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安忆《长恨歌》

论王安忆《长恨歌》姓名龚瀚青单位江西师范大学专业汉语言文学完成时间2011年11月指导老师陈琳14 目录摘要…………………………………………………………………3一．主题……………………………………………………………41．一个女人的历史——王琦瑶……………………………………42．一座城市的历史——上海………………………………………5二.表现角度：都市民间世俗………………………………………61.对日常琐碎的痴迷………………………………………………62.对服饰的钟爱……………………………………………………73．对物质的追求……………………………………………………8三.表现手法…………………………………………………………91.寓言的手法………………………………………………………92.语言的暗示性……………………………………………………103.讽刺手法的运用…………………………………………………11四.地位………………………………………………………………13参考文献……………………………………………………………1514 【摘要】《长恨歌》是当代女作家王安忆的长篇言情小说,王琦瑶是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她的命运悲剧使得这部小说有着浓厚的悲剧意蕴。王安忆《长恨歌》的艺术成就集中反映在王琦瑶形象的塑造上。王琦瑶是典型的上海弄堂女儿,是象征上海文化的艺术雕塑,是王安忆用语言建构的“个人心灵世界”。透过王琦瑶,可以看出王安忆在小说形象学、主题学、叙事学方面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作者通过对王琦瑶的悲剧性而又不乏精彩的一生的具体清晰的述写,把笔触直接伸到了主人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领域，并借此反映出了一定的社会问题。【关键词】王琦瑶;《长恨歌》;王安忆一、14 主题：“一个女人的历史，就是一座城市的历史”1.一个女人的历史——王琦瑶王安忆的《长恨歌》中的女主人公王琦瑶在获得“上海小姐”称号之前的平凡生活,相似于杨玉环的少女时代———“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从典型的上海弄堂里的女孩,到成功竞选“上海小姐”,毅然舍弃爱情的“底线”程先生,成为权贵李主任的外室———“爱丽丝公寓”的“金丝雀”,相似于杨玉环得到了皇帝的专宠———“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李主任的不幸罹难,王琦瑶的痛彻心扉,又相似于杨玉环痛别唐明皇———“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只是原来的人物关系做了一个颠倒;再之后王琦瑶颠沛流离避难他乡,徒然地追忆当年的一缕温情,又相似于杨玉环唐明皇天上人间的苦苦相思———“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断肠声”。线索暂且到此,古今两“恨”中的女主角杨贵妃与王琦瑶的前程开始分道扬镳,之后王琦瑶遭遇了一连串杨贵妃遭遇不到的事情(未婚先孕、单身母亲、母女间勾心斗角、荒唐的黄昏恋)。但我们仍然不得不承认“红颜薄命”的命运是如此相似的跨越时空的界限,流淌在古今两个女人的血液中。然而任何一个明智的作家是不会拿自己洋洋洒洒30万字去和一个脍炙人口的历史名篇一较高下的,更何况是才华横溢的王安忆。她从1975年初涉文坛,20多年的创作生涯,经历了从《小鲍庄》、“三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荒山之恋》)到《长恨歌》的三次递增高峰,《长恨歌》以其无可辩驳的优秀性昭示着作者创作上的炉火纯青。