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安忆长恨歌的都市书写

摘要《长恨歌》作为王安忆上海题材的代表作品，不仅获得了我国长篇小说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而且在读者群中也获得了很高的赞誉。它对上海都市性的书写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同时引发了学者对王安忆与张爱玲等海派作家的比较研究，这对海派文学在新时期的发展有重要作用。所以，本文从《长恨歌》的都市性出发，对它的都市书写方式进行了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的解读，并在此基础上对《长恨歌》与海派文学进行了纵向的相似性研究。本文共分成三个部分：第一章，从《长恨歌》的叙述方式出发，对王安忆塑造上海的形式进行了分析。在《长恨歌》中，王安忆将视角集中在上海的弄堂之中，通过鸽子俯视到居住在这种典型空间里的市民生活，并对其进行了琐碎细致的日常化叙事。第二章，以女人与上海的关系为立足点，在了解王安忆独特的女性意识的基础上，重点解读了女性化的上海与上海的女性化特征。王琦瑶是一个典型的上海女子，她所具有的性格特点成为上海和这座城市中女性的普遍共有性格特征：引领时尚、富有情调；功利虚荣、精明务实；坚强勇敢、独立自主。第三章，在纵向层面上探讨了《长恨歌》与海派文学的关系。作为一种非主流文学派别，海派文学的发展经历了多种阶段，但是在都市书写方面，《长恨歌》与海派文学表现出极大的相似性，这也是王安忆被认为是新时期海派文学传人的重要原因。关键词：《长恨歌》；女人；都市；海派文学 AbstractAstherepresentativeworksaboutShanghaiofWangAnyi，EverlastingRegretnotonlywontheMaoDunprizeforliteraturewhichisthehighestawardofnovelinChina，butalsogainedagoodreputationamongreaders，ItswritingstyleaboutShanghaicharacteristicsofurbancausedwidespreadconcernsofscholars．Atthesametime，itraisedtheComparativestudybetweenWangAnyiandthewritersofShanghaiSchoolLiteraturelikeZhangAiling，whichplaysanimportantroleinthedevelopmentofShanghaiSchoolLiteratureinthenewera．Consequently,thispaperisWingtodiscussthewritingstyleofShangHaiurbanfromtworespectsofcontentandformbasedonurbancharacteristicsofEverlastingRegret．Andonthisbasis,thispaperwillcarryalongitudinalstudiesaboutsimilaritybetweenEverlastingRegretandShanghaiSchoolLiterature．Thispaperconsistsofthreeparts．Firstly,analysingthewayofdepictingShanghaiofWangAnyibasedonEverlastingRegret’Snarrative．IntheEverlastingRegret，WangAnyifocusonthealleythatisaspecialbuildinginShanghaiandreflectthetriviallifeofthetypicalcitizenwholiveinthealleybythedailynarrationway．Secondly,basedontherelationshipbetweenfemaleandShanghai，revealingtheWangAnyiuniqueviewpiontaboutthefemaleanddiscussingthecommonfeaturesoffemaleandShanghai．AsarepresentativewomanofShanghai，WangQiyao’ScharacteralsobelongstoShanghaiandotherfemales．Thesecharactersare：fashion，exotic；peacockish，shrewd；brave，independent．Thirdly,talkingaboutthesimilaritybetweenEverlastingRegretandShanghaiSchoolLiterature．Asaninformalschoolofliterature，theShanghaiSchoolLiteraturehasexperiencedseveraldifferentdevelopmentstages。Buttherearemanysimilaritiesonthewritingwayabouturbancharacteristics，that’SwhyWangAnyiisconsideredthewriterofShanghaiSchoolLiteratureinthenewperiod．Keywords：EverlastingRegret；Female；Urban；ShanghaiSchoolLiterature 目录弓I言⋯⋯⋯⋯⋯⋯⋯⋯⋯⋯⋯⋯⋯⋯⋯⋯⋯⋯⋯⋯⋯⋯⋯⋯⋯⋯⋯⋯⋯⋯⋯⋯⋯⋯⋯⋯⋯⋯⋯⋯⋯⋯⋯⋯⋯⋯⋯⋯⋯⋯⋯．．1第l章《长恨歌》的叙述方式⋯⋯⋯⋯⋯⋯⋯⋯⋯⋯⋯⋯⋯⋯⋯⋯⋯⋯⋯⋯⋯．．31．1独特空间的都市呈现⋯⋯⋯⋯⋯⋯⋯⋯⋯⋯⋯⋯⋯⋯⋯⋯⋯⋯⋯⋯⋯⋯⋯31．1．1弄堂叙事⋯⋯⋯⋯⋯⋯⋯⋯⋯⋯⋯⋯⋯⋯⋯⋯⋯⋯⋯⋯⋯⋯⋯⋯⋯⋯⋯⋯⋯⋯⋯⋯⋯31．1．2鸽子视点⋯⋯⋯⋯⋯⋯⋯⋯⋯⋯⋯⋯⋯⋯⋯⋯⋯⋯⋯⋯⋯⋯⋯⋯⋯⋯⋯⋯⋯⋯⋯⋯⋯61．2日常叙事的聚焦⋯⋯⋯⋯⋯⋯⋯⋯⋯⋯⋯⋯⋯⋯⋯⋯⋯⋯⋯⋯⋯⋯⋯⋯⋯81．2．1日常叙事⋯⋯⋯⋯⋯⋯⋯⋯⋯⋯⋯⋯⋯⋯⋯⋯⋯⋯⋯⋯⋯⋯⋯⋯⋯⋯⋯⋯⋯⋯⋯⋯⋯81．2．2《长恨歌》的日常叙事特征⋯⋯⋯⋯⋯⋯⋯⋯⋯⋯⋯⋯⋯⋯⋯⋯⋯⋯⋯⋯⋯⋯⋯⋯．10第2章男人与女人，女人和城市⋯⋯⋯⋯⋯⋯⋯⋯⋯⋯⋯⋯⋯⋯⋯⋯⋯⋯⋯⋯⋯132．1独特的女性意识⋯⋯⋯⋯⋯⋯⋯⋯⋯⋯⋯⋯⋯⋯⋯⋯⋯⋯⋯⋯⋯⋯⋯⋯．132．2王琦瑶与上海⋯⋯⋯⋯⋯⋯⋯⋯⋯⋯⋯⋯⋯⋯⋯⋯⋯⋯⋯⋯⋯⋯⋯⋯⋯．152．2．1引领时尚，富有情调⋯⋯⋯⋯⋯⋯⋯⋯⋯⋯⋯⋯⋯⋯⋯⋯⋯⋯⋯⋯⋯⋯⋯⋯⋯⋯⋯．162．2．2功利虚荣、精明务实⋯⋯⋯⋯⋯⋯⋯⋯⋯⋯⋯⋯⋯⋯⋯⋯⋯⋯⋯⋯⋯⋯⋯⋯⋯⋯⋯．182．2．3坚强勇敢，独立自主⋯⋯⋯⋯⋯⋯⋯⋯⋯⋯⋯⋯⋯⋯⋯⋯⋯⋯⋯⋯⋯⋯⋯⋯⋯⋯⋯．20第3章《长恨歌》与海派文学⋯⋯⋯⋯⋯⋯⋯⋯⋯⋯⋯⋯⋯⋯⋯⋯⋯⋯⋯⋯⋯233．1海派文学的发展传统⋯⋯⋯⋯⋯⋯⋯⋯⋯⋯⋯⋯⋯⋯⋯⋯⋯⋯⋯⋯⋯⋯．233．2《长恨歌》与海派文学的相似性⋯⋯⋯⋯⋯⋯⋯⋯⋯⋯⋯⋯⋯⋯⋯⋯⋯⋯273．2．1着力描写都市男女⋯⋯⋯⋯⋯⋯⋯⋯⋯⋯⋯⋯⋯⋯⋯⋯⋯⋯⋯⋯⋯⋯⋯⋯⋯⋯⋯⋯．283．2．2凸显上海的都市性⋯⋯⋯⋯⋯⋯⋯⋯⋯⋯⋯⋯⋯⋯⋯⋯⋯⋯⋯⋯⋯⋯⋯⋯⋯⋯⋯⋯．293．2．3对日常生活的关注⋯⋯⋯⋯⋯⋯⋯⋯⋯⋯⋯⋯⋯⋯⋯⋯⋯⋯⋯⋯⋯⋯⋯⋯⋯⋯⋯⋯．31结语⋯⋯⋯⋯⋯⋯⋯⋯⋯⋯⋯⋯⋯⋯⋯⋯⋯⋯⋯⋯⋯⋯⋯⋯⋯⋯⋯⋯⋯⋯⋯⋯⋯⋯⋯⋯⋯⋯⋯⋯⋯⋯⋯⋯⋯⋯⋯⋯⋯⋯⋯33参考文献⋯⋯⋯⋯⋯⋯⋯⋯⋯⋯⋯⋯⋯⋯⋯⋯⋯⋯⋯⋯⋯⋯⋯⋯⋯⋯⋯⋯⋯⋯34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36致谢⋯⋯⋯⋯⋯⋯⋯⋯⋯⋯⋯⋯⋯⋯⋯⋯⋯⋯⋯⋯⋯⋯⋯⋯⋯⋯⋯⋯⋯⋯⋯⋯⋯⋯⋯⋯⋯⋯⋯⋯⋯⋯⋯⋯⋯⋯⋯⋯⋯⋯⋯37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38学位论文知识产权权属声明⋯⋯⋯⋯⋯⋯⋯⋯⋯⋯⋯⋯⋯⋯⋯⋯⋯⋯⋯⋯⋯⋯38 引言己l吉JI口王安忆作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优秀的作家之一，其作品在文坛上引起了巨大的共鸣。从《六九届初中生》、《小鲍庄》、“三恋”系列到《长恨歌》及长篇新作《天香》，王安忆的作品展示了她对各种文学题材的驾驭才能，并且，自开始创作以来，她就一直保持着不断创新的写作状态。从最初“雯雯”系列的“自我书写”，到在“知青文学”边缘创作的《本次列车终点》、《六九届初中生》都是王安忆对各种文学题材的不断关注与创新，再到接下来王安忆的《小鲍庄》、《小刘庄》已经成为“寻根”大潮中的经典，随后，王安忆的创作开始接触“性”的题材，在“三恋”系列及《岗上的世纪》等作品中展示了她对“性”这个敏感话题的书写才能。如果说在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创作大潮中，王安忆此前的作品都比较普通的话，那么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王安忆在《叔叔的故事》、《米尼》等作品中逐渐显现出她极大的创作才能和对长篇作品的驾驭能力，并在1995年创作了《长恨歌》，这部作品不论在学术界还是普通读者中都获得了极大的好评，然而，她的创作并没有结束，在2000年以后，又相继创作了《妹头》、《富萍》、《上种红菱下种藕》、《桃之天天》、《遍地枭雄》、《启蒙时代》、《月色撩人》、《天香》等优秀中长篇作品及多部中短篇小说集，在这些作品中王安忆的写作风格多变，才能尽显。《长恨歌》作为王安忆最优秀的作品之一，讲述了她长期生活居住的都市——上海的故事。它用一个女人四十年的人生故事同时呈现了上海四十年的都市变迁，以女人的镜像视角反射了上海这座城市的面貌。在作品中，王安忆对上海的讲述才能得到展现，这是对她前期《流逝》等都市题材作品的升华，也对其后期的《富萍》、《桃之天天》等都市小说有借鉴意义。《长恨歌》讲述的是上海这个繁华都市的故事，在作品中，凸显出上海的都市性特征，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把《长恨歌》看做是都市文学的作品。在我国，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一批作家的都市意识不断加强，都市在作为文学作品的背景之外，也开始成为一些作品写作的主题，针对这种现象的发生，我国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了“都市文学”概念，将“都市文学”界定为“表现城市人的城市生活、传达城市意蕴、具有明确城市意识的作品”n1，后来，在1994年的《特区文学》上又提出了“新都市文学”的概念，此时，一些作家开始把城市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呈现出来，王安忆的《长恨歌》就出现在1995年都市进入文学的[1]陈晓兰．中西都市文学比较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331 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这个重要时期，此后，面对大量都市文学作品的涌入，文学评论界试图对“都市文学”进行定义，但却至今都一直存在争议，没有明确的说法，然而，在各种争议声中，有一点是大家都赞同的，那就是“都市文学”必须表现出“都市文化”，引用著名学者白烨的话来说，就是都市文学是“揭示出了现代都市的内在情绪和独有精神风韵的文学写作。”卟1根据“都市文学”的这一特征，《长恨歌》无疑是位列其中，并且作为典型的都市文学，《长恨歌》在2000年获得了我国文学领域长篇小说的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在《长恨歌》问世后，王安忆对上海的书写也引起了人们对同样曾讲述上海故事的包括张爱玲在内的海派文学的回忆及思考，并对两者进行了比较，尽管王安忆一直否认，但是仍被很多人认为是海派文学甚至是张爱玲在新时期的继承人。而本文也将尝试在对《长恨歌》的上海书写方式探索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其与海派文学的都市书写作出梳理分析与比较。【11杨宏海主编．关于中国当代都市文学的对话——全球化语境下的当代都市文学[M_．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71．2 第1章《长恨歌》的叙述方式《长恨歌》是一个关于平凡的上海女人——王琦瑶的故事，在她四十年的故事中伴随着上海四十年的都市变迁。王安忆把一个城市的命运与一个平凡女人的命运相融合，而这个平凡的王琦瑶却又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n1正因为如此，平凡的王琦瑶的情与爱、悲与愁、理想与希望便是上海万千王琦瑶们的情与爱、悲与愁、理想与希望。王安忆通过一个平凡却又有代表性的女人的故事来叙述了一座城市的故事，在人物与城市、时间与空间的交织中，王安忆对上海这座城市的讲述才能得到展现。在本章节中，我将以空问和时间为线索，从弄堂呈现和日常叙事两个角度，来分析王安忆《长恨歌》的写作形式。1．1独特空间的都市呈现《长恨歌》讲述了上海典型的女性王琦瑶三个人生阶段的故事。在懵懂的少女时代，王琦瑶因为人生机缘认识了电影导演和程先生，在程先生和好友蒋丽莉的帮助下，她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上海小姐”，从此，人生开始了曲折多舛的旅程。她成了国民党高官李主任的外室，住进了爱丽丝公寓，然而，随着时代巨变和李主任的突然离世，王琦瑶的繁华梦破碎。王琦瑶人生的第二个阶段，是她从自外婆的故乡邬桥回到上海后开始的，从此之后她丢掉了“上海小姐”的美誉，住进了一个名叫“平安里”的普通弄堂，在这里，她以给人打针为生，认识了严家师母、康明逊、萨沙，与他们一起绘制了一幅优美的上海日常风情画，更与其中的康明逊、萨沙两个男人展开了一段富于纠结的爱恨情缘，王琦瑶人生的第二个阶段以她怀孕并生下了女儿薇薇结束。