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人物解读

陈忠实的《白鹿原》是一部深深扎根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向人们展示民族性格与民族灵魂的神功之作,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突出的位置，堪称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夜空中闪耀的明星，在中国小说史上闪烁着独特的光彩。白鹿原做为清末民初解放前夕中国历史的见证,可以视为民族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从政治文化角度看,其社会结构有以田福贤、岳维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势力,有以鹿兆鹏、白灵为代表的共产党革命力量,有以鹿兆谦(黑娃),大姆指为代表的农民土匪武装。从民间文化角度看,有以白嘉轩、鹿子霖为代表的宗法家族团体,有以朱先生为代表的白鹿原的精神领袖。阶级矛盾、家族纷争、利欲情欲的角逐,相互融汇交织,构成白鹿原半个多世纪的“民族秘史”。[1]作为一部“立足农村叩询我们民族生存的历史”长篇巨制，作家陈忠实用自己独特的理解去观照人生，观照中华民族的生存状态，用丰富的想象和旺盛的活力勾勒出一幅幅20世纪上半叶中原乡镇的风云画面，从一定程度上说，不仅为中国文坛也为世界文坛的人物画廊增添了人物形象，例如白嘉轩、朱先生、田小娥等等。  《白鹿原》里的人物形象是接近圆满的，这些人物形象都活在一个封建传统文化占主要地位的年代，这也是个历史大变革的时代。他们的悲喜苦乐在这个历史大变革的时代中浮沉，他们所遭遇的，所感受的都和这些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以人物为叙述中心，从人物生活境遇的变迁来展示历史的变化。它不像《青春之歌》那样人物刻画如此扁平以致于失去了人本身的情欲，脱离了现实。恶的就是恶的，善的就永远是善的，这样大大减轻了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使读者不能接受其真实性，甚至有可能产生厌恶之感。而作家陈忠实对人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善于从多角度去描绘一个人，给读者一种独特的立体感。这种感觉的由来完全是出于作者的精心构造，以及读者的再升华，再创造。一、仁义的硬汉子——白嘉轩  《白鹿原》中的白嘉轩是一个富有文化价值的人物。他的一生，是实践儒家思想的一生，即“仁义至上”。儒家学说及其追随者们认为：一个人做到了仁和义，自然就实现了人生的价值。具体而言，“仁”的品格是爱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义”的品格是指人的行为合乎法度、身份、伦理规范，“义及宜也”，“人之正路也”，具体是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仁义”可以说是儒家思想高高悬起的理想的人格，人格的理想。同时，这也是陈忠实在小说中一直致力于高高悬起的所在。白嘉轩，一个身上浸润着浓厚的封建情致的族长；一个既有着对生活的特殊见解，又有着关中汉子惯有的坚毅与朴实的乡绅；一个散发勃勃生命力的血性男儿，在他身上古老的文化散发出巨大的力量。他的生存轨迹透露了仁义存则价值存，仁义灭则价值灭的思想观念。白嘉轩家具有“淳厚的祖德”,这一“祖德”的核心即是“仁义”二字。自白嘉轩上推六代的先人白修身,在凭借辛勤劳动而还清债务置买了少许土地后,给每家送去自己地里打下的第一茬麦子蒸出的白馍,以回报幼年讨饭身处绝境时周济过他的乡亲的馈赠之恩,使那些未曾接济他的人“更加感动以至羞愧”,其意即在乡里树立“仁义”的道德精神。因而白家具有仁义的门风,“白家老几辈都是仁义居家”。白嘉轩的父亲白秉德老汉从来不打骂雇工,绝不克扣雇工工钱,“他和长工在同一个铜盆里洗脸坐一张桌子用餐”,[3] 在他家做过工的人都和他成为“交谊甚笃的朋友”。长工鹿三的父亲“在白家干了一辈子,连失牙摆嘴的事也没有一回”“白家是仁义的”。[3]白秉德“出面掏钱为鹿三连订带娶办了婚事”。[3]春播的时候,必是让鹿三套上牲口先把他家的二亩地耕了。每年打下的第一场麦子,必是先付鹿三的工价。秉德老汉临终前仍不忘叮嘱嘉轩“看待好老三”[3]白嘉轩与鹿三情同手足,从来以“三哥”相称,他们同吃饭同劳动,时常同炕同被睡在鹿三看管牲畜的马号。在白家遭受土匪抢劫损失巨大,而嘉轩又被土匪打折了腰,且他心里明知是鹿三长子黑娃所为,又接颗粒无收的连年大旱,牲畜也卖掉的饥荒年月,各家纷纷辞退长工以减轻负担的情况下,白嘉轩动情地挽留鹿三:“天杀人人不能自杀。年馑大心也就要大。年馑大心要小就更遭罪了。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我吃稠的你吃稠的,我吃稀的你也吃稀的;万一有一天断了顿揭不开锅了,咱弟兄们出门要饭搭个伙结个伴儿。”[3] 字字句句感人肺腑，无不体现了一个“仁”字，一个“义”字。    白嘉轩把两个儿子随鹿三步行七天从山里换回的第一批粮食,全部送到鹿三家,解其饥荒。白嘉轩还嘱咐自己的儿子,如果自己“走”在鹿三之前,必须要“照看好你三伯”,他和鹿三的交好是“真义交”，这种“义交”不止限于经济关系,更体现于人格的尊重和平等。白家“自来”把鹿三当做自家人待,又请鹿三做嘉轩女儿白灵的“干大”,结为干亲。一些处理重要大事的家庭会议也要请鹿三出席,征询他的意见。这位诚实、自尊、勤恳、本份的长工是白家“非正式的却是不可或缺的成员”。