王安忆通过借用典故,在古今两“恨”的对比间倾注了自己对悲剧、对历史的独得体验。2.一座城市的历史——上海《长恨歌》写了王琦瑶与大上海的故事，其实也就是女人和城市的故事。王安忆说:“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事实上这个女人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事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我是在直接写城市的故事，但这个女人是城市的影子”14 。在这篇作品中，王安忆把王琦瑶与上海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第一次明确提出女人与城市是一体的，女人是城市的代言人。在男权文化下，女性处于社会边缘，是弱势群体，她们仰仗男人的鼻息生活，她们在男人眼中的价值就是用乳房哺育儿女，传宗接代而已。随着人类社会向前发展,在城市中，女性从社会的弱势群体转变成为社会中的“精髓”与“灵魂”，成为城市的主角。“城市使女性再生，女性又对城市进行新的诊释，城市与女性是水乳交融，合而为一的。在王安忆眼中，最适合女性生存的城市无疑是上海。因为上海是感性的，有声有色的，上海的繁华是女性风采的。“风里传来的是女用香水味，橱窗里的陈列，女装比男装多，那法国梧桐的树影是女性化的。院子里夹竹桃丁香花，也是女性的象征……这城市本身就像是个大女人似的，羽衣霓裳，天空撒金撒银，五彩云是飞上天的女人的衣袂”。大上海总有花团锦簇的富丽繁华，有着绝顶的风流与美艳。而“要写上海，最好的代表是女性，不管有多大的委屈上海也给了她们好舞台，让她们伸展身手……要说上海也有英雄，她们才是”王安忆所选取的王琦瑶是上海文化精神的产儿，是上海随处可见的女孩子，“王琦瑶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每天早上，后弄堂门的门一响，提着花书包出来的就是王琦瑶，下午跟着隔壁留声机哼唱‘四季调’的就是王琦瑶……每间偏厢房或者亭子里，几乎都坐着一个王琦瑶”。王琦瑶和弄堂里大量的女孩子一样，抱着一个浮华的梦想，却又过着平常的日子，在平淡如水中活得有滋有味，活得精细有致，并且用这种平常心支撑着上海的城市精神。务实与达观是上海精神中最根本的，难以动摇的，成为上海市民文化的底蕴。王安忆塑造的王琦瑶是有着颗“上海心”的女子，不管是四十年前风光无限的“上海小姐”，还是四十年后穿着素淡的收旗袍，以打针过日子的平凡女性。历史在变，意识形态在改变，上海的社会制度也在变，但王琦瑶的那颗“上海心”却从没有变过。上海是王琦瑶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地方，在某种意义上王琦瑶爱的不是男人，而是上海。她一辈子都生活在上海的怀抱中，她的人生可谓真切地体验了上海的繁华与风情，也经历了繁华褪尽，风情消散的无奈和苍凉。当她一生唯一离开上海，在邹桥外婆家时，她深刻体会到:“上海真是不能想，想起就心痛”“上海真是叫人相思，怎么折腾和打击都死不了，稍一和缓便又抬头，它简直像情人对情人，化成石头也是一座望夫石，望断天涯路。”14 王琦瑶生命中对于男人，对于爱情都是抱着随遇而安，得过且过的态度，而对于上海却是发自肺腑的喜爱，上海就是她灵魂的栖息地。于是王安忆最终安排王琦瑶死在她深爱的上海怀里。“对面盆里的夹竹桃开花，花草的又一季枯荣拉开了帷幕。”鸽子的起飞，花草的枯荣，象征着又一个上海生命的开始，又一个有着“上海心”的王琦瑶现代女性的重生。《长恨歌》用王琦瑶的一生来演绎一个城市的历史，通过王琦瑶的命运变幻，表现上海这座城市在不同历史时代的精神特征。二、表现角度：都市民间世俗  在《长恨歌》里王安忆对世俗的叙述可谓是炉火纯青。她对世俗呈现出一种极为痴迷的状态，说到世俗就津津乐道，乐此不疲。都市民间的世俗气在《长恨歌》里书写得淋漓尽致。我们可以说她在试图表现商业社会中市民女子基本的文化处境 。其用来表现世俗文化的有她自认为很独特的方面。    1．