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人物形象

论小说《白鹿原》中的人物形象 摘要：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之一,能够反映那一时期小说艺术的较高水平。这最集中反映在作品中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的塑造，而且，作者并没有简单的将这些任务划分为好与坏，他始终按照生活的逻辑，依照人物自身特有的性格和所处的特定环境来勾勒具体的人，既不人为的渲染，也不故意的拔高。这些人物都是丰满的，真实生动的。作者正是通过这些典型形象来再现真实的历史，阐释真正的生活。关键词： 陈忠实 《白鹿原》人物形象 通读《白鹿原》,整部作品充满着史诗品格。它着墨于素有“仁义村”之称的白鹿村,以白鹿原为舞台,以白、鹿两家三代人的命运变迁和相互间的人生纠葛为主线,反映出白鹿两大家族及周围各色人等祖孙三代人的恩怨纷争、灵肉交缠的人性写照。借助这个颇具史诗意韵的故事,小说深刻的凝视了凝结在上个世纪前五十年关中农人身上的民族的生存追求和文化精神,且演绎了“一个民族的秘史”,将蕴藏在这部秘史中的悲怆国史、隐秘心史和畸态性史揭示的痛快淋漓。    巴尔扎克说过“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许是因为此,作者才在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白鹿原》的扉页上以它作为题记。这也突出地说明了他写它的初衷,即通过它表现中华民族在那段时间里所经历的大痛苦和大胜利。把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命运写出来,把作者本身所感受的历史的全部痛苦和欢乐与读者交流。该书成功的刻画了一系列人物形象。    为了能更好的认识这些人物,我们政治上将他们大致分为四类:国民党一方有鹿子霖、白孝文、鹿兆海、田福贤等;共产党一方有鹿兆鹏、白灵、黑娃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超越与两党之上,有着稳定结构的农村封建宗族派,这一类人物包括白嘉轩、鹿三、朱先生、冷先生等;最后一类是不可忽视的民间形象系列,如田小娥等。这四个形象系列各自独立又错综交织,整部作品通过他们全部的个体活动,向我们展示了人的历史文化以及生命存在的文化内涵。    当然,这种政治上的划分有一定的局限性,有些人物如黑娃、鹿子霖、白孝文等都是复杂的个体,并不能简单的将他们归于哪一类,我在这里将他们做如此的划分只是为了更好的阐释这些人物,并不想表现某种政治上的分歧!   一、白嘉轩等封建宗派    在《白鹿原》的诸多人物形象中,陈忠实写的最出色最深刻最成功的是大义凛然的封建村族人物。这是《白鹿原》的独到之处, 《白鹿原》的成功主要也在于这一点上,可以说,因为有了白嘉轩、朱先生,才有了《白鹿原》。    白嘉轩是我们打开《白鹿原》时看到的第一个人物,也是《白鹿原》中的第一个主人公,他构成了作者对中国传统农业文化的全部认识。作为中国农村的一个地主,白嘉轩区别于以往文学作品中的黄世仁式的地主形象，给我们塑造的是浸润着深厚文化传统的封建族长形象。 　　作为一家之长，一族之长，白嘉轩有着许多传统美德和优良品质，有着巨大的人格力量。他勤劳，亲近大自然，热爱劳动，靠自立更生起家，又立身严谨，对穷人博施众济，对长工鹿三平等相待，对鹿子霖不计前仇，对黑娃以德报怨。这些都使他在白鹿原上树起了仁义的声望，守住了族长的位置。他整治家族家风无比权威，处理人际关系克己谅人。这一切行为在他无丝毫的矫情和伪饰，是他那种以“仁义”思想为本的人格精神的具体体现。他的这些优秀品质在现今社会，或是在将来，都是我们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虽然这些品质也无不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的深厚魅力。　　白嘉轩始终以“修身齐家”、“学为好人”为原则，他的一切活动都渗透着封建宗法观。