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平地一声雷，震动了锁井镇一带四十八村：“狠心的恶霸冯兰池，他要砸掉这古钟了！”那时，小虎子才十五岁，听得镇上人们为这座古钟议论纷纷，从家里走出来。宅院后头，不远有一条弯弯曲曲的长堤，是千里堤。堤上有座河神庙，庙台上有两棵古柏树。这座铜钟就在柏树底下，戳在地上有两人高。伸手一敲，嗡嗡地响，伸开臂膀一撞，纹丝不动。根据老人们传说，这座钟是一个有名的工匠铸造的。钟上铸满了细致的花纹：有狮子滚绣球，有二龙戏珠，有五凤朝阳，有捐钱人家的姓名住址，还有一幅“大禹治水图”。乡村里人们喜欢这座古钟，从大堤上走过，总爱站在钟前仔细看看，伸手摸摸。年代远了，摸得多了，常摸的地方，锃明彻亮，如同一面铜镜，照得见人影。能映出向晚的霞光，早晨的雾露，雨后的霓虹，也能映出滹沱河上的四季景色。不常摸的地方，如同长了一层绿色的釉子，紫黝黝的。小虎子听得说，要为这座古钟掀起惊天动地的大事变，一片好奇心，走上千里堤，看了一会子古钟；伸出指头蘸上唾沫，描画钟上的花纹。他自小就为生活忙碌，在这钟前走来走去，不知走过了多少趟，也没留心过钟上的花纹。心里想：“怪不得，好大的一座铜钟哩！也闹不清能卖多少钱，也值得这么大惊小怪！”他看完了钟，一口气跑下大堤，走回家去。一进门，听得父亲响亮的喊声：“土豪霸道们！欺侮了咱们几辈子。你想，堤董他们当着，堤款被他们吞使了。不把堤坝打好，决了口发了大水，淹得人们拿不起田赋银子，又要损坏这座古钟！”另一个人，是父亲的朋友老祥大伯的声音，说：“又有什么办法？人家上排户商量定了，要砸钟卖铜顶赋税。也好，几年里连发几场大水，这个年月，一拿起田赋百税，还不是庄园地土乱动？”小虎子听得两个人在小屋里唉声叹气，他扒着窗格棂一望，父亲坐在炕沿上，撅起小胡髭，瞪着眼睛生气。老人家听得老祥大伯说，猫着腰虎虎势势地跑前两步，手掌拍得膝盖呱呱地响，说：“我那大哥！这你还不明白？那不是什么砸钟卖铜顶田赋，他是要砸钟灭口，存心霸占河神庙前后四十八亩官地！”老祥大伯从嘴上拿下旱烟袋，扬起下巴眨巴着眼睛，想了老半天，豁地明白过来，呆了半天才说：“可也就是！自从冯兰池当上堤董，把官地南头栽上柳树，北头栽上芦苇。那林子柳树也多老高了。看起来他是存心不善⋯⋯”说到这里，就沉下了头去，把下巴拄在胸脯上，反来复去思忖了老半天，又猛地抬起头来说：“可谁又管得了？”父亲忽地把脸庞向下一拉，说：“谁又管得了？我朱老巩就要管管！”老祥大伯张开两条胳膊，往天上一挥一扬地说：“管什么？说说算了，打官司咱又打不过人家。冯兰池是有了名的刀笔，咱是庄稼脑袋瓜子，能碰过人家！”父亲听了直是气呼呼的，血充红了眼睛，跺着脚连声说：
“咱不跟他打官司，把我这罐子血倒给他！”朱老巩是庄稼人出身，跳跶过拳脚，轰过脚车，扛了一辈子长工。这人正在壮年，个子不高，身子骨儿结实，怒恼起来，喊声象打雷。听得说冯兰池要砸钟灭口，霸占官产，牙关打着得得，成日里喊出喊进：“和狗日的们干！和狗日的们干！”不知不觉，传出一个口风：“朱老巩要为这座古钟，代表四十八村人们的愿望，出头拼命了！”那天黄昏时分，朱老巩坐在河神庙台上，对着那座铜钟呆了老半天，心里暗想：“顶公款！就等于独吞，我不能叫冯兰池把四十八村的公产独吞了！”看看日头红了，落在西山上，夜暗象灰色的轻纱，从天上抛下来。他一个人，连饭也没吃，走到小严村，去找严老祥。老祥大娘正点着灯做晚饭，看见朱老巩走进来，低下头坐在台阶上。她说：“老巩！算了吧，忍了这个肚里疼吧！咱小人家小主的，不是咱自格儿的事情，管的那么宽了干吗！”