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周山崩塌之后——《故事新编》中的历史观问题

2013年12月枣庄学院学报Dee．2013第3O卷第6期JOURNALOFZAOZHUANGUNIVERSITYV01．3ON0．6不周山崩塌之后《故事新编》中的历史观问题桂春雷(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北京100871)[摘要]鲁迅为何选择“历史”作为《故事新编》的内容与探讨对象?《故事新编》怎样通过不同的视角与具体的细节实现了对历史的“拓容”，并颠覆了权威的历史?鲁迅重构历史的目的和他要以小说担当起的使命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入《故事新编》的本质，接近一个以艺术叩击真理之门的鲁迅。本文在梳理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从“故事”与“新编”的关系出发，分析小说中的两类人物，为《故事新编》如何实现对历史叙事问题的探讨这一课题，提供一个可能的研究角度，并从这一角度出发，探求鲁迅在《故事新编》中所要表达的他对历史的判断。[关键词]小说；丑角；凡人；历史；反讽[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7077(2013)06—0OOl一10新编》的各篇中，只表现在次要的配角人物一、“历史小说”之争身上，并没有干涉到小说的主体情节和主《故事新编》的研究中，一个基本的问要人物，而现实主义要求的细节真实并不题就是应该如何定位其小说性质。鲁迅在意味着我们要照搬教条的执行，细节在构《序言》中提及自己界定历架起文本整体的真实性基础之上，部分虚史小说的方式，“对于历史小说，则以为博构以加强文本的艺术性并不违背真实性原考文献，言必有据者”，“其实是很难组织则，“细节真实对于现实主义创作诚然是重之作”；而“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要的，但也要具体分析这些被认为是缺点一片，倒无需怎样的手腕”。ll∞而《故事的细节在作品中的地位和作用”l2l(；而就新编》中的小说，则很明显的是基于“博考《故事新编》中的主观批判问题，王瑶先生文献”的扎实史料，进而创作出的“随意点则以为鲁迅在历史小说领域开拓了新的艺染”的改编。因而历来研究中的性质之争术手法，这种开拓不应以政治化的文学批的焦点，其实是针对小说中“随意点染，铺评视角盖棺定论，而应从作品的实践效果成一片”的部分的集中讨论。具体说来，是出发探讨鲁迅《故事新编》的贡献。要处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小说中的现在后续的研究中，严家炎先生的《鲁迅代性细节(包括人物的语言、逻辑和行为>5-与表现主义——兼论的艺术式)会不会影响历史小说所应坚持的真实特征》则以一种“一而二，二而一”的方式性原则，另一个问题是鲁迅杂文式的批判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了新的梳理，并提出了讽刺会不会使其强烈的主观意志取代历史与王瑶先生不同的解读方法。严家炎先生小说应该具备的客观品质。认为，《故事新编》以小说表达作N-的主观就这两个问题，王瑶先生的《散论》已经给出了较为中肯的回应与外化”㈣的方式，在这一点上，严家炎先分析。王瑶先生认为，现代性细节在《故事生认为《故事新编》不是现实主义的而是[收稿日期]2013—10—14[作者简介]桂春雷(1991一)，男，蒙古族，内蒙古呼伦贝尔人，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现代文学专业2013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1· 枣庄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现代主义的。他以《奔月》结尾羿的一句义。”l2l(唧在这样的一段论述中，我们可以“若以老人自居，是思想的堕落”【为很清楚的看到王瑶先生对“创作方法问证，认为：“它完全是一种现代性的语言和题”的认识，而他的“停留于长期以来的原喜剧化的细节，然而5L确实出自正面主人有论断”，则显得意味深长。公之口。