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中的科举制度

《儒林外史》中的科举制度　　篇一：浅谈《儒林外史》对科举制的批判讽刺　　浅谈《儒林外史》对科举制的批判讽刺　　幸志斌、丁根发、盛丽燕　　[摘要]　　《儒林外史》是由清代小说家吴敬梓创作的章回体长篇小说,是中国讽刺文学中的巅峰之作。人们对《儒林外史》的研究也较多，关于它的研究专著与论文在业界可称得上是美不胜收,数不胜数。今天我们将从作品的讽刺性和讽刺艺术角度出发对《儒林外史》中科举制度进行探讨。本文着重从清代的社会现实与科举变化、《儒林外史》中以及《儒林外史》中科举对士子的影响三个方面来对儒林外史》对科举制的批判讽刺进行分析。　　[关键词]《儒林外史》，科举制度，批判讽刺　　清代的社会现实与科举变化　　科举制度是从隋朝元年开始实行的一种通过参加考试的选官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历经了一千三百多年。随着封建社会的不断发展,科举制度也不断进行完善与修正,使之能更好地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　　一、清代的社会现实 　　清朝是最后一个君主专制强大封建王朝,它是一个土地辽阔、人口众多、有着不同民族的大国,清代社会满汉矛盾复杂尖锐、民族压迫日益严重,是清代社会面临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在清代社会表现的日益激烈。作为一个由少数民族——满族建立政权的封建国家,为了能更有效地维持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他们进一步加强了对社会的保守性的政治建设,加大了对知识分子的思想和精神领域的控制力度,与此同时分科取士的科举制度限制也随之越来越多,完全改变了它招贤纳士的初衷。拉拢、打压是淸代统治者对待汉族知识分子采用的主要政策。　　二、清代的科举变化 　　淸代的科举制度经过不断的修整与改进,较之以前更加完善,但是随着封建体制的腐朽和衰败,清代的科举制度也开始弊端丛生,日渐败落。学校办学进行教育的目的本是为了教书育人、育德育才,但是在清代社会却变了味,大多知识分子把读书当成入仕做官的一种“便捷”途径,“官本位”的思想深入人心。读书成了士子们进入官场的一种手段。由于“官本位”思想,让选拔人才科举考试的考场,变成了士子们角逐的名利场,学习不再是为了增长知识和提高自身素质,而是成了他们入仕做官的一种途径,在这样的学习目的的驱使下,清代士子们的学习风气日益败坏,社会风气也随之产生了不良的影响,科举制度也随着腐朽的封建社会日益败落,对清代社会产生了错误的价值导向,科考无论是从内容还是从形式上都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满足对真儒贤士选拔的需求,当一种事物不能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时候,便会消失被取缔,科举制度就这样顺社会发展而生,逆社会发展而灭。　　(一)清代科考的内容　　清代科举考试内容主要以《四书》为主,《四书》是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四部著作的总称。《四书》中蕴含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儒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有许多优秀的思想精髓,是中国古代无数先人贤士实践的思想结晶,是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的精华。但《四书》中也夹杂着一些先人的思想的局限,因此,我们应当抱着去秀存良的态度去学习、加以适当的理解。 　　清代通过乡试选拔举人,通过乡试后,即取得一种永久性功名——举人。