朱老巩说：“一听到这件事情，我就心气不平。冯兰池，他霸道惯了！”老祥大娘说：“算了吧，兄弟！几辈子都是这么过来的，还能改变了这个老世界？”朱老巩说：“不，到了这个节骨眼儿上，咱就得跟他分说清楚！”说着话，看看天色黑了，严老祥还不回来，他又拿起脚走出来，老祥大娘叫他吃了饭再回去，他也没有听见，一股劲走回锁井镇。一进村，朱全富在街口上站着，看见朱老巩从黑影里走过来，往前走了两步把他拉住。拽到门楼底下，把门掩上攥住他的手，细声细气儿说：“大侄子！我有个话儿想跟你说说，听呢算着，不听扔在脖子后头算了。”朱老巩说：“叔叔说话，我能不听！”朱全富摸着胡子，抖着手腕说：“听说你要为河神庙上的铜钟，伸一下子大拇手指头，是真的？”朱老巩点着下颏说：“唔！”朱全富弯下腰，无声地合了一下掌，说：“天爷！你捅那个马蜂窝干吗？你爹和你爷爷，几辈子都是窝着脖子活过来，躲还躲不及，能招事惹非？哪有摁着脑袋望火炕里钻的？”朱老巩说：“我知道他厉害，可是人活百岁也是死，不如早死早超生，左不过是这么回子事了，反正人死了眼珠子是老鸹的。”朱全富摇摇头说：“唉！别，别呀，好汉子不吃眼前亏，那么一来，你就交上没好运了！”朱老巩和朱全富，在黑影里说了一会子话。朱老巩说：“叔叔！要说别的我听你。说这个，我主意已定！”说着，他放下朱全富，走出大门。回到家里也没吃饭，坐在炕沿上，扬着下颏出了半天神。等虎子和他姐姐吃完了饭，睡了觉，他悄悄地从门道口扯出那把铡刀，坐在板凳上，在磨刀石上磨着。在夜里，小虎子睡着睡着，听得磨刀的声音。他从被窝里伸出头来，睁开大眼睛，趴着炕沿一看，父亲眯缝起眼睛，在一盏小油灯下，悄悄地磨着铡刀，磨得刀锋在灯光下闪亮。朱老巩看见虎子睁着大眼睛看他，鼓了鼓嘴唇，说：“唔！虎子！明儿早晨，你站在千里堤上看着。嗯，要是有人去砸钟，快跑回来告诉我。嗯！”小虎子点着头听了父亲的话，眨巴眨巴眼睛，又把脑袋缩进被窝里，他还不
理解这是一回子什么事。第二天早晨，他早早起来，抱着肩胛足了足劲，走上千里堤。他学着大人，把手倒背在脊梁后头，在杨树底下走来走去，走了两趟又站住，张眼看着眼前这条长河。眼前这条河，是滹沱河。滹沱河从太行山上流下来，象一匹烈性的马。它在峡谷里，要腾空飞蹿，到了平原上，就满地奔驰。夏秋季节涌起吓人的浪头，到了冬天，在茸厚的积雪下，汩汩细流。流着流着，由南往北，又由北往东，形成一带大河湾。老年间在河湾上筑起一座堤，就是这座千里堤。堤下的村庄，就是锁井镇。锁井以东不远就是小严村和大严村，锁井以西是大刘庄和小刘庄。隔河对岸是李家屯。立在千里堤上一望，一片片树林，一簇簇村庄，郁郁苍苍。小虎子一个人在那里站着，听见林子北面芦苇萧萧地响起，秋风起来了！可是村里没有柴草，田地上没有谷捆。泛滥的河水，在原野上闪着寒光。西北风吹起了，全家大小还没有遮冬的衣裳。他搂起双膝，坐在庙台上想睡一刻。河风飘着白色的芦花吹过来，吹得大杨树上的叶子红了黄了，卜棱棱地飘落。白色的芦花，随风飘上天空。他迷迷糊糊看着堤坝上的枯草，在风前抖颤，身上更觉冷嗖嗖的。正在睡着，堤岸那头走过两个人来，说话答理儿走到跟前。他们把油锤和盛干粮的褡裢放在庙台上，每人抽起一袋烟，吧嗒着嘴唇围着铜钟看。这时小虎子一下子从梦里跳起来，楞着眼睛看了看，返回身跑下千里堤，跑到家里拍着窗棂喊：“爹！爹！砸钟的扛着榔头来了！”朱老巩又在磨着一把大斧子，听得说，裂起嘴唇用拇指试了试刀锋，放在一边，皱起眉头想了想，拿起脚走上大堤去。他弯下腰，直着眼睛看着那两个人，压低嗓音问：“你们来干什么？”铜匠是两个小墩子鼓儿，翘起下巴看着朱老巩说：“砸钟！”