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的《白鹿原》

陈忠实的《白鹿原》一、作者简介陈忠实(1942一)，出生于陕西西安东郊灞桥区蒋村，1962年9月至1964年8月，在西安郊区毛西安公社将村小学任教，1964年9月一1968年7月，在西安郊区毛西公社农业中学任教11968年12月至1978年7月，在西安郊区毛西公社工作，1978年7月至1980年3月，任西安郊区文化馆副馆长，1980年3月至1982年11月，任西安市灞桥区文化局副局长兼文化馆副馆长，1982年11月以来，在陕西作家协会工作，1985年任副主席，1995年任主席1965年初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79年以来发表中篇小说9部，短篇小说80余篇，还有报告文学、散文等，主要创作体裁为小说，散文。陈忠实是中国西部文坛代表作家之一。其9部作品获全国及各大刊物奖。长篇小说《白鹿原》获茅盾文学奖。二、情节概述白鹿村的族长白嘉轩自从以两亩天字号水田换了白鹿显现的鹿子霖的那块地后，第七房妻子便好好活了下来，从此人财两旺。张总督反正，清巡抚逃走，后又带人马反扑，白嘉轩的姐夫朱先生为张总督做说客，使关中百姓免遭涂炭。清帝退位，鹿子霖被任为乡约，下令收印章税，激起民愤，白嘉轩发动“交农壮举”。鹿子霖的儿子兆鹏，兆海进西安新式学堂后，白鹿书院的学生们也纷纷进城，朱先生便关了书院，重修县志。白嘉轩的儿子孝文、孝武也回了家。白嘉轩的女儿白灵加入了共产党，而上了军校的恋人兆海却加入了国民党。白灵接受了一项特殊的任务：给一个同志做太太。不想此人竟是令自己牵肠挂肚的兆鹏。两人假戏真做，投身到革命事业中。后来白灵死于清党。兆海战死在中条山，长工鹿三之子黑娃做了土匪，起了内乱，孝文趁机请他下山新建炮营。黑娃明里跟国民党，却暗中为游击队办了许多好事，在兆鹏的配合下，逼孝文起义，解放县城．白孝文当了县长，黑娃当了副县长。然而，半年后，黑娃却以杀害共产党的罪名被抓。鹿于霖被民兵押到台下去陪斗，看着处死黑娃等人的情景，疯了。在此之前，一代大儒朱先生平静地死去，白鹿原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三、作品赏析《白鹿原》写出了中国社会复杂的阶级关系、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但它又超越了传统的阶级分析的窠臼，写出了生活与人性的复杂性，具有“史诗”的意义。《白鹿原》所描写的生活在时间跨度上由晚清至新中国建立大约50年。这50年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为曲折的岁月之一。中国社会在这期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的各种矛盾和斗争之复杂，之剧烈都是空前的。在这些矛盾和斗争中，阶级矛盾和斗争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但非常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把阶级斗争简单化，绝对化，而是把阶级斗争放在民族历史文化的大环境之中，反映出各种矛盾和斗争的纠葛，斗争也不仅仅围绕着阶级阵营而展开，更多地是围绕着诸如生存、权力、财产、荣誉、道德，理想等展开的，这些内容可以归结为人性与文化的范畴，有着更丰富的内涵。《白鹿原》所着力揭示的“民族秘史”，就是民族文化渊源的水下冰山．而“仁义白鹿村”恰恰带有浓郁的“礼义之邦”的象征意味。对白、鹿家族来说，“仁义”、“耕读传家”、“学为好人” 的家族纲纪，不仅是白嘉轩的人生信条和立身行事之本，更是其家族存在和延续的生命力之源，一种生生不息的”本分·精神意志：作家也是把它作为我们民族文化精神特性的集中体现而予以正面张扬的。小说对民族传统文化精义的叙述和张扬，主要是通过对一种文化人格的塑造来完成的。这种文化人格的具体化、对象化的过程，就是白嘉轩，朱先生等形象性格逐渐清晰浮现的过程．