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中年白鹿原受戒

《人到中年》作品赏析《人到中年》就是谌容将触觉深入知识分子领域，以探索知识分子“生活的意义”的成功尝试。由此，也引发了对于人性与人道的思考。作品以主人公突发的病情为经线，以主人公二十年来的生活为纬线，成功地塑造了陆文婷这个含辛茹苦、默默奉献的中年知识分子的形象。作者谌容的贡献，就在于发现了这种人物，并在艺术作品中展开对她的描写，揭示出蕴藏的意义。作者的艺术功力，就在于她善于从容易被忽略的生活现象中，发现不容易忽略的内容，从普通到近于平淡的事情中，提炼出并不普通、并不平淡的问题，从而使读者在她的启示下，能够对周围的生活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作者对陆文婷的描写，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落墨的，一方面是她的事业，一方面是她的家庭生活。在她同一代的知识分子中，陆文婷是事业心很强的一个。这与她“家庭出身不好”，从小孤苦伶仃，不曾有过欢乐的童年有关系。她没有幻想过飞来的爱情，也没有幻想过越出常人的幸福。在医学院时，“她把青春慷慨地奉献给一堂接一堂的课程，一次接一次的考试”，“爱情似乎与她无缘”，一离开学校，她就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了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钻研自己的业务，在医学科学的大山上一步一步向上攀登。为了事业，她甘心情愿地接受了“修道院”一般的苛刻要求：二十四小时呆在医院，四年之内不结婚。为了医学上的成就，她恨不得加倍地献出自己的时间和青春。在已经不算很年轻的28岁上，才迎接了迟到的爱情。在科学的道路上，本来就充满了艰难险阻，尤其在中国，在陆文婷离开学校之后的那一个历史时期，除了科学本身的艰难险阻外，她又被扣上“修正主义苗子”、“白专道路”一类的政治帽子。她在这种不利的环境中，医道上取得了精湛的造诣，成了这个以眼科而闻名全国的医院在眼科手术上的第一把刀。同行们都称赞她的医术“真漂亮”!关于陆文婷作为一个医生的道德情操，作者这样写道：“眼科大夫的威望全在刀上。一把刀能给人以光明，一把刀也能陷入于黑暗。像陆文婷这样的大夫，虽然无职无权，无名无位，然而，她手中救人的刀，就是无声的权威。”这不仅是评价她的医道，更重要的是评价她的人格。陆大夫手里的无声的刀，就是她人格的象征。它的光芒和权威，既不淹没于各种愚妄的偏见，也不随政治潮流的涨落而沉浮。她眼里看到的是一个个病人的眼睛，而不是仪表官职。她不计较自己在别人眼中的身价，她想到的是：“我是医生!”作者用十三、十四、十五三个整节，来描绘陆文婷一个上午的三例手术：焦成思的切除白内障，王小嫚的斜眼手术矫正，张老汉的角膜移植。这是许多类似的工作日中的一个，作者既写了她技术的炉火纯青，更着眼于她内心世界的刻画。焦成思在手术的关键时刻想咳，切开的巩膜只得缝上，然后又打开，通过这一偶然出现的情况的处理，表现出陆文婷的沉着和耐心；从一根手术针的选择、保存和使用上，批评了器械护士，则是表现她在技术上一丝不苟的严格精神；给王小嫂做思想工作，说明“陆文婷不仅是一位手术医生，而且是一个溺爱孩子的妈妈，甚至是一名幼儿园的阿姨”；她忍着极度的疲惫，和大病暴发前的肉体的痛苦，用顽强的精神力量，支撑着做完最后一例手术，缝好最后一针，这就勾划了一个在太平年月的白衣战士的形象，一个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者的形象。但是作者并没有夸大这一位女性的形象，因而没有浓墨重彩作这方面的渲染，甚至人物的外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她身形瘦小、纤弱，也并不十分美丽。然而，作者写出了她的坚强，写出了“她总是用瘦削的双肩，默默地承受着生活中各种突然的袭击和经常的折磨，没有怨言，没有怯懦，也没有气馁”。