、豪绅的武断乡曲、膏粱子弟的平庸昏聩、举业中人的利欲熏心、名士的附庸风雅和清客的招摇撞骗。每天上演着的种种都是最真实、最露骨也最凄凉，许多人和发生的事可谓是历历在目，更是刻在了他的心里。吴敬梓的一生经历了清朝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三代。当时，中国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社会呈现了某种程度的繁荣，但这也不过是即将崩溃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表面的繁荣掩盖不了大厦将倾的事实。清朝统治者在逐渐镇压武装起义的同时，也采用大兴文字狱，设博学宏词科以作诱饵；考八股、开科举以牢笼士人，提倡理学以统治 思想等方法来对付知识分子。受科举制度的危害和影响，使许多知识分子坠入追求利禄的圈套，成为愚昧无知、卑鄙无耻的市侩。吴敬梓看透了这种黑暗的政治和腐朽的社会风气，所以他反对八股文，反对科举制度，不愿参加博学宏词科的考试，憎恶士子们醉心制艺，热衷功名利禄的习尚。他把这些观点反映在他的《儒林外史》里。《儒林外史》全书共五十六章，是由许多个生动的故事联系起来，这些故事都是以真人真事为原形塑造。全书的中心内容，是抨击僵化的考试制度和由此带来的严重的社会问题，被人称为“帝国的最后一瞥”。全书的故事情节虽没有一个主干，可是有一个中心贯穿其间，那就是反对科举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毒害，讽刺因热衷功名富贵而造成的极端虚伪、恶劣的社会风气。这样的思想内容，在当时无疑是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的。加上它那准确、生动、洗练的白话语言，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塑造，优美细腻的景物描写，出色的讽刺手法，艺术上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作者在书中虽然批判了黑暗的现实，5.1-9,,services,andmakethecitymoreattractive,strengtheningpublictransportinvestment,establishedasthebackboneoftheurbanrailtransitmulti-level,multi-functionalpublictransportsystem,thusprotectingtheregionalpositionandachieve 却把理想寄托在“品学兼优”的士大夫身上，宣扬古礼古乐，看不到改变儒林和社会的真正出路，这是应该加以批判的。《儒林外史》是我国古代讽刺文学的典范，它不仅直接影响了近代谴责小说，而且对现代讽刺文学也有深刻的启发。吴敬梓通过对生活在封建末世和科举制度下的封建文人群像的成功塑造，以及对吃人的科举、礼教和腐败事态的生动描绘，使他成为我国文学史上批判现实主义的杰出作家之一。他用讽刺的手法对当时世间丑恶的事物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有力的批判，对当时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的腐朽作了彻底的揭露，也显示出他的民主主义的思想色彩。而主要是通过吴敬梓运用了多种多样的讽刺手法来增强讽刺效果。他善于采用含蓄、婉转的讽刺方法，使他的讽刺能够达到既饱含情感，又超脱幽默那样一种境界。他在作品中往往不直接表露自己的观点，而主要是通过日常生活情节的提炼和典型化，把讽刺的现象本身的矛盾与荒谬或明或暗显示出来。并将是非观念与爱憎，寄于对客观事物的描写。小说中常用的讽刺手法是通过漫画式的外形描写来表达作者鲜明的爱憎感情。如第三回写范进进考场时，是从范进的眼来着笔的，经其粗略几笔，就勾勒出范进落魄时的一副可怜相，充满了作者深切的同情。古代小说人物的肖像描写往往是脸谱化的，而《儒林外史》掀掉了脸谱，以真实细致的描写，显示出了人物独具的性格。除此之外，在真实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夸张，是讽刺艺术所必要的，因为艺术的真实并不排斥夸张。