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号:12UDC:800学号:12105892056密级:公开^温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油滑”析解一_以鲁迅《故事新编》为中心RESEARECHOFCUNNING------CENTEREDONOLDTALESRETOLD作者姓名:张铮___________________学科、专业: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宄方向:西方文论______________指导教师:李包靖教授完成日期:2015年3月______________温州大学学位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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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类号:I2UDC:800学号:12105892056密级:公开温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油滑”析解——以鲁迅《故事新编》为中心RESEARECHOFCUNNING——CENTEREDONOLDTALESRETOLD作者姓名:张铮学科、专业: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方向:西方文论指导教师:李包靖教授完成日期:2015年3月温州大学学位委员会
“油滑”析解——以鲁迅《故事新编》为中心摘要《故事新编》作为一部独具特色的小说集,在近年来一直吸引着鲁迅研究学者们的关注。其中“油滑问题”一直是研究的焦点。本文认为“油滑”是《故事新编》最重要的成分,其不仅渗透于小说文本的语言和结构之中,更帮助《故事新编》建立起独特的艺术风格,体现了鲁迅先生的思维深度。本文旨在从修辞学、思想观和生存观这三个角度来分析研究《故事新编》中的“油滑”艺术,将“油滑”与修辞学中的反讽艺术、思想观角度的幽默、生存观范畴的民国时期文学创作大环境以及鲁迅本人的文学理念相结合来进行解读,以此为支点阐释《故事新编》的独特艺术特色。本文由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绪论,综述《故事新编》中“油滑”问题的研究现状,并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第二部分正文由三大章节构成,第一章,从修辞学角度出发将《故事新编》中的“油滑”与反讽相结合,从语言反讽和结构反讽两个I
层面来进行分析。第二章,从思想观角度出发将《故事新编》用幽默理论进行分析,指出鲁迅不同于其他文人的独特的幽默观。第三章,讲述生存观层面的油滑,将其与鲁迅早期文本创作旨趣、民国文人的“名士气”以及鲁迅作为精神战士独有的生存观相结合来分析。第三部分为结语,对以上研究做出总结,指出《故事新编》中的“油滑”研究在当下具有的意义。关键词:《故事新编》,油滑,反讽,幽默,生存观II
RESEARECHOFCUNNING——CENTEREDONOLDTALESRETOLDABSTRACTAsauniquecollectionsofstories,OldTalesRetoldhasbeenattractingtheattentionsofLuXunresearchscholarsrecently,inwhichtheissueof“cunning”constantlybeenthefocus.Thispaperregardscunningasthemostimportantpartinthecollectionswhichnotonlybepenetratedinthelanguageandstructureofthisnovel,butalsohelptobuildspecialartcharacteristicswhichembodiestheprofundityofLuXun’sthoughts.Theprimarypurposeofthepaperistoanalyzeanddiscusstheusingartofcunningfromtheviewofrhetoric,thoughtview,andviewofexistencerespectively.Bycombiningtheironyinrhetoric,thehumorofthinking,thegeneralwritingcircumstanceduringtheRepublicofChinaperiodandLuXun’sliteraryconcept,thepaperinterpretsthedistinctartisticfeatureofOldTalesRetold.Thepaperiscomposedofintroduction,text,andtheconclusion.III
Thefirstpartisintroduction,reviewingtheresearchstatusofcunningandputtingforwardtheprospectofthisresearch.Thesecondpartconsistsofthreesections.First,bycombiningthecunningandironyfromtheviewofrhetoric,thepaperoffersananalysisfromironicangle,includingofironicinlanguageandironicinstructure.Second,thepaperanalyzesOldTalesRetoldbyhumortheoryfromthethoughtview,pointingouttheuniquehumorofLuXunwhichisdifferentfromotherscholars.Third,toelaboratethecunningfromtheviewofexistence,theresearchproposesacombinationofLuXun’searlywritingintentions,“thefamousmorality”ofscholarsinRepublicofChina,andtheuniqueviewofexistenceinLuXun,whowasdeemedasaspiritualwarrior.Thethirdpartisconclusion,summarizingabovepoints,andindicatingthevitalimportanceofresearchingcunninginthepresenttimes.KEYWORDS:OldTalesRetold,cunning,irony,humor,viewofexistenceIV
目录摘要...............................................................IABSTRACT..........................................................III绪论................................................................11研究背景.......................................................12本文研究重点...................................................2第一章作为修辞学的“油滑”.........................................51油滑的修辞学——反讽...........................................52修辞学角度下的“反讽”解读....................................7第二章作为思想观的“油滑”........................................161油滑的思想观——幽默.........................................162“油滑”精神层面下的“幽默”解读.............................18第三章作为生存观的“油滑”........................................261《故事新编》“油滑”的承续与发扬...............................262《故事新编》与民国众人文化观的共性和差异......................283作为精神战士的鲁迅的“油滑”观...............................30结语...............................................................32参考文献...........................................................34致谢...............................................................36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37V
绪论绪论《故事新编》是鲁迅诸多作品中的一部具有异质性的小说集,是将整个中国的传统经典文学作为底色来进行的新的渲染和创作的作品,其将中国的传统经典文化作为取材因素进行“点染”,自创作之初以来屡受关注。鲁迅先生本人在创作中提及“油滑”的出现,认为“油滑”是创作的大敌,而在其后的文章中,“油滑”却并没停止,而是不断出现,不断丰富着文章的精神内涵。本文将“油滑”作为《故事新编》的技术手法来进行阐述,从三个角度对其进行解读:一是修辞手法,“油滑”在修辞手法中对应的为反讽艺术。而这种反讽可以语言层面和结构层面加以分析,以其整体语言的颠覆性来证明《故事新编》是经典神话的消解与重构。二是思想观念上,“油滑”所对应的就是幽默观。这种幽默是和五四新文化浪潮这一特殊时期相关联的幽默,是现代人的智慧。三是从生存观的角度,分析鲁迅本人的生存观念在文本中的体现,并结合时代背景下其他文人的创作理念以及鲁迅前期文本进行对比分析。1研究背景鲁迅的《故事新编》自问世以来就以其古今交融的叙述手法和诠释英雄传说的新思维而引起广泛的研究关注,研究领域近些年来不断拓宽,多在外部研究上如政治化、主体意识的倾向性以及内部研究上诸如语言特色、结构手法和艺术手法上切入,这些研究在立足文本的同时借助新兴的理论来加以分析阐释,以此来揭示鲁迅在《故事新编》中呈现出的主体性和丰富的精神世界,挖掘其创作意图的深度指向,并以此借鉴学习其中的语言特色。关于鲁迅《故事新编》的研究从一九二四年成仿吾在《的评论》中首次谈到《不周山》(补天)开始,成仿吾的这篇评论可以说是对鲁迅的历史小说的最早反响。此后渐入正规,在六十多年间的时间中,研究领域被不断拓宽,其中一个重要的趋势是众多研究者在对各自研究方向的不断探索以及对所取得成果的整合。其他一类研究文章也多集中在传统小说的非常态改编过程是如何在本书中完成的,古代历史和传说究竟怎样整合,改编后作品的性质是否改变,其意义在改编中如何生成等问题中铺设。鲁迅本人在《故事新编》的《序言》中所指出的“油滑”问题在近些年的研究中开始得到近一步的关注,而“油滑”恰为这本小说集中不可忽视的的一笔。而其中的油滑问题也一再引起重视。而对于油滑的研究,虽有派别持反对观点,但也有许多学者将“油滑”作为鲁迅创新的特色来看,其1