到了王琦瑶的晚年，便成为了女儿“薇薇的时代”，王琦瑶认识了一群与薇薇同龄的朋友——张永红、老克腊、长脚，甚至与老克腊展开了一段忘年恋，当老克腊从这段感情中“逃”出去时，一向坚强的王琦瑶有了精神倒塌的倾向，然而，王琦瑶还没有彻底崩溃便死在了长脚的手中。到此，借由王琦瑶这个影子来呈现的上海故事也落下帷幕。1．1．1弄堂叙事王琦瑶的一生是在上海度过的，但这四十年的故事却是在上海不同的地方发生王安忆．长恨歌[M]．海口：南海出版社，2003．183 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的，从“片厂”到“爱丽丝公寓”再到“平安里”，四十年的时间，起起伏伏，随着时间的变化，王琦瑶在不同的空间里演绎着属于她也属于整个上海的故事。然而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很明确地发现，王安忆为王琦瑶的故事也可以说是为这个上海的故事设置了一个相同的背景，那就是上海特有的建筑样式——弄堂。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一些女性作家作品中，空间意象随着城市文学的繁荣发展而逐渐增多，像林白、陈染等女性作家就格外注意对卧室这种私人空间的描写。弄堂、闺房这一类的空间作为大环境的一部分，因被作者赋予了独特的意义而变得更为特殊，成为读者更加关注的对象。《长恨歌》中的弄堂便已经超过了弄堂作为一种建筑样式的本身，成为王安忆讲述上海、塑造王琦瑶形象的关键空间意象。上海，这个被称为“东方巴黎”的都市，实在是对得起它的美誉，既有巴黎的时尚与繁华，又有自己的东方韵味，而王安忆在《长恨歌》中舍弃了它的繁华，选择了对于上海而言最具有自己特色的弄堂来展开她对这个故事的讲述才能。弄堂是中西文化融合的产物，正犹如上海一般。弄堂对于那些没有看到过、没有住过的人来说是神秘的，光凭借从别人那里听到的关于弄堂的描述，人们很难想象出弄堂是什么样子的。王安忆在《长恨歌》中为我们介绍了四种不同的弄堂样式——石库门弄堂、上海东区的新式弄堂、西区的公寓弄堂以及棚户区的杂弄。这些弄堂各有自己的特色，却也总有相似的地方。王安忆完全把弄堂赋予了一种人性，上海东区的新式里弄是“放下架子的”，它们的出现是由于一部分收入中等的上海家庭对石库门弄堂的不满足，于是便有了在当时看来几乎与现代化住宅相同的、设施齐全却依旧是联排式的新式弄堂。在西区的公寓弄堂聚居着上海的一部分社会上层人士：官员、商人、外国人士、高级职员、演员等等，这里是“严加防范的”，房间是成套的，门是关死的，一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然而这种防范却又是民主的，保护了做人的自由，住在里面的人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棚户区的杂弄与其他再堂不同，是“全面敞开的样子”，这是因为这里的居住条件是最差的，一切都是挡不住风雨、抵不住严寒的样子，然而棚户区外表看起来是袒露的，事实上却又是神秘的，犹如它的阡陌纵横、数也数不清但却又错乱有致的房屋。石库门弄堂是上海最早出现的弄堂住宅，也是后来大部分普通上海市民居住的场所，因此人们时常会把石库f-j#堂误认为是上海弄堂的统称。“它的外观特征是由花岗石或宁波红石所筑的门框，两扇乌漆大门，加铜质吊环，给人一种庄严肃穆而不可侵犯的气势”，n。是上海弄堂里最有权势感觉的。弄堂作为上海特有的建筑风格，在那里曾经聚集了上海的大部分人，然而，不论何种弄堂总“是万变不离其宗，形变神不变的，它们是倒过来倒过去最终说的还1]张锡昌．弄堂怀旧[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154 第l章《长恨歌》的叙述方式是那一桩事，千人千面，又万众一心的”。n1上海的气质、上海的精神、上海的细节以及种种都可以在那里被找到、被发现。因此，我们说，王安忆在写作《长恨歌》时是有选择的。在她的笔下，王琦瑶人生的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平安里”，这里是上海最常见的石库门弄堂。石库门弄堂中，住着最典型的上海人家，这些人家过的是最典型的上海式的生活。石库门弄堂与其他弄堂是不同的，它没有棚户区杂弄那样脏乱，也不像高级公寓弄堂似的拥尽繁华与喧闹，生活起来却总感觉是不接地气的。王安忆创作《长恨歌》，没有如其他小说作品一般，一上来便讲述故事本身，而是把对弄堂的描述放在了整个作品的最前面，用整整一章并且是全书第一章通过对弄堂、流言、闺阁等各个细节过于精细的描写为我们铺垫了这个故事的人物活动背景，让上海成为故事的一部分，并为整个王琦瑶式的故事奠定了一个大的环境基础。王安忆曾说过，《长恨歌》是要写关于一座城市的故事，而关于这个城市的故事，王安忆一开始便通过“弄堂”给了读者线索。这种写法与一般小说中对环境的描写是不同的，王安忆直接把人物活动的环境单独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没有任何多余的情节，甚至我们单独把这几个片段摘取出来当作描写景物的散文来读也顺理成章，在洋洋洒洒地用了过万篇幅描写完关于上海这个城市的背景后，故事的主人公才姗姗来迟。但凡是小说，作者必为读者、为故事本身营造一定的环境，作为其人物活动和故事发展的基本。然而，犹如王安忆这般，在一部长篇小说一开始便花大段篇幅来描写景物的却不多见。这种叙事手法把对弄堂的描写置于故事本身之前，为小说人物提供了一个活动背景，而小说人物及故事进程则不急不忙迟迟出场。王安忆的这种创作方式在如今的小说中是少见的，然而，在整个文学史上，这样的写法并非独创，此类作品有例可循。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就有大篇这样的描写，他对“圣母院”、“河滩广场”的描写都直接以小节的形式呈现，且非常详细地描绘了这些场所的具体景象。巴尔扎克在《高老头》中用“伏盖公寓”来作为作品第一章的标题，并且同样详细地描写了伏盖公寓。另外，瑞典作家斯特林堡也在其作品《红房间》的第一章中以“斯德哥尔摩鸟瞰”为标题对斯德哥尔摩这座城市进行了描写。法国文学理论家热拉尔·热奈特在《论叙述文话语一方法论》一文中曾把这种叙述方式称为“休止”，即“叙述者在这里为了给他的读者提供某些情报，丢开故事进程不管”。口1在作品一开始，作者对弄堂、闺阁、流言等意象的描述，让读者在不知道故事情节的前提下有种窥见了关于王琦瑶甚至是上海的种种隐私的感觉，在这种读起来略显冗长拖沓的语言中，作者通过对“万变不离其宗”的弄堂的描写为王Exile安忆．长恨歌!M]．海口：南海出版社，2003．4．[21热拉尔·热奈特．论叙述文话语一方法论rA]．见：张寅德编选．叙述学研究[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220．5 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琦瑶式弄堂女性的出现奠定了一个自然而然的环境基础。王安忆是个特立独行的作家，对小说的理解也不例外。在王费忆自己看来，《长恨歌》中关于弄堂的这种前置写法是最传统的，但由于现在进入了飞速发展的经济时代，饮食上有了快餐，交通工具不断提速，购物也可以自助一站式的直奔主题，人们的生活、工作节奏不断加快，文化界也有了“快餐文化”的现象，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人们看小说也都想直奔主题进行“快阅读”，所以这种传统的写法看起来比较独特。而王安忆就是这样的作家——即便是独特，她也会勇敢地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尝试。王安忆曾明确地说过，她写《长恨歌》是在写一个城市的故事，弄堂作为上海这座城市记忆一样的建筑，“是这城市背景一样的东西”，“3弄堂对于上海，正如胡同对于北京，是一座城市的精神文化聚集地。每一条弄堂都有自己的故事，而王安忆从弄堂这一特殊的空间形态入手，把上海故事的建构放在最常见的石库门弄堂当中，无疑是最具有代表性，也最具有说服力的。正如杨东平在《城市季风》中所说：上海的弄堂帆晗当地传达出上海文化的特征：融合中西，在追求经济合理性、功用合理性的同时，为传统生活方式和感情留有余地。例如，由院落蜕变而成的狭小天井，建立了与自然的微弱联系；高墙厚门，守护着中小市民勤恳拮据、谨小慎微的生活，构筑着他们的群体人格。”乜31．1．2鸽子视点王安忆在设置弄堂这个大的环境背景时，度，这就是鸽子的视点。鸽子作为一种意象，海比它们看得清楚和真切。有意识地为弄堂提供了一个俯瞰的角是上海这座城市的精灵，没有谁看上“站在一个制高点看上海，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它是这城市背景一样的东西。街道和楼房凸现在它之上，是一些点和线，而它则是中国画中称为皴法的那类笔触，是将空白填满的。当天黑下来，灯亮起来的时分，这些点和线都是有光的，在那光后面，大片大片的暗，便是上海的弄堂了。”。33这里的制高点便是鸽子的视点，而上海这座城市的真谛也是鸽子领略到的。鸽子尽管可以窥探到这城市的一切，但“它们飞来飞去，其实是带有一些绝望的，那收进眼睑的形形色色，也都不免染上了悲观的色彩”H1，这样明显的叙述不免为王琦瑶的故事渲染了一层悲剧色彩，而王安忆明知如此，仍会借用鸽子的眼睛。这样一来，便借由鸽子把叙述视角变成了【】】王安忆．长恨歌[M]．海口：南海出版社，2003．1．[21杨东平．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162【3】王安忆．长恨歌[M]．海口：南海出版社，2003．1．【41王安忆．长恨歌[M]．海口：南海出版社，2003．16．6 第1章《长恨歌》的叙述方式全知全能的叙述角度。王安忆巧妙地借用了鸽子这种生活在城市上空的生物，不得不说，王安忆的这种设置是聪明的，因为鸽子是不受束缚的，是可以自由飞翔的，这座城市里最隐秘的祸与福、罪与罚，都逃不过它们的眼睛。王琦瑶被长脚掐死时，是神不知鬼不觉的，然而，“只有鸽子看见了。这里四十年前的鸽群的子息，它们一代一代地永不中断，繁衍至今，什么都尽收眼底。”n1这就为全知全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并且提供了一个更加宽广自由的视角，使得作品的时空呈现更加透明、灵活。当王琦瑶离开上海到外婆的故乡邬桥时，鸽子离开了作者的叙述视野，然而，王安忆总能找到像鸽子一样发挥全知全能作用的生物，那便是邬桥的水鸟，在邬桥，“水鸟飞舞也是上海楼顶鸽群的身姿”砼1，它们像鸽子一样，能俯瞰邬桥的一切，在王琦瑶坐船去邬桥时，便有飞鸟跟着船飞，待王琦瑶离开邬桥时，水鸟飞起后就变成了黑点，因为他们临时代班的任务已经结束。热拉尔·热奈特在研究文学视点问题时，明确地提出了语式(“谁看”)和语态(“谁说”)，也就是观察者和叙述者两个问题，并认为在文学作品的叙述中只有前者才是作品真正的叙述视角。因为“鸽子”这个观察物的存在，王安忆与她生活并熟悉的上海拉开了距离，独立于故事之外，成为客观看待上海、理智讲述故事的叙述者。王安忆自出生不久后便跟随母亲到上海居住，期间除因插队、工作等原因短暂离开外，一直在上海生活、工作，上海对于她是再熟悉不过的。面对如此熟悉的上海，王安忆设置了自由灵活、到处可见的鸽子，作为自己创作的辅助物，而她仿佛只是以叙述者的身份讲述鸽子看到的上海。这种叙述像是作者在讲一个漫长的故事，又像是在自言自语，带了点“说书”的意味，“说书人”的意义便是充当着无所不知的角色向听者讲述故事的始末，而在王安忆看来，“说书，简直是将叙事的方式推到了最前沿。它与听众是面对面的⋯⋯它将表达的条件限制在最低点，⋯⋯一切全归结于‘说话”，b1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王安忆在创作《长恨歌》时对叙述方式的选择是有意的，她那种娓娓道来的讲述方式把《长恨歌》直接推到了读者面前，用“说话”的方式把故事讲给别人听。正是有了鸽子的存在，王安忆可以利用“说书”的叙述方式自由地从“弄堂”讲到“片厂”，从“片厂”说到“爱丽丝公寓”、“平安里”，还可以从景、物自然地说到人，并且在不同人物之间穿梭。王安忆选择了“说故事”的方式，这为她的故事提供了很大的灵活性。王安忆的“说”是种客观叙述，但是她的“说”并不是平白的、简洁的，她总[11王安忆．长恨歌：M]．海口：南海出版社，2003．339．[2]王安忆．长恨歌：M]．海口：南海出版社，2003．129．[313二安忆．专家荐书[N]．解放日报，1998—11—14．7 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会事无巨细地向“听者”说明一切，有时连鸽子窥探到的人物的内心也毫不保留地交代给大家，更不惜用上华丽的辞藻与优美的语句，在这一层面看来，王安忆的叙述方式又是独特的，与“说书”、“说话”都不同，那是王安忆思忖了良久才落笔写下的，她刻意营造了一种拖沓但又唯美的故事氛围。在王安忆借用鸽子的眼睛以“说话”的形式客观理性地描绘上海的弄堂、闺阁、琐碎的日常生活，讲述上海的故事时，我们又总能看到王安忆作为叙述者的一种主观评论夹杂在其中，这种评论是带有明眼人的架势的，是能看清事情真相的，是试图对人情、历史作出真正的探析的。例如，在王琦瑶与蒋丽莉赌气暗地较输赢的事情上，尽管两个人都没有察觉事情的真相，但王安忆却知道“论起来，王琦瑶是有些占了便宜卖乖，但也是可怜，一无所有中的那么点便宜，能不让她炫耀炫耀?”n1：当蒋丽莉得了癌症时，王安忆的评论便及时地出现在了读者面前，“这时候，‘癌’这样东西还不那么普遍，人们对它的了解很少，甚至还不会叫它‘癌’，而用‘恶瘤’这两个字代替它。它是一个恐怖的传说，虽然听的不少，可从来不会想象它在自己身上甚至自己近处的人身上发生。”盥3作者的客观讲述与主观评论在作品中自然契合，毫无突兀之感，正是因为鸽子的缘故，而这种写作方式的背后也隐藏着王安忆对小说创作的高超驾驭能力。在创作《长恨歌》时，王安忆是清醒冷静的，“人物和情节经过严密推理，笔触很细腻，就像国画里的‘皴”’，口3作为一部描写都市的作品，王安忆借助鸽子的视点，用了大量笔墨来有意识地为作品建构了一个以弄堂为主的叙事空间，从王琦瑶待字闺中的石库门弄堂、做李主任情妇时居住的高档爱丽丝公寓到王琦瑶居住时间最长且生命在此结束的平安里，伴随着王琦瑶的生命际遇，四十年的时间，不同的空间及时地出现在了读者的视野中，然而，仔细一看，王琦瑶终其一生都生活在弄堂之中，王安忆想要讲述的空间也就是上海的典型建筑——弄堂，这里生活着上海最具代表性的小市民们，这里终究是上海市民文化的聚居地。