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世界》中的悲剧意识

《平凡的世界》中的悲剧意识提要：《平凡的世界》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题材的小说，它曾获得第3届茅盾文学奖，并被誉为“第一部全景式描写中国当代城乡生活的长篇小说”[1]。在对《平凡的世界》的评论中，大多数文章都是从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或从人物性格的分析出发，本文拟通过《平凡的世界》中的时代以及个人命运的悲剧剖析，把握并传达出它所包含的悲剧意蕴。关键词：路遥；《平凡的世界》；时代悲剧；个人命运悲剧；悲剧意识一、时代悲剧:《平凡的世界》是当代著名作家路遥的代表作，主要以1975至1978年中国广阔的社会生活为背景，表现了普通人民群众在从动荡走向转折的历史时期所经历的贫困生活和坎坷命运。传统美学意义上的悲剧都离不开大悲大喜，离不开强烈的矛盾冲突。但现实生活中的悲剧往往没有矛盾双方剑拔弩张的对峙和你死我活的争斗。《平凡的世界》作为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巨著，突破了传统悲剧的局限，遵循生活本真，基本上不写大开大合的情节，大起大落的波涛，大悲大喜的情绪，而是通过平常人的平常生活，寓不平凡于平凡中，不幸于有幸，痛苦于快乐中，这才是平凡而真实的世界。即使是悲，悲中也会有喜，而不会悲到极致，悲得那么彻底。《平凡的世界》是一部“真正民族意义上的反思文学。”[2]它对10年浩劫这样一段历史生活进行反思，而不着意仅仅对一件事，一个人的批判。既然是反思文学，那么它批判的东西必然存在有不合理的方面，这种不合理的方面便酿成了那个时代的悲剧。10年浩劫发展到70年代中期，它的灾难性的后果便暴露无遗。中国广大农村那种普遍的贫困已是一个谁也无法回避的问题。勤劳本分辛苦大半辈子的孙玉厚一家的光景仍然那么“烂包”；醉心“革命”的孙玉亭整天只顾趿着破鞋四处闲逛，不管家里人吃不饱，穿不暖的困窘，还经常死皮赖脸到哥哥家要“救济粮”……农村地区到处充斥着贫困与饥寒。然而这又是一个酝酿变革，充满希望的年代。“四人帮”反动集团的覆灭，使中国大地恢复了一些活力与生机。而这个历史时代的特殊悲剧色彩，就表现在已进入新时期的人们，却依然受着极“左”思想的桎梏，双水村的党委组织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双水村人以满腔热情迎接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时，村里的党委组织看到了大势所趋，党支部书记为了显示对上级指示的拥护，也为了证明自己作为一个领导者的魄力，凭着个人英雄主义策划了大规模的炸山造田计划，不顾村里人的反对，武断地采取行动，结果却以悲剧收场…… 一场变革势在必行。双水村这样一个贫困落后的小山村是中国农村社会的一个缩影。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从这样一个烂摊子起步，就应该从贫困这个实际情况出发，因地制宜，而不宜走苏联的老路。但由于长期受苏联模式影响，党内思想僵化，形成呆板的经验主义、教导主义，把本应实施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看作是违反社会主义原则的“歪门邪道”，因而也就出现了如同双水村、石圪节公社出现的充满暴力的“劳教”农民的残酷作法。现实生活中的悲剧往往含有喜剧成分。在实行“劳教”过程中，由于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居然把疯疯癫癫只会说一句“世事要变了”的田二送去劳动改造。这实在让人啼笑皆非，但在这种喜的背后，蕴含的却是更深层次的悲。它让我们看到盲目干社会主义实际上反而偏离社会主义的轨道，把这段历史引向悲剧。[3]《平凡的世界》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历史性悲剧的画卷，真实而深刻地再现了中国在探索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所遇到的坎坷，预示着中国人民即将摘掉贫困的帽子。二、个人命运的悲剧：鲁迅说过：“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4]路遥小说的悲剧意蕴来自作家的悲剧审美意识和特定时期的现实生活，正是在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契合中，孕育出苍凉、悲壮的人生况味和沉雄、崇高的悲剧美。路遥笔下的爱情悲剧，既是社会悲剧，也是性格悲剧，在他们身上或多或少都有挣脱不掉的悲剧性格。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巨大惰力，理想与现实的反差，以及地位、身份的各种不同作用，最终酿成了他们的悲剧情节。　　（一）新农民的个人命运悲剧：生活的平凡而个性气质的不平凡，赋予了两兄弟深受女性的崇敬。