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平凡的世界》之不平凡 --毕业论文

【标题】浅析《平凡的世界》之不平凡【作者】罗吉清【关键词】《平凡的世界》  不平凡  苦难意识  爱情  人物形象【指导老师】蒋键强【专业】汉语言文学【正文】 【标题】浅析《平凡的世界》之不平凡【作者】罗吉清【关键词】《平凡的世界》  不平凡  苦难意识  爱情  人物形象【指导老师】蒋键强【专业】汉语言文学【正文】 【标题】浅析《平凡的世界》之不平凡【作者】罗吉清【关键词】《平凡的世界》  不平凡  苦难意识  爱情  人物形象【指导老师】蒋键强【专业】汉语言文学【正文】 【标题】浅析《平凡的世界》之不平凡【作者】罗吉清【关键词】《平凡的世界》  不平凡  苦难意识  爱情  人物形象【指导老师】蒋键强【专业】汉语言文学【正文】 【标题】浅析《平凡的世界》之不平凡【作者】罗吉清【关键词】《平凡的世界》  不平凡  苦难意识  爱情  人物形象【指导老师】蒋键强【专业】汉语言文学【正文】 《平凡的世界》是一部全景式地展现中国当代城乡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这部花费了作家路遥整整六年时间、倾注了其全部心血和精力的、长达百万多字的文学巨著，不仅是一轴气势磅礴、意境深远的社会历史画卷，更是一支内涵丰富、令人回肠荡气的人生命运的交响曲。作者着重在平凡中透出其不平凡之处。他认为“作家最大的才智应是能够在日常细碎的生活中演绎出让人心灵震颤的巨大内容。……故事可以编，但生活不可以编;编造的故事再生动也很难动人，而生活的真情实感哪怕未成曲调也会使人心醉神迷。”[1]所以作品始终以一种平实的语言描述普通人的生活，让读者亲眼目睹体察转折时期农村青年一代的精神历程，集中体现在孙少安、孙少平两兄弟性格、命运的发展过程——追求时的挫折、生存时的困顿、奋斗时的艰辛，将“劳动与爱情、挫折与追求、痛苦与欢乐、日常生活与巨大社会冲突，纷繁地交织在一起，深刻地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2]一个时期以来，现实主义曾受到一些人的冷淡和责难，认为现实主义是简单的摹写现实，是对生活作镜子式的平面反映。路遥则认为，“在现有的历史范畴和以后相当长的时代里，现实主义仍然会有蓬勃的生命力。”“虽然现实主义一直号称是我们当代文学的主流，但和新近兴起的现代主义一样处于发展阶段，根本没有成熟到可以不再需要的地步。”“至于一定要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现代派创作方法之间分出优劣高下，实际上是一种批评的荒唐。从根本上说，任何方法都可能写出高水平的作品，也可能写出低下的作品。”[3]正是由于路遥对生活、历史、现实及创作本身有自己独特的认识，所以在近年来纷纭复杂的文学现象面前，他始终能够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尤其是在建构《平凡的世界》这部巨著时，能够审慎而果断地采用现实主义方法来从事创作，并“力图有现代意义的表现”。[4]《平凡的世界》以1975年—1985年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作为背景，描绘了中国农村广阔的生活画面，表现了普通人民群众在从动荡走向转折的历史时期所经历的贫困生活和坎坷命运，展现了他们为改变自身生活和命运走过的艰难历程。这部小说之所以被公认为严格的现实主义作品，不仅在于作品展示的大量生活细节、农村生活图画都相当逼真，而且在于作者从中精细深刻地刻划出了人物的心理、性格，写出了中国农民个体的和群体的命运。作品通过平凡的人物、平凡的情节和平凡的生活，体现出了平凡故事中不平凡的苦难意识，描绘出了平凡人物的不平凡爱情，挖掘出了平凡形象的不平凡意义 ，丰富着这部《平凡的世界》。 一、平凡故事中不平凡的苦难意识当路遥采着陕北高原的山丹丹，一身黄土，一路悲歌地步入文坛时，谁也不会忘记，他是以诚挚而纯情地表现人的苦难情怀而获得整个社会的青睐。