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新编》后现代主义的研究

中文摘要从共时性的角度考察，《故事新编》相对于《呐喊》、《彷徨》的研究，显现出一定的滞后性、歧义性与非系统性的缺失和局限。进入新时期以来，一批学者开始用新的理论和方法试图对《故事新编》进行新的解读，研究也在不断地深化和发展，取得了重大研究成果。本文立足于《故事新编》文本丰富的文化意蕴，细心梳理其中的文化信息，以后现代主义反传统、反理性、反抗权威、反中心性等解构策略为理论指导，对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进行深刻反思与批判。鲁迅以现代知识分子的眼光，弃儒、道而扬墨，重估中国传统文化，体现了鲁迅反叛传统的无畏精神，也显现出这位解构大师独具慧眼的后现代思维态势。《故事新编》以鲜明的反文化、反传统、反理性的激进方式，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提出深刻质疑。通过消解神话、直面生存、解构中心、反抗权威、反叛传统五个方面的内容分析，解构了中国封建传统文化压抑人性、灭绝人伦的消极面，对封建文化奴化人性、“吃人”的合理合法性进行了彻底否定、批判，实现了对历史深度模式的颠覆。《故事新编》也表现出鲜明的后现代主义艺术表征。通过《故事新编》在文本的互文性、独特的时空观、通俗化、反讽与戏仿艺术方面表现出的特征，论述《故事新编》与后现代主义文本策略的惊人暗合，进而阐释《故事新编》超越时代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意义。对《故事新编》的后现代主义研究，虽然至今仍无达成共识，但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开放性、多元性、不确定性等特征，’对开阔我们国人的眼界和思维无疑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对《故事新编》的研究，因其文本的开放性，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它只能是既是终结，又是开端，留给后人的是无尽的探讨和想象的空间。关键词：《故事新编》，文化研究，后现代主义 ABSTRACTIntherespectofsynhronism,comparedwiththatofTheCryingandHesitation，therese题chofTheTwice—ToM劢舾apparentlyhastheerasetslimitationofbeingambivalentandunsystematic．Asthenewemsetsoff,withthegradualdepthandscopeoftheresearch，agroupofscholarsstarttOadopttheNewtheoryandapproachtOinterpretTheTwice．Tolcllhlesandasaresultachievegreatsuccesses．TheTwice-ToM死舾introduceprofoundquerytOtraditionalcultureforknowledgeofpostmodersimandcarefullyanalysesthepostmoderistculturesignifcation．Todeletemythology,Facesurvial，Deconstructcenter,Resistauthority．DenyroyaltyandAnatomizeslavishpsychology,Strengthenfeminireconsciousness，PursuetheharmonybetweenhumanandnaturedeconstructrepressionofhumanityinChinesefeudaltraditionculture．ThelegitimacyoffeudalculturetoslavishhumanityandfeedingofhumanproceedtOcarrythroughtheboldrevealandEmbodyLUxunisfearlessspiritaganisttraditionreasonandhisdoubtofallunreasonablesystem．TheTwice．TotdTa／esalSOputupprofoundthecharacteristicsofpostmoderistart．Carrythroughmutualofpaper，Distinctspacetimeconcept，ironyanddramaartandpopularizationandSOon．TheTwice-To脑TalesisamazingagreeinpostmodreismandexpoundtOexceedthetime‘Spostmoderismculturalmeaning．Althoughit’shardtoachieveconlmonviewsintermsofthepostmoderistresearchofTheTwice-ToM死脑．Butopeness．multiplismanduncertaintyandothercharacterpostmoderisttheorycharacteristicsofworktopushoneffects．Itisnotonlyendingbutalsobeginning．Itwillleavebehindendlessdiscussionandimaginativespace．KEYWORDS：Twice-ToM死胁．CulturalResearch,Postmoderisrm 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引言《故事新编》是鲁迅历时13年雨创作的～部小说集，也是鲁迅在创新的尝试中构建出具有开拓性的文本。但多年来，由于革命视角和现实主义的评价尺度占圭导地位，《故事新编》的研究存在着解读的单一性而显现出一定的滞后性和歧义性与非系统性的缺失。新时期以来，随着西方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的大量涌入，形成了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批评等多种理论同时共存、杂语共生的状态，《故事新编》研究探索取得较大突破，一时成为研究热点，开始呈现出系统化的特点。本文立足于后现代主义理论，以后现代主义文本策略为分析方法，努力探讨《故事新编》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意蕴及表现方法，并希望有所突破。后现代主义以反传统、反理性、反抗权威、非中心性为其特点，倡导多视角、多元化、不确定性和矛盾性；高扬事物变化的多样性、差异性、零散性、特殊住等，并倡导不同文化主体之间的平等对话及交往；对一切合法性、真理性的东西进行批判和质疑，主张摧毁人们对元话语的信任感；消解主体性，反对“中心主义”，主张重建入与自然的和谐与平衡等。后现代主义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风靡我国后，影响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虽然后现代主义是一个瑕瑜互存的理论体系，至今仍没有达成共识，但其理论的开放性、包容性，多元性、多维性，无疑对我们国人开阔视野、转换思维、多方包容起到了积极的影响效应。