对日常琐碎的痴迷   关于王安忆对日常琐碎的叙述，李淑霞在《王安忆小说创作研究》中说“面对有终极追问而产生的迷茫与虚无，我们只有抓住眼前的日常生活，才能有安定的感觉，而由日常生活所孕育出的平民精神，也正如洪水来临时的诺亚方舟，渡人无限。王安忆终于找到了对抗迷茫之策与走出虚无之径。”是的，我们不得不承认王安忆对日常生活中平民精神的崇尚，在一定程度上为女性文学在题材上起到了开拓作用。但这种日常琐碎假若如春季梅雨一般，头几天尚觉得有春的气息，别有一番情怀，下久了，就会让人心生烦闷了。可是这梅雨却又如同受了鼓舞一般下个没完没了，那一切就变得潮湿阴沉了，最后让我们的心也渗出霉味来。这就有点恐怖了。     有人说“王安忆在《长恨歌》里刻画了一个风华绝代而又满怀沧桑，多情善感而又寡情善忘的上海魂。”其实这种说法并不贴切，应该说塑造的是一个被王安忆理想物化的女神形象。表现的是一个在世俗社会中如鱼得水的杰出女性形象。不管是权利象征的李主任，还是优雅绅士的程先生，具备小开精神的康明逊，迷恋旧式上海的老蜡克，甚至是新一代的摩登女郎张永红都非常欣赏推崇王琦瑶，可谓是非常具备世俗生活能力。王安忆就是通过对她的世俗日常生活的琐碎描写来展现其魅力的。   首先小说一开始就进入了一个上海市民生活世界中，出场的依次是“弄堂”，“流言”，“闺阁”，“鸽子”，然后才是王琦瑶。首先出场的不是王琦瑶，作者想用此方法突出市民日常生活味，为王琦瑶出场准备一个场地。不管是“弄堂”，还是“鸽子”、“闺阁”、“流言”，作者都浓墨重彩，不厌其烦地一一进行详尽叙述，突出其“繁琐”14 ，可谓是用心良苦，只可惜，不知是作者高估了读者的耐力，还是叙述太过繁琐，使读者前面还没看完，就已心生油腻。写完铺垫部分王安忆就开始带我们进入到了没完没了的日常琐碎中，特别是从第二部分开始，王琦瑶一住进“平安里”，王安忆就按耐不住了，开始大显身手：先是叙述王琦瑶跟严家师母的一系列“较量”，之后又是叙述“打牌”、“牌友”、“下午茶”、“围炉夜话”等一系列的事件，叙述得津津乐道，写得极为悠长且纠结，使我们不得不承认作者文字功力真的非同一般，不管多小的事，到了她那就能叙述得没完没了，实属不易，可是作者也得站在读者角度考虑一下，视疲劳之后是很容易产生厌食等不良反应的。所以还是点到为止较好。    2．对服饰的钟爱   张爱玲小说有这样一段话：“女人既不是灵的动物，也不是肉的动物，她们统统是物的动物，这物集中表现为服饰。服饰是她们的目的，也是她们的手段；是她们的信仰，也是她们的现世；是她们的精神，也是她们的物质。”在这一点上王安忆与张爱玲达成了共识，在对都市民间女性的叙述上都表现出对女性服饰的极其钟爱。与张爱玲不同的是，王安忆更加热衷于创作主体意识的表现，但有时也显得冗长。例如：第一章第五节王琦瑶登场就写了：“上海的时装潮，是靠了王琦瑶她们得以实现的”“白色的婚服出场了，康乃馨里白色的一种退进底色，红色的一种跃然而出，跳上了她的白纱裙。王琦瑶没有坐上海小姐的皇后，就先做了康乃馨的皇后，她的婚服是最简单最普通的一种，是其他婚服的争奇斗艳中的一个退让。别人都是婚礼的表演，婚服的模特，只有她是新娘”“剪彩的那日，王琦瑶穿的是竞选决赛的第一套出场服，粉红缎旗袍，头发因为长了，也没剪烫，临时去理发店做了个老气的发髻，她心里也是敷衍，是对那长久冷落的一个抗议......而她这不经意的装束却自有成功之处，粉红是对她号的颜色，娇嫩新鲜，发髻是最合适她目前心情的发型，是新鲜里一点沧桑，而毕竟那十八岁的年轻挡也挡不住的，一双皮鞋是新买的，白色的细高跟，将王琦瑶身材拔高，玉树临风的样子”类似这种描写有太多太多了，总结一下就是王安忆用一些过于烦琐的语言去讲述一个最简单的意思.。这种对于服装的极大热情，王安忆是在语句的不断重复上，用大段大段的文字渲染出来的，这不免就有了卖弄文字，自我夸耀之嫌。所以我们在欣赏其文字功力的同时也渴望能够看到更多能触动心灵的深刻。3．对物质的追求王安忆在创作手法上的所谓“物质化”思想，抑制不住的阐释对生活的热情，以及随之而来滔滔而下的语言洪流。似乎对于物质，王安忆总是忍不住给予了更多的热情和关注。尤其是《长恨歌》中暴露得更是淋漓尽致。