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概要,艺术特色,人物形象

概要《白鹿原》是一部渭河平原50年变迁的雄奇史诗，一轴中国农村斑斓多彩，触目惊心的长幅画卷。主人公六娶六丧，神秘的序曲预示着不祥。一个家庭两代子孙，为争夺白鹿原的统治代代争斗不已，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话剧；巧取风水地，恶施美人计，孝子为匪，亲翁杀媳，兄弟相煎，情人反目……大革命，日寇入侵，三年内战，白鹿原翻云覆雨，王旗变幻，家仇国恨，交错缠结，冤冤相报代代不已……古老的土地在新生的阵痛中颤栗。《白鹿原》的艺术特色1、塑造了一系列典型的悲剧人物形象。小说主要塑造了以白嘉轩为代表的封建家族的践行者，以朱先生为代表的儒家学者的形象，以田小娥、白灵、吴仙草为代表的女性悲剧形象。其中主要的人物多以悲剧收场，因此《白鹿原》被许多人看成是成熟的悲剧文本。白嘉轩是“一个从历史文化背景中走出来的族长形象”，是封建宗法社会的卫道者，他有固执迂腐的一面，也有维系了封建社会几千年历史的民族精神，然而在新旧交替的时代，他所代表的阶级必然要走向失败，他的人生随着这一阶级的逐渐消亡而充满悲剧性质。朱先生，是作品中儒家文化理论层面的理想人物，是儒家思想的传道者，然而在现实中，他的诸多努力全部化为讽刺和嘲笑，使他不得不从“兼济天下”退而“独善其身”，当这退而求其次的愿望也无法满足时，只能化为白鹿象美丽的传说一样活在人们心中，表现了儒家文化没落的悲剧；黑娃是《白鹿原》里着力塑造的另一个典型角色.小说情节的推动,许多时候是围绕他来展开的。黑娃天生一个叛逆性格,是“长了反骨”的。黑娃形象的塑造，真实地再现了在20世纪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复杂心态，渗透了作者对民族命运的发展及传统文化未来走向的焦虑和关怀，表达了作者最深厚的生命意识和生命体验。吴仙草及其他的几个女人，一直都被视作是传宗接代的工具，文中提到，吴仙草早生下白灵时，因白嘉轩端来的一碗水而感动的留下眼泪，这是她进这个门楼以后男人第一次为她烧水端水。足见当时女性的社会地位是多么的卑微，两丈夫的一碗水都得感动的落泪，这可以看做是封建女性的伦理悲剧； 田小娥，是一个受尽了旁人白眼和凌辱的女性，她本是秀才之女,长得美丽迷人,属小家碧玉。然而她的父亲却把她许配给大她几十岁的郭举人为妾。在郭家,人格尊严遭受严重践踏,被视为是郭举人泡枣养生的工具，后来，黑娃的出现，让她重新看到了生活的希望。但是来到白鹿原上，却遭到家长的反对，只能在破败的窑洞里生活。不幸的是，这样简陋的生活也在不久之后因农运会的失败、黑娃的逃亡而被打破了。最后沦为了家族争斗的牺牲品。这是又一典型的悲剧人物；白灵，在小说中，是一个极具反叛精神的女子，是作者对一种新文化的构想和追求，她身上既没有传统女性的温顺，也不具有传统道德观，她活泼、聪明、率直、追求的是自己的真爱和自由，她身上寄托了作者的某种政治理想。最后因党内斗争而结束了一生。白灵是政治悲剧的代表。2、高超的叙事艺术。作家从容不迫、游刃有余的叙事艺术,扩大了历史的长度与跨度,使历史得到延伸,把闭塞的白鹿原推向更大的历史空间,显现宏观的历史画面。在叙事结构上，作品一方面采用多线索交叉并进的方式，在错综复杂的故事叙述中，还采用环环相套的方法;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主体线索突出、脉络清晰的特点，围绕着白鹿两家的或明或暗的争斗，不仅展示了白鹿村宗法制度森严的家族历史，而且也一定层面展示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变迁过程，白鹿原是中国社会历史的一个缩影。在叙事视角上作者也作了大胆突破，主要采用一种“全景视角”，并没有抑于已有的社会历史观点，也不完全依从自己的主观判断，而是站在民间的立场上，以一个普通人的眼光来叙述历史和故事，反映革命斗争。