他对白嘉轩从来直呼其名,除去本份劳作之外,对于白家的晚辈同样具有教育的权力,在得知白孝文与小娥发生偷情关系后,他抬手就猛抽白孝文耳光,训斥他“羞了先人了”。白家和雇工的关系,不是主仆关系,而是各尽其职的东伙关系,是在坎坷的人生中共同劳作,相互尊重,情感愈深,从而进入互助共生层次的谐调关系。连接他们关系的纽带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核心——“仁义”。    白家始终过着勤俭的生活,男人起早贪黑干农活,女人操持家务纺线织布。孩子稍稍长大,白嘉轩就坚决要求母亲断掉他们吃零食的习惯,说:“人说‘财东家惯骡马,穷汉家惯娃娃’。咱们家是骡马娃娃都不兴娇惯。”[3]在大饥荒年月,他家并没到要断粮的程度,但他仍让孩子们随鹿三步行往返七天去山里换粮食, 三子孝义刚进街门就扑通一声坐在地上。白嘉轩看着“双唇燥起一层黑色的干皮,嘴角淤着干涸的血垢,眼睛深深地陷下去了,抚着血泡摞着血泡的脚片痛不可支”[3]的儿子,却“快活地逗儿子说：‘三娃子你这下知道啥叫粮食了吗?’”[3]白嘉轩教育子女珍惜粮食,反映了传统的节俭意识,体现了儒家倡导的“节用而爱人”的思想。　　　　　　　　　　　　　　    悠久的农业文明培养了中国人浓厚的恋土恋家意识,他们对土地具有特别执著的浓厚感情。土地是农耕者的生活来源,是农民的命根子,他们“最熟悉的可能不是自己的手掌而是他们的土地”。[2]所以中国农民非到万不得已绝不出卖自己的土地,“踢房卖地”向来被认为是可耻的事。白孝文后来陷入“美人计”走向堕落的泥潭,把分得的家产踢光卖净沦为乞丐时,贺家坊大户贺耀祖将其“请”入家中赐与饭食,充当教育子女的活教材:“你们今日个看见师傅了。我专门把这个好师傅请进门来给你们开开眼,白嘉轩在咱原上算是头一个仁义忠厚之人还是保不定要出败家子儿。你们没见过败家子今日个就见上了,你们要学败家子他可是个好师傅……。”[3] 可见,“变卖祖先业产是不肖子孙”,将在周围“十里八村的村民中留落下败家子的可耻名声”,“那些被厄运击倒的人”大多“宁可拉枣棍子出门讨饭也不卖地”。[2]正因为如此,白嘉轩对于那些并非因自身堕落的原因而被迫出卖土地的人家表现出极大的同情,在价格上也表现出宽厚的姿态。一个小伙子,因父亲赌博输光了家当一去不归,想卖给白嘉轩半亩土地,白嘉轩“爽快地说:‘你去寻个中人就行了。你想要多少我给多少,要粮食也可’在中人传递了地价后,白嘉轩当即说：‘可以,要棉花也可以，你朝中人开个口我连回话都不讲，再加三斗。’”[3]这种豁达仁义的慈心善举受到村民的赞颂。后来一位李寡妇经中人卖给白嘉轩六分土地,白嘉轩慷慨地说:“孤儿寡母,甭说卖地,就是周济给三斗五斗也是应该的。加上五斗!”[3]表现了同情贫弱的仁义心肠。    白嘉轩继任族长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发起兴办学堂的“义举”。教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地位极尊,作用极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学说兴起于民间办学,儒家精神注重教育,倡导“富而后教”。两千年来,在儒学注重教化的传统熏陶下,由执政者至民间富户都对兴办教育给予多方面的鼓励和大力扶植,形成兴学重教的良好传统。因此“学而优则仕”“耕读传家”,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白嘉轩不仅送自己的孩子上学读书,而且“推己及人”,动员长工鹿三送其儿子黑娃上学读书接受教育。他对贫穷人家不仅没有丝毫歧视,反而认为:“穷汉生状元,富家多纨绔。”对黑娃寄以极大的希望:“日后黑娃真的把书念成了,弄个七品五品的,我也脸上光彩哩!”[3]他不仅从道理上劝说鹿三,而且还从经济上为其解决实际困难,腾出部分田地种植牲畜草料,以减轻黑娃的劳动,并且为黑娃交付学费,提供文具。既体现了白嘉轩“己欲立而立人”捐资助学的良好品德,也说明捐资助学在我国具有久远的历史传统，同时也反映了深深地植根于民众之中的“仁义”品德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及其意义。    仁义观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仁义观的救危济贫不是无原则的施舍。当白鹿村出现因赌博和吸毒而倾家荡产的现象时,白嘉轩命令赢家如数退还不义之财。派人接回破产家庭沦为乞丐的妻女,提议用族产周济他们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但同时对造成家庭破产的责任者进行严厉的族规惩罚:手上有毛病的赌徒就命其把手伸进开水锅里“给他治手”,毛病出在嘴上的就往嘴里灌大粪“给他治嘴”。[3]惩恶劝善，周济与感化教育和族规惩罚并举,以求达到“治病救人”的最佳效果。长子白孝文堕落为五毒俱全的败家子,白嘉轩将其分出另过以后,仍把两个孙子接到家中吃饭,后来又同意孝文媳妇也过来吃饭(虽已无法挽救其生命),表现了同情和仁义。但是,他拒绝借给白孝文粮食,用他的话说,就是:“周济也得周济那号好人,像他那号败家子,早饿死了早让人眼目清闲。”[3]体现了“君子周急不济富”的传统思想(白孝文在分家另过以后,如果痛改前非,回归勤俭持家轨道,也仍然是小康生活的富裕户)。“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白嘉轩同情正常情况下的贫穷人家,甚至对于败家子的家属也深表同情,尽可能地接济他们,使他们恢复正常生活。对那些不务正业堕落人生的败家子,他深恶痛绝。但同时,如果他们表示悔过,也仍然给他们以出路且尽力给予帮助。对于族规处罚后仍不改悔的白孝文,他是绝不同情的,和鹿三的态度完全一致。熬了一辈子长工的三老汉认为:这种“放着正道不走走邪路,摆着高桌低凳的席面你不坐,偏要钻到桌子底下啃骨头”“把人活成了狗”[3]还“不后愧”的败家子,不如“拔一根毛勒死”算了,“还活啥人哩”！