其对于我们打破政治条框，突破狭隘的人为学界障碍，无疑是一大挑战。在20世纪30年代，鲁迅就大力提倡“拿来主义”，这样的胸怀，直至今日都应该是倡导的。虽然鲁迅所处时代“后现代主义”尚未形成理论体系，但鲁迅常常是站在时代的前列，具有超乎常人的超前思维态势，所以在鲁迅的思想和作品里具有后现代的因素就不足为奇了。我认为，虽然后现代话语的产生晚于现代话语，却未必有历史分期的性质，只要思维方式上符合后现代的标准，哪怕产生时间较早也可视为后现代主义，对《故事新编》的研究思路，根据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批判和反思，在对《故事新编》中的文化信息作清晰的梳理后，用文化视角作为文学形式分析的背景，以当代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为导向，力求创新地解读《故事新编》。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后现代主义虽然瑕瑜互现，但后现代主义新的思维方式， ‘故事新编'的后现代主义研究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有助于提升我们思维方式的飞跃；它的批判精神，强调个性与参与，主张多样性，反人类中心主义，有利于倡导入、自然、社会的和谐发展等思想，无疑对我们具有开拓性意义。王岳川在《“后学”研究在新世纪中国》一文中指出：“2002年以后的后现代主义研究在中国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在出版著作和发表论文数量方面有了明显增加，出版了40余本后学研究著作和30余篇论文，以及近20部翻译著作。后现代主义研究不仅成为一种广义的文化研究，而且已拓展到社会学、法学、管理学、教育学、心理学领域。”Ⅲ这一研究对当代文化思想模式进行了无声的改写，构成了学术界关于现代性问题的知识转型。所以，继续开拓“后学”研究领域，仍有其现实意义。一、《故事新编》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意蕴哈桑说：。一个作家在他的生涯中，能容易写出一部既是现代主义又是后现代主义的作品，”脚《故事新编》的创作正好是一例证。从思维态势和艺术的开放性、多元化角度去阐释《故事新编》，其具备了明显的后现代主义文化表征。丹尼尔·贝尔指出：后现代主义文化是一种反文化。其目的是通过对人的感觉方式的革命，扶而对社会结构本身加以改革，以反文化的激进方式，使人对旧事物一律厌倦而达到文化革命的目的。因此，这是一种以反文化为其内容的新文化，对传统文化而言具有特殊的历史蕴含，它既是终结，又是开端。01鲁迅的《故事新编》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质疑、批判和颠覆，恰恰反映出鲁迅作为首先先觉者的超前意识和对任何事物都抱有的可贵的质疑精神。鲁迅利用中国古老的文化资源创作了《故事新编》，用自己的文学创作实现了对神话的一种创造性转换，体现了思想家鲁迅对传统文化有意识地进行深度解读的高超技艺。鲁迅在实现其创造性转换过程中，一方面在对古老神话材料进行充分占有和梳理的基础上，做到有根有据；另一方面又不被材料本身的客观定性所束缚，而是大胆地穿越材料的表层外壳，直抵内核，从而获得全新意义。这种“创造性”，既是内雹的又是外泄的，让我们无法躲避其攻势。但最后，鲁迅把全部的崇高、宏大意义都彻底消解，实现了对历史深度模式的颠覆。2 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一)消解神话《故事新编》的取材范围由神话、传说而历史典籍。神话创世时期，是一个需要英雄也产生英雄的时期，神话总是与神、英雄、超人相连。按其创作的时间先后排列，作品主人公由女娲、后羿、眉间尺和黑色人、墨子、大禹、伯夷、叔齐、老子、庄子，是由神话中的创世神到传奇中的英雄，再到建立丰功伟业的“中国的脊梁”，最后落到空谈哲学的知识分子，具有明显的神话消解过程。’《补天》是鲁迅在1922年取材于古代神话传说而创作的第一篇小说，女娲作为中国神话中最原始的一位开辟神，女娲神话无疑具有原始神话的原始母题意义。把它放在小说集的第一篇，显示了鲁迅对中国文化开端性问题的深层探讨。女娲的最大功业是造人和补天，从神话学的角度研究，无疑具有重大的神话研究价值。世晃各民族神话中的创世、人类起源、洪水与人类再造，这三大母题在世界神话传说中普遍存在。所以，鲁迅写这篇作品，不是单一的反映中国人类的起源及洪水、战争，而是站在“世界人”的高度，体现中西对话的文化视野，在女娲神话中“注入”某种全新的质素。据鲁迅自己说，这篇小说的创作动机是想取弗洛伊德学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起”。但细读文本，弗洛伊德的性本能学说似乎并不是作者的深层内蕴，而是表层现象。鲁迅的真正意图是要表达“人和文学”创造的缘起，把文化开端性问题与人的起源契合，从而探讨实现中华民族的“新生”。在《补天》中出现的女娲形象，全身赤裸，身躯伟岸，“向天打了一个欠伸，天空便突然失了色”，轻而易举的能将大山搁在巨鳌的背上，可以用手指弹天顶，将头靠着高山，头发搭在山顶上，虽然是浪漫夸张的笔法，却时时处处显示出巨大而充沛的生命力。这位巨大母神在《故事新编》中是人物谱系中的头号种子，是原初生命力的化身，具有“原型”生命力意义。最初造出的“小东西”也蛮可爱的，充满天真的活气。等到女娲在天崩地陷中醒来，发现世界已经变了样，共工与颁顼打仗毁坏了天地山川，而先前造的那些活泼可爱的“小东西”，全都变得莫名其妙，满嘴令女娲听不懂的教条，甚至破坏赖以生存的环境。女娲竭力补天，终于累死了。补天行动无疑给这位创造女神增添了悲剧色彩，修补与破坏的对立，恰恰对创造神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宣告了补天的无意义，颠覆了神话。特别是最后作者还添加了妄求不死的秦始皇、汉武帝寻仙山的故事，暗含了鲁迅对此类无意义行为的嘲讽，反映了极端变异了的神 ‘故事新编'的后现代主义研究人关系：人神统一的神话最终转化为人神隔膜、入神分裂、人累死神、人背离神的“反神话”。’《奔月》取材于中国上古神话“羿射十日”、“嫦娥奔月”的故事，在这些古代典籍中，羿是一位射九日、斗文豹、屠长蛇的顶天立地的神话英雄，神剑手的象征。然而，鲁迅却把羿塑造成一个整日为家庭生计奔波劳碌的末路英雄形象。小说中出现了几个文化原型：月、弓箭、乌鸦，这几个原物的文化意义都通过“吃”和“射”这两个指义性很强的文化细节揭示出来，一步步解构英雄形象。首先，羿作为一个男性神射手也是雄性的象征，古代的男子是否雄健是通过猎物的大小与多少来衡量的。但随着猎物的减少，后羿没有施展自己本领的机会，面对挂在墙上的“彤矢、彤弓、卢弓、卢矢、弩机⋯一”等武器，只能哀叹昔日辉煌。由于打不到猎物，整日吃“乌鸦炸酱面”，由肉食的缺乏自然引起嫦娥对婚姻的不满。而乌鸦在传统文化的意义系统中，是不祥之鸟，炸酱面是北方的普通食品，这是羿家庭危机的一个象征符号。北方在古代向来是游牧民族居住生活的地方，游牧民族是以打猎为生的，猎物的匮乏，预示着游牧文明的衰亡。肉食的缺乏，并非因为羿的懒惰无能，而是羿能力太强、箭头太大、箭法太准，猎物都被打光的原因，客体的匮乏导致主体的无力。