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呼兰河传》文化内涵分析

邯郸学院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论文（设计）题目萧红《呼兰河传》文化内涵分析学生xxx指导教师xxx教授年级xxx专业汉语言文学二级学院中文系（系、部）系部邯郸学院中文系2010年6月 郑重声明本人的毕业论文是在指导教师郭红的指导下独立撰写完成的。如有剽窃、抄袭、造假等违反学术道德、学术规范和期权的行为，本人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各种后果，直至法律责任，并愿意通过网络接受公众的监督。特此郑重声明。毕业论文作者（签字）：2010年6月15日 摘要《呼兰河传》是萧红的代表性长篇自传体小说，作者以她惯用的散文手法，疏疏落落地写出儿时难忘的记忆。它打破了以人物为中心的传统小说模式，以呼兰城的公众生活和环境为中心，辐射出生活的种种方面。论文试从三个方面来初步探讨《呼兰河传》的文化内涵：首先对乡土文化视野下，地域民俗文化的展示与思索；其次通过萧红描写下层人民生活的苦难，揭露封建主义旧传统、旧道德、旧风俗对于善良而愚昧的群众心灵的毒害摧残，从作品中表现出作者强烈、执着的对生命意识的探求；第三《呼兰河传》中处处渗透着萧红对故乡的深厚情感，凸显她的“故乡情结”。关键词《呼兰河传》文化内涵故乡情结民俗外文页 Theanalysisofculturecontenton“TheStoryofHuLanHe”xxxDirectedbyProf.xxxAbstract“TheStoryofHuLanHe”isXiaoHong’srepresentativeautobiography,theauthorwriteddownscatteredthingshappenedinherchildbytheliteraryskill,whichsheusedtouse.Itbreaksthemodeloftraditionalstoryofaroundcharacter,andcentrethepubliclifeandcircumstanceofHuLanHe,presentallaspectsoflife.Thesisisdividedintothreepartstoanalyze.Themanifestationandponderoflocalandcustomculture.Thewriterdescribesufferingoflow-layermasses,exposefeudalism,oldtradition,oldmorality,oldcustomanditsevilonignorantmasses,presentstrongandpesistentpursueforthemeaningoflife.“TheStoryofHuLanHe”infiltratesXiaoHong’sintensehometownemotion,stressherfeelingtonativeplace.KeywordsTheStoryofHuLanHeTheanalysisofculturecontentfeelingtonativeplacepeople'scustom目录 摘要………………………………………………………………………………………Ⅰ外文页……………………………………………………………………………………Ⅱ1序言………………………………………………………………………………………12乡土文化视野下，地域民俗文化的展示与思索………………………………………12.1原始、蒙昧、混沌的乡土生活写照…………………………………………………12.2民俗对乡土社会人生的巨大影响……………………………………………………23萧红描写下层人民生活的苦难，揭露封建主义旧传统、旧道德、旧风俗对于善良而愚昧的群众心灵的毒害摧残，从作品中表现出作者强烈、执着的生命意识探求。…………………………………………………………………………………………43.1无意识地违背了封建传统规矩的奴隶………………………………………………43.2有意识地违背封建传统规矩的奴隶…………………………………………………64《呼兰河传》中处处渗透着萧红对故乡的深厚情感，凸显她的“故乡情结”…………………………………………………………………………………………75结语………………………………………………………………………………………8注　释………………………………………………………………………………………8参考文献……………………………………………………………………………………9致谢…………………………………………………………………………………………10萧红《呼兰河传》文化内涵分析 1序言这些年来，对萧红的解读一直呈割裂状态，停留在女性意识、艺术风格、悲剧意蕴、诗化、人生哲学等话题上，并没有找到有效途径统合以上诸多方面，也没有做到把作家与她所在时代、社会、政治、历史背景打通来看。