清代的科举考试主要内容,清初用《四书》文、《孝经》论各一篇,后因《孝经》题少,又从《性理》、《太极图说》、《通书》、《西铭》、《正蒙》中命题,后来规定正场试《四书》文二、诗一,复试为《四书》文、《小学》论、诗各一。雍正初年,科试加经文,后又规定科试《四书》文、经文外,增策、论题,仍用《孝经》。乾隆初年,复试兼用《小学》论。清中叶以后,试《四书》文、经文各一,增五言六韵诗一首,并默写部分《圣谕广训》。《四书》是华夏贤人思想的精髓,凝聚着民族文化精髓,我们至今读来仍受益匪浅。但是把《四书》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作为评判优秀人才的标准,即使在当时也存在空疏无用的弊端。因为考试内容过分强调文学诗赋的运用,对能促进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各种科学文化知识和自然知识忽略无视,这严重阻碍了中国文化的繁荣发展,导致近代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考试内容的陈旧,使广大知识分子思想和知识面十分狭窄,穷尽毕生精力从事无用之学。在这种考试制度下,士子平日里只在读八股文稿,其他书籍一概不碰,他们往往费尽毕生精力读经诵诗,而对各种有禅实用的自然、科学文化知识却无暇学习,无心关注,许多士子唯首穷经,最终老死科场。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日新月异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举制度下的以《四书》为主要学习内容就更加显得陈旧,更加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的要求了。　　(二)清代科考的形式 　　隋场帝大业三年开设进士科,通过参加考试选拔人才,主要考有关当时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政治论文,叫试策。这种分科取士,以试策取士的办法,把读书、应考和做官三者的关系进行了紧密结合,加强了中央集权,扩大了封建统治的基础。明清封建社会末期,为了进一步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统治者加强了对知识分子思想领域的控制,科举考试的限制越来越多,考试命题开始受到限制,从《四书集注》、《五经集注》中山题;要严格以理学家朱熹等注释为标准;答题形式也变得固定化、程式化,要求必须采用八股文体。八股文也称“吋文”、“制艺”、“制义”、“八比文”、“四书文”。八股文专讲形式、具体的写作方式和主题内容僵化刻板。提取四书、五经中的文句作为题目,让参加考试的人作文,并阐述其中的道理。而且要求文章的每个段落必须在固定的格式里面,对字数也有一定的限制,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应考者作文只能“戴着镜铐跳舞”,不能有自己独立的见解,要严格按其格式要求作文章。谁会写文章,谁就能当秀才、中举等,所以当时的读书人阅读的内容除了朱熹的注经义之书外,其它书籍就不必读了。明清的科举考试实行的八股文制度,其形式因循守旧,日益僵化,漏洞百出,完全脱离现实生活和社会发展的要求,不能培养读书人的真才实学和实际活动能力,反而加强了人们投机取巧的考试心理,败坏了学风,腐蚀了心灵。　　(三)科举制度在清代社会的价值导向 　　在清代科举制度下,读书、考试、做官是读书人谋求社会地位、改变人生命运最主要一条途径,通过参加科考,中举入仕做官成了大多数知识分子追求的第二生命。士子们经受着严酷的精神摧残和生活压力,人格破损萎缩,数十年寒窗,暗首穷经,用尽毕生的心血精力以求榜上有名,一举成功,但往往金榜题名者少,名落孙山者多,许多人老死科场。据研究记载乾隆四十九年会试,在参试的举人中有年届90岁者一人,80岁以上者20人,70岁以上者5人,结果没有一人中举。