在家庭生活上，由于无法满足妻子的物质需要，也诱发了家庭悲剧。传说中的羿力大无敌，射日英雄，但在鲁迅笔下却是个对社会、家庭都无用武之地的俗人，神性衰减。将传说文本与小说文本进行对照，原神话中的庄严、瑰丽、神圣彻底消失了，神话人物彻底凡俗化，历史的深度随之消解。月亮往往是永生的象征，嫦娥偷吃仙药独自奔月，得到了永生，这是流传民间的原神话。对永生或长生不老的追寻，鲁迅向来是深恶痛绝的。在《补天》中，鲁迅借秦始皇、汉武帝寻求长生不死仙药之事，对只求生命数量而不求生命质量的做法，已进行了嘲讽。但鲁迅借嫦娥偷吃仙药求得长生不死，却构成了对后羿的反讽：只有俗人才追求不死。后羿和嫦娥对仙药的争夺，恰恰使后羿的神性进行了消解，体现了神的庸俗。特别是最后的射月情节，更富有意蕴。“他前进三步，月亮便退了三步：他退三步，月亮却又照数前进了。”此时的羿和月亮已成为势均力敌的力量对抗，羿已降格为普通人而再无神力可言了。作者对射日英雄作了降格处理，显示了后现代主义的主体消解性原则。如果说《补天》、《奔月》还有一些不无悲凉的英雄气息，到了《理水》、《非攻》、4 内蘩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出关》、《起死》中，英雄气息几乎消失殆尽。‘理水》描写的重心显然没有放在理水的艰难上，而是用大量篇幅写与治水无关的事情，水利官员不理水却游山玩水，下民们把榆树叶美化成一品当朝羹等。禹的英雄行为几乎淹没在“文化山”学者们伪科学的逻辑推理中而变得虚无缥缈了。《非攻》中的墨子用仁义之理、智慧之术阻止了楚国攻宋，但结尾却接二连三地遭遇“晦气”，英雄行为遭到了不公正待遇，解构了行为的正义性，给作品增添了悲剧色彩。《采薇》、《出关》、《起死》是对历史典籍人物的改写。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反遭百姓讥笑；老子、庄子身为哲学大师，在历史典籍记载中，他们都有超出常人的智慧和思想，但在鲁迅笔下却时时落入尴尬困境，甚至成为众人嘲笑的对象。老子讲学的饽饽待遇一降再降，庄子复活的骷髅反而变成了对自己“齐生死、无是非”理论的绝妙讽刺。后现代主义消解、去中心表征正是在神话的消逝中展现出来。(二)直面生存斯潘诺斯认为，海德格尔的“生存——理解——语言”结构，是后现代的蓝图，是真正的后现代主义精神。他的后现代本体论是一种重生命过程性、偶然性、历史性的本体论。它排除了任何历史决定论和逻辑必然性，赋予个体以无蔽本真的意义。后现代作家不是非凡的“创世者”，他们同生活中的普通人一样对生存处境充满着无数的困惑和对困惑难以言传的无所适从。他们要揭示人生悲剧、生命的偶然性一角，展示人类生存的真实处境，后现代主义把生存问题放在了首位。在文化的创造与发展中，主体是入，客体是自然，而文化便是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在实践中的对立统一物。人创造了文化，同时文化也创造了人。物态文化以满足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衣、食、住、行，它直接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人类对自然界认识、把握、利用、改造的深入程度，反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在对人类生存问题的关注上，鲁迅与后现代主义不谋而合。鲁迅在《故事新编》中倾注了极大心力集中反映生存问题，体现了对人类生存意识的终极关怀。“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们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咖这是鲁迅早在1918年11月15日就“国粹”保存提出的观点。这罩明确说明文化的价值在于为活着的人们提供生存的依据和力量，保存生命才是保存文化的理由。文化为保存生命和提升生命而存在，如果过分地抬高文化而忽视生命的存在，即使秀古老 ‘故事新编l的后现代主义研究的文化也毫无价值。鲁迅坚持这样的信念：生命高于一切，文化从属于生命；唯有生命的存在才能判定一种文化的价值，文化本身是不能产生价值的．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说：“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嘲关注生存，是鲁迅从年少时起就一直探讨的问题。童年的“乞食者”经历，日本留学时的艰难，回国后的生存处境的变化，使鲁迅深深地关注人的最基本的问题：生存。鲁迅不仅关注自身的生存，而且关注大众的生存．《故事新编》中，鲁迅借历史故事舞台，唱现代生存之戏。把古老而现实的生存话题，用戏剧性的手法将时间和空间、事件和人物高度集中，展示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可以说《理水》是一部最典型的“大文化”小说，在水文化背景下，通过水世界的人文地图勾勒，来折射中国民众的生存现状，在“理水”中蕴含的文化信息是极为丰富的。在大禹未出现之前，“汤汤洪水方割，浩浩怀山襄陵’，舜爷的百姓，倒并不都挤在露出水面的山顶上，有的捆在树项，有的坐着木排，有些木摊上还搭有小小的板棚，从岸上看起来，很富于诗趣。”在这里，作者按地域分为山顶上、树顶、木排，与此相对应的人也分为三等：山顶上的文化人、岸上的统治者、水中木捧上的下层人民。从空间顺序到社会结构，体现了上、中、下非常明显的尊卑关系。木排人和文化人遥相对应，而同被岸上人统治，是百姓：岸上人站在坚实的基石上，是统治者，对百姓的生存状况进行判断。这个水文地图，显然是中国历史从古到今的中国社会结构的人文图，也是古老中国几千年的制度文化层的折射。按照水世界的人文地图来划分，黎民、士、统治集团，共同组成水世界的社会形态，这三类人都是中国政治特权——极权主义的人格式的“奴隶。”鲁迅通过勾勒古老而现实的中国民众的群体像，在众声喧哗中烘托出一个共同的主题——生存。文化山上的“学者群”，拥有文化的研究权、解说权，既可以炫耀，又可以压人，文化霸权在水世界里也是畅行无阻的。在洪灾泛滥之时，学者们不是探讨治理水灾的科学办法，而在做着“遗传”的荒唐可笑的“学问”：“阔人的子孙都是阔人，坏人的子孙都是坏人——这就叫作‘遗传一；更有按图索骥者，若没有家谱，。使我的研究不能精密”地推出“乡下人都是愚人”的结论等。鲁迅用了戏谑的语言描绘了这些民族文化精英们荒谬和可笑的逻辑，面对滔滔洪水，学者们的讨论与天上送面包的飞车遥相呼应，构成了与现实极不协调的刺耳的异声，与“理水”世晃形成鲜明对照。水利官员是国家派来的治水者，作者用夸张而传神的笔墨讽刺国家官员假公济6 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私、虚伪荒唐、只说不干的丑态。在这里，鲁迅以“他者”视角罗列了这些大官们的几天行踪：他们考察民情，第一天，接见学者，拟公呈，“最好还有一种条陈，沥述着善后的方法”，把学者们提到的“蒸馏”洪水“饮料”、榆叶“维他命”、海苔“碘质”列为给百姓治病的“良药”等荒谬可笑理论变为实情上报；第二天，说是路上劳顿，不办公，也不见客；第三天，学者们公请官员在最高峰上赏堰盖古松，下半天又同往山背后钓黄鳝，～直玩到黄昏；第四天，说是考察劳顿了，不办公，也不见客；第五天，传见下民⋯⋯；这就是考察。