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的四代兄弟情

　　《儒林外史》的四代兄弟情　　一部《儒林外史》描绘了从明代成化末年到嘉靖末年的儒林士人之变化，总体呈现出走向衰退的轨迹。在这批儒林士人之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即二十多对兄弟。对兄弟群像的描写对于揭示全书的内在文化意蕴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如果我们把这些兄弟按他们出场的年代进行划分，可以分成四代：第一代为成化末年的严氏、王氏兄弟等人，第二代为正德年间和嘉靖前期的娄氏、匡氏兄弟等人，第三代为嘉靖后期的杜氏兄弟、余氏兄弟等人，第四代为嘉靖末年的汤氏兄弟、余氏兄弟等人。笔者经过研究发现，吴敬梓笔下的每一代兄弟群像均各有自身的时代意义，绝不是随意写来。本文就对这四代兄弟群像的文化意蕴进行深入探索。 　　第一代兄弟群像是生活在成化末年的严贡生、严监生、王德、王仁，以及俨然难兄难弟的周进、范进等人。吴敬梓对这一代儒林兄弟进行了精彩的描绘与揭露，为中国文学的人物画廊贡献出数个经典形象。人们看到，作为兄长的严贡生贪婪无耻、狡诈无赖、招摇撞骗，无论是对待左邻右舍、乡里乡亲，还是自家兄弟，都要雁过拔毛、强取豪夺，使尽了卑鄙手段，那么他这样做的底气何在?说到底，还是因为他有一个贡生的身份，被世人认作将来可以获得富贵功名的官老爷，也因此，平民百姓被其欺压而不敢言，官员们与其交往，被其自吹自擂所蒙骗，甚至他自身也在这长久的自我欺骗中开始迷信起来。可见，当时的儒林士人的社会地位处于统治阶层与平民百姓之间，这种可上可下的位置使得他们自身充满了两面性：见到统治阶层的官员即装出一副摇尾乞怜、欢欣鼓舞的模样，拼命巴结，实质上是试图早点跨入官员的行列，好名利双收、作威作福;与此相反，路遇平民百姓则马上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因为还未获得真正的官员身份，所以只能装腔作势、威胁恐吓，试图欺骗百姓而获利，让平民敬他怕他，而一旦这样的假象被戳穿，就会像严贡生一样闻风而逃，露出其虚弱的本性。作为弟弟的严监生吝啬到极点，也懦弱到极点，虽然富有，但也成为周围亲属虎视眈眈的对象，最后竟郁郁而终，以至两茎灯草竟成了他临终前的最后牵挂。同样身为儒林士人的严监生为什么会落到如此境地?为什么与他的兄长严贡生的命运如此不同?究其原因，还是与他的读书人身份有关。他处于中间地位，还未跻身于统治阶层行列，并没有获得什么真正的权力，所以周围的人都在利用他的弱点敲诈他的钱财，尽管他内心十分清楚，但毫无反击的能力，这一点严监生到死才吐露真言：我死之后，二位老舅照顾你外甥长大，教他读读书挣着进个学，免得像我一生，终日受大房里的气。 　　与此类似，王德、王仁兄弟俩也可以为了银子出卖骨肉同胞，那变色龙般的表演令人顿觉读书人的奸诈。考中的周进提拔了不知苏轼为何许人的范进!他们孜孜不倦地学八股就是为了当官，当官之后就钻营、谋私、掠取钱财。　　可以说，这一代儒林人物构成了八股取士制度的真正社会基础，没有这些人的存在，八股取士科举制度也存在不下去。但这种选拔人才的制度从根本上毁灭了人才，造成了八股士子们人格的异化：即精神的荒谬和道德的堕落，无论考中与否都是如此。正是通过这一代儒林士子否定了整个八股取士制度。 　　第二代兄弟群像是生活在正德年和嘉靖前期的娄琫、娄瓒、匡氏兄弟中的匡超人。娄氏兄弟的特点是来则一起来，去则一起去，如影随形。虽然这两人的出身地位显赫，却因科场屡试不利，于是对八股取士制度牢骚满腹，异想天开地要做战国四公子，以博取礼贤下士的名声。但事与愿违，他俩所见到的杨执中、权勿用、张铁臂等假名士，皆以追求功名利禄为能事，哪里有一星半点贤能之士的品德才能，最后纷纷露出马脚。这场闹剧虽然以失败告终，却可从中看出八股取士制度在人们心目中的神圣地位已经开始动摇，不能中举的儒林士人已经开始另寻出路。而匡氏兄弟中的匡超人则更进一步，他显然把科举当成了一种可资利用的工具，只要能够捞到功名富贵，就不管什么道德不道德，八股取士的本义已经丧失殆尽，这实质上是在宣告八股举业尊严的破产。