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新编读后感介绍

黑故事——读《故事新编》有感不知你是否看过周晓枫的《黑童话》，而我以为它与鲁迅的《故事新编》有异曲同工之妙：皆打破了我们对一些事物和人物的固有认识和传统印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打开了一个新世界。虽然这些故事皆取自于我们所熟知的古代历史故事和神话，语言也近乎白话，但它却集历史、现实和自传性于一体，既扎根于传统文化，又新意层出。篇幅虽短，却耐人寻味。同时，读完整本书后，我发现故事之间并非完全独立、割裂，八个小故事之间始终由一条或多条主线穿连（至于是什么主线得从分类角度上来谈），互有联系。由于个人阅读和理解有限，也未查阅很多资料，请允许我用最简单和粗略的方式来阐释这八个故事。这八个故事可以大略分为三类:一是反神性，如《补天》和《奔月》；二是反英雄，如《理水》、《铸剑》和《非攻》；三是反圣人，如《采薇》、《出关》、《起死》和《非攻》；而这三大板块又共同反映了复杂的人性，影射了现实。可以说在鲁迅笔下，这些故事中的人物重获新生，有些甚至变得让我们感到陌生和讶异，但却觉得他改编得水到渠成，没有丝毫矫揉造作之感。运用反讽和互文等现代主义的手法，以油滑的腔调编造了些许荒诞的情节，虽有夸张，却又与现实密切相连；虽不可思议，却又能找到根源；虽引人入胜，却又有严肃的道理。一如《补天》中的女娲，颠覆了我们对无私和伟大的人类之母的形象认识:这里的女娲是慵懒无聊的，是自私随便的，是能力有限的，但也是人性化的。因为在她身上，我们可以找到自己的影子，看到自己的丑的一面，而并非全是美的。女娲之所以造人，竟是因为寂寞空虚，因此她游戏造人；女娲之所以补天，首要原因是自己感到了不适。而文中提到的金粉末以及战争又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是对黑暗现实的讽喻与反思。（文后注释中有，这里不详述）又如《奔月》中的后羿与嫦娥。在传统的嫦娥奔月故事中，嫦娥是为了阻止贪婪的蓬蒙或是因为误食仙丹而奔月的。然而，书中的嫦娥是为了逃避简单重复，平淡无常的生活而独自飞走。同时，我们所敬仰的射日英雄后羿在故事中也只是个平凡爱妻的丈夫，与我们一样为生计而奔波，为讨好妻子而忧愁。他们的爱情不再是美丽的神话，同样会有泡影——嫦娥与后羿的爱情变成了由物质维持的，而没有了丰裕的物质作为支持，原本看似美好的爱情也会露出本来丑陋的一面来。爱情敌不过岁月，敌不过柴米油盐，敌不过烟熏火燎。《理水》中的大禹既是睿智创新的，却也是威严官腔的；《铸剑》中的眉间尺是优柔寡断的，却也是决心果断的；《非攻》中的墨子既是无私博爱的，同时也会自私埋怨。英雄已不再是十全十美的纯粹英雄，他们身上也有人性的弱点，体现了“人就是一个矛盾体的”辩证唯物观点。却文扎根于中华传统文化源于我们所熟知的传统文化中都很有趣味性，有一些神话或者虚幻的影子，是很容易读懂的，但是要读透还真不容易。而且故事情节都是很吸引人的，也是传统人物的再塑造，来适应自己所需的主题。鲁迅先生并没有让这些人物完全叛变，而是对他们的一些特有的性格进行放大。比如说眉间尺优柔寡断的性格。在《铸剑》这篇小说的开始，作者就花了大手笔来写眉间尺是如何对待一只老鼠的态度，先前是觉得它可恶，打扰了自己休息，但是在用水溺它的时候又觉得它可怜，在要救它的时候又觉得它活该死。如此犹犹豫豫，直到烧了六支松明，也没决定是要救还是要害死它。当他知道父亲的死因，以及要报杀父之仇的决心，可是他却不愿意伤害除了仇人——大王——以外的人，所以最终上演了几个头颅在金鼎内争斗的很是荒诞的一幕。将眉间尺的性格是刻画到了极限。 另外印象更深刻的是《奔月》。之前我们听到的嫦娥奔月的故事中，嫦娥是被-逼无奈，是为。然而鲁迅中的故事中却颠覆了嫦娥美好的形象。刚开始看到鲁迅先生写到“乌鸦炸酱面”的时候，真是忍俊不禁，本来是一个英雄和美人的绝佳搭配的传奇故事，现在却到了只能吃乌鸦炸酱面的境地，而且乌鸦还射了一天才得到那么三只，麻雀射碎了还成了珍品。感触最深的是，后羿很大男子主义的说自己是因为担心嫦娥在人间没吃的了才那么伟大的留在这里天天去打猎，还不畏责骂，本来他可以一早就吃了金丹飞升从此什么也不用忧愁的。此时的嫦娥也年老色衰了，后羿也英姿不再了，即使后羿看着嫦娥因为现在窘迫的生活变得憔悴，心里自责不已，但是嫦娥的心却已经默默的在变了。