而正是这种强烈的又明确的观念支撑着他那挺得又直又硬的腰杆。这便象征着他的人格力量，象征着几千年的古老文化。在作品的最后，他的腰杆再也挺不起来了，预示着支撑着那座封建大厦的脊梁已经倒塌。作者通过这样的一个象征意象，用一个文学中的艺术形象来阐释历史发展的某种必然性，是很值得玩味的。　　白嘉轩称得上真正的男子汉。但是，他为了维护封建传统文化精神，又不惜充当恶人。他不准黑娃、小娥进祠堂，逼迫他们搬到村外的破窑中；他下令杖责小娥；他亲手杖责并赶走了亲生儿子白孝文；又是他狠心不再认投奔革命的爱女白灵.....这些都彰显了他的铁石心肠的残酷的一面，同时，封建道德精神的凶残暴虐也在这里得到充分的体现。　　白嘉轩是一个悲剧人物。作者虽然把他塑造成了传统农业文化精神的一个多少有些理想化了的榜样，但并没有把他理念化。在白嘉轩身上，体现了人物真实的矛盾，通过这一人物形象映射更全面历史传统文化，包括正面和负面的。作者在白嘉轩人格精神的悲剧中,表现出了他对传统文化精神肯定与否定参半、赞赏与批评相间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尽管略有挽歌式的忧伤色彩,正如批判家雷达所说“......,他既在批判,又在赞赏;既在鞭挞,又在挽悼;他既看到传统文化是现代文明的路障,又对传统文化人格的魅力恋恋不舍。”    鹿三是白嘉轩的忠实追随者。他和白嘉轩是农民与地主的关系,但作者在描述这一关系时,却超越了一般的阶级关系,强调两人之间和谐动人的情谊,如白嘉轩真诚的称他为三哥。在鹿三身上作者也赋予了他许多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勤劳踏实、忠厚善良,但在他的这种性格深处,还隐藏着粗豪、勇武或者说冷硬、凶悍的一面,这一点在他闹交农时就很明显的体现出来了。因此,当他看到田小娥不仅毁了自己的儿子,还把白孝文拖进了泥水时,他变果断的一刀杀死了弱小无助的小娥,他认为这是正义的行为,是他“一生中的第二件大事”,但是,当他完成了这个“人人称快的壮举”后,却陷入了忧郁之中,不管在什么时候,小娥临死时那句“啊......大啊......”总会突然干扰他,最终使他发疯。而这时,小娥“通串”到他身上说了这样一段话:“我到了白鹿村惹了谁了?我没偷掏旁人一朵棉花,没偷扯旁人一把麦秸柴禾,没骂过一个长辈,也没有搡戳过一个娃娃,白鹿村为啥容不得我住下?我不好,我不干净,......大呀,你好狠心......”这段话一方面是小娥的真实声音，另一方面,真实的显示了鹿三在杀死小娥后的深层的意识活动,是他行凶后经常思考的。我们可以以此来推断,鹿三虽然受白嘉轩影响把礼仪廉耻作为人生信条,自然而然把小娥认定是“婊子”、“烂货”,但是在内心深处,他也对封建礼教产生质疑。他的思考反映了人性觉醒过程中呈现的迷茫状态。     朱先生这一形象是陈忠实敬仰和钦佩的典型,是我国新文学长廊中新的儒者。他是关学的最后一位传人。关学,是儒学的一个学派,它重实践,重平民。朱先生的思想核心即为民本思想,认为平民是一个国家存在的根本。他的这种民本思想在特定的环境下又使他发展成为一个真诚的爱国者。他禁烟犁毁罂粟、参与放粮赈济灾民、应约说退方巡抚数十万入陕兵、发动七老联名抗日请缨的宣言和举动,正是民本爱国思想的具体表现。他从不介入政治斗争,只有在涉及到百姓和民族利益时,才会挺身而出。他比平常人更清醒的认识社会,评价历史。    作为白鹿原中的圣人, “仁义”在朱先生身上充分的展现。他与人为善、淡泊宁静、粗茶淡饭,但这并不说明他不关心世事,他是以一种更为深广的洞察力来审视一切。所以在作品结尾部分,作者特意将其社会历史背景的下限推至到“文革”期间,叙述了造反派掘开朱先生留下的两句话:“天作孽,犹可违;人作孽,不可活”,“折腾到何日为止”。这反映了朱先生对于国共两党之争的反感,同时也体现出他推崇的仁义道德规范。他似乎早就预示到了“文革”的发生,这就显示了一种更为广阔的历史体悟。   作为一个智者, 朱先生知识结构较为全面:他能预测天气和农业的丰欠,能为人指点迷津,这些都赋予了人物的神秘色彩。但是,他又始终局限在封建的传统文化知识体系中,他坚持传统的小农经济,宣传自己的仁义思想、道德主张,想以此来改变生活。