可见,“仁者爱人”,爱的是好人;仁者“恶人”,恶的是坏人。憎恶死不改悔堕落人生的恶人,是中国老百姓的传统意识,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爱憎观念。   “仁”,是占中国传统文化主流地位的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仁”建立在“亲亲”基点之上,“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知仁行仁”的道德意识推延至社会,形成了评判是非善恶仁政恶政的标准。白嘉轩一生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内省、自励、慎独、仁爱之中，监视着每一个可能破坏道德秩序和礼俗规范的行为，自觉地捍卫着宗法文化的神圣。控制他的人格核心的东西，始终如一的是那“仁义”二字。“做人”，是他毕生的追求。“麦草事件”中，于情急中长工鹿三代他出头，他大为感动，那评价是这样一句话：“三哥，你是人！”[3]这个评价也是他自己的心迹表露。他未必受过系统的儒家教育，但他对儒家精神文化精义的领悟和身体力行，真是活学活用，无与伦比。他淡薄自守，“愿自耕自种自食，不愿也不去做官”一生不放弃劳动。他的慎独精神仿佛是天生的，说“天行事不在旁人知道不知道，而在自家知道不知道。”[6]他的心理素质的强韧，精神纪律的一丝不苟，确实让人惊叹。他犹如一个逆历史潮流而行的舟子，一个悲剧英雄，要凭着自身的最后活力坚持到最后一息。正是这种精神力量，使他享有桃李无言的威望。     仁义,蕴含于渭北高原水深厚土之中,是百朝圣地滋润民人的雨露,是大多数白鹿原民共同的精神追求,是千古不朽的儒家学说滋养中华民族的丰富的精神食粮。可以说，以“仁义”为核心,以“修己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为人生价值之体现的儒家思想孕育了白鹿原淳厚的民风。[5]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儒家学说到了白嘉轩这一代已呈现没落趋势，渐渐出现“夕阳无限好，只怜近黄昏”的凄凉。[4]黑娃的落草为寇，白孝文的风流事，鹿子霖的荒唐，席卷白鹿原的饥荒、瘟疫和战争，以及整个中国的大风暴，都是为了催毁白嘉轩们“太直太硬”的腰板和“神像”般的脸。尤其是结尾处白孝文不动声色地处决黑娃，给每个人的内心都留下了巨大的惊悸……但白嘉轩还是拼命地维护这种“仁义”儒学。三媳不育，不惜拿长工娃“借种”，便是本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儒家伦理；把女儿百灵锁在屋里任其哭喊而不让去城里上学，也是本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儒家哲理。和其他旧事物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一样，也如同舞台上演戏时中枪后晃半天才能倒下一样，白嘉轩和他所推崇的儒学也在做最后的垂死挣扎。二、神乎其神的现代“诸葛亮”——朱先生    朱先生这一形象是作家陈忠实带着敬仰和钦佩之情塑造出来的，在我国新文学长廊中还从未出现过这样一位独特的儒者。从文章的开头到结尾他给人留下的印象都是神乎其神的现代“诸葛亮”，赋予了人物种种传奇色彩，在他身上有着一种先知先觉者的功能，如对白鹿图象的判定、对白灵之死的预测、及生前对自己临终后的安葬与时代变幻的吻合等等。同时在他身上也展示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道德情操。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受传统文化影响最直接最纯粹的一部分人——具有独特的群体人格，而朱先生则是这种人格的集中体现。他作为儒家思想的代言人，大有圣人之风气，能卜会卦，聪明绝顶，才高八斗，传道授业。他有着渊博的学问，也有着坚定的信念。无论这个世界怎么变他都始终坚持着"为人民服务"的信念。他继承了先人的优秀文化，同时并不像白嘉轩那样恪守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在他住进白鹿书院的那一刻，亲自动手将大殿里塑下的四位神像推倒，此举不仅寓意着“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他原本就是众人心中的“神”，新一代的“神”现世，那么，旧的事物自然也随之消亡。在这里也包含了他重视学识不信神佛的理念，从他那句“不读圣贤书，只知点蜡烧香，怕是越磕头头越昏了！”[3]便可窥见一斑。    朱先生是个神话了的圣人，一个具有纯洁心灵的圣人，一个集正直、博学、雅致于一身的关中大儒，他是关学的最后一位传人。关学，是儒家的一个学派，它重实践，重伦理，重平民。陶行知说过，“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朱先生不走仕途而主持教学，为的是将关中学派传扬给后人，但最重要的便是教育那些后辈如何学做一个真正的人，帮助他们学习在道德层面上的判断，恰如他在回复方巡抚的信中所说“孺子愿学为好人”[3]那样，进而授业解惑。在他的教学生涯中，最引以为豪的就是将黑娃由一个粗俗不驯的匪人教化成一个已具儒雅气度的好人。黑娃是他所教的最后一个弟子，他为其写下“学为好人”的题字，并悉心教导，他曾对妻子朱白氏由衷说道：“没料到我最好的弟子是个土匪！”[3]由此可以看出，他是民族文化所铸造的楷模，具有深远的人格力量。    朱先生的思想核心即为民本思想，认为平民是一个国家存在的根本。他的这种民本思想在特定的环境下又使他发展成为一个真诚的爱国者。