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研究综述》PPT课件

《长恨歌》研究综述 《长恨歌》是白居易引以自豪，且在当时就广为流传的一首长诗。诗歌以当时广泛流传于民间的关于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故事为基本素材。然而，对于《长恨歌》主题的阐释与争论，从上世纪二十年代起，一直延伸到今天。概言之有四种之多：意义 讽喻说、爱情说、风情说、多重主题说。这些基于不同主张和视角的诠释，凸显了传统注重内容研究的困境，同时，也正是一个观察与反省各种阐释问题的绝好场所。 四种说法基本可以分为两类，讽喻说、风情说和多重主题说基本属于旧式的诠释，即不仅回答了“文本是什么意思”这样的问题，也无一例外地把关于作者生平的文本作为解释作品的主要依据，仿佛其重要性超过了眼前的作品一样。爱情研究综述 说则倾向于新式的解释，即侧重于研究诗歌文本本身，表达自己对文本的认知和理解。可以说，这种诠释回答了“文本对我做了什么”的问题。下面我简要介绍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研究综述 讽喻说：陈寅恪的《〈长恨歌〉笺证》指出，《长恨歌》与陈鸿的《长恨歌传》是“不可以分离的共同机体”。白诗中不便明言的真正作意“乃见于陈氏传文中”。明皇杨妃故事为唐人所常用题目，逐渐附会修饰，“遂成极富兴趣之物语小说”；“在白歌陈传之前，故事大抵尚局限于人世，而不及于灵界，其畅述人天生死形魂离合之关系，以《长恨歌》及传为创始”。陈文还认为，白居易的诗作《李夫人》为《长恨歌》的缩写，可视为白氏“自撰之笺注”。诗旨“鉴嬖 惑”与诗中所言“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均有意刺宪宗之多内宠。“读《长恨歌》必须取此篇参读之，然后始能全解。”陈氏的这些见解，对后来持讽谕说者启示很大。杨发恩《〈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及其它》指出，此诗前半部分讽谕意义甚明，后半部分关于李杨爱情悲剧情节的渲染，对玄宗晚年悲凉处境的生动描绘，以加深其讽谕意义。王拾遗的《“他生未卜此生休”——论〈长恨歌〉 的主题》认为陈《传》中的“’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这个观点就是《长恨歌》所表达的主题思想”。李、杨之间不过是“男贪女色，女图男势”，根本谈不到爱情。不能因为作品以多半篇幅描写了所谓的“李杨爱情”，“就误认为诗人是同情’李杨爱情‘的”，这是“忠实于民间传说的情节使然”。而周文《说〈长恨歌〉》与《再说〈长恨歌〉》强调指出：原先流传于市民中的李杨故事，“基本上是个渗透着帝王威权下降感的爱情故事”；白居易却从自己的“民主主义思想”出发，将故事整理加工成为 “意存讽谕“的。双重主题说。王运熙《略谈〈长恨歌〉内容的构成》认为，此诗在思想内容上“一方面对李、杨两人的生活荒淫、招致祸乱作了明显的讽刺，另一方面对杨贵妃的死和两人诚笃的相思赋予很大的同情”。詹锳《从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两结合的观点论〈长恨歌〉》则从另一个角度提出看法，认为此诗的主导方面在后半篇，为使前后有 机结合，前半的讽刺保持着一定限度，而且多有讳饰。将此诗看成纯粹的讽刺诗或爱情诗都不恰当。爱情说：褚斌杰《关于〈长恨歌〉的主题及其评价》指出，白居易借李杨爱情故事“歌颂了爱情的坚贞和专一”。郑秀萍《谈〈长恨歌〉的主题思想——读白枫〈长恨歌〉的思想性》中认为，作者通过李杨爱情悲剧的描写，“歌颂了那 种与人民的生活、人民的感情相一致的纯洁无疵的爱情。李杨的不幸古代普遍男女也能碰到，因而具有一般意义。”罗方《谈〈长恨歌〉》则认为，李杨爱情与梁祝故事一样，“属于人民的精神情绪的表现”。八九十年代持爱情说的学者也不少，其中又以张安祖、马茂元等为代表。他们大多强调把《歌》与《传》分开，把文学创作与历史事实加以区别，而更着眼于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作者对材料剪裁义理的匠心来探究《长恨歌》的主 题。张安祖《关于〈长恨歌〉的新探索》指出，白居易之所以对李杨爱情给予同情，主要是唐玄宗“历史形象的复杂性”：马嵬事变后，“唐玄宗前期’好皇帝‘的形象并没有被他后期的罪恶所完全抵销”；人们也懂得他“对杨贵妃的宠爱决不是促成安史之乱的根本原因”；尽管后来白居易和人民的出发点仍然有所不同，“但对待玄宗这个历史人物的态度却是基本一致的”。这就决定了作者得以基本一致的中心思想”，同时也使作品在当时能够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创作出这一作品，并使之同民间传说有着“得到“各阶层 的理解、喜爱而广泛流行”。马茂元、王松龄的《论〈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则史料考证与理论分析并重，较为全面地论述了“爱情说”的观点。文章认为，沿用历史题材的《长恨歌》，“自不可能完全抛开历史而向壁虚构；然而作为诗的主体、诗的核心，它那富有悲剧意义的感人至深的故事情节，则来自民间传说，是不受历史原型的局限的”。实际上作品塑造的李杨形象，已经脱离了他们的“历史原型”；作品所描写的爱情悲剧也不再“仅仅是帝王宫妃的悲欢离合，而具有普通男女爱情悲剧的性质”。