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鲁迅新编》的儒道墨家思想摘要:《故事新编》自1936年问世以来,便以其独特的创作手法受到众人的赞叹,全书收录8个故事,每个故事以为人们耳熟能详的神话故事或历史小故事作为基础,进行了续写或者改编,充满了迷离与奇幻的色彩,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完美结合,其中《采薇》、《非攻》、《起死》、《出关》涉及了儒家、墨家、道家的思想,因而本论文将会对《故事新编》中的作者对待儒家、道家、墨家思想的态度进行详细的分析。关键词:儒家道家墨家故事新编鲁迅这8篇故事的创作前后经过了十三年的时间,创作时期正是中国社会生活动荡不安的三十年代,中国人民经历了军阀的统治和割据,各地区战乱连连,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时鲁迅用犀利的笔和尖锐的思想批判了现实社会的残酷不堪和人们思想的混乱。在《在故事新编》中涉及到儒家、墨家、道家思想的有《非攻》、《采薇》、《出关》和《起死》。《采薇》写武王伐付,伯夷叔齐因“义不食周粟”而饿死首阳山的故事。鲁迅选择这段历史,着重地批判了一些小知识分子的消极抵抗的软弱和无力,展现了消极抵抗是没有用处的,最后只能像伯夷叔齐一样退无可退。《出关》写老子西出函谷的故事。《出关》描绘老子和孔子的对话,西行途中的遭遇,通过生活细节的渲染,批判了老子处处退却的落寞的心情。《起死》以《庄子·至乐》篇中一个寓言为主,以生动有趣的对话,彻底地宣告了“齐物论”的破产,证实虚无主义本身也终于只能落得一个虚无的下场。民族失败主义的思想在“九一八”以后相当泛滥,由于知识分子中的消抗、逃避斗争以至虚无主义应运而生。而《非攻》,描写了一位反对战争,提倡和平的正面的人物形象。文中的墨子代表着中下层的人民的利益,他为了“兼爱”“非攻”的理想不惜奔走相告,劝阻各国的大王避免战争,充分反映了鲁迅对战争的厌恶,对和平的向往。在这四篇故事中,儒家、道家、墨家思想时刻渗透其中,作者也借助文章中的人物以及设置的故事情节表达了他对这三家思想的态度。 一、对儒家思想的态度:质疑和否定儒家传统文化统治人们近千年,人们无时无刻不受着着这种文化的支配而不自知,而鲁迅却对这种传统的文化提出了质疑和否定,他试图挣脱历史上的儒家传统思维,以全新的思维模式审视这个社会,其中《采薇》就是他否定儒家思想的体现。儒家历来都把伯夷叔齐看做是“义”的标准,可是在鲁迅眼里,他们的义却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们的死不4
能改变现状,也不能给人民带来幸福,只能留下一个千古“美名”。细读小说不难发现他们的实质都是逃避。面对30年代的中国,许多知识分子选择了逃避。作为现实主义者的鲁迅,面对困难和挫折,他不会做丝毫的妥协和退让。即使在绝望中,依然保持着战斗力,所以他对于伯夷和叔齐的一味逃避深恶痛绝。但大部分人却不像鲁迅这么认为,毕竟逃避是为了“忠”和“义”,为了大义,是应该被提倡的。在小说中鲁迅贯注了自己新的生命价值标准,他用怀疑否定的精神来重新审视历史人物,他又一次向封建思想体系的忠臣义士的形象发起了挑战,他重新审视了被封建社会经典了的人物——伯夷和叔齐,并作出了自己新的价值评判。在作品中,伯夷和叔齐有三次“逃走”。