在年复一年的科举考试中,他们还必须忍受各种凌辱、参考入场须经过搜身;考场中要忍饥受冻;出场后提心吊胆;及到榜发,中举者甚至如《儒林外史》中的范进,欣舆过度而痴迷癫狂;名落孙山者则沮丧颜废,失魂落魄,痛不欲生。科举考试严重朿缚了士人的思想领域,把他们禁锢在一定范式中,无情地捉杀了民主意识。使得他们成为社会的一个寄生阶层、特权阶层和封建政权的附属物,成为统治者附庸的科举士人,受封建统治者思想的影响和束缚,一般情况下很难去正常履行他们批评政治、维护社会公正的职能。科举考试让士人结成盘根错节的宗法性关系网。清代乡会试的中举者,对主考、房官称座师、房师,自称门生;后对本科 　　的监临复试、朝考、殿试的阅卷官员,也无不认为师生。童生县试府试的案首对于府县官,入学生员、岁考取列优等因而补廪补增的生员以及拔贡优贡,对于本省学政也无不认为师生。此外,乡会试同科聚取的士人互称同年;对于同年的父亲、祖父,称年伯、年太伯,称年侄、年再侄。通过这种关系网,士人互相攀援,结党营私,党同伐异,是导致当时政治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近代维新派思想家严复曾批评科举制度“滋游手”。他说,由于“士”不能直接创造物质财富,“故其选士也,必务精而最忌广,广则无所事事,而为游手之民。”、“科举士人”是在科举制度下,封建统治者却养了一大群附庸的科举士人,他们是凌驾于农工商之上的特权阶层。在当时的社会阶层里,科举士人免纳差徭,有特殊的司法地位,他们见官不用叩拜,举人、进士还可以拿自己的名片到官府要求拘押他人。封建统治者有意识地用科举功名笼络士人,银制其思想,用一条无形的绳索把他们的命运同封建王朝的紧紧地拴在了一起,使得他们只能为皇帝卖命、效力,与此同时谋求着个人的萊华富贵或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不致站在封建王朝的对立面或是政治上的异己力量。科举制度下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贵族观念,使得人们把“读书”看得高于一切,重于一切,轻视社会其他行业的发展,轻视生产实践,“四书五经”的知识内容使得士子们严重脱离社会实际生活,造成中华民族在表面的文化繁荣,而口益空洞衰弱的社会现状。　　士子中举前后的现实生活反差　　在清代社会的大环境和科举制度的影响下,知识分子为了求取功名和利禄,数十年寒窗苦读,夜以继日,暗首穷经,穷尽了一生的心血和精力,而且还要忍受着来自各个方面的凌辱、辛苦和精神折磨。在年复一年的科举考试中,有的人金榜题名,从此昂首挺胸的做人;有的人则名落孙山,一蹶不振;有的人孜孜不倦,一次又一次经受着折磨和考验,老死科场;有的人经受住了考验,终于熬到了中举的那一天,瞬间改头换面, 扬眉吐气。之前所受到凌辱、所忍的委屈在中举后统统都弥补得偿回来。士了们在屮举前所遭的境遇和在中举后所受的待遇,小说通过世人对人物周进、范进这两位士子在中举前后的态度明显的对比,把讽刺手法发挥的淋滴尽致。周进和范进是《儒林外史》中作者笔下两个重要的代表人物,他们同受科举制度汁液的毒害,有着相同的辛酸科考经历和戏剧性的人生际遇。作者通过对“范进周进”这两个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有力地批判和暴露了八股取士制度对士子心灵的毒害,与此同时也寄寓了“一代文人有厄”的创作主题。周进和姐夫进省城,在贡院“撞号板”这一章节,通过作者以其生花妙笔对周进哭的描写让我们记忆犹新,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个60多岁功不成名不就的老童生,一个“莨不黃蒸不莠”老男人躺在地上,在众人面前撕心裂肺的痛哭不肯起来,一阵又一阵,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那样的声嘶竭力,动人心魄,如此的痛人心扉,悲惨凄凄。众人纷纷答应帮他凑钱捐监进场,参加考试,这才“爬到地下、德了几个头,??不再哭了”。周进撞号板,为什么哭得如此悲痛欲绝?这看似惊人又滑稽的哭的背后该隐藏着他怎样的辛酸苦楚和屈辱。周进一生因科举赠蹬,而遭受秀才的奚落,举人的凌辱,众人的取笑、嫌弃,职业的丧失,各种不公平待遇。