曾经萧红的价值在于她以《生死场》这样的为鲁迅称道的左翼小说登上文坛；为时代所再度发现的时候，她的价值又立定在与压倒了“启蒙”的“救亡”无涉的《呼兰河传》等一系列后期创作。这看似相悖的结论，其实分享了同样的逻辑脉络，即是否与主流或者左翼革命意识形态相关。在这样的逻辑和视野下得出的判断，永远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我深信，像萧红、鲁迅这样的作家是属于人民大众的，因为她/他们的创作是为人民说话的，她/他们是懂得人民疾苦喜乐的，她/他们的心是向时代、向千万大众敞开的，能够包容非常多的与自己不同的东西。如果讲所谓的“真实”，我愿意把这种“文学面对世界的态度”作为真实，这是可以流动的，永远与现实相交织相碰撞的承载中国经验和人民生活的真实。而绝不是固化的、生活化、庸俗化的给孩子洗澡的好男人鲁迅或者给男人写情诗的闺阁里的萧红。作家广阔的心所能够容纳的社会历史内涵和情感经验。本文从她以女性视角观看呼兰县城的风物人情，去看待现实世界生老病死的苦难历程，以个人的经历感受去描绘芸芸众生的麻木痛苦的生存状态。那深情细密的叙述既表现了对乡土的眷恋，而隐然讽剌的叙述语调也针砭了乡土人物的愚昧无知与对女性的残酷压迫，以此来初步探讨《呼兰河传》的文化内涵。2乡土文化视野下，地域民俗文化的展示与思索。2.1原始、蒙昧、混沌的乡土生活写照萧红乡土小说在描绘现实乡土社会时，不仅写了其黑暗与落后，更重要的是突出其原始、蒙昧、混沌的停滞状态与千年不变的生死轮回。翻开萧红的乡土小说，扑面而来的是一种原始、蛮荒的气息，映人眼帘的是一幅混沌、蒙昧的图画。第一章一开头，就展现出一种透彻的严冷与荒寒。“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尺长的，一丈长的，还有好几丈长的，它们毫无方向地，便随时随地，只要严冬一到，大地就裂开口了。”但是，令我深有感触的是作者在第一章是没有把笔墨放在人物上，而是放在对人物生活的环境的介绍上，通过对环境的描写，一下起雨来这泥坑子白亮亮地涨得溜溜的满，涨到两边的人家的墙根上去了，把人家的墙根给淹没了。来往的过路人，一走到这里，就象人生的路上碰到了打击。到了早季，大泥坑子表面干燥结实，等人或车马一走上去，使都陷进去了，需要费很多事，才能把翻进去的车马抬出来。大泥坑子还经常淹死猪、狗、鸡、鸭。大泥坑带结人们的苦头太多了，但是没有人建议填平它。由于人们生活的古板单调，他们常常喜欢寻找一些无聊的乐趣，这大泥坑子能给他们以满足。他们津津有味地谈论、添枝加叶地渲染大泥坑子的威严，好象大泥坑子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好处似的。他们把令人烦恼的事情当作开心的事情谈，可见，他们的麻木。在议论大泥坑子的时候，他们还把它和封建迷信联系在一起。据说农业学校校长不倍龙王爷，因此龙王爷报复他，他的儿子才掉进了大泥坑。大泥坑还能把"瘟猪"变成"淹猪"，使呼兰人既可以吃上便宜猪肉，又可以去掉疑心，这也算大泥坑带给人们的好处……总之，在第一章围绕大泥坑子，作者进行了细致的描绘。她借大泥坑子这一能够反映小城人们精神状态的事物极其深刻地描绘丁他们愚昧、麻木、庸俗的精神状态和灰色的生活。从这点上看，大泥坑子这个极平常的事物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它对呼兰小城人的精神状态和生活状况做了总的展示,令我也想到现在的社会，难道没有这种情况吗？？？生、老、病、死，都没有什么表示。生了就任其自然的长去；长大就长大，长不大也就算了。老，老了也没有什么关系，眼花了，就不看；耳聋了，就不听；牙掉了，就整吞；走不动了，就拥着。这有什么办法，谁老谁活该。病，人吃五谷杂粮，谁不生病呢？死，这回可是悲哀的事情了，父亲死了儿子哭；儿子死了母亲哭；哥哥死了一家全哭；嫂子死了，她的娘家人来哭。 哭了一朝或是三日，就总得到城外去，挖一个坑把这人埋起来。埋了之后，那活着的仍旧得回家照旧地过着日子。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外人绝对看不出来是他家已经没有了父亲或是失掉了哥哥，就连他们自己也不是关起门来，每天哭上一场。他们心中的悲哀，也不过是随着当地的风俗的大流逢年过节的到坟上去观望一回。二月过清明，家家户户都提着香火去上坟茔，有的坟头上塌了一块土，有的坟头上陷了几个洞，相观之下，感慨唏嘘，烧香点酒。若有近亲的人如子女父母之类，往往且哭上一场；那哭的语句，数数落落，无异是在做一篇文章或者是在诵一篇长诗。歌诵完了之后，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土，也就随着上坟的人们回城的大流，回城去了。回到城中的家里，又得照旧的过着日子，一年柴米油盐，浆洗缝补。从早晨到晚上忙了个不休。夜里疲乏之极，躺在炕上就睡了。在夜梦中并梦不到什么悲哀的或是欣喜的景况，只不过咬着牙、打着哼，一夜一夜地就都这样地过去了。假若有人问他们，人生是为了什么？