她丈夫傅家杰佩服地称赞她说：“你是个很坚强的女人。”他并不知道像姜亚芬称赞她的，“我也明白，你是用多么坚强的毅力抵抗着那些袭来的石子，走着自己生活的路”。因为陆文婷嘱咐姜亚芬“这种事，你别告诉傅家杰，他自己的事就够烦的了”。多么非凡的坚强毅力!写出了她的坚强毅力，也就写出了这个人物的性格力量，写出了她内在的英雄气质。陆文婷在秦波这样的人面前显得有些孤傲、冷漠，而对于张大爷这样的劳动人民，对于王小嫚这样普通的孩子，却是主动热情，相处自然、融洽，令人觉得这个人物可敬又可亲，这个形象既生动又深刻。 作者通过对于陆文婷的恋爱和家庭生活的描写，充分展现了她作为情人、妻子、母亲——这个女性另一方面精神的美。她同傅家杰的恋爱和结合，可以说是以诗为媒的诗意的结合。她在人世间经历了二十八个春天，与爱情无缘。迟到的爱情是以不可抗拒的力量突然袭击而来的。傅家杰是用裴多菲的动人诗句打开了她的心房的。她不懂诗，也很少念诗，因为她认为眼科是手术科，一针一线都严格得很，不能有半点幻想。傅家杰却说：“不，你的工作就是一首最美的诗。你使千千万万人重见光明……”她懂得了诗和科学的关系，工作上遇到了真正的知音。他们都对各自和对方的事业有了诗意的认识和了解，他们之间的爱情是建立在这种诗意的基础上的。裴多菲的动人诗句，像他们共同生活道路上的进行曲一样，一直鼓励着他们在生活的激流中伴游，在荒林中做窝呜叫，在废墟中亲密地攀援上升。当陆文婷在垂危之际，傅家杰又用同样的诗句唤起她最美好的回忆，唤起她生的欲望和勇气。她是个贤妻，为了让丈夫把每天工作的八小时变成十六小时，早日出成果，建议丈夫搬到研究所去住，两个孩子，一大堆家务，由她自己来承担。她还风趣地说：“你就放心吧!我能挑起这副担子，你的儿子不会饿肚子，你的女儿不会受委屈。”在垂危之际，她对丈夫念念不忘的嘱咐就是满足孩子们的要求：“给园园……，买一双白球鞋……给佳佳，扎，扎小辫儿……”，不论是做父母的或是做子女的，每个读者读到这里都不会不鼻酸、心颤，一方面为这种慈母的深情感动，另一方面也为她因公忘私、舍己救人的精神感动。陆文婷在爱情和家庭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品德、情操，与她在工作上表现出来的高尚品质、负责态度相映生辉，相得益彰，成为浑然一体的一个女性的丰满形象。与陆文婷形成强烈反差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秦波———“一个马列主义老太太”。秦波是小说中第二个成功的形象。陆文婷这个形象是作者从生活的隐蔽深处发掘出来的。秦波这样的人物倒是经常在某些场合相遇。她的革命服装和她服装下的精神并不完全一致。她用革命的词藻乔装打扮起来，混在老一代革命者队伍中，不容易辨认。作者从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把她捕捉于纸上，用精细入微，惟妙惟肖，又入木三分的笔力，勾勒出她的形象，透视出她的灵魂，给予了她一个非常恰当的典型的讽刺绰号：一个马列主义老太太。秦波已经不大像一个革命干部，而更像一个官太太．革命的资历，成了她理所当然、根深蒂固的优越感。革命词汇、成语、套话成了她显示身分，结交关系，索取个人特权与私利的手段。“我的同志哟”成了她虚伪的口头禅。到医院看病，要在宽敞明亮的院长办公室接待她；动手术，要点名挑选最权威的医师；手术前要求组织专门的医疗小组，制订专门的医疗方案，要求医院的领导和主治医生几乎是用具体的办法保证百分之百的安全等等。这一系列特殊的过分的甚至难以达到的要求，在她看来都是天经地义的。她根本不会、也不可能想到，就在她拿这些过分的要求，慢条斯理地缠着心急如焚的陆文婷，使她难以脱身的时候，候诊室里多少病人正在排着长长的队，等着陆大夫叫号。对于医生陆文婷的百般挑剔，简直像奴隶主挑选一个奴隶，从学历到资历，从政治条件到身体的健康状况，几乎到了不顾别人尊严，使人感到侮辱的地步。作者对这个人物并没有集中地刻画，分别在故事进展的不同场面中勾勒了她，主要是通过她圆滑含蕴的措词，拐弯抹角的试探，和颜悦色中的威胁，革命词藻下的冷酷，揭示出一个掩饰在革命面纱下面正在丧失革命精神的发霉的灵魂．