温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中王瑶先生的《散论》最有深度,是将“油滑”作为喜剧性因素来阐释。这种看法推进了“油滑”的特色研究,而却没有和作家的思维深度相结合来分析研究。而此后郑家建先生的《自由向诗意的敞开——故事新编研究》论著中有关《故事新编》的多维度研究方式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启发,抱着对《故事新编》这本小说集的浓厚兴趣,笔者在深入阅读之后,开始尝试从多个层面来研究这部小说,并从“油滑”这一特色入手。对于语言和结构层面的研究笔者希望结合修辞学中的反讽来进行诠释,这部分已经有人涉及,为了拓宽研究的维度,了解鲁迅先生的创作初衷,笔者将从其前期文本入手,并结合民国文学环境来进行分析。2本文研究重点本文分为三个主要部分,其研究重点为语言和结构中的反讽艺术、深层幽默观念以及鲁迅本人的生存观。当前从反讽的角度研究《故事新编》已经日渐受到关注,反讽多用来阐释文中的语言特色。而对于《故事新编》的巨大精神内核和现实指示作用却很少提及。从修辞学、思想观以及生存观三个维度来研究《故事新编》中对待中国经典文化的解构更是未有人涉足,本课题就是希望能够通过自身的相关理论研究和文本分析来达到补充《故事新编》“油滑”研究这一领域的目的。以文献综述和相关理论性文章作为研究焦点问题。的理论支撑,用概念和文本相结合的方法来分步骤阐释所要分析的中心思想,其中涉及到文本之间的对比,概念和文本中细节的对应以及归纳总结。从创作方式来谈,这一”油滑“和后现代主义艺术重要的特征之一的反讽有异曲同工之妙。米克在《论反讽》中指出:反讽是“把两种矛盾陈述或不谐[1]调意象不加评论地并置在一起”。《故事新编》中的反讽生成于独特的外部条件之下,为鲁迅强烈现实批判创作旨趣与反讽特质相契合的结果。反讽是后现代文学兴起发扬的产物,鲁迅与后现代主义者具有相似的历史观;他们处于大致相同的生存困境中,从共时的、艺术倾向的角度说,中国古代小说与后现代主义文本存在着相通的地方,而这一特点被鲁迅敏锐的察觉得到并加以利用。鲁迅在文章中运用反讽来解构了大量相传已久的英雄传说,这其中运用到了丰富的修辞手法,以此传达写作的思想深度,并产生和创作环境相关联的现实指导意义。本文从修辞学的角度来研究经典神话语言中的神圣性构建是如何在这本《故事新编》中并对应描写,又是如何被解构的,经典被解构就产生了反讽。这一反讽包含语言层面和结构层面两个部分,我认为这是关于鲁迅文体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延伸。我的研究集中在于用三个层面的概念来分析研究《故事新编》如何来解构经典文学以构成新的意义,《故事新编》是将具有文化根基的上古传说进行了颠覆,——————————————[1]D.C.米克.反讽论.周发祥译[M].北京:昆仑出版社,1992:512
绪论将严肃的训诫性和教育性解构了,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反讽。接下来就整个故事所传达出的解构和反讽进行分析。整体分析反讽在《故事新编》中的功能和作用。最后将这一反讽之所以会产生、其原因究竟是什么进行探究阐释,指出其背后的思想观,引出幽默的概念。指出鲁迅先生独有的幽默观是要将具备奠基性的中国经典文学颠覆掉以产生适合于新时期的新的意义,并成就当世的新的寓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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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作为修辞学的“油滑”第一章作为修辞学的“油滑”《故事新编》一书,按照鲁迅先生自己的话来说是:“神话、传说和史实的演义”。其文体并不像《呐喊》《彷徨》,而是充满了奇幻和现实的碰撞,古代和现代的变换,庄严和滑稽的交织,种种不同的因素一并杂糅在这部异质类小说之中,使得你无法为其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可以说,正是这种将不同的因素并置其间的创造性的叙述方式,为现代文学构建了一种新的审美样式。这种新的文体是之前未曾有过的。在《故事新编》中,古人思维言语的类今之处比比皆是,古今语体的穿梭变化也呈现出强烈的时空交错之感,加深了语言环境的荒诞感。《故事新编》的成书,是鲁迅先生将上古传说和经典故事作为自己创作的框架,加诸现代精神来做的一次大胆尝试。其选择的历史文本,上至先秦,下至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兼有神话传说和儒家、道家、墨家等各思想流派,多样的经典文化文本均对于后世的艺术有深远影响。鲁迅在处理这些材料时,或将叙事结作为“故事”的底本来晕染、铺陈,或者是“只取一点因由”,围绕这一主旨脱离原文本自行组织材料。他用冷静犀利的笔墨将整个中华文化史厚重的底色重新润色,将这些沉淀在中国人文化意识最底层的作品抽离出来“随意点染”,成一家之言。随着研究学家对于《故事新编》文体研究的深入和多样化,“油滑”近些年来也开始成为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话题。1油滑的修辞学——反讽(一)鲁迅先生在《序言》中两处提到了“油滑”,第一次是说到自己的创作如何的“从认真陷入了油滑的开端”,是由于不知姓名的谁对于汪静之《蕙的风》的批评,“这可怜的阴险使我感到滑稽”,从而那在女娲两腿之间的古衣冠的小丈夫就此出现了。第二次是说到叙事上“因为自己的对于古人,不及对于今人的诚敬,所以仍不免时有油滑之处”,指出了《故事新编》中古今结合,用写古人故事的一点“油滑”来映照和指示当下的特点。《补天》中女娲补天,粘土造人的传说,充满了瑰丽奇幻的想象,鲁迅自己说这是取自于弗洛伊德理论中“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起”,其中隐含着他对于中国精神源头的理解和对于新文化创造者的期待。在小说创作过程中,报上出现了攻击诗人汪静之《蕙的风》的所谓“堕落轻薄”以及“有不道德的嫌疑”的言论,鲁迅在《鲁迅文集·杂文集·热风》的《反对含泪的批评家》一文中详细介绍了关于此事的原委。胡梦华对于汪静之的批评文中援引诗歌界的泰斗人物,对于汪静之感到“悲哀的青年,我对于他们只有不可思议的眼泪!”。鲁迅先生认为,胡梦华站在道德伦理的制高点上运用牵强附会的文字5
温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作为武器来攻击汪静之的爱情诗,斥其堕落轻薄,认定这一现象是悲哀的,末了还要流泪。这完全就是“阴险”,而且手法巧妙,是不着痕迹的“可怜的阴险”,鲁迅先生对此“感到滑稽”并不是因其具有好笑之处,这种“滑稽”夹杂了一种愤怒,是对于整个文艺阵营如同胡梦华的一类人的愤怒,他所做的“补天篇”中在女娲两腿之间的古衣冠的小丈夫恰是对这些并不真正潜心学术却追随政治动向和主流舆论、对于文艺作品中自然的情感流露进行肆意批评的的伪学士的愤怒的表达。在女娲的两腿之间加上了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使其能够站在创造之神女娲的面前批评其裸体面貌为“失德蔑礼败度,禽兽行”,这就使得女娲和人相对立起来,将本能创造和文明延续发展相对立,由此“油滑”形成了。而这一“油滑”产生的动机和语言机制在修辞学上恰和反讽有异曲同工之妙。D·C·米克在《论反讽》中指出:反讽是“把两种矛盾陈述或不谐调意象不加[1]评论地并置在一起”。这和《故事新编》中小丈夫这一形象所传递的意味是一致的。而统观《故事新编》,此种用法比比皆是,体现作者不加置评而引人深思的创作意图。而且《故事新编》中的反讽产生于独特的外部条件之下,是身处动荡时期的鲁迅强烈现实批判创作旨趣与反讽特质相契合的结果。反讽作为修辞学的种类,在后现代文学时代兴起发扬。鲁迅与后现代主义者具有相似的历史观;他们处于大致相同的生存困境中,从共时性的角度说,中国古代小说与后现代主义文本存在着相通的地方,而这一特点被鲁迅敏锐的察觉到并加以利用。鲁迅在文章中运用反讽来解构了大量相传已久的英雄传说,这其中运用到了丰富的修辞手法,以此传达写作的思想深度,并产生和创作环境相关联的现实指导意义。因此我将从“反讽”入手来从修辞学角度进一步分析这一部异质类小说的“油滑”特色。(二)《故事新编》中的反讽艺术并不是讽刺。区分“反讽”与“讽刺”是研究《故事新编》之中反讽艺术的前提。讽刺(satire)一词源于拉丁文satura,王世德主编的《美学词典》中为讽刺所下的定义为“是指否定性喜剧的主要表现形式,它以真实而夸张或真实而巧妙的手段,极其简练地把人生无价值的东西撕给人看,引发人们从中得到否定和贬斥丑的精神和情感愉悦,讽刺喜剧以对假恶丑的否定间接肯定生活中的真善美,政治色彩较浓,具有鲜明的倾向性[2]和强烈的战斗性。”从这里可以看出讽刺多为政治性事件服务,讽刺者具有强烈的目的性,讽刺往往充满道德意味。而反讽(irony)却是一种世界观上的新的认知,其目的在于揭示真理。从目的上而言,讽刺往往具有社会伦理道德构建的作用,有普遍认可的价值观作为支撑,多数为了批判而进行讽刺,为社会道德和伦理服务。而反讽是纯然个体的活动,是个人对于真理的挖掘,是个人和世界之间的活动。从形式上而言,讽刺者不需要装作无知,为了达到讽刺目——————————————[1]D.C.米克.反讽论.周发祥译[M].北京:昆仑出版社,1992:51[2]王世德.美学词典[M].知识出版社,1987:1336
第一章作为修辞学的“油滑”的,言语中还充满了装腔作势的成分,通过一系列含沙射影的言辞来直接攻击被讽刺者。以被讽刺者感受到讽刺来作为讽刺的目的性达成。如弗莱的观点:“讽刺具有两种不可或缺的东西:一是机智或幽默,其基础是离奇的幻想,或[1]对古怪、荒唐的现象的感受;另一是要有攻击的对象。”而反讽却并不是要针对具体的对象,而是对于当前话语情境的一种反思。在很多情境中,反讽是通过自嘲来作为整体性反讽的第一步的,反讽的目的是颠覆。鲁迅的《故事新编》中,圣人的神圣之境被不断颠覆着。书中众人时常落入步履维艰的境况,处处充满了人生的困境:“出关”中侃侃而谈“道可道,非常道”的老子面对函谷关一众以食为天的臣民,无法达到个人演讲的共鸣;“非攻”中成功实行了非攻的墨子,在在归途中被刚刚拯救的自己故国的侍卫搜查,落得狼狈下场;“理水”中穿着朴素艰辛治水的大禹,在功成身退回京之后也开始考究起来,不与奢华成风的朝臣拉开距离。这一篇篇故事中的主角都是站在个人理想信念和现实情形的两重夹击之中,随着每一个坚持的信念的不可实现以及在信念破灭后的无可奈何,读者可以感受到一种被切实包围的荒诞感觉,如同两个世界在眼前重叠和倒置。这种荒诞感就是凭借着鲁迅高明的写作艺术所带来的,而鲁迅并非为着简单的讽刺,其意不在于批判故事中的人物,而是对于坚持个人操守,保持纯粹的精神理念却反而在现世无路可走的人的无声的喟叹。反讽艺术为文本增加了独特的魅力,并很好的嵌入了作者思想的深刻性。接下来,我将就反讽艺术如何运用于《故事新编》的文本进行具体分析。2修辞学角度下的“反讽”解读(一)《故事新编》中的反讽存在于两个层面中:语言层面和结构层面。在语言层面上,将现代思维加诸古人之上,通过语言上的仿拟,经典文本的改写等将作者对于古文化中的糟粕和腐朽部分进行批判,而且更为形象化;在结构上通过时空的错乱交替来产生极致的荒诞感。首先从选材和创作时间上可以看到,《故事新编》的创作历时十三年,从《呐喊》时代开始写,最早完成的《补天》作于1922年,原作题为《不周山》,系《呐喊》的最后一篇,与后来陆续创作的七篇同类型作品一起编辑录入成为《故事新编》。鲁迅先生并不按照写作时间来编辑八篇故事,而是按照作品涉及的神话、传说以及历史故事的先后发生顺序来进行排列。这八篇故事时间上自上古神话时代直至战国,可称为一部文学手法撰写的先秦思想简史。而这一一部小说,却并非承载着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意义,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将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不加留情的检出来,从女娲腿间出现的“小丈夫”为第一人,不断得将那些所谓的卫道士一个个揪出来,通过反讽一个个加以抨击。在这个层面上说反讽实际上是以一种非常微妙的、迂回的方式,将意图潜藏在字里行间并通过最基本的言意之间的矛盾与——————————————[1][加]诺罗普・弗莱.批评的解剖.陈慧等译[M].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2787