14 即便是怀旧，也被王安忆高度物质化了。她在《长恨歌》中毫不掩饰自己对臆想中的生活场景感兴趣，怀念人们已经忘了的过去了的上海繁华高贵的生活。这可算是作者的一个物质情结吧。王安忆从80年代末开始越来越多地摹写上海，这个中国最商业化最市民化的城市。而《长恨歌》则对这座城市做了最好的注解。其中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一个女人演绎一座城市，王琦瑶的历史就是上海的历史”，像上海这样一座已经被无数次地欲望化、物化的城市，王琦瑶无疑是最佳的代言人，因为她本身就是为物质繁华而生的人，甚至于她的死也附上了物质传奇色彩。下面我们将从文中来看，王安忆是怎样让王琦瑶成为上海物质化中的一个民间女子传奇的。王琦瑶是个非常珍爱自己的人，她用尽许多盘算和努力，试图获得她想要的物质条件，所以她去了片场，试了镜而后受了打击，再去程先生的照相馆拍了照，因为她深知要想得到自己想要的，就必须好好利用自己的外貌，只有先把名气打出去了，一切才有可能。而后是去参加上海小姐竞选，明明自己想去，却偏摆出一副不问世事的样子，让身边的人忙上忙下，似乎很是脱俗，可惜，不久狐狸尾巴就藏不住了。代表权利象征的李主任稍微一表示，王琦瑶就凑了上去，第三次见面就让李主任在老凤祥给她买了枚戒指，这还不算，后来李主任提出给她买间房子，本是说说，可王琦瑶马上就当真了，问什么时候搬过去，李主任随口说了句随你，王琦瑶马上就迫不及待问明天可不可以，弄得李主任都很意外，只得找个说法挡了回去。可见王琦瑶是个对物质及其看重的人，就像后来她对老克蜡说的：“她说这么多年来，她明白什么都靠不住，唯独这才靠得住，她向这盒子示意了一下，万般无奈的日子里，想到它，心里才有个底。” 可见，王琦瑶对金钱物质的依赖性已经超过了一个正常人，几乎要到病态的地步。除了对金钱的痴迷，王琦瑶还对小资生活十分热爱，很会享受生活，即便是1957年中国社会发生风云变幻的时候，王琦瑶他们还是照样每天围着火炉子，喝着咖啡，吃精致的小吃，打着麻将，这样一种热爱生命，热爱物质，讲究服饰的生活态度从某种角度可以说是王安忆自己意识投射到女主人公的身上的展现。王安忆对上海的怀旧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对这样一种物质繁华生活的怀念。在王安忆笔下即便是一个对物质有着急切占有欲的人物形象，也能被她叙述得有那么点超凡脱俗，风韵犹存的感觉，连物质化也一下子变得美好起来，足见王安忆自身对物质的喜爱。只可惜最终王琦瑶还是被偷窃她金条的长脚给掐死，命丧黄泉。看来王安忆最后还是意识到了太物质化的东西终究对社会不利。   三、表现手法1.寓言的手法14 尽管有上海城市做真实背景，不少评论界人士也一致公认《长恨歌》继承了海派文学的特征，但我个人却更愿将它看成一个现代人的迷失与拯救的寓言。看一个作品是否具有寓言性质的关键，是要看作者是否有意使用了相关的手法并通过行文不断向读者提供一些暗示线索，《长恨歌》就具有这种特征。（1）借喻部分作者对上海城市使用了一个比喻，“这城市像一个干涸的海似的，楼房是礁石林立，还是搁浅的船只，许多生灵在受苦”。为什么作者要将一座现代化城市比成干涸的苦海呢?这与王安忆本人的城市观和佛教意识有很大关系。王安忆对城市文化呈现出明显的矛盾态度，一方面，她对自己生活着的这座城市有着情感上的认同，她不止一次地充满感情地描写这个城市的生活方式和活动于其中的人物，尤其是女性。另一方面，王安忆试图拨开上海的芯子,来一次大浪淘沙,拨云见日,把最不经意的沙砾,却又是真实的核心展示出来。（2）主体性日益丧失这使都市人如同无水之鱼。在作者眼里，现代人徒然挣扎在各种欲望的苦海里，苟延残喘。《长恨歌》还暗含了一个人生如梦的隐喻。照相馆、片厂、电影、镜子等在其中都具有隐喻性质。作者特意强调片厂的经验在王琦瑶生活中的重要性，强调它带有人生的含义。她还在“开麦拉”一节意味深长地写到:“她看出这一声‘开麦拉’的不同寻常的意义，几乎接近顶点的，那导演有时让她们看镜头，镜头总是美妙，将杂乱和邋遢都滤去了，还使得其暗淡生辉。镜头里的世界是另一个，经过修改和制作，还有精华的意思。”