因此，应从较广阔 的时代意义上去把握和理解《长恨歌》的主题思想所蕴含的社会历史内容：既要看到作品通过对李杨爱情悲剧的描写，“歌颂了爱情的坚贞与专一，倾诉了对他们爱情上不幸故事的深刻同情”；同时也要看到作品“在客观上反映了李杨故事的原始创造者——处于中唐战乱时代的人们（包括文人）对美满爱情的理想和渴求”。钟来因《〈长恨歌〉的创作心理与创作契机》从三个方面分析了《长恨歌》的创作心态：（1）作为仕途得意的新进士白居易，出于“生活浪漫，思想开朗，反旧礼教习俗等要求，促使他写出 《长恨歌》这样的’风情‘诗”；（2）对初恋者湘灵的思念及不能与之结合的“绵绵之恨”，是其创作《长恨歌》的“感情的酵母”；（3）反映了白氏婚前对爱情的理想与渴求。八十年代以后，持双重主题说的学者相对少一些。蹇长春的《〈长恨歌〉主题平议——兼论〈长恨歌〉悲剧意蕴的多层次性》主张摒弃单一主题说的僵化模型，分三个层次去把握《长恨歌》的悲剧意蕴：即把李、杨悲剧分别看作爱情悲剧、政治悲剧和时代悲剧，从而使爱情主题、政治讽刺主题和时代感伤主题，各有所依存和附丽。居于不同的层 次的三重主题，构成一个有内在联系的统一的整体。除了主题，学界还对《长恨歌》的艺术魅力、艺术渊源及其对后世和在国外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如张安祖的《论〈长恨歌〉的艺术成就》、钟来因的《〈长恨歌〉的创作心理与创作动机》、陈允吉的《从〈欢喜国王缘〉变文看〈长恨歌〉故事的构成》、马晓光的《此恨绵绵无绝期——谈谈贵妃杨玉环及其形象演变》、赵炎秋的《两曲悲歌千古魅力——〈长恨歌〉与〈李尔王〉阅读 中读者同情现象试探》、唐音街的《〈长恨歌〉与佛道关系论述的新进展》、张国光的《杨玉环的艺术形象及其历史本来面目——论〈长恨歌〉对杨玉环的美化》、王用中的《白居易的初恋悲剧与〈长恨歌〉的创作》、周相录的《〈长恨歌〉在日本的影响》等。其中陈允吉文认为，《长恨歌》同当时方兴未艾的通俗讲唱文学有着极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它叙述的这个美丽曲折，又掺杂着佛教因果报应和诸行无常的故事则十分明显地受了《欢喜国王缘》、《目连变》等讲唱文学的影响。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印度佛经中有关有相夫 人和目连的若干传说。唐音街则介绍了台湾学者王梦鸥《〈长恨歌〉的结构与主题补说》一文，认为该文“全面探索了《长恨歌》与道教的关系”。王文中提出王质夫与白居易交情相当深，而且王质夫隐居于仙游山修道求仙，“从时间上看，《长恨歌》的创作，至多不晚于白、陈、王三人同游仙游山之后一二年。四川道士的神话，即杨通幽的故事，见《太平广记》卷43。这神话源于唐玄宗避难的西蜀，王质夫后来死于梓潼，正邻近于杨通幽的乡里。王质夫相信神仙，相信道士的传说，并由他把这题材提供给了白居易， 却不料这题材消化到诗人的脑子里，褪下了神秘色彩，仅剩下一种对爱情的执著感。”风情说：白居易早年曾与少女湘灵相恋，后虽忍痛分手，但在元和初创作《长恨歌》时对湘灵仍未曾忘怀，曾写下《记湘灵》、《寒闺夜》、《生离别》、《潜别离》、《感情》等诗作。《长恨歌》对专一爱情的歌颂，实为白居易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参见日本近藤春雄《长恨歌、琵琶行研究》，戴武军《白居易婚前恋情详 考》，王一娟《从创作心理看的主题》）。 诗歌何以对杨贵妃初为寿王妃、杨贵妃死之谜、唐肃宗将其父从兴庆宫移置太极殿等极重要的历史事件闭口不谈？此有悖于讽喻诗的精神（参见《与元九书》与《新乐府序》）诗歌何以要虚构临邛道士赴海上仙山访杨贵妃，以及李杨二人相似互动等情节？讽喻说所面对的质疑 白居易何以在新乐府诗中对杨贵妃的态度和表现手法与《长恨歌》完全不同？白居易对杨贵妃如何评价？白居易对君王沉溺于女色的态度究竟若何？作者何以在诗歌的结尾宣告相思的徒劳无益？爱情说所面对的质疑 白居易对于婚姻外的男女关系是怎样处理的？其风情观若何？风情说所面对的质疑 【注释】1.編集拙詩成一十五卷因題卷末戲贈元九李二十一篇長恨有風情，十首秦吟近正聲每被老元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世間富貴應無分，身後文章合有名莫怪氣粗言語大，新排十五卷詩成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 歌》，豈同他哉？”由是增價。……又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眾娛樂，他賓諸妓見僕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有詠僕詩者。此誠雕篆之戲，不足為多，然今時俗所重，正在此耳。（白居易《與元九書》） 李健章《关于〈长恨歌〉的评价问题》认为，白氏此诗作于周至，该地历史上有周穆王见西王母、弄玉吹箫升仙的传说，唐代亦多修道成仙故事，“易孕育带有幻想色彩的作品”。王运熙则赞同清人赵翼的“时俗讹传，本非实事”的说法，认为是当时的民间传说。传说的依据是玄宗一生对神仙方术的热衷追求和马嵬变后对杨贵妃的真挚哀悼和思念。白居易从友人处听到传说后写入诗篇，他并非这一故事的创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