他们并不会茫然无所对答的，他们会直截了当地不假思索地说了出来：“人活着是为吃饭穿衣。”再问他，人死了呢？他们会说：“人死了就完了。”这一切不仅发人深省：为什么呼兰小城会是如此寂聊淡漠？为什么会有像动物一般存活着愚昧麻木的人群？他们“蚊子似的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为什么他们非要在大泥坑边际作息生活，安于现状而不自知不反抗不觉醒？为什么他们被父母生下来，没有多余的苛求，只希望吃饱了，穿暖了，仅仅是满足人类这种最基本的物质要求，可是他们既“吃不饱也穿不暖”，“逆来了，顺受了。”萧红写出的原始、蒙昧的乡土生活真相，比冷酷、残暴还更为可怕更为悲惨。因为在这片沉寂混沌的土地上，已没有善恶好坏、喜怒哀乐和七情六欲，一切都毫无意义、毫无价值，一切都等于零，都被淹没在一片原始、混沌的世界中。人们甚至“在夜梦中也梦不到什么悲哀的或是欣喜的境况，只不过咬着牙，打着哼，一夜一夜地就都这样地过去了”①。这种生不如死，连梦想都没有的毫无生趣的生活，正是当时中国乡土社会的缩影与写照。萧红仅以二三十年的年轻经历，就能写出如此力透纸背的中国乡土社会景观，这的确显示了她独到的眼光与过人的才华，同时体现了她乡土小说所特有的内涵。2.2民俗对乡土社会人生的巨大影响在古老的乡土中国，这些民俗活动是人们生活中的大事，不同地域有不同的习俗。在呼兰河小城中人们一年到头单调刻板的生活中，最为隆重热闹的就是节日里的民俗活动。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野台子戏这些活动让人们神往、痴迷。萧红通过这些民俗活动的描写反映了乡土中国的本质。在野台子戏中我们可以发现乡土中国的一切人情世故和礼法。夏天大旱，人们戴起柳条圈满大街游走求雨，如果许了愿，下了雨，秋天就得在河边的野地唱戏还愿。如果这一年的秋收好，也是要唱戏，感天谢地。唱戏时可以接亲戚和朋友来看戏，乡下人也可以来看戏。所以唱戏不是简单的看戏，而是接姑娘唤女婿，十分热闹。在戏台下，媒婆还可以约了男女两家在戏台下相看。姑娘们打扮的漂漂亮亮，出了嫁的姐妹们聚在一起叙谈。也有不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己就结了终生不解之缘的，多是表兄妹，留下一段佳话。萧红提供的小镇世界，是一个把封闭性与内在完整性、丰富性统一起来的乡土世界。美国社会学家威廉·格拉汉·萨姆纳在《民俗》一书中指出：民俗“极大地控制着个人与社会的活动,并且是它们孕育了人们的世界观和生活策略。”尤其是在乡土中国，它不仅规定了一个人的活动的全部，服饰、发型、饮食、斋戒、婚姻生产等等，从出生到入坟墓，从行为到观念，每个个体都成为先世惯制——即传统习俗的奴隶。“在他的生活中，无所谓自由，无所谓首创，无所谓自出心裁，也谈不上追求更高更好的生活，谈不上在脑力方面、道德方面或精神方面改善他的状况。”一旦约定俗成，社会群体的习惯和风俗就是习以为常了，人们熟悉它并且遵从它，群体的这种行为和思想就逐渐形成了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萧红在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的描写中，更多的融入了一种人生短暂、命运无常的感慨和盛极而衰、繁华落尽的悲凉。七月十五盂兰会，呼兰河上放河灯的情景是：“金呼呼的，亮通通的……两岸上的孩子们，拍手叫绝，跳脚欢迎。灯光照得河水幽幽地发亮，水上跳跃着天空的月亮。真是人生何世，会有这样好的景况。”当河灯从呼兰河上游流来时“金呼呼的、亮通通的”，人们看了自然满心欢喜；然而到了下游灯一会灭一个，逐渐“从繁华的景况，走向了冷静的路去”，看河灯的人们感到空虚。人们心中疑惑不解：“那河灯，到底是要漂到哪里去呢？”这里流露了作者在外长期漂泊的人生体验：人生就像一场戏总有曲终人散之时，繁华必将归于空虚的荒凉与孤寂。夜半送神归山时悲凉的鼓声，“从几十丈远的地方传来，实在是冷森森的，越听就越悲凉。”萧红不禁感叹：“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萧红在对风俗的描写中融入了个人生命感受和人生体验，避免了就风俗而风俗使小说落入非艺术的“风物志”、“民俗志”的理性叙述中去。不同时代的读者从这些民俗描写中可以获得不同的审美感受，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对封建陋习的批判和奇风异俗的好奇。萧红在民俗描写中深寓于字里行间的对生命悲剧性的感叹，带给读者悲凉、沉郁的审美感受。 在《呼兰河传》中，萧红细腻传神地写了扎彩铺、跳大神、放河灯、野台予戏、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等等民俗风情，这自然有其热闹动人的地方，然面这些表面的热闹和动人，却更反衬出中|国乡土生活的单调、病态与落后。