他的应约说退方巡抚数十万入陕清兵，就是这种民本爱国思想的具体体现。在革命军同清廷残余军队发生冲突，剑拔弩张两军对垒时，朱先生受革命军张总督之邀劝退清兵。他不坐差官备好的汽车，徒步赶往总督府，并且笑着谢绝张总督为其准备的十二名经过特种训练的卫士，一身布衣一只褡裢一把油伞只身进入清兵阵营。他用剩菜倒进褡裢内瓦罐的举动和“顺时利世”的一番说词诉明了战事若起百姓必遭涂炭，而挑起者将落千古骂名的后果。这样一来，清军罢兵回归，而三秦父老也免遭了屠城之灾。他不动用官差提供的任何便利是为了不与当朝政府扯上关系，说明他有远避名利的清高；他冒险斥劝兵士，是为了千万百姓的安危。他从不介入风云变幻的政治斗争，只有在涉及到百姓和民族的利益时，才会义无反顾的挺身而出。因此，他能比平常人更清醒的认识社会，评价历史，成为历史的见证人。    朱先生作为白鹿原的圣人，他的“仁义”主张是非常饱满的。他从来都是与人为善的，他追求的是一种淡泊宁静，粗茶淡饭式的生活，但这并不表示他不关心世事，他只是以一种更为深广的洞察力来审视这一切。所以在作品的尾声部分，作者特意将其社会历史背景的下限推至到“文革”期间，叙述了造反派掘开朱先生的坟墓后看到的只是朱先生留下的两句话：“天作孽，犹可违；人作孽，不可活”，“折腾到何日为止”。[3]这两句话反映了朱先生晚年对于国共两党之争的反感，同时也传递出了他所推崇的那种仁义道德规范。他似乎早就预示到了“文革”的发生，这就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一种更为广阔的历史教训和人生体悟。    朱先生作为一个智者，他的知识结构是较为全面的。他能预测天气和农业的丰欠，能为人指点迷津去寻找失物，这些都使他的一生留下了数不清的奇闻异事，赋予了他某种神秘的色彩。但是，他又始终局限在封建的传统文化知识体系中，他坚持传统的小农经济，宣传自己的仁义思想、道德主张，想以此来改变白鹿原的生活。然而作为一个没有权利的知识分子，他的这一切举措对这个现实社会的干预又都是软弱无力的。他亲自犁毁罂粟，但人们仍在种植鸦片；他亲自放粮赈灾，但人们仍在挨饿，仍在灾难中挣扎；他的抗日请缨也只能不了了之；甚至于他的地方志编好后也无从出版…… 　  《商君书》中写道，“圣人不法古，不修今。圣人知必然之理，必为之时势。”朱先生不是个墨守成规的文人。当白鹿书院的生员们纷纷离开书院到城里投考新式学校时，他镇静而平和地接受这个事实，及至余下寥寥几人时，他催促他们离去后就关闭了书院，并且他自嘲自己是“陶钵”——只能鉴古，无益今人。所以，在经过深思熟虑后，他决定重修滋水县县志。县志印证着岁月和历史，编篡县志是一项卷帙浩繁的庞大工程，需要披阅历代旧志，质疑问难，订正谬误，删繁补缺，踏访民间，工作很是细密和严谨，而且需要有不畏强权，公正客观的精神。当他知道自己大限将至时，将书院的一棵柏树作为代价将县志编印出来，算是了却最后一件心事。县志凝聚着他和其他编篡者多年的心血，是滋水县最新资料的集结，而在他眼中，“滋水县境秦岭的挺拔陡峭巍然耸立是山中的伟丈夫”、“白鹿原平实敦厚，坦荡如砥，是大丈夫的胸襟”、“滋水川道刚柔相济，是自信自尊的女子”…… [3]从这里可以充分看出他深爱着这片土地。    陈忠实在塑造朱先生这一形象时，不仅赋予了他丰富的文化角色内涵：圣人、智者、预言家，而且表达了丰富的情感倾向，在为朱先生送葬的路上，滋水河川沿途五十多里几十个大小村庄的村民一齐守候在路旁村口，烛光纸焰连成一片河溪，成为原上原下亘古未见的送灵仪式。由此可见，朱先生在乡民心目中有着无与伦比的尊祟地位。“白鹿原上最好的一个先生谢世了……世上再也出不了这样好的先生了”。[3]这是对朱先生的一种赞誉和惋惜，同时也宣告了以朱先生为代表的人生哲学、人格理想的历史性失落。   《白鹿原》通过朱先生重构了儒家文化精神。在这位大儒身上我们看到了儒家文化超越时空的精神价值，他是儒家思想的代言人，他的影响力就是儒学的影响力。三、白鹿精灵的化身——白灵    白鹿精灵是一种“人”“神”一体的神灵。它是人性的化身，神性仅仅是它的外壳。它体现的是人性中的“善”、“正义”、“美好”的一面。白灵者，白鹿精灵是也，她是白鹿精灵的直接化身，是白鹿精灵直接化为人事的体现。她长得美丽动人，纯洁可爱，拥有白鹿精灵的种种美德，她正义善良富有同情心。她也有新生的思想，对生活充满热情，勇于追求真理和爱情。在她身上作者所要体现的不仅仅是一种景致，一种幻影，一种梦境，一种象征，更是一种理想，一种精神，一种愿望，一种现实。    白灵是白嘉轩放松传统农业文化思想灌输而产生的自由之女。母亲生她时“头顶有一声清脆的鸟叫”，“一只百灵子正在庭院的梧桐树上叫着”，[3]这种神秘感注定这个女儿来到人世间不同凡响。她从小就有反叛意识,不缠足，要与男孩子一样上学念书，白鹿原的人们觉得“这个女子怎么不像个女子”。而她的老师徐先生却惊奇地发现她十分灵聪，几乎是过目不忘，一遍成诵。她接受新学，纯真的心里极少有封建礼教的阴影。在城里读书时，遇上军阀混战,竟然去抬死人埋死人。而她一跃成为彻底的反叛者，实际上是从对爱情的美好幻想开始的。把握自己的爱情实际上开始了反抗父亲的行为。她从城里抬完死人回来，白嘉轩把她锁在家里，准备正月初三把她嫁出去，媒人早已上门定下日子了。白灵嘴巴对着门缝吼：“王家要抬就来抬走我的尸首。”[3]然后用撅头在墙上挖开一个窟窿逃走了，并在墙上留下了一行字“谁敢阻挡国民革命就把他踏倒!” [3]如果说她的这次出走是对爱情有了第一次自由纯洁的选择,那么她和鹿兆海的相爱以至分手就已经超出了冲破封建文化束缚的范畴，更接近于人性的彻底解放。    白灵作为“五四”新文化影响下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女性形象，确切的说应该是叛逆的女性形象，她的反抗已经上升到自觉阶段的反抗。她作为一个先觉者，勇敢地与他父亲代表的封建传统文化作斗争，勇敢地和一切阻碍国民革命的人斗争。