温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相悖而表达出来的叙述手段。在反讽中,作者是隐而不见却又暗含其中的,他总是以一种与本意相反的手段和方式来暴露对象的荒谬、可笑、无伦以及任何可能。在文本中言象意呈现出矛盾的张力,文本表层涵义和作者意图如何构成反讽,又如何通过这一形式表达出深切的主题是本章研究的重点。《故事新编》作为一部“神话、传说和史实的演义”,其自然是有经典文本作为底本来铺陈演说的。而鲁迅先生并不旨在做故事,讲小说,而是把个人思想和严肃的社会反思投注于这部小说中,以旧的文本作为一种工具和叙述方式来讲述关于鲁迅先生个人所处时代的新的“演义”,在这部小说中,神和圣人陷入凡人所处的困境中不可解脱,庸人无法体察自身的局限反而大放厥词,洋洋自得。小说所塑造的世界已经不是众神操纵的世界,而是一个神祇坠落,是非颠倒的混乱和迷茫的世界。而读者在阅读了小说后,往往会惊异的发现这个世界和我们身处的世界又是何等相似。鲁迅先生在《故事新编》中,将反讽艺术加诸于文本的语言和结构特征中,使得小说在承继了神话传说的丰富想象力之外,还充满了与现今时代对应的真实感。(二)反讽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发展史的诗学概念,在很长时间的演变之后被应用于诗歌研究中才开始大放异彩。在英语中,反讽称为Irony。这一词在16世纪初才出现,被广泛运用也是在18世纪初叶以后,但是,它作为一种艺术手段的运用却有着悠久的历史。而正是由于反讽涵义的不断补充和丰富才和讽刺区别开来,形成单独的并且具有深刻涵义的词语系统。对于反讽,有两点基本认识:第一,反讽是所言与所指的不一致;第二,反讽是对立因素的并置。反讽按其具体使用又可以分为两类:字面反讽和结构反讽。“字面反讽”是指说话者通过语言在字面上公开表达的意思不同于他实际意指的暗含意思。这样的一种反讽式陈述虽然总是清楚地表达说话者的一种态度或评价,但却另有深意。所谓“结构反讽”就是在作品中作者不运用偶然的字面反讽,而是通过时间或者空间的结构特征来造成前后言语的相悖,产生言不及义或者言意相反的效果。古罗马西塞罗将反讽引入罗马,并将之导入修辞学的范畴,消解了其最初的伦理意义,指出这是一种言语行为。“昆提安在《演说教育》中,把反讽归属于比喻用语和辞格,它的基本特点是说话者的意[1]图不同于他实际所说的,我们理解他在言语表达中的对立面。”可见古典时期的反讽开始已经具备了“言此及彼”的意味。而浪漫时期反讽的关注学家A·W·施莱格尔认为反讽是“认识到一个事实:世界在本质上是诡论式的,只有采取一种相应的模棱两可态度才能抓住世界的矛盾整性”,反讽就是“达到[2]自我创造和自我毁灭的经常交替。”其认为反讽是自我创作和毁灭的统一,反讽是人的思维的二元对立和融合。由此,反讽的相对立因素就不再是相互排斥,而是相辅相成。通过持续的自我嘲讽来将自我毁灭,继而创作新我,展现——————————————[1]C.JanSwearingen,RhetoricandIrony:WesternLiteracyandWesternLies,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91:77.[2][德]弗•施勒格尔.雅典娜神殿.李伯杰译[M].北京:三联书店,1996:72。8
第一章作为修辞学的“油滑”思想的力量。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反讽的内涵不断变化和补充着,但是其基本的内核依然不变:是一个具有佯装无知、言意矛盾、悖逆并举与不协调因素并存等特征的术语;它重视的是语言符号的能指功能,有意破坏言意之间的对应关系,充分显示语言的歧义性。它的核心在于言意之间的矛盾,通过语言的张力展示言意之间的复杂的关系。李建军先生对于反讽的界定为:“反讽是作者由于洞察了表现对象在内容和形式、现象与本质等方面复杂因素的悖逆状态,并为了维持这些复杂的对立因素的平衡,而采取的一种暗含嘲讽、否定和戏谑[1]意味以及揭示性质的委婉幽隐的修辞策略、结构和创作原则。”这体现了反讽建立于修辞之上的基本特征,反映了言意的错位悖反,同时具有对丰富的反讽现象的包容性。由此,我将从《故事新编》中的语言反讽和结构反讽两个层面来分析反讽艺术。(三)《故事新编》的结构反讽艺术则鲜明体现为——反讽对象的意图和行动在时空转换中产生矛盾。这一自相矛盾的情形突出体现于1935年底的三篇作品《采薇》、《出关》、《起死》中。采薇是逃出养老堂,出关是败走函谷关,起死是从死地而生,三次行为都可以说是一场精神的逃离,是从一种精神状态中转向另外一种,而这三次却都是失败的。《采薇》中的伯夷叔齐,用小丙君的话说可以说是“通体都是矛盾”:以“少出门、少说话”为宗旨却惦念时局变化,由于变动而决定逃出养老堂,发誓“义不食周粟”却吃得仍然是“圣上”的薇;《出关》中的老子同样也充满矛盾:因为和孔子的辩论中失败,而选择出关,而在出关时却受到困扰难以摆脱,讲求无为而治却无法全身而退;《起死》里的庄子主张“齐物论”,与万物同游,逍遥直上九万里,但却无法和死而复活的汉子同齐,在难以分辨“哲理”的汉子面前,所有道理统统失效,最终落荒而逃。这些人物最初的形象和言行设定都和最终归宿相违背,使得之前的坚持成为悖论,行动的意义被消解,造成直接反讽。反讽与怪诞,喜剧与戏谑解构了神圣与庄严,在滑稽和戏谑中脱下“神圣”的外衣,使神的世界世俗化。在表面的轻松、诙谐、戏谑中蕴含着鲁迅先生传递的丰富的悲剧内涵。《故事新编》的文本结构呈现出一种均衡性和稳定性,可以说鲁迅先生在这八篇故事中设置了八种精神困境,这种困境的形成就是由于故事中人物的本身意图和即成事实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恰如得到先知预言之后,有心背离却步步入瓮的俄狄浦斯王一般,《故事新编》中的人物多数呈现出无法掌握自身命运的孤独感。这一孤独感,也正是鲁迅先生身处特殊的文化和政治环境中的疏离和寥落之感的映照,可以说这样结构的设置是独有匠心的,将传说中的神和圣人拉入到无法摆脱的困境里,和寻常人一样思考生活,这种创作意图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反讽。《补天》中创世的女娲和所创作出的小人之间的矛盾,《奔月》中英雄迟暮的后羿和嫦娥之间的疏离,《铸剑》中生来就背负复仇命——————————————[1]李建军.论小说中的反讽修辞[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第5期)9
温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运的眉间尺,《非攻》中墨子和自己国家侍卫的冲突,这些都隐含着一种恒定的张力,像是镜子的正反面一样统一于同一文本之中,达到最终的平衡。(四)《故事新编》语言反讽可以归结为——文本的戏拟化语言与深层审美意义的矛盾。文学就其本质而言,就是语言的艺术,语言只有被放在特定的上下文中才能产生意义。《故事新编》的反讽最显赫的地方就是语言特色。在《故事新编》中,大量戏拟化的语言构成了文本的审美空间,也是文本的独特之处。“戏拟”使得古代和现代的时空重叠起来,创造了新的语境,展开了叙述的空间,更为重要的是形成了一个新的解读视角,充分体现出反讽艺术。《理水》一篇可谓戏拟最多也最丰富的一篇。司命的一句“是人而非神”的评判就消解了庄子的“圣哲”而具有了人的世俗。《出关》中的老子在函谷关上,作者让老子与巡警、探子、书记、账房、厨师等各行业的人物在一起,将一本正经讲《道德经》的老子与完全不属于同一文化阶级的大众一起来做演讲。最后,还将《道德经》与堆着充公的盐、胡麻、布、大豆、饽饽等杂物放在一起。产生极为强烈的不和谐感。文本的反讽将神圣、严肃化为戏谑与荒诞,消解了历史深度,也使我们对传统的价值理念产生了怀疑和动摇。新批评理论家布鲁克斯对反讽作了比较详备的解释,他在《悖论语言》一文中首次详解这个概念,在其论著《精铸的瓮》(TheWellWroughtUrn)中用实例阐述了这个概念,其给“反讽”下了定义:“反讽,是承受诗歌语境的压[1]力”,“语境对于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我们称之为反讽。”他指出诗歌的语言在语境下产生变形,不断生成新的意义,达到异质因素之间的的平衡或调和。那么为什么语境会对语言造成扭曲呢?因为作为任何一种语言来说,它都是置身于语境的存在,并且与这一语境保持着特定的逻辑关系与指物述事的语义关系。但语境的构成是相当复杂的。它是历史语境与具体语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所谓历史语境,指的是语言在过去曾发生的一连串复现事件的组合,它是语言在使用的全部历史中留下的痕迹。布鲁克斯将诗的本质归结为语言的本质,进一步将之归结为反讽或悖论。在文学作品中,作家往往会将语言放置在与历史语境完全背离的新的语境中,这样语言在新的语境的压力下将发生扭曲,语言的内涵与表面意义将呈现出相互悖反的情况。也就是如上文所说,文词的意义要偏离其所指。从而在文本中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和评价。而这种扭曲所造成的语言内涵与表面意义的悖反就是语言反讽。新批评家所提出的语言反讽,在《故事新编》中有着非常明显的体现。而这主要体现在新旧文本的相悖和对比。1932年在《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中鲁迅曾对《故事新编》体裁做过解释,认为这八篇小说是“神话、传说和史[2]实的演义”。而所谓演义“盖谓敷陈其义而引伸之也,后世有演义体小说,根据史事敷演成文。”1935年作家又在《故事新编》的序言中,提到过作这八篇——————————————[1]布鲁克斯.反讽—一种结构原则[A].袁可嘉译.赵毅衡.新批评文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335.[2]南腔北调集.《自选集白序》.鲁迅全集第4卷.鲁迅著[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5510
第一章作为修辞学的“油滑”历史小说的方法,“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并且还指出“叙事有时也有一点[1]泪书上的根据”。将上述两次对《故事新编》的解释联系起来,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来源于旧书的“神话、传说和史实”就是作家创作的因由和根据,它们是作家再创作的基础,也是作家在创作时无法摒弃的情节。同时作家在创作时又融入了自己的生命体验,展现了个人对于文化以及社会的反思。这便是“点染”和“演义”。由此,在《故事新编》中充满了“旧书”与“新文本”两种文本之间的冲突与对话。在“旧书”文本中,神话、传说和史实经过几千年的历史积淀成为具有非常稳定意义的体系,成为中国古文化的一部分。它是旧文本语言赖以存在的基础,也是旧文本语言取得意义的语境。而当作家将处在稳定意义体系的“旧书”搬到新创作中时,“旧书”所赖以存在的语境就成为了“新编”的历史语境,它潜藏在“新编”的文本之后,对新文本语言产生作用。同时,由于作家将自己的生命体验和生活态度融入到对这些神话、传说和史实的再创作中,它们又构成了新文本的具体语境。由于历史语境与具体语境存在着冲突,这必将引起新文本语言意义的内部冲突,同时也会使旧文本所依赖的历史语境变得可疑。语言反讽就产生了。对此,俄国文论家巴赫金有一段非常精辟的阐述:“把他人话语作为文化符号引入自己的文本,引入话语和结构,其目的是为自己的个性命题服务”,“许多不赞成他人话语方式以及这种方式所表达的他人意识的作家,正是利用他人话语的[2]结构形式来表达自己完全相反的命题。”比如在《起死》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至心朝礼,司命大天尊。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太上[3]老君急急如意令!敕!敕!敕!”这段由庄子所吟诵的咒语完全来自于《千字文》、《百家姓》,一字未改,然而却传达出完全不同的意义。取材的旧文本是儒家道德启蒙教育的典范。而在新文本中,作家却将来自于这两本儒家典籍的文字杂糅进了咒语之中。对于咒语来说,语言的声调和节奏是仪式中最为重要的形式构成,而旧文本中的道德意义却毫无用处,在此处语言的教育指示功能全盘被念诵咒语的诡异的语境分裂了这就是所谓语言通过反讽这一修辞为现今语境服务,产生新的意义。(五)在《故事新编》中鲁迅运用了多种手法来构成语言反讽。但就其具体方式而言,这一“语境对语言的歪曲”存在多种情形。据此将《故事新编》中的语言反讽分为几种类型:一是旧文本在新语境下语义发生变化造成反讽:即使是相同的语言,放在不同的语境之中也会随着语境的压力而造成变化。在《故事新编》中,作者有意将大量旧文本中的语言不加修饰的搬到新文本之中,这样的就地迁移使得语言的承担功能产生变异,新旧文本之间的差别凸显出来,造成反讽效果。在《补天》中,有一段这样的文字:“呜呼,天降丧。“那——————————————[1]《故事新编》序言鲁迅全集第2卷鲁迅著[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42[2]再登巴比伦塔·巴赫金与对话理论.董小英[M].三联出版社,1994:210、29[3]鲁迅.故事新编.鲁迅全集第2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2811