作者对秦波这个人物的鞭挞，主要是通过人物自己的言语来完成的，没有用漫画式的夸张，也没有任何有意的丑化。作者用在这个人物身上最重的针砭和讽刺，不过是这么两句“她接触过各式各样的病人，感到最难缠的就是一些高干夫人”，再就是医生孙逸民奉送给她的绰号：一个马列主义老太太．这种鞭挞，其实是近于鞭策的善意的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这种善意的鞭策，反而令人痛心。因为人民已经看到秦波不是个别孤立的人，她身上的那种气息已经散布在我们的政治空气中。出于对革命者的感情，人们还仅仅是给予温情的讥讽，期待着纠正，这不更令人痛心吗?秦波这个形象对于她所概括的某些人来说，应该成为一面促人猛醒的镜子。秦波这个人物，作者“主要是通过她圆滑含蕴的措词，拐弯抹角的试探，和颜悦色中的威胁，革命词藻下的冷酷，揭示出一个掩饰在革命面纱下面正在丧失革命精神的发霉的灵魂”。《人到中年》在艺术表现上非常新颖、独特，不同凡响，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作者善于借鉴并创造性地运用“意识流”手法。作者在《编辑和我》一文中说，她在这篇小说中采用“那种颠颠倒倒、虚虚实实的写法”，是试图“在中篇小说的结构方式上作一些突破”。小说开篇就把仰卧在病床上、处于病危昏迷状态中的眼科女大夫陆文婷推到读者面前，一下子紧紧揪住了读者的心。然后，作者通过陆文婷昏迷中的意识活动，通过在病房护理或探望她的亲人、朋友、同事、领导的言谈、举止、表情与回忆，从不同侧面和角度，将陆大夫对待事业、工作、爱情和家庭的 态度与感情，将她生活经历中最动人的部分，一桩桩、一件件、一个画面一个画面地映现出来，使读者清晰地看到陆文婷丰富的精神世界。作者打破了中国历代小说大都按人物活动发展的时空顺序结构故事的传统写法，既写人物眼前的实况，又写人物的回忆、联想、想象与幻觉，以人物的心理意识活动为中心来布局情节，展开画面，表现性格，塑造人物形象，使读者感到非常亲切、自然、朴实、新鲜动人，别开生面。可以说，这是一个失去了独立人格的变态的知识分子，他得人性被理想和事业异化了，他成了理想和事业的奴隶，他只是一架工作机器，而不是人。通过这一形象，作者血淋淋地揭示出人性被扭曲人性被异化的严峻现实，激发人们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深沉思考。《人道中年》则从不为人们重视的精神领域探索十年动乱所造成得人们的个性扭曲，尖锐地提出了人的价值问题，即人为什么只在作为一种有用的工具时，才会得到社会的尊重？秦波对陆文婷态度的变化就是随着“陆大夫是一件极有效用的工具”这个结论产生的，没有有人为改善他的环境做些什么，也没有人为他能尽到作母亲的责任做些什么，陆文婷受到重视，是因为他是医生，是工具，而作为人，她被完全遗忘了，只有当生命垂危，其作为工具的效用即将失去时，才有了一番为恢复他价值而进行的紧张抢救，这里，作者从社会角度表现出社会对个体生命的压抑和扼杀，无疑，比初发期的作品是深刻的，但是，尽管谌容在作品中描写的是具有献身精神的中年知识分子的家庭悲剧，但我们读这篇小说，并没有被那种浓重的悲剧情调所湮没`感到生存的沮丧和绝望，我们在领略了深切的悲剧人生之后，还能体味到几许生的曙光，生的安慰，生的寄托，使悲剧人生溶入一种橘黄色的温馨——这就是作家在展示悲剧人生的同时，有执意赋予了人生一种淡淡的诗化和审美意识，有意识地把人生诗化和审美化，在悲伤情调中灌注了充盈的暖流。《白鹿原》《白鹿原》的特异而深刻之处，表现在将社会政治从前台推向后台，作为一种历史的背景加以叙述，而将笔墨的重心放在了最具有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意义的家族、宗法观念这一特殊视点上，写出了中国家族的历史变迁。白、鹿两姓，本为同一宗祖，后来发生了分化，成为两个家族。几十年间，两姓为争夺家族的统治权，进行了多次较量。