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安忆长恨歌写作特点

河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论王安忆《长恨歌》写作特点作者刘卫坤专业汉语言文学准考证号270102312907成绩工作单位扶沟县城郊乡南元小学职称职务小教一级邮编461399联系电话13903870094完成时间2012年3月11 论王安忆《长恨歌》写作特点内容摘要：《长恨歌》是王安忆创作生涯中的里程碑之作，获得了2000年“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和“第一届世界华文文学奖”，引起了文学界和文学评论界的关注。人们从作品是“上海历史肖像的折射”、是“上海市民精神的镂刻”、是“作者小说观念的尝试”等多个角度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在王安忆的《长恨歌》中向人们展示了上海城市的人情琐事的家常生活，以其独特语言塑造了女主人公王琦瑶这一个性鲜明，意蕴丰富的人文形象。《长恨歌》从景物描写、人物塑造等方面表达了自己对上海的情谊，并探索了女性意识。关键词：王安忆；创作思想；语言特点；女性立场11 在我国当代文坛上，王安忆被认为是历久弥新的具有鲜活特质的作家之一。这不仅因为她二十多年来不断有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问世，其艺术面貌的变化引人注目，而且她对小说创作也有大量的言谈论述，这种现象是作家当中少有的，也同样令人关注。在中国当代文坛，王安忆已然成为一座高峰，一座散发着文学魅力的高峰。她扎实的创作业绩，还有她蓬勃的创作态势，都使人无法忽视她的存在。从1977年开始创作，相继发表了《69届初中生》、《流逝》、《小鲍庄》、《叔叔的故事》、《纪实与虚构》、《长恨歌》、《上种红菱下种藕》等一系列引起社会强烈反响的小说。王安忆对小说创作所进行的深入独到的思考与成熟精辟的体悟，是一种艺术自觉的体现。《长恨歌》的出版使得王安忆的创作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顶点，本研究从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的创作思想、语言特点、女性立场三方面展开讨论。一．《长恨歌》创作思想王安忆的小说观念是伴随着创作的逐步成熟而产生的。王安忆多次阐述小说与日常生活的关系，“事实上我们看小说，都是想看到日常生活。小说是以和日常生活极其相似的面目表现出来的另外一种日常生活。这种日常生活肯定和我们真实经历的日常生活不同，首先它是理想化精神化的，还有是比较戏剧化的，但它们的面目与日常生活非常相似。人的审美一定要有桥梁，就是和日常生活相似[1]。”“上海这城市在有一点上和小说特别投缘，那就是世俗性。上海与诗、词、曲、赋都无关，相关的就是小说，归还给思想以人间烟火的面目。这其实就是小说的面目[2]。”王安忆用世俗性把日常生活、上海和小说聚到了一起，上海的芯子成为王安忆小说的灵魂。11 小说内容梗概如下：1946年王琦瑶当选为上海小姐，同时拒绝城市中产阶级一员的程先生的追求，选择成为政治要人李主任的情妇。上海解放时李主任弃她出逃，途中遇难而死，王琦瑶被迫暂时到老家避祸。新政权诞生后，她返回上海，在弄堂里做护士，成为自食其力的边缘人。此时旧家子弟康明逊和革命的混血儿萨沙陆续在她的人生旅程中登场，分别跟她开始了两段畸形的恋情，结果是王琦瑶与康明逊生下一个私生女并独立抚养她。到80年代，旧上海的传奇成为可以公开允许招摇的都市时尚的一部分，王琦瑶被青年们发掘出来。一个叫“老克腊”的年青人爱上了她，两人开始忘年恋，然而这个唯美的怀旧者一与真实衰老的王琦瑶接触，马上就退却了，他选择离开。王琦瑶为抓住最后的青春，不惜把自己的一箱金条拿出来挽留他，结果没有奏效，她在绝望的病中被一个来找传说中黄金的都市混混杀死。这篇小说继承了王安忆作品中一贯体现的孤寂感与飘浮感，不同的是这回她选择一个城市女性作为人性探索的新形象载体。王安忆非常热爱上海，她从小就一直生活在这里，对它的历史、文化、语言和世界观一直都潜心关注，“《长恨歌》是一部非常非常写实的东西，在那里面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事实上这个女人只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3]。”