“考察回来，大排筵宴，替他们接风，份子分福禄寿三种，最少也得出五十枚大贝壳。⋯⋯鼎中的牛肉香，一直透到门外虎赉的鼻子跟前，⋯⋯”。接着大讲“芦花似雪，泥水如金，黄鳝膏腴，青苔滑溜⋯⋯取出采集的民食，都装着细巧的匣子，盖上写着文字，”争论“字体”等等，“评定了中国特有的艺术之后”，“文化问题”告一段落，最后进入正题，评论以“导”代“湮”是所谓。摩登”，“营者蚩尤就坏在这一点上。”真是一幅现代官场的绝妙讽刺图。不思改革，保守，排斥新事物，虚假成风，欺上瞒下，哄骗民众，古而有之的官场信条还在延续下去，官场的生存方式在冷静的陈述中悄然显现。特别是结尾，写到禹也变为此类官员中的一员，反映了官场作风的巨大同化效应，显露了作者对官场生存规则的厌恶，蕴含着强烈的批判意味，彻底撕毁了官员们的虚伪假象，显示出鲁迅蔑视权威、反抗权威的无畏精神。传统文化在社会心理中的历史积淀，形成心态文化层。具体分为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两个子层次，这是文化的核心部分。社会心理指人们日常的精神状态和思想面貌，是一种普遍流行的大众心态，但它直接受到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并与行为文化交融互摄。黎民百姓是社会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直接载体，普便流行的大众心理更能反映传统文化在社会心理中的历史积淀。在《理水》中，鲁迅不仅反映下层百姓的物质生存困境，以水草、水苔为食，而且紧紧抓住大众的社会心态，暴露中国民众无视自己生存现状的愚昧和麻木。百姓见官这段情节就典型地反映了民众心理。。下民的代表，是四天以前就开始推举的，然而谁也不肯去，说是一向没有见过官”，这是古文化等级制度形成的大众惧官心理。“推定了头有疙瘩的那一位(头被官兵的飞石打过)，以为他曾有见过官的经验”，可这位却一口咬定“作代表，勿宁死!”。于是连日连夜的“责以大义”，“要他负这回水灾的责任”等，只好。冒险去做公益的牺牲”。在与生俱来的不能与官平等对话的心理支配下，他“两腿发抖”、“好像脚不7 ‘故事新编'的后现代主义研究点地”、“浮在空中似的”走到了官船上。奇怪的是，那些“官兵”“武士”都没有打骂他。这里作者巧妙地从全知视角转换为第三者视角，揭示了民众预备挨打、视自己应该挨打的心理。用畸形的心理存在对应正常的存在，使正常与非正常的存在格外刺目，凸显了菲正常的奴性心理。接下来的官民谈话，则是典型的“大入与小入”的不平等对话：“托大人的鸿福”，“叶子”“水苔“‘吃得来的，我们是什么都弄惯了的，”“只有些小畜生还要嚷”，“我们就揍他”。孩子的正常生存欲望在这里遭到了非人待遇，非人食品加上非人待遇，这就是当时民众的生存状况!而他们对这样的生存状况十分满意，不仅对官员心存感激，更要付诸行动。送到上头的食品样品，要做得“干净、细致、体面”!“愚民”的“奴性”，在鲁迅冷峻的生花妙笔的演绎下，变得如此鲜活，深刻，真切。但是，他们非人的生存状况在官员们眼里不但得不到同情，反而认为有无这些“愚民”都无所谓，“减少一些倒也是致太平之道”。在这些所谓的“大人”眼里，民众的存在与非存在都与社稷无关，“只要文化存在，华夏也就存在，别的一切，倒还在其次⋯⋯。”这里，鲁迅愤怒地揭露了中国传统文化等级制度的残酷野蛮，对民众生命的漠视。可悲的是，民众对自己非人的生存状态毫无知觉，在自轻、自贱的生存状态中也能自得其乐：“百姓的檐前，路旁的树下，大家都在谈他的故事；最多也是他怎样夜里化为黄熊，用嘴和爪子，一拱一拱的疏通了九河”，“请了天兵天将、捉住兴风作浪的妖怪”，“镇在龟山脚下”等等。这种麻醉自己的不自知的生存状态，其实是“铁屋子”里昏睡的人们的同类。他们虽然以各种生存状态而活着，但与铁屋子里昏睡的人没有区别。所以，鲁迅对民众的觉醒，到了晚年实际上已经深深地失望了，对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的意义产生了质疑。也表现出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窒息人性、阻碍人类发展的惯性进行了坚决的反叛。同时，鲁迅也感到深深地悲哀，这样的生存方式在中国已经延续了几千年，“人肉筵宴”似的动弹不得，中国的民众对个体存在价值毫无意识，认为自古以来如此就是对的，鲁迅对“从来如此”的坊况提出了大胆质疑。《理水》在《故事新编》中具有转折性的意义，《奔月》写到了神的烦恼，现实的困境；《理水》真正落实到人的生存问题上，直面现实，其现实意义十分深刻。鲁迅在这里震聋发聩的警告中国民众：人生来是平等的，不应有明显的等级差别，关键在于生存意识的觉醒。通过直面生存，鲁迅全面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用“刨祖坟”的超人勇气，走上了彻底反传统、反叛权威、摈弃吃人理性的后现代之路。 内羹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理水”的世界不需要“理”，理水与现实水世界无关，好像天外来客发出的无聊声音。所以，大禹治水一开始就显示出与水世界的格格不入。水利局的官员们，面对满目疮痍的水乡“美景”，整日逍遥游玩，把不能下咽的水草、水苔编上美丽的名词，以此作为乐趣，却对真正治水的禹造谣攻击；对百姓来说，这治水，就像远方的呼唤，虽然无衣无食，但上贡的滑溜水苔要做得细致、干净；大禹治水，只不过增加点儿闲聊的谈资；对文人来说，先考证后断言，禹治水一定不成功，理由是禹是虫不是人，从根本上取消了理水的合法性。这也是中国人的生存现状!总之，理水与水世界和灾民都存在着极大的分裂，所有在场的人都对理水作出了否定性评判，他们的世界不需要理水。禹未出现之前的水世界是和谐的、宁静的，水是这个世界的主宰。理水无意义地存在着，像虚无缥缈的气球在水世界晃动，主体的缺失造成了主题的模糊，非理性在水世界到处张扬。‘社会意识形态研究是很有意义的文化研究，“合法化”指的是在某种有组织的社会秩序中总含有一定的国家化权力，而这种权力是部分地建立在对人身侵犯的基础上的，如某种强制性的统一、同一化等。中国文化的强制性教育，导致了可怕的同一性，使人的个性丧失，主体性缺失，变成了一个个奴性十足的类像，鲁迅痛感于封建文化“软刀子杀人”和“侍奉主子的文化”的“吃人”本质，对封建文化的“合法化”进行了彻底的解构。后现代主义的解“合法化”，就是反对对人性的压抑，鲁迅是有感于中国文化过分的对人性的压制，从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入手，丽对其进行解“合法性”的剖析。后现代主义大师杰姆逊在《后现代与后现代文化理论》中指出：“鲁迅很有系统地探索这样一种本能性的恐惧——担心被吞食”。甜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吞噬的不仅仅是人的身体，更可怕的是吞噬了人的思想，使人变成了无意识的动物。所以，鲁迅痛恨使人性丧失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其进行坚决的反叛!(三)解构中心后现代主义的一大特征是反基础主义。所谓基础主义是泛指一切认为人类知识和文化都必须有某种可靠的理论基础的学说，这种基础是由一些不证自明、具有终极真理意义的观念或概念构成的。我们把它称为中介结构，这些中介结构就是概念，就是引导人们思想的主流文化，也就是～个特定的文化世界的意义系统。