家族之间的争斗具有了深刻的文化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味；一方面，家族争斗打上了中国政治斗争的特殊烙印；一方面，它揭示出中国近现代社会动荡中的宗法家族观念及其表现形态。这部作品最为人们称道的是它的文化底蕴。作品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把握，显然是以儒家文化及其实践为正宗，抓住了儒家文化的精魂——仁义，也非常准确地把握了儒家文化的实践性格——温雅、宽厚、正直、刚强等。作家将这种文化与历史紧密结合在一起，透过一个个具体而实在的生命体，揭示出了中国历史的文化心理结构，或者说是螃蟹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演化的历史过程。对生命的关注，也是《白鹿原》历史厚重感的一个重要表现。可以说，《白鹿原》所描写的中国历史也是一部生命史，一部生命悲剧的历史。作品中任何一个人物的结局，都是一个伟大生命的终结，“他们背负着那么沉重的压力，历经了那么多欢乐与灾难而未能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死亡的悲哀远远超出了诞生的无意识哭叫”（陈忠实：，《关于〈白鹿原〉的答问》）。小娥的悲剧给人以震撼，使人们读到了儒家文化传统中的劣根性。小娥虽死于公公之手，但实质上是儒家文化的代表者朱先生和实践者白嘉轩生命文化延伸的结果。在作品中，人们也看到了传统文化的残酷性，特别是在作品的“开篇”中，白嘉轩先后六房女人死去所透出的文化信息和生命信息，正集中说明了传统文化的强大，以及由此浸泡过的强大生命力对于别的生命的扼杀。这正体现出作家对儒家文化不露声色的冷峻批判。白嘉轩、黑娃、朱先生、小娥、鹿子霖等人物形象的塑造，为《白鹿原》增添了艺术的光彩。从总体上说，《白鹿原》坚持了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一、 白嘉轩是这部作品塑造得最为成功的艺术形象，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他是儒家文化的理想化身。作为白鹿村的族长，他恪守祖上的遗训，遵守耕读持家、修身养性、仁义宽厚、一德报怨、宽待仇家的处世原则，为人正直刚强，有一幅永不弯曲的腰板，在众多的生活打击下，始终站在世人面前，连死六妻也没有击垮他的信念。他对长工鹿三的关心，绝无虚情假意，而是出自本性所表现出的仁义。他和鹿三本是主仆，但他却视鹿三亲如兄弟。作为一族之长，他为人公正，不徇私情，族里的任何人违犯了祖上的宗法，他都必然给予严厉的惩治。他的儿子白孝文与小娥发生了性关系，被视为大逆不道，有辱祖上的脸面，他照样在祠堂里严惩，并把他赶出家门。这中间自然有其亲情的痛苦，但是，在家族和个人之间，他别无选择。在灾难面前，在家族和族人的利益受到侵害威胁时，他表现出无畏的精神。天大旱，为了乞求上苍降雨，他忍受了极度的痛苦，做了别人不敢做的事情，甚至进行了自残式的祈祷。赋税过重，他又挺身而出，率民抗税。这些都表现了浓厚的农耕文化传统培养出来的文化人格力量，由此他赢得了亲人和乡人的敬重。他一生自然也是勤俭持家，从不浪费。但是，他也表现出为了生存的狡诈，如种植鸦片发横财、卖地换地等。白嘉轩形象的意义，不仅在于他的身上表现出的生命意志和一种邪不压正的精神力量，而且在于向人们揭示出传统文化强大而顽强的生命力，进而透出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现代生活和现代生命的潜在的、顽强的影响力，同时也揭示出中国社会、文化心理结构变换的艰难性。二、神乎其神的现代“诸葛亮”——朱先生陈忠实在塑造朱先生这一形象时，不仅赋予了他丰富的文化角色内涵：圣人、智者、预言家，而且表达了丰富的情感倾向，在为朱先生送葬的路上，滋水河川沿途五十多里几十个大小村庄的村民一齐守候在路旁村口，烛光纸焰连成一片河溪，成为原上原下亘古未见的送灵仪式。由此可见，朱先生在乡民心目中有着无与伦比的尊祟地位。“白鹿原上最好的一个先生谢世了……世上再也出不了这样好的先生了”。