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的“性”叙事策略

《口鹿原》的“性”叙事策略2006年，话剧《白鹿原》的热播与舞剧《白鹿原》的上演，乂一次使长篇小说《白鹿原》及其作者陈忠实成为媒体和受众关注的焦点。电影版《白鹿原》历经数年的筹备，剧木川易其稿，仍然受到一些专家的质疑，其中一个亜耍的问题就是电影如何处理小说中曾颇受争议的性描写，作者陈忠实在接受采访时曲折地表达了口己的愿槊，他说口己欣赏电影《断若山》中对性的唯美表达［1］。最近，李安的电影《色戒》乂一次使“性”成为文化热点和媒体争论的话题，文学艺术作品如何更好地表现性，已经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一个严肃的社会文化问题。笔者拟对长篇小说《白鹿原》的性叙事策略及其文木接受过程进行分析，以期就性表现的策略为方家商権，或许可以为文学艺术的表现空间提供某种有益的借鉴。1993年，《白鹿原》与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废都》先后发表,两部小说中都有相当细致的性描写，小说及作家的遭际却有较大的不同。当然，《废都》备受争议的原因很多，但性描写绝对是中心。至今，《废都》的改编据说还受到某种限制，近年虽然有专家呼吁对《废都》車新进行解读与阐释，但在国内并未引起太大的反响。《白鹿原》也因其性描写引起了不小的波澜,但小说最终还是得到了读者和主流意识形态的一致认可，小说的修订木以其深厚的丿力史文化底蕴荣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文木接受上产生如此大的差异，与两部小说的性描写策略和当时文学接受者对“性描写”的心理承受能力和道德底线密切相关。《废都》写性是抓住一点写深写透，整部小说就围绕庄之蝶和与他有性关系的女人们展开，性描写太多、太密、太滥，冲淡了小说社会文化批判的主题［2］;《口鹿原》的性描写相对节制一些，采用的是散点透视的方式，性描写涉及人物较多，跟故事情节也比较贴近,而且作者善于通过人物的性行为方式刻画人物性格，比如，白灵与鹿兆麟和鹿兆海兄弟之间的性爱描写就表现了三个人不同的性格特征,白灵热情奔放，鹿兆海多情缠绵，鹿兆麟瞻前顾后。让人觉得性是人生命屮不可缺少、更无法回避的基本属性,有区別的只是生命个体对待“性”的态度，以及由此透露出的人物不同的文化心理定势、道徳观、审美观及其生命价值取向，县至政治立场也会影响人物的性趋向，白灵在政治上与鹿兆海分道扬魏后，其对国民党的痛恨也毫不隐讳地转嫁到了鹿兆海的身上，迹而发现了两人恋爱时忽略的或容忍了的性格缺陷，同时，衣共同的工作与生活中,与前恋人的哥哥鹿兆鹏产生了革命情谊并结为夫妻并肩战斗。在三人的情感纠葛中，政治立场起了至关至要的作用，口灵与鹿兆海的初恋也是建立在共同的理想和志趣上的。这里其实隐含了一个“革命+爱情”的故事模式。小说屮的性描写，儿乎牵涉了白鹿两家两代的主要人物，性是他们生命屮不可或缺的,但绝不 是他们生命的全部价值和追求。对于白嘉轩、鹿子霖，白孝文、黑娃、鹿家兄弟来说，性只是他们生命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全部，作者也允许他们为之焦虑，甚至迷惑沉溺,但最终“性”成为他们成长的契机或人生的经历，这是作者粘心策划的一个叙事陷阱,让读者被性吸引，又逼迫诱使读者跳出性的藩篱，进入广阔的社会历史层面进行历史文化思考，这也是小说能够得到主流意识形态和读者一致认可的重要原因Z—。性，不是不能写，而是该怎样写。当性成为一个人生命或生活的全部时，人就成了生物的人、欲望的人，他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就会被遮蔽，文本的社会文化批判的主题就会被屏蔽，文本将成为肉欲泛滥的所在。