康德曾指出，没有什么是直接赐予人类的，我们必须通过那些影响我们经验世界的中介性结构，才能9 ‘故事新编'的后现代主义研究够进入客体世界。而客体世界所组成的结构就是一个特定的文化世界的意义系统。《故事新编》中所涉及到的儒、道、墨三家“显学”文化思想，伴随着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历史，成为封建统治者用于统治人民的有力工具，一直占据中国思想界的主流地位，具有社会文化主导性特征。有些文化影响已深深根植于人们的心理。《故事新编》对主流文化思想指控着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客体所承载的传统的文化价值理念、传统文化人物的指义性言行、传统伦理道德价值体系进行了全方位的解构。可以说鲁迅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反思，对旧有的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是以否定而告终的，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反传统、反文化、怀疑和摒弃理性的主要特征。首先，解构传统文化价值理念。《故事新编》中被赋予创造力和行动型的人物，是鲁迅晚年极力要建构的“中国的脊梁”式人物，也是民族“新生”和希望所在。我们称之为“强者”或“英雄”。此类人物谱系包括女娲、羿、大禹、眉间尺、宴之敖者、墨子及其弟子。这类人物赋有理想，注重实干，这是鲁迅肯定的正面价值．但恰恰在这部分人物身上，否定的效应和消解的力度是最强的，鲁迅把这类人与民众相对照，构成巨大差异，从而显示出其行动的无意义。消解的意义是放在与民众的对位关系上进行的，就像一幅漫画中的两个极端，一方在行动，在修补，而另一方在观看，在破坏，显示了鲁迅这个消解大师的独特构思。《补天》在整个《新编》中的地位，既是引子，又是总纲，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判断，又是后七篇的一个缩影。显然，鲁迅对女娲神话进行了“创造性重写”。女娲形象的塑造，无疑是要探讨原初生命力创造，女娲身上蕴育的巨大生命力，就是人类最初生命力的象征。在这个大地母神身上，寄予了鲁迅对中国古老而文明历史的深深敬意，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对文明起源的图腾式的崇拜。但是，鲁迅的哲学是生命哲学，他关注的是生命形态，通过女娲的全方位视角，来俯视人类的历史活动，观审人类行为。但是，她看到了什么?天地山川美景不再，战争破坏不断，原先创造的“小东西”已无可爱、天真之处，变成了獐头鼠且、怪模怪样，说着女娲昕不懂的话，指责女娲“裸裎淫俟”，有伤“风化”。大地母神创造出来的人类，正走着脱离母体的分裂之路。他们原是她身体的一部分，但却以种种方式远离了她，“陌生化”的间离效应，使本身宏大的建构伟业增添了悲剧色彩。面对自己创造的“小东西”的种种劣迹，女娲虽然“气的从两颊立刻红到耳根”，但出于责任，仍“打算先修补起来再说”。作为对世界的挽救，补天行动无疑是悲剧性的劳作。朴天只是女娲的个人行为，她的10 内蒙古师范大学硬士学位论文孩子们不仅不帮忙，反而要时时设障，报以“冷笑、痛骂、甚而至于咬她的手”，女娲终于累死了。造人时的欢喜与满足，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和美，与补天时形成巨大的差异。女娲的死换来的是她的孩子们生的机会和世界的延续，然而，这只是“修补”的结果。特别是结尾，女娲的徒子徒孙们在女娲死尸的肚皮上扎了寨，还用女娲的名字作了大旗，这种欺世盗名的行为，让女娲的牺牲意义化作了虚无，构成了再明显不过的反讽。另外是关于寻找仙山的传说，隐含了对另外一个世界存在的可能性的否定。历代的寻访只不过是方士们欺骗统治者的闹剧而已，也谕示着女娲死后的世界是一个充满虚伪、欺骗、分裂的世界，是一个无“真人”的世界，也是唯一的世界，这个世界除了更多地欺骗和闹剧之外，一无所有。鲁迅通过《补天》的创作，对女娲原初生命力的创造，做了否定的判断，也开始了对中国文化的源头及以后的人类历史的解构和批判。当女娲的肉体在天地日月间倒下，当她的子民在她的肚皮上竖起了大旗，‘故事新编》就宣告了此后世界的非法性。此后的七篇“故事”，不过在重复这一判断的真理性，历史的终结铭刻在它的起源中。《故事新编》是一种绝望的书写，既是对客体的真实的书写，也是对主体失败的清醒自认。．“|禹墨传统，是鲁迅在对旧文化的否定判断中提炼出来的建设新文化的新要素。禹墨形象，是鲁迅精心构造的“中国的脊梁”式人物，是将其作为民族魂大力肯定和讴歌的。但这种认同还是被叙事解构了。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无私，为民治水的功绩在是虫是人的众声喧哗里荡然无存；舍身为民复仇的侠义之士竟成为民众观看的对象，消解了复仇主题的正义性，使整个历史情节陷入无可奈何的荒诞与无意义之中；墨子为避免战争而为百姓奔走，鞋底子磨破了，脚起茧子了，夜宿农家檐下。当他终止了楚国攻宋后，理应受到宋国的优待，然而，迎接他的是搜身、被募捐队募去了包袱，本想在城门下避避雨，却被巡逻兵赶走，受到雨淋，鼻塞了十多天，遭遇非理。在这里，鲁迅一方面体现英雄与民众的巨大隔膜；另一方面，对英雄存在的时代提出了质疑，体现了鲁迅对时代、对人性的真切把握。如果说墨子的英雄行为得不到民众的理解，甚至个体的生存也遭到了威胁，那么，在大禹身上，则体现了传统文化对英雄的消解性同化。大禹制服了洪水，“终于太平到连百兽都会跳舞，风凰也飞来凑热闹了”；“吃喝不讲究”的大禹呢?“做起祭祀和法事来，是阔绰的；衣服很随便，但上朝和拜客时候的穿着，是漂亮的”。此时，勤 ‘故事新编’的后现代主义研究俭为民的英雄，变成了一个注重吃穿的官员，英雄被“合理”地消解在传统的礼教文化之中，体现了鲁迅对人性的深层领悟。其次，解构传统伦理道德体系，打破传统文化至善至美性的神话。《采薇》中的伯夷、叔齐是儒家伦理的原型，历代的解释者都把两人作为儒家伦理的完美体现者。两人向来是成双成对的出现在儒家的伦理体系中，他们是作为一个单一的元素在发挥着社会效应。他们的事迹主要来源于“让位”故事，在王位这个至尊的世俗的最高价值面前，他们选择了儒家的兄弟之爱和孝道。逃亡之后，又坚守“先王之道”，敢于叩马谏兵，“以下犯上”，不畏死，不贪恋安逸宁静的生活，弃周而逃，最后“义不食周栗”，饿死在首阳山。历史文本宣扬的是他们饿死保节，舍身取义的最高圆满。但鲁迅在小说中，却处处解构他们的形象，不但通过油滑戏谑的叙事话语，讥笑他们的苍老和愚钝，而且让他们所象征的伦理道德理想与现实混乱的无意义的真实状况相碰撞，产生了颠覆性解读的效应。他们想吃太平饭而不得，想维护王道的伦理冲动使他们无法“养老”；他们选择了归隐之路，但世间并无他们独善其身的地方。在他们身上，出现了思想与行动的分离，德行与力量的分离。他们虽然想将思想和信念付诸行动，但缺乏强盛的生命力，结果在思想和行动两方面都出现了内在逻辑的分裂，由颇具悲剧性的崇高理念跌入戏剧性的滑稽表演。德力分离的结果逼迫他们选择逃亡的方式来坚守道德信念。随着食物的匮乏，薇菜的日益难寻，绝境终于来临了，这个绝境是由伦理意义世晃在真实世界的彻底失败而凸显的。零碎化的意义世界与“现实”之间存在的陌生化割裂，使那些终极理念和价值在现实面前被证明是无效的。荒谬的。