在高中读书期间，少平不凡的气质，就受到出生高级干部家庭的田晓霞青睐。晓霞从小爱读书，善思考，对事物常有超出年龄的不凡见解和独立分析判断能力，长大后逐渐养成了豪爽、洒脱的男孩子性格。后来碰到打工的孙少平，从另外一个角度认识到仍是衣服破烂的孙少平没有被生活同化，言谈举止间都表明他已经是一个对生活有独到见解的人，随着交往建立起了一般人难以理的超凡脱俗的爱情。田晓霞在日记中写道：“我放纵我的天性，相信爱情给予人创造的力量。我为我的掏碳丈夫而感到骄傲。是的，真正的爱情不应该是利己的，而应该是利他的，是心甘情愿与爱人一起奋斗，并不断自我更新的过程，是完全溶合在一起的共同斗争。”可见，田晓霞对孙少平的爱之深，爱之切，以完全上升到一种新的境界。“他们破陈旧的爱情观，以最纯真的感情演绎并推动着现代意识的发展，追求的是心有灵犀，平凡的人格及自我尊严，他们的爱情是一种既给予又获取并在给予与获取的征途上实现自身、肯定自身、持正自身价值的共享状态”。　　然而，社会现实是残酷的：田晓霞，一个省委书记的女儿，省报记者；孙少平，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煤矿工人。在世俗的眼光看来，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们的结合无异与天方夜谭。路遥作为一个忠于生活的作家，从现实主义出发，迫于无奈含泪安排了悲剧结局—田晓霞在抢救落水儿童的英勇献身，令人惋惜。从而这个晶莹剔透的爱情故事在读者心中留下了永久的艺术魅力，也为整部作品笼罩上了更深一层的悲剧色彩。细读我们会发现孙少平是一个毫无爱情支配能力的弱者，他对爱情很无奈，他很清楚天晓霞对他只是一个青春童话，离开他是最终的必然，然而他又害怕，不愿晓霞离他而去，他爱的很懦弱！这就是社会以及性格所酿成的悲剧！正如恩格斯所言“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的产物。　　那么少安和润叶呢？恋爱时男女双方都具有清醒理智的头脑，他们关注的更多是婚后具有现实意义的世俗生活。即使热恋中，也只是悄声细语中进行情感的交流，他们的爱情就是一幅宁静温馨的家庭生活画面！但是，因为城乡差别、家庭环境的制约，少安性格的压抑，以及少安小农意识的局限，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时代的悲剧—相爱的人不能相爱，却只能能擦肩而过！少安“真找个没人的地方，一个人抱头痛哭一场！他多么幸福，亲爱的润叶竟然给他写了这样一封信；可他又多么的不幸，他不能答应和这个爱他的也是他爱的人一块生活！”留给读者的只是无尽的叹息。后来娶了秀莲以后，生活便取代了爱情，一切平淡了，生活便是真实的生活了。亲爱的秀莲 和少安一块经历了生活的种种苦与乐，帮少安跨过了生活的一道道坎坎。正当少安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突然一个晴天霹雳，秀莲因过度操劳而倒下了，再也不能和少安携手相依直到了老去了。从另一个层次，加深了全书的悲剧氛围。　　路遥笔下的少安、少平两兄弟的爱情悲剧真实地反映出生活的艰辛与痛苦，表现出作家的清醒冷静及其悲壮情怀。真正有功力的长篇小说不依赖情节取胜，惊心动魄的情节未必能写成惊心动魄的小说。作家最大的才智应是能够在日常细碎的生活中演绎出让人心灵震颤的巨大内容。而这种才智不仅要建立在对生活极其稔熟的基础上，还应建立在对这些生活深刻洞察和透彻理解的基础上。（二）女性形象的悲剧：路遥小说中女性形象灼灼闪光，有洋溢着现代文明气息的田晓霞，有闪烁着传统美德的刘巧珍，有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田润叶，也有质朴而善良的秀莲等。她们共同构成了多样的女性世界，从她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与失落中，我们感受到了一种悲怆之美。田晓霞是一个在生活上独立，自强，对待爱情她真挚，热烈，敢于反叛世俗的女性形象。她在日记中写到：“我放纵我的天性，相信爱情能给人创造力量，我为我的掏煤丈夫感到骄傲，是的，真正的爱情不应该是利己的，而应该是利人的，是心甘情愿的和爱人一起奋斗并不断的自我更新的过程。”孙少平和田晓霞的爱情完全证实了上面的话，地位、职业和生存环境的巨大差异，使得他与少平缺乏共同生活的物质基础，倘若让晓霞背叛少平而另结权贵，又损坏了晓霞的闪光之处。于是，作家悲痛地安排了她的殉职，以将她善良崇高的品质和她传奇浪漫的爱情放大，闪耀出悲壮凄惨的美！田润叶是路遥花费笔墨最多的女性形象，她身上既有传统女性的美，也不失现代知识女性的美。巨大的家庭差异葬送了她和孙少安青梅竹马的爱情。田润叶一直在嫁与不嫁上彷徨，挣扎。她割舍不断对少安的爱，但已注定了是不可能的。在家庭原因和政治原因的逼迫下善良的田润叶别无选择地嫁给了她不爱但深深爱着她的李向前。在答应婚事以后她又后悔万分，但又没有勇气退婚，传统女性的任命和懦弱在润叶身上充分显现。润叶的婚礼在她的眼里是一场爱情的葬礼，不但葬送了自己的爱，也葬送了李向前的爱。命运对贺秀莲这样朴实的农村妇女也不放过，她分文不取嫁给了贫困憨厚的少安，共同度过了最艰苦的岁月。