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吴敬梓思想及其对《儒林外史》创作影响

密级：学校代码：10075分类号：学号：04037文学硕士学位论文论吴敬梓的思想及其对《儒林外史》创作的影响学位申请人：赵爱华指导教师：洛保生教授学位类别：文学硕士学科专业：中国古代文学授予单位：河北大学答辩日期：二○○六年六月 ClassifiedIndex:Universitycode:10075u.d.c:No:04037ADissertationfortheDegreeofM.LiteratureOnWuJing-zi’sThoughtsandtheirinfluenceontheCreationofTheScholarsCandidate:ZhaoAi-huaSupervisor:professorLuoBao-shengAcademicDegreeAppliedfor:masterofLiteratureSpeciality:ClassicalliteratureofChinaUniversity:HebeiUniversityDateoforalExamination:June,2006 摘要摘要作家的思想对其创作的影响是巨大的，研究文学作品离不开对作家思想的探讨。《儒林外史》在中国古典小说史上被誉为“思想家的小说”，因而对其作者吴敬梓思想的研究也就成为《儒林外史》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吴敬梓的思想是丰富而复杂的，其中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又有时代思潮的浸染，这种复杂性在吴敬梓的生活和他的文学创作中都有较为明显的体现。本文从研究吴敬梓的思想入手，首先分析了在吴敬梓的思想中占主要地位的三个因素，即传统儒家思想、魏晋六朝风尚和明清实学思潮对他的影响。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其以“礼”“仁”为核心，以“忠”“恕”“孝”“悌”为主要内容的思想体系，对吴敬梓人生观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魏晋六朝士人放达不羁，清高脱俗的生活态度与吴敬梓豪爽的性格不谋而合，因而对吴敬梓思想的形成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身处思想活跃的朝代更迭之际，时代思潮的浸染也不可避免，明末清初“倡真反伪，崇实黜虚”的实学思潮对吴敬梓思想的形成更是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三种思想杂糅在一起，使吴敬梓的思想体系呈现出较为复杂的特征，这种复杂性表现为，从整体上看，吴敬梓的人生价值取向是以传统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但是在出世与入世的选择以及对待功名的态度等问题上，他的思想又明显存在着矛盾乃至对立的特征。吴敬梓思想的这种丰富而复杂的特征对《儒林外史》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儒林外史》中既有讲究忠恕孝悌、信奉礼乐仁政的真儒名贤，又有崇尚逍遥自在，性情放达不羁的名士隐者，还有追求礼乐兵农，提倡实学实用的下层官吏；在作者的感情倾向方面，既有对正面人物的褒奖赞扬，又有对反面人物的讽刺批判。与此同时，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还流露出对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和理想社会的向往，这些理想的人格范型既有儒家积极入世的一面，又有道家洒脱自然的一面；这个理想社会，既包括他理想的社会风气、社会秩序，又包括他理想的社会制度，但这些理想人格和这个理想社会都因为缺乏现实基础而显得比较苍白和空幻。关键词吴敬梓思想儒林外史I AbstractAbstractStudyonliteraryworksrequiresconsiderationsoftheirauthorsideology,whichexertssomassiveanimpactonthecreationofthework.Withoutexception,researcheson“InformalHistoryoftheScholars”,renownedas“anovelbyathinker”,cannotbeseparatedfromthediscussiononWuJingZi,theauthor’sideology,whichappearsprofoundandcomplicatedowingtotheinfluencesofChinesetraditionalcultureandthethinkingtrendofthattime.Thispaper,initially,carriesoutananalysisontheremainfactorsConfucius,thevogueinthesixDynastiesofWeiJin,andthoughtsofthepragmaticschoolpopularintheMingandQingDynasties,whichjointlyplayacrucialroleinWu’sideology.Firstastheessenceofourtraditionalculture,Confucius,anideologicalsystem,with“Li”(ritual)&“Ren”atthecore,and“loyaltytosupenors”,“frlialpietytoparents”“respectfortheelderbrother”and“sympathytoothers”asitsmaincontents,determinestheformationofWu’soutlookonlife.Inaddition,thecarefreeandunrestrainedattitudetowardslifeofthescholarsintheSixdynasties,compatiblewithWu’sbolddisposition,shouldalsobetakenasaninfluencialfactor.AndthereisnodoubtthatthethoughtsofthePragmaticschooldoalsohaveaneffectonWu’sideologyformation,forit’simpossibleforanyonetoowoidtheinformationofthemainthinkingtrendinhisowntime.ThesethereintertwinedfactorsleadtothecomplexityofWu’sideology,whoseexpressioncanbefoundinWu’sConfucius-orientedvalueandhiscontradictoryattitudestowardswhethertotakeupanofficialpost.Theseattitudes,inturn,affectthecreationofthenovel-InformalHistoryofScholars,inwhichthereareconfucianistscholars,whoadheretoRen,Li,etc.carefreerecluseboldindisposition,andthelow-levelofficialsadvocatingpragmatism.Inthisnovel,WuexaltsthepositivecharactersandcriticizesthenegativeII Abstractones.Besides,Wualsodemonstratehisaspirationsforidealfigures,withboththeConfuciuscharacteraswellasthecarefreedispositionoftheDaoist,andanidealsocietywhichappearsillusoryduetoitsbeingdivorcedfromreality.KeyWordsWuJing-zithoughtsTheScholarsIII 目录目录引言⋯⋯⋯⋯⋯⋯⋯⋯⋯⋯⋯⋯⋯⋯⋯⋯⋯⋯⋯⋯⋯⋯⋯⋯⋯⋯⋯⋯⋯⋯⋯⋯⋯⋯⋯1第1章吴敬梓的思想⋯⋯⋯⋯⋯⋯⋯⋯⋯⋯⋯⋯⋯⋯⋯⋯⋯⋯⋯⋯⋯⋯⋯⋯⋯⋯⋯⋯31.1儒家思想对吴敬梓的影响⋯⋯⋯⋯⋯⋯⋯⋯⋯⋯⋯⋯⋯⋯⋯⋯⋯⋯⋯⋯⋯⋯⋯31.1.1吴敬梓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原因⋯⋯⋯⋯⋯⋯⋯⋯⋯⋯⋯⋯⋯⋯⋯⋯⋯31.1.2儒家思想对《儒林外史》创作的影响⋯⋯⋯⋯⋯⋯⋯⋯⋯⋯⋯⋯⋯⋯41.2魏晋六朝风尚对吴敬梓的影响⋯⋯⋯⋯⋯⋯⋯⋯⋯⋯⋯⋯⋯⋯⋯⋯⋯111.2.1吴敬梓接受魏晋六朝风尚影响的原因⋯⋯⋯⋯⋯⋯⋯⋯⋯⋯⋯⋯⋯⋯111.2.2魏晋六朝风尚对《儒林外史》创作的影响⋯⋯⋯⋯⋯⋯⋯⋯⋯⋯⋯⋯151.3明清实学思潮对吴敬梓的影响⋯⋯⋯⋯⋯⋯⋯⋯⋯⋯⋯⋯⋯⋯⋯⋯⋯171.3.1吴敬梓接受明清实学思潮影响的原因⋯⋯⋯⋯⋯⋯⋯⋯⋯⋯⋯⋯⋯181.3.2明清实学思潮对《儒林外史》创作的影响⋯⋯⋯⋯⋯⋯⋯⋯⋯⋯⋯⋯20第2章吴敬梓思想的复杂性⋯⋯⋯⋯⋯⋯⋯⋯⋯⋯⋯⋯⋯⋯⋯⋯⋯⋯⋯⋯⋯⋯⋯⋯272.1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人生价值取向⋯⋯⋯⋯⋯⋯⋯⋯⋯⋯⋯⋯⋯⋯⋯272.1.1魏晋风度背后的儒家思想⋯⋯⋯⋯⋯⋯⋯⋯⋯⋯⋯⋯⋯⋯⋯⋯⋯⋯272.1.2明清实学思潮中的儒家思想⋯⋯⋯⋯⋯⋯⋯⋯⋯⋯⋯⋯⋯⋯⋯⋯⋯382.2矛盾、对立的思想方面⋯⋯⋯⋯⋯⋯⋯⋯⋯⋯⋯⋯⋯⋯⋯⋯⋯⋯⋯⋯⋯302.2.1出世与入世的两难选择⋯⋯⋯⋯⋯⋯⋯⋯⋯⋯⋯⋯⋯⋯⋯⋯⋯⋯⋯302.2.2对功名的不屑与不舍⋯⋯⋯⋯⋯⋯⋯⋯⋯⋯⋯⋯⋯⋯⋯⋯⋯⋯⋯⋯31第3章吴敬梓心目中的理想世界⋯⋯⋯⋯⋯⋯⋯⋯⋯⋯⋯⋯⋯⋯⋯⋯⋯⋯⋯⋯⋯343.1吴敬梓心目中的理想人格⋯⋯⋯⋯⋯⋯⋯⋯⋯⋯⋯⋯⋯⋯⋯⋯⋯⋯⋯343.1.1高士型⋯⋯⋯⋯⋯⋯⋯⋯⋯⋯⋯⋯⋯⋯⋯⋯⋯⋯⋯⋯⋯⋯⋯⋯⋯⋯343.1.2名士型⋯⋯⋯⋯⋯⋯⋯⋯⋯⋯⋯⋯⋯⋯⋯⋯⋯⋯⋯⋯⋯⋯⋯⋯⋯⋯353.1.3真儒型⋯⋯⋯⋯⋯⋯⋯⋯⋯⋯⋯⋯⋯⋯⋯⋯⋯⋯⋯⋯⋯⋯⋯⋯⋯⋯363.1.4隐士型⋯⋯⋯⋯⋯⋯⋯⋯⋯⋯⋯⋯⋯⋯⋯⋯⋯⋯⋯⋯⋯⋯⋯⋯⋯⋯363.2吴敬梓心目中的理想社会⋯⋯⋯⋯⋯⋯⋯⋯⋯⋯⋯⋯⋯⋯⋯⋯⋯⋯⋯373.2.1理想的社会风气⋯⋯⋯⋯⋯⋯⋯⋯⋯⋯⋯⋯⋯⋯⋯⋯⋯⋯⋯⋯⋯⋯37IV 目录3.2.2理想的社会秩序⋯⋯⋯⋯⋯⋯⋯⋯⋯⋯⋯⋯⋯⋯⋯⋯⋯⋯⋯⋯⋯⋯383.2.3理想的社会制度⋯⋯⋯⋯⋯⋯⋯⋯⋯⋯⋯⋯⋯⋯⋯⋯⋯⋯⋯⋯⋯⋯38结语⋯⋯⋯⋯⋯⋯⋯⋯⋯⋯⋯⋯⋯⋯⋯⋯⋯⋯⋯⋯⋯⋯⋯⋯⋯⋯⋯⋯⋯⋯⋯⋯40参考文献⋯⋯⋯⋯⋯⋯⋯⋯⋯⋯⋯⋯⋯⋯⋯⋯⋯⋯⋯⋯⋯⋯⋯⋯⋯⋯⋯⋯⋯⋯41后记⋯⋯⋯⋯⋯⋯⋯⋯⋯⋯⋯⋯⋯⋯⋯⋯⋯⋯⋯⋯⋯⋯⋯⋯⋯⋯⋯⋯⋯⋯44V 引言引言关于文学欣赏和文学批评，《孟子·万章下》中有一句话：“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此即著名的“知人论世”观点。所谓“知人”，就是要了解这个人（作者），包括他的家庭出身，成长经历，性格特点，交游对象，思想构成等，其中，思想构成是最重要的，也是最根本的。一个成熟的作家，他的思想构成就是他的诸多人生经历的最后结果，而作家的创作则是受他的思想所左右和支配的，有什么样的思想倾向，就会有与之相对应的创作倾向，作家的思想总是会通过他的作品传达给读者，并影响读者，所以，研究一部作品，不能不研究作者的思想，这是正确解读文本的前提，也是深入研究作品的重要手段。《儒林外史》作为中国小说史上最早、最成功的一部长篇讽刺小说，其对当时儒林百态的描摹刻画，对世相人情的揭露批判是前所未有的，其辛辣的手法也成为后世众多讽刺小说模仿的对象，但其深刻的思想高度却是后世难以企及的，这种蕴含在作品之中的深刻而丰富的思想性正是作家自身思想的反映。因此，研究作者吴敬梓的思想及对《儒林外史》创作的影响，就成了《儒林外史》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对吴敬梓思想的研究始于20世纪初的陈独秀、胡适和鲁迅，其中，以胡适和鲁迅的观点对后世的影响为最大。胡适在他的《吴敬梓传》中肯定吴敬梓的思想基本属于儒家的范畴，但他同时也注意到了“用一个做裁缝的荆元做结束”这一点已超出了儒家思想的范畴，而是有一些新的因素。其后的鲁迅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在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中说“作者生清初，又束身名教之内，而能心有依违，托稗说以寄慨，殆亦深有会于此矣”。这一评价比胡适说得更具体，指明吴敬梓的思想是“束身名教之内”而又“心有依违”。胡适和鲁迅这两位文坛巨匠对吴敬梓的评价奠定了《儒林外史》研究中关于吴敬梓思想研究的基础，并成为后世吴敬梓思想研究的主导观点。20世纪80年代以后，关于吴敬梓的思想大体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沿袭传统看法，认为吴敬梓的思想以儒家为主，新的进步思想为次。二是认为吴敬梓的思想是矛盾的，他对儒家思想是有“依”也有“违”。三是认为吴敬梓的思想是新旧民主思想相结合的产物。四是综合上述各家观点，并有所补充，认为吴敬梓的思想由三个方面的影响因素[1]P57构成，即正统儒家思想的熏陶，魏晋风度的影响和清代颜李学说的浸润。其中，第1 河北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论文四种观点因为比较全面地概括了吴敬梓的思想内容而为学术界所普遍接受。纵观一个世纪以来对吴敬梓思想的研究，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吴敬梓的思想构成是复杂的，造成这种复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其中既有千百年来传统儒家文化的积淀和熏陶，又有吴敬梓因个人性格经历等原因而形成的特殊的趋附好尚，还有清初时代思潮的浸润和影响，而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对吴敬梓《儒林外史》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 第1章吴敬梓的思想第1章吴敬梓的思想一个人的思想形成总是会有一个过程的，吴敬梓也不例外。而且，在他的思想形成过程中，各家各派的观点对他影响的程度也不尽相同。本章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入手，对吴敬梓的思想进行深入剖析，并就这些思想对《儒林外史》创作的影响展开论述。1.1儒家思想对吴敬梓的影响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思想的形成以及人生道路的选择都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吴敬梓也是如此。