吴敬梓常以夸张之笔，突出人物的可笑和可鄙之处。如小说第五回写严监生之死，就是著名的例子。文中说严监生非常富有，但吝啬成性，他一家四口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吃，每当小儿要吃，只在切店里买四个钱的哄哄就是了。悭吝的性格使得严监生临死前还伸着两个指头不肯断气。因为他不会说话，大家就胡猜，有说是为两个人的，有说是为两件事的，有说是为二两银子的，有说是为两处田地的，纷纷不一，他都摇头表示不是，那手只是指着不动了。作者将此情节放大，最后还是刚扶正不久的赵氏懂得他的心思，你是为那盏灯里的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她分开众人，走上前道说：“爷，只有我能知道你的心事，我如今挑掉一茎就是了。”他这时才“点一点头，把手垂下，顿时就没了气。”这种夸张的描写，使文章异常生动、深刻地揭示了严监生守财如命，辛辣地讽刺了“这个悭吝的财主，真是由表入里，深入骨髓。”从作品中可以看出作者常常有意安排一些与小说人物身份不符的行为举动，从而揭开这些“名人”“隐士”攀附权贵、趋炎附势的丑恶本质。第十二回中的权勿用应娄府二公子之、约前往赴会，可他“衣服也不换一件”“在街上脚高不低的撞”，，一顶高孝帽子被卖柴的扁担挑走，便满街呼喊着撞到一顶轿子上，要不是“旧相识使客张铁臂”认得他，说“是娄府请来的上客”，权勿用定会吃官司、挨板子。这一戏剧性的情节，不仅讽刺了娄家二公子整日百无聊赖，结交的“贤士”竟是这等货色，同时对权勿用内心的空虚、一味模仿古人的衣着打 扮的“名人”滑稽相进行了讽刺。作者对权勿用的嘲讽与蔑视，暴露了以娄府二公子为代表的贵族阶层的空虚与腐朽，预示了清王朝日趋没落、行将衰败的命运。小说还故意安排了遽公子和鲁小姐这对“才子佳人”婚宴上的一幕：“一只老鼠从梁上走滑了脚，不骗不正，不左不右，正好摔在宴席上燕窝碗里滚烫的汤里，把碗打翻，爬起来就从新郎官身上跳下去，把簇新的大红段衣服都弄油了；一个从乡下雇来的厨役，只顾看戏，粉丝汤洒了一地，慌慌张张正要去抓地上的粉丝，却被两只狗抢着吃了。气得他抬起脚来，要去踢那两只狗，没想到又把鞋子踢飞……”这一精彩场面的描写，揭露了父母包办婚姻的不合理。婚宴上一系列不吉利的事件，暗示了遽鲁婚姻的不美满，强烈讽刺了科举制度给“才子佳人”造成的婚姻悲剧，同时也体现了作者对深受科举制度毒害的青年男女的深切同情。吴敬梓还采用了广泛而又强烈地艺术对比手法，成功地塑造出各种类型的人物形象，成为《儒林外史》讽刺艺术最显著的特色。他在刻画人物时，常常并不直接说明自己的意图，而是通过尖锐的对比，在作品的字里行间透露出深刻的含意。不觉间也在引导读者一同去爱其所爱，憎其所憎。小说中通过对比手法进行讽刺，主要运用在刻画胡屠户这个人物上。胡5.1-9,,services,andmakethecitymoreattractive,strengtheningpublictransportinvestment,establishedasthebackboneoftheurbanrailtransitmulti-level,multi-functionalpublictransportsystem,thusprotectingtheregionalpositionandachieve 屠户是作者着意刻画的典型人物，范进向他商借乡试的盘费，又被他“骂了个狗血喷头”，又是“尖嘴猴腮”，又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来！然而范进中举后，他对范进的态度可谓是截然相反：慷慨的送来七八斤肉、四五千钱作贺礼，称范进“贤婿”“老爷”、，当众夸范进“才学又高，品貌有好”“是天上的星宿”，，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在别人的怂恿下，一骂一打治好了女婿的疯病。一同回家的路上，“见女婿衣裳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截然不同的两副嘴脸，形成鲜明的对比，胡屠户前倨后恭、欺贫爱富、趋炎附势、庸俗势利的典型市侩形象跃然纸上。