他一味隐忍、郁积多年,所以一旦爆发便撕心裂肺、惊心动魄。　　—、中举前后的周进　　中举前的周进: 　　(一)遭遇“老友”的奚落、众人的取笑　　周进一生参加无数次科举考试,却“不曾中过学”,考到60多岁,还是老童生一个,在明朝,不怕你几十岁,仍称老童生为“小友”,不怕你十几岁,只要童生中了学,也称为"老友”。由于不曾进学,被夏总甲介绍到到镇上的一个私塾里教书。开馆当日,本应上座的周进,却遭受到了“老友”梅欢的奚落,“梅玖回过头来向众人道:你众位是不知道我们学校的规矩,老友是从来不同小友序齿的。只是今日不同,还是周长兄请上。”让位与周进。吃饭时,周进因吃长斋,　　梅坎念一字至七字诗故意取笑,“念罢,说道:‘像我周长兄如此大才,呆是不呆的了。’又掩着口道:‘秀才,指日就是‘吃长斋,胡须满腮’,竟被他说一个着!说罢,众人一起跟着哈哈大笑起来。”卑下低劣的地位使周进只能隐忍着,“脸上羞的红一块白一块”。这一切的一切像一支支利箭,直射在周进的身上,狠扎在他的心上,让本已痛苦心灵,更加血迹斑斑。　　(二)“举人”的凌辱 　　小说写到王惠为了避雨,将船泊于周进学堂处,见到周进,只是简单与周进举了一下手,便径直走进来,一副盛气凌人、旁若无人的样子。周进紧跟着进门来向王惠作揖,王惠只是还了个半礼,且说“:你,想就是先生了”。口吻极其轻蔑,态度极其傲慢。进屋后,王举人“也不谦让”,从人摆了一条凳子。就在上首坐了”。周进在下面相陪,小心的攀谈。晚间吃饭,“管家端上鸡、鱼、鸭、肉,摆在春台。王举人也不让周进,自己坐着吃了,收下碗去。”“撒了一地的鸡骨头、鸭翅膀、鱼刺、瓜子壳,”周进晚间的饭菜是"一碟老菜叶、一壶热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王举人面前,不管是从精神上所受凌辱,还是从物质受到的区别待遇,都让周进全线溃败,失去了做人的所有尊严。　　(三)遭人嫌弃,面临缀业　　周进在镇上坐馆,是被夏总甲所安排的,这样一个小人物却活得有滋有味,自说自话,自夸自能,自高位置,攀龙附凤,装腔作势,恬不知耻,活得“意气扬扬,欣然自得,颇有‘官到尚书吏到部’的景象。”周进坐馆之日,申祥甫在他背后向众人说了很多有关他的闲言碎语,众人嫌周进安身不牢,碍于夏总甲又不好辞退。最后,夏总甲也嫌周进“呆头呆脑,不知道常来承谢,由着众人把周进辞了来家。”“失馆”给他带来的打击与屈辱,也许是只有周进自己才能体会的卑微与辛酸!　　中举后的周进: 　　金有余等几个江湖人士见周进落到如此悲凄的境地,决定替他凑钱捐监进场,参加科考。正值宗师来省录遗,周进就录了个贡监首卷。到了八月初八日进头场,见了自己哭的所在,不觉喜出望外。自古道:‘人逢喜事精神爽。’那七篇文字,做的花团錦襄一般;出了场,仍旧住在行里。金有余同那几个客人,还不曾买完了货。直到放榜那日,處然中'了。众人个个喜欢,一齐回到汰上县拜县父母、学师。那典史拿晚生帖子上门来贺。汰上县的人,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认识的,也来相认。忙了个把月,申祥甫听见这事,在薛家集聚了分子,买了四只鸡、五十个蛋,和些炒米饭团之类,亲自上门来贺喜。周进留他吃了酒饭去。荀老爷贺礼是不消说了。看看上京会试,盘费衣服,都是金有余替他设处。到京会试,又中了进士,殿试三曱,授了部属。荏荐三年,升了御史,钦点广东学道。周进中举后,从前瞧不起周进的那些人对他的态度简直判若两人。背后道他闲话的申祥甫也赶忙集了分子,买了一大堆东西,亲自登门贺喜;原先凌辱他的“老友”梅欢竟然恬不知耻地在别人面前冒充他的学生,把周进曾在村塾中写下的一幅对联,恭恭敬敬地揭下来裱好,像宝贝一样收藏起来;親视他、辞掉他的馆的薛家集的人也买了礼物前来贺喜,后来竟在馆里供起了他的长生禄位牌。从这些人物对周进中举前后态度的瞬间转变,道尽了人情态的炎凉,进一步表现了科举制度对社会各阶层人物的间接影响,是造成污独世风的根源。　　二、中举前后的范进 　　《范进中举》的故事,见于小说《儒林外史》第三回,是众多情节描写中最出彩的片断。通过范进在中举前后戏剧性的生活变化和各类人物的生动逼真的表演,显现其真伪、善恶和美丑的本来面目。　　