无论是从家庭出身、所受教育、人生经历还是从《儒林外史》的创作来看，儒家思想对吴敬梓的影响无疑都是最大的。1.1.1吴敬梓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原因吴敬梓一七○一年生于安徽全椒一个世代奉儒守官的封建大家庭，吴氏家族在当时的江南属于名门望族。吴敬梓在其《移家赋》中自述其高祖为仲雍九十九世孙，仲雍即孔子所推崇的具有“让德”之美的吴泰伯的弟弟。吴敬梓的高祖吴沛虽然以一名廪生终[2]P31老，但却有很深的学问和修养，曾“绍绝学于关闽，问心源于邹鲁”，“道德文学为[3]东南学者宗师”。吴敬梓的曾祖吴国对是清顺治戊戌年间的探花，曾典试福建，提督顺天学政，由编修做到侍读。吴国对是吴敬梓最为推重的一个人，《移家赋》中说他“常发愤而揣摩，遂遵道而得路”。所谓“揣摩”，就是按照朝廷功令研习八股举业；所谓“遵道”，就是遵守“儒家之道”。吴国对的诗、文和书法皆有名于当世，方嶟在《文木山房集》序中说他“所为制义，衣被海内，一时名公巨卿多出其门”，“诗古文辞与新城王阮亭先生齐名，学者翕然宗师之”。可见其在当时的影响之大。吴敬梓的祖父吴旦是一个孝子，做过州同知，死得很早。吴敬梓的嗣父吴霖起也是一个为人方正的儒者，是康熙二十五的拔贡，曾任江苏赣榆县的教谕。吴霖起少年时勤奋苦读，烂熟经史，擅写八股文章，曾入京师太学读书，听过康熙讲学。除吴敬梓直系的先祖父辈以外，他的叔伯先祖父辈也多有科名。明末清初以降，吴氏家族中中进士、举人、贡生、秀才者不下数十人。正像他的好友王又曾在《题后》所赞美的那样，“国初以来重科第，鼎盛最属全椒吴”。吴家不仅重科第，而且于学术上也颇有建树，著述很多：吴敬梓的高祖吴沛著有《西墅草堂集》、《诗经心解》，曾叔祖吴国鼎著有《莴园集》、《诗经讲义》，吴国缙著有《世书堂集》、《诗韵正》，3 河北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论文吴国龙著有《心远堂集》、《吴给谏奏稿》，吴国龙之子吴昺著有《卓望山房集》、《玉堂应奉集》、《宝稼堂集》等等。这些著作涉及经学、史学、文学、策论和论文创作，内容广泛。这种仕宦之家兼书香门第的文化氛围自然会对生活于其间的吴敬梓产生深远的影响。[2]P33吴敬梓自幼秉承父祖的旨意，饱读诗书。他“少有六甲之诵，长余四海之心”，心存大志。在吴氏众多子弟中，他聪明颖慧，尤负隽才，所读经、史、子集之外，尤精《文选》，又广泛涉猎稗官野史，诗词传奇，戏剧杂曲。十三岁时，母亲去世，他仍然[4]P4苦读不辍，“素衣入家塾，穿穴文史窥秘函。不随群儿作嬉戏，屏居一室如僧庵”。这种苦读，除了有继其家声的客观原因以外，恐怕也有儒家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在其中。[5]P19及至成年以后，他“抱义怀仁，被服名教”。为了应举，他学习的重点内容是朝廷功令所规定的科举考试的宋儒注疏的四书五经和八股文，这就使他更多地接受了儒家思想的浸染和熏陶。吴氏家族有治经的传统，吴敬梓成年以后，也开始研治经、书。他的治经，也基本是在儒家思想范围内的学术研究，“能于毛、郑之外，间采今文三家，对朱《传》也有所取舍，其标准在于‘醇正可传’，符合孔子的兴观群怨，事父事君的[6]P93观念以及毛《序》所提出的‘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诗教”。吴敬梓是抱着强烈的思想感情来治经的，他的《诗说》，贯穿着重视礼乐和教化的原始儒家思想。他治经特别讲究“文行出处”，并以此作为自己立身行事的准则，晚年更是把治经看作是“人生立命处”，其服膺儒家思想的程度可见一斑。吴敬梓不仅在理论上接受儒家思想，而且还身体力行。顾云《盋山志》卷四记载：“江宁雨花台，明所建先贤祠在焉，祀吴泰伯以下五百余人，岁久，圮矣。征君（吴敬梓）与同志议复其旧，资弗继，则独鬻全椒老屋成之，故愈益贫困”。这件事发生在移家南京之后，吴敬梓本来生活就已经很是困顿，为了祭祀具有“让德”之美的吴泰伯，竟然变卖祖产，这也充分反映出他对儒家思想的尊崇与认同。1.1.2儒家思想对《儒林外史》创作的影响儒家思想对吴敬梓《儒林外史》创作的影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首先是“孝悌”、“忠恕”这两个道德层面。先说“孝悌”。善事父母曰孝，敬爱兄长曰悌，孝悌是儒家思想关于道德伦常最基本的要求，也是“仁”的基础。《论语·学而》中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4 第1章吴敬梓的思想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软”？又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则亲仁”。又说“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可见孝悌在儒家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吴敬梓是十分尊崇孝悌之道的，这也与他的家世有关。[2]P31吴敬梓的家庭不仅是科第世家，而且还是一个“讲孝友于家庭，有代传之清节”的孔孟之家。据康熙《全椒志》记载，吴敬梓的远祖吴谦侍奉父母能“婉顺尽志”；高祖吴沛因为自己的生日与其父吴谦的忌日是同一天，因而每逢自己生日这天就“哀不举觞，并不受诸子觞，终其生不改”；他的曾祖辈吴国鼎“事亲孝，一出于至诚，亲或有色怿，既长跽伏地，不命不敢起”；吴国器曾“豁股和药”，以供父亲治病；吴国龙也能“笃天伦，重名谊，奉亲孝”而曾祖吴国对对待父母也是“性笃孝，时时语其先人，辄呜咽下泣”。祖父吴旦更是以孝闻名于世，民国《全椒志》记载，吴旦曾随父亲吴国对在京师做官，“父若寒，旦身温衾以俟睡，早起取父衣先衣之，俟温然后扶父起”。至于[2]P32他的嗣父吴霖起也同样是一个“当捧檄之未决，念色养之堪娱”的孝子。而吴敬梓本人也秉承家风，极尽孝道。他在《移家赋》等诗作中曾不只一次提及他对父母的孝思，如《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因没能为父母选得一块安葬之佳地，他深感自责：“劬劳慈母，野屋荒棺抛露久，未卜先眠，何日泷冈苦一阡”；再如《乳燕飞·甲寅除夕》，因为功名无就，他也深感愧对先人，“总难酬罔极深恩矣”。这些都从不同侧面说明孝悌观念在吴敬梓的思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种重视孝悌的思想也同样影响到吴敬梓对《儒林外史》的创作，《儒林外史》中塑造了许多孝子和讲究孝悌之道的人物形象。首先一个孝子就是《儒林外史》第一回中塑造的王冕这一形象。王冕七岁上死了父亲，母亲靠替人家做些针黹供他读书。十岁时，母亲无力再供他上学，想让他辍学去替隔壁秦家放牛，王冕痛快地答应了，并安慰母亲说：“娘说的是。我在学堂里坐着，心里也闷，不如往他家放牛倒快活些。假如我要读书，依旧可以带几本去读”（第一回）。小小年纪，竞如此体谅大人的心思，实在难得。放牛期间，若遇上秦家煮些腌鱼腊肉给他吃，“他便拿块荷叶包了来家递与母亲”（第一回）。这不禁让人想起《左传》中记载的颖考叔的纯孝来。卖画得了钱他也买些好吃的东西孝敬母亲，母亲去世以后，他“辟踊哀号”，哭得邻居们都落下泪来，并坚持“苫块三年”。凡此种种，都表现了一个“孝”字。王冕是作者理想中的人物，作为人物原型的历史上的王冕并无有关孝道方面的资料5 河北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论文记载，吴敬梓将这一系列孝行加在他的身上，无非表明了作者对孝的尊崇与重视。《儒林外史》中最著名的孝子莫过于第三十七、三十八两回书中提到的郭力（郭孝子），他的父亲因为降过宁王，所以逃窜在外，不敢回家，但作为人子的郭力却三下江南，一下四川，历尽千辛万苦，用时二十年，去寻找这个不负责任的父亲。而且，当他终于找到父亲，但这个父亲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百般推脱，不肯相认，甚至是将他推出门外时，他也不改初衷：“父亲不认儿子，儿子到底是要认父亲的”（第三十回）。“父亲就杀了儿子，儿子也是不出去的”（第三十八回）。即便是在万般肯求也不被接纳的情况下，郭力仍然矢志不渝。他在离父亲不远的地方，租了一间房子住下，“日日搬柴运米养活父亲”（第三十八回）。身边的银子用完了，因为怕耽搁了父亲的饭食，也不敢走开，只得“替人家挑土、打柴，每日寻几分银子养活父亲”（第三十八回）。这样的至诚至孝，真是少见。吴敬梓用了两章的篇幅来刻画这一“至孝”形象，不仅在回目中两次标明“孝子”字样，而且于书中直接称呼郭力为“郭孝子”。郭孝子寻亲的故事也许有些夸张，但这却正表明了吴敬梓对孝道的推崇和对孝行的肯定。《儒林外史》中最夸张的孝子莫过于杜少卿。有人说他是“孝痴”，因为“但凡说是见过他家太老爷的，就是一条狗，也是敬重的”（第三十一回）。娄老爹本是杜府太老爷的一个门客，害了病，杜少卿把他“养在家里当做祖宗看待，还要一早一晚自己伏待”（第三十一回）。娄老爹在杜家养病期间，杜少卿把娄老爹的儿子、孙子都接到自己家里侍奉汤药，还将自己的一宗田卖了银子，瞒着娄老爹送给了他的孙子。娄老爹病危回家，杜少卿备了寿器、寿衣和几十两银子送给他。对于一个与自己并无血缘关系的老人，能尽孝如此，可见其仁者之心。杜少卿也是作者理想中的一个人物，而且是带有作者自身色彩的一个人物，吴敬梓把他刻画成一个“孝痴”，可见其用心之所在。《儒林外史》中人物品行变化最大的一个人是匡超人，他之所以遭人诟病，是因为中了秀才以后的堕落，但他在中秀才之前，却是一个十足的孝子，且不说他在外乡听闻父亲生病时的伤心落泪和“为人子的不能回去奉侍，禽兽也不如”（第十五回）以及“几回自心里恨极，不如早寻一个死处”（第十五回）的话，单就他回家后白天杀猪、磨豆腐，夜里尽心竭力地照顾病父吐痰、吃茶、出恭的繁琐细节，就足以令人感动不已。如果不是后来的堕落，他恐怕是《儒林外史》中事亲最孝的一个人了。除了上述几个典型的孝子以外，《儒林外史》中还有许多涉及到孝行、孝道的描写。如萧昊轩之子萧云仙，在其父病重时“衣不解带，伏伺十余日”（第四十回），父亲死后，6 第1章吴敬梓的思想哀痛异常，在“尽哀尽礼”之余，还感叹自己“因祸得福”——因为获罪回家而正巧为父亲尽孝送终。还有那个被虞育德救助的贫苦农民，因为无力葬父行孝，竟然想投河自尽。甚至连节烈的王玉辉之女，殉夫的理由竞也是出于不想为父亲增添负担的一片孝心！《儒林外史》中还写到了许多兄弟之间的关系，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严贡生、严监生两兄弟了。严贡生是一个口是心非，寡廉鲜耻的无赖，弟弟死了他不但不伤心，看到弟媳送来的崭新的两套缎子衣服和齐臻臻的二百两银子竟然“满心欢喜”。而且乘人之危，在弟媳立嗣的问题上，态度蛮横，强立自己的二儿子为嗣，并趁机侵吞了弟弟的家产，全然忘了兄弟之谊。其见利忘义之举，吴敬梓用“寡妇含冤控大伯”的回目来予以讽刺和批判。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余特、余持二兄弟。这两兄弟“守着祖宗的家训闭户读书，不讲这些隔壁帐的势利”（第四十四回）。哥哥余特为了安葬停灵在家已十几年的父母的灵柩而到无为州打抽丰，州尊念旧，让他私和了一个人命案子，给了他一百多两银子。这件事后来被官府发现，要捉拿余特问罪，弟弟余持为了兄弟情义，瞒着哥哥千方百计将官司拉到自己身上。等哥哥余特回家寻问打典官司的费用时，弟弟余特却一口回绝了：“这个话哥哥还问他怎的？哥哥带来的银子，料理下葬为是”（第四十五回）。对这件事，吴敬梓也在回目中以“敦友谊代兄受过”予以表彰。从对待严氏和余氏这两对兄弟截然不同的态度上，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吴敬梓对于“悌”的理解。再说“忠恕”。“忠恕”也是儒家思想中关于伦理道德的一个基本要求，是实行“仁”的方法，它贯串于孔子的全部伦理学说。《论语·里仁》：“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喏’。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卫灵公》：“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朱熹对忠恕的解释是：“尽已之谓忠，推已之谓恕。而已矣者，竭尽而无余之辞也”。“忠”重在内省，要求尽心为人，做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恕”，重在外施，要求推已及人，做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说白了，就是要多为[7]P61别人着想。《儒林外史》中也不乏具有“忠恕”之德的真儒名士，虞育德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他将家乡的房子托给表侄汤相公住，汤相公因没钱用私自把房子拆卖了，又来找他借钱租房子住，他不但不生气，反倒认为表侄这样做是对的，并且还痛快地又拿出三四7 河北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论文十两银子送给表侄去典屋住（第三十六回）。一个监生犯了赌博罪，衙役送给他来惩处，他却当下把这个人留在书房，“每日同他一桌吃饭，又拿出行李与他睡觉”，第二天还“到府尹面前替他辩明白了这些冤枉的事”。监生感恩戴德地叩谢，他却说“这有甚么要紧”？“作速回家看看罢，不必多讲闲话”（第三十六回）。他的忠恕之德，有时甚至到了不辩是非的地步：监里六堂合考，一个考生打小抄，又误把小抄夹带在试卷里交给他，他看到后“忙拿了藏在靴桶里”，帮考生遮掩了过去。等到考生中了榜走来谢他，他却出人意料地坚决否认有这回事。当有人问及此事，他的解释是：“读书人全要养其廉耻，他没奈何来谢我。我若再认这话，他就无容身之地了”（第三十七回）。还有他将赔嫁来的丫头配给了姓严的管家，管家嫌衙门清淡没有钱，辞了要走，他不但不向管家索要那丫头的赎身钱，还又给了他十两银子让他去找食宿，又“随即把他荐在一个知县衙门里做长随”（第三十七回）。凡此种种，这些在普通人看来简直荒唐可笑的事，虞育德却做得极其自然，其襟怀之冲淡，恕德之高尚，真可谓“恕痴”。《儒林外史》中还有一个人，也堪称是“笃忠恕”之人，这就是马二先生。洪憨仙设骗局拉他居间做保，险些将他也拉进陷井，洪憨仙死后，没钱买棺材，“马二先生有良心，赶着下处去取了十两银子来与他们料理”（第十五回）。当得知洪憨仙原来是个骗子时，他不但没幸灾乐祸，反倒想：“他亏负了我甚么？我到底该感谢他”。并且还尽心尽力地帮忙打点后事：“侯着他装殓，算还庙里房钱，叫脚子抬到清波门外厝着”，还“备个牲醴、纸钱、送到厝所看着用砖砌好了”（第十五回）。真是以德报怨。即便是思想有些激进的杜少卿身上，也有着“忠恕”的影子。他虽然没有多少钱，但如果有人找他借钱，随便编造个理由，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拿到钱，哪怕这些钱是他刚刚典当来的，他也照给不误，而且经常是人家说要日后还钱，他还坚辞不受。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臧蓼斋借钱一事。