可见，鲁迅写小说时未必一定严《故事新编》以“历史”作为对象，却在格区分主要人物、次要人物而采取不同的自身是否属于“历史小说”范畴的问题上艺术手法，他的创作方法、创作原则恐怕仍成为了一个曾倍受争论的“历史问题”，这是统一的”。jl(本身就在提醒着我们历史具有某种不为我因而在严家炎先生看来，鲁迅的主观们轻易察觉的吊诡的姿态。事实上，鲁迅价值对小说文本的渗透，无论是杂文式的研究作为事件化的历史进程，其内在矛盾也好，过于具有批判性色彩也罢，都符合于及其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本身就是glt脉交融表现主义的“内心体验”范畴，因此而统一的：鲁迅对神话和历史的“新编”所造成的于创作手法的问题之中；继而由创作手法震荡，诚如对《故事新编》是否属于现实主的角度切人，严家炎先生跳出了“历史小义作品的怀疑所引发的争论一样，前者反说”和“现实主义”的论iiE，对《故事新编》映了作为价值尺度的权威历史对“新编”中的现代性细节采取了不同于王瑶先生的的抗拒，后者则是因为政治话语的标杆力分析方式，认为这些细节取得了间离的效图规范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二者都蕴含果，并以鲁迅的《怎么写》为证，从小说理着“历史”的悖论。而这一悖论的具体表论和实践的两个层面为《故事新编》取得现之一，就是在既往研究中出现了“有人援了与表现主义大师布莱希特的理论的一致引《故事新编》为历史剧创作中的反历史性。严家炎先生还特别强调了《怎么写》，主义倾向辩护”“的情况，而这一问题引认为它“可以说是鲁迅创作思想发生重要发的作品性质之争，在日后的进程中明显转折的一个标志，它既是对《奔月》、《铸地回避了“反历史主义倾向”的问题而变剑》一类小说创作经验的初步总结，又为以成了一场关于《故事新编》的文体界定和后《理水》、《出关》、《起死》等小说的写作创作手法分析的讨论。这就意味着“鲁迅从理论上奠定了基础”。的《故事新编》是否反历史”成为了学术研可以说，就《故事新编》到底是何种小究中的政治敏感点。然而不可否认的事实说的问题，两位先生确立了两个基本的维是，《故事新编》中存在着很强的历史叙事度。王瑶先生借用传统戏曲的丑角艺术来意图，甚至是对“历史叙事”进行叙事的尝支持文本的现实主义分析，并将小说性质试。“鲁迅如何探讨历史”的问题仍然是定位为历史小说；严家炎先生则以表现主我们避无可避的需要探讨和研究的学术对义的创作手法来分析文本，认为《故事新象。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进一步探讨这个编》属于现代主义作品。值得玩味的是，严问题，我们要先找到一个分析的起点，这个家炎先生在分析中提到，“在《故事新编》起点基于性质之争中的一个基本共识，那的创作方法问题上，王瑶仍大体停留于长就是虽然受到过怀疑，但并未因怀疑而被期以来的原有论断，未能向前多跨一步，得整体否定的作为小说的《故事新编》。出在他来说已不难得到的新结论”L3]。从“新编”作为“小说”的判断起步并事实上，当我们回顾王瑶先生对创作手法不是为了回避其性质问题，而是试着在既I'-q题的分析时，不难发现王瑶先生的回避：有的性质问题的判断之外，寻找从文本出“文艺作晶的表现方式更有它的独创性和发的另一种角度，将“性质问题”作为对象多样化的问题，文学艺术历史发展的丰富进行分析。毕竟既有的性质之争的种种回经验是启发作家进行创造性探索的源泉之答之间的矛盾，只探讨《故事新编》是何种一其中包括创造新的表现方式的问题。小说而未曾真正怀疑过其是否属于小说，，这最终要经过社会实践和效果的检验；不就说明了性质之争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承认这一点而只从概念上推理和追求逻辑试图为小说立法的表现。因而其性质之争的完整性，同样是烦琐哲学和教条主是立法合法性之争，也是历史合理性之争。·2． 桂春雷不周山崩塌之后——《故事新编》中的历史观问题换言之，我们不再把关注的焦点放在《故事N-热IN却永远都对任何事无动于衷(《示新编》是历史小说还是表现主3z．，而只关心众》)；有麻木冷漠的路人，永远事不关己作为小说的文本，就是为了舍弃文本之外的“各自走路”(《求乞者》)；有只把革命者的讨论，而关注文本的取材是帮助了它实夏瑜当成没油水的累赘的红眼睛阿义现了小说的价值还是损害了小说的fir值，(《药》)；有回了鲁镇见到祥林嫂，却终于继而探讨选材和立意之间的关系如何影响回答不出“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了小说所要讨论的历史。