正如马克思所说②：“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扎彩铺里扎出的人和物虽然个个活灵活现，人人看了都说好，但那都是给死人预备的。“穷人看了这个竞觉得活着还没有死了好”，它给人以空虚迷离恍惚的印象，使人向往阴间而厌恶尘世做扎彩伙计的人的粗糙丑陋与扎出来的东西的精致漂亮，形成鲜明对比，这无疑是对现实人生的绝妙嘲讽。人在现实中无法得到的东西，只有虚幻地向往在来世的阴间中获得，这是何等的病态与荒谬啊!跳大神说是给人治病，其实是装神弄鬼骗人钱财的，那种神秘恐怖、凄凉吓人的氛围使“寡妇可以落泪，鳏夫起来彷徨”；七月十五盂兰会上的放河灯则是为了超度鬼魂，四月十八的娘娘庙大会，也是为着鬼神，而不是为着人的。总之，这一切的精神盛举和走马灯似地挨次到来的节日，都不过是“在灰黯的日常生活的背景下，呈现了粗线条的大红大绿的带原始性的色彩”，它们无不展示着中国乡土社会的病态、原始与愚昧，在刻板单调寂寞无聊的生活中，人们只有靠这种所谓的民俗来麻木自己安慰自己，以求得内心虚幻的满足，这的确是一种自欺欺人的病态畸形的文化!萧红在展示这种民俗文化的同时，思考的是中国人应该如何从这种文化的阴影中摆脱出来，从而过一种更健全更正常更合理的生活。萧红乡土小说中的民俗文化展示是从改造民族灵魂、反思传统文化的高度切入，因此具有深刻的历史批判意识和文化反思色彩。从这一点来看，《呼兰河传》《小城三月》、《后花园》等，绝不是什么"怀旧"之作，而是有着深刻文化反思内涵的作品。总之，在萧红的乡土小说中，对病态、原始的民俗文化展示，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文化意蕴，而且具有历史学、文化学、民俗学的意义。我们知道，人类的进化，往往在思想、政治经济等方面表现得比较明显，而风俗习惯的进化改变相对来说较为隐蔽迟缓。同时，民俗文化中往往积淀着许多陈日保守的东西，从中更能折射和反映出一个民族或社会群体生活状态和生存方式。可以说，萧红正是从那些病态的精神盛举中，从那些看似热闹的民俗文化中，看到了中华民族心理的病态和充满惰性的生存方式，她在其乡土小说中，不惜用大量笔墨来展示这种病态的民俗文化，其目的就是针对人类的愚昧，改造民族的灵魂。尽管在萧红笔下，某些民情风俗也有一定的美感，但说到底是一种病态的原始的美，因为它们大“都是为鬼而做的，并非为人而做的。至于人去看戏逛庙会，也不过是揩油借光的意思”。本应是生活主宰的人，反而成了子虚乌有的神鬼的奴仆，人成了民俗文化的点缀和陪衬，人变为文化习俗的傀儡和玩偶，丧失了人的主动性与创造性。萧红的乡土小说，正是通过对民俗文化的形象展示，而真正锲入了中国乡土社会的内部，从而使人们能更好地从历史、民俗、文化的角度了解当时中国农民的精神状态和乡土社会的真相。从这一点来说，萧红乡土小说对病态民俗文化展示的价值是不可低估的，它不仅构成了其作品的独特乡土色彩，而且描绘了众多具有民俗学、文化学意义的世俗人文景观，为后人提供了比较丰富深厚的审视对象。3.萧红描写下层人民生活的苦难，揭露封建主义旧传统、旧道德、旧风俗对于善良而愚昧的群众心灵的毒害摧残，从作品中表现出作者强烈、执着的生命意识探求。3.1无意识地违背了封建传统规矩的奴隶萧红在文中通过老胡家的败落和小团圆媳妇的悲惨命运，揭露了小城人在千百年来陋习的习惯势力的压制下，愚昧、黑暗的生活现实。小团圆媳妇这个童养媳有个婆婆，作为礼教代表摧残她的生命，最初的罪名竟是——“就是该打”，做为婆婆的猪狗不如的出气筒。若是那小团圆媳妇刚来的时候，那就非先抓过她来打一顿再说。做婆婆的打了一只饭碗，也抓过来把小团圆媳妇打一顿。她丢了一根针也抓过来把小团圆媳妇打一顿。她跌了一个筋斗，把单裤膝盖的地方跌了一个洞，她也抓过来把小团圆媳妇打一顿。总之，她一不顺心，她就觉得她的手就想要打人。她打谁呢！谁能够让她打呢？於是就轮到小团圆媳妇了。有娘的，她不能够打。她自己的儿子也舍不得打。打猫，她怕把猫打丢了。打狗，她怕把狗打跑了。打猪，怕猪掉了斤两。打鸡，怕鸡不下蛋。　惟独打这小团圆媳妇是一点毛病没有。　　除了藉打解闷，婆婆教训小团圆媳妇，也可藉以立下马威：她的婆婆在井边上饮马，和周三奶奶说：“给她一个下马威。你听著吧，我回去我还得打她呢，这小团圆媳妇才厉害呢！没见过，你拧她大腿，她咬你；再不然，她就说她回家。” 藉打立威是中国传统的陋习，尤其是婆婆对媳妇，这上对下的伦理关系，是由后天而非血统所构筑，惟恐小团圆媳妇不受教的婆婆，常以此肉体的痛楚威吓其服从。杨淑雯道：站在萧红的女性观点上，童养媳是极不人道的制度，而婆婆虐打媳妇以立威的陋规，也是她微言所指。　　还是“小女孩”天真未凿的小团圆媳妇，未受礼教的污染，不曾如鲁迅作品中的祥林嫂，接受礼法与一切要逆来顺受的“教导”；面对不合理的处罚，自然的反应便是反击，更甚者，发出“要回家”，极具个体反抗意识的渴求——这便触动了婆婆的愤怒。因为“要回家”，小团圆媳妇被冠上更大的罪名，被打得更惨：我一打她，她就说她要回家。我就问她：“哪儿是你的家？这儿不就是你的家吗？”她可就偏不这样说。她说回她的家。我一听就更生气。人在气头上还管得了这个那个，因此我也用烧红过的烙铁烙过她的脚心。　　