(一)、范进中举前后的胡屠户　　范进中举前的胡屠户态度:对范进横竖斜看,怎么看都觉得不顺眼,自认倒霉把闺女嫁了个现世宝穷鬼。说范进“是个烂忠厚没用的人”,对他指指点点,让他要立起个系统来,别坏了规矩,丢了他这样“正经有脸面的人”颜面,惹得别人笑话。范进去乡试没有盘缠,走去找他借,　　被他一口啤在脸上,还骂了一个狗血喷头:“像你尖嘴猴腿,也该撒抛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鹤屁吃!”甚至还骂范进的母亲是个“老不死的”。中举后:胡屠户立即带着“一个烧汤的二汉,提着七八斤肉,四五千钱,正来贺喜。”当要他打醒范进时,他却犯难惶恐了:说女婿中了举人,是天上的“文曲星”,是打不得的,否则要被“发在十八层地狱,永不得翻身。”回家途中,跟在范进身后,毕恭毕敬，见“衣裳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逢人就说女儿有福气,嫁了个“贤婿老爷”,夸范进“才学又高”、“品貌又好”,对范进的母亲也奉称为“老太太”了。　　(二)范进中举前后的生活待遇 　　中举前:生活穷困潦倒,住的是破旧的茅草棚,每日小菜饭。乡试出场回到家,家人已有两三天没有吃东西,到邻居家借米也借不到。放榜那日,连早饭米也没有了,母亲饿得两眼昏花,都看不见了,他只有拿了一只生蛋的鸡去集上卖鸡买米。中举后:胡屠户手提七八斤肉和四五千钱贺喜;众邻居有送米的,送鸡蛋的,送酒的,也有抓了鸡送来的;张乡绅也登门前来拜访,送银,赠房;有许多素不相识的人送田产的,送店房的,还有投身为奴仆的。不过几个月,范进家里奴仆、丫环均已备齐,就更不用说白米和银子这些东西了。　　(三)范进中举前后的人脉　　范进中举前:家里几日没米吃饭,忍饥挨饿,乡里乡亲没有一个人过问,没有一个人接济。参加乡试没有盘缠,大家也没有人过问,倒像躲瘟神一样避着他,就连自己的仗人也不肯借与他,还臭骂了他一顿。中举后:众邻居不请自来,送吃送喝的络绎不绝,大家都主动关心,热心的帮忙。范进疯了往外跑,后面也有众人主动跟着,掉了一只鞋,也有人帮着给拾起来,大家都积极主动商量着如何医治他的方法;对范进不屑一顾张乡绅也郑重地写好大红全帖,亲自登门造访,亲切慷慨地不是送银子,就是赠送房子,和范进像“亲切的世兄弟”,"如至亲骨肉一般”。从周进、范进两位士人中举前后所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以及中举前后在生活中所受的戏剧性境遇,对比之强烈,是对封建科举制度和当时炎凉世态的最辛辣的讽刺。　　科举对《懦林外史》中士子的影响 　　读书、参试、做官是清代科举制度下士人谋求社会地位、改变人生命运、增加经济收入的唯一途径,因此,士子们几乎把科举中榜看成了他们的第二生命。“家屮无读书子,官从何处来”,“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成了广为民间流传的名言警句,“遗子黄金满歳,不如一经”做官成了知识分子读书的最终目的,成了光宗耀祖的一种重要手段,使得各个阶层的子弟都试图想通过参加科考中举进入官场,把入仕为官当成了他们终身为之奋斗的目的。士,在《教育辞典》中,“原是商、周的低级贵族阶层,一般受过六它教育,能文能武。春秋战国之际,士阶层凭其六艺知识,或从事政治活动,或聚徒讲学。此后逐渐成为知识分子的代称。”王德昭认为,“在科举制度下,应科举和以科举入仕的人,具有两重身份:一是他们是士,是读书之人;二是他们是仕,是为官或准备为宫之人。” 本文中提到的“士子”主要指的是科举制度下的读书人。在小说《儒林外史》中吴敬梓通过对迂儒士子——周进、范进、马纯上、王玉辉、鲁编修;假名士——娄三、娄四公子、杨执中、权勿用;真儒——虞育德、庄绍光、迟衡山等一系列人物形象的刻画。从思想的深度与艺术的高度进行了完美的结合,对不同的人物形象有了准确的把握。读书、学习目的主要在于穷理,强调内圣与外王,培养圣人、君子、大丈夫。