匡超人刚开始还听从马二先生的教导，一心读书，回到家乡也颇为孝顺，做事勤快并聪明伶俐，很快就在乡里有了名声;知县大人的推荐提拔与考中科举很快打破了这个年轻人内心的平静，他的名利心被激起后，道德责任皆被抛到九霄云外，于是就借举业和冒充名士头衔来招摇撞骗，甚至斗胆犯法;他与一帮无聊文人来往唱和以博名声，为了多卖出几本自己的选本，就忘恩负义贬低他的启蒙老师马二先生，充当科举考试的枪手;一见恩人潘三落难便逃之夭夭，骗妻再娶，欺上瞒下，自称先儒尤为可笑。他就这样迅速地沦落为一个五毒俱全的无良文人，让人惊讶喟叹八股科举都塑造出一批什么样的人来。　　总之，从娄氏兄弟、匡氏兄弟之匡超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出这一代儒林士子已经明显表现出对八股制度的离心倾向。 　　第三代是生活在嘉靖后期的杜少卿、余特、余持，以及汤奏等人。杜氏兄弟中的杜少卿还是颇有匡扶社会的人文情怀的，看到世风日下，于是就联合一些志同道合之士祭祀泰伯祠，希图以此行动来恢复儒家思想，恢复社会的道德秩序，可谓一大壮举。而余家兄弟也不顾五河县人的势利，做出将父母灵柩请进中堂的举动，以儒学之真来对抗社会的虚伪。这些儒林士人的正义作为是对不合理的现实的严厉批判，亦是对八股取士制度业已形成的氛围的蔑视，让世人还能看到一些希望。作为官员的汤奏也是一个楷模，他带兵剿匪，尽心为国效劳，是官场中的清洁之士，但与周围那些只会阿谀逢迎、追逐功名利禄的官员格格不入，由于人单势孤，所以最终免不了受尽打击排挤，辜负了一番报国的拳拳之心。总之，这一代儒林俊杰正是吴敬梓的理想化身、希望所在。这一批有志之士所追求的是与八股取士制度完全对立的礼乐兵农的理想，他们想用先秦的儒家思想与八股制度对抗，给这个污浊的社会以疗救的良药。 　　第四代是生活在嘉靖末年的汤由、汤实兄弟，余敷、余殷兄弟，以及秦中书、施御史等人。汤由、汤实兄弟出身于官宦之家，是一对纨绔子弟，吃喝嫖赌无所不能，却也十分渴望科举及第，至于原因则很简单，就是科举是当官的唯一荣身之路，当了官就会像他们的父亲一样，有使不完用不尽的金银财宝，在社会上可以横行霸道、作威作福，平民百姓都要笑脸相迎，奴才们则会拼命巴结，这样过一生岂不快活。所以兄弟两人深知科举之重要性，便在妓院里也要大谈特谈科举。但他们忘了，被朝廷视为神圣的科举制度早已被汤氏兄弟这样的人亵渎殆尽，他们两人在妓院里讲得越热闹，就越会让人觉出这一代儒林士人已经堕落到极点，无可救药。而余敷、余殷兄弟亦如此，他们虽然是风水先生，但满脑子都是功名富贵，遇到迷信风水的人们便以功名富贵的名义打动人心，一张嘴便是这里的风水土地可以中科甲，于丑态百出之中显露他们自己渴求功名富贵的丑恶。好在余大先生并不上当，他认为埋葬地只要地下干暖、无风无蚁就可以了，不必讲什么发福发贵，直接否定了余敷、余殷兄弟两人的信口雌黄。　　所以，此时的世风已恶俗之极，说起那人有品行，他就歪着嘴笑;说起前几十年的世家大族，他就鼻子里笑;说那个人会做诗赋古文，他就眉毛都会笑。这一代儒林士人较之前三代，更是一代不如一代，他们视八股制度如儿戏，以至于公开买官卖官、装神弄鬼，更有甚者居然在妓院里大谈科场和名士风流，多么富于讽刺意味!　　总而言之，一部《儒林外史》通过戚而能谐，婉而多讽的刻画，使我们看到了娄氏兄弟的异想天开、滑稽可笑，严氏兄弟中严贡生的贪婪无耻与严监生的吝啬懦弱，杜氏兄弟中杜少卿的傲岸狂放与杜慎卿的外美内丑，以及匡氏兄弟中匡超人的面目可憎。尽管吴敬梓对每一代兄弟群像都采用了截取片断式的写法，却收到了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的艺术效果，令读者不能不惊叹吴敬梓高超的塑造人物的艺术。 　　杰出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认为：每一部伟大的艺术品都使人感到其中材料是经过从各方面长久深刻衡量过的、熟思过的，轻浮的想象决不能产生有价值的作品。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儒林外史》兄弟形象的产生绝非偶然，而是有意安排、精心构思的结果，只是这种构思的巧妙和精细似乎被小说中那行列而来的各种人物所掩盖了，令人不易觉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