人物的品质、行动与行动的效应，和他们声称的言辞或想象中构建的意义价值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裂，解构文化人物的基本动力，也在这个层次中显示出巨大的否定，产生了颠覆性解读的效应。‘起死》中的庄子，出场不凡，道袍道冠，神情潇洒，态度超然，率性天真，哲思深邃，不愧为一代宗师。路遇骸骨，突发奇想，想解生死之谜，且具有使死人复活的神力。于是，“古老的鬼魂”复活了，但被复活的汉子出乎意料的并不感激他的救生，却和这位大哲学家纠缠着要衣服，而不是与他讨论哲学问题。虽然庄子的关于“彼亦——是非，此亦一是非”的哲学讲得慷慨激昂，但汉子就是不信，揪住他的衣领不放，要庄子还他包裹和衣服。在回死无效时，面对汉子的执拗，清高的哲学立刻显现它的无用。刚才还很灵光的招魂术，现在却再也不起任何作用。情急之下，庄子只12 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好摸出警笛，大吹求救，招来巡警才解了围。细细分析庄子的行动和言辞，具有明显的自相矛盾之处。其一是“齐生死”的哲学观同真实生活的不符；其二是哲学家的形象与实质不符。生死殊途，无是非、齐生死只不过是虚假的观念。当观念与现实的真实需要发生冲突对，就是荒诞的闹剧产生之时。。名实不符”则进一步解构了哲学家庄子的历史形象，起死的狼狈遭遇，报复了迂腐的哲学，思想与生活的真实碰撞，使庄子在“新编”的故事中，却无法应对现实的逻辑，最后只能向统治者的强权求救，宣布了庄子哲学在现实生活面前的彻底破产。斯潘诺斯指出，后现代作家的历史性，决定了作品文本不再具有永恒性，作品的意义存在于不断解释和再解释之中。后现代文艺的本体是活动本体、过程本体，“它总是暂时的、不可靠的、中断的和分散的，总需要阐释，总要求助于系统分析和解构”。蜘庄子在现实中被拉下神坛，失去神性后，落入了极为尴尬的现实处境。虽然小说在此时戛然而止，但却给读者留下了无限的遐想空间：没有衣服的汉子怎么办?他的出路在哪里?所以，文本本体仍在发展中，庄子没有衣服不能见楚王，汉子赤条条没法见亲戚，生命的存在因为缺衣少食而变得毫无意义。后现代文本要通过每个人来展示自己的处境并探讨个体的生命意义，由此显示作品的动态性，鲁迅对传统价值理念的再阐释和解构过程，体现了鲁迅对历史的大胆质疑和决绝的否定态度。(四)反抗权威后现代社会是一个“他人引导”的社会，理论不再提供权威和标准，而是以一种怀疑的态度进行不断的否定，进而改革社会。恩格斯在《致敏·考茨基》中指出：作者不必要将社会冲突的历史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而只要通过打破读者对现实关系的虚假永存的虚假意识，就实际上达到了目的。。1对《故事新编》而言，揭露真相远比提出确切方案更为紧要，破除有关传统文化意义的迷障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最有效的战斗。后现代主义主张参与，推崇对话，《故事新编》的时代，正是中国各种政治、文化力量斗争极其激烈的年代，任何姿态都可以成为一种确定的选择，不但在文化意义上，而且在政治上同样有意义。《故事新编》以对旧文化的否定、判断来建设新文化，本身已体现了一个鲜明的特质：参与性。鲁迅不单单是一个局外观察者，更是想像中的参与者，是用文学文本的形式参与社会改革，再现历史并对现实作多样性的理解。 ‘故事新编)的后现代主义研究中国人尊崇的是王权统一的儒学价值系统，传统的价值结构是“权威”与“权力。合一，即以皇帝为首的行政权力系统和士绅代表的价值原则的合一。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是儒家所设想的理想政治模式，即“王道”统一．实现“王道”的基本途径是实行“仁政”，而“仁政”的奥秘就在于“征服中华民族的心”。因此，所谓“王道”，并非是为保障人的幸福权力而构想的政治形式，而是为统治者更好地、更有效地统御百姓而奉献给权势者的治术。要使百姓更便于统治，就要驯化他们，也就是收复他们的心。这种“王道”看似与“霸道”对立，其实是兄弟。无论“王道”还是“霸道”，在本质上都是把民众当作牲口来放牧，只是一个温言相劝，一个挥舞皮鞭，治民的策略不同而已。所以鲁迅说：“在中国，其实是彻底的未曾有过王道””。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统治奥秘就在于：对于奴隶，能够收服时收服，不能收服时压制。但收服人心的法宝就是所谓的“纲常名教”的礼教，收服人心就要在伦理层面上进行。但儒家的伦理教化是使人性奴化的最可怕的武器，鲁迅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借‘狂人日记》里的狂人的口发出了“礼教吃人”的强烈控诉。由政治而伦理，进而达于思想学术，中国文化的奴化法则造成了中国人创造力的萎缩。针对中国的“老调子”永远唱不完的现状，鲁迅敢于大胆质疑几千年来的政体，对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进行彻底的反叛，体现了鲁迅怀疑一切，否定一切，反抗权威的无畏精神。历来的统治者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给自己的行为正确寻找理论上的支持，即使残酷的政治统治，也要冠冕堂皇的披上仁政的外衣，历代王朝莫不如此。《故事新编》中通过对统治者自相矛盾的描写，彻底撕下仁义的假面具，让世人看到“仁政”的真面目。鲁迅借历史故事，向封建统治彻底开战。《铸剑》、《采薇》、《非攻》通过向王复仇、叩马相谏、止楚攻宋的故事，揭示出历代统治者的“王道”不过是“霸道”的代名词而已。。《采薇》中的伯夷、叔齐事迹来源予《史记》，司马迁将伯夷、叔齐编入列传第一，《太史公自序》道：“末世争利，维彼独奔义，让国俄死，天下称焉。”司马迁对伯夷、叔齐的气节、品格作了高度评价。儒、墨两家都颂仰二人，二人的事迹，集中体现了仁、义、孝、悌儒家伦理。叔齐以为“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这善，就是“先王之道”，所以他们自觉维护先王之道，而王道就是天道。在他们的伦理道德标准中，“孝一“悌”“仁”这些文化符号是他们衡量世事的标准，统治者也是用儒家的伦理来规范人民、治理国家的。王道作为某些儒者心中的伦理观念，有着天人合一的理性神14 内奠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秘色彩，但它终究不是实体，而更多地是欺人、自欺的虚假意识形态。伯夷、叔齐天真地以为人道附会天道，但现实却彻底戳穿了这个谎言。小丙君所说的“通体都是矛盾”，其实包含二层涵义：其一、“先王之道”的内在矛盾。“商王无道”，“变乱旧章，原是应该征伐的”，但武王伐纣却是。以下犯上，究竟也不合先王之道”．于是伯夷、叔齐冒死上谏：“老子死了不葬，倒来动兵，说得上孝吗?臣子想要杀主子，说得上‘仁’吗?”两人招来的却是凶狠的推搡，伯夷为此嗑晕了过去，此时的“王道”变成了“霸道”。其二、伯夷、叔齐所遵循的伦理观念和真实世界的矛盾冲突。伯夷、叔齐坚守的伦理观念和他们的让位行为，使他们在儒家先贤谱中占据了显赫地位。但在鲁迅的解构叙事中，我们却发现了他们自身存在的“通体矛盾”。鲁迅仅仅抓住吃饭这一日常环节，就让神圣的伦理观念在现实面前彻底破产。因为无论是历史人物还是现实人物，只要是入，就得吃饭。“吃饭”是情节的关键枢纽。起初二老在养生堂吃太平饭，为养老而养老；谏兵不成，二老义不食周粟，毅然出走；在首阳山上，为如何填饱肚子两人绞尽脑汁，从吃松针面到采薇菜，直到最后俄死；以及喝鹿奶、吃鹿肉的传言。