因此，作家在确定将性作为文本叙爭中心时，一定要考虑文木中性的叙事策略，特別是当时读者普遍的心理承受能力，以及中国人传统的道徳规范和宙美定势。作家应该平等地•读者或自己的目标受众展开对话，而不是一味责怪读者没有读懂自己,或误解了自己;引起误读，读者、评论家和媒体的确负有不对推卸的责任，但故根本的责任述在作者所创造的文本。一位先锋作家说他现在不写小说了，原因是没有人读了，似乎责任都在读者;不知这位作家是否反省过为什么没人读小说了？（这里存在一个误区，小说还是有人读的，只是读者群在不断细化。）哪些作家的小说没人读了?路遥现象乂该如何解释?李洁非认为“文学从来不以描写某一生活现象为目的。文学作出的任何描写，目的都在于探究，深刻的描写必基于深刻的探究。”［3］《白鹿原》就是要探究那50年中国社会历史的变迁和思想文化的裂变，性不是小说的叙述中心,也不是H的。通常太密太过集中的性描写会使小说甜得发腻，难逃色情的嫌疑;没有性描写的小说有似乎缺了点胡椒粉,不够味，这就需要作者巧妙地安排性叙事节奏,而叙事节奏的安排不仅需要艺术匠心,更需要作者的社会责任心和善心。小说中相对集中的儿处性描写在结构上和笔墨的分配上是很有意味的，其节奏暗合了读者注意力集中的生理与心理规律。小说的题记明确提示读者这是一部史诗性的巨著，开头写白嘉轩婚娶以“性”抓人,旋即荡开笔墨，将读者引入家族争斗和白嘉轩毕生追求的倫家伦理人格的完善上，川“仁义村”的乌托邦理想净化了读者猎奇的心理，从而提升了小说的思想和情感基调。黑娃与出小娥的偷情，白灵的叛逆，口孝文婚后的纵欲，兆鹏媳妇的性饥渴，共同搅扰着白鹿村两人户的安宁与和谐,并直接关系到随后的“风搅雪”。军阀混战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使白鹿原成了“鳌子”，人们的神经绷得紧紧的，不敢有丝毫的差池，这时叙事转而冋到白鹿两家的争斗上，两家矛盾激化的导火索就是□□小娥被族规惩罚，鹿子霖随即挑唆［D小娥勾引口孝文以报复口嘉轩，性成了家族斗争的工具。口孝文的堕落使口鹿两家的矛盾斗争公开化迪使田小娥彻底堕入罪恶的深渊并直接导致了她的横死。小说后半部分，性描写有理性规范下的婚内性行为，有非理性的性行为，诸如“借种”、性妄想症、同性恋及性虐待等,所有这 些都与小说情节的发展、当地的风土人情、人物的性格发展和人格铸造有机融合，虽然直露,却没有影响到小说的整体风格和基调。作者在追述鹿家发家史时写到了男性的同性恋行为,当事人将之作为奇耻人辱并最终以其人之道雪耻，但这一隐痛却世世代代困扰着鹿家的子孙。对同性恋自然化的细致描述确乎讣很多读者震惊，因为这样踞骨的描写在新时期以来有影响力的文本中并不多见。由于这段叙述直接关乎鹿家梢神文化人格（勾践粘神忍辱负重、有仇必报、坚持不懈、自卑自贱，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等）的构成，复仇与因果轮回的性质又赋予了故事丰厚的文化内涵,从而遮蔽缓解了读者的惊异和尴尬，转而激发起读者对同性性行为的厌恶，唤起读者的羞耻感和正义感。这种叙事策略使单纯的发家故事具有了“励志故事”和复仇故事的性质，也为鹿子霖后来的行为举止提供了有利的佐证，也是对口嘉轩骨子里鄙视鹿家所作的交代。对某些人來说，性就像鱼饵吊着人的胃口，当阅读即将进入疲劳状态时,以性为中心的故事就会掀起一个小小的涟漪,勾起某些人的“馋虫”，吸引他们读下去，而小说丰厚的思想文化蕴藉又时刻约束规范着人的感性世界，唯恐人堕入感官的迷狂。尽管作者的努力有时显得刻意而吃力，但这种创作动机却是难能口J贵的。性在小说一开始就是工具，在白嘉轩和鹿子霖那里是家族斗争的工具;在HI小娥那里是反抗女性被侮辱被损害的不公止命运的工具;在举人老爷那里是有钱人养生的工具;在鹿兆麟那里是反抗封建婚姻制度的工具;在白灵那里是追求自山平等、爱情婚姻自主的工具;在其他人那里是传宗接代的工具。