臧蓼斋将替人买秀才的三百两银子自己补了廪，没钱还帐，想借杜少卿卖田的钱去还人家，杜少卿明知这是在“助纣为虐”，但还是一边骂着“你这匪类，下流无耻极矣”（第三十二回）！一边第二天早上就叫王胡子送了一箱银子去。杜少卿的“恕”德也有点“贤愚不分”了。《儒林外史》中具有“忠恕”之德的人，他们在行其“忠恕”之道时，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有些“过”。他们所理解和奉行的“忠恕”之道，是没有道德底线的，好象唯其如此，才能显示其“恕”的本质，殊不知过犹不及，他们这种滥施“忠恕”的行为，不但起不到净化社会、净化世风的作用，反倒会更加纵容道德的堕落和人心的沉沦。8 第1章吴敬梓的思想吴敬梓之所以这样带着几分夸张的笔法去描写“恕”德，恰恰反映了他内心对儒家所提倡的“笃忠恕”思想的向往和追求。其次是从“礼”“仁”这两个层面进行考察。先说“礼”。“礼”也是儒家思想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内涵有一个演变的过程：由最初的祭神的器物和仪式，后来逐渐形成为一种伦理观念和礼治思想，再后来就[8]P108成为一种道德规范和社会规范。对于儒家所提倡的“礼”，可以分三个层面来理解：首先是行为观念上的，其次是行为礼节上的，再次是典章制度上的。《论语》中首次出现“礼”这一概念，是在第一章《论语·学而》中的“礼之用，和为贵”。这句话从“礼”的功用出发给它下了一个定义：礼的作用，在于凡事能做到和谐为最好。从这个角度出发，小到个人修养，大到国家治理，均可以“礼”治之。对于个人来讲，只要能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就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人；对于国家来讲，只要能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社会就可以长治久安。吴敬梓出身于讲究礼仪的世家大族，礼教的熏陶自然不可避免，对“礼”的尊崇贯穿于他的学术研究，决定了他的价值取向，也渗透到了他的文学创作当中，《儒林外史》中有多处描写都反映出吴敬梓对“礼”的重视。最典型的莫过于《儒林外史》第三十七回中描写的“泰伯祠大祭”。祭祀泰伯祠的主张是重视礼乐的名贤迟衡山提出来的，目的在于“借此大家习学礼乐，成就出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吴敬梓以极其虔敬庄重的心态叙写泰伯祠大祭，从祭祀前期的准备到祭祀仪式的降重、庄严，吴敬梓不惜运用大量的篇幅，不厌其烦地逐一叙写祭祀仪式的每一个细节，出场人物之多，礼节之重，前所未有，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吴敬梓对“礼”是何等地尊崇。除“泰伯祠大祭”以外，吴敬梓还以是否尊从“礼”来作为评判人物高下的一个标准：对于尊从、讲究“礼”的人物，他就加以肯定，如庄绍光本是一个“闭户著书，不肯妄交一人”的淡薄之人，可当朝廷要征召他入京时，他还是“闻命就行”欣然前往，他的理由就是“既然奉旨召我，君臣之礼是傲不得的”。廷对之后明知“我道不行”但还是尽心竭力为圣天子所询问的事出谋划策，“把教养的事，细细做了十策”（第三十五回）呈了上去。在参与“泰伯祠大祭”时，他也恪尽职守，“将泰伯祠所行的礼乐商订的端端正正，”并在祭祀中任亚献之职。再如《儒林外史》第二十四回中的鲍文卿本是9 河北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论文个戏子，因为爱惜向知县的文才替他求了一个情，使向知县避免了一场大祸。而当向知县要同他叙礼，表示感谢时，他却再三推辞。先是再三不肯接受向知县的拜谢，接着向知县拉他坐，他也“断然不敢坐”，向知县托家里亲戚出来陪他，他也“断不敢当”，最后还是叫管家出来陪，“他才欢喜了，坐在管家房里有说有笑”。第二天向知县备了酒席自己出来陪他饮酒，他却又“跪在地下，断不敢接酒；叫他坐，也到底不敢坐”。最后还是把酒席发下去叫管家陪他吃了，才算了事。临走时向知县要送给他五百两银子作为谢礼，“他一厘也不敢受”，还说“这是朝廷颁与老爷们的俸银，小的乃是贱人，怎敢用朝廷的银子？小的若领了这些银子去养家口，一定折死小的。大老爷开恩留小的一条狗命”（第二十四回）。本来是他救了向知县的命，到后来他反倒要求向知县留他一条小命，这种关系的倒转正表现了鲍文卿内心所遵奉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为人之“礼”。还是这个鲍文卿，见到同是戏子的钱麻子和黄老爹穿着文人士子的衣服时，态度却是十分地坚决：“像这衣服靴子，不是我们行事的人可以穿得的。你穿这样衣裳，教那读书的人穿甚么”？“老爹这个体统岂止像知府告老回家，就是尚书、侍郎回来也不过像老爹这个排场罢了”（第二十四回）！言谈之中充满了讽刺。从鲍文卿对待向知县和对待同行钱麻子、黄老爹的不同态度上，可以明显感觉到他对“礼”的尊崇和维护。鲍文卿在《儒林外史》中只是一个小人物，他在《儒林外史》中的几次出场都跟“礼”密切相关。吴敬梓是带着欣赏和赞许的口气来写鲍文卿的，对鲍文卿斥责钱麻子和黄老爹的言行，吴敬梓是非常认同的，在书中他紧随鲍文卿的话，称“不合体统”的黄老爹为“老畜生”。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吴敬梓明显的崇“礼”倾向。再说“仁”。“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它统率着忠恕、孝悌等诸多道德规范，它是一切理论的中心，所有的关于“礼”、“乐”的规范，都不过是手段，是为实现“仁”这一道德的最后完善而服务的。“仁”的理念贯穿于儒家思想的始终，宽泛地体现在儒家所提倡的为人处事，为政治国的具体原则之中。但对于“仁”儒家并无一个确定的解释，“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克已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等等都是对“仁”的具体解说。在《儒林外史》中，“仁”是作为一种为政的方法提出来的。如《儒林外史》第一回中针对吴王疑虑的“浙人久反之后，何以能服其心”问题，王冕就提出“以仁义服人”的治国方略：“若以仁义服人，何人不服，岂但浙江？若以兵力服人，浙人虽弱，恐亦义不受辱”。这里的“以仁义服人”，即是儒家所倡导的“为10 第1章吴敬梓的思想国以礼”（《论语·先进》）“道之以德”（《论语·泰伯》）的所谓“仁政”“德治”，也就是用行仁义，兴礼乐，以德化俗的方法来实现对国家的治理。《儒林外史》中直接提到“仁”的地方并不多，书中正面人物口里提得最多的是有关“礼乐”之事，而“礼乐”和“仁义”是分不开的，“礼”是“仁”的外在表现形式，是成就“仁”的必然要求，“仁”的实现要以礼为规范，“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所以书中的真儒名贤如庄绍光、迟衡山、虞育德，杜少卿等多热衷兴复礼乐，想借此来“成就出些人才”，并“助一助政教”。“泰伯祠大祭”时群贤毕至，盛大庄严的祭祀场面和参祭者毕恭毕敬，一脸虔诚的态度，不仅让人感受到他们对泰伯的崇敬，对礼乐的推重，也能感受到他们想借此来兴教化的良苦用心。就连被萧柏泉嘲笑为“风流经济”的杜少卿关于是否应该娶妾的一番话，也可以看做是杜少卿对于“仁政”“德治”的一种认识：“娶妾的事小弟觉得最伤天理，天不下过是这些人，一个人占了几个妇人，天下必有几个无妻之客。小弟为朝廷立法：“人生须四十无子方许娶一妾；此妾如不生子便遣别嫁。是这等样，天下无妻子的人，或者也少几个，也是培补元气之一端”（第三十四回）。虽然这番话只是针对男子的纳妾问题而言，但从杜少卿的解释可以看出这也是他心目中的“仁政”之一。对此只有迟衡山真正明白他的用心之所在，所以才发出“宰相若肯如此用心，天下可立致太平”的感叹。1.2魏晋六朝风尚对吴敬梓的影响魏晋六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思想较为解放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士人们因不满社会的黑暗和世俗的伪妄，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语）。他们以自己的特立独行，任诞放达来对抗礼法，抵制流俗。他们鄙弃琐屑的世务，外在的功名，讲求内在的才性和旷达洒脱的人生态度，魏晋风度由此而产生。以阮籍、稽康为首的竹林七贤是这一风尚的代表人物，而魏晋风度从此成为不愿循规蹈矩走封建正路的文人所仰慕的一种风范。吴敬梓就是非常企慕魏晋风度的一个人，魏晋六朝风尚是除儒家思想以外，对他的思想和创作影响最大的一个因素。1.2.1吴敬梓接受魏晋六朝风尚影响的原因[9]魏晋六朝风尚的核心内容是“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其精神实质有两个方面：一是“弃经典”“蔑礼法”的反抗、叛逆精神，一是“尚老庄”“崇放达”的恬淡、自适的心灵追求。究其深层原因是对现实的极端不满。吴敬梓的个性特点和人11 河北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论文生经历，使他与魏晋名士们有着相同的思想基础和共同的精神追求。吴敬梓虽然从小生长在儒家思想浓厚的诗礼之家，但他生性豪爽，不重钱财，也不[10]P11善理财，却“性复豪上，遇贫即施”，年轻时也曾生活放浪，经常“偕文士辈往还，[10]P11倾酒歌乎穷日夜”。性格上的这些特点使他对魏晋六朝时期纵酒酣歌，恣情任性的名士风尚接受起来非常顺畅自然，而族人夺产、科场受挫、移家南京以及未赴征辟这几件人生大事的发生，愈发坚定了他追慕、步武魏晋六朝风尚的决心。吴氏家族虽然科名显赫，但吴国对这一支却人丁不旺，到吴敬梓这一辈已是两代单传，且吴敬梓只是吴霖起的养子，他的生父是吴雯延。吴敬梓二十三岁时，养父吴霖起病逝，由于吴敬梓具有亲子、继子的双重身份，在继父死后，作为独子的他本应继承吴霖起的全部财产，但又由于是继子，故而引起人丁繁盛的其他几支家族的觊觎，进而发展成公然的登堂入室，侵夺财产，“浮云转眼成沧海”，吴敬梓亲身经历了这一切，却束手无策，心境十分悲凉。就是在这场激烈的财产争夺战中，他深刻体会到了“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的凄凉滋味，也更深刻地理解了社会人生。正是在这种认识中，他开始了放诞佯狂的生活。如果仅仅是族人争夺家产，对生性豪爽的吴敬梓来说，这个打击应该不是最大的，而接下来的科场受挫，对他来讲，才是最致命的。吴敬梓生当科举入仕的时代，又有“家声科第从来美”的背景，再加上他自己的“少有大志”，因而想通过科举进身就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了。他十八岁遵父命回滁州应试，考中秀才。二十九岁时参加科举考试（乡试的预试），名列第一，但考官听说他平日不[4]规矩，“性耽挥霍”，名声不好，斥责他“文章大好人大怪”。吴敬梓为了不影响进取，只得向考官“匍匐乞收”，然而最终在南京的秋试中他还是被黜落了。这件事对他的打击非常大，为了功名，为了“继家声”，连人格都被侮辱，尊严都被迫放弃了，换来的却仍然是名落孙山，这对于讲究礼仪廉耻,要想以科第传家的吴敬梓来说，是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的。族人不义侵夺家产，科场无情仕途受挫，双重的打击使吴敬梓越发地愤世嫉俗，狂放不羁。“一朝愤激谋作达”，他开始挥霍家财，放浪形骸，狂热追求声色，以解脱内心的苦闷。到雍正十一年（1733）移家南京之前，这一段时间他一直过着“寄闲情于丝竹，[2]P34[11]消壮怀于风尘”的生活，不是“秃衿醉拥妖童卧，泥沙一掷金一担”，就是“老[12]伶小蛮共卧起，放达不羁如痴憨”，不数年间，便将祖遗的二万余金家产挥霍一空。12 第1章吴敬梓的思想[13]“田庐卖尽，乡里传为子弟戒。年少何人，肥马轻裘笑我贫”。世俗舆论的压力更大了，他无法也不愿再在故乡呆下去了，“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诗经·黍离》）。吴敬梓带着无人能解的满怀忧愤，怀着“逝将去汝”的决心移家南京。吴敬梓的移家南京，除了对家乡的厌弃之外，南京这个六朝古都浓郁的人文氛围和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也是吸引他心向神往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他看来，秦淮河上的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南京，这个六朝金粉之地，在他的心中唤起的是对六朝文采风流的无限遐想。他的移家南京，与追慕六朝文采风流实有分不开的联系。吴敬梓对魏晋六朝风尚的倾慕，主要表现为对这一时期人物的热爱，在他的诗赋词作中，他或明或暗援引的魏晋六朝人物总数有几十人之多，较重要的有吴质、范滕、孙绰、徐陵、阮孚等人，其中，提及最多、最为吴敬梓欣赏的是阮籍和嵇康。阮籍，字嗣宗，早年“好书诗”，有“济世志”，但由于当时政治的黑暗和环境的险恶，他的抱负无由施展，于是转而崇尚老庄思想，对黑暗现实采取消极反抗的态度，在行动上经常地佯狂放诞。史载他“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晋书·阮籍传》），实际上内心非常痛苦。嵇康的性格则明显地表现为两面：一面崇尚老庄，恬静寡欲，经[14]常是“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为人又洒脱，不拘小节，有时跟人说话还“扪虱自如”；一面却嫉恶如仇，刚直守正，在现实生活中锋芒毕露。这两个人都是在激而为怒的基础上才愤世疾俗并放诞佯狂，落拓不羁。吴敬梓也是如此，阮籍的途穷而哭，正能引起他的身世之感；而嵇康的扪虱而谈，又与他的理想不谋而合。[15]移家南京以后，他不但经常与友人一起“佯狂忆步兵”，而且还自比“嗜酒嵇中[2]P63散，不去“侯门曳裾”。离开全椒老家后，他的生活日趋困顿，经常家无隔夜粮，有[10]P23时甚至不得不靠亲戚朋友的接济度日，但他依然“饮酒歌呶，未尝为来日计”。冬夜，无衣食御寒，他就呼朋引类，沿着秦淮河，绕着古老的城墙，披着破旧的衣衫，走上几十里，边走边歌吟啸呼，还风趣地称之为“暖足”。到淮安访程晋芳，囊中羞涩得“笔砚都无”，可当程晋芳责备他“此吾辈所倚以生，可暂离耶？”时，他却笑答“吾[10]P25胸中自有笔墨，不烦是也”。看起来荒唐可笑，实际上这正是他追步魏晋风流，遗落世务，清高脱俗的表现。如果说移家南京之后的吴敬梓思想上受魏晋六朝影响已经较为深刻的话，那么后来的未赴征辟一事则将他的叛逆思想又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乾隆元年（1736年），博学鸿辞开试。这是中国古代由皇帝亲自主持开考的制科之13 河北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论文一，目的是在常科之外选择特异的文章天才。