朱老巩问：“钟是你们的？”铜匠说：“花了钱就是俺的。”朱老巩往前走了两步，又问：“你钱花在谁手里？”铜匠说：“花在冯堤董手里。”这时朱老巩怒气冲冲，大声喊叫：“你钱花在冯堤董手里，去砸冯堤董。看谁敢动这座古钟一手指头！”他登时红了脖子脸，气愤鼓动着胸脯。铜匠瞪了他两眼，故意不理他。两个人悄悄吃完了干粮，脱下蓝布棉袄，提起油锤就要砸钟。朱老巩二话不说，叉开巴掌，劈脖子盖脸打过去，说：“去你娘的！”一巴掌把铜匠打了个大斤斗，滚在地上。铜匠爬起来一看他这个架势，不敢跟他动手，转身跑下千里堤去叫冯兰池。当时冯兰池才三十多岁，是锁井镇上的村长，千里堤上的堤董，长得长条个子白净脸。穿着蓝布长袍，青缎坎肩，正在大街上铺子门口站着，手里托着画眉笼子，画眉鸟在笼子里叫着。他正歪着头，眯缝着眼睛品鸟音。听说朱老巩阻拦卖钟，左手把衣襟一提，一阵风走上千里堤，从老远里就喊：“谁敢阻拦卖钟，要他把全村的赋税银子都拿出来！”朱老巩看冯兰池骂骂咧咧地跑了来，走前几步，把两条胳膊一绷，拍起胸膛说：“我朱老巩就敢！”冯兰池把画眉笼子在柳树上一挂，气势汹汹地扭起脖根轴子问：“谁他娘裤裆破了，露出你来？”
朱老巩听冯兰池口出不逊，鼓了鼓鼻子，摇着两条臂膀赶上去，伸手抓住冯兰池的手腕子，说：“姓冯的，你把话说小点！”他瞪起眼睛，鼓起胸膛气得呼呼的。这是人命事，四十八村的人们，听得说朱老巩和冯兰池为要这座钟，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一群群一伙伙，缕缕行行地走了来。不凉不酸的人，来瞧红火看热闹。心气不平的人，来站站脚助助威。堤岸上大柳树林子里，挤得乌压压的，人山人海。暗下里议论：“看他们霸道成什么样子了？”“骑着穷人脖子拉屎？看不平了就上手呀！”有一个弯着腰的白胡子老头说：“有胆量的人，要为四十八村的人抱不平了！”小虎子站在庙台上看着，心上敲起小鼓儿，害怕闹出大事来。听得人们谈论，觉得父亲干得好，攥着两只拳头，心上一直鼓着劲。朱老巩睁大了眼睛，看了看四周围热情的乡亲们，合住虎口把冯兰池的手腕子一捏，说：“姓冯的！你来看⋯⋯”他扯起冯兰池走到铜钟跟前，手指戳着钟上的字文说：“钟上明明刻着：‘⋯⋯大明朝嘉靖丙午年，滹沱河下梢四十八村，为修桥补堤，集资购地四十八亩，恐口无凭铸钟为证⋯⋯’你不能一人专权出卖古钟！”他越说越快，直急得嘴上喷出唾沫星子。一句话戳着冯兰池的心尖子，他倒竖起眉毛，抖擞起脸庞，麻沙着嗓子说：“唗！住口！铜钟是我锁井镇上的庙产，并不关系别村的事。你朱老巩为什么胳膊肘子往外扭？好事的人们在钟上铸了字文，居心讹诈！”他这么一说，气得朱老巩暴跳如雷，摔过他的右手，又抓起他的左手，说：“呔！胡吣！仗着你冯家大院里财大气粗，要霸占官产⋯⋯”他抡起右手，往大柳树林子上画了个大圆圈。冯兰池看朱老巩恼得象狮子一样，心里说：“他真个要想推这个横车！”镇定了一下精神，把辫子盘在帽盔上，把衣襟掖在腰带里，撇起嘴来说：“不怕你满嘴胡吣，现有红契在手。”他伸手从衣袋里掏出红契文书。朱老巩一见四十八亩官地的红契文书，眼里冒出火星子，啪地一声，向红契文书抓过去。冯兰池手疾眼快，胳膊一抽，把红契文书塞进怀襟里。朱老巩没抓住红契文书，拍了拍胸膛，说：“河神庙前后四十八亩庙产，自从你当上堤董，凭仗刀笔行事，税成你冯氏的祖产。冯兰池呀冯兰池！今天咱四十八村要跟你算清老帐，要是算不清楚，我叫你活不过去！”冯兰池一听，脸上腾地红起来，老羞成怒，猛地一伸手捋住朱老巩的领口子。他瞪起大眼睛，唬着说：“朱老巩！你血口喷人，不讲道理！有小子骨头你来，试试！”