接受新式教育，主动积极地参加革命活动，具有了先进思想的指导，具有了更加坚决的反抗精神和更多的同仁志士，因而她是最坚定的反抗者，最彻底的革命者。她对事业非常执著坚定，在革命工作中白灵显示出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特别是在地下工作的时候，在白色恐怖之下，毅然承担了许多情报的接送工作。在自己的同伴一个又一个被扔进城市的某一处枯井的时候，她没有退缩，没有背叛，反而更加勇敢更加坚定。但是这样给她带来许多痛苦，首先是与最疼爱自己的父亲反目，接着是与兆海爱情的破灭，再就是革命运动的失败，被迫转移，身怀六甲却要四处逃难，有家不能归，过着流浪的生活，到最后到了根据地，以自己最大的热情和才华给根据地带来欢乐和笑容的时候，等待她的不是光明的前途，不是理想的实现，而是被自己的同志活埋。她的死是令人悲痛的，一切的言语都无法形容这种悲痛，白灵的死亡悲剧甚至比鹿兆鹏媳妇、田小娥的死亡更令人深思。    白灵一个地主阶级的千金，一个受了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一个对待革命坚定不移，清醒反抗的革命勇士，她一方面反抗着家庭反抗着社会，另一方面却在经历着悲剧的人生，最后被自己的同伴所杀。如果说白鹿原是一个鏊子，“不走出去就永远没有出息”那么白灵逃出了白鹿原，但是她还是没有逃出人生的悲剧。这就说明在当时的社会里，不单是白鹿原上是一个鏊子，而当时的整个社会都是一个大鏊子，不管身在何处，不管你的地位，名誉，性别，思想信仰都要被这个动荡的社会蹂躏，都要经历无奈和痛苦。     白灵作为“白鹿精魂”的化身，作者写她也许就是为了写她的死。她作为白鹿的精灵，有着形象美，性格美，这样，她的死便代表着美的毁灭。纵观白灵的一生,很难找到她个人的过失、甚至性格上的缺陷。但她最后却成为共产党内部斗争的牺牲品，没有人需要为她的死负责，只在20年后给她家的门上挂一块“革命烈士”的牌子就算给她盖棺论定了。完美的毁灭总是给人以强烈的震撼，惟其如此，她命运才更具悲剧性、更值得反省。四、“潘金莲”式的悲剧人物——田小娥    田小娥从一个追求爱情向封建社会挑战的人物变成了一个为追求性及生存的可怜虫。小娥一开始出场时作者安排她勾引黑娃，有点象水浒中的潘金莲。但小娥的生活要比潘金莲凄惨许多，也许用现代人的眼光看，一个女人把依靠男人作为一生的命运无疑是非常愚蠢的选择。但是，在小说《白鹿原》中，寻找一个可靠的男人依附却是一个女人毋庸嘲笑的全部愿望。小娥就是这样一个以寻求男人来依靠作为全部命运的女人。　小娥出身于秀才之家，父母之命嫁与大财东郭举人做二房，因忍受不住大房媳妇的欺辱、财东的鄙弃和欲望的纠葛和长工黑娃偷情。被休掉后，这个女人不计较名分，不计较贫富跟随黑娃回到白鹿村屈居烂窑为生。这是小娥的第一次命运的依靠。黑娃农运失败被迫逃亡，小娥忍受着村人的鄙视和浪子的骚扰一人在原上艰苦度日。后来，乡保所鹿子霖借搭救黑娃的缘由上了小娥的炕，无依无靠的这个女人发出“我而今只有你一个亲人一个靠守”的呼唤。其后，因为遭受光棍狗蛋的骚扰，小娥被作为淫乱男女在祠堂遭受了刺刷的鞭挞，族长白嘉轩这一举动，激起小娥的对白家的仇恨。鹿子霖出于对白嘉轩的嫉妒，怂恿小娥去勾引白嘉轩的儿子，族长白孝文。在一场一波三折的勾引过程中，小娥从内心里对这个“穿上裤子就行，脱了裤子就不行”并且令她在祠堂饱受屈辱的可怜男人产生好感。她最初希望通过勾引白孝文达到报复白嘉轩的目的转为作为一个女人再次寻求一个依靠。等到白孝文家破人亡沿街行乞，小娥的依靠自然倒塌，在一个深夜被黑娃的父亲鹿三用锃亮的飞镖扎死，从而终于结束了自己一生对依靠的追寻。　　小娥的一生，其实是一个女人寻求依靠和被依靠不断背弃的一生。她所追寻的依靠不同于普通女人对一个男人的依靠，而是通过依靠黑娃、鹿子霖、白孝文三个人，来展示她三次追寻依靠并必然失败的命运。黑娃是一个长工，她对黑娃的依靠，无疑是对劳动的依靠，在那个社会背景下，劳动是维持生命的最基本方式。这次依靠随着黑娃的逃亡而不了了之。等到鹿子霖上了小娥的炕之后，这个女人从对劳动的依靠转为对财富的依靠，结果证明，对财富的依靠的结局不过是为代表财富的鹿子霖所玩弄。她依靠白孝文的时候，白孝文是整个家族的族长，是整个家族权威的代表，小娥从对财富的依靠转为对权力的依靠后，仍然未能摆脱被依靠背弃的命运，白孝文最终家破人亡，流落街头沿街行乞，小娥的依靠终于在一个深夜被一枚飞镖结束。　　作为一个普通的女人，小娥没有多少要求，她只需要象正常人一样有自己的房屋、有自己的土地、有自己的丈夫和孩子，日出而做，日落而息，守着自己的丈夫和孩子普普通通地度过平凡的一生足以。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平凡的愿望，小娥在那个女人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的时代，犹如海市蜃楼一般可望而不可及，她所有的命运无不在男权的支配下，并与男权做着一次又一次的抗争。先是遵从父命嫁与他人，所做的便是在女人那活里“每日放置三个干枣子”, [3]第二日供郭举人空腹吃下。这个时候，小娥的抗争举动，就是把所有的枣子抛入尿盆里，“他吃的是用我的尿泡下的枣。”[3]这是小娥对命运的第一次抗争。随后，小娥和黑娃的偷情，既是小娥对命运的第二波抗争，同时也是她陷入男权的第二次苦难，她被父亲急于摆脱羞辱嫁给黑娃。第三次，鹿子霖借口搭救黑娃上了她的炕，控制她命运的依然是男人。第四次，她在勾引白孝文的过程中，所作所为不过是被另一个男人所控制。直到她被鹿三杀死，掌握她命运的仍然是男人。在这中间，她被白嘉轩的族威所迫，无法象正常的媳妇一样进入祠堂拜祭列祖列宗。并且，却因光棍的骚扰遭受了族规的严厉惩罚。这一切，无不印证了她作为一个女人，无法摆脱被男权控制的命运。在她看来，原以为嫁与黑娃便是自己寻求依靠的最终结局，孰料，命运却向她一步步张开血盆大口。　　面对如此的命运，小娥除了抗争之外别无选择。