在《平凡的世界》中, 路遥注重外在环境对人物人格魅力的塑造, 注重在苦难中凸显身处底层的平凡人物在逆境中奋起的不屈精神与挑战意识。在《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的人生追求无不充满挫折和苦难, 正是在一步一个脚印的苦难人生中, 孙氏兄弟的热情不减,在人生的搏击中不断成熟, 展示了非凡的精神境界和崇高的人格。他们在与苦难的顽强抗争中, 实际上是在有意无意地超越着传统的民间道德。《平凡的世界》始终贯穿着一种苦难意识, 主人公并没有因生活中有苦难就失去了理想, 就不去追求积极的人生价值, 相反, 苦难会激起他们自觉地以一种自强的方式超越苦难。这种苦难意识既源于物质世界的缺失, 但更主要的是精神求索的失落。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有五种不同层次的本能需要, 即生理、安全、归属和爱、自尊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这些需要如果得不到适当的满足, 都可能导致某种缺失性体验。童年生活的贫困、青少年时期精神求索的失落, 必将加重路遥的缺失性体验。而在《平凡的世界》中, 路遥的缺失性情感体验对创作是有积极意义的, 这主要表现在: 小说主人公超越人的物质追求, 追求精神上的自足自乐, 即以审美的自由精神追问缺失状态下的人的生命意义与价值。以自强精神超越苦难的人生态度在孙少平身上表现得最为充分。“他是在社会的最底层挣扎, 为几个钱而受尽折磨, 但他已不仅仅将此看作是谋生活——职业的高贵与低贱, 不能说明一个人生活的价值。恰恰相反, 自己经历千辛万苦而酿造出的生活之蜜, 肯定比轻而易举拿来的更有滋味——他自嘲地把自己的这种认识叫做‘关于苦难的学说’……”。 [5] 事实上，孙少平的“认识”，也就是路遥的“认识”。路遥的写作方式，简直就是一种苦难的方式。他说：“有时要对自己残酷一点。应该认识到不能重新投入严峻的牛马般的劳动，无论作为作家还是作为一个人，你真正的生命也就将终结。”[6]也许路遥的话讲得有些极端，但是它包含着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也就是陕北的那些被称做“受苦人”的普通劳动者的生活态度。他们把劳动当作自己的使命，把苦难当作自然正常的事情。路遥的关于苦难的叙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人生更内在更本质的那一面。在孙少平的身上, 兼有着健壮的体魄和破旧的衣衫, 自尊的信念与贫瘠的生活, 自强的气质与屈辱的地位等多种矛盾的冲突。把生活的苦难、残酷和卑微描写出来并不是路遥独有的特色, 许多作家都能这样做, 而能够把贫穷、窘迫写得如此无辜、纯洁，甚至可爱、可敬, 才是路遥的不同凡响之处, 这也是《平凡的世界》的魅力所在。同时, 在《平凡的世界》中, 苦难意识所关注的中心, 已超越个人自我的缺失, 进而感受到更为普遍的缺失, 此时个人的缺失性体验一方面是独特的、个别的, 另一方面这种独特个别的体验又是社会的、时代的、乃至全人类的, 这无疑是对传统的民间道德的超越与突破。人生充满了苦难, 而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更是如此, 有时, 与苦难的抗争是人的一种本能。文明社会给个体的人涂上各种政治色彩、文化观念, 而人的自然属性又挣脱种种束缚艰难地跋涉、前进。努力用人的自然属性的沃土, 培育歌颂文明社会的艺术之花, 这正是《平凡的世界》具有巨大的艺术魅力的奥妙所在。地主家庭成份的郝红梅和孙少平产生友谊, 这也是因为他们两人都是吃“三等饭”的穷学生, 不幸的环境, 生存的苦难, 人的自然属性( 吃饭)的相同, 使他们同病相怜, 相互怜爱了……在未下矿井前, 那些局长、部长的儿子们, 因出身高贵, 在孙少平面前显得分外的自尊、清高、孤傲。他们看不起出身卑贱, 一身穷酸气的孙少平。 