面对如此婆婆如此残忍的行为，茅盾以无宽容的角度提出婆婆亦是受害者：我们对於老胡家的小团圆媳妇的不幸的遭遇，当然很同情，我们怜惜她，我们为她叫屈，同时我们也憎恨，但憎恨的物件不是小团圆媳妇的婆婆，我们只觉得这婆婆也可怜，她同样是“照著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的一个牺牲者。什么是“照著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我们用婆婆自己的话来回答。她来到我家，我没给她气受，哪家的团圆媳妇不受气，一天打八顿，骂三场。可是我也打过她，那是我要给她一个下马威。我只打了她一个多月，虽然说我打得狠了一点，可是不狠哪能够规矩出一个好人来。我也是不愿意狠打她的，打得连喊带叫的，我是为她著想，不打得狠一点，她是不能够中用的。“哪家的团圆媳妇不受气”意指受气是童养媳的长久而习见的惯例；而“不狠哪能规矩出一个好人来”“我是为她著想，不打得狠一点，她是不能够中用的”则是不打不成器的传统谬误认知。罗维指出：叙述人有意藏起自己的观点而让婆婆在此为打小团圆媳妇作理直气将理由陈述，用意何在？就是要让读者凭自己的社会和文化经验来感受婆婆逻辑的荒谬性，感受到婆婆背后那种巨大的封建伦理文化对人身心的毒害和窒息。婆婆不曾受教育，风俗习惯便是其认知的来源，多年积非成是的结果，让她无能亦无力意识到传统的不合理性，发出如鲁迅《狂人日记》“本来如此就对吗？”的强烈反诘。只能照著自己被约化的思维模式，在“为她好”的用心下，“无意识地”继续复制在后继者身上。团圆媳妇婆婆的出发点，的确是善良而值得悲悯。　　在不打不能中用，日日毫无节制、残忍的鞭打之下，小团圆媳妇因而生病惊惶，没想到引来更大的磨难——连串迷信的跳大神活动。　　礼教的荼毒是小团圆媳妇的病因，迷信则导致她的死亡。乡民认为小团圆媳妇的病因并非自然生成的，而是胡仙要她去“出马”，是迷信导致小团圆媳妇的死亡。她婆婆跟小女孩的祖父说：“这团圆媳妇，是个胡仙旁边的，胡仙要她去出马。”“出马就是当跳大神的”所谓“出马”，意即患者已被神灵看中，如不当跳大神，病不能好。为不让小团圆媳妇当跳大神，进行了一连串惨无人道，甚至当众在大澡缸洗热水，使她濒临死亡。对此，陈洁仪主张：这种的“医治”其实是隐含著居民对女性（异己者）道德惩治的愿望。更甚的是，这种“惩治”并不是无意识的，而是一步一步推进，最终迫小媳妇起向死亡之路。……为了在施行“道德惩治”时更顺利，婆婆必须把一般道德惩治手段跟信仰民俗结合，制造小团圆媳妇生理患病的藉口，令“道德惩治”合法化，好让公众对小众“施行”时，更加不留痕迹。认为跳大神实为道德惩治的结合，众多信仰民俗的折磨，是婆婆对小团圆媳妇有意、逐步的惩罚。　　然而，婆婆的身分即具有礼法赋予的管教媳妇的权利；若还大张旗鼓、处心积虑，为合法处罚小团圆媳妇，结合跳大神、当众洗澡、扎纸人，散尽家财，并不合理，正如婆婆说道：“大家可不要错猜了，以为我订这媳妇的时候花了几个钱，我不让她出马，好像我舍不得这几个钱似的。我也是那麼想，一个小小的人出了马，这一辈子可什麼时候才到个头。”婆婆对小团圆施行众多的民俗仪式，是不愿看到她以跳大神的神职，了此一生，实在没有恶意，有的只能说是愚昧。愚昧的不只是小团圆媳妇的婆婆，还有更多的庸众看客。再看： 有二伯身上集中了两种鲜明的个性：自尊和自卑。他努力维护着一点可怜的自尊，然而，他的命运却是悲惨的，他没有产业，没有家眷，居无定所，他和雀子、大黄狗，甚至石头谈天，以排解寂寞。而主子不是主子，奴才不是奴才的难堪身份，使他的心理严重失衡，形成了古怪的性情。他经常发出愤愤不平的牢骚和骂人话，以致偷主人家的东西加以报复，他是身处奴隶地位而不自知的悲剧人物，却有着喜剧式的言行，让人心中不禁充满辛酸和同情。有二伯是个性情古怪，勤劳、倔强而又麻木的老人。从他的出身看，他是属于张氏家族之中的人，但由于他那股败落得最早，这又使他成为家族以外的人，甚至地位还不如一般的仆人。他三十岁就来到张廷举家当长工，一年四季辛辛苦苦地干活，所得到的只是吃点残羹剩饭，他被剥削得一贫如洗。他没有财产，没有家眷，甚至连个固定住处也没有。他仅有的行李是一掀动就从被角往外流着棉花“的被子和一掀动毡片就一片一片掉下来的褥子。”他的枕头一动就“哗哗地往外流着荞麦壳”。这套破烂不堪的行李，“有二伯三天两天的就要动手缝一次。他穿的是大半截子的衣裳，不是长衫，也不是短衫”，走在街上，人们都不知道他是那个朝代的人。他戴的草帽没有边沿，只有一个帽顶。他穿的鞋，不是前边掉了底，就是后边缺了跟。他前边掌掌，后边钉钉，过了几天，还是掉底缺跟的。因此他的脚，永远离不开地面。主子待他还不如一条狗。日俄战争时，俄军杀到呼兰，主子家个个逃命，有二伯却被他们留下守着家。俄军的马刀乱杀乱砍，他能活下来，也是死里逃生了。他的地位还不如一般的仆人，老厨子经常奚落他，孩子们也骂他，取笑他，向他抛石子。人世的炎凉，使他性情变得古怪了。他“很喜欢和天空的雀子说话，他很喜欢和大黄狗谈天。他一和人在一起，他就一句话也没有了。就是有话也是很古怪的，使人听了常常不得要领”。他对主子不满，常常指桑骂槐，有时直接谩骂出气。骂张家“黑心粒、兔羔子、尽是些耗子”…。