1．2日常叙事的聚焦1．2．1日常叙事上文提到，王安忆在创作《长恨歌》时是经过缜密思考的，我们仔细地看《长恨歌》的目录，就会发现王安忆的用心之深。作品一共分为三部，分别讲述了王琦瑶的三个人生阶段，每部又都包含四章，看起来有些格式化的结构却暗含着王安忆1It_安忆．长恨歌[M]．海口：南海出版社，2003．216．21王安忆．长恨歌[M]．海口：南海出版社，2003．221．3It．安忆．王安忆说[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1548 第1章《长恨歌》的叙述方式的巧妙构思。在每部的开始，王安忆都用了大量笔墨描绘了王琦瑶的人生活动背景，例如“弄堂”、“片厂”、“邬桥”、“平安里”、“薇薇的时代”等，接下来王安忆便会讲述王琦瑶在每个人生阶段的经历以及她和这个阶段几个不同男人的情感纠葛，最后每部的第四章是对王琦瑶每个阶段的小结，首先是李主任死亡，王琦瑶告别了“爱丽丝公寓”，然后是程先生和蒋丽莉死亡，王琦瑶生下了薇薇，在整个故事的最后一章，昔日的“上海小姐”王琦瑶死亡。在这种精心布局的结构下，王安忆对每一部分每一个章节的书写都是以时间为序深入到上海的内部的，是能够触碰到上海的“芯子”的，这“芯子”就是上海小市民的日常生活，这种日常生活是能看到细节的，无论是景是物还是人，王安忆都能向读者讲述得淋漓尽致。所谓“日常叙事”，它强调的是对普通人的平凡一生及其日常生活的关注。它的再次出现既是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一批作家顺应时代发展对宏大叙事的一种对抗。自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以来，在“五四”文学传统中，对“日常”的书写就被孤立在文学创作之外；到了建国后，当代文学继承了左翼文学的传统，依然坚持对宏大叙事的书写，在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中，文学更是带上了浓重的政治色彩，个体意识与日常生活在主流文学创作的潮流中被淹没。直到文革结束后，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和文化的开放融合，文学的政治意识淡化，作者和读者都从宏大政治历史叙事中脱离出来，开始关心起个人的生活，试图在文学作品中看见关于日常生活的描述，并且城市文学兴起也使得人们的日常生活受到关注，在这一背景下，文学体裁“转向对个人生存空间的真正关怀，特别是由此走向了民间立场的重新发现与主动认同”n。。因此在文学创作中出现了与宏大叙事截然不同的书写模式，日常生活成为作家笔下重点描写的对象，并成为一批作家挑战宏大叙事的有力武器，同时，王安忆不断呈现给读者的对日常生活的书写作品，也顺应了当时文学界挑战宏大叙事的一种潮流。纵观王安忆的整个创作历程，我们可以从其早期创作的作品中就看到她对个人日常生活的关注。1982年，王安忆在《钟山》上发表了《流逝》，作品中的端丽每天过着重复单调的日子，埋头于琐碎繁杂的生活；《“文革”轶事》虽然标题带有“文革”两个敏感的历史字眼，但却讲述了“文革”时期弄堂里的一个普通家庭兄弟姐妹们间勾心斗角的故事；《好婆与李同志》更是像它的名字一般，婆婆妈妈地絮叨着对日常生活的关注。王安忆的这种写作倾向是与她独特的历史观与小说观有关的，她认为：“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譬如上海街头妇女着装从各色旗袍变成一式列宁装”。乜3而小说则是“以[11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岫．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321【2】王安忆．王安忆说：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155．9 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和日常生活极其相似的面目表现出来的另一种日常生活。”n3在《长恨歌》中，王安忆讲述的故事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跨越NA．十年代，期间不论是中国还是上海都经历了许多众所周知的重大历史事件，整个社会的发展状况实际上必然与当时的历史事件相联系，一个城市、一个个体当然也不例外，但是王安忆借用鸽子的眼睛，忽略了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大跃进运动、文化大革命等宏大历史事件，避开了喧闹的交易所、电影院、戏院等场所，在基于上海普通市民生活的基础上，始终坚持以“女性”为中心，巧妙地抓住了王琦瑶生活中的细枝末节，并把它们全部呈现给了读者。在王费}乙对日常生活的捕捉、叙述的过程中，上海的革命战争、政治运动、经济改革与发展都变得虚无起来，在弄堂的流言中，宏大历史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被作者默默地消解掉。通过对日常生活的精致描写，把上海的故事以一个女人的传奇一生的形式讲给了读者，在日常生活中塑造了“城市的街道，城市的气氛，城市的思想和精神”。乜11．2．2《长。恨歌》的日常叙事特征王安忆把上海故事聚焦到由弄堂延伸出来的琐碎平常的日常生活里，在她看来，“上海弄堂的感动来自于最为日常的情景，这感动不是云水激荡的，而是一点一点累积起来”口1，于是，王安忆在C-if：恨歌》中寥寥几笔带过甚至丝毫不提发生在四十年中的宏大历史事件。譬如，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恰逢王琦瑶以“沪上淑媛”名目登上《上海生活》封二时，王安忆只用一句“一九四五年底的上海，是花团锦簇的上海，那夜夜歌舞因了日本投降而变得名正言顺，理直气壮”阻1便算是做了背景交代，却用了一节的篇幅对“沪上淑媛”一事进行了详细地讲述。文革十年时间，王安忆只用1966年程先生的自杀来告诉读者文革的到来，用鸽群捕捉到的程先生的死来营造大街小巷恐怖的气氛，对于未婚生子的王琦瑶来说，应该是更加度日如年的岁月，然而，作者却有意地避开了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间发生在王琦瑶身上的故事，忽略了王琦瑶女儿薇薇的童年，用程先生的死来做文革的始，又用“薇薇出生于一九六一年，到了一九七六年，正是十五岁的豆蔻年华”哺j来做文革的终，其间发生在王琦瑶身上的种种让人不得而知。王安忆对宏大历史的这种忽略，淡化了宏大历史事件对上海日常生活的干扰，同时把四十年的时间点给淡化掉，她以日常生活的形式向读者传递了历史时间的演变。十六岁的王琦瑶与好友吴佩珍一起去片厂试镜头，但是试镜的失败断送了两个【11吴义勤主编．王安忆研究资料[c]．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77[2】齐红，林舟．王安忆访谈[J]．作家，1995(10)．[习王安忆．长恨歌[M]．海口：南海出版社，2003．6．[41：1：-安忆．长恨歌[M]．海口：南海出版社，2003．36．【5]王安忆．长恨歌[M]．海口；南海出版社，2003．235．10 第1章《长恨歌》的叙述方式人的友谊；1945年，王琦瑶成了“上海淑嫒”，不断地参加着各种晚会；1946年，王琦瑶参加了为河南水灾筹募赈款的“上海小姐”选举比赛，在程先生和蒋丽莉的帮助下，成为了上海的“三小姐”，这三小姐与大小姐和二小姐不同，后者是应酬场面负责外交事务的，而三小姐却是日常的图景，是最能体现出民意的；1948年的春天，王琦瑶住进了位于静安寺的爱丽丝公寓，这年，社会局势紧张，“内战烽起”，但是我们看到的是爱丽丝公寓的娇艳风情以及王琦瑶虚浮的生活；1948年深秋，上海会发生大变故，但是整个城市不知道，王琦瑶也不知道，她只是等着李主任回来，但却与他失之交臂；到了50年代，王琦瑶回到了上海，住进了平安里，学习了注射的手艺谋生，过着与严家师母、康明逊等打牌、吃下午茶、吃夜宵的“小资日子”；1957年的冬天，外面的世界正在进行“反右”斗争，但和弄堂里王琦瑶的炉边小天地没关系，那里正围坐着一群人，在“类似亲情的气氛”中进行着“围炉夜话”呢；1959至1961年，全国出现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各地都存在着粮食缺乏的现象，但王安忆并不关心这种历史，她只说：“一九六。年的春天是个人人谈吃的春天”口1：而这时，王琦瑶怀孕了，康明逊和萨沙也离开了王琦瑶，程先生却与她再度相遇，在程先生的照顾帮助下，1961年，王琦瑶生下了女儿薇薇；1965年的上海是安定富裕的，这一年，程先生恢复了他的照相间，蒋丽莉患癌症后离世；接着，王安忆用程先生的自杀来告诉读者文革的到来：到了1976年，文革结束后，薇薇的时代便到来了，在王琦瑶与薇薇关于时尚的探讨中，时间也一点点流逝；到了八十年代，王琦瑶与薇薇及她的女朋友张永红等一群年轻人一起去参加舞会、过着时尚新潮的生活，在薇薇1984年去美国后，王琦瑶在1985年结识了老克腊，并与他相恋，最终在1986年，死在了张永红男朋友长脚的手下。王安忆以这样的写作方式，在《长恨歌》中呈现的是更加纯粹的王琦瑶和上海。这种琐碎的日常情节成为历史的最好见证，抛却了浩浩荡荡的宏大事件，王安忆眼中真正的历史在这些日常生活中更加真实、可感。然而这种日常生活实际上却又与宏大历史相关联，形成了一种对宏大叙事的颠覆，从王琦瑶爱丽丝公寓生活的结束、程先生的自杀到薇薇时代的到来，它们是国共内战、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的结果，然而作者并不明确指出，却又在故事背后隐射出日常生活与宏大事件的关系，用事实凸显了自己的历史观：“我觉得无论多大的问题，到小说中都应该是真实、具体的日常生活”乜：。王安忆对上海日常生活的描述是不遗余力的，非常细腻，精细到王琦瑶的衣食住行与日常交往上，甚至弄堂闺阁中的日常生活都可以被我们看到。其实，王安忆对《红楼梦》的评价是可以用在《长恨歌》身上的，“它看起来是那么日常，甚至有【1】王安忆．长恨歌[M]．海口：南海出版社，2003．195．Ⅲ王安忆．王安忆说[蝴．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15511 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些琐碎，那些起居的细节，小儿女的心思，伦常的礼数，客来客去，而在这些日常小事中，若仔细琢磨，会发现包含有很深的涉世经验，而涉世经验里包含的则是文化内容。”“1王安忆把《红楼梦》中的这种写作的好处称为“家常”，把莎士比亚的好，也看作是“家常”。“家常”这个词本是沈从文对好作品的称赞之词，在这里被王安忆借用，她表示自己想要做的就是“家常”，而这个“家常”在王安忆笔下其实就是日常生活。王安忆用日常生活细节把弄堂中的小女儿情态诠释出来，这种小女儿情态表现在王琦瑶身上便是王费忆曾经在一次访谈中提到的小布尔乔亚情调，这种情调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小资情调，它是一种对生活品味的追求与体现。这种情调是属于上海小市民的，也是王安忆想要表达的。王琦瑶是上海小市民的代表，他们的生活空间基本上集中在杂乱昏暗的弄堂之中，而这种情调在以王琦瑶式的弄堂女儿的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从闺阁生活延伸到王琦瑶生命的始终，这种情调是王琦瑶式的上海女性也是上海这座城市所独具的，是与弄堂外面的世界无关的。这种情调散布在照相馆、留声机、旗袍、烫发、玻璃丝袜、打牌、围炉夜话等与弄堂有关的具体细节上。外面的世界无论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全然与弄堂无关，王琦瑶总是能从无聊、贫乏的生活中营造出一种优雅、有趣的气氛。王安忆在对弄堂日常生活的描述中，反映了上海小市民身上追求世俗但又讲究情调的小布尔乔亚精神。无论是王费忆对都市空间的建构还是对王琦瑶日常生活的书写，都是集中在弄堂之中，事实上，在都市文学作品中，诸如弄堂这样的与人们的私人生活密切相关的空间，或者是像广场这样与人们的公共生活相关的空间，都一直是人们研究的一个重心。而《长恨歌》中的弄堂是一种特殊的建筑模式，一条弄堂之中居住着许许多多的不同身份不同经历的人，它跟北京的四合院、西方的公寓一样，在房中那是私人空间，但当你走出房间进入楼梯、院子，那就成为了受人关注的公共空间，于是，弄堂便是一种集中了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特殊空间模式，借助鸽子的帮助，使我们得以窥视到王琦瑶的私人生活空间，于是便有了弄堂中“流言”的存在。王安忆．小说家的十三堂课[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21l12 第2章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第2章男人与女人，女人和城市在王安忆的许多作品中，我们能很明确地找出其叙述的两个重点对象：一个是女人，另一个便是上海。在《长恨歌》中，王安忆将两者结合起来，用一个女人作化身，讲述了一座城市的故事。2．1独特的女性意识自王安忆开始创作以来，就非常喜欢写女性，她的作品大都以女性作为故事的主人公，最初一系列作品中的雯雯、《流逝》中的欧阳端丽、《米尼》里的米尼、《香港的情与爱》里的逢佳、《富萍》里的富萍等等在王安忆笔下都是性格饱满、形象各异的女性人物，于是，关于王安忆是女性主义作家的言论就一直存在。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是西方社会的产物，它是上世纪70年代在欧美各国兴起的一种理论话语。西方的妇女解放运动、20世纪妇女文学的丰硕成果以及当时文学理论的多元化发展等，都为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兴起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它成为一种中心的学术话语。