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的“乡约”社会治理

白鹿原的“乡约”社会治理近日，《白鹿原》这部茅盾文学奖作品搬上电影荧幕，再次引发了民众的关注。《白鹿原》里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初的关中平原，彼时的中国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从清帝逊位到民国诞生，各路军阀混战，墙头变幻大王旗，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历经沧桑痛苦。影片除展示当时的社会变迁外，还清晰勾勒出了在大变革时期传统社会价值观的撕裂和半现代化治理模式的形成，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宗族社会的解体和乡村社会秩序的重构。影片开场就出现了族长白嘉轩带领着族人在祠堂集体诵读“乡约”的场景，这是一个塑造传统社会生活规则的重大活动，意味着对传统儒家礼制的传承。宋代，关中学派著名代表人物吕大防对族人立如下乡约：“凡同约者，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从朴素的意义上来说，乡约就是指在宗族乡里订立的共同遵守的规约，村民自愿遵守，自发执行。族长的道德名望使争讼双方信服他们的公平裁决，而不需要司法介入解决矛盾纠纷，农村宗族保持着内部的秩序稳定与和谐。传统中国社会的法制进程经历了由“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到“铸刑鼎”的转变。白鹿村的乡约正是通过广为宣传的方式使民众完全知晓，从而具有预测、指引和评价的约束功能。白鹿村的乡约由朱先生起草以后，白嘉轩请来石匠，凿下两方青石板碑篆刻下来后，镶在祠堂正门的两边，与栽在院子里的“仁义白鹿村”交相辉映。随后，白嘉轩召集白、鹿两姓十六岁以上的男子齐集学堂，一条一款，一字一句的讲解，要求每个男人再教给妻子和儿女，学生在学堂里也要学乡约。就白鹿村乡约的内容而言，它和封建时代的礼制是完全一致的，大多是按照儒家学说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做出的规定。如推崇做人要“见善必行，闻过必改”，在家族关系中要做到“能治其身，能修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童仆，能敬长上，能睦亲邻”等。这些乡约与统治者宣传的官方价值观高度契合，甚至本身就是律法的翻版，得到了统治者的认可和支持，也符合中国人的传统道德观念，易于为村民所接受。 乡约的执行主要是依靠宗法势力和宗族道德舆论下绝大多数人的行为自觉，但同时也规定了一些强制措施予以保障，其中处罚包括罚跪、罚款、罚粮以及鞭抽板打。即使像鹿兆麟这样接触了新学的青年，也只敢在私下谈论将来要废除祠堂，实现自由恋爱和婚姻自由；而黑娃被鹿三赶出门后则只能乖乖带着媳妇住到山上的窑洞里。直到革命战火烧到白鹿村之前，尚无人敢对乡约提出直接挑战。而白鹿村的乡约正是根植于传统社会深厚的血缘、地缘关系之中，通过维护儒家礼教的伦理秩序，依靠宗法势力及专制国家权力得以施行。白鹿原时代乡约的权力来源于皇权，皇权支持宗族势力，族长是官府承认的代理人，这使乡约有了合法性和神圣性。这也就决定了作为执行乡约的族长白嘉轩只会对现行统治秩序和权力负责。皇权以外的其他任何政权，在他看来都是“非法”的。所以当军阀杨排长进村纳粮，鹿子霖叫正在田里干活的白嘉轩敲锣召集百姓纳粮，白嘉轩说“百姓只纳皇粮，自古这样，旁的粮不纳，这个锣我不敲”，生动体现出了族长只对皇权负责的权力结构安排。乡约是神圣的，而摆放着乡约和白鹿村列祖列宗牌位的祠堂则是这种神圣性的世俗载体。族长和族人都极力维护祠堂的纯洁性，将是否写入家谱列入祠堂作为家族的头等大事。白鹿村的新媳妇进祠堂拜列祖列宗也是一项极庄严隆重的仪式。因此当黑娃领着一个漂亮女人田小娥回到村里，白嘉轩一看来路不明，加之形象气质都不是穷家小户女子，觉得有蹊跷，遂让鹿三去郭镇一探究竟，才避免了一场可能“污染”祠堂纯洁性事件的发生。清帝逊位后，新成立的民国改革了政治体制，县令改为县长，县下设仓，仓下设保障所，做为基层的行政单位。仓里的官员称“总乡约”，保障所官员则称之为“乡约”。鹿子霖是新政府任命的“滋水县白鹿仓第一保障所”之“乡约”。但因与族长位置无缘，始终缺乏权力的合法性，得不到族人的认可。此时，白嘉轩仍是白鹿村的精神领袖。当一群从各村涌出的庄稼人要闹着去县城交农器时，“总乡约”田福贤和“乡约”鹿子霖还是得星夜敲开白嘉轩的门，请他“赶快敲锣，给大声吆喝，一律不要上县，不要听逆贼煽动。” 乡约代表着传统统治秩序，要推翻旧秩序，祠堂就成为了首当其冲的场所。黑娃在成立农民协会后，带着三十六个兄弟聚集到祠堂门外，抡起一铁锤，把大门上的铁环砸到了地上。他触景生情地想起了跪在祠堂里挨板子的情景及他和田小娥被拒绝拜祖的屈辱，便把“仁义白鹿村”的石碑和刻着乡约的石碑砸断。黑娃的举动和砸碎的石碑，昭示着传统礼教乡约不可避免的走向了没落。白鹿村的乡约社会治理，如果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应该说与其所处的社会状况是相适应的，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奈何清末民初，社会剧变，原有的社会结构开始解体，各种新型社会思潮涌入，农村社会发生剧烈变革，传统社会的乡约也受到剧烈冲击。但时代可以更迭，文化难以割裂。千百年的传统文化至今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在当今民众权利意识高涨，诉讼爆炸的时代，民间纠纷是动辄对簿公堂，法庭之上见输赢，还是由基层、民间先行多元调解，这种司法权力配置和秩序设计安排直接影响着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正如《白鹿原》中所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滋水县的县长就撤换了四任，这是自秦孝公以来破纪录的事情，甚至搞不清楚他们的名和姓就走马灯似的从白鹿原消失了”。但历代县志关于滋水县的乡民评价却是一贯的八个字“水深土厚，民风淳朴”，借鉴乡约治理的有益成分或许才是传统社会里流传下来的真正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