正是因为作者坚持使用客观、生活化的笔触来叙述现代革命历史的革命我们才能通过上述两次发生在白鹿原的革命情节认识到旧中国农民对待真实的想法和态度。3、小说结构独特。《白鹿原》中的家族叙事和革命事件共存着。但革命事件从来都没有站在真正的前台，叙述者为之花费笔墨甚少，且全是为家族叙事服务的。但是值得关注的，除了家族叙事，就是隐性的中国现代革命背景。《白鹿原》在处理复杂的社会时空结构方面，显示出一种处心积虑的精心设计。《白鹿原》虽然叙述了现代革命历史，反映了现代革命阶级斗争的内容，但陈忠实始终没有违背白鹿原真实的社会历史现实，它以文化视角切入，将封建宗法社会的伦理道德和阶级对立多角度、多层次的巧妙地揉合在了一起，从而更容易全面而真实地还原历史的“真相”。《白鹿原》采用了“通过一个初级社会群体来映现整个社会”的方法。他以民族心史为构架，以宗法文化的悲剧和农民式的抗争作为主线来结构全书。每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和每一次大变动，都使白鹿原小社会在动荡中重新聚合。可以说，陈忠实的这一视角，不仅使作品《白鹿原》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关于我们这个民族命运的思考”，还具有了大气磅礴的民族意识和人类意识。4、语言通俗易懂，具有极强的地域色彩。 《白鹿原》最显着的特点,是语言的运用,不但鲜活传神,又于质朴中渗透出民间乡土文化的气息和地域语言的特点，成为小说在语言运用上的特殊典范。首先就是语言的通俗性。作品第七章有段文字相当精彩：“四月十三日，白鹿镇上贴出两张布告，一张是罢免史维华滋水县长的命令，同时任命一位叫何德治的人接任。……白鹿镇逢集，围观的人津津乐道，走了一个死（史）的，来了一个活（活）的；死的到死也没维持（维华）的下，活的治得住（德治）治不住还难说。……”这种把方言与人名进行了巧妙的谐音联系，是典型的民间幽默，它不仅表现出民间大众的才智，而且它直接的影响就是增强了作品的趣味性，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纵观整部作品，它的语言都有着很浓厚的通俗性，关中土语的运用，信天游体式的唱词，民间笑话的引用等不胜枚举。比如骂人的话：“乱臣逆党死皮赖娃。”“凭您这号痴熊闷种鳖蛋贱胚还想给我当长工?”“那就注定是个没出息的软蛋狗熊窝囊?”。其次是长句铺叙，壮文势，广文义。无论叙事、状物、议论，充分显现大气磅礴之气势。《白鹿原》中迭用长句，采博喻的技巧，排比的句法，文气浩浩荡荡，有排山倒海之势。正因为如此迭用长句、排比、博喻，连续设譬，使得文章气盛理畅，再加上意象鲜活，通俗传神，更具感染力。5、《白鹿原》是一部文化内涵极其丰富的作品。《白鹿原》提供的并非一种泛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的画卷，而是有非常具体的地域特色的民族文化传统的画卷。其次，《白鹿原》诞生于中国的文化思想界弥漫着一股反思气息的上个世纪之末，因而，《白鹿原》也成为这一反思潮流的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这样，《白鹿原》以其引人入胜的地域文化，发人深省的反思文化，包蕴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为作品多角度解读和深层次开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一著作中，作者“无论是从大革命的风搅雪，大饥荒大瘟疫的灾祸，国共两党的分与合，还是家族间的明争暗斗，维护礼教的决心，天理与人欲的反抗，以至每一次新生与死亡，包括许许多多人的死，都浸染着浓重的文化意味，都与中华文化的深刻渊源有关，都会勾起我们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思考”。