女性主义理论是具有政治实践性和文化批判色彩的理论，对文学现象、作品都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阐释，并且对人们的思想行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文坛上引入了许多西方文学理论资源，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也在此时进入中国，但是，与一些其他进入中国的理论受到欢迎的情形不同，女性主义在一开始进入中国后便遇到了许多发展障碍。这种障碍的形成与中国传统社会对女性文化的认识以及中国文学传统和当时中国特定的政治文化环境等众多因素不无关系，以至在1986年以前，中国文坛对女性主义理论的关注与评论都是少量的。1986年，西蒙娜·德·波伏娃的著作《第二性》在中国问世，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才开始有了转折性的变化，并且这种形势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加深、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中国女性文学的繁荣等渐渐地获得了良好的发展，并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逐渐地在中国产生影响，但是，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仍然形成了与西方这一理论不同的态势。女性主义理论是西方女权运动发展的自然结果，也是以西方女性对她们自身处境的反思为基础的。然而，中国的社会历史发展决定了中国的女性没有那样的自觉意识，她们的“解放”大多都是附属在民族解放、阶级斗争或者是男性文人学者的提倡等层面上的。一九,St．St,年十一月，王安忆在与台湾作家李昂关于妇女问题和妇女文学的对话中，也提到了这一点：在当时的中国，“妇女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还是】3 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自身的解放，她们好像还没有真正自觉意识到自己是女人这一点，整个社会也不让她意识到这一点。”u。王安忆从不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作家，正是因为，在她看来，中国有着与西方女性主义产生背景不同的文化语境，因此，拿着女性主义来评论她是不准确的，这里的“女性主义”便是针对西方的女性主义而言的，它是以反抗男权为重点的，主要表现为女性对男性权力的反抗或者是试图摆脱男性控制所做出的努力。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王安忆的众多作品中，都能发现她对女性的关注。如果把这种关注称为“女性主义”不恰当的话，那么，我把王安忆的一系列创作表现称为女性意识在其作品中的体现，在2002年的一次社会性别研讨会上，王安忆就接受了对其“第三世界女性主义作家”的称呼，这便体现了王安忆独特的女性意识。这主要表现在王安忆对女性主体及其命运的观照与丰富化写作上。在《长恨歌》中，王安忆专注书写了上海女性王琦瑶四十年的人生故事，在平凡的生活表面下展现了王琦瑶曲折的人生历程及其身上表现出来的复杂的性格形象。在那里，王安忆直言是把王琦瑶作为上海的影子来写的，在王安忆眼中，上海就是一个女J|生形象。“她是中国近代诞生的奇人，她从一个灯火阑珊的小渔村变成‘东方巴黎’，黑暗的地方漆黑一团，明亮的地方又流光溢彩得令人目眩，她真是一个神奇女人!”乜3王安忆对女性的特别关注，源于她独特的女性审美观。她曾经说过，她喜欢写女性是因为她认为女性比男性更具有审美价值，比男性更有生活能力，也更有生活的美感，这也许是因为男性在社会上活动的时间久了，以至于社会化了。王安忆处女作《平原上》发表于1978年《河北文艺》的第10期，由此可见，王安忆的创作是在文革结束后开始的，当时，中国进入了拨乱反正的新时期，文学创作也呈现出了与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创作不同的倾向，在传统的文学创作中，我国的文学作品大多是以男性形象为中心，而这就是王安忆口中所谓的“活动”。在她看来，女性是美丽的，她在《姊妹们》中写了一群农村女孩出阁前的状态，而这也是王安忆惟一承认的具有自觉女性立场的作品，在那里，王安忆的女性立场不是明显的对抗，而是对女性美丽的一种自觉刻画，那里的女人有一种无意识的美丽。王安忆曾经塑造了一个叫作“雯雯”的女孩，这是个带有她自己影子的角色，之后又在《荒山之恋》、《岗上的世纪》等作品中以自己独特的女性视角出发关注最平凡的女子，审视女人的美丽，讲述她所理解的女性与男女两性关系。当然，王安忆也创作过男性形象，如《叔叔的故事》、《酒徒》等作品中主人公便是男性，但是与她笔下的女性形象比起来，这些男性形象显得单薄许多。在《长恨歌》中，王安忆也同样塑造了许多男性形象，在王琦瑶生命中的每个阶段都有几[1]王安忆．王安忆说[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21．[21王安忆，王雪瑛．形象与思想——关于近期长篇小说创作的对话[N]．文汇报，1995-07-0214 第2章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个关键的男性出现。在她的第一个人生阶段出现的是程先生和李主任，他们的出现，改变了王琦瑶的人生轨迹，李主任的死对王琦瑶更是沉重的一击；第二个阶段是康明逊、萨沙和程先生；第三个阶段是比王琦瑶年轻的老克腊和长脚。这些男性都是作为王琦瑶生命中的男性过客身份出现的，作为王琦瑶命运的背景式人物，他们在作品中处于比较特殊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中国文学传统中强势男性形象的“缺失”，由此更加丰富彰显了王琦瑶的女性形象。王安忆写的是一个女人的故事，因此，并没有对以上的这些男性进行刻意的描写，甚至大部分男性都没有一个确定的名字，他们只是自然地出现在王琦瑶日常生活中，然而，随着日常生活的推进，王琦瑶的形象特征在与这些男性的对比中更加鲜明、突出。王琦瑶被李主任包养又因李主任的死亡而遭遗弃，与康明逊、老克腊产生感情却又被他们抛弃、被女儿朋友的男朋友长脚杀死。这些情节的设置看起来都好像是作者把王琦瑶的命运设置在一系列男人手中，弄堂女儿王琦瑶似乎难逃传统男权社会的命运悲剧，然而被抛弃后的王琦瑶面对生活的淡然态度与处世智慧让我们看到了王安忆对女性的赞美，王琦瑶的形象由此高大起来，这是王安忆独特女性意识的体现，她关注的是女性生命本体，是对女性自然状态的一种认识与还原。在她看来，“女性主义”并不一定是女性对男权的反抗，而是一种女性自身审美性的体现。2．2王琦瑶与上海王安忆曾直言，在《长恨歌》中她写了一个女人的故事，但这个女人只是城市的代言人，她实际上要写的是一个城市的故事，这个城市就是上海。在她看来，“要写上海，最好的代表是女性，不管有多么大的委屈，上海也给了她们好舞台，让她们伸展身手。而如她们这样首次登上舞台的角色，故事都是从头道起。谁都不如她们鲜活有力，生气勃勃。要说上海的故事也有英雄，她们才是。州“上海在五口通商之前一直是个普通的小城市，在1843年开埠后，大量外国人的涌入为上海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使上海发展成了著名的国际大都市，开埠后，上海最明显的变化便是经济的崛起，外国商品、国外资金不断流入上海，对外贸易增加，银行、码头、交易所不断增多，在20世纪初，大街上出现了汽车、电灯、有轨电车等先进事物，到了20世纪40年代，上海的发展水平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北京、广州等中国其他城市，成为引领中国的发展潮流，能够与巴黎、纽约齐名的国际化都市。伴随着上海的发展，这座城市有了自己的特质：繁华、时尚、功利等等，而对于上海这样的城市，王安忆．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12015 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女性是非常适合生活的，因为女性的消费爱好与上海是同步的，并且上海的这些特质在女性身上表现更加明显。上海从开埠到现在，仅有不到200年的历史，如此短的时间内，上海经历了从晚清到民国又到新中国成立继而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上海发展成为一座商业化城市，在商业化气息的笼罩下，它没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但是经济的发展又在另一层面上使其形成了一种开放的文化态势，在上海形成之初，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人们大量涌入，使得上海成为名副其实的移民城市，这些人们带来了大量迥异的文化形态，各种文化在上海相互融合，造就了上海人的包容性格，以及上海市民极强的适应能力，而在王安忆看来，女性身上那种天生的柔韧性，使得她们与男性比起来更容易适应上海生活的各种变化。我认为以上两点是王安忆大胆直言用女性来作为上海影子进行书写的最主要原因。王安忆从出生后不久便跟随父母从南京来到上海，在以后的人生岁月中，王安忆也基本都在上海工作、生活，她对上海这座城市是相当熟悉的，了解上海的性格与形象，因此，在《长恨歌》中，她塑造了王琦瑶这个特殊的女性形象。王琦瑶作为上海的影子，是极具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王安忆在作品第一章中用其中一节描写了上海的王琦瑶，在这里，王琦瑶不是一个具体的个体，王安忆用“王琦瑶”作标题，泛指的就是上海成千上万的女性，她们身上都有着上海弄堂女儿的情态。在第一章的前景描述中，我们从王安忆的笔下得知，在弄堂中，还有叫做“流言”和“闺阁”的东西。流言是有些阴沉的，是带有“女人家的气味”的，它在上海的弄堂里弥散着，到处可见，是上海弄堂的精神，在“流言”里涌动着上海弄堂的思想，上海的女性化气质在其中得以展现；在上海的弄堂闺阁中同样充斥着女性化气息，它不是严密的，在那里有一种上海开放的文化精神。王安忆把上海的精神与思想赋在了弄堂之上，弄堂的精神则在这闺阁、流言中流淌出来。而作品中那个实实在在的王琦瑶也不过是上海那么多弄堂女性的代表，王安忆借由她的人生命运来表现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性格，因此，她又是一个具有抽象意义的城市符号，鉴于此，王琦瑶的形象便成为我们了解上海的一个重要线索。王安忆用王琦瑶把上海与女性两者顺其自然地结合起来，在女性与上海之间建立起了统一的内在联系，将上海化女性与女性化上海这样一组词汇形象地利用王琦瑶的故事进行了解说。2．2．1引领时尚，富有情调王安忆通过弄堂表现出来的小布尔乔亚情调与优雅在王琦瑶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除此之外，在王琦瑶身上我们还能看到上海所赋予她的时尚精神，在时尚的队16 第2章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伍中，她不是落伍的也不是超前的，而是追着时尚的潮流的，以至，在少女时期，她旗袍上的那些花样，成为当时流行的样式；她烫了发梢的短发也成为流行的发型。王琦瑶的时尚与生活情调最能体现在她的服饰、饮食与日常交往上。王琦瑶少女时期的时尚是有年轻做资本的，有时虽是不经意的打扮却也能有恰到好处的效果。但她也懂得打扮的艺术，能利用红色的胭脂和唇膏达到提亮素色的作用；王琦瑶也知道在胳膊上挽一件米黄色的“开司米羊毛衫”，只是为了搭配色调，她穿衣服经常达到了画龙点睛的效果。与严家师母相比，王琦瑶明显比她会打扮，王琦瑶是往里收，留有余地的，而严家师母则是向外扩，非做到十二分不可的。王琦瑶在服饰方面的时尚表现莫过于“上海小姐”竞选时最耀人，这其中有王琦瑶的时尚观点，也有王琦瑶身上表现出来的对服饰的时尚驾驭能力，她把最简单普通的衣服穿出了神韵，粉红色的旗袍加上王琦瑶的妩媚，形成了一种“娇嫩的艳”；苹果绿色的西洋装与王琦瑶的清新则构成了一种“活泼的艳”，有了这两件绚丽的衣服做引子，当白色的婚服出场时，虽是最简单的样式，却只有王琦瑶穿出了新娘的感觉。文革结束后的王琦瑶尽管已经年近半百，却依然有着对时尚的敏锐度，甚至年轻的薇薇在这方面刚开始也是赶不上王琦瑶的，王琦瑶懂时尚，随着年龄的增长更是知道时尚的规律。于是，她会把薇薇过时的衣服收起来，等待时尚复古时再拿出来穿，并且她总是能将压箱底的旧衣服巧妙地修改，而后这些衣服便会再次成为时尚的引导潮流。至于王琦瑶的情调那是从其日常生活的细节中散发出来的情调。“王琦瑶有一种本领，她能够将日常生活变成一份礼物，使你一下子看见了它。”“1就连她的美，都是带着些过日子的情调的。王琦瑶年轻时，上海的繁华引导着她与她的小姐妹们去电影院看电影、到照相馆照相、在家听留声机、出去参加各种“派对”；到老年时，王琦瑶也会参加舞会，与朋友一起过圣诞节，在她的生活中到处充斥着一种西洋氛围，而这种西洋氛围便是生活情调的一部分。这种生活情调是源于西方文化对上海的影响，这种影响造成了上海开放的文化追求，而这也是上海文明的一种独特心理品性。王琦瑶身上的另外一部分生活情调是关于生活的，它是与外面的大世界无关的，就连香水、指甲油、美服、胭脂、手帕等这样的小物件也是有情调的感觉的，在王琦瑶住进平安里后表现的最为明显。王琦瑶宴请严师母与康明逊时，她的情调表现在对家常菜的精心搭配与烧制上。一只鸡，她会留下鸡脯肉炒菜，剩下的半只留作炖汤，半只留作白斩；饭后，王琦瑶会把水果削去皮切成片再盛在碟子里让客人吃。而与严家师母、康明逊等人喝下午茶，王琦瑶每次都会准备些小点心，虽然简单，但是都很可口，并且为此她还特意买了一套精致的茶具和茶碗，由她准备的下午茶】王安忆．长恨歌[M]．海口：南海出版社，2003．260．17 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总是有新花样的，糕饼、汤圆、山楂片、芒果于、桂花赤豆粥、芝麻糖、金橘饼等等总会不时地出现在饭桌上。