清代的博学鸿辞只开科过两次，且被荐举和最后取中的人都很少，可以想象，能有资格参加这种最高规格的考试，在当时是何等风光的一件事，而吴敬梓就有幸在被荐举之列，这一年他三十六岁。怀揣着对仕进的最后一丝希望，他参加了学院、抚院和督院的考试，却因病未能参加最后的廷试，这件事[16]虽然后来被传成了“坚以疾笃辞”，但内中的真实原因，恐怕只有吴敬梓自己最清楚。唐时琳是当时最早荐举吴敬梓参加博学鸿辞考试的人，他在为《文木山房集》作序时专门就吴敬梓未赴廷试一事作了说明，其中有这样一段话颇耐人寻味：“余察其容憔悴，非托为病辞者，因告之曰：“子休矣！当子膺荐举时，余为子筮之，得井之三爻，其辞曰：‘井渫不食，为我心恻。王明并受其福’。今子学优才赡，躬膺盛典，遇而不遇，岂非行道之人皆为心恻者乎？虽然，古人不得志于今，必有所传于后。吾子研究六籍之文，发为光怪，俾后人收而宝之，又奚让乎历金门、上玉堂者哉！且士得与甲乙之科，沾沾得意以终其身者，徒以文章一日之知耳；子之文受知于当代巨公大儒，虽久困草茅，窃恐庙堂珥笔之君子，有不及子之著名者矣。由此言之，未可谓之不遇也”。这段被多数研究者忽略的话，可能对当时吴敬梓的思想起了非常大的警醒作用，多年的困顿场屋、屡试不第，已在吴敬梓的心中投下了很大的阴影，难道这一次就一定会成功吗？（后来同行之人的落第也证明了吴敬梓的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难道是命中注定自己就无缘科名吗？为什么偏偏在这关键时刻却突然病了呢？也许这就是命运吧。这时的吴敬梓已近不惑之年，历经多年磨难，通过这件事对现实人生有了更深入透彻的认识和感悟，从此，他打消了对科举考试的幻想，并放弃了诸生籍，乡试也不应，岁科也不考了。这件事是吴敬梓人生最重要的一大转折点，也是他思想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一大转折点，如果说在此之前，他还对科举考试抱有幻想的话，则在此之后，这种幻想彻底破灭了；如果说在此之前，他对魏晋六朝风尚的追慕还有所保留的话，则在此之后，他对这种风尚的追慕更加彻底了。他由封建家庭的浪子变成了封建社会的逆子。通过上述的几件事可以看出，吴敬梓对魏晋六朝风尚的接受是有其思想基础的，而且，这种风尚对他的影响也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他的狂放、洒脱的个性使他易于接受这种风尚，而人生几次大的变故，使他的思想越发地具有叛逆精神，并逐渐趋向于老庄。14 第1章吴敬梓的思想1.2.2魏晋六朝风尚对《儒林外史》创作的影响魏晋六朝风尚不仅影响了吴敬梓的思想和行为，也影响到了《儒林外史》的创作。从《儒林外史》中的许多人物形象身上，都可以不同程度地感受到魏晋文人的潇洒风度和六朝名士的文采风流。王冕作为隐括全书的一个人物形象,作者将他塑造得近乎完美。可是除了在孝敬母亲和讲求仁政这两方面以外，他整体上给人的印象却近乎是道家的。他性情闲适随顺，每日里画几笔画儿，读读古人的诗文，能靠卖画养活母亲，心里就很满足，虽然“年纪不满二十岁，就把那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第一回），但却“既不求官爵，又不多交纳朋友”，只“终日闭户读书”。有时又仿照屈原的样子，峨冠博带的出行，并且还用牛车载着母亲，“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玩耍”（第一回），别人笑他他也“全不放在意下”。当朝权贵危素和时知县要罗致他，他先是借段干木、泄柳的故事来推辞，后又避之唯恐不及地逃到济南，以卖画谋生。那里几个俗财主要买他的画，他就画了一条大牛贴在那里，又题几句诗在上含着讽刺。后来吴王得了天下，想邀他出去做官，他却早有预见，于半年之前就隐姓埋名地逃到了会稽山中。与当时趋炎附势，投机钻营，一心追求功名利禄的社会风气相比，王冕的行为是不可思议的，他不慕流俗，清高自守，既不为金钱所动，也不为恶势力所屈，一心追求散淡自然的人生，这正是魏晋六朝文人旷达洒脱的精神表现。杜少卿作为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形象，也许他学识渊博不及庄绍光，襟怀冲淡不如虞育德，但是他却兼有庄绍光的恬淡和虞育德的浑雅。他清爽俊朗，摒弃流俗，气质飘逸，卓落天然。在他的身上，更多地体现了魏晋风度的潇洒风流、放达不羁的品格。魏晋名士们“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晋书·儒林传序》）的有悖常理的高情逸态，在杜少卿的身上都有明显的表露，最典型的莫过于《儒林外史》第三十三回描写的杜少卿夫妇游山。杜少卿在一个春日里喝醉了酒，竟携了娘子的手出了园门，一手拿着金杯，大笑着，在清凉山冈子上走了一里多路。这一大胆的举动，在封建礼法浓重的当时简直是一个惊世骇俗的壮举，无怪乎“两边看的人目眩神摇不敢仰视”。旁人看都不敢看，他却能从容地做出来，可见他对流俗和常礼是根本不在乎的。再从他对待县官王老爷的态度上，也可以看出他的与众不同。县官王老爷因事丢了官，没有房子住，别15 河北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论文人都不肯收留他，王老爷“急得要死”，杜少卿听说了此事，立即派人将这个失势的县官请到自家花园居住。朋友臧蓼斋问他：你从前会也不肯会他，今日为甚么自己借房子与他住？况且，他这事有拖累，将来百姓要闹他不要把你花园都拆了”？杜少卿却非常坦然：“他既知道仰慕我，就是一点造化了。我前日若去拜他，便是奉承本县知县。而今他官已坏了，又没有房子住，我就该照应他”（第三十二回）。这可以说是一种仗义，一种古道热肠，但这事发生在杜少卿的身上，就多了一种逆潮流而动的反叛的味道。“蔑礼法”只是杜少卿思想的一部分，“崇放达”才是他的真正追求。以他的才学，出去应举，谋个一官半职，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可是他不，不但自己不做官，还“不喜欢人在他跟前说人做官，说人有钱”（第三十一回）。有长辈要荐举他参加征辟，他先是推辞“小侄麋鹿之性，草野惯了”，既而又装病辞绝：“治晚不幸大病，生死难保，这事断不能了！总求老台父氏我恳辞”（第三十四回）。别人求之不得的好事，他却主动放弃，而且态度决绝，目的只为春天秋天同娘子出去“看花吃酒”，“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虞育德虽被目为《儒林外史》中第一等的真儒、“恕痴”，但他同时也是一个“襟怀冲淡，上而伯夷、柳下惠，下而陶靖节一流人物”（杜少卿语）。伯夷、柳下惠都是古代的高人，陶渊明更是超然物外，平和冲淡的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这些人都不看重外在的功名富贵，而把内在的人格自足作为人生的追求，这正是魏晋风度的核心所在。虞育德的“襟怀冲淡”突出表现在他的为人处世上：他能进学时就进学，能坐馆养家就安于坐馆，并不把能否做官作为人生的最终追求。他多挣钱也不喜，少挣钱也不慌，一派从容淡定，不仅如此，他为人还钦崎磊落，抱朴守拙。朋友劝他求人举荐征辟，然后再辞征辟，以显示自已是高人，他却认为求人荐举已是没品行，等荐了再辞，那么“求他荐不是真心，辞官又不是真心”（第三十六回），就更没有品行了，这种虚伪的事，他是坚决不会做的。他宁肯放弃唾手可得的官职，也不在履历上虚报自己的年龄，补了一个南京国子监博士的闲职，他倒很欢喜：“南京好地方，有山有水，又和我家乡相近。我此番去把妻儿老小接在一处团圆着，强如做个穷翰林”（第三十六回）。虞育德的这些故事，与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陶渊明是魏晋风度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如果说阮籍是以慷慨任气见称，那么，陶渊明则是以天怀淡定闻名。从《儒林外史》结尾处出现的“市井四奇人”身上，我们可以更多地感受到魏晋风度的这一风格趣尚。“市井四奇人”为首的是一个善书法的季遐年，这个人性情落拓不羁，又不修边幅，他字写得最好，却不是简单地模仿别人，而“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16 第1章吴敬梓的思想由着笔性写了去”（第五十五回）。他写字有一个规矩，就是要等他情愿，他若情愿，别人不求，他主动给人家写；他若不高兴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看”（第五十五回）。不仅如此，还有可能把人家大骂一顿。他每日靠卖字为生，得了笔资除了自己吃饭，剩下的钱就不要了，“随便不相识的穷人就送了他”（第五十五回）。“市井四奇人”之二是卖火纸筒子的王太，这个人“自小最喜下围棋”，棋艺高超，却轻易不外露，等到痛痛快快地杀了别人的“矢棋”后，则“哈哈大笑，头也不回就去了”（第五十五回）。“市井四奇人”之三是开茶馆的盖宽，此人仗义疏财，情趣高雅，家境由小康而坠入困顿，他也不以为意，宁肯自己受穷，也不愿向曾经得过他家好处的人乞求周济。最后一位奇人是做裁缝的荆元，他虽从事着低贱的职业，却不以为耻，做活之余，还“弹琴、写字，也极喜欢作诗”，有人劝他放弃裁缝生涯，去结交些读书人，他却不同意。这四个人都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市井小民，都从事着卑微、低贱的职业，没有钱也没有权，但他们既不戚戚于贫贱，也不汲汲于富贵，而是从容淡定，旨趣高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追求，那就是裁缝荆元所说的“诸事都由得我”，“天不收，地不管”的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如果说书中的主要人物如王冕，杜少卿，庄绍光，虞育德等人虽厌烦做官，却难逃世俗扰攘的话，那么“市井四奇人”则彻底摆脱了这种困扰，他们用一种淡泊宁静的心态，固守着自己的精神家园。1.3明清实学思潮对吴敬梓的影响明清之际，是思想、文化界异常活跃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思想家自觉对秦汉以来的文化传统及价值观念进行深刻的反省和理性的批判，旧的传统的思想观念与新的先进的价值理念在这一时期发生了激烈的冲击和碰撞，社会面临着一系列令人瞩目的价值冲突和社会转向。兴起于北宋中期的理学，在历经宋、元、明三朝长达六百多年的发展演变后，到明代后期，随着封建制度走向没落，理学已沦变为“游谈无根”，严重脱离实际的空疏无用之学，对宋明以来的学风和世风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于是，自明朝中后期起，在批判宋明理学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一股与之相抗衡的实学思潮，这一思潮在理论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尚真反伪，崇实黜虚。这一社会思潮由清初的顾炎武、黄宗曦、王夫之等思想家以经世致用思想继承并发扬光大，到清中叶更趋强劲，产生了以陆陇其，唐甄、颜元、李塨等人为代表的颜李学派，提倡“实习、实讲、实行、实用”，在当时17 河北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论文［17］P262社会产生了很大反响。明清实学思潮作为一种时代思想潮流，对吴敬梓及其《儒林外史》的创作都产生了更为直接的影响。1.3.1吴敬梓接受明清实学思潮影响的原因从社会环境来看，吴敬梓生于康熙四十年（1701年），卒于乾隆一十九年（1754年），他的一生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这正是思想界从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潮向乾嘉汉学思潮逐渐过渡的时期，这一时期的进步思潮对封建社会各种弊端的批判，给了吴敬梓很大的启发，明末李贽对理学空疏虚伪的抨击，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注重经史，提倡经世致用的态度，以及颜元、李塨等人关于“礼乐兵农“的学说，都对吴敬梓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此外，康、雍、乾三朝强调躬行的风气，对吴敬梓的思想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为了避免重蹈明亡的覆辙，清朝统治者吸取明代空谈误国的教训，大力倡导躬行实践。康熙在位时，曾颁发重在实行的《圣谕十六条》，作为人们行动的准则。雍正时期则进一步将这一律例发扬光大，以《圣谕广训》的形式颁发全国，广为宣传。这种朝廷的号召，为实学思潮的大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地理环境来看，吴敬梓一生的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以安徽、江苏为中心的江浙地区，这一地区在明清之际是经济最发达，文化最繁荣，思想最活跃的地区，许多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史学家都诞生于此，这里学派林立，人文荟萃，不同学派，不同思想的人在这里交流沟通，各种思想在这里交锋、竞争，这里学术空气之浓郁，文化信息之灵通，在当时的中国，无处可比。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的学说，即是以此为中心遍及全国。吴敬梓三十三岁后由全椒移家南京，这个六朝故都悠久的历史和江浙中心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生活于其间的他更得各种风气之先。从人际交往来看，吴敬梓生性豪爽，喜欢交游，一生结识了江南地区的许多文人学者，这中间的许多人对他的思想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中对他影响最大、与他关系也最为密切的就是程廷祚和程晋芳。程廷祚，祖籍安徽新安，比吴敬梓大十岁，他既是一位颜李信徒，又是顾炎武的崇拜者。他青年时十分向往颜李学说，曾给李塨写信表达自己对颜李学说的信仰，说读了颜（元）李（塨）的著作以后，“始知当世尚有力实学而[18］缵周、孔之绪于燕赵间者”。李塨收到信后非常高兴，并力赞程廷祚，认为他的出现18 第1章吴敬梓的思想[19]是“天特生之以使周、孔之传不至堕地者也”。程廷祚中年以后，主要从事经学的研究，虽然侧重考经证史，但他依然十分欣赏颜李学派强调躬行实践的思想。另外，由于程廷祚身处明清进步思潮与乾嘉汉学思潮之间，又生活在顾（炎武）、黄（宗曦）学说最为盛行的江南地区，因而也受顾、黄进步思想的影响，他中年以后的学术活动，更多地是受顾炎武、黄宗羲的影响，他的考经证史，一心著述，就比较接近顾炎武的治学思想。因此，戴望在《颜氏学记》中说程廷祚的治学“以习斋为主，而参以梨州、亭林”，这个说法是比较恰当的。程廷祚与吴敬梓关系“至契”，他们经常在一起交流思想，探讨学问，程廷祚的年龄、阅历、学问、声望和他清高自许的人品，都使吴敬梓把他看作师友和尊长，吴敬梓之接受明清进步思潮的影响，程廷祚在其中起了非常重要的导引和中介作用。