但在清代科举制度下,读书的目的不再是为了穷理和育人,而是为了求取功名,追求利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成了科举制度下广大知识分子的共识,也就是通过读书达到做官的目的。各个阶层的读书子弟都可以努力通过自己的用心苦读,应试,进学,入仕做官,通过科举考试改变自己人生的命运。“官本位”的思想进一步强化并且深入人心。对士子的学习风气、人生态度、精神世界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篇二：论儒林外史和聊斋志异之批判科举制异同　　论儒林外史和聊斋志异之批判科举制异同　　“隋炀创举为纳才,唐宗扩举为国计,可恨明清走歧途,天下学士无出路。”此话讲的就是束缚华夏千年的科举制之兴亡。科举本为集贤纳才，奈何明清以来便走向歧途，使之日趋黑暗，故而便也就有了《儒林外史》和《聊斋志异》这我两本国讽刺文学的典范。　　从其目的上来讲，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都是为了大力抨击了明清腐朽不堪的科举制度而作，其中不乏有抒发作者内心愤懑之苦，更有对于封建科举制的反抗。 　　就其写法上而言，《聊斋志异》注重细节描写，并多以侧面及反衬之类较为曲折的手法来针砭科举制的黑暗，并通过夸张变形，以鬼神妖怪的世界来映射世人，指桑骂槐，含沙射影地批判社会中不公正的科举制度的现实，极具有讽刺效果；而《儒林外史》则是以一种“砖头要往太阳穴上砸”的方式，直接揭露科举制中种种不和谐、悖于人情、逆于常理的荒谬现象，并通过对比衬托的艺术手法针针见血地批判八股科举制之弊病及它对文人士子的毒害和摧残，直指“科举制吃人”的本质，在醒世效果上更胜一筹。　　再观其内容，两者虽然都是从社会现实出发，但《儒林外史》所写尽是“儒林文人”，所选题材多具典型意义，人物性格复杂多变，并第三方的视角远距离审视科举制度，易于使人看清科举的本质，再加以对封建文人、官僚豪绅、市井无赖等各类人物无耻行为的真实生动的描写，不断揭露儒生的种种丑态，极具讽刺意味，其有力地鞭挞了罪恶的封建科举制度，并将之完全否定；而《聊斋志异》则多写“狐鬼精魅”，不断地将妖魅的自然和人的迂腐相比较，并通过人妖之间浪漫的爱情故事来强烈表现了的反封建礼教的精神，或抨击科举制度的腐朽。但《聊斋志异》对科举制度的抨击，虽然只限于揭露其弊端，并未如同《儒林外史》般将之完全否定，其内容主要在于反映科举制度的不公正不合理之处，在揭露程度稍逊一筹。　　而在人物的塑造上，吴敬梓并不细写，而是通常把重点集中在人的性格中最刺目的特征上，表现人物鲜明的性格特点；至于蒲松龄则是运用其了生动形象的语言来逼真地表现了人物的音容笑貌，将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生动活泼地表现了现实生活，更能引人入胜，也更有助于讽喻科举制之弊。 　　故以我愚见，《儒林外史》与《聊斋志异》虽然同是批判科举制度讽刺性作品，但是它们的风格是截然不同的，其中展现的科举制面貌也不全相同，难论其好坏对错，只能说各有千秋。　　篇三：结合《儒林外史》看明清八股文科举制度　　结合《儒林外史》看明清八股文科举制度　　在我国洋洋数千年的古代文化沉积中，科举制度无疑是其中一道异样的风景线，尤其是八股文科举制度将明清知识分子禁锢在一个狭小得不能再狭小的圈子中。　　《儒林外史》以写“儒林”为中心，旁及到当时的官僚，政治和社会风尚，抨击以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源于隋唐，在当时为选拔官员提供了一条实际可行的道路，是值得肯定极其历史价值的，然而到了吴敬梓所生活的清代，或者可推溯到《儒林外史》一书中的明代，统治者严酷地统治文化思想，文人一触忌讳，就大祸临头，许多惨绝人寰的文字狱就是例子。因此，作者便在这种压制下不得不费尽苦心，让小说中的人物生活在明代社会，而使这又显得自然，因为从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本身就是从明代初年开始的。　　科举制度自隋唐产生以来，便成为中国历代王朝基本的考试制度和选官制度。明沿唐宋之旧，有所增益的发展。清又承明制，亦不尽同。