鲁迅借用了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作为武器，也成为最有力的解构武器，揭示了伯夷、叔齐的理想主义在现实中的失效和无意义。特别是结尾，通过阿金的“流言”，完全解构了传统的道德判断，进面显示出“道德负值”。阿金虽然刻薄，用“流言”杀人，但某种程度上也道出了真理，两人的理想主义在饥饿的压力下终于和行动产生了不一致。“采薇”本有的悲壮性被文末叔齐的贪心彻底瓦解了．世间通过流言，不但消灭了他们的肉体，而且也消解了他们的精神价值。鲁迅在揭示这些矛盾的过程中，显示了矛盾从隐藏到彰显的展开过程，使伯夷、叔齐不断地陷入逻辑困境，直到最后也无法逃脱守节与求生的矛盾。他们的死，既是被“现实”处死，又是为虚假的伦理殉葬。’《铸剑》包含两个故事：铸剑、复仇。其中预示着义与力的较量。根据文本。王妃抱柱而孕，生下一块铁，干将莫邪把这块铁铸成了一对天下最锋利的“雌雄双剑”。剑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含义丰富的原型。一方面象征着权力，象征着君王代天地立法的绝对权威，是“王者之剑”，因为剑在古代是在祭祀中作为礼具，而不是战场中常用的武器；另一方面，剑又象征着君王权力的来源：即“天理”、“道”、“仁”的本体；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剑又是人民力量的化身，是“仁者之剑”。当义与力、仁道与天道、历史与伦理统～时，剑就成为“仁者无敌”、“仁者王”的象征；当这两者 ‘故事新编'的后现代主义研究发生冲突时，总是弱者战胜强者，即民战胜君。这篇作品，从一开始干将献剑时，就赌含了王“名不符实”的文化意义。献雌剑，蛾雄剑，隐含了王不配拥有真正的剑一—雄剑，也就不配拥有绝对权力，此时就暗含着解合法化的意义。王虽然在现实中拥有国家权力，生杀大权，但他本质上是——“名不符实”者，得到的只是雌剑，是次要的，从属的；没有雄剑，也就意味着雌剑的无力。一但雄剑出世，王手中的雌剑将毫无价值，王很明白这一道理。而且在王收到献上的雌剑后，他立即明白世上还有一把更锋利的雄剑存在。尽管他身处高位，享尽荣华富贵，却总是莫名其妙的不快乐。他总是梦见眉间尺提剑来寻他复仇，他的残忍与虐待狂，实际深含着内心的恐惧。无论从天道，还是人道，他都需要雄剑出现来确认手中权力的合法化。但雄剑的出现恰恰是他末日的来临。雄剑就是解合法化的最有力的武器。如果说眉间尺的复仇，是私仇，具有血缘关系，那么黑色人宴之敖者的报仇是痛恨王的残暴统治而复仇的。是替天行道。在王这一客体身上，寓意着的品质是反价值、负价值，即邪恶、残暴、刚愎等；又因“名不符实”，他更是“非正义”的化身，是篡夺王权的僭越者。所以，从复仇起源来说，就已经解构了王权的合法性。随着情节的展开，迸一步暴露了王权的非合法性，眉间尺与黑色人的联合，象征着个人私仇与民众公愤汇合，揭示了“王道”的统治民怨沸腾，“天理”难容，“王道”并非真正的“仁政”，而是“霸道”，从根源上彻底否定了“王道”统治。(五)反叛传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反思是鲁迅文化思想的重心和主体，也是鲁迅文化思想中最具份量、最具原创力的部分。中国传统文化的病症究竟是什么?鲁迅的回答是：中国文化缺少对生命自由意志的强化剂，还极力弱化、软化甚至取消生命自由意志。鲁迅有非常形象的说法：中国文化是“吃人”的文化，是“人肉筵宴”Clo]中国文化是“侍奉主子的文化“””；中国文化是“软刀子杀人”(12]o这些形象的比喻说明，中国文化隐含着～种麻醉人的生命意志的无形力量，一种使入奴化生命的意志表现，使入在不知不觉中心甘情愿地转让生命的自由权利。鲁迅特别关注中国文化对中国人生命形态的塑造作用，对其奴化状态及其根源进行大胆暴露，这是鲁迅对中国文化批判的重心。《理水》、‘采薇》、‘铸剑》中，对百姓的奴性生存状况的揭示，表现了鲁迅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彻16 内蒙古师范大学琢士学位论文底否定。轻视个体的人的自由权利，欢欢喜喜的侍奉主子，‘吃人’的合理合法甚至人情化等，使人觉察不出的荒谬残忍，通过鲁迅这双“毒眼”揭示出来。对历史和现实观察之敏锐，识见之深透，时至今日，鲁迅是无人能及的。后现代主义强调张扬个性，提倡参与，主张对话，高扬事物的多样性、差异性、多元性和不确定性，面中国的传统文化塑造出的人都是“顺民”，“奴隶”，鲁迅对此深恶痛绝。在日本留学时，鲁迅就开始了对国民性问题的思考，对民族痼疾进行挖掘，以求找到治病的药方，鲁迅终其一生都在为民众争取“人”的权力而呐喊，都在寻求解放民众的出路·作为一个思想启蒙者，鲁迅认识到“中国人从未争取到做人的权利”，只不过经历了“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而可悲的是中国的民众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所以，鲁迅从人的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入手，进而揭示其思想根源，即如何把人从传统的思想文化枷锁中解放出来。所谓传统，就是活在现实中的历史文化，反传统也是知识分子最根本的特征。但是鲁迅的立足点在于让中国人认识到自己的生存处境和生存状况，因而知道我们自己生活于怎样的一种文化环境中，我们原来是如此地可怜与可憎，从而开始我们的反省。面对中国古老的传统，鲁迅的启蒙呐喊是惊人的，他的第一篇《狂人日记》就已发出震聋发聩的异质声音。鲁迅要通过自己的呐喊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身处其中的是一个“吃人”的环境。但鲁迅更为清醒地认识到，作为几千年专制主义统治下的中国人，早已习惯了奴隶的生活，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逆来顺受，无可奈何。因为天长日久，历来如此，而且别无参照，专制统治下的行为规范已化为自觉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因此要唤醒入的意识，消除“奴性”心理，就必须让国人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生存的真相，认识到国人灵魂的扭曲和人格的病态。只有看清楚这一点，才有可能因反省而产生换一种活法的动力。传统不是抽象的存在，+它既然活在现实中，就必然以人作为载体，并且塑造着人的性格。鲁迅把它称之为“国民性”。传统“吃人”也主要不是以外在的形式进行的，而是病菌一样潜入人的内心，通过支配人的思想和行为使人处于吃人或被吃的境地，因此，要掀翻几千年的“人肉的筵宴”，要结束“两样时代”的循环往复，就必须改变人们的精神，也就是改造国民性。鲁迅把这称为“第一要著”。在鲁迅病魔缠身的晚年，他也关注着中国古老的病态社会中的病态的人们，致力于精神病态的深入开掘，并以各种形式生动表现出来。‘故事新编》的创作，继续着对民众病态的奴性心理的批判，只不过以一种调侃、戏谑、嘲讽的方式体现出来。‘理水》中，中17 ‘教事新编’的后现代主义研究国几千年的封建等级制度造成了民众的惧官心理和奴性心理，这些特征己深入到民众行为习惯中。“因吃了官兵的飞石”，“这人从此就很有名，也很忙碌，大家都争先恐后的来看他头上的疙瘩，几乎把木排踏沉”。