面对郭举人的男权，她愤怒地要黑娃流下的精液抹在枣子上“让那个老不死的吃去”。面对白嘉轩的族威，她把勾引白孝文作为报复并抗争的关键。然而，她所有的抗争，最终都未能摆脱被一枚飞镖结束。但是，小娥难能做到的，就是在她生前所无法实现的命运，她死后依然继续不懈抗争。她引来了瘟疫，令整个原上一片恐怖。她的鬼魂附体到鹿三身上，说出了自己的委屈，“我到白鹿村惹了谁了？我没偷掏旁人一朵棉花，也没扯旁人一把麦秸柴禾，我没骂过一个长辈人，也没推搡过一个娃娃，白鹿村为啥容不得我住下？我不好，我不干净，说到底我是个婊子。可黑娃不嫌弃我，我跟黑娃过日月。村子里住不成，我跟黑娃搬到村外烂窑里住。族长不准俺进祠堂，俺也就不敢去了，咋么着还不容让俺呢？” [3]小娥一番控诉，原本就是她对自己命运的控诉，更是她对控制她的男权的控诉。她不知道，容不下她的倒不是这个社会，而是这个男权社会之下女人的命运，她代表了在那个社会上无数的女性，和无数女性的归属。最终，她发誓，如果不能让自己得到公平的处置，她将引来瘟疫让这个原上的生灵死光灭绝，这是一个悲愤的女人对整个男权社会最刻骨的诅咒了。　　小娥在命运的抗争中，也曾有过最辉煌的战果，她成为妇女主任，坐在戏台上看田福贤被群众斗来斗去。不过，这种辉煌昙花一现，很快她就给自己的政治命运寻找了一个无知的借口。同时也被政治作为牺牲品遗留在原上迅速地被抛弃。 　　在整篇小说中，小娥鬼魂附体鹿三那段，无疑是她整个命运中最酣畅的时刻，权威在她的捉弄之下狼狈不堪无以应对，她几乎就要胜利了，村民迫于瘟疫已经开始商量给她修庙。不过，女权最终没有战胜男权，她还是被所谓代表正义的白嘉轩给镇压了，大火烧光了她鬼魂俯身的地域，甚至被修了六角塔压住，永世不得翻身。这个时候，小娥对命运的抗争，在那个时刻犹如一座大厦轰然倒塌。命运是什么？命运是人力根本无法扭转的趋势。在那个男权当道的社会，女性基本毫无命运可言。一个女性所有的意义，不过是传宗接代，养儿育女，被男人“日”来“日”去。小结    陈忠实在《白鹿原》中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通过这一系列人物形象让我们深深感受到的是历史文化与人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白嘉轩是书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他的品质与人格折射出了他所代表的传统儒家文化层面；朱先生则是一个象征,一个历史的象征,一个精神领袖，作为圣人、作为作者理想人格化身出现的道德完人；田小娥是书中最值得人们同情的女性形象,她的悲剧命运反映了人的本质追求与残酷的文化环境之间激烈的矛盾冲突；白灵是一个新时期叛逆的女性形象，她的死代表着美的毁灭，也说明了在社会革命过程中斗争的残酷和牺牲的巨大，具有代表性,但其个体的命运在历史前进的潮流中却又显得微不足道。整部作品突破了政治、阶级斗争的局限,深刻把握和写出了传统文化在农民心理深层的积淀,展示了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人性冲突。    从《白鹿原》这部作品整体构架上看,该作品展现的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社会转型与跃进的时期,而这种社会的转型与跃进又意味着一种文化的转型与跃进。这一转型,是东西文化第一次在中国大地上激烈碰撞的结果。在这一转型期,人们遇到的种种人生问题便在新的视野中展现了出来,在精神追求、价值取向、人生意义等方面都遇到了种种困难从而陷入了尴尬之地。这种尴尬,大而言之,是文化发生着自身历史性的嬗变,在此嬗变之中,个体的文化身份受到激烈的冲击和挑战,造成个体价值的失落与迷茫。而任何一种文化,其基础总是一整套具有历史传承性的自明的真理性的价值体系。任何一个社会人,总是一个文化人。即,该个体往往被其生存于其中的文化所占有,而理所当然地自觉信仰并遵守着该文化的种种价值观念。当异质文化融入时,多元化的局面必然造成多种价值系统冲突。个体面对必然的文化选择与认同必然造成价值的失落与迷茫,甚至酿成种种生存的悲剧。    今天,当代中国人和《白鹿原》所展现的历史时期的中国人一样,正处于这样一种社会转型与文化转型时期,他们面临的精神痛苦有着同型同构之处。作者正是以他的作品历史地演绎着当代人的生存问题。这一生存问题,从大处着眼,首要的是在东西文化的交融与碰撞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问题。在《白鹿原》中,主人公白嘉轩的命运可以解读为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现实中的命运之象征。白嘉轩作为一位农民,忠实地实践着儒家文化的价值信仰,他以仁义为本,学为好人，作为族长,他处变不惊,面对种种艰难险恶的处境都不放弃其仁爱保民的立身立德的原则,在暴力与邪恶诱惑面前坚韧地守护着自己文化人格的崇高与神圣。作者以他的人生经历,在历史变迁的风云中,既演绎了中国传统文化如何能使一个个体走向崇高与伟大，又展现了在大奸大恶面前这种文化守护的无奈与无力。    那麽，中国传统文化是否还具有其现实价值?文化的现实价值意味着一种文化的现实命运，在作品里,作者展现了一个基本的文化圈以描绘中国文化的精神。其中,朱先生是儒家文化的思考者和传播者,并在乱世之中忠实地毕其一生地实践着儒家文化的价值之路,他以思想家的深度评判历史人生,用自己的言行影响着周围的人。白嘉轩就是在朱先生的教导下形成自己的人生哲学和治理家族的乡约民规的,由此形成一个儒家文化价值主导的小社会。在这个小社会里，田小娥是“恶之花”，而白嘉轩的女儿白灵则是“善之灵”，深刻地表现了作者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双重态度和情感，渗透着对传统文化现代命运的深层思考。