冯兰池说着火起来，五官都挪了位置。把朱老巩从长堤上拽下来，拉到大柳树林子里，四十八村的人们围护着跟到大柳树林子里，两个人一递一句地动了交涉。冯兰池满口唇舌遮掩，搁不住朱老巩利嘴揭发，翻着冯家的老帐簿子，一条一理地数落，羞得冯兰池满脸飞红。朱老巩摆脱了他的手爪，四十八村的人们拥拥挤挤地围随着。冯兰池举起手，指挥铜匠说：“来！有我一面承当，开锤砸钟！”这时，小虎子在一边看着，又气又急，两眼睁得圆圆。看冯兰池象凶煞似的，父亲一点也不让他，由不得眼角上掯着泪珠，攥紧两只拳头撑在腰上，左右不肯离开他的老爹。四十八村的人们，对着这个令人不平的场面，掂着手可惜这座古钟的命运，替朱老巩捏起一把冷汗。铜匠刚刚举起油锤要砸钟，人群里闪出一个
人来。这人宽肩膀大身量，手粗脚长，手持一把劈柴大斧，横起腰膀走上去，张开大嘴说：“你砸不了！”这时，四十八村的人们一齐抬头看，正是严老祥。朱老巩见严老祥来了，也慌忙跑回家去扯出那片铡刀，一行跑着，大声喊叫：“老祥哥！可不能让他们砸了这座古钟！”喊着，又跑回大堤上。铜匠脱了个小打扮儿，又举起油锤砸钟。朱老巩猛地跑上去，把脑袋钻在油锤底下，张开两条胳膊，搂住古钟说：“呸！要砸钟？得先砸死我！”小虎子一看，油锤就要落在他父亲的头上。他两步窜上去，搂住父亲的脑袋，哭出来说：“要砸我爹，得先砸死我！”铜匠干睁着大眼看着目前的架势，不敢落下油锤。四十八村的人们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危急的场面，偷偷地落下泪来。朱全富说：“天爷！瞎了我的眼睛吧，不要叫我看见。”老祥大娘哭出来说：“咳！欺侮死人了！”小虎子两只手抹着眼泪，他想不到父亲披星星戴月亮地做了一辈子长工，最后落到这步田地上！冯兰池还是坚持要砸钟，嘴上喷着白沫，说出很多节外生枝的话。他说：“官土打官墙，大铜钟是全村的财产，砸钟卖铜顶公款，官司打到京城，告了御状我也不怕！”朱老巩反问了一句说：“锁井镇上，大半个村子的土地都是你冯家的，顶谁家的公款？”这时他眉棱一横下了决心，闪开衣裳，脱了个大光膀子。小辫子盘在头顶上，挽了个搪扭儿。叉开腿把腰一横，举起铡刀，刀光晃着人们的眼睛，张开大嘴喊：“大铜钟是四十八村的，今天谁敢捅它一手指头，这片铡刀就是他的对头！”老祥大伯也举起劈柴的大斧，说：“谁敢捅这铜钟一手指头，日他娘，管保他的脑袋就要分家！”冯兰池冷睁眼一看，他怔住了。朱老巩和严老祥，就象两只老虎在他眼前转。冯家大院里虽说人多势众，也不敢动手，只得打发人请来了严老尚。严老尚绰号严大善人，这人气魄大，手眼也大。庚子年间，当过义和团的大师兄，放火烧了教堂，杀了外国的传教士，在这一方人口里有些资望。乡村里传说，这人骨头很硬，有一天他正在开着“宝”，开到劲头上，用大拇指头捺上了一锅子烟，说：“嗨！递个火儿来！”旁边一个人，用火筷子夹了个红火球来，问：“搁在哪儿？”严老尚把裤角往上一捋，拍起大腿说：“放在这儿！”那人咧起嘴角说：“嘿！我娘，那能行？”严老尚把眉毛一拧，仄起头来，指头点着大腿说：“这，又有什么关系！”红火球在大腿上一搁，烧得大腿肉嗤溜溜地响，他声色不动。这个大高老头子，弓着肩提着条大烟袋，走上千里堤。看见朱老巩和严老祥逞着打架的式子，捋着他的长胡子，笑花了眼睛说：“这是干吗？青天白日在这里耍把式，招来这么多的人看热闹，你看这不象玩狗熊？”朱老巩气愤愤地说：“我看看谁敢损坏这座古钟？”严老祥也说：“谁要损坏这座古钟，他就是千古的罪人！”严老尚冷笑一声，说：“哼哼！狗咬狗两嘴毛！”伸出右胳膊，挽住朱老巩的左手，伸出左胳膊，挽住严老祥的右手，说：“一个个膘膘楞楞的，一戳四直溜的五尺汉子，打架斗殴，不嫌人家笑话？”说着，望着严老祥瞪了一眼。严老祥给他扛过长工，见严老尚拿眼瞪他，垂下头不再说什么。他