这段话，意在提醒读者，镜头里的东西虽好，却是理想化了的，并不等同于实际生活。王琦瑶这个在好莱坞电影罗曼蒂克情调的影响下长大的上海女性，模糊了实际生活和理想的界限，她宁愿沉醉在梦境里，也不愿正视现实。如果说，告别爱丽丝前的王琦瑶一直在尽情入梦，告别爱丽丝后的王琦瑶却无法忍受梦醒后的悲伤，有意逃避到梦里而不去面对现实。作者有意强调王琦瑶一生的“戏”的性质:试镜头虽然失败，她自己却越来越角色化了，她以“沪上淑媛”的身份出入上流社会的舞会，仿佛变成电影里流动的画面。“王琦瑶走进上海的夜晚，这夜晚不是照片上那样断章取义，而是有头有尾，也不是静止，而是流动。这流动又不是片厂‘开麦拉’里的流动，‘开麦拉’里流动的是人家的故事，这夜晚流动的都是自己的，自己的得，自己的失。”⑥改革开放给她重返“舞台”14 提供了可能性，但迟暮之年重整旗鼓举办的沙龙，难免有鱼龙混杂之嫌，她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烟雾中她自残般地说:“这场戏也差不多演到头了。”《长恨歌》一再使用电影、照片、镜子、舞台等喻象，是为了隐喻王琦瑶所追求的海上繁华梦的虚幻。王琦瑶一生像一部电影一样，由一幕幕组成，片厂是这电影的开端，也是梦的开始，最后结尾又回到片厂，是电影的结尾，也是梦的结束。王琦瑶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命运，但一切都太迟了，她的生命己堕入时间的黑洞，无声无息地灭了。2.语言的暗示性语言的暗示性，是《长恨歌》语言的一大特色。作者尽可能避免过分直露的表达，而是将人物的心理变化、心理感受、性格发展和命运前途通过暗示的手法表现出来。例如王琦瑶第一次随李主任走进爱丽丝公寓，“只觉得这个公寓的大和空。在里面走动，便感到自己的小和飘，无着无落似的……走到卧室，见里面放了一张双人床，上方悬了一盏灯，这情景就好像似曾相识，心里忽就有了一股陈年老事的感觉，是往下掉的。”一个女人面临人生的重大转折，对自己的处境往往有相当敏锐的直觉能力，王琦瑶再罗曼蒂克，仍朦胧地产生了一点道德上的自责，也许她下意识地感到，她眼前的一切不过是“金屋藏娇”话剧的又一次搬演，也是一次美色和金钱的交易。又如作者写王琦瑶与薇薇和小林同游杭州时母女间发生的一次口角:“但今天的形势有些不同寻常，似是无来无由，吵不下去却要硬吵，其实是有着原委，一旦触动却是个大难堪。”作者虽然并未指明这个难堪是什么，但我们结合前后一些叙述仔细推敲仍可发现，原来王琦瑶因暗恋小林而在吃女儿的醋!这恐怕是主人公自己也没意识到的。对王琦瑶的暮年，作品也多用暗示手法。作者形容王琦瑶居住的平安里:“那个窈窕的轮廓还在，却是美人迟暮，不堪细想”，这其实也是王琦瑶晚年境况的写照。《长恨歌》还通过各种征兆、异象、预感等暗示主人公的命运。为了暗示王琦瑶的结局，作者充分运用了现代心理学的一些经验，着意表现人物的潜意识和心理直觉。王琦瑶第一次在片厂观看拍电影应是“她陡然地明白这女人扮的是一个死去的人，不知是自杀还是他杀。奇怪的是，这情形并非阴森可怖，反而是起腻的熟。”⑦被杀的前几天，失眠中的王琦瑶想起了许多年以前的一个夜晚，两个乡下人误将她当作医生，冲着她直喊“救命”14 。大难临头的王琦瑶意识中已有了某种不详的预感。对王琦瑶暴死的结局，有人提出质疑，认为其结局过分戏剧化且不合逻辑，但我认为，作者对王琦瑶之死早做了充分的铺垫，用的也是暗示的方法。乌巧桥的阿二吟诗，将王琦瑶比作王昭君、琵琶女、杨贵妃，作者写“他想起他的美人图，全是不幸的美人图，正应了红颜薄命的说法”，再加上前面提到的神秘的心理现象，所以从逻辑上说，王琦瑶之暴死是讲得通的。3.讽刺手法的运用《长恨歌》的讽刺大致分两种:明显的和较为含蓄的。对自己作品中的人物的遭际，作者既表示了深切的悲悯和同情，又对他们的执迷不悟和目光短浅深表悲哀，有时甚至是怀着善意的讽刺。这种讽刺，明显地见诸于《长恨歌》的各个部分。文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如王琦瑶、蒋丽莉、程先生都成了作者讽刺的对象。