程晋芳是程廷祚的同族晚辈，二人年龄相差近三十岁，程晋芳比吴敬梓小十七岁，也是吴敬梓的挚友。程晋芳是当时经学界有影响的人物，因为生当盛世，他无法接受明清之际思想家那种尖锐激烈的批判现实的精神，因而思想没有程廷祚那么深刻和进步，但他受程廷祚的影响，对颜李学说也有所肯定，他认为“颜李之学主于切实，指近于日用事物之间，如眉之着目，而于存诚尽性之旨，亦直截无纠葛，信可以补程朱所不及”[20]。对顾、黄二人，程晋芳也是心存敬意，他赞叹顾、黄二人“于书无所不通，而又能[21]得古圣贤之用心，于修已治人之术，独操其要”。在《正学论五》一文中，他对顾、黄“博极群书，其于古今治乱、兴废、得失之教，皆融贯于胸中，因笔之于书，为世世法”的贡献也赞赏有加。程晋芳虽笃守程朱，但他在强调经世致用，注重安危治乱方面与程廷祚的思想基本是一致的，因而对好友吴敬梓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此外，吴敬梓的亲朋好友中还有一些研究自然科学的人，如他的长子吴烺颇通数学，友人周榘擅长天文、水利，友人沈大成精研历算，严东有精通算术、天文等，这些人所从事的具体的自然科学的研究工作，即是明清实学思潮所倡导的经世致用之学，吴敬梓身处其间，耳濡目染，自然会受到影响。从自身条件来看，吴敬梓接受明清进步思想的影响，也有他自己的思想基础。家难的发生和科场的失意，使他认清了世人和世道的真面目，饱尝了世态炎凉之苦；长期的贫困生活，与大量失意的知识分子的朝夕相处，加强了他的批判意识和叛逆反抗的精神，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他的思想逐渐由愤激转向深沉。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活跃的江南思想界，开拓了他的眼界；和进步学者的频繁接触，使他从个人的不幸，进19 河北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论文而看到整个知识分子的命运；对个别现象的不满，升华为对社会、对制度的批判。这就从理论上深化了他对社会的认识，使他冲破了个人穷达荣辱的局限，去进一步思考知识分子整体的命运，去思考造成这一命运的社会根源。1.3.2明清实学思潮对《儒林外史》创作的影响明清实学思潮的特色之一便是“尚真反伪”。明末李贽曾猛烈抨击官学化的理学的虚伪性，指出它已成为无耻之徒欺世盗名，谋求富贵的工具，说他们“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然也”（《续焚书·三教归儒说》）。清康、雍、乾三朝汲取宋明两朝理学空谈心性，终于亡国的历史教训，在大力倡导尊孔读经，注重理学的道德实践的同时，对道学的虚言和伪妄也深恶痛绝。康熙曾清醒地注意到假道学、伪道学的泛滥：“今视汉官内务道学之名者甚多，考其究竟，言行皆背”（《康熙起居注》二十三年）。“联见言行不相符者甚多，终日讲理学，而所行之事全与其言悖谬，岂可谓之理学”（《康熙起居注》二十二年）？雍正继承了父亲康熙对待理学的态度，也注重实践，对于只知记诵章句的腐儒十分鄙视，对喜欢议论的宋儒也颇有微词。他常常褒扬孔孟而贬损宋儒：“宋儒之书，虽足羽翼经传，未若圣言之广大悉备”（《雍正朝起居注》元年五月二十一日）。乾隆时期，最高统治者对假道学的态度更为激烈。时任大理寺卿的尹嘉诠平生以道学自负，乾隆四十六年三月他上奏章，请求将其父和理学名臣一起配享孔庙，乾隆对此勃然大怒，下令将其绞立决，从此一事，即可看出乾隆对沽名钓誉的道学先生的态度。实学思潮中“尚真反伪”的特色和清朝统治者对假道学、伪道学的批判态度，对《儒林外史》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儒林外史》中的人物以对待功名富贵的态度为标准，大致可以分成真假两类：一类是鄙弃功名富贵，具有真性情、真品格的真实之人，如真儒庄绍光、虞育德、迟衡山等人，真名士杜少卿、虞华轩等人，真隐士王冕、市井四奇人等人；一类是追逐功名富贵，浑身充满虚假、伪妄之气的虚假之人，如假道学严贡生、王仁、王德，假名士杜慎卿、景兰江、浦墨卿等人，假隐士权勿用、杨执中，假侠士张铁臂，假仙人洪憨仙等人，作者在对这两类人物进行刻划时采取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对真实之人，他的笔下充满由衷的赞叹和景仰，而对那些形形色色的虚伪之人，吴敬梓则运用他那生花妙笔，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揭露。比如对假道学严贡生和王德王仁的描写，就非常地传神。严贡生口口声声称自己是20 第1章吴敬梓的思想一个“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的人，私下里却关了别人家的猪，人家找上门来还要抵赖，讹人家的钱财。为了省掉几个船钱，他就设计陷害船家，将云片糕说成是“费了几百两银子合成的一料药”（第六回）。最过分的是连亲弟弟的家产他也不放过。他的弟弟严监生为他了结官司之后病死，做哥哥的本当感激不尽，但严贡生非但“于心无愧”，而且还趁弟弟尸骨未寒之际，就气势汹汹地打上门去，要从孤儿寡母手中抢夺亡弟的遗产。王德、王仁兄弟作为严监生的妻兄，在初次听到妹夫议立偏房的时候，“把脸本丧着，不则一声”，待到妹夫给他们每人一百两银子以后，这两位自称“我们念书的人，全在纲常上做功夫”的秀才，立即改变了立场，完全站到了妹夫一边，还“义正理严”地说：“就是做文章代孔子说话，也不过是这个理。你若不依，我们就不上门了”（第五回）。只因为得了妹夫的好处，这两个人在亲妹妹未死亡时便迫不及待地将赵氏扶了正，真是“无德无仁”。再如假名士杜慎卿。他嘴上说不喜欢女色：“妇人那有一个好的？小弟性情是和妇人隔着三间屋就闻见他的臭气”（第二十九回）。私下却求媒婆四处给他物色美女，当着外人的面还假装愁眉苦脸，说这是为嗣续大计，无可奈何。不仅如此，他还雅好男风到了着魔的地步，以至让帮闲季苇萧钻了空子，大大地捉弄了他一回。假名士还有景兰江、支剑锋、赵雪斋、浦墨卿等斗方名士，他们自己没什么本领，却要假充高雅，其实就是一群无聊文人，帮闲、篾片。假隐士如杨执中和权勿用。杨执中是个既不懂生意，又不善治家的“老阿呆”，过年连饭都吃不上，只好靠抚摩香炉聊以自慰。权勿用虽被杨执中吹嘘为“处则不失为真儒，出则可以为王佐”的经天纬地的“高人”，但实际上是一个信奉“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第十二回）的骗子和无赖，不仅如此，还是一个奸拐尼僧的地棍。假侠士如张铁臂。他自诩武艺高强，在房上行走时却踩得屋瓦“一声片的响”；为了骗得娄氏公子五百两银子，竟将猪头冒充人头放在革囊里吓人。假仙人如洪憨仙、用煤熏黑了银子来欺骗马二先生，若不是突然抱病而去，还不知要骗马二先生多少银子。其它的如范进居丧不用银镶杯著，却“在燕窝碗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第四回）。荀玫为求做官，母亲死了想匿丧不报，已为朝廷官员的周司业和范通政为了提携后进，竟然协同作假，称此事“可以酌量而行”。更为荒唐的是无耻小儿牛浦郎，一心想作名士，竟然偷了牛布衣的诗稿，自己冒名顶替，到处去招摇撞骗。还有那个假冒21 河北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论文的官员万青云，本是朝廷缉拿的要犯，摇力一变为中书大人，于是就成了官吏士绅的座上客，可当事情败露之后，侠肝义胆的凤四老爹和高翰林、秦中书等人还“义气”地“助纣为虐”，将万青云的假中书变成了真中书。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儒林外史》刻画人物最成功之处不是对“真人”的塑造，而是对“假人”的揭露。从吴敬梓的描写中，就可以想见当时的社会，虚假伪妄之风是何等地猖獗，明清之际的有识之士们“倡真反伪”是多么地有必要。明清实学思潮的另一个特色就是“崇实黜虚”。儒家学说本来是实践中的伦理政治，是社会生活、人生经验的概括和总结，而到了宋明理学阶段则失去了“理”的实证特点，抛弃了对发展中的现实世界的探讨，只剩下对“理”的空洞论证和说教，到了明代后期，理学家更是变成了一群“束书不观，游谈无根”（黄宗羲语）的只尚空谈的人，对此，顾炎武有深刻的论述：“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空谈谈孔孟。不习六艺之文，不考先五[22]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已治人之实学”，朝野上下一派空疏[23][24]伪妄之风，以至文武官员“不知掌职何事”，“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清兵入关后，统治者仍然崇奉理学，把它作为笼络汉族士人的工具，有鉴于此，以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代表的思想家们提出“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经世致用是中国文化中一以贯之的思想传统，是中国知识分子实现其价值目标和道德思想的内在精神，明清之际的“经世致用”思想，就是在抨击理学空疏之弊的同时，提倡实学实用的一种时代风尚，经世实学派的学术宗旨就是“崇实黜虚”“废虚求实”。在明清众多的思想派别之中，颜李学派是最强调实学实用的。陆陇其认为理学舍外求内，舍实求虚的结果，是使士人“视圣贤之书不过干禄之具，而不实体之身心，不验之人情[17]P279事变，穷其皮肤润色为文章”，因此强调“实行”，而“实行必须由乎实学”。唐甄[17]P280则从国家治理角度上强调“治道贵其实”，“去其文而致其情，身其劳而信众”，从而实现“实治、实功、实民”。颜李学派的核心人物颜元更是立志“生存一日当为民[25]办事一日”，他还提出了“实体实用”的具体的治国方案：“如天不废予，将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将；以九字安天下：举人[25]才、正大经、兴礼乐”。颜李学派注重实用的观念与清初统治者倡导躬行实践的政治主张是一致的，康熙《圣谕十六条》的主要内容就是“敦孝悌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22 第1章吴敬梓的思想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诫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强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清初以“经世致用”为核心的实学思潮和统治者强调躬行实践的政治主张，对吴敬梓及《儒林外史》的创作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儒林外史》中另一个理想人物萧云仙就是一个注重实用，强调躬行的人。他在平定青枫城以后，首先“出榜招集流民”开垦田地，接着又“亲自指点百姓”兴修水利，然后又“骑着马”到处劝农。到了第二年，生产发展了，他又请人来把小孩子“都养在学堂里读书”，一旦小孩子学有所成，萧云仙立刻加以抬举，和他分庭抗礼，以示优待”（第三十九回）。萧云仙的这些行为与颜李的主张及康熙《圣渝十六条》的内容颇多相同之处。《卧闲草堂》本评论者认为“萧云仙在青枫城能养能教，又能宣上德而达下情，乃是有体有用之才”。可见，萧云仙是经世致用思想最好的实践者。不独萧云仙是实学思想的实践者，就是《儒林外史》中最为隆重的群贤毕至而又不免鱼龙混杂的泰伯祠大祀，作为主办者的真儒们的初衷也是要“借此大家习学些礼乐，成就出些人才，也助一助政教”（第三十七回），这也正是颜李学派有关“礼乐兵农”的学说在“礼乐”方面对吴敬梓及《儒林外史》影响的体现。清初“经世致用”学者在教育思想方面都激烈反对科举制度，对八股取士尤其深恶痛绝。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认为，八股之害比之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甚至将科学制度的危害提到国家兴亡的高度来认识。在《生员论》中他认为生员制度是万恶之源，“废天下生员而官府之政清，废天下生员而百姓之用苏，废天下生员而门[26]户之习除，废天下生员而用进之材出”。黄宗羲在其著名的《明夷待访录》中也感叹：“取士之弊，至今日制科而极矣！”。颜元也和顾炎武一样，把科举和国家兴亡联系起来，认为“八股行而天下无学术，无学术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功，无治功则无升平矣，[27]故八股之害，甚于焚坑”。李塨也猛烈地抨击八股制义，斥之为“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且学正坏其所用，用正背其所学，以致天下无办事之官，庙堂少经济之臣”（《平书订》卷六）。《儒林外史》正是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作为直接的抨击对象，通过对儒林内外人物入木三分的描写和刻划，揭露八股制度对人身心的腐蚀和摧残，并谴责由此而造成的势利虚伪的社会风气。《儒林外史》围绕着科举制度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有痴迷科场，白首不悔23 河北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论文的周进、范进；有醉心举业，执迷不悟的马二先生、鲁小姐；有视科举考试为立身不二法门的鲁编修，高侍读；有因参加科举取士而堕落的荀玫、匡超人等。从这些人物身上，不同程度地折射出科举取士的种种弊端。周进和范进是最先进入读者视野的两个人物，他们身上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一个六十多岁还是个童生，一个五十多岁才“侥幸”中了举人。中举之前，他们的生活都穷困潦倒，一个靠坐馆教书，一年也挣不下几两银子；一个干脆没有营生，时常要靠丈人的接济。迷恋科考使他们除了八股制义，一无所能，他们一生的终极目标就是由科举而进身，所以当他们的理想不能实现时，便头撞号板，痛极而泣；而当理想突然变成了现实时，又兴高采烈，喜极而疯。前者对于挫折不能承受之重，后者对于成功，又不能承受之轻。这是两个变态而脆弱的灵魂，科考的指挥棒让他们迷失了人生的方向，科考的诱惑腐蚀，扭曲了他们的灵魂，使他们找不到心灵的支点，他们可怜、可悲、却不可笑。与周进、范进持同样观点的还有马二先生和鲁小姐。马二先生也是一个科场失利者，“补廪二十四年”，“共考过六七个案首”（第十三回），却始终未能中第。但他并不因此就否定科考，相反，他虔诚地把八股制义当成一门科学来对待，他认为“举业”二字是“自古及今人人都必要做的”。自己不能通过科考，他就将精力都放在了帮助别人参加科考上。他以极认真的态度来对待选事，“三百篇文章要批两个月，催着还要发怒”（第十四回）。对于萍水相逢的匡超人，他诚心诚意地想帮其“修成正果”。且看他对匡超人所说的推心置腹的一番话：“贤弟，你听我说，你如今回去奉事父母，总以文章举业为主。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不要说算命、拆字是下等，就是教馆、作幕，都不是个了局。