《长恨歌》可说是王安忆90年代以来上海日常生活书写的第一部长篇。《长恨歌》中王安忆专辟了一个章节，对上海最具代表性建筑—弄堂作了细致的描绘:“11 站在一个至高点上看上海，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它是这城市背景一样的东西。街道和楼房凸现在它之上，是一些点和线，而它则是中国画中称为级法的那类笔触是将空白填满的。当天黑下来，灯亮起来的时分，这些点和线都是有光的，在那光后面，大片大片的暗，便是上海的弄堂了。那暗看上去是波涛汹涌，几乎要将那几点几线的光推着走似的……上海的几点几线的光，全是叫那暗托住的，一托便是几十年。这东方巴黎的璀璨，是以那暗作底铺陈开，一铺便是几十年。[4]”在这里，弄堂是温情与性感的，它是主人公王琦瑶成长的地方，也是她生命的归宿。王琦瑶在弄堂里长大，并从这充满世俗气的弄堂，走进了爱丽丝公寓，几经周折与辗转，她又回到了弄堂，回到了平安里。在王安忆心中，弄堂成了家的象征，它抚平了王琦瑶的创伤，给了她一份安全感，一分家长里短、平实安稳的生活。“在上海的弄堂房子里，闺阁通常是做在偏厢或是亭子间里，总是背阴的窗，拉着花窗帘。拉开窗帘，便可看见后排房子的前课堂里，人家的先生和太太，还有人家院子里的夹竹桃。这闺阁实在是很不严密的。隔墙的亭子间里，抑或就住着一个洋行里的实习生，或是失业的大学生，甚至刚出道的舞女。那后弄堂里，又是个藏污纳垢的场所。老妈子的村话，包车夫的俚语，还有那隔壁大学生的狐朋狗友一日三回地来，舞女的小姊妹也三日一回地来。………闺阁是上海弄堂的天真,一夜之间,从嫩走到熟,却是生生灭灭,永远不息,一代换一代的.闺阁还是上海弄堂的幻觉,云开日出便灰飞烟散,却也是一幕接一幕,永无止境.[5]”王安忆对闺阁的详细描写叙述了王琦瑶生活的环境,这就注定了王琦瑶的命运，闺阁中住着待嫁的王琦瑶、闺阁中住着有姐妹情谊的王琦瑶、闺阁中住着追随潮流的王琦瑶、闺阁中住着对未来充满想象的王琦瑶。王安忆对弄堂里的闺阁有着自己深刻的理解，这也表达了作者对上海深刻的情谊。11 王安忆通过对上海弄堂的描写来构思自己写作的主题，以弄堂为切入口，走进了弄堂的深处，进入这个城市的内心，书写着上海市民的柴米生计，写出了具有浓郁人间烟火气息、常人品性的上海。二．《长恨歌》语言特点文学是用语言写成的，人们在欣赏文学作品的时候，首先接触到的就是文学作品的语言，对于欣赏者来说，如果不能理解文学作品的语言，一切欣赏都是空谈。语言是文学的根本的物质媒介，文学之所以是文学，就是因为文学是用语言写成。语言媒介带给文学的重要的东西是语言木身所具有的一些审美因素，在小说创作中，经过作家的创作，这些审美因素便更集中，并在形式上也得到了强化，因而语言也成了文学的审美价值的组成部分。作家日渐注意并重视起小说语言的价值和功用。《长恨歌》在王安忆的小说作品中，应该是情节性较强的一部。此外，它的独特性可能就体现在一种非常特别的语言风格上。即运用大量的比喻句，比喻语句已为写作者所惯用，文学作品中的比喻语言已经屡见不鲜，但一般的写作者通常都采用比较简短的比喻句式和比较单一的喻指意象，很少有写作者像王安忆一样采用一大段一大段的比喻话语，叠加一个又一个的比喻意象，可以说，她把比喻语言挥洒到了淋漓尽致之境。比如，《长恨歌》里的这几段：“上海的弄堂真是见不得的情景。它那背阴处的绿苔，其实全是伤口上结的疤一类的，是靠时间抚平的痛处。因它不是名正言顺，便都长在了阴处，长年见不到阳光。爬倒虎倒是正面的，却是时间的帷幕，遮着盖着什么。鸽群飞翔时，望着波涛连天的屋瓦，心是一刺刺的疼痛。太阳是从屋顶喷薄而出。坎坎坷坷的，光是打折的光，这是由无数细碎组合而成的壮观，是由无数耐心集合而成的巨大的力。[6]”“流言总是带着阴沉之气。这阴沉气有时是东西厢房的薰衣11 草气味，有时是樟脑丸气味，还有时是肉砧板上的气味。它不是那种板烟和雪茄的气味，也不是六六粉和敌敌畏的气味。它不是那种阳刚凛冽的气味，而是带有些阴柔委婉的，是女人家的气味。是闺阁和厨房的混淆的气味，有点脂粉香，有点油烟味，还有点汗气的。流言还有些云遮雾罩，影影绰绰，是哈了气的窗玻璃，也是蒙了灰尘的窗玻璃。[7]”“这是骚动不安闻鸡起舞的早晨唯一的一个束手待毙，无依无靠的，无求无助的，却是满怀的热望。这热望是无果的花，而其他的全是无花的果。这是上海弄堂里的一点冰清玉洁。[8]”“就像是太阳下骤然聚起的云雨，还有太阳里的斑点。在这水泥世界的沟壑裥绉里，嵌着多少不忍卒目的情和景。