温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一个便凄凉可怜的说,”颛顼不道.抗我后,我后躬行天讨,战于郊,天不佑德,[1]我师反走,……“什么?”伊向来没有听过这类话,非常诧异了……这是一段女娲和所造出的人的对话,这些前一刻才被造出的欢喜着的无知的小人,此时已经开始身穿铠甲在相对阵营残杀起来,且赢的一方还用文邹邹的语言陈述己方战争是出于仁义,娓娓道来的姿态愈发显出冠冕堂皇来。这段文字基本出自《列子·汤问》,其中记载道:“昔者,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其阙,断燕之足以[2]立四极。其后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这也是有关补天神话的早期记录,鲁迅并没有花费大量笔墨来渲染双方战争的惨烈凄厉,而只是选取了女娲和双方战士的对话,惶惶然的战士甚至并不了解此番言语的真正意义,而是如同掉书袋一般说出这些官方发言,而作为造物主的女娲却全然不明白自己的创造物的活动,这样的反差中显出可笑,继而引发深思。鲁迅将这段来自于《列子·汤问》的文字移用到自己的作品中时,该书原本传达的深刻的哲理意义完全消失了,在这里首先语境发生了变化,创世传说的严肃宏大不存在了,战场作为叙述的背景环境凸显出来,而言辞谦谦的贵族士大夫也变成了溃败后神态“凄凉可怜”的好战分子;其次,言说的内容不再是对于伦理天道的争论和感受,而变成了生活感极浓的战争双方的对骂和谴责。而这种历史语境与具体语境的对抗、冲突则造成了新文本语言的扭曲,也使语言的意义发生了改变,不仅旧文本中的庄严素雅的语言风格消失殆尽,而且使新文本呈现出谐谑、嘲讽的意味。创造出的人的极度功利心和因势利导巧言令色的虚伪之感扑面而来。与此同时这种移用也对旧文本《列子》所依存整个厚重的历史语境造成冲击。可以说鲁迅先生是用这种消解古典文本的方式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根基进行挖掘,以期动摇根基中腐朽和顽固的糟粕,去除冠冕,去除伪道学,将民众的道德观和思维理念从巨大的古典文化的侵占性中解放出来。而由于新旧文本中语言功能的相异,必然导致新旧文本语言的冲突、对立。反讽在此处使得旧文本的教化指导的正统面目消失殆尽,这恰对应了鲁迅对于“可怜的阴险”的批判。二是改变旧文本语体运用于新文本中造成反讽:在不同的语境之中,采用不同的语体特征。如果采用了和语境所不相符的语体,就会使得言语者的行动产生怪异和荒诞感。比如《出关》中孔子与老子的一段对话:“都看过了。不过……”……“我研究《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去拜见了七十二位主子,谁也不采用。人可真是难得说明白呵。还是‘道’的难以说明白呢?”“你还算运气的哩,”老子说,“没有遇着能干的主子。六经这玩艺儿,只是先王的陈迹呀。那里是弄出迹来的东西呢?你的话,可是和迹一样的。迹是鞋子踏成的,但迹难道就是鞋子吗?”……孔子谦虚的说,“鸦鹊亲嘴;鱼儿涂口水;细腰蜂儿化别个;怀了弟弟,做哥哥的就——————————————[1]鲁迅.故事新编.鲁迅全集第2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12[2]列子·汤问故事新编研究资料.孟广来编[M].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6912
第一章作为修辞学的“油滑”[1]哭。我自己久不投在变化里了,这怎么能够变化别人呢!……”在这段对话中,老子和孔子的对话全由白话文构成,而这段白话文的原文则为《天运》篇的一段:“丘得之奂.鸟鹊孺。鱼傅沫,细要者化,有弟而兄涕。矣夫,丘不与化为人;不与化为人,安能化人?”在原文中文言文式语言蕴含工整美感,并充满想象力,展现出古哲思想的深邃和瑰丽磅礴。其间更有深意流露。但在《补天》篇中,作家却将这一段对话用不加修饰的极简的白话文加以表述。短短的话语充满了俚语的简陋,充斥了诸如“这玩艺儿”这样的简单俗语,脱离了古典文学中的思辨奥义,运用这样语言的老子和孔子仿佛也失去了出口成典的哲人光辉,这番思想的交锋也变成了寻常民众间的闲聊。经过这样一番处理之后,支撑语体背后的强大的语境产生了极大的变化,通过这种言说者和语体的不协调性来形成反讽,使得读者对于圣哲之间的辩论产生了荒诞,时空背景造成的距离感消失了,转而被不知为何而言的无目的性取代,呈现出虚无感。三是将他人语言置于新语境下而造成反讽:鲁迅先生在进行文学创作之时,经历过数次笔伐,而他巧妙地将这些笔伐他的人的论调加诸在《故事新编》中,这样小说文本和当前文艺生活形成映照,产生强烈的反讽。在《奔月》篇中,就出现了“去年就有四十五岁了”“并不算老,若以老人自居,是思想的堕落”“有人说老爷还是一个战士”,“有时看去简直好像艺术家”等语。这些话均引自高长虹的一篇文章《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须知年龄尊卑,是乃祖乃父们的因袭思想,在新的时代是最大的阻碍物。鲁迅去年不过四十五岁……如自谓老人,是精神的堕落!”“过此以往,则递减而至一不很高明而却奋勇的战士的面目。”而鲁迅所塑造的后羿这一形象,随着年龄渐长却仍然“奋勇”的捕猎之景,恰是对于高长虹的简单干脆的反击。引自高长虹《公理与正义的谈话》中的:“即以其人之道,反诸其人之身”“正义:我深望彼等觉悟,但恐不容易吧!公理:我即以其人之道反诸其人之身。”等。《时代的命运》中的:“鲁迅先生已不着语言而敲了旧时代的丧钟”。鲁迅先生将高长虹所批评他个人的语言放置在《奔月》的环境中,将这些话语安置在后英雄时期的后羿所处的环境之中,借家中侍女,老太太,逢蒙等人的口来说出,衬托她们趋炎附势,不说实话的怯弱而卑鄙的个性。而这些言语的叙述场合正和后羿所处的尴尬困境相结合,使得话语显得愈加残忍和尖酸。这种含沙射影的将批评者的观点放在正文中,作为角色性格塑造的言语来进行叙述,可见出鲁迅先生并不惮于口诛笔伐者的攻击,而是借力打力,化为创作的语言,这样现实情形和文本相互映射,打击了高长虹一类所谓的文人,将单层文本和隐含文本的多重指涉性放在一起形成冲突,造成了反讽。四是言说者采用非主体语言造成反讽:一部小说中的言语者,如果采用了和自身主体性不相符合的语言,背离了主体性传递出来的功能,语言就会产生新的意味。在《故事新编》中,作家将——————————————[1]鲁迅.故事新编.鲁迅全集第2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5513
温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一些旧文本中的人物拿来,却给他们加上非主体性的叙述语言,这就使得语义偏离了旧文本,从而产生反讽。比如在《采薇》中有作为侍女的阿金在像众人讲述伯夷、叔齐之死时说:“老天爷的心肠是顶好的,”她说.“她看见他们的撒赖,快要饿死了,就吩咐鹿,用它的奶去喂他们……他喝着鹿奶,心里想,‘这鹿有这么胖,杀它来吃,味道一定是不坏得。’可不知道鹿是通灵的东西,它已经知道了人的心思,立刻一溜烟逃走了。您瞧,他们还不只好饿死吗?那里是为[1]了我的话,倒是为了自己贪心,贪嘴呵!……”。这段话最初见于汉代刘向编纂的《列士传》:“……邂臆于首阳之山,不食用粟,以薇菜为粮.时有王糜子往难之,日:‘虽不食我周粟,而食我周木,何也?’伯夷兄弟遂绝食.七日,天遣白鹿乳之.经由数日,叔齐腹中私曰:‘得此鹿完啖之,岂不快哉!’于是[2]鹿知其心.不复来下。伯夷兄弟俱饿死也。”这一番在《列士传》中的关于伯夷、叔齐之死的叙述显得冷静简洁,而《采薇》中婢女的叙述却绘声绘色,充满了情节性,这番话语不仅听来不可能出于一个没有文化的婢女之口,情节上更显得离谱,颠覆了伯夷、叔齐二人的贤者形象。这一富有文采的话语看看而来,使得语言带上了浓重的讽刺挖苦的意味。谴责了如同阿金一类为了躲避责任而编造谎言颠倒黑白的人的恶劣行径,更是以白话文的形式拉近读者在阅读时的时间距离,营造还原历史原貌的错觉。这就造成了新文本语境的相悖。婢女简单的一句话,却使得伯夷和叔齐的道义之举被消解了,他们终究是在王土之上,即使不食周粟,却仍然食的是周的薇。被不食周粟的道义的庄严感支撑着到了首阳山的伯夷和叔齐在一个小小的婢女的话语面前找不到辩驳的话,道义的庄严感被消解,精神操守被证明只是脆弱和虚伪的借口。经典的解构,圣人行为的神性的消失充满了反讽的意味。在《采薇》篇中,从养老堂跑出来的伯夷、叔齐兄弟在土岗上遭遇了拦路抢劫的“小穷奇”,只见“小穷奇立刻肃然起敬,‘那么,您两位一定是‘天下之大老也’了。小人们也遵先王遗教,非常敬老,所以要请您老留下一点纪念品……’……提高了声音道‘如果您老还要[3]谦让,那可小人们只好恭行天搜,瞻仰一下您老的贵体了!’”这里鲁迅先生用了一个上古凶兽的名字:穷奇来命名这个山大王,暗示其行为举止皆为恶行,而这样一个山大王,在抢劫之时用的却是文人雅士说话时的文绉绉的语言,这样端正严谨的话语之下,实际却是行凶拦劫的恶事,这样就造成了强烈的反讽效果。在同一篇文章中,就充满了这样言语和意义之间的张力,话语层面通过反讽和意义相连,产生无穷的意味。语言反讽的这四种形式帮助表层文本和作者深层思维理念构成了统一性,并通过古今交融的时空感和叙述结构来加以平衡。——————————————[1]鲁迅.故事新编.鲁迅全集第2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66[2]列士传(故事新编)研究资料.孟广来编[M].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105[3]鲁迅.故事新编.鲁迅全集第2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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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二章作为思想观的“油滑”《故事新编》的“油滑”由“女娲腿间的小丈夫”而生,鲁迅所言:“历来的自以为正经的言论和事实,大抵滑稽者多”,“在中国要寻求滑稽,不可看所谓滑稽文,倒要看所谓正经文,但必须想一想”鲁迅《准风月谈·滑稽例解》。鲁迅先生指出的在正经文中找滑稽,可见滑稽正具有逆向性和相反性。由此可见,越是正统的严肃的东西,越存在“油滑”的背面。而这种关于“油滑”的思维正是一种深层思想意识形态中的“幽默”。幽默构成了整部小说的话语特色,鲁迅式幽默是独特的,不仅是和新文化建设这一特殊时期相关联的幽默,是现代人的智慧,更是他本人作为精神战士在多年的口诛笔伐的战场上所感受到荒诞的一种提炼。“幽默”作为文章独特的叙述风格,使得文章充满了叙事智慧。下面我将从内在语言的幽默上来分析鲁迅《故事新编》的艺术风格。1油滑的思想观——幽默(一)在英文之中,幽默可称为wit,wit是西方文论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美学、修辞学概念。《现代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解释wit时候说:“它体现了思想的融合,并且敏捷、变幻地将它们汇集到一起;表现了看法的犀利和尖锐,谈话的活泼和精彩,显示出启蒙时期出现的文化群体——智者、绅士、意识到自己的敏捷和文化上的觉醒。”在梅尔文.赫尔茨的《幽默的六要素》中说道构[1]成幽默的六要素分别为:敌意、进攻性、现实性、悬念、夸张和惊奇。为了要产生最大的效果,幽默的事实应是有逻辑性,也即人物之间的关系应该清楚明晰又在意料之中,而在幽默的元素中,夸张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夸张与现实相对立,这非常符合幽默的身份,好的幽默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是将合情合理和相互矛盾的事情放在一起来看。开头还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叙述,接下来就出现了荒诞不经的想法,而幽默就派生了。幽默不仅仅只是一种为娱乐而采用的滑稽形式,而可以用来阐释问题,幽默有时候并非出自于欢乐,而是对于痛苦的反击。从在《故事新编》中的运用模式和效果来看,“油滑文体”实际上是一种幽默地言说的方式。就如同游戏机制一般,游戏本来就是艺术创作的原动力和基本特性之一。在游戏中,审美的需要与实践的需要中和在一起,就前者而言,构成内部规则与表现协调的自主系统,就后者来说,又能发挥一定的社会功能,或娱乐,或劝世,或战斗。《故事新编》中的幽默之处可视为对敌人投去的投枪和放出的冷箭,这一点在过去的鲁迅研究中已经被强调得过于充分了。但也可以理——————————————[1]幽默十二讲.李静编[M].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33016