这是对朱先生的一种赞誉和惋惜，同时也宣告了以朱先生为代表的人生哲学、人格理想的历史性失落。《白鹿原》通过朱先生重构了儒家文化精神。在这位大儒身上我们看到了儒家文化超越时空的精神价值，他是儒家思想的代言人，他的影响力就是儒学的影响力。黑娃和小娥是这部作品中最具生命活力和现代精神亮色的形象。黑娃是长工鹿三的儿子，他为人果敢，敢爱敢恨，他宁可被赶出家族，也要忠实于爱情，即使被迫落草为寇，仍然心志不变。他从反叛到“改邪归正”，认祖归亲，具有深远的历史文化意蕴。值得人们深思。田小娥是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女性形象，也是一个封建伦理道德的反叛者。她不能容忍小妾的非人生活，大胆地向黑娃投注了情爱，后又随黑娃从渭河来到白鹿原，忍受了各种歧视。她并没有过高的生活奢求，只想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在封建礼教的压制下，这种生活的权力被剥夺，丈夫黑娃被赶出村子，逃到了山上。她为了生存，不得不以色谋食，但她和白孝文、鹿之霖等人的性关系，是她唯一的复仇手段。她的悲剧有力地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而四处求情，更让人看到了他的“仁义”，让每个人为之震惊，为之感叹。汪曾祺小说特点《受戒》的语言特色汪曾祺小说的语言风格是由他独特的语气、语调和语感共同形成的。其总的特点是简洁自然、不重修饰。《受戒》按作家自己的说法，是“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作品的开头，一上来就是两段梦幻式的“呓语”，有一种回忆的格调与气氛。句子平白，简短得不能再简短了：“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他是十三岁来的。”开头的简短，意在强调语言的自然直白，用一种平静质朴的“语气”给整个小说定下一个基调（语调）：故事虽与梦想有关，与爱情有关，但文字却不华丽，不失自然朴素之美。他不讲求一字一词的绮丽与奇特，而求准确第一，更追求整体的氛围和韵味。整篇小说，几乎找不出华丽的词句，也没有故意多用方言，但却有地方风味，那不是由语言体现出来，而是由准确生动的风俗描写体现出来。在人物塑造、风俗描写、情节展开过程中，语言的准确运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语言特点具体还表现为：多用准确的动词，如舅舅教明海念经那段，连用六个“说”，不嫌重复，“挖荸荠”那段又用了一连串不重复的动词；少用华而不实的形容词，要用也是贴切朴素的，如写小英子娘眼睛“清亮亮的”，衣服“格挣挣的”；抓住人物性格特点配以相应的用词，如写明海舅舅的外貌特点，只有两字“黄，胖”，写他的不拘小节“不衫不履”；叙述用语有文言色彩，古朴老成，如“大殿东侧，有一个小小的六角门，白门绿字”，也富有地方色彩；而人物对话则讲究情味、趣味与准确，如小英子与明子的几段对话，见性见情见真人，尤其是最后小英子求爱那段，直似文字中有人，呼之欲出；又如小英子一家对明子绘画的评价，各各符合人物性格。在风格特色上，汪曾祺的小说比较接近散文，是散文化了的小说。他自己说；“我不善于讲故事，也不喜欢太象小说的小说，即故事性很强的小说。故事性太强了，我觉得就不太真实了。”因此，说他的小说更多地接近于生活的原貌，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受戒》写明海由舅舅带着出家，渡船时很自然地遇上小英子，明海和小英子搭了几句话，作者并不作详写，而是先简单交代一下，接着明海来到荸荠庵，于是很自然转入写庵里的人和事，写完之后，由一句“明子老往小英子家里跑”，又转入写小英子家的人和事，后来，由小英子送明子去受戒引出善因寺的情况，而小英子送明子的一送一接，又促使了两人感情的明朗化，正是这样人事迭起，环环相扣。人物出场，不作烘托铺垫；人物的转换，也不作交代暗示。然而转来转去，情节总是围绕明子和小英子两人的感情的深入发展这一主轴展开的。