陈忠实认为，“封建文化封建文明与皇族贵妃们的胭脂水洗脚水一起排到宫墙外的土地上，这块土地接纳文明容纳污浊”。[6]的确，影响着白鹿原人的传统文化有着双重的力量，在维系社会，提升人的道德与人格等诸多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传统文化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压抑了人们的欲望，甚至成为了戕杀人性的武器。人是社会文化中的人，永远无法回避历史与传统。    作者以自己独到而犀利的笔触生动地展现了从封建制度解体到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这一历史转型时期关中大地上的众生相.回溯到这一段历史中去,情与理、爱与恨、伦理与人性、执著与背叛以及传统与变革等种种对立与冲突,在历史的变迁中把中国儒家文化的崇高与悲壮表现得淋漓尽致。揭示了这一动荡时期生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老百姓原生态的精神世界,立体化地展现了普普通通的中国人心灵和精神上的追求、苦闷、执着与呐喊,刻画了一系列活生生的内蕴深厚的人物形象,并把他们的命运置于历史的大裂变中去展现、去挖掘,揭示了中国文化精神所塑造的一批批汉子和女子在历史风云中不屈不竭的生命激情,让我们深深感受到我们民族生存之坚韧与伟大、感受到中国文化之悲壮与雄奇!就是这群象泥土一般朴实的人凭着一股执著与坚韧,谱写出一曲曲人生悲剧,不仅具有历史的厚度和人性的深度,而且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关注的正是当代人的精神迷惘和人生苦闷,是和处于改革开放大潮中的我们心中久已回响的种种疑问进行的一种潜对话。     总之，在白鹿原上，不管是仁义者还上邪恶者，不管是有文化的还是没文化的，不管是坚定勇敢者还上犹豫怯弱者，不管是积极入世还是消极避世的都无法摆脱悲剧的命运。我们再一次看到《白鹿原》这部厚重的历史题材小说，反映着一个民族厚重的历史文化在社会前进中所产生的种种矛盾。作者通过一系列的人物的描写，把中国传统文化在走近它末路的时期，依然给社会带来的巨大破坏力，也使人们看到，要改变一个落后的社会的艰难和代价。使读者再一次从中领略到一个拥有五千年文化的古国在古老的传统文化对人性的种种压抑与迫害，这无疑是现代文学史上对悲剧精神的一次深刻的体验，它把痛苦和挣扎展示给每一位读者，揭示出他们的悲剧命运的根源所在，这对于过去、现在和将来人们在对待传统文化问题的认识上具有深远的意义。黑娃这个人在小说《白鹿原》中的存在，是客观且必然的。他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在这个使命里，追求进步追求自新的他，人格和形象在岁月的洗礼中从盲目懵懂渐渐清晰渐渐明朗。在他的身上，自始至终就有着一种反抗意识，狭隘的个人主义有，民族大义也有。他的成长历程，既复杂，又自然而然。人性的复杂性，在他成长的复杂历程中，很难用善恶好坏这四个字简单地说清楚，没有绝对的善，亦没有绝对的恶，善恶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而往往只是一念之间。任何一个鲜活的人物，他的形象都不是简单的黑白分明，善恶绝对。黑娃从小就害怕白嘉轩。白嘉轩太威严，太正义，他的眼里揉不进一粒沙子，他的脸总让黑娃想起庙里的神像。在他幼小的心里，白嘉轩是“令人敬畏的白嘉轩。”最重要的是他的腰挺得太直太硬，这让黑娃从小就产生一种难以名状的压迫感。 黑娃知道白嘉轩对自家的好，白嘉轩让他念书是让他知书识理，可他天生就有反骨，性子野不喜欢读书。这种天生的反骨自小就让他懵懂地产生自己和白嘉轩的不平等感觉以及那原始的朦胧地反抗意识。他甚至和白孝文和白孝武兄弟坐在一个方桌上念书都能从白家兄弟身上看到白嘉轩神像似的脸。这种压力成为他成长中挥抹不去的心理障碍。很快，他选择了敬而远之，从白家兄弟的方桌上搬到了鹿兆鹏兄弟的方桌上。他从鹿兆鹏兄弟甚至在他们父亲身上却看到了一种随和亲切，和他们在一起，他才有着平等自在的感觉。 没有读下书来的黑娃命里注定遇到了田小娥。这个最初身份是郭举人小妾的女人，勾引了做了自己家长工的黑娃并因此被郭举人休掉成为没人愿意要的“烂货”。父亲像用锨铲除拉在院庭里的一泡狗屎一样急切地想把她打发掉。黑娃不顾世俗偏见，没有顾惜入不得祠堂拜不得祖宗，和家庭决裂接纳了她。两人搬进了村东头的那孔破窑洞里。他第一次用自己沉默地反抗捍卫了自己的婚姻。 一天，加入共产党的鹿兆鹏找到了黑娃。两个同是在婚姻上反抗的地位身份不同的人，一个成功了，一个屈服了。屈服了的鹿兆鹏慷慨激昂地对黑娃说：“你――黑娃，是白鹿村头一个冲破封建枷锁实行婚姻自主的人。你不管封建礼教那一套，顶住了宗族族法的压迫，实现了婚姻自由，太了不起太伟大了！”接着鹿兆鹏又对他说：“国民革命的目的就是要革除封建统治，实现民主自由，其中包括婚姻自由……”黑娃第一次接受了新潮思想的洗礼，仍然有些惊恐地瞪大眼睛听着的他恍然大悟，他被兆鹏的话感动了，小时候在学堂里的那种亲切感时隔多年又一次真真切切地回来了。这种亲切感让他无条件地信任并崇拜鹿兆鹏，他觉得他说的话在理，这种无条件的信任让他不管听懂听不懂鹿兆鹏的话都愿意听从他的安排跟着他做任何事情。 黑娃朦胧的潜意识亦或是一直存在于土壤里，遇到适宜的气候和水份，他的这种潜在的朦胧的意识便会像土里的种子破土发芽并茁壮成长。亦或他的这种意识是原上枯黄的野草，只待星星之火，便可燎原。鹿兆鹏正是做为一个火种，将其潜在朦胧的意识点燃的人。烧粮台，参加农讲所，回到白鹿村宣扬革命道理，黑娃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农协风暴，铡了奸污人妻的老和尚和碗客。他的革命没有明确的目的性，尽管盲目，尽管带有一定的狭隘的个人主义，但他却在这种豪情万丈的思想下成长了自己的自尊自信。 