其管理制度较前代更为繁杂而周密。 明代科举考试，科目虽沿用唐、宋旧制，而试士之法，大大变更。最突出的则为经义采用排偶文体，称谓“八股”，通常又称“制义”。　　所谓“八股”文体，大概一文可分为六段，计为八比。所谓八股，是指当时考试所用文体的大概而言，实际上亦有不止八股的。据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二所记载试文格式条云：“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以后。股者，对偶之名也。天顺以前，经义之文，不过敷衍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其单句题亦甚少。……”　　但是八股文的格式极为严格，文中空虚无物，束缚思想莫过于此。明代取上，既一八股为准，数百年间，使天下千百万学子，竟习此八股滥调，以为进士之阶，其流弊不可胜言。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文章无空格，立一格而后为文，其文不足言矣。唐之取士以赋，而赋之末流，最为泛滥。宋之取士以论策，而论策之弊，亦复如之。明取士以经文，而经文之不成文，又有甚于见前代者。”可知八股文非特毫无价值可言，而其流弊更甚于前代。 明代取士，既以科举为重，而科举取士又以八股为主，于是教育重心，完全放在如何教八股和如何学八股。同年在家，专心准备科举考试，所读的书籍，只是坊间八股文刻本，记诵练习，奉为至宝，所谓“天下之人，推知此物可以取科名，享富贵，此之为学问，此之为正人。”（顾炎武《日知录》）而对经史全文，反可不读。所以顾炎武又在《日知录》中说：“天下而为俗称之童子，学问由此衰，心术由此而坏。”“昔人所须十年而成者，以一年毕之。昔人所须一年而成者，以一月毕之。成于剿袭，得于假请。卒而问其所未读之经，有茫然不知为何书者。故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这种专以八股取士之法，很适合统治者牢笼士子，束缚思想的需要。它的祸害，不独及于明代本身，而是影响清代。　　清代科举考试，自小考一直到会考，试文仍重在八股。它要求用古人的语气做文章，“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既考生从行文的框架上，必须采用固定格式排偶文体由破题到收结，语意必须连串，一气相生，不可重复隔绝，层次不清。　　然而，封建社会（尤其是明、清两代）的知识分子总要在政治上谋出路，而要找出路，就不得不“由科举而进”。其结果是人云亦云，成为没有独立思想，独立人格的应声虫。更何况应试时，又有一套严密的挫折锐气，消磨廉耻的“场规”。这方面，明末散文家艾南英在《应试文自序》中描述得很详细：“面目不可与妻孥”，但仍循规蹈矩，“禁不敢发声”。如此侥幸中选，做子官，自然甘当统治者的爪牙。 　　《儒林外史》通过许多人物故事，生动地体现八股取士对一般知识分子的支配力和诱惑力。例如周进，考到六十岁还连一个秀才也捞不到。不仅在物质上受困，而且在精神生活上也受辱，周围的人嘲笑他，欺压他，一直连一年十二两银子的官也坐不牢，不得不跟着做生意的姐夫到省城去混饭吃。就是在这时候他仍不绝望于科举，一看见几十年梦想的贡院，就要进去看看。结果触景生情，哭得个死去活来，直到客人答应帮他凑钱捐监进场，参加考试，　　这才“爬到底下，磕了几个头，……不再哭了”。又如五十四随的老童生范进，考了二十多次才中了举人；而这个不相信会实现的梦想突然实现的时候，惊喜交加，以致发了疯。科举制度给人带来的功名富贵是很现实的。周进发达之后，原先侮辱他的梅玖恬不知耻地在别人面前冒充他的学生，把他先前写的对联小心地揭下来，像宝贝一样藏起来。每上县的文人，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相与。曾经轻视他、辞掉他官的薛家集的人也敛了分子，买礼物来贺喜，后来竟贡起他的长生牌位。范进中了举人之后，不说别人，就是前几天还臭骂他的胡屠户，马上就换了一副嘴脸。乡绅张静斋也马上来贺喜，恭维了一通之后，又送银子，又送房子。 　　