然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的这一切举措又是软弱无力的。他亲自犁毁罂粟,但是人们仍在种植;他亲自放粮赈灾,但是人们仍在挨饿,仍在灾难中挣扎;他的抗日请缨也不了了之;他的地方志也无从出版......    作者赋予了朱先生丰富的文化角色内涵:圣人、智者、预言家,而且表达了丰富的情感倾向,“白鹿原上最好的一个先生谢世了......世上再也出不了这样好的先生了”。这是对朱先生的一种赞誉和惋惜,同时也宣告了以朱先生为代表的人生哲学、人格理想的失落。既体现了作者的敬爱之情,也提出了他的不认同之处,比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的作品要显得高明。    白嘉轩、鹿三、朱先生是《白鹿原》众多人物代表了传统封建文化所孕育出来的农人、知识分子的形象。这些人物让我们承认传统文化的丰富深厚,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走出传统文化。二、黑娃、鹿兆鹏、白灵等共产党方   黑娃是《白鹿原》中又一类人物形象,是我们解读《白鹿原》的关键。整部作品中,黑娃左右着各个人物的发展,支使着整个故事的变化。即有了黑娃,有了黑娃和小娥的爱情,才有了鹿子霖乘人之危又报复白嘉轩的卑鄙之举,才有了白孝文倾家荡产,沦为乞丐,后为鹿子霖“相救”,又成为“龙钟”的慨叹结局......    黑娃是长工鹿三的长子,他从小机敏,有个性,是白鹿原上的“孩子王”。但他却不愿读书,好动、不安分的性格使得他在私塾时耐不住寂寞,将自己的方凳挪到了鹿家的方桌下。出身的低微、家境的贫寒、潜意识里的自卑使他头一次尝到冰糖和水晶饼时产生了一种美好而痛苦的悲哀,致使后来当他真的拥有一桶冰糖时,唤起的仍是贫乏的悲哀,而不是占有的幸福。作品中描写黑娃尿到冰糖上的这一情节,充分宣泄了他作为贫苦人的一种本能的仇恨。    黑娃自卑又极其的自尊。他虽从小就“知道白家对自家好却总是怯惧”,因此,当鹿三要他到白家熬活时,他以白嘉轩的腰杆挺得太直为理由拒绝,坚持到外边去打长工。这是他对传统文化的畏惧、逃避和反抗,他想摆脱这种精神上的压迫。但他的反抗是无意识的、盲目的,这种无意识、无目的贯穿他整个的人生,并最终导致了他的命运悲剧的发生。黑娃一入世便遇上了小娥,偷尝禁果之后,他便陷入了灭顶之灾。当生活刚出现好转时,又被外界的力量卷入了农民运动,通过“风搅雪” 涉足政治。接着又陷入了被追捕的厄运中。战败后,他只好上山当土匪。至此,他喊出了“堂堂白鹿村出下我一个土匪”的痛哭声。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黑娃在这一连串的转折中,他是无意识的、是“被迫的”、是痛苦的、是被扭曲的。保安团招安,他又做了保安团长,他开始寻求另一种生活,娶贤妻、拜恩师,并对自己的过去,对和小娥的爱情给予了彻底的否定。他回乡祭祖时,更表现出与白孝文的本质不同的真诚的悔过。他的这些行为都反映了他性格中的那种无意识性。正是这种无意识性,使他感到无所适从、彷徨、失落,于是希望从传统文化精神中寻求某种慰藉;也正因此,使他后期处于一种松弛状态,因而他没有感到自己的危机,最终被白孝文陷害,成为政客阴谋的牺牲品。黑娃的错误枪决,使他戏剧化的人生完成了最后一个转折。这是作家的高明之笔。“小说最忌讳不了了之,然而小说的最高境界却是了而未了。”    鹿兆鹏和白灵是共产党的代表，他们都是追求个性自由，有独立人格和思想，自觉反叛传统文化的急先锋。但是，在他们身上，也存留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些印痕，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    鹿兆鹏是最早的叛逆者。他继承了家族文化传统中冒险、求新的精神，这使得他的性格中有着与生俱来的不安分。所以，当时代的新思潮在白鹿原上涌起时，他便必然接受。他对传统文化的反叛，并不象其父那样出于个人恩怨，也不象劳苦大众那样出于压迫越深反抗越重的斗争法则，因此，他的反抗斗争就显得更加高尚，鹿兆鹏是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的力量所在。    