可是, 当他们下到一片漆黑的井底时, “所有行进中的工人不由惊恐地互相拉起了手, 或者一个牵着一个的衣角。严酷的环境一刹那间便粉碎了那些优越者的清高和孤傲。他们明白, 在这里, 没有人和人之间的互相帮助, 是无法生存的”。“回到宿舍以后, 孙少平看见, 那些一直咋咋唬唬的干部子弟们, 此刻都变得随和起来。 有人开始给他递上了纸烟。两个钟头的井下生活,就击碎了横在贫富之间的那堵大墙”。 [7]路遥这是在生存苦难（自然环境对人生命的威逼之下）中，发现、开掘、提炼人性中善的东西。孙少平和他的师傅王世才的深厚友谊以及和他师母惠英的精神恋情，其深层的哲学思考，也是基于此。“只有劳动才可能使人在生活中强大。不论什么人, 最终还是要崇敬那些用双手创造生活的劳动者。”[8]由此看出, 对于文明社会把人异化, 路遥在这里寄寓了强烈的愤慨之情。他的这种对原始状态的热恋, 是由于对于人性的健康成长而引发出来的。 一切都是为了显示人的内在性, 寄托作者以及作品中主人公面对苦难时顽强抗争的精神。人类与苦难的抗争有时是处于主体的无意识状态中, 但更多的时候是自觉, 人类在与苦难的顽强抗争中寄托着自己的理想。《平凡的世界》文如其名, 描写了一群生活在陕北农村的普通青年人的人生追求和生活故事。作品通过主人公孙少平、孙少安兄弟及其他人物形象, 表现了改革前后一代城乡青年有理想、有抱负、不怕困难、勇于奋斗的精神风貌。孙氏兄弟的人生经历和他们与苦难顽强抗争的精神不仅集中体现了中国农民坚忍不拔、积极进取的传统美德, 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赋予其更丰富、更深刻的涵义。二、平凡人物的不平凡爱情爱情是文学创作永恒的主题，在《平凡的世界》中作者描绘了几对年轻人的爱情生活，其中最为感人的莫过于孙少平和田晓霞之间的爱情。田晓霞和孙少平同学三载，他们都喜欢读书看报谈论国家大事，相同的志趣使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高中毕业后孙少平回家作了小学教师，而田晓霞考上了黄原师专，他们的距离越来越远了，少平主动和她断了联系。直到少平后来到黄原揽工，在电影院门前他们的意外邂逅。这次相遇，田晓霞感到孙少平已经成为了一个可敬佩的人，他独立生活、独立思考，选择了一条艰难的个人奋斗道路，从此，他们便周末相会于晓霞父亲的那间窑洞里。真正的感情交流从这里开始，最后炽热的情感才把他们共同牵引到麻雀山背后的那棵梨树下。虽然田晓霞是大学生，父亲是地委书记，而孙少平只是一个揽工汉，但她热烈地爱着他。当孙少平到煤矿后，她掩饰不住自己的思念在日记中写到：“时时想念我那掏碳的男人。我为我的‘掏碳丈夫’感到骄傲。”[9]他们之间的爱情闪烁着浪漫的青春激情，是不受世俗干扰的理想式爱情，体现了作者在爱情观上的理想主义审美倾向。但这种爱情观却同现实的世俗生活有着强烈的冲突，他们的知识水平、家庭、工作差别太大了，以至于作者也无法把握他们的未来。当孙少平的师傅劝他找个对象时，他感叹到“晓霞！晓霞现在我越来越明白，我们是不可能在一块生活了” [10]。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人物流露出的悲观情绪。但他们都是作者着力塑造的理想主义形象，在他们身上寄寓了作者的理想主义的爱情观，作者不会让自己所坚守的美好事物毁灭。最后田晓霞为了救一名儿童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作者宁愿牺牲田晓霞也不会让他们分手。田晓霞的死是作者的理想主义爱情观和现实世俗生活冲突的结果，展现了作者面对世俗生活的冲击而坚守理想的悲壮情怀。另一位作者理想主义爱情观的体现者是田润叶。她和孙少安青梅竹马，这在彼此心中埋下了爱情的种子。长大后，润叶家越来越发达，父亲是大队书记，二爸又是县上的大官，她成了一名县上的教师，而少安家却越来越穷。但润叶并没有忘记少安，爱情的种子在她心中悄悄萌发，每次回家都到他家里看望他，“他俩总要在一起说许多话”，[11]直到她让少平捎信把少安叫到城里把那封表白的信交给他。润叶对少安的爱情是超越世俗的，虽然遭到父亲的反对，但她依然保持着这份爱。