第一次的“逃走”,是因为“孝”,一个是为了遵父命,另一个是为遵长幼有序,于是他们双双逃走了,他们是国家的继承者,对人民、对社会都有着责任和义务,然而为了一点点虚名,他们弃先王之业而不顾,这样的人又怎么能称得上让人尊敬呢?第二次的“逃走”,是为了反对“以臣弑君”的周武王,是为了忠于先朝,他们不管前朝是怎样的民不聊生,他们甚至“不食周粟”用以作为一种反抗,然而他们还是失败了,最后一次的“逃走”是他们的死,伯夷和叔齐双双饿死在了首阳山,他们这次是彻底的“逃走”了,两眼一闭,世上的不忠不孝都与他们无关。死是他们一直选择逃避的必然结果,他们一味的逃避根本就解决不了问题,真正的勇士,是不会这么轻易的把自己的生命交出去的,因为对于国家和百姓他们有着一份责任,归隐式的苟活是一种逃避的借口,是一种耻辱,这是鲁迅所不耻的。他宁愿选择在危险与艰难中搏斗和抗争。新的历史时期需要新的领军人物和新的价值评判,伯夷和叔齐式的人物已经淹没在历史中,再不能作为一种完全肯定的、值得提倡的形象出现在大众面前了,因为这个时代需要像鲁迅一样的人,也只有他们能担负的起这个民族的兴衰。二、对道家思想的态度:反对无为而治较之鲁迅对儒家的态度,他对道家文化的否定就明显的多,《新编》中的《起死》和《出关》两篇文章就可以看出鲁迅对道家的态度,《出关》是关于老子对思想的出路的阐释,而《起死》则着眼于庄子哲学的困惑,鲁迅对于道家的否定可以看出他对人生的态度,他反对道家的“无为而治”,拒绝现实社会,换来自己的独立自由,鲁迅针对道家思想和行动的矛盾,批评老庄思想、重新评判道家的价值。《出关》是以老子西出函谷关为基本内容,分成四个自然段写,前两自然段写了孔子两次向老子问学,为后两段老子的出关奠定了基础,解释老子为什么要出关,老子出关实际是为了“避祸”。老子柔弱无能,因为孔子参4
透了他的学问的玄机,怕孔子不肯认他为师,于是溜之大吉。《出关》的后两段,进一步深化了主题,老子出关,“用尽哲学的脑筋,只是一个没有法。”于是,无奈的被抓到关上,被迫讲学,被迫编讲义,其中关令尹让老子作书这一段,鲁迅用尽笔法将它大加渲染,发挥合理的想象,用高超的讽刺笔法,描绘出老子任人摆布,到处碰壁的狼狈相。老子出关的根本原因源于这个社会,老子根本就不适应这个荒诞的社会。他的古典情操和礼仪风范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在这个利欲熏心,充满私欲的社会,老子的言行显得那么滑稽和可笑,而在这个社会,如果老子不改变自己,放弃自己的道德原则,到最后也只能出关了。在《出关》中,老子的形象较之在典籍中还比较贴切,这表明,鲁迅对老子的价值是否无意义还没有作出断语,但在《起死》中,鲁迅批评老子思想时所表现的理性认识和情感认同却消失了,庄子,这个道家学派的第二号人物被彻底漫画化了。我们知道,在现代社会,庄子一般被看成是“超世脱俗”的大思想家,郭沫若更把他看成体现五四精神的“个性解放”的象征,但鲁迅却对庄子思想的积极方面视而不见,鲁迅笔下的庄子只是个被功利化、被世俗利用的思想形象而已,而非忠于古代典籍的历史化形象。《起死》中的庄子,出场不凡,神情潇洒,态度超然,哲思深远,在道路上遇到骸骨,突发奇想,想解生死之谜,于是,古老的鬼魂复活了,但被复活的汉子不但不感激老子的救生,反而纠缠着要衣服和包裹,面对执拗的汉子,清高的哲学立刻显现出它的无用。方才还很灵光的招魂术,现在却毫无作用,无奈的庄子只能请巡警解围。从庄子的言行中可以看出,当观念与现实发生冲突时,庄子的哲学在这个现实社会中毫无用处,起死的狼狈遭遇,报复了迂腐的哲学,思想与现实的真实碰撞,使庄子在《新编》的故事中,无法面对现实的逻辑,最后只能向统治者的强权求救,宣布了庄子哲学在现实生活面前的彻底破产。