在他第二天出去打猎回来的时候终于发现嫦娥偷吃了金丹独自找解脱去了。到头来，美好的爱情变成了泡影。后羿懊恼不已，但是他却依旧没有领会到是因为他们的爱情经受不起现实的考验，而不是因为嫦娥厌倦了吃乌鸦炸酱面。她厌倦的不仅仅是每天担心有没有肉吃，可以吃到的肉还是不是乌鸦肉了，更是因为本身对后羿的爱情的极高的期待被现实的残酷打败了。一个原本声誉极高的神射手，得到帝王的称赞的，现在变得老太婆也不认识，现在还落得每天只能打猎到乌鸦而不是什么珍禽野兽了。鲁迅借神话经典说了现在的故事，没有英雄美人的荡气回肠，没有爱情悲剧的缠绵悱恻，只有后羿为生计问题、为避免危机的发生而辛勤奔波，而嫦娥却因生计问题的长期不能解决，被-迫飞升。在在《理水》中，大禹和众位学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湮”还是“导”。这个在尧治水失败后，是显然的，但是“学者”们却认为“导”是蚩尤的法子，是用不得的，就像当时的各类新兴事物一样，在中国的大地总是有人在反对在抵制，不愿意变革。鲁迅先生是在赞扬像禹这样有胆识有谋略的人，同时也是当时社会需要革新的印证。透过文本对大禹“黑瘦的面貌”和“结满老茧的脚底”的特写，读者可以体会到禹在治水中“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夜入”的艰难困苦和坚持不懈的意志力。《非攻》中德墨子亦是如此，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墨子主张“兼爱”，反对“非攻”，具有“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的精神。鲁迅在小说中紧紧抓住这一精神原点，紧张而戏剧化地写出墨子与公输般的斗智斗勇，最后促使楚王放弃攻宋。儒家孟子曾攻击墨子说。“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显然，鲁迅并不认同儒家的这一评价。《非攻》中的墨子以自己的意志、胆识和智慧，挽救了弱小的宋国，使数以万计的宋国生灵免遭涂炭，这是一种博大的人间情怀，一种深厚的人道精神，一种无疆的大爱。同时还有女娲不断创造新生，都是鲁迅所赞扬的。同时，消极避世的老子，自相矛盾的庄子，已无“用武之地”的羿，犹豫不决的眉间尺这些人物。在幽明两界泾渭分明的区别背后，承载的是一种对生命和死亡的价值、意义的选择与思考。不知生，焉知死;舍生取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个体选择生与死的正义性的理性判断与道德评价。事实上，在30年代的中国，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得面对这样严峻的拷问，直面或回避，承担或放弃，舍或取，等等，也就成为30年代知识分子精神天平上孰轻孰重的醒目的刻度。然而，每一个作者都是历史文本的阅读者和阐释者，而鲁迅乃是有意识地把历史看成一个巨大的文本。《故事新编》就是历史文本的重新书写，他试图通过对历史文本的重构来展叙自己精神的历程。从鲁迅那上下古今任意驰骋的奇异构思中我们分明感觉到一种鲁迅式的虚妄。鲁迅“所想”与“所说”的背离，反映了鲁迅既立足于现实又超越了现实的深刻性。我们从鲁迅对历史的诅咒和对国人的无情抨击中不难体会出那种深深的失望与悲哀之情，从鲁迅那样的制高点上俯看人生与现实，化繁为简，就导致了《故事新编》中“虚妄感”的产生。这是鲁迅独特真切的人生体验，也是其历史小说所蕴含的内在意旨。 鲁迅这种深刻的现代意识表现在《故事新编》中，就是对个体生存命运的痛苦思考，那种先觉者从黑暗中挣脱出来又掉进新的虚空之中的绝望之情。可以说，整部《故事新编》就是关于“人”的生存境遇的思考与反思。面对他人改造的怀疑到返回自我的价值追问，先觉者生存于世的位置问题必然会在鲁迅心中凸现。鲁迅在小说中采用解构历史的方法，将这些抽象化和符号化了的英雄、圣贤化解为一个个平凡之人，成为滑稽、荒诞的对象，从而呈现出鲁迅荒诞和虚无的心态——一种“独战的悲哀”的悲凉之感，英雄末路的悲叹。这就是鲁迅在《故事新编》中所要表达的关于人生、历史的内心体验和中心感受。