当听到少安突然结婚时，“她受到沉重的打击，她和自己心爱的人一块生活的梦想破灭了。她感到整个社会都一片昏暗。”[12]但她并没有因此就答应李向前的求婚。当因同情二爸的处境而被徐老汉误导不情愿嫁给徐向前后，她也并没有和他同房，仍然坚守着自己青春时的恋情。传统道德观念中对爱情的忠贞在她身上得到极至的体现。她身上寄寓了作者理想的爱情观，当李向前双腿残废后，润叶一反常态，主动担负起妻子的责任照顾李向前，和他真正生活在一起，并生了个儿子。当坚贞的爱情和做人的道义相冲突时，她选择了后者，表现出伟大的牺牲精神。路遥小说中的爱情显得纯洁而真诚，往往具有强烈的感染力。田润叶与孙少安，田晓霞与孙少平，这应该算是我们理解的真正意义上的爱情了，可是他们却没能有情人终成眷属。后来，孙少平之于惠英嫂，田润叶之于李向前。为什么纯粹意义上的爱情总是会夭折？这似乎体现出了路遥小说中的爱情带有很浓的道德意味。孙少平最后决定回到慧英嫂身边，几乎完全出于一种道德感，即要照顾师傅的遗孀。田润叶从来不爱李向前，在断腿之后却愿意与他生活一辈子，道德的色彩更浓，而爱情似乎还次之，绝非真正意义上的爱情。至于孙少安与李秀莲的爱情，也并不完全意义上的爱情，而是掺杂了诸如责任、家庭等观念的产物。这些似乎体现出了作家内心真诚地怀着这种道德观念、道德理想，作家相信用道德维系的感情是可靠的、圆满地，而纯粹的爱情虽美好却易逝。他似乎更看重基于道德“仁义”之上的爱情。三、平凡形象的不平凡意义  作为农民忠实儿子的路遥，始终以一个农民的身份，立场和感情，致力于为农民写作。不遗余力地用笔展现农村的沧海桑田，展现新形势投影在农村每一个阶层人心灵的微妙变化，披露当代城乡复杂多变的矛盾纠葛，展示普通人在历史进程中跋涉的曲折道路。(一) 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经过十年短暂而又漫长的路程，面对各种社会形态、生活形态和思想形态，百态而又交叉渗透的局面，他们固有的价值观、人生观也不可避免地经受着猛烈的冲击，他们开始重新思考生活的内涵、生命的价值，不再象父辈那样只求丰衣足食。他们受过教育，具有旺盛的求知欲、深沉的忧患意识、突破生活樊篱的勇气，渴望改变生活现状。由于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又由于社会经历了持久广泛地大动荡，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相互交往日渐广泛，加之农村初级教育的普及以及大量像孙少安、孙少平这样的初、高中毕业生插队或返乡加人农民的行列，使得城乡之间在各个方面相互渗透的现象非常普遍。这样，随着城市和农村本身的变化和发展，城市生活对农村生活的冲击，农村生活城市化的追求倾向，现代生活方式和古老生活方式的冲突，文明与落后，新的思想意识和传统观念的冲突等，“这一切矛盾在我们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意识等方面都表现出来，是那么突出和复杂，可以说是立体交叉桥上的立体交叉桥。”[13]正是在这种新旧矛盾的交织中，在城市与乡村的“立体交叉桥”上擅变诞生了孙少安、孙少平，他们代表了农村青年迫不及待的冲动和改变自身命运的渴望。 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中的高加林，也正是这矛盾的撞击中产生的人物形象，孙少安、孙少平则是作家将高加林的个性和灵魂深处的矛盾进行调合后孕育出的新形象。孙少安更多地继承了传统的勤奋务实，坚韧顽强，同时，艰难困苦的人生又赋予他不断抗争的品格。由于家境贫困， 小学毕业后他就不得不离开心爱的学校，决心“从此心平气静地开始自己的农民生涯”。他精明、能干、吃苦耐劳，很快展示出自己过人的胆识和才华，成为“村里少数几个让田福堂头疼的人”，受到普遍尊重。但即使这样，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他仍不能摆脱贫穷、困苦的纠缠，甚至为了社员利益多分了饲料田也被告发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见旧的生产方式不仅使农民无法解决温饱，更造成了思想上的禁锢，束缚住了手脚。