这个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的故事，有着阴错阳差的悲剧性质。程先生为王琦瑶拍照，将其照片登在《上海生活》上，为其竞选“上海小姐”奔走，可谓处心积虑，谁想到头来是为他人做嫁衣。蒋丽莉，这个深受“新月派”文学影响的女性，浪漫而不切实际，她处处从小说中寻章摘句，将日常生活也要演绎成浪漫故事，甚至连婚姻都成为她演戏的材料。为了表明自己革命，嫁给了一个她不爱也不了解的人。解放后，她尽量以自己理解的方式向革命“靠拢”:生活上不拘小节，穿着乱糟糟的丁字女皮鞋，鞋面上蒙着灰，大冬天用人造棉做罩裤，“双手背在身后，步子有些象男人似的。”对王琦瑶，作者的讽刺较为温和含蓄，往往带点戏谑的味道，如导演劝她放弃“上海小姐”竞选，她不但如风过耳，反而“义无反顾，为了是尽快将茫然的前途明确，好偿还代价似的……她本就是个少想多做的人，不过受了境遇的影响，生出些感时伤怀，这其实都是赘物一样无用的东西，平添负担的。王琦瑶出于上进的本能，将它们排除了出去。”⑧有一种隐藏得较深的讽刺在这里着重提及，这就是反讽。有不少评论者将王琦瑶这个人物作全面肯定，认为她是作者钟爱的人物，体现了上海市民文化的理想。我觉得作者对王琦瑶的态度要复杂得多。一方面，作者确实在王琦瑶身上倾注了许多自己的理想，如对生活的感受能力，优雅的审美趣味，坚韧的生活态度;但另一方面，作者对她也是有所保留甚至时下针贬的。在第一章“流言”14 一节，作者这样写:“这城市的真心却唯有到流言里去找的，无论这城市的外表有多华美，心却是一颗粗鄙的心，那心是寄在流言里，流言是寄在上海弄堂的。这东方巴黎遍布远东的神奇传说，剥开壳看，其实就是流言的芯子，就好象珍珠的芯子，其实是粗糙的沙粒，流言就是这颗沙粒一样的东西。”她也曾说过“上海屋檐下的日子，都有着仔细和用心的面目……这些日子其实都不能从全局推敲的。”从上述言论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以王琦瑶为代表的上海弄堂里的人的人生态度并不是完全赞同的。作者采用反讽的手法，意在“解构”这些听凭感性指引，有着平庸人生希冀的上海市民的人生理想。平安里之所以被命名为平安里，寄托着人们对生活的平安的理想。平安里的人们睁大了警觉的眼睛，寻找危险的苗头以保平安，但真正危险到来时，却是麻木的，结果，平安里并不平安。鸽子历来是和平的象征，但在《长恨歌》里，鸽子的出现却总是预示着一系列不祥事件:流血、通奸、凶杀……这种反讽手法，在王琦瑶这一形象刻画上用得更多。她曾说，“像我这样的女人，太平就是福”，⑨事实上她终究未能太平地死去。她一生精明谨慎，处事实际，面对岁月的流逝，人生的虚无，总是力图抓住一些真实的东西，李主任留给她的金条是她的定心丸，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个定心丸使她丧了命!王琦瑶一生有两次穿婚服的经历，作者也反复强调“她的美是有些家常的，是在客堂间供自己人欣赏的，是过日子的情调”，但她却始终与婚姻无缘。1986年春节，前去王琦瑶家过节的“长脚”带着当时还很昂贵的玫瑰，王琦瑶心里高兴，想这是好兆头，实际上死神正一步步向她逼近，置她于死地的就是带给她“好兆头”的长脚!四、地位14 《长恨歌》是迄今为止王安忆最好的小说。它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应该说是众望所归。王安忆的创作历程几乎与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同步。她的创作不仅数量丰厚(20年来辛勤劳作近500万字)，而且极富跳跃性。人们注意较多的是其中的中短篇小说，如知青小说、寻根小说、家族小说以及争议颇大、人们又不得不刮目相看的性恋小说。相比之下，她的长篇小说影响却不是很大，《69届初中生》、《黄河故道人》、《流水三十章》、《米尼》等等，或失之太实，缺乏飞动的想象，或因为叙事上的絮叨，缺乏必要的艺术张力和耐人咀嚼的人生意蕴。