我们既不能否认鲁迅在体验论上痛感中国的“无历史性”，也不能否认鲁迅在价值观上深信历史进步的必然性，这种看似矛盾的思想恰恰应该是鲁迅的深刻所在吧。创作就是关注现实                        ——论鲁迅《故事新编》 《故事新编》在一九三六年一月出版，全书一共有八篇小故事，都是对我们耳熟能详的历史小故事以及神话传说进行重新加工，赋予它新的意义（句子不通）。如果说《呐喊》诸篇是鲁迅意为先驱者摇旗呐喊而对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种种生活不能忘怀而对事物的描写与再现的话，那么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在某种意义上则是基于创作主体英雄末路的悲叹所产生的对人生的反思。时代的急骤变化加深了鲁迅对人的命运与生存境遇的探寻，而历史小说可以“不免油滑”的创作特点又正好契合了鲁迅这种深层的创作意图，可以任性忘情地驰骋于自己所营造的想象空间中，可以毫不顾忌地将自己的情感与体验以及对现实的观察与历史的反思一古脑儿倾注其间，构成了现代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创作风格。    鲁迅之所以热衷于创作《故事新编》，其深层原因来自于他作为一个先觉者的生命体悟，来源于他对中国历史的深刻体验与独特观察。一方面，作为近代“国民之敌”，鲁迅的基本目的是以“人”为主体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的重建，这一特征集中表现为他早期自觉地选择“科学救国”，尔后又对改造国民精神结构的再三强调和不遗余力的亲自实践。从这一思想动态出发，他深情地呼喊过“精神界之战士”，毫不留情地批评过“老中国的儿女”。然而，“立人”理想的失败，现实环境的险恶，先觉者与庸众之间的隔膜与对立，使得壮志未酬的鲁迅陷入了一种深深的绝望之中。困惑的心灵促使他开始构筑《故事新编》这一荒谬怪诞的艺术世界。在这个看似荒诞的世界中，他可以任意抒写他对生命的感悟与人生的思索，他就像一个巨人，站在人类未曾到过的高度，俯瞰芸芸众生，感受着复杂的人生体验。另一方面，鲁迅深深地感悟到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吃人”史。因此，他对国粹主义者眼中的辉煌历史有一种深深的危机感与绝望感，对泱泱中华大国数千年来的文明史的崇敬之情也就化为“一把辛酸泪”了。因此，其历史小说表示的就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主观性，而是表现了整个世界。   鲁迅在创作《故事新编》时有这样一个总的指导原则：“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因而其作品显示出强烈的开放性，其描写形态同以往的历史题材作品相比大相径庭，开创出一种新型的“古今交融体”。这种融古铸今的独特文本正是鲁迅“虚妄感”的外化形式。《故事新编》一问世，立刻便以它那特有的与众不同的色彩、韵味，引起人们的惊奇与赞叹。恰如书名所示，作家用新颖的艺术手段去处理过去的事，于是便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艺术天地。《故事新编》构筑的艺术世界充满了迷离与奇幻的色彩，在这个陌生而又怪诞的世界中，现实的荒谬事物摆脱了习以为常的状态，暴露出内在的荒谬和畸形，一些来自为人们尊崇的显赫历史人物消失了长期积淀的庄严神圣，变得出人意外的滑稽可笑。这种“古今交融体”带给读者的是荒诞、虚妄的感觉，导引着人们反思人类与自身的生存命运。鲁迅创作这篇小说前后经过了十三年的时间，而其间作者的世界观也发生了改变，这就使故事的思想内容发生了变化。后五篇较之前三篇有很大的不同。   第一篇《补天》写于一九二二年，曾以《不周山》为题收入《呐喊》第一版。而他的第二篇作品《奔月》是写神话后羿和嫦娥的传说。擅长射箭的羿射下过九个太阳，射过好多动物，最后“射的遍地精光” ，只好每天为食物奔波，而嫦娥却不能与后羿每天过这样的生活，于是吞下了金丹，独自飞仙了。鲁迅没有像古典神话中描述的那样把后羿赞扬的有多么伟大，而是通过对故事的改写，为读者展现了一个孤独而悲哀的勇士的心境。