但鹿兆鹏身上也存在着自身的弱点。他反对封建礼教，提倡婚姻自由，但自己却无法做到。他被其父三记耳光打回家完婚，又被阿爷吵闹着强制回家。这些都体现了他的软弱性。他反对封建文化，但仍受其影响，传统文化中的“尊长”思想使他无法坚定自己的立场，只能无奈的妥协。另外，在作品中，还描写了许多他的革命活动，如他回白鹿原发动了“风搅雪”等，这些运动都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早期的不成熟。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发动起广大的人民群众，而只是以“白兴儿”之类的人物为对象，显示了以农民为主的革命运动的狭隘。作者并没有细致地刻画鹿兆鹏，但通过有限的几个情节描述了一个活的人物形象，表现出了对中国革命的一种深刻的理解。     白灵是继鹿兆鹏之后的又一个叛逆者，但她不同于鹿兆鹏。白灵是白嘉轩放松传统农业文化思想灌输而产生的自由之女。作为白鹿原上最美丽的女性，作者赋予了她一种神秘的色彩，如她诞生时，她的母亲仙草似乎看到了传说中的“白鹿”，以此白嘉轩便断定她是“白鹿精魂”的化身；在她遇难时，她的家人不约而同的梦到了白鹿，梦到了白鹿的哭泣，这就更增加了白灵这一人物形象的奇异性。作者描写白灵的篇章并不多，但我们还是能发现耐人寻味的细节。在白灵入党前，她和鹿兆海以掷硬币的方式来选择自己的政党，这说明当时的革命青年在选择自己的政党时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在这偶然性中又有着某种无奈：非国即共，非共即国。而最终白灵并没有按照“指示”加入国民党，相反却坚定不移的加入了共产党，这一方面是受到共产党员鹿兆鹏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她作为女性的本能选择。女性更容易同情弱者，当时的共产党正处于劣势，所以白灵很自然的选择了共产党。     作为“白鹿精魂”的化身，作者写她就是为了写她的死。她作为白鹿的精灵，有着形象美，性格美，这样她的死便代表美的毁灭。她死时对左倾思想的痛骂，喊出了左倾思想对革命的毒害之深。在这里，作者通过这样一个人物，表现出了她对当时的现实的某种反应。     鹿兆鹏、白灵这条线在作品中并不是作为主线来加以阐述的，作者只是以一种超然局外的态度来描写这一对革命恋人。对于他们，作者虽没有象描写黑娃那样写出其本性，也没有象描写朱先生那样让他们干出几件大事，但却做到了客观的审视、评价，能够让我们从他们的经历中总结出政治斗争的经验教训，能让我们这些后来人更加客观的看待昨天、今天和明天。    陈忠实通过描写黑娃、白灵、鹿兆鹏三人的悲惨结局，并不是想暗示反叛传统文化的失败。在这里他既指出了追求新秩序、新规范和新价值的艰难和曲折，另一侧面反应了中国革命前进中所犯的左倾错误。作者对此并没有作简单的演绎，正如畅广元在与屈雅君、李凌泽的对话《负重的民族秘史》里很赞赏作家“秉笔直书的史家心态”，说“陈忠实放胆写了白灵蒙冤、黑娃屈死、白孝文得逞，把宗法制下小生产者为主要构成因子的革命所带来的历史局限，作为历史的真实活脱脱地呈现给作为读者的后来人，令其品味昨日，审度今朝，透析明天。”这是一个很有力度的判断。陈忠实在描写这些共产党人在革命事业中遭受到的一切体现了著作的价值。三、鹿子霖、白孝文等国民党方    鹿子霖虽为国民党的一员，但他并不效忠这个政权，他的一切行为都带有个人恩怨色彩。他和白嘉轩同宗同祖，却总在明争暗斗。家族血统中的冒险精神使他对于自己的宿敌白嘉轩总是主动出击的。这首先表现在社会地位的竞争上。鹿子霖对辛亥革命一无所知，但革命能给他带来好处，让他出人头地，因此，他便灵活的抓住了这一机会，做了白鹿原的“乡约”，以此来和白嘉轩的“族长”平分秋色。但是，白嘉轩发起的交农事件又很快挫败了他，于是他肆机报复。他唆使小娥引诱白孝文，致使孝文沦为乞丐；他买其地，拆其门楼，都是对付白孝文的。而以白嘉轩为代表的宗法统治是国民党统治的基础之一，所以，鹿子霖的这些行为从更深意义上说，是在挖自己政权的墙角，他充当了一个不自觉的旧时代的掘墓人。     鹿子霖对白嘉轩是处心积虑打击的。他不讲仁义，惟利是图，道貌岸然，好争权夺利。他得意时张狂，失意时便惊慌。