而《长恨歌》是她最富灵性、最具才情的一部长篇，甚至固执地认为这是王安忆艺术创作的巅峰之作。综观王安忆的全部创作，她的艺术行为始终是“现在进行时”而非“现在完成时”，她总是不断地在寻求突破自己、超越自己的道路，总是在向自己的极限挑战。她在新时期文学的每一个阶段，不刻意标新立异，不追逐时髦，每一步都踏得很实在，但每一步都留下了深深的艺术印迹。她与文学主潮总是保持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评论家总是喜欢给她的创作贴上这样或那样的标签，其实正如几年前笔者说过的，“她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她就是她”。王安忆的写作理想是“不要特殊环境特殊人物”，“不要材料太多”，“不要语言风格化”，“不要独特性”，说白了要的是平实——平实的人物，平实的故事，平实的叙事方式，不要那么多小说写法上的条条框框，她的写作姿态是自由的。如果说80年代中后期，她的这种写作理想才初露端倪的话，那么在90年代中期以后就已经进入了自由境界。当然，在王安忆的“自由”中仍然有定式，那就是对普通人生存状态和生命状态的关注，对人性丰富性与复杂性的关注。《长恨歌》也是产生在这样的背景上。它写了上海这个繁华都市从40年代到80年代(约1946一一1986年)近40年的变迁演化。上海作为中国近代以来现代化进程中最具典型性、传奇性的国际大都市，曾经发生了多少惊天动地的事件，又该演绎出多少风云流散的事件，然而20世纪我国文学中习见的启蒙话语、革命话语、权力话语、民族寓言话语在王安忆这部小说中找不到踪影，政治、战争甚至各种运动以及此起彼伏的思潮都被推到遥远的背景。王安忆的长篇小说，并不追求许多作家梦寐以求的史诗性效果，她纯粹是一种漫不经心的个人化叙事，她寻找的是这个瞬息万变的都市中最稳定的部分，她关注的是普通人伴随着生命的流逝所造成的切肤之感。王安忆的目光越来越沉静，笔法越来越老到，她深入到了城市的肌里，但娓娓道来的却是“边缘上的故事”⑩。王安忆喜欢张爱玲，但更喜欢苏青，她认为苏青比张爱玲更理解城市，也更理解上海，更接近一个城市的日常生活，“外头世界的风云变幻，于它都是抽象的，它只承认那些贴肤可感的”，但却是生命力最顽强、最具韧性的东西。《长恨歌》追求的似乎就是这种“贴肤”之感。它既写时尚，又写恒定的东西，既状眼前之物，又抒怀旧之情。主人公既非上流社会的达官贵人，也非一般城市贫民，而是处于二者之间的小康人家。14 【参考文献】1.白晓华.论王安忆小说《长恨歌》中王琦瑶的悲剧命运[J].小说评论,2010,(05).2.汪年.浅析王安忆《长恨歌》的怀旧主题[J].当代小说(下半月),2010,(01).3.罗庆雯.印象上海——论王安忆《长恨歌》中的都市与女性生命体验[J].安徽文学(下半月),2010,(03).4．李淑霞《王安忆小说创作研究》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P755．王安忆《长恨歌》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P156.李娜.潜藏在文本之下的孤独之思——王安忆《长恨歌》解读[J].当代小说(下),2010,(04).7.吝晓敏.曲折命运中彰显女性的坚韧——透过《长恨歌》解读王安忆小说的生命意识[J].文学界(理论版),2010,(04).8.支运波.故事、生活、心灵世界:众声喧哗遮蔽的真实——谈王安忆《长恨歌》之主旨[J].传奇.传记文学选刊(理论研究),2010,(01).9.甘立芬.“倾城”神话对照下的女性形象解构——张爱玲《倾城之恋》与王安忆《长恨歌》之比较[J].青年文学家,2010,(14).10.何健.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论王安忆小说《长恨歌》的美学特征[J].文教资料,2010,(07).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