们两人跟着严老尚走到大街上荤馆里，严老尚叫跑堂的端上酒菜。这时，小虎子还是一步不离地跟着他爹，心里扑通乱跳，又是害怕，又是激愤。严老尚嘴唇上象抹上香油，比古说今，说着圆场的话。朱老巩坐在凳子上喝了两盅酒，听得漫天里当啷一声响，盯住哆哆嗦嗦地端着杯子的手，静静楞住。又听得连连响了好几声，好象油锤击在他的脑壳上。大睁着眼睛，痛苦地摇摇头，象货郎鼓儿。冷不丁地抬起头来，抖擞着两只手说：“咳！是油锤砸在铜钟上，铜钟碎了！”朱老巩明白过来，是调虎离山计，一时气炸了肺，眼睁睁看着严老尚，吐了两口鲜血倒在地上，脸上象蜡渣一样黄。严老尚装着也一本正经地拍着桌子大骂：“这他娘的是干什么？掘坟先埋了送殡的！给朱老巩使了调虎离山计，又掀大腿迈了我个过顶。”说着，把大袖子一剪，就走开了。这时，严老祥慌了神，猫下腰抱起朱老巩，说：“兄弟！兄弟！醒醒！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事情摆着哩，三辈子下去四十八村的人们也饶不了他们！何必动这么大气性。”小虎子流着泪，连忙给他老爹捶腿捏脖子。朱老巩垂下头，鼻子里只有一丝凉气。严老祥看他一下子还醒不过来，两手一抄把朱老巩挟回家去。这场架一直打了一天，太阳平西了，四十八村的人们还在千里堤上怔着。眼看着铜钟被砸破，油锤钉着破钟，象砸他们的心肝一样疼，直到天黑下来，才漫散回家。这天晚上，滹沱河里的水静静地流着，锁井大街上死气沉沉，寂寞得厉害，早早没了一个人，没了一点声音。人们把门关得紧紧，点上灯坐在屋子里沉默着，悄悄谈论着，揣摩着事情的变化和发展。在那个年月里，朱老巩是人们眼里的英雄，他拼了一场命，并没有保护下这座古钟，没有替四十八村的人们争回这口气。他们的希望破灭了，只有低下头去，唉声叹气，再不敢抬起头来了。朱老巩躺在炕上，一下子病了半月，炕上有病人，地下有愁人。那时母亲早就去世了，小虎子和姐姐成天价围着炕沿转。日子过得急窄，想汤没汤，想药没药，眼看病人越黄越瘦。那时姐姐才十八岁，青春的年岁象一枝花。她看着父亲直勾勾的眼神，心里害起怕来。朱老巩斜起眼睛，看了看闺女，伸手拍拍炕沿，说：“闺女！娘没了爹疼你们，舍不得你们！可是我不行了！”他凝着眼神，上下左右看了看姐姐。又说：“闺女！你要扶持兄弟长大！”又摩挲着小虎子的头顶说：“儿啊！土豪霸道们，靠着银钱土地剥削我们一辈子，压迫我们一辈子。他们是在洋钱堆上长起来的，咱是脱掉毛的光屁股鸡，势不两立！咱穷人的气出不了，咳！我这一辈子又完了！要记住，你久后一日只要有一口气，就要为我报仇，告诉人们说，我朱老巩不是为自己死去，是为四十八村人的利益死去的！”他说到这里，眼神发散了，再也说不下去。小虎子和姐姐趴在炕沿上，哭得泪人儿一般。朱老巩看孩子们哭得痛切，一时心疼，吐了两口鲜血，一个支持不住，把脑袋咕咚地磕在炕沿上。他失血过多，一口气上不来，就把眼睛闭上了！姐姐和弟弟扑在父亲身上，放声大哭起来。这天晚上，严老祥一句话也没说，把脑袋垂在胸脯上，靠着槅扇门站着。到了这刻上，他两手搂住脑袋，慢吞吞地走出来，坐在锅台上无声地流着眼泪⋯⋯听孩子们哭得实在悲切，又一步一步地走进小屋，蹲在朱老巩头前，凄切地说：“兄弟！你带我一块回去吧！我对不起你，后悔拦着你，没叫你闯了关东。你在九泉下放心