在白鹿原上，性很少被当作生命的原欲，少有人看重它给人带来的生理上的快感和精神上的愉悦，鹿子霖的性快感更多是占有欲与权力欲满足的外在形态和表现形式，而黑娃与川小娥的性关系则隐含了伊甸园的故事（|工|小娥就是夏娃，性就是蛇），白孝文与新婚妻子的故事，及随后被出小娥勾引成为败家子，也隐含着失乐园的故事原型。黑娃和白孝文的政治选择、人生选择、生命历程的每一次重大转折都与各自的性选择有关，有时其至起了决定性的作川，激情的、非理性的性行为似乎注定了主人公的毁灭，而“浪子回头”、“学为好人”的重要标志之--就是主人公性取向的转变，黑娃和口孝文冋归之后（当然H孝文的所谓回归其实是对儒家文化传统的彻底背离）的重要行动除了回乡祭祖，还有娶妻娶一个知书达理、温柔敦厚的女子为妻，用作者的话说就是温柔庄重的女人才能让男人在享受性的美好的同时也感到町靠和安全[4]583,女人（性）不只能毁灭男人迪能成就男人。小说中理想的两性关系，一是朱先牛夫妇，一是黑娃为高玉风夫妇，两者有相近的模式，即婚前相看与明媒正娶相结合，或者可以说感性与理性相结合,颇有意味的是朱先牛和黑娃都曾动情地说想叫妻子“妈”……这或许与恋母情结无关,但小说似乎在告诫人们:理智规范下的性行为才是人类 理想的性行为模式，才有利于人的理想人格的建立。至此，性的生物学意义被淡化甚至消解,社会文化意义在无限地膨胀。这是小说性描写的重要策略之一，将性欲望“社会文化化”，暗合了中国人传统的文化心理和审美定势,在写法上较之《废都》也更平实、节制，与小说整体结构的融合也比较紧密。小说善于通过主人公对性的不同态度和行为方式刻画人物的性格,表现人物的思想文化内涵和伦理价值取向。在描写不同人物的性行为时，作者所川的词汇、语气、语调、表述方式等都是客观的、冷静的，没有明显或刻意的褒贬或主观价值判断，完全是一种口然化的表述。在写到白嘉轩和鹿子霖的性行为时，描写本身并没有美丑善恶之分，也没有两军对垒式的一套语词系统,他们性行为的性质完全在于性活动的社会意义。口嘉轩的性行为描写主要集屮在小说的开头，当他完成了传宗接代的神圣使命之后，小说不再写他的性行为，只写到他对性的态度，以Z表现他的伦理价值观念，其中包括他对口孝文新婚纵欲的训诫，对黑娃的苦口婆心,对女儿忤逆的痛心和狠心，以及他对白孝文与田小娥，鹿子霖与田小娥Z间关系的痛心和无奈,这一切无不显示他性观念的伦理价值,性观念是他儒家思想体系的-个组成部分，而在家族利益和孝义的招牌下,他也授意默许孝义媳妇的“借种”行为,Z后乂施仁义安顿兔娃，公然答谢冷先生，以培二人之口，心底里却觉得孝义媳妇“恶心”。对于红颜祸水田小娥的镇压，其意义远远超越了“性”本身的意义，既不仅是对一个女人淫乱的惩罚,而是敲山震虎,显示口己神圣不口J侵犯的族长威严,（在白鹿原上，族长所代表的民间权力与政权的关系始终是相互制衡的）这是一种纯粹的政治行为。而这个故事本身乂隐含了一个“法海与白索贞”的故事模式，我不知道作者在塑造田小娥吋脑海里有没有闪过白素贞的少影，但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抛开传统的“万恶淫为首”的观念不谈,111小娥应该算得上一个好女人;换句话说,如果用21I比纪的伦理价值观來衡量的话，或者川后现代的观点來阐释的话，出小娥不仅该得到同情与怜悯,她身上还有许多值得赞赏的品质，如主动追求爱情幸福、敢于反抗封建婚姻和强权，美丽温柔勤劳善良，为了爱情与尊严甘于贫闲，口常行为也相当自律等，然而所有这些正常人的优良品质都无法遮蔽“性”的罪恶，于是在仁义的白鹿村，她注定有着与口素贞同样的命运被压在塔下。白素贞感天动地,被儿子救出;出小娥的罪孽还在于她不孝终生未育,小说对此是有交待的，黑娃带出小娥走时，出秀才曾说“待日厉确实生儿冇女过好了日子”再说回娘家的爭⑷146。白嘉轩卖地卖骡子先后娶冋7个媳妇，那不是败家，是大孝;授意孝义媳妇的“借种”行为也打着“孝”的幌子。m小娥不仅“不贞”，而口“不孝”，因此她罪不容赦。这个人物具有丰富的枕会文化内涵和无限的可解读性，她身上有“戏”，难怪话剧、舞剧和筹备中的电影都将她作为女1号。