也可以说，作家在对这些艺术对象的精神世界的揭秘和描述中，充溢着一种对圣贤文化及其圣贤文化所造就的理想人格的景仰和向往。朱先生是传统文化精华的集中体现者。他能清醒地对自己进行角色定位，以传承文明，拯治精神、安顿灵魂为己任，拒绝为官。因此，讲学．治学便成了他生命的主旋律。饱受儒家文化浸染的朱先生推祟的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信条，所以他又关心着白鹿书院以外的风风雨雨，关注着百姓生灵的疾苦盛衰。于是，在他的生命历程中，便有了只身却敌，禁种鸦片、赈济灾民等壮举。他那博大而磊落的胸襟和“铁肩担道义”式的豪气令人感佩不已。人，当他想着完成心中的大事以了却心愿实现理想的时候，他就会把个人的利益乃至生命置之度外，无私而后无畏，无畏而后无挡，无挡而后成事，成事而后显示人格力量，强大的人格力量又支撑了光彩夺目的形象。朱先生一生所完成的大小业绩还充分体现了他的睿智和开明。不相信迷信，却能“算卦”，而“算卦”背后却是在总揽大局下依照具体情况作客观分析和准确判断。他对剪发、放足的赞赏态度则冲出了传统文化的束缚，散发着开明思想，创新思想的芬芳，全然清除了陈腐之气。他宁可栖身白鹿书院而不愿混迹官场，一方面体现了他异常高洁的品行，扬弃了儒家文化所倡导的“读书做官”的世俗信条，另一方面又与自我选择、自我定位、自我实现等颇具现代意味的观念息息相通。面对白孝文和鹿兆鹏的你死我活、国共两党及其党内的“窝里斗”，朱先生几乎是束手无策，内心充斥着无奈和悲凉，深感读书人的力量之微薄。所以在他的晚年，曾对黑娃说：我都不读书丁，你还读什-么书?96把读到的十分之一用到实际中去就很不错了。在朱先生临近生命终点时，把老伴喊成妈。这貌似不经意的轻轻一笔，进出的却是彻骨的悲凉。作者陈忠实对朱先生似乎也满怀沉醉和赞赏之情，所以小说对朱先生的“仙逝”作了真切而具体的描述。显然，作者把朱先生当成了白鹿的化身。而白嘉轩人格精神的完善，就是首先得益于圣贤文化义理的洗礼。他曾有过难称仁义之举的行为(如为了得到梦中的风水坟地而让鹿家父子及所有当事人都落人他的圈套)，也做过难配“学为好人”之名的事情(如与鹿家为了六分水地而打斗诉讼)，但在官赐“仁义白鹿村’之碑之后，更得’圣人”朱先生“为富思仁兼重义”的点拨，从而促成了白嘉轩人格精神的完善化。他修词堂，建学堂，广施软化，营造白鹿村“友好和谐欢乐的气氛”，为了乡民利益而主谋鸡毛传帖，“交农”抗税，惩罚鸦片烟鬼和赌徒，整肃族规纲纪，大旱求雨而甘当“马角”等。正是由于白嘉轩谨遵“耕读传家”、“学为好人”的文化信念，使得他即使在急剧动荡的年月也能充分表现出自信、自尊、务实的精神风貌。比如他虽是“风搅雪’的受害者，但决不参与复仇行动，反而为农协会员们求情，尤其在家族冲突，派系复仇愈演愈烈之时，这种文化人格更显示出其独有的价值和辉煌；他不为利禄官位所诱惑，不为强权暴政所屈服，不被他人飞短流长所左右，不随政治风向而摇摆。白嘉轩的正气和大义，来自于他的文化人格意志，其理想文化人格的形成，基于深厚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作品通过白嘉轩这样一个文化人格理想的化身和楷模，完成了探究民族秘史、透视传统文化神髓的创作意图。 传统文化精髓对理想人格的塑造，同样反映在家族后辈乃至不肖子孙身上。具有典型意义的例子是黑娃。他在结束了自己的土匪生涯后，虔诚拜师念书，“求学问为修身为做人”。由此，“黑娃真正开始了自觉的脱胎换骨的修身，几乎残忍地摈弃了原来的一切坏习气，强硬地迫使自己接受并养成一个好人所应具备的素质，中国古代先圣先贤们的镂骨铬心的哲理，—层—层自外至里陶冶着这个桀骜不驯的土匪胚子·。在这里，小说以对黑娃修身做人、脱胎换骨的画龙点睛般的书写，树起了一座’圣贤文化神话’的纪念碑。这种表达深深打上了当时社会文化思潮的烙印，带有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过分的美化。但《白鹿原》的确在艺术上达到了相当的成就，一定程度上遮盖了思想上的一厢情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