农协失败后，他在鹿兆鹏的介绍引导下，离开田小娥，远走他乡投靠了习旅长，成为一名真正的出色的革命战士。习旅长牺牲后，他在逃亡中遇到了土匪大拇指，成了土匪二当家。和大拇指在一起的日子，他讲义气，重情义，心狠手辣地打家劫舍，对大拇指忠心不二。他的盲目性，决定了他的一切行为只能受限于别人的指引和领导下，但他始终完善不了自己，始终不能形成自己的思想，他的心理障碍依然清楚明白地存在――那就是白嘉轩挺得又直又硬的腰。那个心理障碍在他的心里就像一个突兀的大坑， 一直等待他填平。他憎恨他的腰，他憎恨他和白嘉轩的不平等，这个念头从小到现在，时时刻刻噬咬着他的心，并且从朦胧中变得越来越清明，他必须将这个坑填平，他必须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碍。终于他将自己的心理障碍除掉，白嘉轩的腰再也直不起来了。 白孝文阴狠地毒死了土匪大当家大拇指，又成功拉拢了黑娃归顺了他的保安团。尽管他们走的路不同，但命运却使这两个不是一条路上的人又走到了一起。弟兄们全部编为新成立的炮营，黑娃被任命为营长。  黑娃随后完成了他的第二回婚事。田小娥已死去。他说，我需得寻个识书达理的人来管管我。他在无比痛苦无比纠结的心情下完成大婚。“他戴着红花跨上红马，随着乐队出发迎亲的时候心跳如兔，以致看见岳丈老秀才斯文的举止，忽然想起小娥父亲羞于见人的面孔，那也是一位识书达理的老秀才；黑娃跟随彩饰的花轿在欢乐悠扬的乐曲中回程的时候，忽然想到在渭北那个武举人家攀树翻墙与小娥偷情的情景；黑娃领着新娘走进大门又走进洞房的时候，猛烈爆炸的雷子炮和串子炮使他血液沸腾，即使在这样热烈嘈杂的场合里，脑子里仍然闪出和小娥走进村头窑洞时的情景……他觉得自己十分别扭，十分空虚，十分畏怯，十分卑劣，他想不起以往任何一件壮举能使自己心头树起自信与骄傲，而潮水般一波又一波漫过的尽是污血与浊水，与小娥见不得人的偷情以及在山寨与黑白牡丹的龌龊勾当，完全使他陷入自责、懊悔的境地……他鼓起勇气说：‘娘子，你知道不知道我以前不是人，我是个……’方桌对面的新娘子急促而冷静地声音截住了他的话：‘我只说从今往后，不说今日以前。’黑娃听了浑身颤抖，呜地哭出一声……”此时，他真正告别了与田小娥的感情，告别了昨天，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 这次大婚，让黑娃彻底脱胎换骨，他在这种极度痛苦极度纠结的心情下化茧为蝶，完成了他人格的蜕变。他的思想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婚后不久，他对妻子说：“我从今日开始念书。”黑娃又问：“晚不晚？现在才想起念书怕是迟了？”妻子说：“圣人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念书没有晚不晚迟不迟的事。” 黑娃用白嘉轩为他取的学名鹿兆谦正式拜朱先生为师，他对朱先生说：“兆谦闯荡半生，混账半生，糊涂半生，现在想念书求知活得明白，做个好人。”黑娃每日起借着蒙蒙的晨曦舞剑，然后坐下诵读《论语》，每隔十天半月去一趟白鹿书院，向朱先生诵背之后再说自己体味的道理。朱先生感慨不已：“别人是先趸下学问再出去闯世事，你是闯过了世事才来求学问；别人趸下学问为发财为升官，你才是真个求学问为修身为做人的。”黑娃谦然地说：“我学一点就做到一点，为的再不做混账事。”朱先生慨叹：想不到我的弟子中真求学问的竟是个土匪坯子！ “黑娃真正开始了自觉的脱胎换骨的修身，几近残忍地摈弃了原来的一些坏习气，强硬地迫使自己接受并养成一个好人所应具备的素质，中国古代先圣先贤们的镂骨铭心的哲理，一层一层自外至里陶冶着这个桀骜不驯的土匪坯子。”过去的保安团丁在县城是人人害怕的老虎，经过黑娃的整顿，保安团在县城居民中的形象发生了鲜明的变化。 黑娃在朱先生的亲自陪同下以布衣学士的身份回乡祭祖。白鹿村以最高规格的迎宾仪式，白嘉轩亲自在门口迎接几乎没有先例。黑娃走进祠堂跪下，声泪俱下……白嘉轩声音威严豁朗慈祥地亲手把红绸披挂到黑娃肩头。 黑娃的人格，自此才得到完善完美。从一个盲目无知的农民，从一个憎恨白嘉轩的腰太直的朦胧反抗意识的无知幼童，从一个作恶多端的土匪，从一个为国民党效劳的保安团营长，一层一层自外到里脱胎换骨成长为一个真正求学问修身的学士，从一个狭隘的个人主义成长为一个以民族大义为念的新人。他不再盲目，他不再糊涂做人，他已经成为一个完美的清明的好人。 黑娃在鹿兆鹏的策动下，毫不犹豫地起义。他说服了二营营长焦卫国，两人不谋而合。大势已去，白孝文和黑娃他们站在了一起起义。起义后第三天，黑娃看到一张《群众日报》上贺龙签名的一则表彰滋水县保安团起义的电讯，下面是白孝文写给贺龙关于率领一营起义的致敬信。新中国成立不久，白孝文被任命为滋水县县长，鹿兆谦被任命为副县长。多半年后，黑娃在他的办公室里被逮捕。为了保全自己，为了继续往上爬，白孝文给黑娃安了三条罪状，最后将他押到白鹿村执行死刑。起义时，黑娃将国民党人岳维山和田福贤抓获，此时，他却与这两个自己抓获的敌人立场不明地一起站在白鹿村的戏台上，等待枪毙，他感到一种路行尽头的悲凉。黑娃微微低垂着头，胸脯里憋闷难抑，转过身急嘟嘟地对坐在主席台正中的白孝文说：“我不能跟他俩一路挨枪，请你把我单独执行，我只求你这一件事！”没有人搭理他。白嘉轩一反常态地参加了这个声势浩大的集会。他浑身涌起巨大的力量，一下子挤到台前。黑娃瞅见他的一瞬垂下头去，一滴一滴清亮的泪珠儿掉下来。 白孝文又一次以阴毒的手段出卖了黑娃，残忍地将和他一起长大的黑娃杀害。白嘉轩突然明白自己换地换来的风水宝地却成全了如今高高在上的自己的儿子白孝文。 这就是说不清的命运。这就是说不清的人性。不是善恶分明，不是仁义了，正义了，就有个好下场。复杂的人性。不能预知的命运。朝闻道夕死可矣。谁又能说，黑娃这一生活得不值呢。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