由他的这些弱点而形成的内在精神，以这种精神来动摇白嘉轩昂然的外在形象和深厚的传统文化心理根基，必然会失败的。因此，鹿子霖最终有“天爷爷，鹿家还是弄不过白家”的悲叹。     整部作品中，鹿子霖的不齿行为昭然若揭。但是，作者并没有将这一人物简单化----恶则皆恶。如他酒后对儿媳动手动脚，但醒来后能迅速冷静下来，并及时的制止了儿媳的失检行为。但尽管如此，鹿子霖这一形象仍是卑猥和丑陋的，他最终的发疯致死也是他最好的结局！     白孝文的反叛与鹿兆鹏、白灵不同，他原是白嘉轩按照传统精神培养出来的理想的族长接班人。但是，白孝文并不象其把传统文化精神作为自己的一种内在需求。因此，当鹿子霖把他作为报复白嘉轩的工具时，他就偶然出之必然的堕落了。小娥不仅给予他肉体上的极大愉悦，还使他得到了精神上的自由。这些都是他在过去的传统文化精神生活中所无法得到的。“过去要脸就是那个怪样子，而今不要脸了就是这个样子，不要脸了就象个男人的样子了。”白孝文的这句话充分表明了他对于精神上获得自由的某种愉悦、幸福感，同时，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白嘉轩家教中传统道德文化戕害人性的一面。     白孝文的反叛并不象鹿兆鹏、白灵那样是在接受新思想后对旧社会自觉的反抗，而饱受压抑后的不自觉的爆发。他的重生是接受过死亡洗礼的，所以他的回归是表面化的。他最后的回乡祭祖，也不是向传统文化思想的忏悔，而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白孝文最终变成了一个机会主义者，一个心狠手辣、狡诈阴险的政客。从某种意义上说，不管社会如何动荡变化，白孝文这样的人将永生不灭。因为他超越了一切观念生存下去，生存的好是他的最高原则。     鹿兆海和鹿兆鹏一样也继承了家族血统中那种冒险、求新的精神，也有着独立的人格，对于自己认定的正义事业有着坚定不移的态度！他参加国民党，其中虽然有情人白灵的影响，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当时唯一的选择。这个人物，作者写的最精彩的是他的死。他作为一个正统军人，希望自己能为国家、为民族出力，这也是他当时参加国军的原因之一。因此，当他受命去打倭寇时，他是不畏牺牲的。但命运似乎和他开了个天大的玩笑，他死在了自己同胞的手中，他实际上成为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疯狂剿杀共产党的牺牲品。当他的死传回白鹿原时，人们去却把他当成了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为此还开了个隆重的追悼会。这也讽刺了当时国民党的亲日反共，表现了作者对于历史的一种评价。     在整部作品中，陈忠实对于国民党残暴的一面给予了客观的反映，如在作品中塑造的田福贤等人，但是同时，在作品中他更多的描写了国民党中的正人君子，如鹿兆海、岳维山等人。通过这样的描写，揭示了真实的历史。     陈忠实小说《白鹿原》，以朴实、深沉、写实的文笔，描写清末到解放初期陕西关中农村的社会、政治、文化等全景。刻画了一组栩栩如生的人物，真实再现当时特定环境的具体人物和社会历史，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当代文学巨著！   参考文献：[1]朱水涌．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2]费秉勋．评白嘉轩．小说评论．1993年第４期．[3]陈忠实．白鹿原.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4]白鹿原．创作漫谈. 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４期．[5]王庆生．中国当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6]陈忠实．关于白鹿原的答问．小说评论．199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