吧！你白死不了，人们知道你是为什么死的，我们受苦人将子子孙孙战斗在千里堤上！”２三十年以后，在一年的春天，从关东开进第一一二次列车，直向保定驰来。列车通过一座长桥，轮声隆隆，车身震荡，汽笛一吼，把朱老忠从梦里惊醒过来。猛地一起身，没站住脚又趔趄了两步，倒在座椅上。同车的人们，以为他得了什么病，一齐扭过身来看。说：“他是怎么了⋯⋯”这时候，一个中年妇人急忙走过去，搡着朱老忠的肩膀说：“醒醒儿，你是怎么了？”见朱老忠满脸通红，睫毛上吊着泪珠子，忙递过一块花条子粗布手巾，说：“快擦擦，你看！”那妇女有三十六七岁年纪，高身干，微褐的脸色，满脑袋黑油油的头发。说话很是干脆响亮，一腔外路口音。朱老忠摘下毛毵毵的山羊皮帽子，把老羊皮短袄的袖子翻卷过来。敞开怀襟，小褂没结着扣儿，露出赭色的胸脯。他接过手巾，擦了一把汗，说：“啊呀！我做了一个梦。”又摇摇头说：“不，不是个梦。”妇人伸手给他掩上怀襟，说：“看你，叫风吹着了！”他合上眼睛略歇一歇，又慢悠悠地抬起眼皮，走到车窗跟前。探头向窗外一看，黄色的平原，屋舍树林，土地河流，飞快地落向车后。路旁柳树青青，阳光透过绿柳射进车窗，将淡绿色的影子照在他的身上。他两手恁着窗，嘴上轻轻念着：“快呀，真是快呀！三十年时光，眨眼之间在眼前溜过去了。如今四十开外的人了，才回到老家了！”猛地，他又想起父亲逝世的时候，正和他现在的年岁差不多，也许正在这个年岁上。一个黑黑实实的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挨到他的跟前，问：“到了老家？不是还有一两天的路程吗？”另一个七八岁的男孩子，听说到了还没见过的家乡，也挤过来，扒着车窗说：“哪里？还没有到嘛！”大的叫大贵，小的叫二贵，中年妇人是孩子的母亲。一说到了老家，孩子们都高兴。朱老忠也抖擞着精神，笑嘻嘻地说：“人，到了边远的地方，一见了直隶人，都是乡亲。回到保定，就象到了家乡一样，身上热烘烘的。”真象到了家乡一样，他们心上兴奋得突突地跳起来。朱老忠还是迷迷怔怔，当他出外的时候，正比大贵小一点，比二贵大一点⋯⋯他舒开两条胳膊，打了个呵欠，又低下头去。眯糊上眼睛，细细回味梦里的情节和人物。父亲朱老巩，那个刚强的老人，矫健的形象，永远留在他的心上，永远不会磨灭。又想起姐姐，三十年不通音讯，也不知道怎么着呢？想着，他的思想不知不觉又沉入过往的回忆里：在那艰难的岁月里，父亲去世以后，剩下他和姐姐两个人过日子。还和过去一样，他每天下地做活回来，姐姐做熟了饭，两个人一块吃。年岁小，日子过得急窄。有一天晚上，姐弟两个正插着门睡觉，有人从墙外咕咚咚地跳过来。姐姐爬起身子，悄悄把他捅醒，说：“虎子！小虎子！你听墙外头跳进人来了！”他睡得迷迷糊糊，扒着窗格棂朝外一看，在月亮地里，有人走近小屋。
影影绰绰地看见那两个人脸上都蒙着黑布，露着两个眼睛。走过来敲着窗户说：“开门！开门！”这时吓得姐姐浑身直打机灵，他说：“姐姐！甭怕甭怕！”话是这么说，外面敲门声一阵紧似一阵，连他自己心里也打起哆嗦来。两个强人在窗棂外头，贼眉鼠眼地唬着：“开门不开？不开，我们就要砸！”他说：“不开，不能开！”又蹑手蹑脚走到外屋，擒起一杆禾叉，站在门道口锅台上，姐姐站在他的脊梁后头，浑身哆嗦圆了。那两个家伙果然要砸门，咣！咣！咣地几家伙，把门砸开，一个箭步跳进屋子。他举起禾叉一插，也没插住。被强人捋着叉杆抓住他，拧过胳膊，摁窝几按在地上，把他捆起来，嘴里塞上棉花套子。姐姐嚷了两声，要往外跑，被强人拦腰搂住，拖进屋里⋯⋯听见姐姐惨叫，他心里又气又急，可是年纪小骨头嫩，又有什么办法？等强人走了，姐姐踉踉跄跄地走过来，脸色惨白得怕人。颤着手给他解开绳子，说：“虎子！走吧，走吧，逃活命吧！