而在改革大潮的冲击下，有胆识的孙少安终于闯出了一条致富之路，成为农民企业家。这种巨大的反差，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了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农村生活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孙少平却有着与高加林同样不甘平庸、勇于进取的灵魂，他有所选择地接受外部世界的现代意识和文化形态的影响。在孙少平奋斗、抗争的过程中，既体现出他内心具有永无息止的躁动和奔腾不息积极向上的冲劲。同时，又蜕尽了高加林的激进与虚狂，增添了一份敦厚与持重。他向往现代文明，追求远大的理想，渴望美好有意义的生活。他的选择与追求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农村优秀青年在改革的冲击下所重新确立的人生观、价值观，显示了新一代农民的出路。 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的农村和城市将会更大程度地交叉在一起。这就决定了生活在交叉地带的孙少安、孙少平，无论找到归宿与否，都不会再是单靠几亩薄田求得衣食不愁的老式农民，他们将随着现实生活的动荡，交又点的滑动不断地改变自己的位置。(二) 新与旧的冲突，城市与乡村的相互渗透，使孙少安、孙少平的性格既打上了传统民族文化积淀的烙印，同时又受新的思想意识所影响。这两位成长于封闭落后的高原山区的年轻人，是古朴质拙的黄土铸就了他们不屈不挠、顽强执着的意志，使他们拥有了非凡的献身劳动的精神；是奔腾悠肆的黄河培养了他们适应生活的能力。在各种困境和挫折中，他们从未逆来顺受，听从命运的摆布，而是以一种可怕的吃苦精神与困难和命运进行顽强的斗争。在精神上，他们永远处于一种奋发向上的状态，永远不会被灾难所征服。知识的积累，生活的锤炼，使他们目光远大，具有过人的才华和胆识，以自己不息的奋斗精神在平凡的生活中闪烁夺目的异彩。 孙少平是村里少有的“先生”，但在失掉这份体面的职业后，他毅然只身闯进黄原城揽小工，尽管历尽艰辛和屈辱，但他始终保持着农民的底色:善良、勤劳、质朴、富于同情心，重感情。同时他也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外部世界和现代意识的影响，并自觉地扩大了自己的生活天地，进人了另一个社会的大世界。对于人生他有自己的理解和追求:“我们出身于贫困的农民家庭——永远不要鄙薄我们的出身，它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将一生受用不尽，但我们一定要从我们的局限中解脱出来，从意识上彻底背叛农民的狭隘性，追求更高的生活意义。”[14]对于眼前的曲折和困苦，他也能够正确对待，并从中寻求促使自己奋进的力量:“我们处在社会的最底层，为了几个钱受尽折磨，但这不仅是谋生活命——职业的高贵和低贱，不能说明一个人生活的价值，恰恰相反，我很‘热爱’自己的苦难。通过血与火般的劳苦和精神洗礼，自己历经千辛万苦而酿造的生活之蜜，肯定比轻而易举拿来的更有滋味。”“毫不掩饰，我们想出人头地，想使自己对生活的认识达到更深的层次。如果我们连眼前这一点困难都无法克服，不具备起码的吃苦精神，我们将永远成为权力的奴仆和城市的雇佣军。”[15]这段关于痛苦的见解渗透了传统美德，也溶进了全新的认识，是对孙少平执着进取、奋斗不息的精神动力的最好诊释。孙少平正是凭着这种精神，在种种困苦、轻视、挫折、失意中一次次跌倒后又坚定地站起来;也正是由于这种精神使他平凡的足迹变得格外耀眼，使他富有强烈的感召力。他不断地追求，不断地探索，用行动预示世人，表明自己的价值。 与孙少平的冷竣和敏锐相比，孙少安则多了几分淳厚与温情。