其实，单独抽出FH小娥的故事进行改编，也是一部难得的探讨女性 生命原欲、生存意志、生存困境、悲剧命运及其与屮国传统儒家文化关系的文木。鹿子霖在白鹿原上是一个性行为极不检点的人,白嘉轩心底里把他当做畜生，他诱骗利用出小娥，与儿媳说不清，在原上有儿十个干儿。然而,这个败徳的人终于没有跨越最后一道藩篱乱伦,且忍受着别人的误解为谩骂而无从辩口，个中原因，作者却有意避而不谈，于是这个人物也就具有了更加丰富的文化内涵，毕竟他们那一代人深受儒家文化的浸染，还没有烂到骨子里，还未完全丧失人性，还有道德的底线和羞耻心。片嘉轩的性行为是在正当的伦理范围内进行的，他的性对彖都是明媒正娶回来的，性行为停留在婚姻内部，其目的是为了传宗接代，而不是感官享乐，至少主观上不是，当然，他的男性屮心主义，他把女人作为工具而不是作为具有主体性的人来对待，这些在女权主义者看来都是对女性的亵渎，但在小说发表时，人们更多是从伦理层而來看待性，对此并没有提出人多的异议;鹿子霖却是婚外性行为或有乱伦的嫌疑或仗势欺人或以权谋私，且不说他与那些与他有染的.女人们Z间是否是“两性相悦”，单是他获取性的手段就与白嘉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样以來，小说将性观念的二元对立（男女）转化为社会伦理和人格的二元对立，性的社会文化意义得到进一步彰显。弗洛伊徳认为所谓文化，就是有条不紊地牺牲原欲（里比多），并把它强行转移到对社会有用的活动和农现上去［5］。《白鹿原》的性描写就是对弗洛伊徳这一论断的有力阐释。口嘉轩与鹿子霖都想通过性能力表现自己旺盛的牛命力，显示口己家族牛牛不息的顽强生命力和创造力，因为只要白嘉轩没有子嗣，族长的位子就无人继承,族权就有可能旁落。在白鹿原上，性具有极强的“社会有用性”。小说中有儿处性描写也暴露了作者内心深处的一些才厉和痛苦，比如:对皈依儒家文化的黑娃和在木质上彻底背离儒家思想精髓的门孝文婚后性生活的交代，与他们和III小娥的性交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者这样写，也许是在潜意识中为鹿三杀死田小娥辩护吧。对兆鹏媳妇淫疯病的叙述，讲述了一•个女人为欲望所煎熬所驱使从而战胜羞耻感与乱伦的恐惧不惜奋力一搏并最终失败癫旺死于非命的故事，这种客观冷静的叙述是对人类原始生命力的尊重，是人性与儒家伦理道徳的冲突在小说中的外在显现。在20世纪上半个世纪，这样的女人不是-个，而是一群,像鲁迅的夫人朱安等，她们是封建礼教和五四新文化合谋扼杀的鲜活的生命，她们甚至没有对手（她们的对手就是自己的欲望，压抑反抗毁灭或压抑再压抑毁灭），当然她们也是一群尚未觉醒的、缺乏自主意识和反抗精神的无辜者,她们中偶有拼死一搏者，其结局又是那样无奈而凄惨。透过两性关系反思这段历史，这一玄问，作者也 无法解决。文化的交替交锋难道一定要牺牲一群人的基本权利吗?而女性似乎永远是被牺牲者,女性作为文化祭品的时代何时才会结束?如今乂有无数的女性以“£蛾扑火”之势扑向市场经济和娱乐时代，拥抱金钱，追求感官的刺激，这是轮回，还是女性被戕害命运的延续?对此,作者采取的叙事策略是悬置。参考文献：[1]《口鹿原》电影将开机作者希望含蓄处理性描写[N].北京晨报,2007-06-10(4).[2]李清霞.沉溺与超越用现代性审视当今文学中的欲望话语[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3]李洁非.躯体的欲望[J]•当代作家评论,1998(5):75.[4]陈忠实.白鹿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⑸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M].黄勇，薛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