《铸剑》发表时原名《眉间尺》，取干将铸剑、其子报仇的故事。作品写的主要是这个传说的后半段。黑色人是作品着力描写的对象，他仿佛生来就是为了代人复仇似的，具有一种热到发冷的性格。一言一动，都象主角眉间尺背上的宝剑一样：寒光逼人。眉间尺把复仇的事业付托他，连同自己的头和宝剑。黑色人冒充玩把戏的混入王宫，机智地劈下国王的头，为了彻底击败敌人，最后也割下自己的头来回答对眉间尺的信任，完成了他所付托的复仇的重任。从这三篇小说中，读者可以从中了解作者那颗孤独但却坚忍不拔、敢于斗争的决心和勇气，在后羿和黑色人身上，我们看到了作者的愿望和理想。     大家知道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生活动荡不安，中国人民经历了军阀的统治和割据，各地区战乱连连，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鲁迅在这个时候站了出来，他用犀利的笔和尖锐的思想批判了现实社会的残酷不堪和人们思想的混乱，而他的后五篇就深刻的反映了他的思想。后五篇作品所涵盖的内容更广了，多以历史小说为题材，更具有时代性和历史性。《理水》中写了官员的腐败，没有真正在乎百姓的生活，作者在这里似乎是影射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对社会进行了批判。可是值得一提的是鲁迅并没有完全的进行批判，他尊重了历史中禹对百姓的贡献，作品中通过对水利局的那些官员的描写烘托出真正的人民英雄的形象，他为人民着想，刻苦又勤劳，他的身上体现着太多劳动人民朴实的性格特点。与《理水》相似的还有《非攻》，也描写了一位反对战争，提倡和平的正面的人物形象。文中的墨子代表着中下层的人民的利益，他为了“兼爱”“非攻”的理想不惜奔走相告，劝阻各国的大王避免战争，充分反映了鲁迅对战争的厌恶，对和平的向往。《采薇》写武王伐付，伯夷叔齐因“义不食周粟”而饿死首阳山的故事。鲁迅选择这段历史，着重地批判了一些小知识分子的消极抵抗的软弱和无力，展现了消极抵抗是没有用处的，最后只能像伯夷叔齐一样退无可退。《出关》写老子西出函谷的故事。《出关》描绘老子和孔子的对话，西行途中的遭遇，通过生活细节的渲染，批判了老子处处退却的落寞的心情。《起死》以《庄子·至乐》篇中一个寓言为主，鲁迅以生动有趣的对话，彻底地宣告了“齐物论”的破产，证实虚无主义本身也终于只能落得一个虚无的下场。民族失败主义的思想在“九一八”以后相当泛滥，由于知识分子中的消抗、逃避斗争以至虚无主义应运而生。   《故事新编》曾在文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对于他别出心裁的创作，许多人都给予了肯定，他的作品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和研究意义，在这里我也对他的《故事新编》表述出我的几点看法。  二、看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消解 （缺少过渡段） （一）鲁迅对传统英雄的消解  在书中有许多的小故事都是我们所知道的，他们大多数都是对一些英雄的赞美与钦佩，而《故事新编》却反其道而为之，他并没有对传统英雄大肆的赞扬，相反，却消解了我们心中的英雄形象。《故事新编》中的前三篇便是全面消解传统文化所赐予知识分子的救世心态。补天中的女娲原是创世之母，补天英雄，补天中的后羿原是神话中射日神手，铸剑中的黑衣人原是古越刺客侠文化的化身。他们的故事传递着救世的英雄旋律，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崇高。被后人所推崇，而他们的故事也是代代相传。但鲁迅的《故事新编》中这些英雄却被平民化了，他们退却了那些英雄盖世的影子，取而代之的是为生活而奔波和繁忙的百姓。在《补天》中，鲁迅探寻了女娲补天的真正动机和最终结果，真正动机是无聊，所以创造了人类，而最终结果则是人的丑态，鲁迅从创作动机中将神回归到人，从创作结果上消解了人的神圣，回归到平凡。《奔月》的故事老少皆知，说的是传说中的后羿射下过九个太阳，英勇无比，而《故事新编》中后羿这个射日的英雄整却被日常琐事所牵绊，每日为了一点生计而发愁，英雄的气概荡然无存。他甚至每天起早贪黑只是为了射到乌鸦之外的东西而博得嫦娥。