看不见就看不见吧，鸽群却是躲也躲不了的。它们的眼睛，全是被这情景震惊的神色，有泪流不出的样子。天空下的那一座水泥城，阡陌交错的弄堂，就像一个大深渊，有如蚁的生命在作挣扎。空气里的灰尘，歌舞般地飞着，做了天地的主人。还有琐细之声，角角落落地灌满着，也是天地的主人。忽听一阵鸽哨，清冽地掠过，裂帛似的，是这沉沉欲睡的天地间的一个清醒。[9]”上述这些叙述弄堂、流言、闺阁、鸽子、王琦瑶的话语，是王琦瑶四十年的人生故事开始之前的序幕，基本上都是比喻性的语句。弄堂里的绿苔是“伤口上结的疤”，是“痛处”；爬墙虎是“帷幕”，太阳光是“壮观”和“巨大的力”。流言的阴沉之气是“薰衣草气味”，是“樟脑丸气味”，是“肉砧板上的气味”，是“女人家的气味”，是“窗玻璃”。闺阁里的热望是“无果的花”，是“一点冰清玉洁”，鸽哨是“一个清醒”11 。王安忆的这些比喻语句不同于通常的比喻语句。通常的比喻语句一般都是单喻，即仅用一物喻他物，一般只有一个喻体，而且是用一种比较具体直观生动的事物来比方、形容另一种比较抽象或间接的事物。而王安忆的比喻语句却常常是博喻，即同时用数物喻一物，即把一连串的好几个互不相关的喻体并列在一起来喻指本体，而且，常常用比较抽象的事物或意向来比方、形容比较具体的事物或情状。这种比喻性语句中具有抽象意味的喻体，使得这种叙述性的语言具有了抽象性。王安忆就是以这种叙述性的抽象化语言构筑起了《长恨歌》里那个“细腻而深邃的理性世界。”三．《长恨歌》中的女性立场王安忆喜欢写女性，在她看来，女性跟男性比较更具有审美的特质，出于本能的东西多，出于社会的东西少，充满生活的情趣，因而更具有人性的魅力。在王安忆看来，城市是属于女性的，它更适合女性生存。作为一个崭新的场所，它摒弃了农业社会对体力的苛刻要求，而更多地接纳了女性的智慧和温婉，认可了她们的才能，为她们发挥才能和智慧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从而使女性在城市生活中“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长恨歌》里的王琦瑶，是典型的上海的女儿，“每天早上，后弄堂门一响，提着花书包出来的，就是王琦瑶；下午，跟着隔壁留声机哼唱‘四季泪’的就是王琦瑶；结伴到电影院看费雯丽主演的‘乱世佳人’，是一群王琦瑶；到照相馆去拍小照的，则是两个特别要好的王琦瑶。每间偏厢房或者亭子间里，几乎都坐着一个王琦瑶[10]。”“上海的弄堂里总有着一股小女儿情态,每个门洞里，都有王琦瑶在读书，在绣花，在同小姊妹窃窃私语，在和父母怄气掉泪[11]。”这些是作者所虚构出来的代表上海普通女儿的“王琦瑶”所生活的都市空间，从她在这个空间中的日常生活中抽象出上海内在的精神特质。在王安忆眼中，最适合女性生存的城市就是上海，上海的感性、风姿卓越正是女性形象的描写。11 因此，书中所描述的不仅仅缠绵热烈的罗曼史、昂扬激荡的斗争史和革命史，而是写的一个城市的命运轨迹。王琦瑶具有女性的聪敏和母性的光辉，身上都带着浓厚的母性亲和力和包容性。母性的包容也正是她选择顺应生活的原因，因为宠着这些“小男人”，所以便下意识地变得温顺。王琦瑶避居邬桥的时候，认识了邻家阿二，“阿二是白净的面皮，五官很纤秀，说话轻轻，走路也轻轻。[12]”在邬桥闲适单调的生活中，阿姐、阿弟之间萌生出了朦胧的情素，这是少年人纯洁羞涩的初恋和恋母情节的结合。“阿二忽然就腼腆起来，说:阿姐才是诗人呢!……阿二接着说:诗其实就是一幅图画，比如，“汉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可不是一幅画？“千呼万唤始出来，犹袍琵琶半遮面”，又是一幅画;“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还不是一幅画?“桃之天天，灼灼其华”，这幅画又如何?王琦瑶听得出神，本是对诗没兴趣的，这会儿却叫阿二给训导出了一些诗情。阿二说着说着便止了口，她带了几分着急地追问:怎么不说了?阿二说:我已经证明了呀!证明什么?王琦瑶问。阿二说，证明阿姐是个诗人。王琦瑶先不懂，然后忽然明白了，不觉红了脸。”[13]“阿二对王琦瑶的向往里，并不光有爱，还有着膜拜在其中。[14]”而对这个少年，王琦瑶是“感慨”并“怜惜”的，是哄着玩的孩子。“王琦瑶只把阿二的心当成少年之爱来领会，虽然把阿二看简单了，却也救了阿二。[15]”于是王琦瑶的身后就多了一个小跟班，拎着菜篮子，倒着洗头水，空闲时就聊聊天。11 后来遇到康明逊，一推一让的试探中，王琦瑶因孤立无援而不得不产生的聪慧和坚韧起初还让康明逊怀有怜惜。