由于过早地挑起了家庭的重担，他深切地体会到贫乏的物质条件、落后的生产方式，以及窒闷的生活环境带来的苦难，因此，他摆脱困境，改变生活方式，掌握自己命运的愿望也就尤为强烈。他对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有着敏锐的感觉和清醒的认识:在社会主义制度陷入极左的灾难之秋，他出任生产队长，扩大猪饲料田，虽遭批判，却不能使他心灵驯服；进行责任田承包，打破旧生产方式，表现出过人的胆识；在砖厂破产后，贷款重振砖窑场，将事业拓得更宽……这一切无一不体现出他的魄力以及与命运挑战与现实抗争的精神。如果说孙少安变革生产方式的原动力仅仅是严重的物质匮乏所引起的一种恐惧和深切向往的冲动，那么当他事业有成后，这种冲动会伴随着物质的逐步充裕而渐渐转换成农民式的满足感和优越意识。但事实并非如此，物质的富足虽解决了吃穿用度的问题，但另一个问题却开始困扰他，这就是新型农民对生活、对人生的思考。尽管这是一种潜在的他自己都不曾认识的意识，但这种意识将促使他不断更新自我、完善自我。中国的农民由于受种种因素的制约，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的狭隘性。这种狭隘性导致双水村以刘玉升为代表的刚刚富裕起来的农民提出盖庙的计划，反映出他们感恩谢天的心态。而作为新型农民代表的孙少安，这时却请来了建筑师设计重建双水村学校，再次展现了他对中国农民命运和发展方向的超前意识和远大目光。孙少安建校与刘玉升盖庙之间这场不宣而战的较量，不仅是新与旧、科学与愚昧的较量，而且在更深层次指出了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在当前农村齐抓共管的重要性、迫切性。                                  (三) 爱情，是文学的永恒主题。路遥的作品中，主要宣扬的则是与传统伦理道德相冲突并洋溢着浓郁的人情味、充满真善美的爱情婚姻。孙少平在经受“失恋”的痛苦时，又能以豁达的胸襟、冷静地对待郝红梅与顾养民；当田晓霞这位门弟和身份都不知比他高出多少倍的知识女性向他表露爱意时，他能勇敢地冲破世俗的观念，大胆地与之进行心灵的交融和沟通。这种崇高的圣洁的感情激发着他的进取心和生活的热情。当晓霞死后，他依然按照生前之约，来到古塔山下，拖着沉重的脚步把一束野花献给晓霞的魂灵。而孙少安与田润叶自幼青梅竹马、感情笃深。成年后的田润叶将热烈而专注的爱情，毫无保留地奉献给孙少安，而孙少安却没能象弟弟一样冲破障碍，接受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而是让感情的冲动在理智的河床里沉静下来，转而与一个条件相当的山西姑娘组成家庭，生儿育女。《平凡的世界》中，对爱情主题的描写，既表达了对真善美的渴求，同时，又包含着更为广阔而深厚的社会内容，在少安少平以及他们朋友的爱情篇章中都从不同角度展现了人物精神生活的潜在层面:孙少安不计前嫌，从洪水中救起说过自己“坏话”的侯玉英；金秀对大学生顾养明腻味，感情却倾斜于作矿工的孙少平，而孙少平委婉地拒绝了她，是因为两个人之间的“差异太大了”，如果他接受了金秀的爱，让她来大牙湾工作，那“实际上等于把她毁了。”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他深沉地爱着大牙湾，而金秀决不会象晓霞那样理解他，只有曾是矿工妻子的惠英能够深切地了解矿工，能给他营造一个温暖的家庭。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孙少平这种背离初衷的选择，更多的是因为惠英那个失去男人的家庭需要他、依赖他，是出于一种相互的需求和他道义上“报恩”式的婚姻基础，而并非源于爱情，因此，婚后的孙少平能否过上令他身心愉悦，他所渴求向往的生活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而一直躲避田润叶灸热爱情的孙少安，虽然以草草结婚的方式走出了田润叶的爱情光圈，但他留给田润叶和李向前的却是名存实亡的家庭，是令人难堪窒息的生活，是无法摆脱的痛苦……这一切反映了在人们头脑中，旧的观念仍在一定程度上约束着人的行为，在这种旧观念没有得到彻底铲除之际，想要抛开世俗偏见和客观环境追求真挚纯洁的爱情，建立幸福美满的家庭，本身就有着重重的自身困扰和外界阻挠，这种复杂而矛盾的情感，正是蜕变期人们的痛苦和新生前的阵痛。