的欢心，鲁迅对这种英雄气短的凡俗续写完全拆解了救世传说的神圣崇高，并以明显的现实典故揭示了现代知识分子的现实困境。《铸剑》中眉尺间与黑衣人的赴死，让我们想到的绝不是英雄英勇，而是看到他们死亡后的悲哀。鲁迅生活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社会，他清醒的认识到在黑暗的统治下像后羿一样的英雄最终不能得志的悲惨下场，也亲自尝试了英雄的孤独感，鲁迅把神话故事与现实生活相连，深刻地剖析了社会的荒诞，也从另一面反映了他想去救世，却苦于现实的悲凉心境。 （二）鲁迅对儒、道两家传统文化的消解 （缺少过渡段） 1、《采薇》是鲁迅对儒家思想否定态度的一个体现（句子不通） 儒家传统文化统治人们近千年，人们无时无刻不受着着这种文化的支配而不自知，而鲁迅却对这种传统的文化提出了质疑和否定，他试图挣脱历史上的儒家传统思维，以全新的思维模式审视这个社会，其中《采薇》就是他对儒家思想否定态度的一个体现，儒家历来都把伯夷叔齐看做是“义”的标准，可是在鲁迅眼里他们的义却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们的死不能改变现状，也不能给人民带来幸福，只能留下一个千古“美名”罢了，可是细读小说不难发现他们的实质都是逃避，面对30年代的中国，许多知识分子选择了逃避，在鲁迅看来，这是可耻的，他宁可“直面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也不愿意“苟且”的活着，作为现实主义者，面对困难和挫折，他不会做丝毫的妥协和退让。即使在绝望中，依然保持着战斗力，所以对于伯夷和叔齐的一味逃避就被鲁迅这么深恶痛绝。但大部分人却不像鲁迅这么认为，毕竟逃避是为了“忠”和“义”，为了大义，是应该被提倡的。然而在小说中鲁迅贯注了自己新的生命价值标准，他用怀疑否定的精神来重新审视历史人物，他又一次向封建思想体系的忠臣义士的形象发起了挑战，他重新审视了被封建社会经典了的人物——伯夷和叔齐，并作出了自己新的价值评判。 在作品中，伯夷和叔齐有三次“逃走”。第一次的“逃走”，是因为“孝”，一个是为了遵父命，另一个是为遵长幼有序，于是他们双双逃走了，他们是国家的继承者，对人民、对社会都有着责任和义务，然而为了一点点虚名，他们弃先王之业而不顾，这样的人又怎么能称得上让人尊敬呢？第二次的“逃走”，是为了反对“以臣弑君”的周武王，是为了忠于先朝，他们不管前朝是怎样的民不聊生，他们甚至“不食周粟”用以作为一种反抗，然而他们还是失败了，最后一次的“逃走”是他们的死，伯夷和叔齐双双饿死在了首阳山，他们这次是彻底的“逃走”了，两眼一闭，世上的不忠不孝都与他们无关。死是他们一直选择逃避的必然结果，他们一味的逃避根本就解决不了问题，真正的勇士，是不会这么轻易的把自己的生命交出去的，因为对于国家和百姓他们有着一份责任，归隐式的苟活是一种逃避的借口，是一种耻辱，这是鲁迅所不耻的。他说：“苟活救世活不下去的初步”，是一个民族衰微的预兆。他宁愿选择在危险与艰难中搏斗和抗争。新的历史时期需要新的领军人物和新的价值评判，伯夷和叔齐式的人物已经淹没在历史中，再不能作为一种完全肯定的、值得提倡的形象出现在大众面前了，因为这个时代需要像鲁迅一样的人，也只有他们能担负的起这个民族的兴衰。 2、《起死》《出关》的解析      较之鲁迅对儒家的态度，他对道家文化的否定就明显的多，《新编》中的《起死》和《出关》两篇文章就可以看出鲁迅对道家的态度，,《出关》是关于老子对思想的出路的阐释，而《起死》则着眼于庄子哲学的困惑，鲁迅对于道家的否定可以看出他对人生的态度，他反对道家的“无为而治”，拒绝现实社会，换来自己的独立自由，可鲁迅却否定这种独立自由，鲁迅针对道家思想和行动的矛盾，批评老庄思想、重新评判道家的价值。     《出关》是以老子西出函谷关为基本内容，分成四个自然段写，前两自然段写了孔子两次向老子问学，为后两段老子的出关奠定了基础，解释老子为什么要出关，老子出关实际是为了“避祸”。老子柔弱无能，因为孔子参透了他的学问的玄机，怕孔子不肯认他为师，于是溜之大吉。《出关》的后两段，进一步深化了主题，老子出关，“ 用尽哲学的脑筋，只是一个没有法。”于是，无奈的被抓到关上，被迫讲学，被迫编讲义，其中关令尹让老子作书这一段，鲁迅用尽笔法将它大加渲染，发挥合理的想象，用高超的讽刺笔法，描绘出老子任人摆布，到处碰壁的狼狈相。