最后，我还发现小说巧妙地将讽刺对象的喜剧性与悲剧性结合起来，从悲剧中发现喜剧，用喜剧演义悲剧，而且是从生活的绝对庸俗里发现喜剧的悲剧性，所以他笔下的戏剧性人物都蕴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喜剧故事，但从作品思想内容看又有其浓厚的悲剧性色彩。这种情节上喜剧性色彩是表面上的，隐藏着思想内容上的人物悲剧性色彩才是本质上的。这正是作者讽刺手法的高明之处。小说根据切身体验，以犀利的笔触，从多方面揭露了封建科举制度下读书人的丑恶嘴脸。对科举制度和封建礼教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和深刻的批判。小说以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作为讽刺对象，表现了高度的现实主义精神，讽刺更加直接而强烈，严肃而冷峻，形成了“蹙而能谐，婉而多讽”的讽刺艺术特色，是我国古典长篇小说讽刺艺术的高峰。纵观《儒林外史》全文，吴敬梓很看重对人物的个性特征进行描写，文中的人物分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两种。其中正面人物有不屑仕官的傲骨文人，如淡泊功名的杜少卿、满腹才学的庄少光、随遇而安的虞育德、襟怀磊落的迟衡山；有正直不阿的典型人物，如清廉有情的向鼎、正直仁厚的鲍文卿、忠孝为本的萧氏父子；有蔑视名利的市井奇人，如擅长写字的季遐年、卖火纸筒子的王太、开茶馆的盖宽、做裁缝的盖宽；有超越传统的女性典型，如王冕的母亲、独立不羁的沈琼枝；有深陷传统的女性典型，如范进的母亲与娘子、谋求扶正的赵新娘、枉死礼教下的王三姑娘；负面人物有醉心功名的书生，如俗不可耐的周进、仰人鼻息的范进；有思想僵化的腐儒，如盲目僵化的马儿先生、抱残守缺的鲁编修、愚不可及的王玉辉；有鱼肉鄉民的官绅，如贪婪势利的王惠、横行鄉里的严贡生、薄情寡义的王德与王仁、装腔作势的汤奉；有一些假名士，如故作高雅的杨执中、荒唐愚蠢的权勿用、客死他乡的牛布衣等吴敬梓所塑造这些人物形象，使这部宏伟作品更具吸引和感人的力量。文中对人物的描写都是通过一个个充满矛盾的、丰富深刻的故事的展开进行的，小说开篇所描写的便是作者所要弘扬的积极的人物因素，讲述的是元朝末年，在诸暨县乡村一个单亲家庭长大的王冕和母亲相依为命，王冕为了维持生活到秦老家去放牛，然而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对画荷花产 生了兴趣，他将挣来的钱买了些作画用品开始创作，三个月后就已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传到了知县耳里，便命人索画送予当时皇上身边的红人危老，危老对他的画称赞不已欲召见他，但王冕虽天性聪慧却不愿做官也不愿与其交往，只好暂到外地躲避起来，等些时日再回到家中，这时天下格局已变，滁阳王也就是后来一统天下的吴王来拜访他，他回答了吴王的问题要以仁义治理天下不可用武力，使得吴王在顺利执政后欲请他出来做官，这时王冕观测天象，发现不妙，便连夜逃往会稽山，从此隐姓埋名到命终。吴敬梓写王冕才艺超群，卖画为生，自食其力，写他否定科举制度，远避权豪势要，充分体现了王冕的正直知识分子的骨气，也体现了吴敬梓的正面理想。然而小说中除了王冕这一正面人物外还有杜少卿、虞育德、迟衡山、马二先生、沈琼枝、市井奇人等。杜少卿这个人物形象，很多研究者都认为这一人物是作者自己的影子。写他虽出身于大官僚大地主家庭却可做到出淤泥而不染，思想中具有某些民主主义的成分。他更是蔑视科举，瞧不起功名利禄，在第三十二回中他说“学里秀才，未见得好似奴才。”除此之外，他曾笑骂臧廖斋下流无耻，当李巡抚荐举他入京做官时，他装病不去。这些言行与那些追名逐利的风气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杜少卿不仅如此，他反对多妻制度，突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5.1-9,,services,andmakethecitymoreattractive,strengtheningpublictransportinvestment,establishedasthebackboneoftheurbanrailtransitmulti-level,multi-functionalpublictransportsystem,thusprotectingtheregionalpositionandachieve 可见杜少卿是一个具有一定程度的个性解放和思想解放的人虞育德的人物形象相比较杜少卿的个性十足显得平淡许多，但我们也常常认为看似平淡的情节，却是非常理想化甚如圣贤一般。