青年一代的爱情取舍与民族文化和民族心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新的对爱情婚姻等等的认识正是从旧的文化积淀和传统道德中萌生的。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塑造的孙少平、孙少安两个人物形象，无疑是新一代农村青年的典型代表。积极顽强、勇于探索，不断战胜自我、超越自我是他们身上最闪光的共性。但同时，他们又是棱角分明的自己，在平凡的世界这广阔的天地中，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开拓、奋进，多角度、多方位地展现了青年一代在十年改革中跨越的艰难思想历程，也反映了社会纷芸万状的矛盾状态。孙少平是“立体交叉桥”上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中产生的最具特色的人物。农村古老的生活方式既培养了他坚韧不拔的毅力，同时，又使他产生不满足的心理。城市生活的冲击、科学文化知识的熏陶，使他强烈地渴求文明的生活和心智。但这种渴求却并未发展成一种毫无根基的好高鹜远，一种狂飘突进式的迫不及待。翻开他的人生履历，我们可以看到:从教书先生到小工再到煤矿工人，他并没有取得任何令世人眩目的成就，但他一步一个脚印，艰难而坚定地不断前行，以自己扎实稳健、铿锵有力的步伐奏出了最令人振撼的强音!孙少平是历史变革时期苦苦抗争的普通农民的代表，勤劳、正直、务实而有责任感。为了走出贫穷苦难的深渊，他忍辱负重，忍受着生活的折磨和精神的重负，这种难以忍受的痛苦使他迫切地希望改变命运，凭借自己勤劳的双手、远大的抱负开创出一条通往幸福生活的大路。他的奋斗历程充分展现了新一代农民非凡的创造力和深远的目光。 孙少安、孙少平经历了坎坷的旅程，但在广袤的大千世界中又显得平凡无奇；他们共同处于生活的激流中，共同经过平凡的人生搏斗，同亿万人一样在平凡的世界中发展变化，但是，平凡的世界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存在，正是因为他们激起的浪花，才成为一条永远奔腾汹涌的江河！四、结语路遥认为愈是挖掘普通人的精神、底蕴愈是能够表现时代生活的深层流动。因此，小说中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句子：“在最平常的事情中可能显示出一个人的伟大来”、“这黄土地养育出来的人，尽管穿戴土俗，但精人、能人如同天上的星星一般稠密。在这个世界里，自有另一种复杂，另一种智慧，另一种哲学的深奥。”这些话其实看作理解全书的引言。小说题名“平凡的世界”也是在强调表现作家的独特审美追求。《平凡的世界》是一部历久不衰的“常销书”。在读者中有着长久的影响力。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稳定的、“细水长流”的销量上, 更表现在对读者认同机制长期、深度的契合上。这种认同不是停留在愉悦、猎奇等较浅的层面上, 而是在人生观、社会观等深层价值观念上。通过一部书的凝聚, 个体或小群体的这些观念和感悟逐渐融合, 可能汇成一股“内力深厚”的社会性的文化力量。这正是 《平凡的世界》十几年来在读者中所展示出的“不平凡的力量”。80年代，路遥以刻画黄土高坡的陕北人沉重命运的小说《人生》和《平凡的世界》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影响了一代人的成长，后者获得茅盾文学奖。可见《平凡的世界》着实有其“不平凡”之处。在当下文坛，像《平凡的世界》这样关注现实、能够使我们产生共鸣的作品已经是微乎其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