第二章作为思想观的“油滑”解为一个玩笑,善意与否,完全看读者或相关的人的接受情况了。如那个古衣冠小丈夫,鲁迅是抱着感到“阴险的滑稽”感来塑造的,从叙事中这个人物可能具有的伪善、利用女娲的居心来看,可称“阴险”,但更多的是两者大小比例失调而带来的滑稽感。至于包含的性戏谑的含义,则只要不是“含泪的批评家”们,大可一笑了之。《故事新编》中的人物,却如同在现实社会之中经常可见的寻常男女,脱去了其在中国史中崇高的地位和精神启蒙价值,开始食烟火,尝冷暖。《故事新编》不避庸俗,甚至专从此下笔。“戏谑”开不免粗俗的玩笑,源出于只能“不认真”。在鲁迅面前的有待阐述的文化文本,意义如此厚重,在中国人的心理结构中沉淀得如此之深,以至于任何想与之保持平等对话的努力都付之东流。面对阐释客体无与伦比的话语优势,鲁迅便只能迂回的加上“新编”的解释,用“油腔滑调”获得话语权不诚不敬,甚至狎玩典故,搬弄词藻,从而歪曲意义,改变形象,纠正读者的阅读期待,凸现鲁迅的文化态度。不少知识分子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身份地位的真正状态,就借鉴了徘优的放诞肆言,讥讽而又不放受罚的滑稽作风。(二)鲁迅在关于幽默的态度上,他认为“中国人也不是长于‘幽默’的[1]人民,而现在又实在是难以幽默的时候”,在当时的政治高压统治之下,文艺界处于压抑的气氛之下,在此情形下鲁迅认为中国人是不能够谈幽默的,因为[2]幽默并非简单的发笑,他提出“笑后总还剩下什么”,不能够在笑之后产生深思,直面社会尖锐矛盾的令人发笑的作品不能够称之为幽默,也不具备喜剧性,[3]他将喜剧定义为“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其目的在于“针砭社会的[4]痼疾”,也就是说鲁迅先生的幽默观是具有强烈的社会性的,要以笔为刀,狠狠割开黑暗的夜,即使只有星点光亮有所启发也是好的。总的来说,国民需要觉悟。这种幽默观和林语堂先生的幽默观点具有差异性。林语堂就在《晨报副刊》上撰文《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首次将humour译成“幽默”并加以提倡。他的幽默观是由心出发,是一种面对不同境遇都可以展示的乐观心态。林语堂在《会心的微笑》中说:“大概世事看得排脱的人,观览万象,总觉得人生太滑稽,不觉失声而笑。幽默不过这么一回事而已,在此不觉失声中,其笑是[5]无可勉强的”,且人生往往“常于笑中带泪,泪中带笑”。他认为幽默是个人的一种心理机制,在时局动荡中的文人在自保前提下的一种精神解放。林语堂在其文章《说笑》中谈到幽默,“一个真有幽默的人别有会心,欣然独笑,冷然微笑,替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也许要在几百年后、几万里外,才有另一个人和他隔着时间空间的河岸,莫逆于心,相视而笑。”这样的幽默说到底是一种内置的调节,是对待无论多么悲剧的社会状态都可以保持稳健心态的一种个人——————————————[1]鲁迅.从讽刺到幽默.鲁迅全集[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3[2]鲁迅.《坏孩子和别的奇闻》前记.鲁迅全集第10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03[3]鲁迅.《再论雷锋塔的倒掉》,《鲁迅全集》第1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93[4]鲁迅.随感录.四十六鲁迅全集第1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22[5]林语堂:论幽默.论语[J].1934年,第33期17
温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救赎。这就和鲁迅的幽默观存在分歧:一是指向内心,观照自我;一是投向社会,冷眼旁观。鲁迅在“横眉冷对”的同时,还“俯首甘为孺子牛”,他的爱憎是一体的,他的幽默感就体现在这一体中。在《故事新编》之中,“非攻”篇中的墨子,“理水”篇中的大禹,“铸剑”篇中的黑衣人,都是寄予了鲁迅的理想人格,具有对人民的爱和对敌人的憎为一体的人物,是鲁迅深层幽默观的直接表达。有这样的幽默观是很伟大的,其伟大之处在于面对困境不屈服并能苦中作乐,且试图用这样的精神来影响他人,继而影响社会。2“油滑”精神层面下的“幽默”解读(一)《故事新编》中的幽默是新型的智慧,产生于特定文化条件下。《故事新编》创作的时代,正处于中国时局动荡之际,其间各种政治、文化斗争异常激烈。文化领域的创作意图或多或少的都受到政治化的影响,二者相互映射,《故事新编》中这一“新”自然也是在陷于政治包围的文化漩涡中所诠释出的心得体会。在小说之中,历史以故事框架的姿态出现,在“古”这一底色之上中正可将现代文化的内核嵌入。从“新编”二字,可以看到鲁迅对当时政治文化情势的个人理解,“故事”中没有解决的方案,却处处留有探索挣扎的印记,鲁迅对于时局的评价和看法并不仅限于文化人这一群体的,而深入到各个方面,譬如文化斗争领域,如《理水》篇中通过对于大禹治水这一事件,学者和官员的话语就不点名的讽刺了当时沉迷于文化斗争的学家们。鲁迅研究者们总是强调鲁迅小说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斗争精神,然而研究者们却忽略了小说作为文学形式的文化本质,只将小说传递的主张直接转化为现实社会的力量,不仅抛却小说文本的叙事结构和修辞手法,而且将文本意义完全等同为革命活动,这就将《故事新编》从浪漫的叙事技巧和瑰丽的想象之中抽离出来,只从非常狭隘的层面来看待这一文学作品了。《故事新编》中对于仁义礼智信桎梏下的古中国文化是持有否定态度的,这是作为鲁迅书写此书唯一鲜明的立场,也可以概括为鲁迅本人的文化策略,可以说鲁迅坚定传承着新文化运动的主张,摒弃腐朽虚假的道学,剖开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维度来深入探究文化改革的症结。今天来看,这种通过由文化思维的转变来影响政治大局的做法是单薄的,并且文学本身的虚构性特点也消解了这一动机。然而对今天的历史评论者来说,新的文化体系已经确立,多国文化的交融提供了对于社会形态的多种解读方式,而在鲁迅所处的时代,他以及同时代的学者们却是在新旧文化思维的冲突中前行。鲁迅对于社会的走向感到心灰意冷,而却不能不打起精神参与其中。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故事新编》是一种被动接受的方式来阐释其内在的政治文化意义的,它以退为进,用实际性参与来对这个文化杂烩群魔乱舞的时代展开攻击。这一看似被动实则正面攻击的姿态从文本的反讽和幽默中完美展露。18
第二章作为思想观的“油滑”《故事新编》的是具有揭示性的。其以这八个故事在不同时空的演绎来试图打破传统文化施予大众思维的枷锁。其有两个不同于以往文学作品的特点,一是对于传统文化道德的背叛,鲁迅先生并非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持完全否定态度,而是对于将传统文化中精美之处尽皆不用而将糟粕腐朽观念用做束缚民众思维的利器的行为加以批判,并在否定的基础上寄望于思想的变革。否定是《故事新编》文化重塑的基调和起点,由否定中生出肯定的观点,表明自己关于必须转变的态度。在这一出发点上鲁迅先生认为首先需要知识分子做出改变。为此鲁迅选择了古代圣贤:老子,孔子、墨子、庄子这些最具知识分子代表性的人物来进行新时代文化思维下的对话,剖析古人的忧思和做学问碰壁的困惑。这一和古人之间的对话充满辛辣的味道,以颠覆经典的权威性来反衬改变的重要性,正是其“油滑”背后的深度思考。鲁迅通过这八个故事所要表达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指导意义值得商榷,古典文化中有许多和正常的人伦相悖之处,几千年来其所构成的道德救赎的伊甸园事实上是不存在的,世界的变化和前行拒绝了任何个体的自我怜悯。否定的世界是先置的,由否定而延续出肯定来,这才是具有普遍性的。值得一提的是,鲁迅对于变革的强烈愿望完全倾注其间,《故事新编》的许多开场都是“醒来”——要以清醒的姿态积极参与这个世界。女娲造人后的短暂宁静喜乐,老子所在的图书馆,伯夷叔齐的养老堂,都只不过是虚假的宁静,是道德破败的避难所。不食人间烟火的首阳山是不存在的。女蜗的死尸成了“嫡亲者”的攻城略地的据点,伯夷叔齐的黄土陇成了好事者肆意评判的古迹,行刺叛逆者和君王的头颅一起礼葬,公正无私的皋陶成为享乐阶级的代言人,放下弓箭的后翌受辱于高粱地的妇人,被参透道的老子自我放逐于流沙之中。文化地图随着历史的推进而不断拓展完善。在《补天》的神明陨落到《非攻》的人间征伐,最终鬼也登上舞台上演了《故事新编》中最大的闹剧《起死》。(二)“为了对抗世界和命运的嘲弄,世界上还有什么比笑更强大的手段![1]面对这副讽刺的假面,最强大的敌人也会感到恐惧。”在《故事新编》中,就存在着这样深邃博大的对抗力。相对于《呐喊》和《彷徨》,《故事新编》中的作品“尽管骨子里仍藏着鲁迅固有的悲凉,却出之以诙谐的“游戏笔墨”,“显[2]示出从未有过的从容、充裕、幽默于洒脱”。所谓《故事新编》首先是“故事”。鲁迅所取材的“故事”是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以及古代典籍里的部分记载,这些神话传说体现的是古人对外部世界的一种理解,古人将无法理解的部分加诸上丰富的想象力和诗化情结,并从外部理解来反观内心,进而理解自身。而故事的“新编”,就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鲁迅在这一特定时期的重新编写、改写,某种程度上这是鲁迅和古——————————————[1]巴赫金.巴赫金文论选[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38[2]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9819
温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人的一次对话。其在写《故事新编》在古代神话、传说、典籍里注入自己所处时代的精神,以及个人生命体验。新旧时代的文化精神体验和碰撞是如何达成的呢?这里就要说到幽默。鲁迅正是用自身的文化理念全然颠覆了中国古典文学长河的奠基。小说中的主人公,有上古神话英雄——后羿、女娲,大禹,有古代圣贤——孔子、老子、墨子,庄子。而鲁迅的《故事新编》中将神的神性和光环去掉了,神充满了人的七情六欲,圣人走下神坛成为庸常,从文本所呈现出来的效果来看神圣被解构了,鲁迅将“非凡”掉转过来使之成为“平凡”,言此事而却意相反,这正是在创作意图上构成反讽,神话传说中神圣力量的消解,是《故事新编》讲述故事的基本点。后英雄时代的英雄找不到自处的空间,失去定位,这样的一种身份缺失的荒诞感和凄凉意味在《奔月》篇中完整的反映出来,在这一篇中诙谐的话语占了很多的篇幅,对于刻画其中每一个人都有一番功用,这样的幽默是一种自嘲的态度,后羿对于最后偷了灵药的嫦娥,无可奈何只能先图今日的晚餐,这种感觉其实是一种自我惩罚,放弃作为英雄的身份,被迫接受新的身份——一个无用的刚刚失去妻子的丈夫。鲁迅的《奔月》,取材自后羿射日以及嫦娥奔月这两个传说,对于后羿这样一位力拔千钧果敢射日以救苍生的勇士,鲁迅并没有从正面描写他是如何射日,这番旷世伟绩又是如何创下。而是描写了后羿的英雄落幕时代的故事,英雄老去,鲜衣怒马早已不在,这以后又是怎样滋味,这才是鲁迅所关注的。在此时期,鲁迅谈到女子解放,谈到过一个共同的命题,是易卜生《傀儡之家》中所拿来的——“娜拉出走之后”:这是五四很有名的一个命题。鲁迅的结论是:“娜拉出走后会怎么样?”“要么堕落,要么回来。”可见他的思维总是在追问着“以后”,不耽于当前的太平,更不粉饰太平,而是将目光关注在其后的漫长时光里。在《奔月》中鲁迅也要追问:成就英雄伟业的后羿,衣锦还乡的后羿,以后会怎么样。而嫦娥也不再是“碧海青天夜夜心”的那位古典美人,在鲁迅描写的庸常生活中,嫦娥的美貌被俗世所消磨,跟随后英雄时代的后羿生活成为了一种痛苦,偷灵药成为了义无反顾的选择。“赔。这是我家最好的母鸡,天天生蛋。你得赔我两柄锄头,三个纺锤.”“老太太,你瞧我这模样,是不耕不织的,只有五个炊饼……”后羿没办法,只有[1]口头承诺“一只手去网兜里掏炊饼,伸出那一只手去取鸡。”并用那射鸡的箭做抵押。就这样,后羿好不容易才脱了身。这一段的描写完全写出了后羿对于日常琐事难以招架的情形,在射日英雄的光环脱下之后,他根本无法适应这一角色的转变,反而成为一个对于日常生活应对不暇的人。将英雄搬离荣耀的战场放置到庸常的场景之后,这是鲁迅在《奔月》之中所作出的场景设置,通过对后羿的角色转换后的不能适应来突出幽默,达到喜剧效果。而当后羿出外狩猎狼狈而归之后,却发现嫦娥奔月,离弃了自己,这使得后羿难以忍受,他此时做出了一个决定:“拿我的射日弓来!和三枝箭!”这——————————————[1]鲁迅.故事新编.鲁迅全集第2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2220