老子出关的根本原因源于这个社会，老子根本就不适应这个荒诞的社会。他的古典情操和礼仪风范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在这个利欲熏心，充满私欲的社会，老子的言行显得那么滑稽和可笑，而在这个社会，如果老子不改变自己，放弃自己的道德原则，到最后也只能出关了。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老子与孔子学问之争，孔子与老子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思想，通过老子其人，鲁迅通过突出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与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作出比较，表明自己的态度，否定老子的“无为”思想。 在《出关》中，老子的形象较之在典籍中还比较贴切，这似乎表明，鲁迅对老子的价值是否无意义还没有作出断语，但在《起死》中，鲁迅批评老子思想时所表现的理性认识和情感认同却消失了，庄子，这个道家学派的第二号人物被彻底漫画化了。我们知道，在现代社会，庄子一般被看成是“超世脱俗”的大思想家，郭沫若更把他看成体现五四精神的“个性解放”的象征，但鲁迅却对庄子思想的积极方面视而不见，鲁迅笔下的庄子只是个被功利化、被世俗利用的思想形象而已，而非忠于古代典籍的历史化形象。《起死》中的庄子，出场不凡，神情潇洒，态度超然，哲思深远，在道路上遇到骸骨，突发奇想，想解生死之谜，于是，古老的鬼魂复活了，但被复活的汉子不但不感激老子的救生，反而纠缠着要衣服和包裹，面对执拗的汉子，清高的哲学立刻显现出它的无用。高才还很灵光的招魂术，现在却毫无作用，无奈的庄子只能请巡警解围。从庄子的言行中可以看出，当观念与现实发生冲突时，庄子的哲学在这个现实社会中毫无用处，起死的狼狈遭遇，报复了迂腐的哲学，思想与现实的真实碰撞，使庄子在《新编》的故事中，无法面对现实的逻辑，最后只能向统治者的强权求救，宣布了庄子哲学在现实生活面前的彻底破产。“起死”实际是普通灵魂的起死，死而复生面临的是连一件衣服都没有，庄子碰到他相当于“秀才遇到兵”，一个是实实在在的普通人，一个是满口“齐生死”、“无是非”的玄学学者，这正是现实与观念的冲突。  3.鲁迅对墨家的赞扬与支持     鲁迅对道家的拒绝和否定是明显的，他通过《出关》和《起死》的写作来清理老子和庄子的价值，对他们的思想和言行进行否定，进而确立一种新的思想，同时也跟道家的关系做个了断。与对道家的拒绝不同的是，鲁迅对墨家有着由衷的热爱和推崇，这点从《非攻》中就可以看出，鲁迅小说《非攻》描写的是战国时代墨子阻止楚攻宋的故事。为了阻止强大的楚国攻打弱小贫困的宋国，墨子不远千里，穿着破草鞋，带着窝窝头，亲自去楚国，拜见为楚国造云梯的公输班和一心发兵攻宋的楚王。经过艰苦努力，说服了他们，将一场不义之仗扼杀在摇篮里。鲁迅的《非攻》，成功的刻画了墨子的侠义精神，墨家主张的“兼爱”、“非攻”，在墨子身上充分的体现出来。小说突出了墨子的仗义性格和反对一切侵略战争，主张加强实力、奋起自卫的思想，凸现了墨子的勇敢、机智的性格和忘我的精神。鲁迅对墨子的描写，极尽赞美之词，（句子不通）墨子的思想从另一面反映出鲁迅所遵循的精神，鲁迅不喜欢战争，他见不得百姓生活在战乱中，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他希望在这个时代站出像墨子这样的人，能够为民请命，扶危济贫，他就像一个孤独的战斗者，感受着这个民族所受的欺辱与凋零，却永远不会对侵略者低头。在鲁迅看来，世界正是由像墨子这样的踏踏实实、“埋头苦干”、“拼命硬干”的老实人、“愚人”、“傻人”所铸就的，他们是“中国的脊梁”。《非攻》中的墨子是鲁迅提倡的“中国的脊梁” ，但这种中国的脊梁的境遇如何，鲁迅似乎缺乏信心，阻止了战争的墨子并没有受到英雄般的待遇，反而受到宋的募捐队的勒索，陷入无名的困境。这不得不说是这个冷漠的社会造成的，联想到鲁迅生活的时代，英雄不受优待反遭遗弃和陷害的也比比皆是。