当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可以舒口气享受事业成功带来的欢乐和荣耀时，她却积劳成疾、身患绝症而倒下了……路遥以对陕北黄土地上民生存的关注和体验弹奏了一曲令人肠断的悲歌。（三）农村政治家的悲剧：在路遥的小说中，其中的一个妙笔之处就是对农村政治家的塑造。由乡村基层干部组成了一道独具色彩的人物风景线。他们是农村各种政治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领导人物，以田福堂、孙玉亭、高明楼等为代表的农民政治家是“左倾”政治的牺牲品，是“左倾”思想枷锁下的奴隶，他们在时代的洪流里难以超脱农民的局限来认识现实，而只能愚昧地扮演了中国政治运动的悲剧角色。所以当出现谬误时，他们便毫无选择地给自己套上了社会流行的“左倾”思想的枷锁，不自觉地成为政治运动的玩偶。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他们的思维定式，使他们对党和领导极端的热爱和崇拜，毫不怀疑地执行着“左倾”的各种农村政策和指令，而且运用权术，维护自己的“权”和“利”。 田福堂是路遥塑造的农村政治家的典型。田福堂年轻时和孙玉厚一样是揽工的穷人，农村政策的变化，使他成为了村里的党支书。他喜欢权利，喜欢高高在上，喜欢别人听从他的指挥，因此生产体制改革后，他想到要和农民一样平起平坐的下地干活。便竭力抵制。当最终意识到无能为力时，他便自觉地退出了政治舞台。孙玉亭是“左倾”政策的忠实拥护者。他一方面高喊革命的口号，大搞农田基建；另一方面难以掩饰生活的困窘，穷得连双新鞋都穿不起，便用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聊以自慰。“左倾”的戕害，已使这位激情洋溢的革命家丧失了判断社会事物价值的能力，只会用空头的革命理论机械地裁定周围的一切。他又是村里最穷的一家，就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实在让人心酸，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时代的悲剧。路遥凭着对农村生活的深刻体验和对农村干部的特别关注，生动的刻画出了一个个被政治，社会和现实所扭曲而变了形的灵魂，在这些农村政治家身上，体现了路遥对农村现状的担忧与思考。三、悲剧意识：《平凡的世界》全景式地展示了中国西北部城乡的社会生活画面。整部作品在结构上采用了传统小说的树式结构，层次分明，人物间相互独立而又相互关联，在阅读节奏上张弛有度，具有鲜明的艺术魅力，洋溢着极强的地域色彩，从头到尾都刮着一股强烈的“西北风”。作者以一种严肃、深沉而又不失细腻、活泼的创作视角，将一个平凡而又真实的世界全面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因为真实，所以贴近生活；所以才吸引读者，才会使读者被书中的故事所打动，为书中的人物或喜或悲，从而产生共鸣，这种共鸣既来自于文字本身的魅力，更来自于作家对生活的真实感悟和理解。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路遥曾说：“最重要的是作家对生活、对艺术、对读者要抱有真诚的态度。否则，任何花言巧语和花样翻新都是枉费心机。请相信，作品中任何虚假的声音，读者的耳朵都能听得见，无病的呻吟骗不来眼泪，只能换取讽刺的微笑。”真诚的情感，不需千呼万唤，不需再三的表白，它会从作家的笔端自然地倾泻而出，而这种真诚的情感在本部作品《平凡的世界》中宣泄得最畅快，最能引起读者心灵共鸣，时代的悲剧、个人命运的悲剧都无不显示出平凡的世界中充满悲剧意识。注释：[1]陕西旅游出版社于2001年3月出版的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关于路遥的生平及著作简介[2]对《平凡的世界》（第一部）讨论会纪要的一评《一部具有内在魅力的现实主义力作》、《小说评论》杂志社出版，1987年第2期，第27页。[3]这些论述，曾部分参考胡绳《为什么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一文，该文见1987年3月5日《人民日报》。[4]《鲁迅全集》第一卷，第267页。参考文献：1、路遥:《平凡的世界》，华夏出版社1996年版。2、《人生》，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年版。3、《早晨从中午开始—(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4、肖云儒:《路遥的意识世界》，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5、黄建国:《论路遥小说的悲剧意识》，《兰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6、钟建波:《论路遥小说的悲剧情结和苦难意识》，《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