第二章作为思想观的“油滑”一次并非射日,而是射月亮了,这里的后羿似乎又再次找到了往日的风采“他一手拈弓,一手捏着三只箭,都搭上去,拉了一个满弓,正对着月亮。身子是岩石一般挺立着,眼光直射,闪闪如岩下电,须发开张飘动,像黑色火,这一[1]瞬息,使人仿佛想见他当年射日的雄姿。”然而这一次月亮却没有如同太阳一样落下,这次完全的落败正是后羿射日神话的最终注解,是对于这一神话的神性的消解,年老的后羿无法撼动月亮分毫,射月之前的具体姿态的描写却恰恰和月亮没有落下这一最终结果形成鲜明反比。如此强烈的对比构成讽刺意味,这是一种前后对比得出的反差,呈现出戏剧化的幽默感。后羿射落了太阳功成身退之后居然连最基本生存都难以维持,身心纠缠于日常生活的琐事当中,这就导致了他自身精神的平庸化,从和嫦娥之间的对话到田间射猎不成再到射月亮的失败都展现出后羿内心的无聊和疲倦感。他自身不仅是一个被遗忘和背弃的外在的悲剧,更有一种内心世界的变化所导致的内在生命弱化的悲剧。鲁迅在这里,讨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在他这这一时代的先驱者的命运问题,这里实际上也渗透着鲁迅自己的生命体验。《补天》中透出的幽默具有一种残忍之感,是一种创世之美被完全肢解的残忍。被女娲造出的人无法找到自身的存在感,不断随波逐流,毫无思想可言,对于女娲的造世之恩毫无知觉。其所依托的是女娲造人和补天的传说。其中鲁迅所写的环境美轮美奂“粉色的天空中,曲曲折折的漂着许多条石绿色的浮云,星便在那后面忽明忽灭的目夹眼,天边的血红的云彩里有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如流动的金球包在荒古的熔岩中;那一边,却是一个生铁一般的冷而且白的月[2]亮。”如此优美的一段作为女娲造人的背景,而在整篇文章结束之时,鲁迅又再次写了如出一辙的天空环境,而女娲在此中间躺倒不再呼吸,这一生一灭,真正合着一个开头和结尾,相同的场景却暗合不同情境,相互对比映衬,造成反比效果。而在此间造人的女娲也呈现出了不同的心理变化一开始她精力充沛,兴趣盎然,拿泥捏成一团,扔出去,一个眉清目秀端正的人就诞生了。而女娲自有一种创造者的喜悦。但过了不久,女娲觉得乏了,不象以前那样用心捏了,而是用树枝蘸着泥水一甩,甩出人模人样的一些东西来。出现了一个个獐头鼠目的人。这就解释了为何人和人之间的面目各不相同,全因女娲本人不同的心境所致。这样的处理,使得人类于鸿蒙中出现的严肃感被消解了,显得非常随意,非常滑稽。而篇章中攻在女娲死尸旁边的一队人马不仅在此安营扎寨,“因为这一处最膏腴,他们拣选这些事是很伶俐的。”还说惟有他们才是女娲的嫡派。这种幽默感中透出点残忍的感觉,之前所描绘的壮阔的场景和造人的场面在这里就全部被消解了。只令人感到无比的荒诞。《理水》篇中的文化山上的名人——大禹——民众,形成了一个恒定的三角形,分别代表观点派,实践派以及被奴役者。大禹在这其中需要达到制衡,——————————————[1]鲁迅.故事新编.鲁迅全集第2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07[2]鲁迅.故事新编.鲁迅全集第2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4521
温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也必须稍稍消磨个人的棱角,做到歌舞升平相安无事。这里的幽默呈现出一种怪诞之感。《理水》是八篇中融入现代内容最多的一篇作品。同时,也是互不相容事物相交最多也最不和谐的一篇作品。“文化山”上的学者和水利考察大官大多都能在现实中找到原型。作品中的学者大体都有所指,如优生学家潘光旦、考据派的顾颉刚等,鲁迅在这里并不是专指某个人而是整个群像,是一种集体社会性投射。《理水》中的考察官员与现实中的水利局官员如出一辙,讲究表面功夫,实则蝇营狗苟。面对滔滔洪水而不治理,明为考察却游山玩水。不赈灾救民,而是“大排筵宴”接风,不仅不问民间疾苦,下面的百姓反而大肆巴结,将汤菜都起好华贵的名字前来供奉。这种种“可怕和可恶的方面”构成的怪诞,正是对于当前社会现状的完整对照,有着强烈的黑色幽默的意味。而鲁迅笔下的夏禹却和这些考察团官员的模样完全不同:“面目黧黑,衣服破旧”,“不穿袜子”。不仅是他,他的助手也像“铁铸”般地坐着,“不动、不言、不笑”,在一群张口闭口莎士比亚和OK的官员中间沉默着,对于底下人陈述的各地业绩和辩证哲学观,夏禹心中只有一句带过“放他妈的屁”这样粗俗的语言和之前的精细语言相对比但是却大快人心,直白的粉碎了华丽粉饰的假象。而在夏禹发言之后,本来巧言令色的各位官员此时都“静得像座坟山;大员们的脸上也显出死色。许多人还觉得自己生了病,明天恐怕要请病假了”[1]透出些讥讽的感觉。鲁迅写夏禹,也不着重写他怎样创造治水的英雄业绩,而写其在老百姓的口口相传中被神化的情形。大禹的为国之力在百姓的传说加工后失去了意义与价值,仅仅成为了一个传奇故事。神圣性在神话加工中却消失了,被不同的目的所取代。万众争相看“禹爷”,也正是暗合了鲁迅另外一篇《示众》中所描写的“看客”心理——每个人既看别人又被别人看,就形成了“看”与“被看”的模式。这是鲁迅对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和人与人间关系的一个精确概括。严肃性在“看客”模式中被消解掉,一切都成了表演,成了游戏。由此在大禹治水之后这一“终于太平到连百兽都会跳舞,凤凰也飞来凑热闹了”的结局是包含着内在悲剧性的,表面看去是一个喜剧,但夏禹治水的意义在这样的喜剧中被遗忘了,其价值也消失了,他的英雄事迹不似后羿一般的消失反而留存下来,但是更可悲的在于他成为了一个符号,一个“看客”模式的被消费者。而且在文章的最后,作为“禹爷”身份出现的大禹“衣服很随[2]便,但上朝和拜客时候的穿着,是要漂亮的”。可见夏禹也被就异化了。无意识的改变来成为此前不属于的阶级中的一员。《非攻》中墨子墨子回到了他刚刚拯救的国家时,“一进宋国界,就被搜检了两回”,由于衣着寒酸被禁入国,此后“淋得一身湿,从此鼻子塞了十多天”。之前战胜公输般的荣耀和庄严感均不复存在,这一结局的反转呈现出悲凉感,墨子可以在公输般面前侃侃而谈针砭时弊,最终赢得战争,但在故国人——————————————[1]鲁迅.故事新编.鲁迅全集第2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09[2]鲁迅.故事新编.鲁迅全集第2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1022
第二章作为思想观的“油滑”民面前却疲于应对,这里存在着一种倒置性,将崇高和卑下进行了错置,展现出反崇高的幽默。从中可以看出崇高与嘲讽之间的相互转换,两种态势互相消长,形成内在的紧张关系,故事的后半部分突然翻转将前面的情节完全颠覆掉。而这样的复杂化的叙述与描写的背后,隐现着鲁迅的怀疑的审视的眼光:他要打破一切人、我制造的神话。而这一打破是借助着语言中的幽默和夸张来完成的。《铸剑》篇可谓瑰丽而精致,用大的格局来叙述简单的复仇故事。是黑色幽默发挥最为极致的一篇文章。鲁迅写道剑被铸成的当晚情形:“窗外的星月和屋里的松明似乎都骤然失了光辉,惟有青光充塞宇内。那剑便溶在这青光中,[1]看去好像一无所有。”其中颜色的变化是鲜明的,白的,红的,黑的,从“通红“至“纯青”。而剑身从“极热”到冰一样的“极冷”。这真恰像是人的精神的外化。而在小说里,真代表了这样个性的,正是只有复仇之念的“黑色人”。黑色成为最深最主要的色彩,其余一切皆掩其中。“前面的人圈子动摇了,挤进一个黑色的人来,黑须黑眼睛,瘦得如铁。他并不言语,只向眉间尺冷冷地一笑……”。黑色人确实像冰一样冷酷无情。当眉间尺问他:你为什么要给我报仇呢?“黑色人”回答:因为“我的灵魂上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我[2]已经憎恶了我自己!”可见其在不断的追寻和不断的失望之后,排除了一切情感与追求,只留下一个情感——憎恨,只有一个行为——复仇。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鲁迅自己的精神载体,黑衣人的名字叫宴之敖,而这也正是鲁迅的笔名。而在复仇的故事结束之时,整个故事却仍然没有完结。这未完的部分也正是成为了整篇小说的精华之处,整个复仇故事的结尾像是在为此后的众大臣辩头做一个巨大的铺垫。“当夜便开了一个王公大臣会议,想决定那一个是王的头,但结果还同白天一样。并且连须发也发生了问题。白的自然是王的,然而因为花白,所以黑的也很难处置。讨论了小半夜,只将几根红色的胡子选出;接着因为第九个王妃抗议,说她确曾看见王有几根通黄的胡子,现在怎么能知道决没有一根红的呢。于是也只好重行归并,作为疑案了。”到最后定了一个最慎重妥善的办法,是将三个头骨都和王的身体放在金棺里落葬。在这里复仇”的悲壮最终成就的却是“辨头”的闹剧,尊贵者的头颅和叛逆者的头放在一起合葬,复仇者的头和被复仇者的头放在一起,从王权的尊贵程度来看这是可笑的,对于复仇者的目的性来说也显得非常滑稽。这双重的荒谬,使复仇者和被复仇者同时陷入了尴尬,也使复仇本身的价值变得可疑。先前的崇高感、悲壮感到这里成为了一出喜剧,目的性再次被弱化。而且这样的尴尬、困境在最后全城人民“大出丧”中完全展现出来。复仇的悲剧在万民送葬中达到了顶点。眉间尺、黑色人不仅身首异处,而且仅余的头颅还和敌人的头颅并置公开展览,成为众人谈笑的资料,呈现出荒谬感。在小说的结尾,鲁迅不动声色地写了这——————————————[1]鲁迅.故事新编.鲁迅全集第2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07[2]鲁迅.故事新编.鲁迅全集第2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1923
温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样一段文字——“此后是王后和许多王妃的车。百姓看她们,她们也看百姓,但哭着。此后是大臣,太监,侏儒等辈,都装着哀戚的颜色。只是百姓已经不看他们,连行列也挤得乱七八糟,不成样子了”。这段话正是写出了一副全民看戏全民演戏的喜剧来。这个时候,复仇者和被复仇者,连同复仇本身的意义也被遗忘掉。之前所有的复仇的神圣、崇高和计划的艰辛以及复仇时候的刚毅果断全都被消解为无,真正是“连血痕也被舔净”。神圣再一次消解在“看客”之中。鲁迅本人是主张复仇的。他曾经说过:“当人受到压迫,为什么不反抗?”而《铸剑》也表达出他对于复仇的看法,复仇是毫无用处,甚至是可悲的。在此篇中也正通过这样一种幽默的形式来展现鲁迅的怀疑精神。鲁迅将他自己的生命体验融化其中。这种怀疑精神表现在他的艺术上又是如此的复杂:悲壮的、崇高的和嘲讽的、荒诞的悲凉的两种调子交织在一起,互相质疑又互相补充。鲁迅写到古代圣贤,将他们放在荒诞的情境之下,诞生了《采薇》篇。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他们严格遵循孔孟之道,开口闭口遵循“先王之道”。而鲁迅却设计了一出真信徒和假信徒的相遇,在这一场景中真信徒反而褪色,显得可笑。鲁迅就凭空设置了一个伯夷、叔奇去首阳山的路上碰到强盗的场景。一个叫做小穷奇的强盗,宣称奉行先王之道,是儒家最忠实的信徒,却提着刀抢劫伯夷、叔齐。“我们哪有钱呢?大王。我们是从养老堂里出来的。”“阿呀!”强盗吃了一惊,立刻肃然起敬。“那么,您两位一定是‘天下之大老’了。小人们也遵循先王遗教,非常敬老,所以要请您老留下一点纪念品……”。强盗美其名是“恭行天搜”。这个情景看起来非常荒诞却暗含一个隐喻。所有“主义”的信徒都有真有假,假信徒们也常常打着“主义”的旗号,作违背主义信条的事。伯夷、叔齐这样的真信徒在他们面前,确如鲁迅所说,就像一头“笨牛”,反而显得滑稽可笑。真信徒信丰主义真谛却无法自保,而“小穷奇”之流的假信徒却能够横行无忌。在当时的环境下,鲁迅如此写作也是对于儒家学说发展的走向的一种忧虑。类似的怀疑和忧虑在《出关》中也体现了出来,主张无为而治的老子败在出函谷关的讲学之上。为了出关,老子被迫讲学。听他讲学的是“四个巡警,两个签字手,五个探子,一个书记,账房和厨房。”于是,老子这样一个大哲学家的思想就开始和这些社会形形色色的人物想交流起来,“老子像一段呆木头似的坐在中央,沉默了一会,这才咳嗽几声,白胡子里面的嘴唇在动起来了。”大家即刻屏住呼吸,侧着耳朵听。只听他慢慢的说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窍,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他越说越玄,大家显出苦脸来了,[1]有些人还似乎手足无措。”这是典型的“对牛弹琴”的场景,“牛”固然可笑,可“弹琴”者相较之下也许更为可笑,而且他还毫不理解的观众轻薄地议论。而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最后关长把老子留下的《道德经》扔在堆满灰尘的架——————————————[1]鲁迅.故事新编.鲁迅全集第2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1224