鲁迅从历史的角度，着重描写出个体在这个时代的深刻的孤独感，在对个人的深刻体验中清醒的认识了人的孤独本质，在对传统文化进行批评的同时，也在寻找着一种可以带领人们通往新道路、符合新时代要求的独立意识，这是一条艰难的道路，但是鲁迅走的却是那么义无反顾。同样，《理水》中对大禹也是一样的赞赏，与考察大员的腐败和文人学者的无耻不同，大禹注重考察实情，不空谈，敢于改变祖宗礼法，为了平息水患，不惜四处奔走，不怕奔波劳累。禹的精神正是墨家所尊崇的精神，大禹是墨家推崇的“大圣”，大禹的精神就是墨家所提倡的“有力者疾以助人”的精神，鲁迅有意选取墨家这两个人物予以浓墨重彩的赞赏，可以看出鲁迅对墨家精神的赞扬和支持。 三．《故事新编》独特的艺术手法 （缺少过渡段） （一）反讽手法的运用     所谓反讽，又称倒反法、反语，为说话或写作时一种带有讽刺意味的语气或写作技巧，单纯从字面上不能了解其真正要表达的事物，而事实上其原本的意义正好与字面上所能理解的含义相反，（句子不通）通常需要从上下文及语境来了解其用意。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及个性风格等因素的影响，不少作家在其创作中大量采用反讽的手法，从而留下一批反讽特征十分明显的作品，鲁迅的《故事新编》就是典型的代表作之一。对于《故事新编》来说，在语言上，用悖论的语言表现相悖论的内容和相悖论的人物关系（句子不通）；在结构上，一个个怪诞离奇的故事构成了每篇小说的主体，古今人物同处一台，写实与虚幻集于一体，充满了时空转换和倒置。     在《故事新编》中，鲁迅通过反讽把历史和现实进行了重新的改写，表现出了在常态文学中无法表达的对人生、历史和文化深刻而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不再是给人们审美心理的平衡和满足，而是一种平衡的破坏，带给人们的是别扭和撞击，它让人们从这种不和谐中领悟到现实社会的残酷和无情，带给人们超乎寻常的审美意义。在《故事新编》中，作品主人公的行为与结果就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反讽，在对人物的解构上，鲁迅就对其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反讽，小说中的《补天》，在展现生命创造过程中的雄奇与瑰丽的同时，也呈现出与这种创造相伴的种种苦闷与凄凉。一面是创造时的勇往和愉快，一面是创造后的疲乏与焦躁。鲁迅用这种相对立的写法，逐渐对这种有价值的生命进行消解，进而也对人的创世精神进行消解。《奔月》中后羿的出场，就是鲁迅反讽手法的代表之一，他不再是人们眼中的大英雄，相反是一个被世俗化了的人物，他出场后所经历的被遗弃、遗忘、背叛等一系列遭遇，更使这位英雄产生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悲凉和寂寞。更为悲哀的是小说的最后，当与其相依相伴的嫦娥因受不了吃“乌鸦肉炸酱面”的痛苦而离他而去时，后羿竟也决定“去找那道士要一服仙药，吃了好追上去”，这一下就使昔日的大英雄因平常琐事彻底的平庸化和世俗化了。除上的古今杂糅，比如在《奔月》中，本来处在遥远的洪荒时代的不食人间烟火的英雄后羿和神话中美丽的嫦娥，却被置于充满现代气息的世俗世界里：住的是奴仆成群的大院子，吃的是乌鸦肉炸酱面，闲暇时还会打麻将、下馆子；在《理水》中，尧舜的天下不但有幼稚园、飞车，还有满嘴外语、以作学问为生的学者，还有鱼肉百姓的官吏；在《起死》中，手持警棍等现代武器的巡士则出现在了楚国的土地上，这样一来，则出现了光怪陆离的景象。过去和现在，使文本结构呈现反讽的艺术形态。当然，这种艺术手法寄托了作家的感受和想法，是作家心理结构的一种反映，正是这种独特的感受，才使《故事新编》摆脱了时间的壁垒，使作者在古代和现代之间可以自由出入，并使正统的历史以荒诞的形式呈现在人们面前，从而构成了对中国这种现实的深刻批判。 反讽艺术不但增强了作品思想内容的表现力度，而且大大增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正是因为反讽艺术，使鲁迅虽然身处战乱黑暗的年代，却可以不因此沉沦，以更加坚定的信心和拼搏的精神面对惨烈的现实，用笔书写对自我价值的感受。 （二）互文性手法的独到运用     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想家克莉斯蒂娃说：“每一个文本都是作为引文镶嵌建构起来的，每一个文本都是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和转化。”也就是说文本与文本之间，叫做“互文性” 。换句话说，一个文本在传达、表述信息时已不是一个独立的符号系统，它同时包含着来自其他文本的话语，暗示着其他文本。《故事新编》就是一种互文性的文本，在题材选择和处理上，八篇小说鲜明的体现了古代典籍与现代话语的相互交融，由历史性文本和现实性文本构成。历史性文本即古籍记载、神话传说、历史文献等，这些历史性文本，上至远古神话下至春秋诸子百家，补天、奔月的神话传说，儒、墨、道诸子的争鸣，都有据可依，例如《补天》的故事来自于《山海经》、《列子》、《史记》等；《奔月》来源于《山海经》、《孟子》等，这些故事都来源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最底层、最深处，不但对后世产生着深刻的影响，而且都深深的嵌进了人们的生活中。而现实性文本，则是以历史题材为基本，将现实生活嵌进了历史故事中，再现了历史“故事”，达到借古讽今的目的。分析鲁迅《故事新编》文本的互文性，要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出发，来了解鲁迅，他生活在一个军阀战乱的30年代，社会与民族危机日益激化，外忧内患，鲁迅觉得有必要“把那些坏种的祖坟刨一下”，因此作为“直面现实”的真的猛士，现实中的文化斗争直接进入小说中，如《出关》中的现实性文本主要通过老子的形象塑造，讽刺当时的高人隐士不过是无用的废物，借函谷关上老子与官员的对话来揭示官员的功利丑态和愚蠢下流。还有《理水》中文化山学者的帮闲、复古、寄生的嘴脸，《采薇》中伯夷叔齐的矛盾言行，《起死》中庄子的不辨是非，齐生死的虚伪等等，鲁迅将其活画出来，给予了无情的嘲讽。鲁迅忠终其一生选择了改变国民精神，他的作品对强大的封建势力和广大的愚昧国民进行了尖锐的嘲讽和深刻的揭露。因而，他在《故事新编》中，仍以改造国民精神为主脉，并从不同的角度对封建礼仪，文化心理定势等造成国民性的原因给予深刻的揭露，他的小说因而显现出大量的文本互涉性。这种互文性正是引导读者以一种非线性的阅读方式和思维方式来认识文本，从而激发读者的想象，达到真正解读文本的目的。互文性是《故事新编》的显现风格，是其独特艺术魅力即古今杂糅特征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     每一个作者都是历史文本的阅读者和阐释者，而鲁迅乃是有意识地把历史看成一个巨大的文本，《故事新编》就是历史文本的重新书写，他试图通过对历史文本的重构来展叙自己精神的历程。从鲁迅那上下古今任意驰骋的奇异构思中我们分明感觉到一种鲁迅式的虚妄。鲁迅“所想”与“所说”的背离，反映了鲁迅既立足于现实又超越了现实的深刻性。当其在黑夜、灯前，“自己不知不觉渐渐脱去人造的面具和衣裳”，独自面对“赤条条”的“自我”时，他便开始了灵魂的漫游。正是这种极为自由的创作心态，才使得他创作《故事新编》时能够超越地思考人生历史，体验人生历史。我们从鲁迅对历史的诅咒和对国人的无情抨击中不难体会出那种深深的失望与悲哀之情，从鲁迅那样的制高点上俯看人生与现实，化繁为简，就导致了《故事新编》中“虚妄感”的产生。这是鲁迅独特真切的人生体验，也是其历史小说所蕴含的内在意旨。    鲁迅这种深刻的现代意识表现在《故事新编》中，就是对个体生存命运的痛苦思考，那种先觉者从黑暗中挣脱出来又掉进新的虚空之中的绝望之情。可以说，整部《故事新编》就是关于“人”的生存境遇的思考与反思。面对他人改造的怀疑到返回自我的价值追问，先觉者生存于世的位置问题必然会在鲁迅心中凸现。鲁迅在小说中采用解构历史的方法，将这些抽象化和符号化了的英雄、圣贤化解为一个个平凡之人，成为滑稽、荒诞的对象，从而呈现出鲁迅荒诞和虚无的心态——一种“独战的悲哀”的悲凉之感，英雄末路的悲叹。这就是鲁迅在《故事新编》中所要表达的关于人生、历史的内心体验和中心感受。我们既不能否认鲁迅在体验论上痛感中国的“无历史性”，也不能否认鲁迅在价值观上深信历史进步的必然性，这种看似矛盾的思想恰恰是鲁迅的深刻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