小说在三十六回中专门为虞育德“立传”，写他也是读书考科举，但不同的是他既不像范进那般痴迷也不如杜少卿“举业”时那般激进。相比之下虞育德没有奇言异行，在生活环境方面也无特殊之处，但就是在这种平凡的生活中诠释着自己不平凡的观念。吴敬梓在描写虞育德时突出他中庸的为人处事之道，与贤人热心交往同时也能宽容对待举止不良的人，这种真实的自我使他既能独善其身又能兼济天下。同时还强调他是通过自身的言行去对他人进行感化，以“礼”在现实生活中有所作为。此外作品中还说他吸纳了的庒禅理学，并借此调节心理以求人格上的自我完善，精神上的相对超脱，心理上的平宁和谐。这使我们看出虞育德的泰然在当时可以引领人们作出一番事业，但终究还是无法打破时代的束缚。迟衡山所展现出来既不是奇士豪杰也不是平凡的真儒的这一形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小说中可以看出他没有杜少卿的洒脱，没有虞育德的闲淡，也没有庄少光的悠然，而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正人君子。但他的正近乎“迂”，在贤人们祭泰伯祠的盛大礼乐活动时，虽是以虞育德为首，但首倡、策划和执行的都是迟衡山，这无不体现着他的“正”马二先生虽是八股制度虔诚的信徒，但他在立身做人有许多积极因素，首先是马二先生为人古道热肠，十分仗义。例如在第十四回中他解救璩公孙，将自己钱全拿出来帮他托难；包括对匡超人的慷慨都可以称马二先生侠者。其次，马二先生做人光明磊落，他渴望功名并为止奋斗，但从未想过为了夺取功名而去做有失人格的事情。再次，马二先生是一个善良的人。小说第十五回中当马二先生知道自己被欺骗时非但没有计较，还把剩下来的银子全送给了洪神仙的女婿和侄子。总之我认为马二先生是一个有血有肉、丰满的人物形象，虽遭到科举制度的毒害却有着较多的优秀品德。沈琼枝在小说中是具有解放意识和鲜明个性特征的妇女形象，她可爱可敬的灵魂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小说将她的大胆泼辣表现的淋漓尽致，写她虽有着侠女般的豪迈，但也不乏淑女般的知书达理，写她凭借自己的力量主宰自己的命运，这种追求个性解放的率真，可以说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她的“活”比“死”更需要勇气和力量。小说最后写的是第五十五回里的四个市井奇人即季遐年、王太、盖宽和荆元，同时也是吴敬梓精心刻画，述往思来，结束全文的人物。季遐年自小无家无业并借住在寺院安身，写得一手独特的好字，但他从不拿自己的字取悦高门，他写字必须自己情愿才可，有时他还会大骂势力的朋友和装腔作势的乡绅。 王太以卖火纸筒子为生，但他棋艺高超，一个又一个的围棋高手都成为他的手下败将，但当围观者邀请他吃酒时，他不仅拒绝还会奚落趋炎附势的围观者。盖宽是开茶馆的，他家境较好但从不结交有钱的亲朋，后来虽然不幸家境败落但他宁愿过着凄苦的生活也不愿屈辱自己求别人接济。荆元是一个裁缝，会弹琴作诗，有些雅士之风，但他拒交文人学者，抬高自己的身价，并向社会发出了“难道读书识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的抗议。荆元敢于把裁缝这一“贱行”提高到与读书识字平等的地位，这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意识成为统治意识的社会里是很有胆量的，也是具有反叛意义的。这四个人都属于城市平民阶层，过的是自食其力的生活。他们的职业是微贱的，社会地位是低下的，但有都有着自己的业余爱好和与众不同的见识，生活虽贫寒但“既不贪图人的宝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我行我素，笑傲于城市山林之中。