他除了用怒骂对付张家的毒打外，还以偷的办法对付主子。他偷钢酒壶、锡火锅、大钢钱、大澡盆，拿去卖。他还在粮食仓子里边偷米，背到粮米铺去卖。他偷了东西，又爱面子，怕人家提到“偷”字，人家一提，他总是不好意思。有二伯是麻木的，他的性格中有阿Q的影子。他虽然地位极低下，却还不忘记自己是主子的同宗二哥，因此，“一听人家叫他二掌柜的，他就笑逐颜开。叫他有二爷，叫他有二东家，叫他有二伯也都是一样地笑逐颜开”。他最忌讳人家叫他的乳名有子，但“我”的祖父叫他“有子”，他不生气，他说：“向皇上说话，还称自己是奴才呢？总也得有个大小。宰相大不大，可是他见了皇上也得跪下，在万人之上，在一人之下”。可见，封建等级思想他是看得很重的。他和小团圆媳妇都居于地位低下的人。他本应该同情小团圆媳妇，可是他却跟别人一样说"介(这)年头是啥年头呢，团圆媳妇也不象个团圆媳妇了。对小团圆媳妇的惨死，他无动于衷。王大姑娘和冯歪嘴子成家，有二伯却认为“那算完，长的一身穷骨头穷肉，那穿绸穿缎的她不去看，她看上了个灰秃秃的磨官，真是武大郎玩鸭子，啥人玩啥鸟”。有二伯处于奴隶地位，有时思想却是主子们的思想。作者着重揭示有二伯的病态心理和被扭曲了的性格。茅盾指出③：“无意识地违背了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的老胡家的小团园媳妇终于死了，有意识地反抗着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的萧红则以含泪的微笑回忆这寂寞的小城，怀着寂寞的心情，在悲壮的斗争的大时代”。她笔下的呼兰城和呼兰人也并非一如《生死场》那样被置于全知全息的大文化视野之中，而是被布局在小城春秋的生命萎缩、生存危机、生活无奈、愚昧无知的精神病态所构成的近乎原始的文化氛围之中。萧红写出了人们的思想和精神处于封建文化传统幽蔽之下是“集体无意识状态”，人们赖以安身立命的乡土传统世界是多么的阴暗而闭塞，人们的精神是荒凉的和冷漠的，乡土的人群是愚昧而顽固的。愚昧的民众在被“吃”的同时也在“吃人”，正是这些“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造成了小团圆媳妇的悲剧命运。萧红对这些社会风俗画的描写超越了单纯的地域色彩的角度，而是赋予了文化批判的意义。由于萧红一贯坚持“作家的创作是对着人类的愚昧”的创作态度，即从“国民性”的大背景上去观察人、表现人的生活，所以，萧红笔下的民俗没有停留在纯粹民俗事象的描写上，而是包藏和浸润着深厚的文化批判意蕴。3.2有意识地违背封建传统规矩的奴隶在与冯歪嘴结婚前，王大姑娘一直是被人称赞的对象：“哟，这姑娘力气怎么这么大，将来一定是把兴家立业的好手！”“这姑娘真响亮！”。而对于这样的称赞，她总是一笑了之。自从突然与冯歪嘴结婚后，她却又成了人们辱骂的对象；人们的愚昧让我又惊又笑：“去，姑娘家家哪有这么大的力气！象话吗！”“哪有这么响亮的姑娘，真是的！”。那个本来口碑很好的王大姐，仅仅因为自己选择嫁给穷苦的磨倌，便一变而为“坏女人”。生命力最强的一个就是磨倌冯歪嘴子，他是萧红充分肯定的一个坚韧、顽强的渴生者形象，他与王大姑娘“生的坚强”，是作品出现的黎明前的一抹淡淡的光亮，蕴涵着作者的憧憬和希冀。在愚昧落后的呼兰河畔，冯歪嘴子与王大姑娘演出了一幕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的爱情悲剧，给精神空虚的人们提供了无尽的谈资和莫大的刺激。冯歪嘴子与王大姑娘私自结合生子后，呼兰人惊讶了，恼怒了，愤慨了。在滴水成冰的草房子里，磨房里掌柜的太太看到那个刚生下来的小孩是盖着盛面口袋在睡觉，就要把面口袋拿走。“冯歪嘴子过去把面口袋拿下来了，立刻就露出孩子通红的小手来，而且那小手还伸伸缩缩地摇动着，摇动了几下就哭起来了。那孩子一哭，从孩子的嘴里冒着雪白的白气。”对于一个新生命，在人的心里竟然没有一丝怜悯一丝同情一丝对生命的敬重，人性，在这里是赤裸裸的死灭。 关于面口袋的这个细节是一个非常寒冷的意象，它与那些灭绝人性的故事交织在一起，象征着残忍、冷酷和荒凉。再比如，对于冯歪嘴子一家，小城人的态度：“他妈的，没有死，那小孩还没冻死呢！还在娘怀里吃奶呢。”于是，一切污泥浊水不断向他们泼来，就连他们幼小的儿子在寒冬腊月没被冻死，人们都感到不可思议和懊恼。面对众人的非难，冯歪嘴子并没有上吊也没有自刎，夫妻二人带着孩子平静、满足而恩爱的生活着。当王大姑娘生第二胎难产死去，并丢下嗷嗷待哺的小儿子时，人们都幸灾乐祸准备看热闹了，“可是冯歪嘴子自己，并不像旁观者眼中的那样地绝望，好象他活着很有把握似的，他不但没有感觉到绝望已经洞穿了他，因为他看见了他的两个孩子，他反而镇定下来，他觉得在这世界上，他一定要生根的，要长得牢牢的……于是他照常生活在世界上，他照常地负着他那份责任。”冯歪嘴子体现出的与命运抗争的坚韧与顽强，不禁让人赞美。他虽然也有悲哀，也常常满满含着眼泪，但他一看见大儿子会拉小驴饮水了，小儿子会笑了，他就立刻把那含着眼泪的眼睛笑起来。