在“围炉夜话”时，平安里则又是另外一番景象——围着炉子，他们总能在炉子上做出好吃的，烤鱼干、烤年糕片、做蛋饺、炒栗子、炒瓜子、涮羊肉、下面条⋯⋯好像他们的聚会不是为了聊天、娱乐，倒是为了吃；当然他们也会围着炉子做游戏、猜谜语或者讲故事，这样悉心度过的每个日日夜夜里都流露着情调。透过王琦瑶的时尚与情调，上海这座城市的时尚与繁华透露出来，甚至在文革期间，你在淮海路上走一趟，都能发现上海的时尚。“当然，你要仔细地看，看那平头直发的一点弯曲的发梢，那蓝布衫里的一角衬衣领子，还有围巾的系法，鞋带上的小花头，那真是妙不可言，用心之苦令人大受感动。”n1时至今日，上海经过了两个世纪的发展，依然是中国时尚的发源地，它能与世界的时尚中心巴黎、纽约相媲美，世界的时尚元素由上海向中国的四面八方散布；它依然是小资情调的代言城市，它与北京是不同的，在北京，你能够看到很多北京人在胡同口支张桌子便能下盘棋、喝个茶、吃个饭；但上海人的日子是要过到精致里去的，“这里的每一件事情都是那样富于情调，富于人生的涵义：一盘切成细丝的萝卜丝，再放上一撮葱的细末，浇上一勺热油，便有轻而热烈的声响啦啦地升起。即便是一块最粗俗的红腐乳，都要撒上白糖，滴上麻油。油条是剪碎在细瓷碗里，有调稀的花生酱作佐料。它把人生的日常需求雕琢到精妙的极处，使它变成一个艺术——上海的生活就是这样将人生、艺术、修养全都日常化，具体化，它笼罩了你，使你走不出去。”悼。2．2．2功利虚荣、精明务实王费医在《长恨歌》中用这样一句话来评价了上海——“上海的繁华不折不扣是个势利场”。33，王琦瑶在这个势利场中，有着功利、精明的处世哲学，她的快活中有一半靠华服美食，还有一半便是靠做人，她作为上海弄堂的女儿是与别人不一样的，是有着名利心的。王琦瑶的功利在她与蒋丽莉的友情和与李主任的“爱情”中颇为明显。王琦瑶和吴佩珍的关系是一种友谊关系，是没有利益可言的，但是她与蒋丽莉的关系则显得功利得多，蒋丽莉出身工厂主家庭，通过她的社交圈，王琦瑶能够参加上海的各种晚会、派对，见识到上海的繁华，于是，王琦瑶通往名利社会便有了渠道；而王琦瑶与李主任的一段情，是王琦瑶功利心的最好证明，在李主任出现之前，王琦瑶【11王安忆．长恨歌[M]．海口：南海出版社，2003．237．[21=E安忆．香港的情与爱——王安忆自选集之三[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467．[3]-F安忆．长恨歌[M]．海口：南海出版社，2003．310．18 第2章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深知程先生对自己的心意，但是，由于程先生不符合王琦瑶的功利标准，因此，对待程先生也只是朋友一般，面对程先生的表白，王琦瑶也只是推托，但是当身居要职的李主任出现时，王琦瑶感受到了李主任的厉害，面对四十多岁的李主任，正当花季的王琦瑶不顾一切地做起了她的外室，他们“两人都是要求安慰的，王琦瑶求的是一股脑儿，终身受益的安慰；李主任则只求一点”“1，王琦瑶在李主任身上求得到的“终身受益的安慰”便是功与利。在功利的背后有王琦瑶虚荣的一面：当她与吴佩珍去片厂时，吴佩珍的聒噪，让王琦瑶觉得出尽了洋相，其实，王琦瑶对于片厂也是充满着好奇的，但是她内心的处世哲学让她表现的非常淡定；去片厂试镜时，王琦瑶是不想让吴佩珍知道的，这是要为她的失败留余地的，假如真的失败，那也可以当做没有这件事情一样，是不会失面子的，“上海小姐”初选时的不认真一样是有这功效的；当王琦瑶跟着李主任，狐假虎威的享受着人们向她投来的目光时，心里也是得意的。王琦瑶的这些虚荣、要面子的举动其实也都是以功利做底的。至于王琦瑶的精明是那种在生活细节上都能看出几分的，在竞选“上海小姐”时片厂导演请王琦瑶吃饭，王琦瑶点的菜是不会叫导演破费也不会让他难堪的：在平安里宴请严家师母时，精心准备的饭菜是在平常与待客之间的水平，是不会见外又有礼貌的，不会怠慢严师母更不会有超过严师母的意思，这里面有王琦瑶做人的圆滑，正如张爱玲所言：“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浑水摸鱼，然而，因为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得不过火”心3；对于大家打麻将输的充公的钱，王琦瑶会用个专门的本子，认真地记录下每一笔钱的出处、用途，尽管没有人看，但这也是做人的精明：王琦瑶的精明是骨子里的，她“面上放开着手脚，无所不往的样子，心里却计算着分寸⋯⋯是悉心做人的意思，晓得这世界表面上没规矩，暗底下却是有着钢筋铁骨的大原则。”∞1王琦瑶的功利与精明是上海文明的一种，这是整个上海蕴含着的“对实际效益的精明估算”H3，上海的历史决定了它是在繁华功利场上走过来的。在北京我们可能会想到礼仪文化，因为，那是个传统的世界，但是在上海，人们想到的多是功利，于是，在作品中，王安忆特意弱化了王琦瑶与亲人、朋友之间的感情，正是因为“功利”这两个字，王琦瑶才在生命的最后因为金条死在了同样是被“功利”之心所迷惑的长脚的手中。上海是个实实在在的利益场，这使得上海人在生活中是务实的，“这地方的生存【11王安忆．长恨歌[Mj．海口：南海出版社，2003．81．[2j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姗．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20．[3lq：安忆．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135[41马逢洋编．上海：记忆与想象[姗．上海：文汇出版社，1996．156．19 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太结实了，什么都是铿锵有声，没有升华的空间”。11，所以王琦瑶都是把生计放在首位的，对生活充满着热情，却是不关心时政的。在1960年闹饥荒的时代，王琦瑶守住了李主任留给她的金条，因为觉得还不是用的时候，她维持过日子的方法是把不穿的衣服拿去旧货行卖：同样，在以后的漫长岁月中，多次生活危机中，都没有让王琦瑶打开那盒子，她给婴儿时期的薇薇织的毛衣裤，是用旧毛线织起来的，在她看来，为了把眼前的日子过好，是需要埋头于这些小生计的，在《长恨歌》中，也正是每一天的这些小生计，才构成了上海的历史与传奇。面对积极入党的蒋丽莉，王琦瑶不知道还能不能跟她做朋友，这一方面是因为共产党在她眼中都是高不可攀的，另一方面则因为“上海的市民，都是把人生往小处做的。对于政治，都是边缘人。”乜1他们都是着力于在柴米油盐上过日子的人，对政治没有什么看法。所以，四十年代的王琦瑶只顾着拍照、竞选，并且住进了爱丽丝公寓；五十年代的王琦瑶在平安里忙着帮人打针、跟朋友打牌、喝下午茶、“围炉夜话”；六十年代的王琦瑶总能在平凡的生活中做出几道美味的饭菜：在政治氛围极其浓厚的文革期间，王琦瑶的经历我们更是无从得知；到了八十年代，王琦瑶只顾与一群年轻人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都市生活。上海女人的功利虚荣、精明务实与上海的历史有着紧密的联系。上海在通商开埠后，发展为商业化大都市，这座城市的根深蒂固的商业化气质，使得上海市民尤其是上海女性具有了与经济直接相关的功利、虚荣的性格特点，女性天生的消费欲望在上海这个经济漩涡中更是得到了十足的表达，由此一来，功利虚荣的性格在上海女性群中扎下根来；像上海这样的移民城市，外地移民最初来到这里，必然面临着艰难的生活处境，在这种境况下，他们养成了一种精打细算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在上海人看来是一种会过日子的精明，因此，在当今上海经济如此发达，市民生活水平普遍非常高的情况下，上海人仍会把“精明”看作是过日子的必需品，如今已经不是为了度过艰难，而是这种“精明”俨然已经成为上海人的一种生活习惯；另外，上海自开埠之后就一直以经济中心的形象存在，北京是政治化、文艺化的，而上海就是商业化，在上海发展的过程中，物质文化与消费文化使得上海人在处世过程中形成了一种轻政治、重经济的心理，而这种心理也影响了上海人处世哲学的形成。2．2．3坚强勇敢，独立自主王安忆书写王琦瑶的日常生活，在其中包含了她对以王琦瑶为代表的上海小市【1]王安忆．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121【2】王安忆．长恨歌[M]．海口：南海出版社，2003．199．20 第2章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民顽强独立性格的肯定与赞叹。在王安忆的笔下，王琦瑶有过辉煌炫丽的时刻，也有过平平淡淡的幸福，她对生活、对时尚的敏感度也显而易见，但是，在这些细节的背后，王琦瑶的坚韧与顽强也凸显出来。伴随着上海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在西方绅士文化的影响下，上海男人逐渐跳出中国传统男女两性观的窠臼，富有了西方男人优雅、深情、体贴、关怀的性格优点，这与中国传统的大男子主义不同，是对我国传统男性绝对统治地位的一种挑战。于是，与“大男人”不同，上海男人逐渐被人们贴上了“小男人”的形象标签，继而，在上海“小男人”的体贴与关怀面前，上海女人成为“大女人”的代言人。而正犹如上海女人给大家留下的印象一般，“大女人”的性格的确可以在她们身上窥见。在现代语境下，“大女人”已经成为一个复杂的形容词汇，它与“小男人”相对，包括女性的精明、矫情、强势、干练、豁达等众多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大女人”甚至也指专注于事业的女性，但是，“大女人”有一个标志性特征那就是独立、坚强。王安忆笔下的王琦瑶一生除了给人打针这个尚可算作是事业的工作外，并没有在其他方面有所作为，但是在她的生活中，王琦瑶独立、勇敢、坚强的“大女人”性格显现出来。她有着弄堂小女儿的情态，她向往着功利，在成为李主任的外室后，住进了爱丽丝公寓，然而，李主任的离世让她的“海上繁华梦”破碎，在经历了爱丽丝的繁华与旖旎后，王琦瑶过上了白食其力的生活，尽管有李主任留给她的金条，但是正如前面所说，王琦瑶就是务实的，她知道金条还不到用的时候，在平安里她相继被康明逊、萨沙抛弃，但是怀着孕的王琦瑶仍然能坦然地接受一切，顽强地生下了薇薇。在文革到来的一九六六年，程先生因为承受不住压力选择了自杀，尽管王安忆没有给我们呈现王琦瑶在文革十年中的种种遭遇，但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未婚先孕的女性在当时不会受到好的待遇，这时，程先生的自杀更加突出了王琦瑶的强大与勇敢，在作品中，我们看到过王琦瑶对光阴即逝的感慨，却从没有见到过她对坎坷生命的感叹，她“在孤寂而艰苦的忍耐中，在人性上或许早早超越了男人”。n1从美丽动人的“上海淑媛”到光彩夺目的“三小姐”，从繁华虚浮的“爱丽丝公寓”到杂乱拥挤的“平安里”，从李主任的情妇再到薇薇的母亲，王琦瑶在最好的年华经历了最繁华的岁月，又在走出繁华之后遭遇了各种挫折，然而，上海女人王琦瑶总能坚强地面对，不折不挠，正如康明逊看来，王琦瑶身上有一种聪明和坚定，但“王琦瑶的聪敏和坚定却更激起他的怜惜，他深知聪敏和坚定全来自孤立无援的处境，是自我的保护和争取。”乜1而这就是王琦瑶的坚强、独立与勇敢之气。在王安忆看来，“上海的女性心里都是有股子硬劲的，否则你就对付不了这城市⋯王安忆．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97[2J王安忆．长恨歌[M]．海口：南海出版社，2003．171．21 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的人和事”。’13但是王琦瑶再坚强、勇敢终究没有摆脱悲剧的人生命运，如果说王琦瑶在亲情、友情还有爱情中的挫折经历，是她人生的一部分，不能算是悲剧的话，那么，最后王琦瑶的死则是真正的悲剧了，被杀是一个原因，死因则又是一个原因，在不到六十岁的年纪被自己的朋友因为金钱杀死，那真是何其悲哀啊。其实，在王安忆的一系列作品中，很少有人物最后死掉的情节，《荒山之恋》是一部，《长恨歌》又是一部，对于这个写法，王安忆认为，只有写出来有价值，她才会写。王琦瑶的故事是王安忆由一个在创作《长恨歌》很多年以前听到的故事虚构的，在那个故事里，一个名叫“戴厚英”的上海小姐在20世纪70年代被一个小流氓杀死了，于是，王琦瑶成为了当年上海小姐戴厚英的化身，而王安忆所要做的便是来虚构王琦瑶是如何一步步地认识小流氓并最后被杀的。在王安忆的虚构中，王琦瑶成为上海的代言人，她把上海这座城市被遮蔽的恒久的东西——时尚、小布尔乔亚情调、精明、功利、虚荣、务实、坚强等特质赋予在了王琦瑶的身上，让她在遭遇了种种之后死去，于是一个关于上海的故事也完美落幕。之所以说上海和女性构成了一种内在的统一联系，是因为王安忆在用一个王琦瑶的故事告诉我们关于上海的精神特质。上海，地处我国海岸线的中部，由于地理位置的优越，自鸦片战争后就一直成为殖民国家争夺的宝地，它的繁华与发展是以丧权辱国为代价的，西方先进物质与开放文化的涌入，带来了上海表面的光鲜亮丽：伴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上海作为我国的经济重心，炙手可热，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上海不断地饱受着战火的洗礼，经历着各种打击，上海这座城市的坚强气魄便在这一次次的沉重打击中展现出来，正如王安忆所说，在经历了历史的各种风吹雨打之后，旧上海会颓然倒地，然而上海的坚强就在于它会在“在旧上海的尸骸上又生长出一个崭新的上海!”乜1【11王安忆．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119．[2】王安忆，王雪瑛．形象与思想——关于近期长篇小说创作的对话[N]．文汇报，1995—07—02．22 第3章《长恨歌》与海派文学著名学者王德威曾在《海派文学，又见传人》中认为，王安忆在上世纪90年代意识到上海在她作品中的重要性，但是“由于历史变动使然，王安忆有关上海的小说，初读并不‘像’当年的海派作品。半世纪己过，不论是张爱玲加苏青式的世故讥诮、鸳鸯蝴蝶式的罗愁绮恨，或新感觉派式的艳异摩登，早已烟消瓦灭，落入寻常百姓家了。然而正是由这寻常百姓家中，王安忆重启了我们对海派的记忆。”。1。由于王德威的这篇文章，许多评论界人士开始把王安忆看做海派文学在当代的传人。本章力图在纵向层面上，深入讨论《长恨歌》与海派文学都市书写作品的相似性。