作者在揭露科举制度的反动性的同时，也揭露了它的腐朽性。用八股取士，本来就是一种愚民政策，但统治者还嫌不够，竟然公开反对作学问，只许作八股。周进做学道，有一个童子要求面试诗词歌赋，他变了脸教训道：“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那些杂览，学他做什么？”于是命令“如虎似狼的公人，把那童子叉着胳膊，一路跟头叉到大门外面”。这样，准备考试的人就只知道，而且只能作八股文了。　　虽然统治者制定了所谓的场规，但实际上弊端百出。八股文作得好也不一定能考取，而考取的也不一定善作八股文。以前，周进连秀才都屡考不中，但捐监之后，却立刻考取了举人、进士，扶摇直上。他做了学道，不等试卷交齐，就可以先取范进为第一名，魏好古为第二十名。更有甚者，巡抚衙门的潘三可以设法用匡超人作替身，替金跃考秀才。这样的考试制度，如何能选拔人才？所以已经作了学道的范进，为了报答老师的恩情，要照应考试荀玖，而当幕客开他的玩笑时，他竟然连大文豪苏轼都不知道，还皱着眉说：“苏轼竟然文章不好，查不到也就罢了；这荀玖是老师要提拔的人，查不到不好意思的。”　　作品所反应的这种情况是可以找到证据的，顾炎武的《日知录》卷十六中曾明确指出明朝的秀才举人之流不知史册名目、朝代先后、字书偏旁。清朝的情况更坏：王士禛《香祖笔记》卷八中记载了一位“老科甲”不知《史记》为何书、司马迁为何人；卷五中记载了一位“太学生”不知《昭明文选》。 　　这种腐朽的科举制度不仅把一般知识分子培养成庸妄无知而不自知的人，更把他们培养成堕落无耻而不自觉的人。范进本来很老实，中举后死了母亲，就听了张静斋的话，换掉孝服，到汤知县那里去打秋风，现出种种丑态。荀玖中进士做了工部员外郎，怕“丁忧”误了做官，就打算匿丧不报；身为人伦师表的周司业、范通政也举人赞成，自愿设法替他“夺情”。口里说：“从不晓得占人家寸丝半粟的便宜”的严贡生，竟讹诈船家，关王大的猪，霸占弟弟的家产。所有这些科举中人，为了功名富贵，什么丑事都做得出来，不仅不以为耻，反而认为应当如此。偶尔有真正讲品德、做学问的人，就会受到冷嘲热讽，被看作书呆子。高翰林讽刺杜少卿的父亲：“逐日讲那’谆孝弟，劝农桑’的呆话；这些话，都是教养题目里的辞藻，他竟拿着当了真！”那么，如马二先生所说：“那个给你官做？”就这样，伴随着科举制度的功名富贵观念，通过科举中人，逐渐腐蚀了整个社会风气。 　　作者抨击科举制度，是从它给社会，给人民带来了严重灾害这一角度出发的。范进考得了秀才，胡屠户就教训他说：“你如今中了相公，凡事要立起个体统来，……若是在家门口，这些做田的、扒粪的，不过是平头百姓。你若同他们拱手作揖，平起平坐，这就坏了学校规矩，连我脸上也无光了。你是个烂忠厚没用的人，所以，这些话我不得不教导你。”本来淳厚的匡超人，考得秀才，补了廪，就告诉他哥哥说：“就是那年我做了家去与娘的那件补服，若本家亲戚们请酒，就叫娘也穿起来，显得与众人不同。哥将来在家，也要叫人称呼老爷。凡事立起体统来，不可自己倒了架子。”做了秀才就要摆架子，中了举人、进士，当了乡绅或做了大官，那就更要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张静斋、刘知府、汤知县、王太守……一个个草菅人命,中饱私囊。　　作为全书序幕的第一回，作者着重描写了一位崁崎磊落的“名流”王冕。他出身贫苦，　　自学成才，以善画花卉引起了达官显贵的注意，要他作画。而他却对那些“酷虐小民”的家伙恨之入骨，不愿同流合污而毅然拒绝，逃亡在外。朱元璋建立了大明王朝后，他从“邸抄”上看到“礼部议定取士之法，三年一科，用‘五经’、‘四书’、八股文”，便对秦老说：“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即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路，都看得轻了。”并预言“一代文人有厄”！因此，当听到朝廷要征聘他时，便连夜逃往会稽山，至死不肯出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