爹爹死了，霸道们不叫咱们活下去呀！”他眯瞪眯瞪眼睛，说：“一个人，孤孤零零的，怎么走法？”姐姐哭哭泣泣，包上几件破衣裳，捆上一条破棉被子，说：“去找老祥大伯，叫他送你。走吧！普天底下哪里黄土不生芽，非死在这儿？”他问：“你呢？”姐姐一下子哭了说：“我？”她说出一个字，又沉默住。瞪起眼睛在黑暗里盯着弟弟。老半天才哭出声来说：“兄弟！亲兄弟！你甭管我了，我见不得人了！你走吧，走吧！”在黑夜里，周围静寂得怕人，姐弟两个踏着月光偷偷地走出小院。出了门往西一扭，沿着房后头的水塘，走进大柳树林子，到了河神庙底下，小虎子又站住。父亲打架护钟的形象，又现在他的眼前。姐姐扯着他的手说：“快走！快走！”才沿着千里堤走出来。出村的时候，引起一阵犬吠，离远听得千里堤外头，滹沱河里水流声，哗哗地响着。走到小严村东边下了大堤，到老祥大伯的家里。老祥大伯听说小虎子也要出外，心上一下子皱起疙瘩，半天不说话。老祥大娘也暗里抽泣，看着朋友的孩子为难。实在难离难舍呀！等公鸡叫了一遍，天快亮了，老祥大伯扯起褡包，杀了杀腰，拍拍胸膛从屋顶上抽下一杆红缨枪，扛在肩上。叫他儿子志和给虎子背上行李，穿过梨树林子，送小虎子出村。走出梨树林子的时候，老祥大娘又把虎子叫回来，拍着他的肩膀说：“虎儿！虎儿！不管走到哪儿，莫要忘了给我来封信。嗯！常言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啊！你娘虽说死了，还有我，还有你姐姐哩！心上牵你，孩子！”她说着，又流下眼泪来。路上走着，志和说：“虎子哥！你出去了，找到落脚的地方，也给我来封信，我去找你。”他回过头，盯着志和走了七八步，才说：“不，兄弟！几年以后我还要回来，一定！”说着，抬起头一看，老祥大伯高大的身影，扛着长枪在后头跟着。走了十里路的样子，他们才分了手。他一个人悄悄离开锁井镇，走到保定。那时候这条铁路已经修上，可是他没有钱，也坐不上火车，沿着铁路旁的村庄，讨着饭吃，到了北京。在北京看见前清那些拖长辫，戴花翎缨帽，
坐着八抬大轿的老爷们。他在那里当了半年小工，又到天津学织毯子。织着织着，爹爹的容貌就现在他的眼前。一想起爹的死，心上就烦躁不安。他想：“这一条线一条线的，织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呀？”又背上铺盖卷，提起两腿下了关东。他一个人，在关东的草原上走来走去：在长白山上挖参，在黑河里打鱼，在海兰泡淘金，当了淘金工人。受了多少年的苦，落下几个钱，娶下媳妇，生了孩子，才象一家子人家了。可是，他一想起家乡，心上就象辘轳一样搅动不安。说：“回去！回到家乡去！他拿铜铡铡我三截，我也要回去为咱四十八村的人报这分血仇！”车身颠荡，摇得身子颤颤巍巍。他眯糊着眼睛，回忆了半生的遭遇。想到这里，不知不觉出了一口长气，眼上掉出泪珠。放开铜嗓子，铜声响器地喊出来。同车的旅客们都停止了嗞声，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笑着纳闷：“这人儿是怎么了？”火车还没有进站，就徐徐地慢下来，旅客们开始鼓捣行李，准备下车。大贵他娘也从座位上站起来，伸手打了个舒展，才说取下行李，朱老忠说：“不忙，不忙，一忙就要失手。”听得说，贵他娘停住手，又递过手巾说：“看你，快擦擦脸上的汗！”朱老忠接过手巾，说：“在北满的时候还冷着呢，一进关天就热了。”火车一进站，嘈杂的声音象潮水般地涌上来。用旧道木夹起来的围墙上，有卖烧鸡的，卖甜酱的，卖春不老的，一股劲儿乱喊。火车进站了，脚行推着手车走上来。