3．1海派文学的发展传统“海派”一词最初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是用在绘画、戏曲等领域，大约在20世纪30年代，文学领域才有了“海派”的说法。在上海开埠后，随着其经济的发展，印刷业和出版业也逐渐兴起，一些文人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大量写作，并且作品质量严重下降，一如杜衡在《文人在上海》一文中说到的，上海的文人迅速写书，“一完稿便急于送出，没有闲暇搁在抽斗里横一遍竖一遍的修改”。拉1沈从文面对当时这种文学现象，相继在1933年、1934年写了《文学者的态度》和《论“海派”》等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商业化的文学，并且，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论，对他笔下的“海派”进行了定义：“‘名师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便成立了我们今天对于海派这个名字的概念”∞1，在其中，沈从文对这种现象的不满与抨击可见一斑，正因为如此，引发了之后“京派”与“海派”的论争。这里的“海派”指的是当时文坛上商业化的坏风气，是一个充满贬义之词。它并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流派，历史上并没有以“海派”命名的正式的文学团体。杨义在《论海派小说》中认为它“是一种租界文学，或洋场文学，是以特定的地域文化为依托的历史文化现象。”H1今天，我们所说的“海派文学”是当代学者借用20世纪30年代“京海之争”中的“海派”一词在上世纪80年代重新提出的文学概念。它与之前“京派之争”中“海派”的概念不同，此时，它的文学价值被发现，被重新估价和评价，甚至在80[1]-F德威．海派文学，又见传人[A]．见：现代中国小说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283[2]杨迎平．海派文学研究综述[J]．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37．t3]马逢样编．上海：记忆与想象m]．上海：文汇出版社，1996．E4]杨义．中国现代文学流派：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502．23 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年代末，有些学者加入了为“海派”正名的队伍。新时期开始较早研究海派的吴福辉先生在其《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一书中，更以《为海派文学正名》作为导言，从海派的现代质、海派的文化价值等方面重新对“海派”进行了定义，新“海派文学”的出现“反映了人们试图通过理解和认识往昔文化现象，来理解和认识今日的都市化和现代化所引起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和人生观等一系列变化而采取的一种策略。”“1然而，由于海派文学的特殊性，历来学者对它的界定也不尽相同，被囊括在海派文学之列的作家作品也因人而异，学者观点各不相同。从广义上说，最早被研究者界定为“海派文学”的是晚清的狭邪小说，其中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被看作是狭邪小说初具海派风格的最早的一部作品。它的写作风格具有典型的海派特征，秦瘦鸥更在《闲话“狭邪小说”》一文中把其称为“海派狭邪小说”。之后，由清末民初的言情小说发展而来的鸳鸯蝴蝶派成为海派文学的又一重要部分。在民国之后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的1912年至1917年五年间，鸳鸯蝴蝶派得到了充分繁荣的发展。但是，由于其作品内容的低俗性、思想的娱乐性，在“五四”新文学兴起后便成为其攻击与批判的对象。以《海上花列传》为代表的晚清狭邪小说和鸳鸯蝴蝶派小说满足了上海市民读者的阅读口味，具有浓郁的商业气息，但在写作手法上依然以中国传统的叙事方式为主，摆脱不了章回体小说的样式，因此，我在本文中要探究的“海派文学”是从张资平的创作风格转向海派开始的。鸳鸯蝴蝶派在长久的创作过程中一直追随社会的发展体现出商业化、娱乐性的特点，并以市民的阅读兴趣为中心，因此，即使一直遭受着来自“五四”新文学家的批判与非议，也一直持续发展到上世纪40年代。在鸳鸯蝴蝶派的影响下，一批作家嗅到了这种商业化气息，开始放弃了原先的创作风格，转向“海派”。张资平便是这批作家中的最初的一个。张资平与郭沫若、郁达夫等人一样，是创造社最初的成员之一，这个受到浪漫主义思潮影响的文学派别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强调文学的非功利性，而作为创造社元老级人物的新文学作家张资平则在商业化浪潮中与创造社决裂，走上了海派小说发展之路。从这之后出现的海派作家已经与前期的海派不同，有学者把此后的海派文学看作是“新海派文学”。新海派作家们没有承袭鸳蝴派的传统模式——“那种换汤不换药地胶着于章回小说体式，按儒家伦理观念铺排人物关系，追求故事性以迎合读者胃口的叙事修辞模式”，口1而是开始尝试以新的视角、方法、文学体式书写以上海为背景的故事。“新海派文学”实际上就是吴福辉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海派文学”：“第一，它[11李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4[21姚玳玫．想象女性[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39．24 第3章《长恨歌》与海派文学应当最多地‘转运’新的外来的文化。而在20世纪之初，它特别是把上一世纪末与本世纪之交的世界最近代的文学，吸摄进来，在文学上具有某种前卫的先锋性质。第二，迎合读书市场，是现代商业文化的产物。第三，它是站在现代都市工业文明的立场上来看待中国的现实生活与文化的。第四，所以，它是新文学，而非充满遗老遗少气味的旧文学。这四个方面合在一起，就是海派的现代质”¨1。它们以上海作为都市创作背景，在作品中表现出上海的繁华、时尚风貌以及上海市民的人生百态，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张资平、叶灵凤及其之后的新感觉派作家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还有在40年代出现的张爱玲、苏青等人，他们热爱都市，在作品中运用现代写作手法极力表现出上海的都市文化特质。在张资平的海派作品中，到处可以看到性欲的存在，鲁迅称其为“三角多角恋爱小说家”。早期在日本，张资平阅读了大量描写性爱的作品，这也成为他对三角恋爱小说如此“痴情”的原因之一，到了20年代末30年代初，为了迎合市民的阅读口味，张资平把男女之间的爱情故事写成低俗的情欲故事，在他的笔下，到处可见性欲和肉体，逐渐地，他在作品中增加了对人物性格、性心理的描写，写作风格开始转向自然主义，较之于之前的创作方法，这种描写手段是对具有“现代质”的小说的一种突破。当然，在创造社时期，张资平也创作过关于性爱描写的小说，但是这一时期的小说多与反映社会、批判现实相联系，符合创造社的文学主张，具有一定的积极性。而此时的张资平则是专写恋爱性爱小说，在商业化潮流中他的作品成为他赚钱的工具。尽管张资平自己宣称此时他的作品也是批判现实的，但是，作品中的性欲、淫乱彻底遮盖了张资平所谓的“批判”。同样作为创造社成员的叶灵凤，在后期创造社分裂后也转向了海派文学的创作，其作品具有非常鲜明的“都市先锋意识”，跟张资平一样，在他的作品中，男女之情、性爱是其创作的主要内容。与张资平的心理描写相比较，叶灵凤的作品中出现了心理分析的写法，比如《姊嫁之夜》、《浴》等作品中都运用了这种写法，在新感觉派形成之前，“叶灵凤是中国心理分析小说最早的推行者之一”。雎1另外，叶灵凤凭借他对都市的敏锐直觉，在创作时借鉴了西方现代派对都市及都市男女的刻画塑造方法，从这一点上看，叶灵凤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是与新感觉派相似的，以致一些学者把叶灵凤也看作是新感觉派作家。新感觉派最初兴起于上世纪20年代的日本，强调小说的创作要注重直觉、主观感觉，中国的新感觉派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受到日本新感觉派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是我国新感觉派的代表人物，然而中国的新感觉派与日本的不尽相同。在刘呐鸥、穆时英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更多地感受到新[11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姗．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3．Ⅲ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4925 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感觉主义的风格，但是在施蛰存的笔下，则有新心理主义的影子，例如，在《梅雨之夕》中施蛰存运用心理分析小说的形式把“我”的内心独自及心理活动赤裸裸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没有丝毫的遮掩。同样，施蛰存也是运用心理分析的方法描写了《在巴黎大戏院》中绅士的性心理和《魔道》中“我”的性幻想。在1927年日本新感觉派的主要阵地《文艺时代》停刊后，便有一部分成员的创作开始带有了新心理主义的风格，因此，我们说中国的新感觉派是结合了日本新感觉派成员不同时期的两种文学主张而自行发展起来的。在新感觉派对都市的描写中，无不体现着他们的特色，对作品的创作方式注重主观感受，并且在作品中多运用了现代化的创作手法一蒙太奇的剪辑手法、电影式的画面呈现、跳跃式的结构、心理描写及分析等表现了都市的繁华与糜烂。在新感觉派作品中，有繁华的都市生活也有堕落的都市男女，他们“在洋场的糜烂罪恶中寻觅五光十色的美”，J1因此，在新感觉派作家的极力描写中，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上海多是病态的，糜烂的。他们创作的首要特色便“是在快速的节奏中表现现代大都市的生活，尤其表现半殖民地都市的畸形和病态方面。”乜1在繁华都市的背后，上海也有痛苦、失落、绝望等阴暗的存在，那也是新感觉派作家对上海的理解，因为上海是“造在地狱上面的天堂”。31，新感觉派作家们塑造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在这些不同的人物身上却一致地表现了都市市民的孤独、寂寞、堕落与糜烂。譬如，在《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中，刘呐鸥直接用白描式的话语把都市人的精神状态表达出来——“尘埃、嘴沫、暗旧和马粪的臭气发散在郁悴的天空里，而跟人们的决意、紧张、失望、落胆、意外、欢喜造成一个饱和状态的氛围气。”H1穆时英则在《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中，把笔触伸到了夜总会，在那里刻画了五个因为不同原因失意的人：破产的金子大王胡均益；失恋的大学生郑萍；失了青春的过时的红舞女黄黛茜；对人生感到困惑的学者季洁；被辞退的一等书记缪宗旦。这些人都有着失意的生活，在精神上都是痛苦的，然而，他们消解痛苦的办法却是去夜总会，面对夜总会的繁华与喧闹，这五个极其烦恼的人疯狂地喝酒、跳舞，到最后，破产的金子大王胡均益在天亮时选择了自杀。在施蛰存的《石秀》、《将军底头》等心理分析小说中，主人公石秀、华将军都成了面对性欲而失去理智的一群人，在这里，施蛰存用性欲作代表，指出了都市在性欲、金钱、权势等诱惑下的糜烂与腐败。新感觉派作家笔下的这群上海人成为了畸形的享乐者，他们过着奢靡的生活，然而又会在享乐过后发现生活的痛苦和空虚。到了20世纪40年代，在上海沦陷区，当宣扬抗日、救国的抗战文学被日军占[11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586．【23严家炎．论新感觉派小说：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115．[31穆时英．穆时英小说全编：加．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234．㈣严家炎编选．新感觉派小说选：岫．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1026 第3章《长恨歌》与海派文学领上海、进入租界隔断时，张爱玲及苏青以其独特的书写方式创立了新的海派文学传统，在她们的作品中，到处是都市日常生活的影子：琐碎的生活小事、都市小市民的情感隐私等等，她们从民间日常生活的角度完成了对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的理解与建构。可以说，张爱玲、苏青在当时的这种独特写作方式迎合了沦陷区民众及汪精卫伪政权对文学的发展要求，并且与普通市民“不问政治”的态度相吻合，因此她们的这种写作方式受到了市民的欢迎。与新感觉派作家对都市酒吧、舞厅、夜总会等繁华场所的聚焦不同，张爱玲、苏青着力描写的是上海的街道、弄堂、闺阁等生活化的地方，她们关注的是上海普通市民的平凡生活。3．2《长恨歌》与海派文学的相似性当初，沈从文提出“海派文学”概念时并非专指上海的作家作品，海派文学的出现是多种社会历史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而当时社会上的商业化行为以及广大读者的阅读倾向是其形成的主要原因。