7、一个民族的秘史。《白鹿原》比较真实地展现了从民国建立、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到国共合作及其分裂、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等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它作为一部史诗性小说当是无庸置疑的，无论是“史”(历史内容、事件、背景)还是“诗”(艺术性、文学技巧)，在《白鹿原》中都有充分的展现和高度的结合。其中“史”的部分来自于他对中国近代史与关中地域文化史的深入阅读与理解。在时间点上,陈忠实更是刻意选择了从辛亥革命前夕到新中国成立将近半个世纪的时空。这段时期自有其特殊性,因为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一个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皇朝终于解体，直至1949年社会主义体制确立之前，整个社会生活、人们的心理必然会面临许多强烈的冲击。 《白鹿原》之所以是一部成功的史诗乃源自于对历史文化的深刻审视，非过去的革命小说般单一着眼于政治革命斗争，而是藉由人物文化心理的多重视角表现出历史的多层次和丰富的文化意蕴，突破了50、60年代对历史的单一阐释即充满阶级斗争意识的革命发展史。这一转变的关键则在于陈忠实所欲表达的“史”是什么样的史。答案就在于巴尔扎克的这句话:“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陈忠实是这样来概括自己的《白鹿原》的:“我对《白鹿原》的选择，是因为我对我们这个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的一些别人没有看到写到的东西有了自己的感受，或者说对民族精神中鲜见的部分我有了重新的理解和认识。8、表现手法的多样化。首先，《白鹿原》仍然坚守了传统现实主义对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塑造。陈忠实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的是他在塑造典型人物时，更侧重于典型的文化人格。他笔下的人物大起大落，大张大阖，有一种强烈的，不可臆测的命运感。陈忠实的《白鹿原》，克服了批判现实主义那种简单重复现实生活，呆板地纯写实，也杜绝了“革命”现实主义那样突出政治视角，突出理性，削弱生活原生态，强调人的阶级属性、社会属性，而漠视人的自然属性和文化属性等显著缺陷，是经过改造，吸纳了各种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优秀成果，创造出的更高层次上的全新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其次，《白鹿原》吸收和借鉴西方文学的优秀成果，不断的发展和创新。《白鹿原》刻画人物描摹性情，突破了拘守理性的传统现实主义疆界，把潜意识、非理性、魔幻、性力、死亡意识等等西方现代派的种种写法引进到自己的方法世界。《白鹿原》用魔幻的手法，描写冤死的鬼魂(白稼轩前几个妻子、白灵、小娥等)给亲人或有关的人造成心灵感应、幻觉、颠狂行为和精神变异,具有了当代文学前所未有的神秘色彩。再次，象征手法的运用增强了小说的诗性光辉。象征是赋予抽象的东西以具体形式，用自然界的物象来指代社会生活或人的精神世界的某种状态。白鹿是贯穿小说《白鹿原》始终的中心意象，是美和善的象征。“白毛白腿白蹄，那鹿角更是莹亮剔透的白，白鹿跳跳蹦蹦像跑着又像飘着从东原向西原跑去，倏忽之间就消失了。”白灵是白鹿的化身，朱先生则深得白鹿的精髓。翻来覆去的鏊子，更是中国社会和历史的某些本质的象征。