正是由于他们生活在基层，既蔑视权贵，又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才被吴敬梓成为“奇人”在对反面人物的刻画上，吴敬梓将周进和范进塑造成了典型的腐儒形象，写周进应考至六十岁却仍是童生，只好以教书糊口。文中让周进遭受新进的梅秀才和王举人两度奚落，使我们感受到科举考试和功名的重要性以及成否的离谱。然而周进的教师生涯又因所谓的“不懂承谢”而被辞退，幸好他有个做生意的舅子让他去记账，便带他去了省城。这时周进费尽周折进入了梦寐以求的贡院考房，文中的“见两块号板摆的整整齐齐，不觉眼里酸酸的，长5.1-9,,services,andmakethecitymoreattractive,strengtheningpublictransportinvestment,establishedasthebackboneoftheurbanrailtransitmulti-level,multi-functionalpublictransportsystem,thusprotectingtheregionalpositionandachieve 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的动作描写更是将周进这一老童生的苦楚与绝望倾斜无遗。然而后来戏剧性的故事情节发生了，周进最后竟然中了状元，薛家集也供起了他的“长生禄位”。对范进的描写吴敬梓是通过周进提拔范进开始的，使得命运相似的“二进”都获得了功名，“二进”的黜落与高中纯粹是考官喜恶的结果，再加上考取功名后际遇的巨大反差，不仅体现了对热衷功名者的讽刺，更是对科举制度的荒诞进行揭露和讥讽，同时也写出了当时遭受科举制度残害的文人墨客丧失了是非观念，陷入了麻木不仁的状态而不自知。严贡生是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刻画的一个反面人物，小说中这个哄吓欺诈、无恶不作的小人是被大家公认的“六亲不认”的狠角色，第六回中说到严贡生的弟弟直到病死也不见自己的哥哥来关心，当其病死几日后才见严贡生考了科举回来，严贡生不慌不忙得洗漱休息直到看见弟弟的遗物和银子才假装难过，后来当他与王家兄弟谈论时还不知羞耻地为自己辩解。然而严贡生的欺压和敲诈，在“云片糕”事件上表现的更是入木三分。最恶劣的是他欺负妾身的弟妇并企图占有其财产，打起了官司，这场官司形式上是严贡生输了，但是小说在第十八回中交代他得七股，实际上却是他赢了。从这些精彩的描写上可以看出严贡生这一人物是在当时封建科举制度下的一些文人在政治、思想和文化各个领域中丑恶和可笑的典型代表。小说中吴敬梓将他与“优贡”联系起来，可谓是冷嘲又热讽，无疑是倾注了吴敬梓对此人物的厌恶和鄙夷。匡超人是《儒林外史》中一个角色鲜明，性格极其丰富的文学形象。文中交待他本是一个孝顺、勤劳好学的农村青年，因名声甚佳被提携做了秀才，不料好景不长提拔他的知县被人诬告，匡超人只好去杭州投奔潘三，这期间结交了一些假名士，这些人都是些表面上潇洒风流，但骨子里都忘不了功名富贵。他们假托无意于功名富贵，却意图名利双收。然而再他认识了潘三以后，他的思想算是发生了质的改变，在潘三的带领下，匡超人为非作歹的胆子变大了，而且在污浊的环境中他也变的薄情寡义、虚伪、谎话连篇，甚至气死了自己的妻子。小说所展现出来的匡超人的历程中，我们见证了他从纯朴、善良到人格沦丧，直至他坠入深渊。吴敬梓通过这样一个农家子弟堕落的全过程，揭露了恶浊势力的社会、牢笼士子的八股取士的罪恶本质。文学史上对于《儒林外史》的艺术成就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如程晋芳[4]说《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的章回体长篇讽刺小说；冯沅君、陆侃如[5]合著的《中国 文学史简编》认为《儒林外史》这部作品“大醇小疵”；鲁迅先生评其为“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如今《儒林外史》已被译成英、法、德、俄、日等多种文”字，成为一部世界性的文学名著。更有学者认为《儒林外史》这是一部讽刺迂腐与卖弄的作品，然而却可称为世界上一部最不引经据典、最饶诗意的散文叙述体之典范。可见这部作品通过卓越的讽刺手法和恰到好处的人物描写得到了世人的称赞与认可，真是“如大禹之铸九鼎，神妙无遁形”。参考文献： [1]张慧剑.