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这就是《孝经》上所说的‘显亲扬名’，才是大孝；自身也不得受苦。古语说得好：‘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那害病的父亲睡在床上，没有东西吃，果然听见你念文章的声气，他心花开了。分明难过也好过，分明那里疼也不疼了。这便是曾子的‘养志’”（第十五回）。这一番“肺腑之言”，准确地道出了马二先生对“举业”的高度认同和痴迷。鲁小姐是《儒林外史》中少数的几个女性形象之一。她人长得十分美貌，却因受了编修父亲的耳濡目染，是个“不爱红妆爱举业”的小姐。她五六岁就读“四书”“五经”，十二岁就讲书读文章，“历科程墨，各省宗师考卷，肚里记得三千余篇”（第十一回），长大以后，“晓妆台畔，刺绣床前，摆满了一部一部的文章，每日里丹黄烂然，蝇头细24 第1章吴敬梓的思想批。人家送来的诗词歌赋，正眼儿也不看他”（第十一回）。因为自己不能参加科考，鲁小姐就一心指望嫁个举人、进士，不想碰上个视制义为俗事的蘧公孙，无奈只好将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下一代上，“每日里拘着只有四岁的儿子在房里讲四书，读文章”，“每晚课子到三四更鼓，或一天遇着那小儿书背不熟，就要督责他念到天亮”（第十五回）。有评论者说鲁小姐是女“马二”，这正说明他们二人身上都共同之点，这共同点是什么呢？他们都心地善良，马二先生对一切人都以诚相待，无论谁有了困难，他都鼎力相助，连前来讹诈钱财的差人和骗子洪憨仙的女婿，都被他的真诚所感动。鲁小姐虽醉心举业，但也是个识大体，顾大局的深明大义的人。公公病重，他主动来到婆家“上待孀姑，下理家政，将家收拾得井井有条，亲戚无不称羡”（第十五回）。他们的缺点在于太过迷恋举业，太过醉心功名，这不是他们的错，这是八股制义，科举取士之法对单纯、善良的灵魂的腐蚀和浸染。《儒林外史》中还有一类人如鲁编修、高侍读之流。他们奉八股制义为天下之至文，视科举入仕为人生之正途。鲁编修对八股制义的认识是：“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歪道”（第十四回）。高侍读也认为征辟不能算正途出身，就象施御史说的那样：“有操守的到底要从科甲出身”。他贬低杜少卿时说：“他果然肚里通，就该中了去”。鲁编修、高侍读之流，把八股制义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功名富贵都来自于此，他们自身的价值与八股的价值是连在一起的，贬低八股就等于贬低了他们自己，所以从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出发，他们拼命吹捧八股，维护科考在社会中的地位。《儒林外史》中另有一类人，如荀玫、匡超人等，他们本来都是淳朴、善良的农家子弟，只因误入科考的歧途，就逐渐失掉了忠厚、质朴的本性，一步步地走向堕落。荀玫早先也是纯朴上进的孩子，后来中举以后，渐渐变得利欲熏心，最后竟因贪赃而被拿问。匡超人进学之前也是一个诚实、温顺，奉亲守法的少年。他平时每日里起早贪黑靠杀猪卖豆腐辛苦养家，夜里还要伺候卧病在床的父亲，是个不折不扣的孝子。可进学之后，就逐渐变得与以前判若两人，不但学会了吹牛撒谎，投机钻营，还与人一起弄虚作假，最后发展到连对曾经有恩于已的潘三和马二先生都翻脸不认，昔日的孝子变成了今日的势利小人。吴敬梓不惜花费大量的笔墨和篇幅来写这个小人物蜕变、堕落的过程，并把进学当秀才作为他道德面貌发生改变的转折点，其用意就是要让科举制度以及这种25 河北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论文制度所造成的社会风气来对这位农家子弟的堕落负责。综上所述，如果说明清时代的实学思潮是在哲学及社会政治层面对没落的封建文化进行了全面反思的话，《儒林外史》则把这种反思实践到了文学创作当中。26 第2章吴敬梓思想的复杂性第2章吴敬梓思想的复杂性作为“思想家的小说”的作者，吴敬梓的思想构成是复杂的，这种复杂不仅表现在构成其思想的因素之多，而且表现在这些因素彼此之间的关系也颇耐人寻味，这其中既有“同”，又有“异”，它们看似矛盾，实则统一，无论是在吴敬梓的身上，还是在《儒林外史》的创作上，我们都能明显地感觉到这一点。2.1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人生价值取向表面上看起来，吴敬梓的思想好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他出身屡代业儒的世家，早年服膺儒术，讲究忠恕孝悌；家难的发生，科场的受挫以及世俗的轻薄使他“激而为怒”，变得任诞而放达，追慕阮籍、嵇康等魏晋名士，向往所谓“魏晋风度”；中年以后，随着阅历的增加，思想进一步成熟，又接受了时代思潮中明清实学思潮的影响，讲究“礼乐兵农”，注重实学实用。但透过这些驳杂的风尚和思潮，纵观吴敬梓的一生，其思想中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儒家思想。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还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考察。2.1.1魏晋风度背后的儒家思想阮籍嵇康等魏晋名士，生活在中国历史上极为特殊的年代。这一时期是“中国政治[28]P197最混乱、社会最苦痛的时代”，统治集团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打着礼教的旗号，对异己者大肆杀伐，有识之志对当时社会的黑暗和残酷的杀戮不平之极却又无计可施，[29]P513于是为表达自己的幽愤与抗争，他们“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这就产生了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名士，“指礼法为流俗，日纵诞以清高”（《晋书·儒林传序》）的放诞佯狂的所谓“魏晋风度”。究其实质，阮籍嵇康等人并非不信礼教，反对礼教，他们只是觉得当权者借礼教之名，行杀人之实的丑恶虚假的行径亵渎了礼教，所以才故意地“反其道而行之”，以示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嵇康虽自称“每非汤武而[30]薄周、孔”，但他的骨子里并未真正忘怀仁义道德，他所强调的“越名教而任自然”也不是不要仁义道德，而是要使仁义道德成为发自内心，不是故意为之的一种自然而然的要求。他认为做到了这一点，任心而行就会事事都合于仁义道德，就可避免虚伪和私欲。阮籍嵇康等人所反对的是虚伪的礼教，并非真正的合于仁义道德的礼教，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他们的反对礼教“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29]P513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27 河北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论文阮籍嵇康是这样，追慕他们的吴敬梓也是这样。吴敬梓的“放达不羁”也是“愤激”的结果：“有代传之清节，讲孝友于家庭”的诗礼之家，竟然为了家产而兄弟反目；为国家延揽人才而设立的科考制度日益僵化腐败；朝廷的征辟大典竟然只是一个虚假的骗人的形式；社会上充斥着因制度的腐朽而滋生的种种虚假和伪妄，这一切都让性情豪爽的吴敬梓无法接受，他满怀的抑郁和幽愤无由发泄，于是就只能“佯狂”。其实，“狂”的只是外表，以“佯狂”的姿态对抗的也只是假名教、假道学，内心仍然是依附于真正的名教礼法的。从《儒林外史》的创作倾向上，也可以明确地感受到这一点。《儒林外史》中的许多正面人物都有类似魏晋名士清高自许，超凡脱俗的气质表现。比如王冕的峨冠博带效仿屈原，杜少卿的大白天里携娘子看花吃酒，市井四奇人中季遐年的恃才放旷，王太的爱杀矢棋，盖宽的遗落世务，荆元的“快活”理论以及他们拒绝为官，远离世俗的态度，都与魏晋风度相差无几，但他们思想的落脚点都还是属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的范畴。王冕“以仁义服人”的政治理论，杜少卿强调礼乐教化的社会主张，市井四奇人安于本分的生活态度，都是儒家思想在这些人身上的反映。另外，从《儒林外史》创作的整体倾向上来看，吴敬梓褒贬人物的标准基本上不超出传统的儒家思想的范畴。他创作《儒林外史》的目的是为醒世，而非骂世，所以，对于他在书中否定的反面人物，他的讽刺多是出于善良的本意，目的是希望他们改善，而并非是想将他们一棍子打死。试看《儒林外史》中被讽刺、批判的对象，如周进、范进、荀玫、匡超人、牛浦郎、以及马二先生、鲁小姐等人，如果不是被八股制义、科举考试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功名富贵所熏染、诱惑，他们都应该是性本善良的人，而在《儒林外史》中备受推崇的庄绍光、虞育德、迟衡山等人则本来就是标准的孔孟之徒。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来，吴敬梓在《儒林外史》的创作上所遵循的也是儒家温柔敦厚的教化主张。综上所述，如果仅从外表的某些方面看起来，吴敬梓似乎对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是有所突破的，但从整体和实质上看，他仍然遵守着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此即鲁迅所说的“束身名教之内，而能心有依违”。2.1.2明清实学思潮中的儒家思想明清实学思潮是一次带有振兴儒学的复古色彩的思想革新运动，它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针对理学家空谈心性，不重实践的现象，他们主张“力行”，主张经世致用；针对理学家“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现象，他们主张“穷经”，主张回归儒家原典。28 第2章吴敬梓思想的复杂性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想家把儒家的经典推崇得很高，顾炎武就曾提出“舍经学而无理学”，“经学即理学”的学术纲领，他认为“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31]P78学也”。他指斥明代理学家不以六经为根坻，说理学家是“清谈孔孟”。他声称自己[31]P79“凡文之不关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他认为孔子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水火之心，所以说”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他认为一切学都是为了致用。颜李学派还倡导“六艺”，他们所鼓吹的“垦荒、均田、兴水利”，和“举人材，正大经，兴礼乐”等政治主张，与孔子所倡导的“足食，足兵”，“为国以礼”等儒家思想完全一致。可以这样说，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想家都是以复古的正统儒家思想来反对“理学”，力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使人们的思想回复到原始的儒家思想上来。吴敬梓生活在这种文化背景之中，思想上也深受影响。他中年以后开始治经，并把经学的位置和作用抬到至无上的地位，认为这是“人生立命处”。他在《尚书私学序》中说：“夫圣人之经，犹天有日月也。日月照临之下，四时往来，万物化育，各随其形之所附，光华发越，莫不日新月异”。他还要求长子吴烺也钻研十三经注疏。《儒林外史》中所称誉的知识分子大都精通经史，如王冕“年纪不满二十岁，就把那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第一回）。虞华轩也是“经史子集之书，无一样不曾熟读，无一样不讲究，无一样不通彻”（第四十六回）。对于明清实学思潮中的经世致用思想，尤其是颜李学派带有浓厚儒家思想色彩的“礼乐兵农”的政治主张，吴敬梓是赞赏有加。《儒林外史》中的几个正面人物都曾提及有关礼乐治国的事情，其中以真儒迟衡山的话最有代表性：“而今读书的朋友，只不过讲个举业，若会做两句诗赋，就算雅极的了，放着经史上礼、乐、兵、农的事，全然不问！我本朝太祖定了天下，大功不差似汤武，却全然不曾制作礼乐。少卿兄，你此番征辟了去，替朝廷做些正经事，方不愧我等所学”（第三十三回）。这里迟衡山所说的“正经事”，即是颜李学派所极力倡导的“礼乐兵农”的儒家政治主张。《儒林外史》中萧云仙治理青枫城和群儒大祭泰伯祠就是“礼乐兵农”的儒家思想在吴敬梓创作中的体现，颜李学说的核心和实质就是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总之，吴敬梓的思想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一种思想体系，无论是考证他的生平还是考察他的文学创作，都可以明显感觉到他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人生价值取向。29 河北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论文2.2矛盾、对立的思想方面虽然从整体上看，吴敬梓的思想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但在某些方面，吴敬梓的思想又表现出矛盾甚至对立的特征。比如下面的两个方面：2.2.1出世与入世的两难选择仕与隐的矛盾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文人经常要面对的问题，也是当个人理想与社会需要产生冲突时必须要做出的选择，对待仕与隐的态度和选择，常常是衡量、评价一个文人的德行和操守的重要标准。儒家虽然倡导积极入世，“知其不可而为之”，但同时也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篇第八》），“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道家思想中的隐逸倾向就更不必说了。身受儒家思想熏陶，又追慕魏晋风尚，并接受明清时代思潮影响的吴敬梓也面临着同样的选择。首先是出世的问题。出世是吴敬梓心向神往的个人理想。豪纵的脾气，张扬的个性，以及成年以后所经受的人生的一系列挫折和打击，使吴敬梓充满了对出世的向往。他的“怀抱六代情”，他的追慕“魏晋风度”都是他内心渴望自由，远离尘世喧嚣的一种反映。这种思想倾向从《儒林外史》的创作上也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儒林外史》中的正面形象如王冕、杜少卿、庄绍光、迟衡山、虞育德等人身上都有着比较浓厚的隐逸之气，他们虽学识过人，但都淡泊功名利禄，远离官场并拒绝作官。