田小娥  透过小说，作者塑造的田小娥的形象是丰满的，又是复杂的，具有传统文化背景下的真实感。小娥的不幸命运是与生俱来的，她的美丽，善良，软弱，以及对传统文化不自觉的反抗和无知的报复，以及她可怜地悲哀地选择了身体（性）作为武器，最终走向了死亡，从中，我们在领悟潜在的传统文化和社会习惯使然时，也要体悟到小娥生命主观原因（容貌，性格，意识）使然，田小娥，一个女性个体的出现，她反抗的力量相对于她所反抗的对象的力量实在是螵蚁撼树，她的愿望的实现相对男权的存在是那么的艰难和不可能，而她，最终选择生殖器为武器，用色性实现理想的想法实在是幼稚和毫无意义，一切注定，她只能飞蛾扑火一样，结局唯有毁灭！一、红颜祸水的容貌二、善良软弱的性格三、反抗的不自觉和愿望破灭的悲剧命运四，死亡的结局情节分析田小娥在作品中众多人物中是一个小人物，但却是形象异常丰富而鲜活的一个，小说通过她对传统文化的不自觉的反叛与对抗而更加完美地宣泄出来。小娥出身一穷秀才家庭，她年轻、漂亮。却被父亲嫁给了一年近七十的武举人，对面这么一个老丈人，小娥失去了她青春的梦想：恋爱，性爱，人身自由。从小说我们知道，“大老婆给举人订下严格的法纪，每月逢一（初一、十一、二十一）进小女人的厢房去逍遥一回，事完之后必须回到窑洞（平时在厅房）。郭举人身体好，精力充沛、，往往感到不大满足，完事以后就等待着想再来一次，厢房窗外就响起大女人关怀至诚的声音：”你不要命了哇？‘“。（8）小娥没有享受郭家人的权利或待遇，她在郭家照顾仆人饭食，是郭举人性发泄对象，是他泡枣工具，算来不过是郭家一高级奴仆罢了。用她自己的话说，”在这屋里连只狗都不如！“（9）她的情感和欲望被压抑，被扭曲。黑娃的出现，无疑撩动了她情感的神经，她的生命意识开始复苏。小娥试探黑娃，出于本性的爱和由此萌生的冲动就很自然地促使她大胆地挑逗黑娃，她吃饭的时候省去了条盘，双手托着（小米稀饭）朝黑娃走去。黑娃还是一个”秽娃“，他对美丽的小娥产生一种说不清的情感，面对小娥的挑逗，不晓事的黑娃让小娥一步步引入”怀里“。我们知道，小娥主动和黑娃相好，她不计贫福，不顾脸面，这是对爱情的追求以及对包办婚姻的反抗。这种追求和反抗是不自觉的，是怯弱的.当黑娃吃早饭的时候，大胆抓住小女人的手，条起来亲了一口”，（10）小娥吓得脸都黄了，对黑娃说你疯了。无疑，小娥害怕郭举人看见，害怕这不“光彩”的事情泄露。比照前面小娥的主动出击，我们可以看出，对于黑娃的偷情，小娥更多地为对性欲的追求和对郭武举的报复之心所驱使。那我们如何来看待两人的爱情呢？黑娃险些丧命于郭举人的暗算；小娥被休，受父母冷落，蔑视而陷于深深的痛苦，一个月下来，她瘦了，瘦得叫人心疼。即是：出于本能的需要，小娥和黑娃发生了肉体的关系，而这个关系对小娥和郭举人的包办婚姻造成的破坏而衍生出的包办婚姻的反抗意义是不自觉的，于小娥，这是她不愿意看见的结果，是个心惊肉跳的事情。作为女人，一个弱女子小娥，环境迫使她了解自己的处境，她不可能独立，做个真正的女人，男人终究是她的依靠，无论现在的郭举人还是以后的黑娃。 类似的报复性反抗还体现在泡枣事上。“大女人每天晚上来看着监视着她把三只干枣塞进下身才走掉，她后来就想出了报复的办法，把干枣再掏出来扔到尿盆里去”，“他吃的是用我的尿泡下的枣儿”，（11）小娥说着很解气，有一种报复的快感在心头，她还对黑娃说要把他流下的都给郭举人抹到枣儿上面，让郭举人吃去。小娥的报复性举动始终没有正面迎对郭举人。这是她的怯弱，和不自觉造成的。承上面论述，我们已经知道，小娥被郭武举赶出家里并不是她自己情愿的事情。因为，来自家庭和世俗的压力使她没有勇气面对被郭武举扫地出门的事实。这个事实，不仅使父亲田秀才气得病倒炕上，而且她自己也瘦了，瘦得叫人心疼。小娥在白鹿院上的遭遇（或者说复仇或者是反抗）是在选择身体（性）作为武器，而一步步走向悲剧的。这个悲剧是从她听从鹿子霖的唆使，诱骗和惩治狗蛋开始的。光棍狗蛋垂羡小娥美貌，夜夜在窑洞外“骚扰”，有一天撞见鹿子霖和小娥的奸情。于是鹿子霖怀恨在心，引诱小娥设计陷害狗蛋，结果确是连小娥也一起被族长白嘉轩惩罚了。