读者与作者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关系，读者对于文学作品的消费驱动，使作者从中获得了商业性利益，进而促使了作品创作的繁荣发展。由于当时具有商业风气的作家大都在上海，因此“海派”一词被大多数人看做是上海的一种文学派别。事实上，伴随着上海城市的发展，市民经济不断兴起，上海市民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取向导致了大批具有海派风格的作家的创作焦点转向当时在中国乃至在世界上都具有明显都市性特征的上海，于是，海派文学逐渐发展成以上海为创作背景，描写、反映上海、表现上海的人生百态的文学类别。上海的都市性促进了海派文学的发展壮大，在都市发展过程中演变出来的商业化利益，是海派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同时，上海的都市性又成为海派文学的主要描写对象，海派文学与上海的关系是建立在其商业化和都市性上的。海派文学作为一个非正式的文学流派，从一开始就是脱离文学主流的，作为新海派文学的开启人物，张资平、叶灵凤是从创造社这个主流文学团体中分流出来的，张资平与叶灵风自从与创造社分离后，作品的社会性被浓厚的商业化色彩所代替。到了20世纪30年代，我国文坛上则充斥着一种“左翼”思潮，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繁荣发展，新感觉派作家则独立在“左翼”文学大潮之外，用自己的现代化手法与视角描绘了一个繁华、沉沦的都市。40年代的中国，处在抗日、救国的关键时期，当时的文学作品多是表现救亡图存的抗战文学，然而，上海沦陷后，张爱玲、苏青等海派作家形成了她们自己独特的市民文学。这些海派作家们独立在主流文学之外，脱离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从不同的角度以自己的形式共同完成了对上海的都市书写，形成了海派文学独特的发展脉络，也使得上海文学的发展有了多元化、商27 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业性的独特传统。上海文学的多元性、商业化等特征使得包括海派文学在内的上海文学成为一种开放融合的文学。由于受到上海商业化背景的影响，尽管众多海派作家的写作风格存在差异，但海派小说也有其共同的特点。自我国建国后到上世纪80年代的三十多年间，海派文学的发展被革命化文学浪潮隔断，上海的一系列都市风景线在文学作品中消失，直到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开放再次带动了都市文化在文学中的地位，而在此时期，王安忆作为一名上海作家，也开始关注上海，关注都市，创作了《流逝》、《米尼》《长恨歌》等都市文学作品，上海的弄堂、洋房、街道再次出现在读者面前，这些成为大家寻找海派文学记忆的重要线索，而王安忆对上海的个性化理解与书写成为其与海派文学的联结点。尽管，面对学术界对其作出的“海派”文学传人的评论，王安忆曾经给予否认。但就其作品本身而言，《长恨歌》与海派文学在都市书写上的确有其相似性，而这些相似性也是海派文学发展中的共同特点。3．2．1着力描写都市男女男女关系作为一种基本社会关系，是很多文学作品热衷于描绘的。海派文学作品中的男女是现代都市文明的享用者，他们在都市中生活，消费与享用物质发展与文化进步带来的社会成果。在上海发展的过程中，海派文学中的男女成为上海历史的见证者，他们的生活中弥散着上海都市的繁华与喧嚣。更为重要的是，在海派文学作品中，男女关系主要表现为男女之间情与爱的关系，男男女女在他们的爱恨情仇中审视着现代都市中的糜烂与颓废，亲历了上海的时尚与浮华。在认清了都市男女的重要性后，海派作家们通过男女关系透视了一座城市的历史与问题，反映了上海的世间百态。王安忆的《长恨歌》与海派文学之间的相似性首先表现在对都市男女的关注上。以性爱小说表现现代人性的张资平、叶灵风，对都市男女的书写主要架构在对虬陛”的描写上。在他们的笔下，两性关系是大胆的甚至是变态的。张资平的《飞絮》讲述了一个多角恋爱的故事，这种故事是他笔下三角多角恋爱小说最基本的模式。在叶灵风的作品中，多有被世俗鄙视的婚外恋情甚至乱伦之恋。譬如《女娲氏之遗孽》便描写了有夫之妇蕙与少年莓箴大胆相恋并产下私生子的故事；而《明天》中则讲述了叔叔对侄女畸形变态的性冲动；在《姊嫁之夜》中，叶灵凤则对舜华对姐姐的性心理进行了描写。在《白金的女体塑像》中，穆时英详细地用谢医生的视角描写了就医女子的身体，当女子脱下衣服做检查时，她的身体就犹如作品标题一般，是一座“白金的人体塑像”，当她躺下时，“她的皮肤反映着金属的光，一朵萎谢了的28 第3章《长恨歌》与海派文学花似地在太阳光底下呈着残艳的，肺病质的姿态。慢慢儿的呼吸匀细起来，白桦树似的身子安逸地搁在床上，胸前攀着两颗烂熟的葡萄，在呼吸的微风里颤着。”n1面对这样的女体，谢医生隐藏了多年的欲望被激发出来，于是在之后的短短时间里娶妻结婚。在《上海的狐步舞》中，富商的小妾既可以与“法律上的儿子”暖昧，又能够和珠宝商谈情说爱。新感觉派作家们在对都市男女的描写中，把上海市民繁华背后的虚无人生状态表现出来。女性与男性比较起来，更加阴柔、更加敏感，她们对城市尤其是上海这样一座女性化城市的感悟力比男性更加敏锐、更加准确。因此，在对都市男女的刻画描写中，海派文学又尤以都市女性为小说叙述的中心。在叶灵凤的大量作品中，他都以直接描写女性为主，《时代姑娘》里的秦丽丽、《未完的忏悔录》里的交际花、《浴》里的露莎等都是叶灵凤着意刻画的都市女性形象。张爱玲笔下的一群女性则成了金钱和爱情的牺牲品，《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女学生葛薇龙，《半生缘》里顾曼桢、《留情》里的淳于敦凤、《心经》里的段绫卿等都没有逃脱出金钱亦或是爱情的圈套。同样，苏青的作品中女性角色也尤为重要，作为一名女性作家，苏青以她独特的写作视角反映了一群都市女性的生活状态，例如在《烫发》中，苏青就运用独特的心理描写，把都市女性爱慕虚荣的性格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王安忆在《-K恨歌》中也没有逃离男女情爱这个世俗的作品主题，讲述了王琦瑶与李主任、康明逊、老克腊等人的情感纠葛，虽然在《长恨歌》中，王安忆对男女之情的表现没有张资平、叶灵凤等人的露骨、直接，但是在她的前期作品“三恋”系列及《岗上的世纪》中，王安忆对两性关系进行了大胆直接的描写，被看作是新时期文学的一次重要突破，她较早地冲破了世俗的约束，对男女性爱和欲望等禁忌性话题进行了挑战，她以自己的独特视角与观念表达了对男女关系的认识。3．2．2凸显上海的都市性正是因为张资平、新感觉派作家、张爱玲等人作品中对都市上海的书写，海派文学一直被当做都市文学的研究对象。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中对上海的都市文化背景进行了详细地介绍，并在叶灵凤、刘呐鸥、施蛰存、张爱玲等海派作家及其文本与都市文学之间建立起了联系。李今在《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一书中也是把海派文学放在了都市文学、都市文化层面上进行了研究。也正是基于海派文学的都市性，《长恨歌》才与其在都市书写上构成了另一种相似性。在上一章节中，我谈到，《长恨歌》是直接把上海作为描写的对象，王安忆更是[11穆时英．穆时英小说全编[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44529 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把上海来当作一个女人来写的。王琦瑶在那里成了上海的影子，《长恨歌》的真正主题是上海。在作品中，王安忆更是赤裸裸地采用了她认为最传统的写作方法，在作品的一开始便对上海的典型景物、人物——弄堂、弄堂中的闺阁、流言，弄堂上空的鸽子和弄堂中的王琦瑶们进行了细致地书写，通过这些具体的城市物象上海的精神文化也表露出来，上海的都市性以其特殊的方式呈现出来。当王琦瑶的时尚精神、生活情调、功利性、虚荣心等人物形象在那些点点滴滴的生活细节中表现出来时，上海被商业气息笼罩的都市性也在王琦瑶身上彰显出来。从张资平、叶灵凤到新感觉派及其之后出现的张爱玲等海派作家，都凭借各自的都市理解力对上海进行了书写。他们的笔下无一例外地以上海作为作品的城市背景，在他们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作者把笔触延伸到了上海的舞厅、交易所、饭店、弄堂等空间中去，通过对这些场所细致的描写，上海的社会形态在作品中展露出来。早期的张资平、叶灵凤受到市民阅读趣味和商业氛围的影响，在他们的作品中，大多地呈现了对“性”的描写，上海则成为“性爱”小说的实验场。到了20世纪30年代，新感觉派兴起，海派文学发展到第二个阶段，以刘呐鸥、穆时英等人为代表的新感觉派作家才开始真正把对上海的书写纳入到自己的作品中。它在张资平、叶灵凤与40年代的张爱玲等作家之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新感觉派作家把上海的舞厅、赛马场、咖啡馆、电影院、街道大楼等场景搬到了作品中，通过这些喧闹的场所、绚烂的灯光、快速的节奏等把上海的都市风景和都市文化性格营造出来。只看他们作品的名字：《都市风景线》、《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上海的狐步舞》、《街景》、《在巴黎大戏院》、《薄暮的舞女》，我们就能透视出上海的现代化都市风采，那真是“一个声光化电的奇幻世界”n3。穆时英笔下的夜总会、刘呐鸥笔下的“探戈宫”，都成为彼时上海的精神地；上海的繁荣、时尚、喧嚣及其背后的迷茫、阴暗成为他们书写上海的最好材料，上海的舞厅、电影院、洋房、赌场成为他们建构上海的最好空间。刘呐鸥的《都市风景线》把上海现代化的生活场所搬到了作品中，通过一系列小说构建了上海的“都市风景线”；在《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中，H与女人在喧闹的跑马场相遇，随后又去了吃茶店和跳舞场。在穆时英的((Pierrot>>中，夜上海是“光怪陆离”、繁华迷乱的；在《上海的狐步舞》中，浓郁的商业化、西洋化气息充斥在上海的大街小巷。施蛰存也在《春阳》中通过对南京路上人景物的描写，表现了繁华的南京路对婵阿姨的吸引力。而在40年代的沦陷区，上海在张爱玲那里演变成了一个个传奇。同样，苏青也用同样琐碎的日常生活建构了上海的都市面貌。张爱玲从小便出生在上海，她关注的是上海平凡人的日常生活，她通过及其细微的笔触对上海这个大都市中的一群普11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23730 第3章《长恨歌》与海派文学通人物进行了叙述。《封锁》中在电车上偶遇的都市男女、《琉璃瓦》中的姚源甫及其七个女儿、《心经》里的许小寒、《白玫瑰和红玫瑰》里的佟振保、《倾城之恋》中的自流苏和范柳原⋯⋯他们以及他们的生活都是张爱玲笔下的上海世界。因此，无论是哪个阶段的海派文学，尽管对上海的书写方式和呈现出来上海特色不一样，但是都能够凸显出上海的都市性，在海派作家对上海各色人物、各种生活的文学性解读中，上海的都市文化形态也都传达出来。3．2．3对日常生活的关注《长恨歌》与海派文学在创作上的另一个相似性表现在他们对日常生活的偏爱选择上，正如李今所说：“海派作家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他们不仅充分意识到了人的世俗性和世俗人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与那些宏大的神圣价值意义之间的分裂和冲突，而且把前者当作是真相。”Ⅲ于是，在海派文学作品中，作家们一致地表现出对政治的疏离和对日常生活的着重关注，尤其是张爱玲、苏青对日常生活的关注更加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当然，张资平、叶灵凤以及其后的新感觉派作家，也是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描写，来反映社会的。他们作品中的主人公多是上海的普通人，他们主要描写的也多是上海普通的事情，是与历史全然无关的，只不过他们的这种日常更加体现出上海的都市化，他们聚焦在都市的街道、舞厅，关注的是上海的五光十色，灯红酒绿。而张爱玲与苏青对日常的关注是与王安忆有着相似性的，这种相似就是对琐碎生活细节的关注，是深入到家庭生活内部去的。苏青与张爱玲在创作风格上有一定的相似性，那就是对琐碎、繁杂的日常生活的关注。在其代表作《结婚十年》中，苏青向读者详细地讲述了苏怀青从出嫁到离婚的种种细节，她以对柴米油盐、吵架赌气等生活琐事的描述构成了作品的主要内容。另外，她还有一大批关于婚姻、家庭生活题材的散文作品：《过年》、《豆酥糖》、《断肉记》、《吃与睡》、《做媳妇的经验》、《外婆的旱烟管》，这些作品标题真实、可感，它们不厌其烦地描写了关于男女、婆媳、买菜、做饭等细节化的事情，具有非常浓厚的日常生活气息。王德威把王安忆看作是“海派传人”，认为王安忆运用“绵密饱满、兼容并蓄”的叙述方式，在寻常百姓家的基础上，重新开启了我们对于海派文学的记忆。面对学术界对王安忆与张爱玲的对比研究，甚至把王安忆当作张爱玲的当代传人的观点，王安忆一直以来都是不认可的，并且写了《我不像张爱玲》、《世俗的张爱玲》等文章努力地撇清自己和张爱玲的关系，在她看来，张爱玲并非如学术界给她的评论那【11李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249．31 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么优秀，她跟张爱玲也是不一样的，至于学术界将她们放在一起研究的原因，在她看来，一是因为她们都是女作家，二是因为她们都写上海。尽管王安忆否认自己与张爱玲的关系，但是面对两人同样书写上海的作品题材，我们的确能从中找出她们在写作上的一种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暗合”。