一旦面临现实问题，康明逊就不敢承诺将来了。王琦瑶也知道两人拥有的不过是偷偷摸摸的现在和虚无渺茫的将来。王琦瑶对康明逊的感情混合了成熟女人对体贴知心的男性的爱恋和对不能承担责任的孩子的怜惜。等王琦瑶怀了孕，也不去找康明逊，而是让这个男人独善其身，自己想方设法解决。上海的女性心里很有股子硬劲的，否则你就对付不了这城市的人和事。在《长恨歌》中，她这样写:“上海的小姐就是与众不同，她们同她们的父兄一样，渴望出人头地，有着名利心，而且积极行动，不是光说不做的。她们甚至还更勇敢，更坚彻，不怕失败和打击。上海这城市的繁荣起码有一半是靠了她们的名利心，倘若没有这名利心，这城市有一半以上的店铺是要倒闭的。[16]”王琦瑶努力在困境中营造生活的避风港，竭力使自己活得更好。总之，作者以一种客观的眼光观察、反映、思考着置身其中的世界，以女性自身的敏感性表达着自己的女性观，乃至对男性世界的认知，执着地探寻着中国女性的命运以及这个时代人类的生存处境和精神处境。四．结论王安忆为中国当代文坛所做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她从七十年代开始创作至今，仍旧保持着对文学创作的高度热情，不断有新作涌现。她是一个智者，用理性和智慧丰富着自己的小说创作，也使自己的创作保持着恒久的魅力。特别是长篇小说《长恨歌》，用了三十万字描述了一个在上海弄堂里生活的女人对情爱的追求，细小琐碎生活的细节，展现了时代变迁中的人和城市。用一个小女人的一生浮沉展现了一座大城市的历史变迁，王安忆用自己独特的理解与描写，将二者连在了一起，完成了对上海四十年的阐释。《长恨歌》从内容到形式，从叙述视角到描写手段，无不体现出王安忆对作品中“虚”与“实”的精到把握。最后，11 总体来说，笔者是想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来把握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但是由于理论和知识素养的局限，笔者还做不到游刃有余地从整体上把握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难免会有疏忽和遗漏，或者有论述不当之处，希望在以后的研究中继续完善。11 注释：[1]王安忆：《写:现说上海和上海人》，《中国青年报》，2000.10.10。[2]王安忆：《寻找上海》，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1。[3]王安忆：《从现实人生的体验到叙述策略的转型－－一份关于王安忆十年小说创作的访谈录》，《当代作家评论》，1991.6。[4][5][6][7][8][9][10][11][12][13][14][15][16]王安忆：《长恨歌》，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P3，P12-15，P7，P7，P13，P18，P2O,P22，P132，P135，P137，P137，P52.参考文献1.郭运恒：《王安忆“上海书写”中布尔乔亚情结的文化隐喻》，《小说评论》，2010年第一期。2.赵华，刘新生：《王安忆小说创作的生命意识》，《齐鲁学刊》，2004年第五期。3.侯书芸：《论王安忆的“上海世界”——从到》，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5月。4.周志凌：《论王安忆小说创作的转换》，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12月。5.李倩，周小兵，刘洋：《浅析中王琦瑶的悲剧命运》，《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1年第五期。6.郎晓琳，《一个女人，一座城市——解读王安忆的》，《青年文学家》，2011年第十期。7.陈亚亚，《成如容易却艰辛——论王安忆的小说创作》，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4月8.姜振月，《：建立现代都市民间神话的一种努力》，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4月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