刺刷把小娥打得浑身流血，这使小娥清醒地看到是鹿子霖把自己也害得没脸了。按理，这种情况下，小娥应该终止和鹿子霖的关系了。然而，如前面所说，由于小娥的反抗表现出极大的不自觉。当鹿子霖说要替她报刺刷的仇时，她的思想依赖地又归附到鹿子霖的思想里，使鹿子霖异常容易地把她拉进白鹿两家仇恨的漩涡里，并借助她的身体作为对付白嘉轩的武器。 表面上，鹿子霖让小娥引诱白孝文以达到尿到族长脸上的卑鄙目的和小娥被刺刷的报复心理产生一致。实际上，小娥因为不自觉的报复心理而用身体为武器以对白家的报复却成为鹿子霖和白嘉轩两家斗争的牺牲品，这个牺牲最终导致了小娥悲剧人生的终结。在复仇过程中，小娥给我们一个可怜的无自知的弱女子形象，尽管我们曾看见过小娥人性的复苏。小说交代：小娥成功把白孝文拉下水，使白嘉轩塑造二十几年的继承人毁灭，她达到报复的目的却没有产生报复后的欢悦，相反，她渐渐怜悯起白孝文，开始自责，在内心深处忏悔。这时的小娥陷入矛盾，她开始“怀疑”自己对付白孝文这件事的对和错。然后，她大胆地尿了鹿子霖一脸的尿。这个反抗性的举动使我们看见小娥良心的发现，人性的复苏。可是，小娥总是使人失望，她的反抗行为总是蜻蜓点水一样。立即，小娥和白孝文“大胆”地在窑洞里厮混。像曾经和鹿子霖一样，小娥生活得心安里得，她把身子任白孝文享用。她还教白孝文抽大烟。“埋葬大姐儿之后，孝文真正成了天不收地不揽的游民，早晚都要泡在小娥的窑洞里，俩人吃饱了抽大烟，抽过瘾了，就在炕上玩开心，使这孔孤窑成为饥馑压迫着白鹿原上的一方乐土。”（12）在这里，小娥的表现呈现出很大的复杂性。我们很容易地发现，她对白孝文肉体的敞开变得“游刃有余”，性在一开始成为他们之间的武器之后，仿佛已成为两人的主观需要。也是，在这，我们看见，小娥继男人黑娃之后，又一次在性特有的体验中，感觉到自我的存在，她“乐在其中”。对于白孝文家庭造成的破坏的责任，她把它置于两人的交欢和烟雾之外。这个时候，小娥对肉体的态度已经失去了耻辱，她的肉体的大胆敞开以及对原上人不置可否的生存，传达出她破罐子破摔的心理，这个心理使她的行为带上自虐色彩 作为一个女人，小娥的出生就面临着一张既定的的秩序的网，她注定了只有当妾的份，否则就是一个婊子，而结局是死于非命。越是反抗，她只能死得越惨痛，这个反抗在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面前是毫无力量的。小娥的反抗停留在生存的需要和魂灵的依托上，是不自觉和非理性的，而这个需要和男人密切相关。 小娥让黑娃引着离开了田家什字来到白鹿原，遭到了公公鹿三的反对，称她为婊子，族长白嘉轩拒绝她进白鹿两姓祠堂，她在白鹿家族的合法身份被予以否定，她的行为刚一进原上就为乡邻所不耻。于是黑娃在村东头买下一破窑洞安家，两人终于有个家了，对小娥来说这是灵魂的依托，是愿望的实现。因为在别人面前，她得不到做人的基本尊重，只有黑娃才能尊重她，只有在黑娃面前，她才能做一个真实的女人。所以小娥呜咽着说：“我不嫌瞎，也不嫌烂，只要有你……我、吃糠咽菜都情愿。”（13）多么朴素悲凄的话语，却道出了小娥心底的愿望：和黑娃一起居家过日子。然而，正想谁也不惹，一心一意过自己安静日子的小娥和黑娃却因一场“农协运动”而整个地被搅乱了。在这场活动中，小娥也被推举为白鹿村农协第一任妇女主任，俨然身份地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时间变化，田福贤反过来向农协反扑，白鹿原上，一时间，血雨腥风，黑娃听了鹿兆鹏劝告，悄悄逃走。黑娃的出走彻底地毁灭了小娥的愿望。作为女人，小娥已经无比地依赖着黑娃。“你走了我咋办？你走哪儿我跟到哪儿，你不带我我就跳井……”14）。当黑娃硬着心肠离开时，窑里里立刻传出小娥绝望的哭泣，小娥的精神世界顷刻间垮了。黑娃的出走成为小娥生命中灾难开始的引火线。从主观上说，愿望的破灭带给小娥的是精神世界的摧残，她失去了生存的方向。正是这个理想目标，出于对一个家的渴求和愿望，出于对男人黑娃的情感和需求，小娥原先朦胧的反抗和报复的意识在鹿子霖引诱下更加地“身不由己”，从不自觉渐渐走向不自知。