“起死”实际是普通灵魂的起死,死而复生面临的是连一件衣服都没有,庄子碰到他相当于“秀才遇到兵”,一个是实实在在的普通人,一个是满口“齐生死”、“无是非”的玄学学者,这正是现实与观念的冲突。三、对墨家的态度:赞扬与支持鲁迅对道家的拒绝和否定是明显的,他通过《出关》和《起死》的写作来清理老子和庄子的价值,对他们的思想和言行进行否定,进而确立一种新的思想,同时也跟道家的关系做个了断。与对道家的拒绝不同的是,鲁迅对墨家有着由衷的热爱和推崇,这点从《非攻》中就可以看出,鲁迅小说《非攻》描写的是战国时代墨子阻止楚攻宋的故事。为了阻止强大的楚国攻打弱小贫困的宋国,墨子不远千里,穿着破草鞋,带着窝窝头,亲自去楚国,拜见为楚国造云梯的公输班和一心发兵攻宋的楚王。经过艰苦努力,说服了他们,将一场不义之仗扼杀在摇篮里。鲁迅的《非攻》,成功的刻画了墨子的侠义精神,墨家主张的“兼爱”、“非攻”4
,在墨子身上充分的体现出来。小说突出了墨子的仗义性格和反对一切侵略战争,主张加强实力、奋起自卫的思想,凸现了墨子的勇敢、机智的性格和忘我的精神。墨子的思想从另一面反映出鲁迅所遵循的精神,鲁迅不喜欢战争,他见不得百姓生活在战乱中,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他希望在这个时代站出像墨子这样的人,能够为民请命,扶危济贫,他就像一个孤独的战斗者,感受着这个民族所受的欺辱与凋零,却永远不会对侵略者低头。在鲁迅看来,世界正是由像墨子这样的踏踏实实、“埋头苦干”、“拼命硬干”的老实人、“愚人”、“傻人”所铸就的,他们是“中国的脊梁”。《非攻》中的墨子是鲁迅提倡的“中国的脊梁”,但这种中国的脊梁的境遇如何,鲁迅似乎缺乏信心,阻止了战争的墨子并没有受到英雄般的待遇,反而受到宋的募捐队的勒索,陷入无名的困境。这不得不说是这个冷漠的社会造成的,联想到鲁迅生活的时代,英雄不受优待反遭遗弃和陷害的也比比皆是。鲁迅从历史的角度,着重描写出个体在这个时代的深刻的孤独感,在对个人的深刻体验中清醒的认识了人的孤独本质,在对传统文化进行批评的同时,也在寻找着一种可以带领人们通往新道路、符合新时代要求的独立意识,这是一条艰难的道路,但是鲁迅走的却是那么义无反顾。结语:鲁迅之承担墨家价值,倾心于墨家伦理,赞赏“夏道”,与其历史观的变化和接近中国共产主义者不无关系。王瑶先生说过,鲁迅笔下的大禹和墨翟是劳动人民的形象,具有劳动者的特征和优点。鲁迅扬弃早期思想中“精神界战士”的理念,转而从历史上的英雄和现实中的志士那里塑造其“中国的脊梁”的理想,与其对于现实的中国革命的感触是分不开的。《故事新编》出现作为批判“国民劣根性”主题之正题的所谓“中国的脊梁”的墨家英雄,它表现了鲁迅寻求创造性地转化中国传统的积极本质。《故事新编》中也体现了鲁迅对儒道墨家思想的继承与批判,对三家的不同态度给予了我们国民深刻的思考。参考文献:鲁迅,《故事新编》鲁迅,《鲁迅杂文精编》王杰,《鲁迅的文化诗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王瑶,《鲁迅作品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李怡主编,《鲁迅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