《儒林外史》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2]林溪：谈杂文的讽刺性-新闻与写作，1988（2）。[3]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图书馆，2011（9）。[4]李忠明：程晋芳儒林外史研究述评-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12）。[5]许志杰：陆侃如和冯沅君-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5）。   《儒林外史》女性形象研究5.1-9,,services,andmakethecitymoreattractive,strengtheningpublictransportinvestment,establishedasthebackboneoftheurbanrailtransitmulti-level,multi-functionalpublictransportsystem,thusprotectingtheregionalpositionandachieve  《儒林外史》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目前对《儒林外史》女性形象的研究,是比较少的。已有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小说中的几个主要女性形象上,缺乏总体观照,缺少系统深入地探讨。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塑造了不同阶层、不同性格、不同年龄的一系列女性形象,反映了当时社会条件下女性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表现了对女性问题的关注,这些都是具有很大研究价值的。对《儒林外史》女性形象的研究,有助于解读整部小说,也有助于了解吴敬梓的思想。第1章：《儒林外史女性形象的统计和分类》。《儒林外史》中的女性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可亲可敬的女性,如王冕母亲、沈琼枝、杜少卿妻子和庄绍光妻子等。她们或具有传统美德,或具有超越时代与世俗的新的思想和意识。(二)可悲可叹的女性,如王三姑娘、赵氏、鲁小姐等。虽然造成这些女性悲剧命运的具体原因各不相同,但深层的原因却都指向她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与其说是她们个人的悲剧,不如说是社会的悲剧。(三)可笑可恶的女性,如沈大脚、虔婆等。小说中的这些女性形象表现出社会畸形和变态的一面,代表了部分女性道德的堕落和人性的扭曲。第2章：《儒林外史女性形象的思想蕴涵》。《儒林外史》被誉为思想家的小说,它深厚的思想蕴涵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上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一)深刻地反映科举制度对人性的摧残和毒害。科举成功带给人社会地位的巨大变化,成为贫寒子弟改变命运的唯一捷径,因此无数士子都做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美梦。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不少女性也成为了科举制度的受害者。小说通过鲁小姐、范进母亲等的遭遇,将科举制度对人性的摧残和毒害展现得淋漓尽致。(二)深刻地揭露封建礼教制度的虚伪和残酷。封建社会以男性为中心,女性处于无权的地位,要遵从“三从四德”等礼教制度。统治者的鼓励和程朱理学互动,发酵为社会舆论氛围,内化为许多女性的道德评价标准,驱使她们自愿献身博得美名,因此烈女节妇大量涌现。小说中王三姑娘的死,集中体现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三)深刻地反映男权社会中女性的屈辱和痛苦。小说中赵氏的抗争和失败,形象地说明在男权社会中,女性丧失话语权,只能是男人的附庸品,是传宗接代的工具,只有靠取悦或依附男人才能获取生存空间。