这种无意识的巧合既源于王安忆与张爱玲相似的生活经历：她们都生活在上海，对上海的文化、市民(尤其是女性)都非常的熟悉，并且深爱着上海这座城市；也源于两个人对日常生活相似的看法，“对市俗生活的热爱”也是王安忆认可张爱玲的一点，同时这也是海派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曾谈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又如，他们多是注重人生的斗争，而忽略和谐的一面。其实，人是为了要求和谐的一面才斗争的。”“1这段言论无疑是对张爱玲作品题材的最好解释，而王安忆则同样地多次提到自己的历史观，在她看来，历史是由日常生活构筑成的，小说也应以日常生活的形式表现出来。“我认为历史不是由事件组成的，我们现在总是特别强调事件，大的事件。我觉得事件总是从日常生活开始的，等它成为事件实际上已经从日常生活增值了。历史的变化都是日常生活里面的变化。”乜，的确，张爱玲、王安忆关注的上海是相似的，在她们眼中，普通市民的生活才是耐人寻味的。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到处都是普通人的衣食住行、柴米油盐的世俗故事，没有伟大的英雄，也没有宏大的历史事件，然而他们虽然只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口3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问世于民族危机极为严重的上世纪40年代，但是张爱玲仍能全然置真实历史于不顾，坚持对世俗生活的描写，其中到处可见张爱玲对家居、摆设、服饰、情爱的描绘。《长恨歌》也是锁定了王琦瑶的生活，作品中没有过多地描述大的历史背景，也没有塑造英雄人物，除了李主任之外，所有的人物都是普通的上海小市民，王安忆围绕王琦瑶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对她真实、自然的描绘、讲述中把王琦瑶以及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性格凸现出来。尽管从她们的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人生观、价值观是不同的。正如王安忆自己说的，张爱玲的创作是虚无的，而她则是那种即使知道前面是虚无也仍会过去看一看的，是理性的。然而，两个人在上海都市创作方面表现出来的相似性是王费}乙成为海派新人的最好证明。【11张爱玲．自己的文章[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5．134．【2铡颈．常态的王安忆非常态的写作——访王安忆[N]．文艺报，2002—01—15(2)【3]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四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174．32 结语在王安忆的眼中，上海生活着各色各式的上海人或外来人，但是最能够表现上海文化的却是生活在弄堂里的小市民，更准确地说是小市民中的女性群体，上海的精神和历史是能够在市民的普通日常生活中寻找到的，王安忆在《长恨歌》问世之后，又相继创作出了《妹头》、《富萍》、《桃之天天》等上海题材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王安忆描写的无一不是上海这座城市，尽管在这些作品，王安忆关注的是不一样的人物命运，但是上海的弄堂、女人等都是王安忆在这些作品中极力表现的。这是她对一座城市以及它的历史的独特理解与大胆书写。在《长恨歌》中，王安忆从自己对上海的理解出发，从弄堂、日常和女人的角度完成了对上海的都市性呈现。这种被认为是具有海派文学气质特点的写作方式，成为海派文学在新时期发展一个的开启点。的确，海派文学作为一个非正式的文学派别，经过了一个世纪的发展，在经历了张资平、叶灵凤、刘呐鸥、穆时英、张爱玲等众多作家风格迥异的书写阶段后，我们很难为海派文学明确地界定一个概念，但是其关于上海都市性的关注和写作是海派文学的一个明显标志。上海，自开埠后作为我国极富代表性的国际都市，一直受到文学家的青睐，顺其自然地成为众多作家的写作对象，在我国现当代作家对上海的不同书写方式中，王安忆以自己独特的理解和观照方式，成功地重新点亮了海派文学的光芒，重新开启了世人对海派文学的记忆。33 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参考文献书籍类：[1]王安忆．长恨歌[M]．海口：南海出版社，2003．[2]王安忆．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3]王安忆．重建象牙塔[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4]王安忆．香港的情与爱——王安忆自选集之三[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5]王安忆．王安忆说[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6]王安忆．寻找上海[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7]王安忆．小说家的十三堂课[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8]王安忆．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9]张爱玲．张爱玲文集[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10]杨东平．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11]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12]严家炎．论新感觉派小说[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13]马逢洋编．上海：记忆与想象[M]．上海：文汇出版社，1996．[14]刘呐鸥．刘呐鸥小说全编[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15]穆时英．穆时英小说全编[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16]杨义．中国现代文学流派[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17]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18]戴锦华．隐形书写——1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19]李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120]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Mj．毛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1]戴锦华．涉渡之舟一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22]王德威．现代中国小说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23]陈思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4]姚玳玫．想象女眭[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25]张爱玲．自己的文章[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5．[26]陈惠芬．想象上海的N种方法：20世纪90年代“文学上海”与城市文化身份建构[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7]吴义勤．彼岸的诱惑[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34 参考文献[28]陈晓兰．中西都市文学比较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29]吴义勤主编．王安忆研究资料[c]．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学位论文、期刊类：[1]许陈颖．独特女性视野观照下的上海——浅论《长恨歌》[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3．[2]刘军．论海派都市文学的市民世界[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06．[3]华霄颖．市民文化与都市想象——王安忆上海书写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7．[4]杨霞．论王安忆的“上海世界”——从《长恨歌》到《桃之天天》[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08．[5]吴芸茜．与时间对峙——王安忆论[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8．[6]李晓丽．论王安忆《长恨歌》的中国现代海派文学特征[D]．昆明：云南师范大学，2008．[7]孔丽．弄堂诗学——论王安忆城市小说[D]．曲阜：曲阜师范大学，2009．[8]罗岗．找寻消失的记忆——对王安忆《长恨歌》的一种疏解[J]．当代作家评论，1996，5．[9]许道明．海派文学的现代性[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3．[10]陈思和．营造精神之塔一论王安忆90年代初的小说创作[J]．文学评论，1998，6．[11]徐德明．王安忆：历史与个人之间的“众生话语”[J]．小说评论，2001，1．[12]王晓明．从“淮海路”到“梅家桥”——从王安忆小说创作的转变谈起[J]．文学评论，2002，3．[13]高秀芹．都市的迁徙——张爱玲与王安忆小说中的都市时空比较[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1．[14]李静．不冒险的旅程——论王安忆的写作困境[J]．当代作家评论，2003，1．[15]王安忆．我不像张爱玲[J]．语文世界：初中版，2003(Z1)．[16]张鸿声．文学中的上海想象[J]．文学评论，2005，4．[17]张晓峰．王安忆的历史想象：《流逝》与《长恨歌》差异性透视[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2(2)．[18]邓金明．海派文学与上海时间——以张爱玲、白先勇及王安忆为对象[J]．学术评论，2012，9．[19]崔志远．寻找上海——解读王安忆的《长恨歌》[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5(1)．[20]张旭东．王安忆与上海怀旧[A]．见：中国学术[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洪建妮．黄金枷锁下的女J陛悲剧——曹七巧的命运悲剧解读[J]．文艺生活，2013，336 致谢本论文的完成，得益于我的导师佘小杰教授从选题的确定、开题报告的准备到论文初稿与定稿过程中对我的指导与帮助，也得益于青岛大学文学院老师传授给我的专业知识，使我有了完成论文所要求的知识储备，在此对佘小杰老师及各位文学院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在这里，还要特别感谢研究生三年学习期间给我诸多教导和帮助并传授给我诸多人生知识的青岛大学文学院的段慧冬老师和其他各位老师，你们给予我的指导和教诲我将永远铭记在心!感谢和我一起生活了三年的同学、朋友，是你们让我的研究生生活充满了快乐与温馨的回忆!愿我们以后的人生可以更充实、多彩!愿我们的友谊长存!感谢我亲爱的同学们，谢谢你们在我研究生学习期间给予我的各种帮助!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父母、亲人!研究生学习的结束，预示着我18年求学生涯的结束，回首我的求学生活，他们给予了我无穷的动力与支持!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关爱与理解，才有了今天的我137 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系本人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研究成果。文中依法引用他人的成果，均已做出明确标注或得到许可。论文内容未包含法律意义上已属于他人的任何形式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本人已用于其他学位申请的论文或成果。本人如违反上述声明，愿意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责任和后果。论文作者签名：黼日期：9．．olor6月7Et学位论文知识产权权属声明本人在导师指导下所完成的学位论文及相关的职务作品，知识产权归属学校。学校享有以任何方式发表、复制、公开阅览、借阅以及申请专利等权利。本人离校后发表或使用学位论文或与该论文直接相关的学术论文或成果时，署名单位仍然为青岛大学。本学位论文属于：保密口，在年解密后适用于本声明。不保密口。(请在以上方框内打“4”)论文作者签名：驶建船导师签名：余、j、五日期：刊争年6月c}日日期：7．,oltpm6月／DEt(本声明的版权归青岛大学所有，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及任何个人不得擅自使用)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