篇尾的“市井四奇人”，虽生活在社会底层，却也各有所长而洁身自好，不肯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去博取功名富贵，他们的学识也许没有“真儒”们渊深，但他们身上的隐逸之气与“真儒”却是相同的。另外，从吴敬梓对《儒林外史》中的原型人物进行改造加工的过程中，也可以看出他向往隐逸的倾向。比如书中第一回作为隐括全文的理想人物王冕，在历史上并非如《儒林外史》中所描写的那样始终弃绝功名、淡泊宁静。据史书记载，王冕年轻时也有远大的志向和抱负，参加过科举考试，只不过没有中，后来才“激而为怒”，变得远离科场，淡泊名利了。《儒林外史》中的王冕形象寄寓了作者的理想，王冕身上的隐逸之气，正是作者吴敬梓的内心深处出世理想的自然流露。其次是入世的问题。入世是吴敬梓难以割舍的社会责任。虽然就个人兴趣而言，他更倾向于隐逸、出世，但是，儒家积极入世思想的熏陶，明清时代思潮中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以及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他不能安于对当时的社会30 第2章吴敬梓思想的复杂性袖手旁观，做到真正地超然洒脱。虽然他不能像清初的进步思想家那样为改良社会制度而奔走呼号，但是他一旦认清了社会的本质，发现了产生社会弊病的根源，他就以他的知识分子高度的责任感，用他的生花妙笔，以形象的方式来揭露社会的黑暗与丑陋，而他的积极入世的思想倾向，也从《儒林外史》创作的方方面面体现出来。如《儒林外史》中的几个正面人物身上虽然都有隐逸之气，但是用庄绍光的话来说，他们与山林隐逸到底还是有些“不同”。真正的归隐田园是不问世事的，而他们几位却不能完全“遗世而独立”：王冕在吴王造访时，与其“促膝谈到日暮”，还给他讲了一番“以仁义服人”的大道理；庄绍光明知“我道不行了”，但还是“把教养的事，细细做了十策”，呈给了当朝的皇上；杜少卿虽然装病辞了朝廷的征辟，但还是热心地投身于习礼乐、助政教的泰伯祠大祭；泰伯祠大祭虽然未能挽救江河日下的社会风气，但起码发起者的初衷是好的，祭祀的过程也是庄重严肃的，这就证明“真儒”们虽身在山林、却还是心系天下的。吴敬梓把泰伯祠大祭作为全书的高潮来写，可见其对此重视的程度，这也表明他与“真儒”们的济世理想是一致的。虽然吴敬梓因时代和思想的局限性，不能为当时腐朽的社会开出一剂救世良方，但他通过他的创作，通过他笔下的人物形象的言行，已经部分地换醒了那个时代的人们，让他们有了寻找社会出路的意识，这就是一个知识分子社会责任感的体现，也是一个封建文人勇于任事的精神的体现。这就是吴敬梓积极入世思想的体现。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吴敬梓的思想中，既有渴望出世的一面，又有积极入世的一面，这一对矛盾在吴敬梓以及《儒林外史》中的几位正面人物身上都占据着思想的重要地位。他们看清了社会的症结所在，却无力改变这种颓败的局面；他们“梦醒了却无路可走”，只有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徘徨。与传统中国文人“外儒内道”的人生定位不同，他们属于“内儒外道”的一类人。他们表面上淡泊自守，实际内心依然执着于改良社会，裨补时世。拒不出世并非他们心甘情愿的选择，“走出去做不出什么事业”才是他们真正的苦衷。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就这样困扰着吴敬梓和他笔下的人物，黑暗的社会现实使任何的选择都成为两难。2.2.2对功名的不屑与不舍对待功名富贵的态度经常被看作是品评《儒林外史》中人物优劣的一个重要标准，殊不知，对吴敬梓本人而言，也存在着如何对待功名富贵的态度问题。纵观吴敬梓的一31 河北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论文生，再细致考察他在《儒林外史》创作中表现出来的思想倾向就会发现，吴敬梓对待功名的态度也存在着既不屑又不舍的矛盾特征。如果单纯从《儒林外史》的创作倾向来看，吴敬梓对待功名富贵的态度是否定无疑的：他用辛辣的笔触讽刺那些追逐功名富贵的人们，揭露他们的虚伪，鞭挞他们的丑恶；而对那些无意功名富贵，看轻功名富贵的人却又大加赞扬，奉为“真儒”、“名士”，在这一褒一贬之中，作者的思想倾向是显而易见的。再从吴敬梓的生平经历来看，人生的磨难使他对功名富贵有着更深刻的认识，作为一个封建家庭的浪子，一个科举制度的批判者，他对功名富贵采取不屑的态度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人总是有矛盾的一面。现实生活中的吴敬梓，并不像他在《儒林外史》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绝意功名富贵。多年的儒家思想的熏陶，“一门三甲鼎，四代六尚书”的家庭背景，时代思潮中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文人士子渴望实现自我价值的人生理想，使他对待功名富贵“想说不爱也很不容易。”如果功名富贵只是作为一种物质利益的话，吴敬梓可能真的会不屑一顾，但是，“功名”二字在当时是作为一种社会的价值衡量标准而存在的，而且是唯一的标准。对知识分子而言，取得了功名的，就能得到社会的承认，不仅经济地位得到极大改善，而且社会地位也得到空前抬升。而没有取得“功名”的则被人所鄙夷，轻贱。（周进、范进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们中举之前都穷困潦倒，遭人白眼，受人冷落，一旦中举，则情形大变，“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认相与”）。“功名”成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和毕生追求，而科考则是取得功名的唯一途径，征辟是取得功名的辅助途径。吴敬梓也是一个凡人，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他虽然比当世的一般人清醒，但是清醒不等于超脱，他一个人既扭转不了乾坤，也无法做到纯粹的出污泥而不染，所以才有早年科场上的“匍匐乞收”，才有晚年《金陵景物图诗》首页“乾隆丙辰荐举博学鸿辞”的题字。因病未赴征辟一事，在他心中留下的更多的感受是遗憾和懊悔，至于他因此而脱去诸生籍，并“自此不应乡试”，乃是人所共有的一种对苦苦追求不到的东西愤而舍弃的逆反心理（或许也有弄假成真后的假戏真做的成分），而《儒林外史》中杜少卿的辞征辟，正是吴敬梓借理想人物来聊以自慰的一种反映，也是吴敬梓借以弥补自身对绝意功名“虽心向往而实不能至”的一种表现。杜少卿的征辟辞得轻轻松松，而现实中吴敬梓的征辟却“辞”得异常沉重。征辟代表着功名，辞了征辟就意味着从此告别了功名，也意味着不再接受[32]社会的衡量和品评，他是想用这种方式固守他的最后的精神家园，“灌园葆贞素”是32 第2章吴敬梓思想的复杂性不再参与社会的价值评判，并不等于他从此就彻底否定了功名，忘却了功名。他否定的是以功名来作为衡量标准的社会评价体系，而不是否定功名本身。就像王冕在篇首所说的那样，他是认为“这个法”定得不好。他并不否定“游戏（朝廷取士）”本身，他否定的是“游戏的规则（取士之法）”。科举考试、功名、富贵本来是相对独立的三个概念，科举考试是封建时代朝廷用考试的方式择优取用人才的一种方式。朝廷设立科举考试的初衷是好的，它在公平公正的前提下给了广大的士子，尤其是寒门士子一个由此而进身，从而实现个人理想，并报效国家的一个途径。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朝代的更迭，科举考试的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到了封建社会末期，科考的内容仅限于空洞的理学教条、八股制义，形式僵化呆板，完全成了束缚文人士子头脑的工具。“功名”本是指功绩及相应的荣誉，在封建社会前期，“功名”无外乎文治与武功两方面，而进入科举时代特别是明清以后，“功名”的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原来的文武功绩逐渐演变为科甲及第，博取官位。“富贵”，本来是指有钱又有地位，是一种物质利益。但是，对于封建时代尤其是明清时期的士子来说，科举考试是唯一能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人生梦想的正途，而且一旦中举，就取得了功名，而有了功名，富贵也就随之而来，科考、功名、富贵，就这样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吴敬梓因为最后不再参加科考，又放弃了诸生籍，再加上阴错阳差地被认为“辞”了征辟，人们就据此判定吴敬梓是鄙弃功名富贵的，实际上这种推断是难以成立的。至于《儒林外史》中所表现出来的创作倾向，只能说是吴敬梓的一种理想，一种向往，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自己做不到，于是只能寄希望于理想中的人物，只要细心考察《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与现实中的吴敬梓，就会发现二者的差距恰恰是在对待功名富贵的态度上，杜少卿毕竟不是现实中的人物，他可以潇洒，而现实中的吴敬梓却潇洒不起来。33 河北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论文第3章吴敬梓心目中的理想世界《儒林外史》作为吴敬梓的发愤之作，其中寄寓了他关于人生和社会的理想，透过《儒林外史》中的诸多人物形象和对世风人情的描写，可以发现吴敬梓通过《儒林外史》勾画了他心目中的理想世界，这个理想世界里既有他向往的理想人格范型又有他向往的理想社会。3.1吴敬梓心目中的理想人格闲斋老人在《儒林外史序》中有一段非常著名的对《儒林外史》的介绍和评价：“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这最后一句话所指向的对象，即是吴敬梓心目中的理想人物，他们所拥有的品格，就是吴敬梓心目中的理想人格。纵观整部《儒林外史》，符合这一条件，为吴敬梓所称颂的理想人物有王冕、杜少卿、庄绍光、迟衡山、虞育德以及市井四奇人等。这些人在思想上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鄙弃功名富贵，讲究文行出处，如果要细致考察，这些人又可以分成以下四种类型：3.1.1高士型这是吴敬梓心目中近乎完美的一个人物形象，在这个人身上，寄托了吴敬梓全部的人格理想。他钦磊落，超凡脱俗，既有儒家匡正济世的情怀，又有道家遗世独立的风姿，这个人就是《儒林外史》第一回的主要人物王冕。吴敬梓将王冕作为一个理想人物放在卷首，是有其特殊意义的，那就是“借名流隐括全文”。事实上也正是如此，与正文中那些追逐功名富贵，不讲文行出处的腐儒、蔑片、假道学、假名士相比，王冕清高自守，淡泊名利，他虽天文、地理、经史子集无一不贯通、但却既不求官爵，又不慕荣利，而是终日颂诗读古文，靠画画、卖画为生，他既不畏惧官府，也不攀附权贵，有权有势的人来求他的画，他避之唯恐不及。吴王得了天下，请他出仕做官，他连夜逃到了会稽山中。他自比春秋战国时的隐士段干木和泄柳，这两个人在国君登门拜访时，一个闭门不纳，一个逾墙逃走，他的行为也恰恰印证了这一点。王冕是一个真正的高人隐士，他与那些身在山林，心存魏阙的假隐士、假名流不同，他是真正摒弃了功名富贵，只讲文行出处的人，是吴敬梓心目中的理想人格范型。然而34 第3章吴敬梓心目中的理想世界这个人物形象，因为过于完美而显得有些不切实际。卧闲草堂本回未总评也说：“盖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原有一种不食烟火之人，难与世间人同其嗜好耳”。吴敬梓自己也深感书中的王冕过于高洁空灵，现实生活中恐怕难以存在。所以，王冕虽好，却只能用来隐括全文，真正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是既食人间烟火，又有理想人格的下面几类人。3.1.2名士型这是吴敬梓心目中最喜爱的放达不羁的人物类型。他们鄙弃流俗，风流自赏，不为名利所惑，不为俗务所累，他们也有济世之志，但苦于报效无门，世俗的险恶，使他们激而为怒，他们的内心固守的是儒家忠恕孝悌，礼乐仁义的道德信条，外表却表现出狂放任诞的性格特征。他们鲜明的个性与周围世俗的环境格格不入，他们的行为经常被世俗的眼光视为伤风败俗，甚至离经叛道，他们清醒地看透了当时的社会却苦于找不出济世的良方，他们的狂放是一种痛苦的发泄，也是一种对世俗的反抗，他们因为与众不同而被反对者称为“败类”，也因此而被同道者目为“名士”，这一类型的人物形象以杜少卿、虞华轩为代表。杜少卿向来被认为是作者吴敬梓的自画像，但现实中的吴敬梓没有杜少卿对待功名富贵那样决绝的态度，杜少卿是吴敬梓在自画像的基础上，更加理想化的人物形象，吴敬梓将自己在现实中不能超越的名利思想，让杜少卿在《儒林外史》中轻松地超越，杜少卿虽然与庄绍光，迟衡山、虞育德等人在对待礼乐的态度等问题上保持一致，但是他与这些人并不是一类人，他比他们活得更洒脱，更加轻松、快活，更加自由。虞华轩是在《儒林外史》的后半部出现的一个人物形象，他虽不如杜少卿的形象那样光彩照人，但在个性放达方面却与杜少卿颇有几分相似之处。吴敬梓将他的生活范围设定在势利熏心的五河县，乡风的恶俗使他激而为怒，经常地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来，比如他爱捉弄那些贪财之人，“每年苦积下几两银钱，便叫兴贩田地的人家来，说要买田，买房子，讲得差不多，又臭骂那些人一顿，不买——以此开心。一县的人，都说他有些痰气”（第四十六回）。他拿着辛苦积攒的银子去修建与他家“不相干”的元武祠，顶着家族和世俗的压力去祭祀本家先祖，这在趋炎附势的当地人看来，都是不能接受的，也是难以理解的。生活在五河县这样“礼仪廉耻，一总都灭绝了”的地方，虞华轩是孤独的，作为一名受正统儒家思想浸染的正人君子，他有着不肯放弃的最后原则，即正直耿介，不媚俗，不趋附。两种力量的交互挤压，造就了他蔑视权贵，愤世嫉俗的35 河北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论文狂傲狷介的性格特征，虞华轩更像是五河县的“杜少卿”。3.1.3真儒型这是吴敬梓心目中最为崇敬的人物类型，在《儒林外史》中有庄绍光、迟衡山、虞育德等人，这是真正“出则可以为王佐，处则不失为真儒”的一类人。他们拥有满腹经纶，恪守儒家传统的仁义礼智的美德。他们抱义怀仁，被服名教，虽然远离官场，躲避俗务，但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主宰着他们的内心，使他们不同于山林隐逸之人。他们以道自任，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他们企图通过自己的努力用礼乐的方式来挽救颓败的世风。与《儒林外史》中汲汲于功名富贵的人物相比，真儒们个个襟怀冲淡。