冯歪嘴子是一个卑微、平凡的小人物，但生命的尊严、顽强、坚韧与美丽却在他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也许他并不具备自觉的生命意识，他的顽强仅仅是原始生命本能的力量，但一个人这种最基本最内在的东西，却更显得弥足珍贵。冯歪嘴子是生活的强者，是抗争者。“这个形象身上闪耀着战斗的韧性。这种战斗的韧性是为鲁迅先生所赞颂过的。”萧红从中看到了希望，她也愿意将希望展示给人们，她说：“可厌的人群，固然接近不得，但可爱的人们，又正在这可厌的人群之中；若永远躲避这脏污，则又永远得不到纯洁。”4.《呼兰河传》中处处渗透着萧红对故乡的深厚情感，凸显她的“故乡情结”。故乡，是一个人之所以能成为人类分子的根本和源头，而故乡情，则是人类所共有的情感，从微观上看，它联结着血缘、亲情，从宏观上看，它又体现着民族情祖国情。作为具有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从古到今就有着一种源远流长的爱国怀乡传统，不论是屈原的"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还是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不论是鲁迅的"我以我血荐轩辕"，还是艾青的"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都充分体现着深挚浓郁的故乡情与爱国情。这种对故乡、土地、祖国的痴情与眷恋，已经成为我们民族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之一，几乎每一个有成就的作家都有对故乡对祖国韵痴情歌唱，而故乡情结则往往成为许多作家文学创作的灵感和动力所在，萧红也不例外。但萧红又有其独特之处，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的动荡变乱，中国文化现象的驳杂繁复和萧红个人经历的坎坷曲折，使得萧红的故乡情结呈现出丰富而多样的内涵，并直接影响和决定着她的文学创作。《呼兰河传》作为人类精神回归的深度象征和潜隐寓言,是通过童年往事的温馨回忆与乡土人生的寂寞书写来实现的。它的基本支撑点是老祖父和后花园。如果说慈祥的老祖父是冷寂人间的爱与温暖,那么美丽的后花园则是萧红童年时的精神乐园。在萧红眼中,后花园是一个自由自在、生命勃发的快乐空间,春天里蜻蜓、蝴蝶等小生灵和黄瓜、倭瓜、玫瑰花、大榆树等绿色植物,“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小萧红在这个园子玩得真开心。一会儿摘根黄瓜吃，一会儿又去捉蜻蜓；采一个倭瓜花芯，逮一只绿豆青的蚂蚱，用绳子拴了后腿，像人家溜狗一样牵着满园子转悠，过了大半天，回头一看，线头上就只拴着一条腿了。玩腻了，看祖父在浇地，就又夺过水瓢，舀个满瓢，用力往天上一扬，还扯直了嗓子喊，“下雨了，下雨了。”这祖孙二人，一个爱胡闹，一个又从来不恼，园子外种种的不如意，仿佛在这不大的园子里都抚平了，而快乐像雨后的小白菜一样，破开土，撑起了一把水灵灵、绿盈盈的小伞：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黄花，就开一个黄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他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地飞，一会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又从墙头上飞走了一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个。只是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在萧红心里,“祖父的眼睛是笑盈盈的,祖父的笑,常常笑得和孩子似的。”他健康、慈祥、有情趣;天真、幽默,富有亲和力,有仁爱之心,“等我生来了,第一给了祖父的无限的欢喜,等我长大了,祖父非常地爱我。使我觉得在这世界上,有了祖父就够了,还怕什么呢?”因此,流浪中的萧红反复叙说着祖孙之间相互的关怀和热爱。“我若死掉祖父,就死掉我一生最重要的一个人,好像他死了就把人间一切‘爱’和‘温暖’带得空空虚虚。”“所以我哭着,整个祖父死的时候我哭着”,“我饮了酒”。(《祖父死了的时候》)“可是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外,还有温暖和爱。所以我向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忧郁中的憧憬》)④这种“温暖”和“爱” 起源于童年的那个“后花园”以及身处其中的那些美好时光。在后花园里,“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祖父铲地,我也铲地”,“祖父浇菜,我也抢过去浇”,祖孙二人互为对方快乐的源泉,说说笑笑,一问一答,其乐陶陶。