这简短的话语，就揭示民众无视自己的生存状况而热衷于看热闹的无是非观心理。特别是通过这个疙瘩头灾民代表的见官心理及见官经过的描写，可以说活划出了国人的灵魂。一个个体的不觉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整体民众奴性心理的形成。鲁迅在这里痛心地写出了专制统治者都希望人们越愚蠢越好，最好永远不知道个人的价值与尊严，不知道个人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因而永远在他们的“监护”下像奴隶一样生活的可怕状况，继续无条件地侍奉主子．在洪水滔天的灾害面前，以树叶、水草为生的灾民，无视自己恶劣的生存环境，反而热衷于欺上，把树叶做成“榆叶一品当朝羹”，把水苔做成“滑溜翡翠汤”来自欺欺人；我们仿佛看到了阿Q又来到了理水中。而且为了送到“上头”，要“做得干净，细致，体面呀!”于是“所有的居民就同时忙碌起来，洗叶子，切树皮，捞青苔，乱做一团。”鲁迅用他那传神之笔勾画出了众灾民可怕而不自知的奴性，久已积淀而成的社会心理。到了《铸剑》结尾，写到全城百姓都来瞻仰国王的“大出丧”；“百姓都跪下去，祭桌便一列一列地在人丛中出现。几个义民很忠愤，咽着泪，怕那两个大逆不道的逆贼的魂灵，此时也和王一同享受祭礼，然而也无法可施。”这里的描写，一方面写出了民众的政治无意识，嘲讽了民众是非不分的奴性，另一方面，也消解了英雄主义，显示了英雄与民众的隔膜。所以，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说：“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中国的传统文化制度造就了奴隶人格，中国的传统文化养成了奴性心理，鲁迅从正视人的生存、争做人的权利出发，反抗权威，反叛传统，走在了时代的前列。我们不得不承认。至今，阿Q的幽灵仍在中国人的上空飘荡。传统的力量是巨大的，要想摧毁业已形成的惰性心理，后现代主义的向“同一性开战”理论还应该大力提倡。《故事新编》对旧文化作了决绝的否定，体现了后现代主义的反文化、反传统、去中心、反抗权威等新的文化走向，对一切合法性、真理性敢于大胆质疑，主张摧毁对元话语的信任感，具有可贵的超前意识。鲁迅所说的《故事新编》是“历史小说”，其实应作这样的理解：“它是对历史文化惊醒全面反省与批刿的小说”。“”钱理群在《心灵的探寻》中这样评价鲁迅：“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鲁迅’本身即是一个充满着深刻矛盾的、多层次、多侧面的有机体。不同时代、不同层次的读者、研究工作者。都按 内蒙吉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照各自所处的时代与个人的历史哲学、思想情感、人生体验、心理气质、审美要求，从不同的角度、侧面去接近‘鲁迅’本体，有着自己的发现，阐释，发挥，再创造，由此而构成了一个不断接近‘鲁迅’本体，又不断丰富‘鲁迅’本位，永远也没有终结的运动过程。”“棚作为一个学过解剖学的文学家来说，他要用文学艺术作解剖刀，拆开了历史，让我们看到了历史、文化中的生命的本质和最深的层次，最真实、最基本、最永恒的层次，解构了历史与文化，又潇洒地重构了它。一个动态的鲁迅本体和一个动态的《故事新编》文本，使我们看到了一种全新的具有后现代思维的历史文化。9 ‘故事新编)的后现代主义研究二、《故事新编》的后现代主义艺术表征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在中国近现代语境中，很大程度上是对西方文明的态度。近代西方文化的进入是同殖民侵略一同到来的。它不仅是一种新质的文化，而且对中国固有的文化构成了颠覆性的威胁，使中华古文明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后现代焦虑的问题是：世界文化的未来走向何方?人类精神灵魂的归宿在哪里?鲁迅焦虑的问题与后现代主义者的思考是一致的。在鲁迅看来，西方文化的侵略性强行进入，在造成了中华文化危机的同时，也为古老的传统文化的更新提供了机遇。其主要作用是打破了传统至善至美性的文化神话，即鲁迅在《文化偏至论》开篇所称的“中华中心主义”，即盲目自大，不思变革，民族自大狂。所以，鲁迅对传统文化阴暗顽的揭露，从本质上应视为是一种还原性的揭示，即通过最彻底、最坚决、也显得最残酷的审视，保留有价值的东西，为新文化的建设扫除障碍。《故事新编》之“新编”，在于用现代的眼光重读古书，而这现代眼光，绝大部分来源于西方文化的“他者”之赐。《序言》中所提到的要用“弗罗特”说来解说创作的缘起，仅仅是一个自认的例子而已。需要强调的是在文学形式上，鲁迅观察世界的解剖式眼光，各种小说文体的试验，同样得益于西方文化的营养。(一)《故事新编》的互文性纵观鲁迅小说创作，从《呐喊》、《彷徨》到《故事新编》，鲁迅的小说文体在不断地创新和发展，其中有一个不断超越传统、不断超越自我的清醒的文体意识。他是对传统文体进行着自觉而有意识的反叛。他曾在《华盖集·题记》中塑造了一个真实豹自我形象：“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体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1所以有意识地超越已有的成规文体，进行反规范、反经典的努力，反而使自己的试验成为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不可逾越的“经典文本”，应该说，《故事新编》无论在鲁迅一生的创作中，还是在整个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上，都是一个充满“新”的意义和内涵的文本。托多洛夫曾经反问道：“乔伊斯那些异常的文字游戏不是变成了某些现代文学的典型吗?那些‘新’小说不是同样对今天的小20 内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说写作形成压迫吗”．Ⅲ1‘故事新编》的创作在文本上表现出一种明显的杂多性，即把多种文体的艺术特征创造性地融合在一起，所以，很难界定归为哪一类，一直是研究史上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它的文本特征明显她符合后现代主义豹“秽类混杂”，有人把它概括为“文体越界”或“文类越界”。从整体分析，‘故事新编》的文本特征具体体现为三个方面：文本互涉、文本误读和杂语住。1、文本互涉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想家克莉斯蒂娃说：“每一个文本都是作为引文镶嵌建构起来的，每一个文本都是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和转化。”o”即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关系，也称之为。互文性”。这种互文性的含意是，每一个文本都是其他无数文本的回声，在这个由无数文本织成的巨大网络中，各个文本之间既相互引发，相互派生、又相互指涉、相互呼应。这种互文性构成了个别文本存在的基础和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