他们淡泊名利，不附权贵，为人真诚，讲道德，有操守，与名士相比，他们多的是对社会的责任感，少的是怀才不遇的愤愤不平；与名士相比，他们的心态更趋平和，他们比名士多了几分济世的情怀，却没有名士的玩世不恭。真儒形象是吴敬梓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并固守儒家传统的一种表现，从个人好尚来看，吴敬梓倾向于杜少卿这样的名士类型，但从社会责任感来讲，吴敬梓更倾向于这些真儒，吴敬梓写作《儒林外史》的目的，不仅在于揭示社会的丑恶，他还试图为这个社会寻求一条出路，礼乐治国是他为这个日益没落腐朽的社会开出的一剂药方，真儒则是他为医治这个社会而指定的一群良医。3.1.4隐士型这是吴敬梓在经历了种种失败的努力之后，蓦然回首之际，在民间发现的一群“奇人”。他们是在《儒林外史》的末尾出现的四个市井小民：擅书法的季遐年，卖火纸筒子的王太，开茶馆的盖宽和裁缝荆元。吴敬梓把他们称作“市井四奇人”，是因为他们虽身处下层，从事着低贱的职业，却都有着高雅的情趣爱好。琴棋书画，他们各擅其一，却并不以此去结交官府，攀附权贵。借用禅宗的偈语来作比，如果前面的几类人物对待功名富贵，内心还是“时时勤拂拭，勿使染尘埃”的话，则“市井四奇人”的心中就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他们压根就没想过功名富贵的事情！他们追求的是自由的生活，独立的的人格，所谓“小隐隐于山，大隐隐于市”。他们就是隐于市井之中的真正的隐士。他们并不刻意为隐，赚取虚名，却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使那些追名逐利的人自惭形秽。如果社会多一些这样从容淡泊的人，则世道人心就不会江河日下。在真儒济世理想破火之后，吴敬梓自认为在市井民间找到了问题的答案。36 第3章吴敬梓心目中的理想世界吴敬梓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固然美好，但在现实中却是难以实现的，所以这些理想人物在书中就显得有些陈旧苍白，缺少血肉。“理想人物的陈旧反映了理想本身的陈旧，[33]P51理想人物的苍白反映了理想本身的苍白”，吴敬梓只看到了功名富贵带给世人的迷惘，却未能发现世风日下的根本，所以，他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只能作为一种空幻的形象，存在于他的思想之中。3.2吴敬梓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吴敬梓在对他心目中的理想人格进行描摹刻画的同时，无形中也为读者勾画了一个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这个理想社会包括理想的社会风气，理想的社会秩序和理想的社会制度。3.2.1理想的社会风气《儒林外史》第四十七回有关于社会风气的一段精彩描写：“五河县的风俗：说起那人有品行，他就歪着嘴笑。说起前几十年的世家大族，他就鼻子里笑。说那个人会做诗赋古文，他就眉毛都会笑。问五河县有什么山川风景？是有个彭乡绅。问五河县有什么出产希奇之物？是有个彭乡绅。问五河县那个有品望？是奉承彭乡绅。问那个有德行？是奉承彭乡绅。问那个有才情？是专会奉承彭乡绅。却另外有一件事，人也还怕，是同徽州方家做亲家。还有一件事，人也还亲热，就是大捧的银子拿出来买田”。这段文字表面上是写虞华轩所居住的五河县，实际上也代表了整个《儒林外史》中人物所生活的社会环境。虞华轩和余氏两兄弟是五河县里硕果仅存的方正守直之人，他们坚守自己的节操，不去趋炎附势地巴结逢迎当地的盐商乡绅，然而他们毕竟是极少数，连虞余两家的秀才们都不肯与他们站在一起，就象余大先生骂得那样“我们县里，礼义廉耻，一总都灭绝了”（第四十七回）。这个五河县，很像吴敬梓的家乡安徽全椒县，吴敬梓因家庭败落和科场失利，倍受乡邻宗族的诟病，因而对故乡全椒充满了厌恶之情，在《儒林外史》中，他借对五河县的描写来发泄对这种浇薄的世风人情的愤恨，同时，他又通过对另外一些细节的描写，来勾画他所向往的理想的社会风气。例如在人际关系方面，他赞同开小香蜡店的牛老爹和开米店的卜老爹，“我不争你的财礼，你也不争我的妆奁”（第二十一回），两相作亲成就了一对年轻人的婚姻。他赞颂人与人之间的淳朴、笃厚、不重钱财的交往，就像《儒林外史》第一回中的秦老爹对待王冕母子的重情重意：平日里对这孤儿寡母已是照顾有37 河北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论文加，待到王冕要到异地去躲避官府的纠缠时，秦老爹又挺身而出，极力支持王冕的所作所为：“你尊堂家下大小事故，一切都在我老汉身上，替你扶持便了。”还有戏子鲍文卿与知县向鼎的关系，也特别令人感动。鲍文卿与向鼎本不相识，只因怜惜他是一个才子、名士，就舍身替向鼎求情，救了他一命，而向鼎也知恩必报，不仅留鲍文卿在自己身边做事，还替他娶了一房儿媳妇。在鲍文卿去世之后，向鼎不顾忌身份的悬殊，毅然为其题了铭旌。这些不计名利的善良、美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是吴敬梓所倾心向往的理想的社会风气的表现。至于《儒林外史》中正面人物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讲究忠恕孝悌，注重礼义廉耻，鄙弃功名富贵，讲究言行出处等美德，如果能大行其道，成为世人的道德追求的话，那么，吴敬梓心目中理想的社会风气就形成了。3.2.2理想的社会秩序吴敬梓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指理想的社会秩序，吴敬梓因深受儒家[34]P57思想的影响，有较为浓重的封建等级概念，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应该是“人循其度”，各安本分，大家和谐相处的一个社会，在这个理想社会中，为君的应该象泰伯一样，有“三以天下让”的至上之德；为臣的应该象庄绍光一样，明知“我道不行了”还是要恪尽自己的义务，将教养的事“细细做十册”呈上去；为官的应该象乐清县的知县李瑛一样求贤爱才，象安东县的知县向鼎一样笃于交谊；为士的应该象虞育德等真儒一样襟怀冲淡，德化他人；为民的应该象市井四奇人一样天怀淡定，抱朴守拙。吴敬梓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思想倾向，是因为现实社会中有太多的乖违之人和伪妄之事，比如他之所以在《儒林外史》中极力推崇吴泰伯，有两个目的：就《儒林外史》来说，是反衬其中的明成祖，因为成祖的皇位是抢的侄子建文帝的；就现实来说，是反衬清朝的雍正皇帝，因为雍正的皇位是夺的哥哥的。他肯定李瑛和向鼎是因为有贪官王惠、昏官汤奉；他肯定真儒，是因为有杨执中，权勿用这样的假儒；他肯定市井四奇人，是因为有梅湘、胡屠户以及斗方名士这样的贪财重名之人。他的理想并不是十分确切的存在，他只是通过否定一些反面的东西来确立他认为值得肯定的东西。3.2.3理想的社会制度吴敬梓心目中理想的社会制度是“以仁义服人”“以礼乐治国”的“仁政”“德治”，这也是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结果。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仁义，而要实行仁义，就要遵从礼的规定和制约。礼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可维持封建秩序和协调社会各阶级各阶层38 第3章吴敬梓心目中的理想世界之间的行为和关系。“乐”与“礼”相连，同样具有协调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儒林外史》中正面人物多带有儒家的以“仁”治天下的思想。王冕明确地提出“以仁义服人”的政治主张，真儒们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地实践着以礼乐助政教，以德化育的社会理想，小说中为数不多的好官也莫不以实行仁政而闻名：杜太守做官的时候，“全不晓得敬重上司，只是一味希图着百姓说好”，逐日讲些“敦孝悌、劝农桑”的话。蘧太守在任时“治简刑清”，“若非纲常伦纪大事，其余户、婚、田土，都批到县里去，务在安辑，与民休息”，因而衙门里终日只有“吟诗声，下棋声，唱曲声”。萧云仙在青枫城招集流民，开垦田地，兴修水利，创办学堂，把个青枫城治理得像世外桃源。这些小说中正面人物“以仁义服人”“以礼乐治国”的思想，正是吴敬梓理想的社会制度的体现。吴敬梓虽然认识到了造成世风日下、“一代文人有厄”的原因是八股制义、科举取士制度，但因时代和出身的局限，他未能探寻到产生这种社会弊病的根源；虽然他也通过《儒林外史》的创作勾勒出了他的社会理想，但这个理想因缺乏现实基础而显得有些空幻，由于其自身思想的局限性，他无法为当时的社会开出一剂良方，而只能走向古代圣贤，回归儒家传统，这也是《儒林外史》中的正面人物及后半部分内容具有较浓重的复古色彩的原因。39 河北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论文结语每个人的思想形成都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且，每个人的思想都不是单一的。作为一位有着丰富而复杂的人生经历的作家，吴敬梓思想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更是不言而喻的。他出身于崇奉礼教的孔孟之家，自幼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豪爽的性格和特殊的人生经历又使他接受了魏晋六朝风尚的影响，再加上明清之交时代思潮中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对他的浸染，多方面的影响使他的思想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透过这些表面现象，对吴敬梓的思想进行深入地探讨就会发现，他的思想还存在着既对立又统一的特性。从整体上看，无论是魏晋六朝风尚还是明清实学思潮，其精神实质都是儒家的，也就是说，吴敬梓虽然身受多种因素影响，但他思想的主线还是儒家的，这就决定了他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人生价值取向，但是在出世与入世的选择以及对待功名的态度等问题上，他的思想又存在着矛盾乃至对立的一面。这种对立又统一的思想造成了吴敬梓“内热外冷”“内儒外道”，看似反传统，实则很传统的复杂的性格特征，而这种思想也直接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在《儒林外史》中，凡是寄寓了吴敬梓理想的人物形象，都或多或少地体现了吴敬梓思想的这种复杂性。不仅如此，吴敬梓还将这种思想的复杂性带到了他对理想社会的描画之中。《儒林外史》否定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和社会制度，却没能为当时的社会指出一条光明的道路，这正是他的思想因复杂而迷茫的原因。伟大的作品是耐人寻味的，深刻的思想是令人折服的。尽管因为时代、历史和个人的局限，吴敬梓的思想和他的《儒林外史》的创作都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局限性，但是，这些都不影响吴敬梓成为中国文坛上最伟大的作家，也不影响《儒林外史》成为中国小说史上最优秀的作品。时代在变，看问题的角度也在变，谁也不会想到，当年吴敬梓的挚友程晋芳慨叹的“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今天竟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幸事。如果仅从当时的角度看，吴敬梓的科场失意也许是不幸的，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吴敬梓又是幸运的，正因为他的“稗说”，才让世人了解了他并记住了他。他的深邃的思想，他的犀利的笔触，都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儒林外史》描写了整整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命运，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对封建科举制度的批判，显示了吴敬梓深邃的社会思想。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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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论文后记经过了近一年艰苦的努力，论文终于脱稿，可以打印装订了。此时此刻，本该有许多话要讲，可千般感受，万种滋味，却不知该从何说起。作为一个两岁孩子的母亲，撇下孩子，撇下家庭，远赴异地求学，只为圆一个由来已久的梦，现在回想起来都不知道当时自己怎么有那么大的勇气，也许这就是信念的力量吧。相信每一个在职攻读学位，尤其是做了母亲的人，都会有类似的感受。求学的过程是喜忧参半的，喜的是又能回到大学时代，重温做学生的自由和幸福，又能亲耳聆听导师们精彩的讲课，又能学到渴望已久的新知识；忧的是岁月不饶人，毕竟年龄已大，是否能顺利完成学业，是否能学有所成，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幸好，我遇到了令我敬佩而又感激的恩师。导师洛保生教授是我大学时代就认识的老师，他的明清小说的研究领域是我非常感兴趣的，而洛老师随和的性格和宽厚的为人更是我所仰慕的，于是，我几乎是未加任何思索就确定了我的研究方向。洛老师宽厚的为人之道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令我受益匪浅：在选题上，他尊重学生的意见并注意适当地加以引导；在写作中，他悉心地为学生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在初稿完成后，他又不厌其烦地多次予以修订。尤其令我感动的是，因为身处异地，有时只能通过电话与老师进行沟通，而洛老师却丝毫不以为意，作为一位导师，洛老师甚至主动给我打电话，这尤其让我感动。可以说，没有洛老师的帮助和指导，我的论题研究就不可能顺利完成，为此，我十分感谢我的导师洛保生教授。在我读研期间，有幸聆听了韩成武教授、王素美教授、姜剑云教授、田玉其教授等诸位老师的讲课，对我的课题研究帮助很大。在论文开题和预审阶段，林大志教授、任文京教授、李金善院长和焦茂林教授都给我提出了非常中肯的意见，尤其是李金善院长和焦茂林教授，对论文的结构和内容都提出了非常宝贵的意见，在此，对上述老师一并表示感谢。另外，在我求学阶段，我的父亲和爱人、孩子都给了我极大的支持和帮助，没有他们作我坚强的后盾，也没有我的今天。想到他们的付出，也让我心怀感激。在收获的季节里，我衷心感谢所有给予我帮助、促使我奋进的亲人和师友！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