她们常常是在夹缝中生活,生命暗淡无光,而抗争往往以失败而告终,弥漫着浓重的宿命色彩。聘娘的遭遇似曾相识,千百年来这样的悲剧重复上演。在封建社会的大环境下,妓女下贱的社会地位,决定了她们在从良的道路上充满了艰辛和磨难,大多数人是不能如愿的。从踏入青楼的门槛起,她们就成了男人们寻欢作乐的工具,人格和尊严任人践踏。封建道德的枷锁将她们牢牢的锁在耻辱柱上,社会的普遍鄙视使她们永远也翻不了身。她们处在社会的边缘和最底层,想回到正常的社会中来,拥有健全的爱情和家庭,是非常困难的。小说中匡超人的妻子郑氏也是男权社会的一个受害者,在夫权和父权的联合镇压下,悲惨死去。等等。(四)表现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小说中的沈琼枝,是作者着力塑造的一位自尊自爱自强自立的女性,具有不同于其他女性的光彩,代表着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从沈琼枝的身上,看不到封建社会中女子常有的依附性,也看不到封建礼教的精神枷锁对她的束缚。她追求人格平等,珍视尊严,表现出可贵的自我意识。第3章：《儒林外史女性形象塑造的艺术》。《儒林外史》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其艺术性集中表现在讽刺艺术、人物描写和对比手法的运用上。《儒林外史》最大的艺术成就是讽刺艺术。小说中对女性形象的语言描写精彩之处在于：切合人物的年龄和身份,准确表现她们的心理和性格。对女性形象的肖像描写多是概括式的,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动作描写简洁传神。小说中对女性的直接的心理描写很少,大多通过人物的外部表现折射人物的内心世界。《儒林外史》女性形象塑造中对比手法的运用也可圈可点,包括人物之间的对比、人物自身的对比和人物与环境的对比,等等。第4章：《儒林外史女性形象的生成原因》。《儒林外史》女性形象的塑造呈现出反科举、反礼教等整体性特征,这和吴敬梓坎坷的生活经历、复杂的思想以及当时社会女性的生存状况有直接的关系。5.1-9,,services,andmakethecitymoreattractive,strengtheningpublictransportinvestment,establishedasthebackboneoftheurbanrailtransitmulti-level,multi-functionalpublictransportsystem,thusprotectingtheregionalpositionandachieve 第5章：《儒林外史女性形象的文学地位》。《儒林外史》女性形象在明清时期小说女性形象的嬗变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处在《金瓶梅》和《红楼梦》之间,是从《金瓶梅》到《红楼梦》的桥梁。《儒林外史》中的女性形象具有独特的价值和地位。它不同于《三国演义》中女性沦为政治工具和牺牲品,没有《水浒传》中对女色的仇视,没有“三言”“二拍”和《聊斋志异》中的浪漫色彩,更没有《金瓶梅》中泛滥的情欲表现。小说写的是生活常态中的女性,既不拔高,也不贬低。小说以广阔的现实生活为背景,真实生动地表现了在科举制度和程朱理学互为表里的男权社会中女性的苦痛,她们的生活遭遇是整个社会女性生活的缩影,从而达到了深刻的批判效果。但小说也存在明显的艺术缺憾。作者的思想严肃而保守,小说绝少男女爱情的描写。在理想的女性形象沈琼枝的塑造上,有些情节不符合逻辑,人物性格有前后矛盾的地方。 5.1-9,,services,andmakethecitymoreattractive,strengtheningpublictransportinvestment,establishedasthebackboneoftheurbanrailtransitmulti-level,multi-functionalpublictransportsystem,thusprotectingtheregionalpositionandachie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