慈祥的老祖父是人生的夕阳红,天真的小孙女是生命的旭日升,美丽的后花园是苦难岁月的人间乐园。老人、小孩、花园,三位一体地构成了天人合一的原始和谐状态,诗画融融地呈现了人与自然纯净的乡土关系,在自然的田园情调中写意着生机勃勃的生命色泽。然而,岁月变幻,世事沧桑,这美好的心灵乐园已经远去,因此在小说的“尾声”部分,萧红以无奈、惆怅、寂寞、温馨混杂的情怀叩问人间,难道人类文明的每一寸进步都必须以那些曾给我们慰藉的美好的事物的消失为惨痛代价?在这个意义上看,《呼兰河传》是人类命运的寓言和象征。熟悉《呼兰河传》的读者,一定都会记得那个健健康康,但最终惨死的小团圆媳妇。小说写呼兰小城有个东大桥,每当阴天下雨,有些“冤魂枉鬼”就在桥下“鬼哭”:据说,那团圆媳妇的灵魂,也来到东大桥下,说她变了一只很大的白兔,隔三差五的就到桥下来哭。有人问她哭什么?她说她要回家。那人若说:“明天,我送你回去”那白兔子一听,拉过自己的大耳朵来,擦擦眼泪,就不见了。若没有人理她,她就一直哭,哭到鸡叫天明。小团圆媳妇的灵魂在东大桥下凄凉、无奈又执着地哭诉着“回家”的心愿——“她说她要回家。”难道一年一度七月十五日呼兰河上的“河灯”也不能将她的冤魂超渡?无独有偶,作者本人也在类似的坚定、凄苦又无奈的诉求。1941年底,萧红病危之际要求骆宾基送她北上:“我要回到家乡去。……有一天,我还会健健康康地出来。我还有《呼兰河传》的第二部要写……”然而,最终她也没能回到“呼兰河”。萧红的骨灰寂寞地躺在广州银河公墓已经四十多个春秋了,她是否也会在下雨天哭泣?当我们将萧红同她笔下的小团圆媳妇联系在一起思考时,我不知道萧红是小说中的小团圆媳妇,亦或小团圆媳妇是生活中的萧红?萧红,即使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不幸的女作家,起码也是格外不幸的女作家。她一生颠沛流离,柔弱的身躯承受着父权专制与外敌入侵的双重放逐,承受着那个时代给予女性的全部屈辱与苦难,民族的和社会的、精神的和肉体的。在战争的生与死中,在寒冷、饥饿、病痛和情感的多重折磨中,从一座城市飘泊到另一座城市,从一个男人流浪到另一个男人,渴望温暖却常常一个人走路,孤独寂寞常伴左右。古人云:鸟倦飞而知还。流落到香港后的萧红已是满身疲惫满身创伤,那么,哪里是最温暖的疗伤的地方?无疑是故乡。东方古老的农业文明孕生的家园意识更坚定了这种向往。想家,不仅仅是对那块划定方圆的土地的思念和热爱,更是一种根的认同与文化乡愁。萧红“我要回到家乡去”的思想以及渗透这种思想的《呼兰河传》,由于其深刻的体认和传达已起越了个人感性层面而上升为人类普泛的理性认知,因此就不仅仅是属于萧红个人的,它更是20世纪人类归返精神家园的伟大象征和寓言,是人类永恒的“回家”之歌。5结语《呼兰河传》的内涵是丰富的，意蕴是深厚的。不仅展示了原始、蒙昧的乡土生活和病态、愚昧的民俗文化，为人们提供了审视人类生存状态的人生图景，而且充满透彻执着的生命意识和清醒深刻的现代人生思考，让人们看到了人的生命力和人生欲望丧失后的可怕与可悲，提醒人们每时每刻都生活在对人类自身不断的审视与批判。这种清醒、冷峻、深沉与透彻同鲁迅是一脉相承的，所不同的是，没有鲁迅那样强烈、决绝、忧愤深广，而有了与大彻悟、大怀疑；相伴生的担然与宁静，含泪的微笑与巨大的悲悯。注释：①2页《生死场》(中篇小说)1935，上海容光书局，1980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②3页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241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③6页茅盾《〈呼兰河传〉序》，《呼兰河传》，3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④8页王秀珍忧郁中的憧憬――简论萧红作品的审美风格，《萧红研究》第三辑，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永久的憧憬与追求》。 参考文献：[1]茅盾呼兰河传序见《茅盾文集》第10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版，2-6[2]单元《走进萧红世界》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6-22[3]徐晓红论《萧红的小说创作》《贵州文学出版社》1995年5月[4]王金城《精神归返于灵魂挽唱——》《北方论丛》2003年第01期[5]李熏风从民俗学看《呼兰河传》《克山师专学报》1982年第2期[6]孙犁读萧红作品札记《大地》1981年第6期[7]牛耕一幅多采的风土画——浅谈《呼兰河传》《龙江书苑》1980年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