如果能够得到一灵的”，而“匆匆的逃回四叔的家中”的种合理的对这一问题的解读方式，那／z,对“我”(《祝福》)；还有众多导致-T--君最终离小说“性质之争”的历史，我们也将获得更开的因素中极为重要的，一直对小小的家深入的理解。庭施加无形压力的邻居(《伤逝》)。这些“围观者”形象，在鲁迅的着力刻画之下，二、小说：“故事”与“新编”的内在张力构成了鲁迅作品中极具特色的批判结构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故事新编》主Ng-对照，从而使gl-迅始终都能以犀利的的编排不IN于鲁迅一贯坚持的以仓14．I~时IN视角和从容的手腕，切中要害的剖析主题，为顺序的做法，而是以小说内容对应的时并以有力的行文组织完成艺术化的呈现。代顺序作为编排基准。这意味着，鲁迅在他们往往提供叙事和判断的视角，或许也这部小说的整体性构架中，寄寓了不同于会参与到主体情节之中，并在与主要人物以往作品的艺术精神：在此之前，鲁迅编排进行互动的过程中成为了文本观照的对作品的方式大多是以作品精神气质4-IEy~j贯象，但这些“围观者”的叙事仅限于小说空穿文集的内在线索，以创作时间作为作者间的内部。而由于这类“围观者”所处的思想脉络的佐证，而《故事新编》从一开始小说空IN的限制，这些“围观者”并不会从就展现了鲁迅试图构建整体1,3zy)-j史框架的具体的关联上或者形而上的意义层面发生努力。上溯至神话，延伸至传说，止步于诸移置或升华而成为“历史叙事”或“意义判-y=，从鲁迅的选择中也不难看出鲁迅想要断”的代言，而只是成为了部分叙事功能的探讨的对象正是中华文化的源流。然而文承担者，至多成为因自身视角的局限而需本呈现的整体面貌却似乎是在挑战我们对要反思与批判的某些“具体立场”的象征。y)-j史的传统理解和阅读经验，gl-迅利用IyJNi"在《故事新编》中，“围观者”形象得史素材构建的文本内景与我们熟悉的权威到了强化并呈现出新的特质：他们不再止而严肃的y)-j史相去甚远，这就构成了文本步于对自身麻木冷漠的呈现，而是以他们中“故事”与“新编”之间的内在张力。这麻木冷漠的行动左右主体情节和干涉主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人物，从而使“麻木冷漠”成为情节的重要第一，小说本事固然依据了文献典籍，动力之一；他们不再拘囿于自身视角的局然而文献典籍之外，凭空出现了“不合~i-,J-限，而是积极地参与到叙事中去，并在这一宜”的现代性细节，诸如《理水》中文化山过程中借重文,fg或权力赋予的话语的权上的“ok”，《出关》中“对老作家的优待”威，进入历史叙事的范畴，从而成为了主体等。这些细节不仅影响了读者对文本所反情节和主要人物的历史言说者和价值判断映的)-yi史的认知，而且其中处处可见鲁迅者；他们不只是文本观照的对象或是需要杂文式批判的影子。关于这一方面的研反思批判的作为“具体立场”的视角，而开究，曾是学者讨论《故事新编》是何文体的始广泛的指涉作为历史主体却并不自知的一个焦点，其中以王瑶先生的《散论》分析最为中肯，前文已经提到，这们中有被压坏了贵重丹田的干瘪少年里不再赘述。(《铸剑》)，有将伯夷叔齐逼到绝路的婢女第二，小说中出现了新的“围观者”。阿金(《采薇》)，有抱着N：x~-说射日的人是鲁迅作品中有一类经典的“围观者”逢蒙而不是羿的老妪(《奔月》)，有把救命形象：他们中有鲁迅为了批判国民性而刻恩人墨子身上的财物抢光要支援前线的民画的“看客”，无时无刻不“伸长了脖子”去众(《非攻》)。这些人物在小说中的出现，·3· 枣庄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根本上不同于读者面对历史本事时所体验一行为产生对“以死明志”的“事”的认同。到的阅渎感受。即便是野史甚或是历史演然而这种认同中，看似是空缺了对“人”的义，其叙述者也会以某种“客观”姿态来争判断，为我们提供了“合理推断”的可能，取一种话语的权威，借此表达一种相xl,-稳实则历史本事的叙述者是以这一判断的缺固的价值判断，因而野史甚或历史演义虽席，将我们引向了叙述者的判断：叙“事”然在对历史的判断标准上与正史不同，但过程中字里行问的“客观判断”，其实都是其判断方式则是存在对正史的承继的。而带着主观色彩，即所谓“伯夷叔齐‘耻’之，《故事新编》中的这些人物，他们在历史问‘义’不食周粟”；然而空缺了对“人”的动题上J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