第二章作为思想观的“油滑”子上,和没收来的盐、胡麻、布、大豆放在一起,然后众人一溜烟的跑了。经典文本在此失去了所有教化的作用,毫无指导意义,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而最后一篇用剧本式写成的《起死》写的是庄子。所谓“起死”就是让彼时彼地的古人复活,与此时此地的现代人对话,而纵观整本《故事新编》就是一次古今的对话,正是一篇“起死”。这篇文本,是从《庄子·至乐》篇的寓言故事里演化出来的。故事中的鬼魂被庄子施法术死而复生,在司命那里,庄子摆出了庄周晓梦迷蝴蝶的寓言,自鸣得意于自己的哲学,说道:“做人要圆滑,作神也不必迂腐的”,由此救活了鬼魂。而醒来的鬼魂是赤条条。他只看到庄子。于是一把抓住庄子要衣服。庄子开始和他讲起自己的哲学来:你先不要专想衣服罢,衣服是可有可无的,也许是有衣服对,也许是没有衣服对。鸟有羽,兽又毛,然而黄瓜茄子赤条条。此所谓彼也一是非,此也一是非。你固然不能说没有衣服对,然而你又怎么能说有衣服对呢?而救活了汉子的哲学却在受恩者这里失效,这里哲学家的相对主义,遇到了现实主义,就一筹莫展,陷入了绝境之中。在这里鲁迅开始思索在现实事件之中的庄子到底可以发挥多少功用,他的文采和哲学思辨精神在动荡变革的三四十年代有无出路。25
温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三章作为生存观的“油滑”1《故事新编》“油滑”的承续与发扬(一)《故事新编》中的“油滑”是一大特色,“油滑”在修辞学方面展现的反讽力以及深层的幽默感拓展了文本的深度,鲁迅用“油滑”来生动的刻画小说中所需要真正表达的部分——对于传统文化的压倒性控制力的摧毁;对于文人以名士高洁为幌子而行虚伪事的批判以及用古代的生存环境来映照当下展现的无路可退的困境的悲哀。而这一“油滑”的创作风格,并非是在《故事新编》中所开创的,在鲁迅先生的文本中,早已有“油滑”的端倪。鲁迅先生的创作,从中国第一部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开始,到《呐喊》、《彷徨》等不断的开拓新的叙述方式,其风格惜字如金,一针见血,冷静的审视着当前时代文艺界的虚伪和错杂,社会政局的晦暗不明以及国民性的怯懦求安的特征并将其作为素材加诸于文学作品中。对于这些特性的揭示、批判和对于黑暗时局的心灰意冷以及未来走向的迷茫也在作品中多处体现。鲁迅先生经常采用黑色幽默的写作风格,将伤感和愤怒戏谑化,可以说而由于写作初衷不变,这些作品都有以轻松或者喜剧化的语言色彩来渲染悲剧主题的意味。从主题角度来看,鲁迅先生的作品是具有深层连贯性的,每一部作品中的人物都可以说是一类人物的典型,《故事新编》中的八个故事各有侧重,人物形象在“油滑”的晕染下呈现丰富的内蕴,在这其中很多鲁迅早期作品的写作风格和意象表达也被延续和补充着。《魏连殳》中的魏连殳作为一个无法安置在当前社会中的游离者形象,充满了割裂感,在此文中有一句说道“屋外一切静极,静到要听出静的声音来”“极静的”“一切是死一般静,死的人和活的人。”在这其中所叙述的环境的“静”和《补天》篇中不断重复的“上下四方是死灭以上的寂静”难道不是一样的对于环境的死气沉沉和可怕的压制气息的描写么。《示众》中的麻木的看客也和《铸剑》篇中那些最后参加王的葬礼而游行的民众一样,无所谓真的悲伤,只是麻木得做着仪式化的祷念。“看客”心态作为鲁迅所批判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国民性的总结,在其文学作品中一脉相承的描述下来,言语处理或隐晦或生动,明暗交织。《故事新编》中的“油滑”特色充满了鲁迅先生自己的人生理解,虽写古人,但却由古指今,是对于不可左右的混乱现世的哀叹。而其在杂文中,他多次抨击历史古今不分的状况:“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我们现在的情形,和那时的何其神[1]似,而现在的昏妄举动,胡涂思想,那时也早已有过,并且都闹糟了”。《故事新——————————————[1]鲁迅.鲁迅杂文全集·华盖集.鲁迅全集[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7426
第三章作为生存观的“油滑”编》虽然是一部古今相结合的“演义”小说,然其“油滑”并非凭空而降,而是承续了前期的一系列作品的内核精神并依托旧文本所创作出来的,下面就这一承续性谈一谈《故事新编》的“油滑”。(二)鲁迅先生的创作,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忧思感,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1]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他选择这样的创作路线,是一开始就是一种逃离——逃离不可容身的家乡,去学习不为乡人高看的洋务。这样的逃离充满了艰辛和无奈。由此,精神逃离成为鲁迅先生的永恒的主题,在《故事新编》中,每一个无路可走的人物都是深陷桎梏,寻求逃离的形象。誓死不食周粟出逃首阳山的伯夷、叔齐是从义理的角度出发来逃离;老子辩论后出走函谷关,这个“关”正是另外一种精神状态的边界,跨过此关,老态龙钟被后辈参透取代的颓唐尽可消除;庄子被死而复生的汉子纠缠,陷入不可自圆其说的尴尬,这一系列的相悖矛盾都带着滑稽的阴影。而反观之前的文本,如鲁迅先生在日本时期所写的小诗:“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圈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当时,鲁迅的心情正如许寿裳所分析的,“首句说留学外邦所受刺激之深,次写遥望故国风雨飘摇之状,三述同胞未醒,不胜寂[2]寞之感,末了直抒怀抱,是一句毕生实践的格言。”在这里,已经极其明确的表示了国内环境的可怖,风雨圈着的故园也正是一个巨大的精神困境,在外求学的鲁迅敏锐的探查到这一险恶之处,在此后的一系列作品中,想要逃离和不可得成为对立的主题。这两者又被分拆为:觉醒者与昏睡者,启蒙与被启蒙,知识阶层与大众等相互对立又相互作用的生存关系。如同《起死》中的汉子,他被唤醒之后,并不在意于庄子肆意汪洋的学说,而只是对于衣食这样的简单要求执着不已。这里的反讽呈现为两个层面:一是知识学说的重要度在基本生活权益面前的瓦解。这一层面可以看做作者自己的自嘲心态。而另一层面,却暗含作者多年笔耕不辍力求唤醒大众的思想救赎的失败。这两层涵义相互重叠,而往鲁迅之前的小说回溯,可以对应其著名的“铁屋子理论”,那些在铁屋子中即将死灭的人们,恰如文中的汉子,他们本身不关心时局,即使唤醒他们,又能有何用?而铁屋子的形象比喻和背后深重悲凉的寓意中的连接点也正体现了“油滑”之处,以隐喻的方式来将真实意图暗藏文中,表达自身希冀大声呐喊[3]以惊世人却不可得,在无奈中展现出深切的反讽之力。(三)《故事新编》中的意象很多都是鲁迅先生在之前文本中一提再提,可以说是其小说和杂文创作中的经典形象。《阿Q正传》中有段说道:“他曾在山脚下遇见一只饿狼……可是永远记得那狼眼睛,又凶又怯,闪闪的像两颗鬼火,似乎远远的来穿透了他的皮肉”,这和《铸剑》篇中最终吃掉眉间尺皮肉的那一只狼是多么相像。“狼”的意象是坚毅的,即使饿得失去力气感到了怯,那还是——————————————[1]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98[2]鲁迅年谱上册,合肥[M].安徽人民出版社,1979:54[3]此处研究参照郑家建的《故事新编》研究27
温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撑着气势的,凶悍且不服输。这样的形象,正是眉间尺坚定复仇决心的写照,展现出不容置疑的果决,并因此而增添残忍意味。可以说“狼”承载着鲁迅先生的意志,要做勇士,如其在《呐喊·自序》中称:“不惮于在黑夜的前行”一样。而鲁迅的小说也多次提到黑夜,暗指社会的黑暗不明使得人如同黑夜行走,无法感知尽头。这种绝望下的忍耐充满了悲戚,因为鲁迅先生选择并赞扬“复仇观”。在《野草·复仇》中塑造了持刀相立的一对男女,当无聊者聚众前来之时,他们二人迟迟不满足路人的观赏感,而是“以死人似的眼光,赏鉴这路人[1]们的干枯,无血的大戮,而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名为“复仇”但却关注于看客之上,复仇本身的目的不是看客们关注的重点,正如《铸剑》篇中复仇成功的眉间尺和黑衣人,最终也只不过是三颗头颅均在锅中,不分你我。复仇的严肃性和悲壮感的消解,充满了深切的讽刺。《彷徨·长明灯》中最后孩子们都笑吟吟地,合唱着随口编派的歌:“白蓬船,对岸歇一歇。[2]此刻熄,自己。戏文唱一出。我放火!哈哈哈!……”鲁迅本人是很爱去写这些简单的歌曲的,常在这一简单儿歌中灌注深切的意蕴,呈现出词浅意深的反讽意味。而在《彷徨·幸福的家庭》中,为了显示知识分子家庭的文化高度,多处引用了英文来作为两口子的对话,吃饭时说道:“Mydear,please.”“Please[3]youeatfirst,mydear.”。这样文邹邹的话语和理水中寄生于文化山上的圣贤的形象可以算作一类,都是接受了新旧文化碰撞下只取皮毛而不求精髓的知识分子的穷酸气的体现。这些意象的反复沿用,虽然随着文本本身的情节有所改动,但是其主题意蕴不变,完全可以前后衔接来看,这些意象浮于矛盾之上,其表面所写和背后的意图的严重不一致产生了极其鲜明的荒诞感,可以说鲁迅先生的“油滑”在这一个个意象和主题构架的文本中游离、酝酿,构筑对立感,对表层文本不断消解。而到了《故事新编》之中,“油滑”终于开始作为鲜明的特色来铺陈全文的艺术风格。从文体上说,这也可以称作传统写法的完全逃离,将之前在文本中偶尔用之的“油滑”和《故事新编》古今映照的主题相结合,以古文经典为外壳,用之前小说中的个人在当下时代的无法自处和应该觉醒以承担社会职责的内核嵌入其中,构成这一奇书。2《故事新编》与民国众人文化观的共性和差异《故事新编》中的古人古事在鲁迅先生的“演义”之下,充满了和古本的背离感,解构了原文本的神圣性。文学创作和背景息息相关,这样的一番“演义”包含了鲁迅先生在民国大环境下的深思和忧虑。鲁迅先生是在民国文化的统一性基础上,加诸个人深切感悟而创作出《故事新编》的,其中的“油滑”——————————————[1]鲁迅.鲁迅全集第2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73[2]鲁迅.鲁迅全集·彷徨[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66[3]鲁迅.鲁迅全集第2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328