可谓是闲笔不闲，散文不散，形散而神不散。小说的结尾又是开放性的，点到为止，意思到了即见好就收，又可说是文已尽而气不止。人物形象明海和小英子是小说着墨最多，最为引人注目人物。明海是一个相貌清秀，性格乖巧的男孩。由于家贫，十三岁就到荸荠庵出家了。他之所以选择当和尚，是因为和尚“可以吃现成饭”，还“可以攒钱”，甚至可以还俗娶媳妇。在荸荠庵，明海无忧无虑地度过了四年的光阴，然而这四年光阴令他最难忘的不是吃斋念佛，而是与小英子朦胧的恋情。在初赴荸荠庵的船上，小英子就暗暗喜欢上了明海，她把自己吃剩的半个莲蓬头扔给明海，明海便“剥开莲蓬壳，一颗一颗吃了起来”。后来，明海与小英子天天在一起玩耍、一起干活，两个人心照不宣，都在心里喜欢对方。四年后，明海去受戒，到善因寺去烧疤，另一张当和尚的“合格文凭”，小英子去接明海，告诉他说：“你不要当方丈”，“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明海则大声地回答：“要！”小说相当细腻、生动地描写了明海情感变化的过程。小英子是一个美丽、善良的农家女孩。和谐宽松家庭环境，养成了她天真、善良的童心，而平日里的劳动又使她形成率真、大胆的性格。当她喜欢上明海之后，不满足仅仅与对方暗中相恋，而是以大胆热烈又不过分暴露的方式，向明海传达自己心中的秘密。先是想办法让母亲认明海做干儿子，再让全家人喜欢上这个灵巧的小和尚，是其成为自己家庭的一员。在平时与明海一起劳动、玩耍时，“老是故意用自己的光脚去碰明海的脚”，使明海对她这种貌似无意实则有心的举动早已了然于心。在挖荸荠之后，她留在田埂上留下了“一串串脚印”。这串美丽的脚印把明海的心搞乱了。四年后，明海要去受戒，到善因寺去烧疤，小英子摇船接明海回来。在路上，她明确的告诉明海：“不要当方丈”，自己要嫁给他“当老婆”。既表现出少女对爱情执著、大胆的追求，也展现了她美好的心灵。艺术特色首先，作品选择了一个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相对疏理生活作为描写对象，努力去营造一个美丽而温馨的艺术世界，使被现实缠绕得疲惫身心获得暂时的宁静和抚慰，并且得到某种生活和审美的启示。在小说中，汪曾祺描写了一个与现代社会、政治相隔绝的世界，那里的民众民风淳朴、自然洒脱，那里的生活恬淡、自然，没有人际的纷争和喧嚣，到处充满了美好的人情和人性。无论是明海、小英子，还是明海的舅舅、荸荠庵里的和尚，都是那样自由自在地生活着……。这样的生活场景，对于经历了十年浩劫的读者来说，无疑是令人耳目一新的，激起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其次，作品还将风物、习俗和民情等传统文学中视为次要的、只起烘托作用的事物，提高到了与人物相等的地位，成为审美观照的主体对象，让人们在欣赏人物形象的同时，欣赏到一种令人赏心悦目的风俗形象。风物、习俗和民情，既是小说人物活动的背景，展示其性格的空间，更是小说与众不同的展示对象。汪曾祺淡化了小说的时间，却突出了对风俗民情的描写。无论是江南水乡的风情，还是农家子弟“做和尚”的选择；无论是荸荠庵中和尚们的日常生活，还是小英子与明海的玩耍、劳动，都显得那样的洒脱、自然，那样的真实。如果没有这样独特的风物、民情的展示，小说中明海与小英子的爱情就不会那样动人，也不会收到那样独特的审美效果。第三，是小说的散文化风格。为了使小说更接近生活的原貌，更富于情趣和韵味，汪曾祺没有按照传统的方法来结构小说，而是采取了一种散文化的写法。无论是素材的选取、结构的安排，还是语言的运用，都充分表现出作家的匠心。生活中的人物、事件往往是不期而遇、不闻而闻的。汪曾祺小说中的人物、事件，也都是自然得之的，它们或是作家的亲历、耳闻，或是作家的独特感受，总之，都不是为写小说而特意采集的。在结构上，作家不求严谨，而追求自然，只是把人物、事件从容地还原成生活原来的样子，再娓娓道来的讲出；语言上，则既追求生活口语的鲜活，又讲究文学语言的精妙简雅，有大自然的野性灵气，却无雕琢的机心，极具情趣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