可是农协把田福贤他们惹恼了逗急了，田福贤能容下他们吗？此时，田小娥只想过一点属于自己的安稳日子的企图已经在时下的现实里变成了奢侈，她的对黑娃的关切，被鹿子霖利用。鹿子霖于是点燃了小娥生命中这根灾难的引火线。后来由鹿子霖一手“策划”的陷害白孝文的行动是小娥生命终结的促成因素。小娥的生命以生存的需要的不满足告终，以愿望的追求的失败告终。对需要和愿望的追求，这是小娥悲剧生成的主观因素，也是小娥一步步走向死亡的过程。《白鹿原》主要人物分析  白嘉轩一族之长,具有宗法家族制度所赋予的有形无形的至高权力。说其有形,是说祠堂之内他是众人拥戴的执法者,是伦理道德观念最具权威的监督者;说其无形,是说他在族中乡民的社会心理具有一种不怒自威的心理畏惧。他的言谈举止具有示范性与感召力。这种有形与无形构成乡间同而化之的宗法力量,维系着小农经济下的封建秩序。小说展示出白嘉轩以一种超出常人的意志力与使命感坚守白家的社会地位。换地迁坟、种植鸦片、兴办学堂送子女进学堂读书,躬身劳作。目光炯炯、智力超群,善行恶举莫不为白家生存着眼;神机妙算,悉为白家子嗣昌荣。 值得一提的是,做为一族之Zhang,他在竭力维护宗法制度存在、家族利益的同时,又奇特而微妙地与现实Po.litics势力保持一定的距离。这种描绘与以往小说中将族权与统治阶级刻画为沆瀣一气的鸾生兄弟不同。作者似有意传达出民间文化与Po.litics文化之间存在着距离与矛盾的复杂状况。白嘉轩多次拒绝田福贤、岳维山、鹿子霖多次让他出任乡约的请求,出于关心乡民的利益的愤怒,曾发动大规模的鸡毛传贴和交农事件,宽恕黑娃的暴力侵害。在白鹿原上阶级之间的搏斗白热化之时,竟当田福贤的面说:“白鹿原成了鏊子”。显然对古啥辕势力疯狂的阶级报复怀有强烈不满。说白鹿原是翻煎饼的“鏊子”,意为翻来翻去,民不聊生。这绝非冷眼观潮者语,而是一种历史态度。因为,客观上阶级之间血雨腥风,刀光剑影的搏斗与宗法家族制度所形成的社会秩序民间文化氛围显然构成一种破坏。但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认为白嘉轩倾向于革命与古啥苑切一点说,作者意图通过白嘉轩这一形象以新的姿态摆脱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使其具有更为丰富复杂的文化内涵。这种挣脱阶级斗争、Po.litics斗争的“红旗谱”模式的审美效果虽有待历的进一步检验,但这种探索精神无疑是值得肯定的。鹿子霖是一个阴鸷、淫乱、孱弱的人。鹿家祖辈以卧心尝胆,定要出人头地的欲望与决心,攒下可以炫耀于世的产业家财。积淀于鹿家血脉传统之中的个人奋斗因素也就成了鹿家在白鹿原得以生存的壁上观,时时警醒鹿子霖的家训信条。可惜,鹿家到鹿子霖这一辈并不如意。实际证明,鹿子霖已使祖宗的宏图大愿归于空想。客观复杂的环境因素是一方面,自身的人格力量也至关重要。从小说叙述的故事看,祖宗昔日忍辱含垢的韧性与毅力在鹿子霖这里变相化为凌驾弱人之上的恣肆欺虐;产业家财的优越感则蜕变为维护权力欲望的奸作狡黠。在与白氏家族的纠葛矛盾中,处心积虑地以阴毒的手段与白家抗衡。最令人齿冷的是唆使小娥拉白孝文下水的阴谋以及俨然厚道Zhang者的跪谏。鹿子霖身上体现出的这种腐朽堕落的人格特征,显然代表着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劣质因素;投井下石、背信弃义、“窝里斗”……作者意图将之与向嘉轩所具有的那种正直、刚毅以及多数情况下的磊落人格相映衬,不时以春秋笔法隐蔽地传达出作者对这一人物的贬斥与鄙夷。《白鹿原》中主要人物的生存方式　　一 白嘉轩和朱先生的生存方式：坚持以儒家伦理为精神导向　　　　二 鹿三和黑娃的生存方式：盲目的顺从到盲目的反抗　　　　三 小娥和白灵的生存方式：主动的反抗到自觉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