第三章作为生存观的“油滑”浸染了民国文人的自嘲、无奈和追求,而在深层面则反映了鲁迅先生本人不同常人的深刻的民族观和人生观。观览20世纪的文学创作,统一的具有一种无路可走,无处可寻的沉重的美感,这一时期中西方文化相互交融,文人们对内在文艺界和政治界的晦暗与错杂无所适从,对外又受到西方文化强烈的冲击。在这样的刺激下,五四时期的文学创作很多以旅居国外,身为异客的惶惑为主题,鲁迅先生的前期文学也多表现在日本求学的艰辛和所感受到的屈辱和无力。在动荡中求生存的文人搬来了西方的文化思潮,企图用洋化这剂猛药来为中国几千年的顽疾做一个痛快的杀伐。而民国众人在以笔写意和以笔为战的文艺环境下,逐渐形成了颇为一致的文化观,这一文化观来源于魏晋名士的避世观念,并杂糅了西方的自由和民主主义。这里有两个层面:第一层面是为了自保而避世,力求避开当局的政治迫害,只求在自身的文艺天地中生存;第二层面是为了保持自身的名士气息,维护文人不问世事只求洁净内心的创作氛围。这种统一的具有“名士气”的创作氛围在《故事新编》的“油滑”上也可以看到端倪。1928年,朱自清在其《背影》自序中回顾五四文学时候写道:“这三四年确实绚烂极了……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这就笼统介绍了五四时候作家创作以及作家的自况。其中提到的这一“名士气”就行为方式而言,有放达和隐逸两种,五四时期作家即使经历了西方文化的巨大冲击,但是对于传承千年的文人精神和风度却不可能丢弃,众多文人也是在此范畴之类进行创作的。“名士气”在《故事新编》中时常得到展现,墨子走进宋国之时,“觉得脚[1]底上很发热,停下来一看……有些地方起泡了。他毫不在意,仍然走”,这些的写法简单几笔就勾勒出墨子的个性和生活风格,其对于生活的艰辛是不以为意的,而当他说停了攻宋之后,回到故国,“然而比来时更晦气”,经历各种狼狈。这里功臣墨子的前后经历对比强烈,他的形象的刻画上就具有这种旷达不羁的名士风格,是个一心为民不计恩怨的绅士。除此之外,五四时期关于文人“名士气”的描写在《故事新编》中也可处处见到。《铸剑》篇中的通体黑色的黑衣人,他和眉间尺之间有一番对答,简练清晰,意图明确,要替眉间尺报[2]仇。“只要你给我两件东西……一是你的剑;二是你的头”,出场描写就很有一种唐传奇小说中侠士的简明利落之感。而这些名士风流在文中是作为一个暗线来塑造的,鲁迅先生并没有特别的烘托这些具有“名士”风骨的人物,相反的,这些形象也无法借此避世脱困,他们依然无可避免的走入绝境,不是如黑衣人与王同死牺牲自我成就信念,就是如在起死的汉子面前的庄子一样狼狈败走。这种荒谬之感充满了文本,也构成“油滑”特色的思想性。这样的叙述包含着鲁迅先生深刻的社会时局的思考,那就是当下社会的“名士气”不是不可取的,文人需要文气;但是“名士气”并非解决社会问题的良方。可以说《故——————————————[1]鲁迅.鲁迅全集第2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55[2]鲁迅.鲁迅全集第2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2529
温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事新编》主题上仍然是文人的困境,是文化的困境,但是“油滑”让其和其他五四文学拉开了距离。鲁迅先生的自嘲之外,并非不再作为,而是积极寻求国民前行的方法。而在表达方式上,《故事新编》和其他民国文学一样长于“幽默。”这种“幽默”所代表的有趣且令人觉得意味深长的蕴意在林语堂、老舍、鲁迅先生等民国代表性文人的作品得到充分体现。但在“幽默”的指涉性上,鲁迅与其他文人具有极大的差异性,他的幽默感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样,是一种喜剧面具下呈现的悲剧性。其在《朝花夕拾·后记》中提及“人说,讽刺和冷嘲只隔一张纸,我以为有趣和肉麻也一样”,从这里就可清晰看出鲁迅先生认为讽刺和冷嘲是不同的,这里就明确指出了讽刺和反讽是有差异的;而有趣和肉麻,其相离之处也如同是真的幽默和只为了笑而笑的滑稽一般。鲁迅一直践行文学创作的自嘲和幽默元素,在其一系列文本中不断延续着对于时局无能为力的痛悟感,以及急切探寻出路的焦虑。《故事新编》不仅是鲁迅小说中的一部异质类小说,放于民国文学中加以比较,也可看出它的独特性。其“油滑”结合了民国“名士气”和文人自嘲式的幽默观,但是又力图破局,希冀通过这种“油滑”的笔调婉转传达其直面严峻现实的积极生活态度和沉静深刻的人生思考。3作为精神战士的鲁迅的“油滑”观《故事新编》将八篇旧事结合当代人话语思维进行诠释,产生时空倒错之感,可以说是借古人之口诉今时之事,文中的“油滑”构成了鲁迅主题的艺术构思,其不仅仅只是对于话语系统的创新,更显现出作者本人采取此种构思方式的意义。在其写作手法背后的“油滑”观是现代人的生存状况。鲁迅先生有过这样一番个人见解“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1]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从生存而不苟活这样的笃定坚韧的语气可以看出鲁迅先生本人坚持着认真不将就的生活态度,其为文人而言不做“靡音”;其为国民而言,不畏强权。在故事新编之中,他也将自己作为一个精神战士的信念贯彻其中,文本中的“油滑”往往出现于英雄末路时的颓唐以及小人得志时的得意中。《奔月》篇里,面对迟暮的后羿,鲁迅先生让其遭逢妻子的奚落,村媪的训斥和曾经的弟子逢蒙的陷害,这样写把通常认知中的射日英雄的形象削弱了,变得毫无力量,对其进行贬低;而在《采薇》篇中,没有多少文化的婢女阿金说到叔齐、伯夷之死,却侃侃而谈,描述语言生动婉转,在此,鲁迅先生赋予了她干脆明晰的形象,这样一个小小的人物却衬得伯夷、叔齐的形象黯淡无光,优柔矛盾。而对于主角的“贬”和一些阴险角色的“褒”都内含着深刻的张力,体现出作者本人心灵的深度,可以说这是鲁迅先生社会观的复杂性的浓缩。“其显示的是作者看待社会、历史、文化的另一种角度、另一种方式。“油滑”是一——————————————[1]鲁迅.鲁迅全集第三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1.30
第三章作为生存观的“油滑”种特殊的感受和体验的方式,具有“逆向”和“反向”的逻辑性,同一切道貌岸然的东西相敌对的,同一切自居为正统性、真理性的东西相敌对的,它充满[1]讽刺和批判的热情,它充满了一种对占统治地位的真理和权利的解构意识。”鲁迅先生已经敏锐的察觉到了当下时局中国民只能随波逐流而无法正确定位的惶惑感和荒诞感,由此他并不旨在刻画时代特色,而是着眼于人存在本身的悲剧。《故事新编》中的“油滑”从人物自身生存问题来入手,来理解民众是以什么方式生存,一类人维持着丰富的内心,绝望得清醒着;一类人通过自我说服来远离现实的实境,充满奴性的苟活着。用古事来新写,表明他所了解的中国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并未真的前进过,五四热潮中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成为了文化山上学者们用来偏安一隅的标志术语,可见外国文化和思想理念只是被轻抚皮毛,根本无法撼动腐朽顽固的文化糟粕。然而他并不放弃“呐喊”,即使在绝望之中仍然怀抱着要站起来走下去拨开迷雾的战斗精神。《故事新编》中的历史场景是现今场景的一种异时空表现。这也可以看出鲁迅先生在“多个语[2]境里游走的苦涩”。“他的许多文字都是失败或抗拒失败的内心的外露。”可以说鲁迅将对群体生存的状况的研究作为暗线隐埋于小说文本之中,相比于在《阿Q正传》,《孔乙己》等文本中采取的变形手法,《故事新编》采取的是一种整体性的夸张方式,来颠覆传统文化中义理的桎梏,这使得整个文本具有一种无力的坍塌感,而在这种失败力中又隐含作者本人的希冀,这就是要迅速打破这种思维的牢笼,跳出去寻找新的精神家园。“油滑”成为作者构建个人生存观的明线,在赋予文本幽默度和反讽意味以解构经典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呈现了作者宏大深刻的生存理念。这八篇中的语境毫无重复,每一个都独立成为一个主题,表达一种生存观的思考,且统一起来作为一个整体主旨性的体现。其将现代性和反现代性的因素都提出来加以描写,在不断的否定自我中确定写作的最终意义。《故事新编》中不同的生存观的展示和最终结局的殊途同归都清晰体现了鲁迅本人的多样价值观,在他图景式的中国社会描摹中,个人的存在并不只是封闭的单一之境,而是由社会为底色折射出的多重格局。鲁迅作《故事新编》,是怀抱着警醒世人,以期将国民从中国文化的道德压抑和奴性教育的深渊中救出的意旨来创作的,这和《狂人日记》最终振聋发聩的“救救孩子”一脉相承;而在情节塑造和人物性格塑造上又不断代入自身在作为精神战士的斗争中所濒临的尴尬绝境,文中多处暗指作者本人和他人的文化论争,展现鲁迅先生不畏世俗艰难的一面。在《故事新编》中,“油滑”还原了国民性的本来面貌,并承载了其从彷徨、绝望、重燃希望到永不妥协的精神历程。——————————————[1]郑家建.历史向自由的诗意敞开[M].三联书店,2005:139[2]孙郁.鲁迅:对生存隐秘的凝视[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1,第4期31
温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结语《故事新编》是鲁迅小说中具有独特风格的一部作品,其古今交融的构思方式,亦庄亦谐的写作手法不断吸引着研究学者的关注。本文从其中最受关注的“油滑问题”入手,将其从修辞学、思想观以及生存观三个角度进行阐释,力图以此为匙叩开解析《故事新编》的大门,突出其不同其他小说文本的独特魅力。这三个研究角度分别以三个章节来进行叙述。第一章是修辞学角度下的油滑解读,将《故事新编》中的“油滑”与反讽艺术相结合,指出“油滑”是反讽而并非讽刺,并从语言反讽和结构反讽两个层面进行展开。第二章是思想观角度下的油滑解读,指出油滑的深层思想观是幽默,并结合幽默理论进行分析,指出鲁迅的幽默是现代人的智慧,具有不同于其他文人的独特的幽默观。第三章讲述生存观层面的油滑,将其与鲁迅早期文本结合指出“油滑”早有端倪,并站在民国时代大背景之下将其与众文人的“名士气”进行分析比较,表明其具有的共性和差异性,并对鲁迅作为精神战士独有的生存观进行阐释。可以说《故事新编》是一部将他者文本转换为自身语言的成功尝试,集中体现了鲁迅先生丰富的写作维度和思维深度。从这三个方面研究《故事新编》中的“油滑”艺术,如同展开一段新的旅程,需要不断开拓思路从字里行间进行挖掘,以了解作者的用心。当然有关“油滑”的研究绝非本文可以概括,只希望通过本人的理解梳理,可以对“油滑”这一研究要点提出一点看法,以此更好的研究《故事新编》以及鲁迅其他文本,并让读者能够对于鲁迅的“油滑”观在原有的研究基础上得到新的认识。另,笔者希望能够通过这一番论述,让读者对于《故事新编》的研究有更广阔的视角。在多视角研究的大平台上相互启发,从研究中不断展开新的探索,了解当代文学,让文学之光不断映射自我。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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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36致谢三年光阴匆匆而逝,求学期间的点点滴滴如同昨日一般清晰可见。值此毕业来临之际,面对凝聚着心血的毕业论文,想到这一论文从准备、整理、思索到最终成稿的过程,我的心中不断涌现出感动之情。我谨向所有关心和帮助我的老师们、同学们表示诚挚的谢意。本论文是在李包靖导师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李包靖老师渊博的才学和对于学术的专注力为我的研究生学习带来深刻影响,其所拥有的诚以待人的高尚品格更是令我感佩非常。无论是学术还是做人方面都使我受益终生。该论文从选题到最终成稿,其间更改数次,每一次导师都提出了珍贵的建议,这是论文得以顺利完成的关键所在。在此向我的导师李包靖老师表达最真诚的谢意!我要特别感谢崔勇老师,崔勇老师灵活多变的教学风格为我的课堂生活带来诸多启示,而在论文的框架和整体思路上崔勇老师同样给出了许多极具分量的意见,这使得我琐碎零乱的知识点可以拼接成型。任何一次和崔勇老师的交谈都像上了一堂人生课,其所教授的理论分析的切入视角为我的论文开创了新的格局,并使我在论文定稿阶段豁然开朗,再次深入理解了文本并写出了新的见解。在这里还要感谢马大康老师、吴其南老师、胡友峰老师和外国语学院李新德老师等各位老师在各课学业上的指导和帮助。感谢我的辅导员刘纪峰老师对我生活与工作各方面的帮助。感谢研究生求学道路上结识的朋友们对我生活的关怀。感谢我的好友李朦在我研究生三年中给我的关怀和温暖。在整个毕业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有迷茫,有思索,有不解,其间经历不乏心神憔悴,但最终还是柳暗花明,通过不断的努力使论文最终言之有据得以成文。文学研究具有非凡的魅力,深入探索的过程正如人生起伏,使我感慨万千。这也必将成为我人生道路中难忘的阶段。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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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1]张铮.檀香刑中的魔幻与古典之味[J].金田,2014,6月刊.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