检票员手里拿着钳子，开了栅门，等待收票。等不得火车停住，就有人从窗口扔出行李，又从窗口跳下车去。看人们着急，大贵和二贵也着了急，扛上包袱向外撞。朱老忠一把将大贵捞回来，又一把将二贵捞回来，连连说：“不慌，不慌，慌什么？”抓回二贵，大贵又挣出去，伸直脖子往人群里撞。他把脑袋伸到人们腋窝底下，三撞两撞，象泥鳅钻沙似的，钻出人群。二贵见哥哥先出去，也挣脱了父亲的手，伸起脑袋向人群里钻。这边碰碰那边碰碰，他哪里碰得动？又低头耷脑地走回来，红着脸钻在娘的胳肢窝底下。朱老忠背着褥套，看着他的两个儿子，摸着胡髭笑模悠悠地说：“青年人就是爱抢先儿！”贵他娘说：“哼！两头小犊儿！”又摩挲着二贵的头顶说：“看看，长出犄角芽儿不？”她说着，低下头看了看二贵笑了笑，二贵也笑了。朱老忠带着一家大小下了火车，人群拥挤，一时走不出栅口。他们在月台上停住脚，扬起头望着站上的房屋树木。他离开家乡的时候，这站房才修上，铁道两边的树木才栽上。如今树木成林，夏日时节郁郁葱葱，遮得路旁荫荫的。３等旅客走完，月台上人稀了，朱老忠才带上一家大小走过栅口。进了候车室，看见一个人，在售票处窗口背身站着，胳肢窝里夹着一把铁瓦刀，
手里提着个小铺盖卷，铺盖卷上裹着块麻包片。朱老忠看他的长身腰，长脑瓜门，挺实的腰膀，心上一曲连，急跳了几下，用手扪着心窝说：“嗬！好面熟的人！”他停住脚仔细瞧着，看那人端着烟袋抽烟的硬架子，完全象是练过拳脚的，完全象！可是看他满脸的连鬓胡髭，却又不象。朱老忠抿着嘴暗笑了一下，抬起脚兴冲冲地走过去，一下子把被套角挂在那人的腿隔肢上，把那人挂了个侧不楞，仄歪了两步又站住。那人慢搭搭地回过头来，问：“你干吗碰我？”这时，朱老忠已经走过去。听得说又返回身来，睁圆了眼睛，泄出两道犀利的光芒，射在那人的脸上。听语声看相貌，心里肯定说：“是，一定是志和！”一个警察，离老远看见这两个人的架势，颠着脚跑过来。还没跑到跟前，朱老忠扔下被套，跨过两步，一把抄住那人的手腕子，说：“兄弟！你在这儿发什么楞？”那人把手一甩，抽回胳膊，皱起浓厚的眉毛，抬起眼睫，弓起肩膀仔细打量朱老忠。又看看贵他娘，看了看大贵和二贵。喑哑着嗓子，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你认错了人吧？”朱老忠又赶上去，攥住他的手，哈哈大笑了，说：“没有，我没有认错了人！”说到这里，那人睖睁着眼睛，盯了朱老忠老半天。他乍一看起来，在朱老忠身上已经找不出什么特征，可是看到大贵和二贵的脸形、鼻子和嘴，又睁起两只大眼睛，盯了一会子。猛的朱老忠幼时的相貌，在他内心里唤起了久远的回忆。他“呵！”地叫了一声，扬起下巴，扳着指头暗暗算记。摇了摇头，悄悄地说：“三十年，三十年不见了呵！”他说着，迈开大步赶过来，抬起长胳膊搂住朱老忠。不提防腋下那片铁瓦刀，当啷的一声掉在洋灰地上，惊动了周围的人们，一齐扭过头来，睁起怀疑的大眼睛看。那人就是严老祥的儿子严志和，他和朱老忠从小的时候，跟着老人们在一个拳房里跳跶过拳脚，在一块背柴禾筐。大了在一起赶靛颏鸟儿、打短工。朱老忠远走高飞的时候，他背上行李送出十里以外。想不到三十年以后，在这里会见了！严志和跟朱老忠站在一块，正比朱老忠高一头。严志和这时心上一闪，忆起和父亲扛着长枪送朱老忠离开锁井镇的情景。抱起朱老忠，把下巴墩在他的肩膀上，瞪圆了眼珠子，说：“虎子哥，你可回来了！”说着，两颗大泪珠子从眼角里滚出来，落在朱老忠的脸上。朱老忠返回身，捧起严志和的脸，这么看看那么看看，拍拍他的长脑门，说：“兄弟！想啊！想啊！想你们呀，我回来了！”那个警察，提着警棍转游了一遭，最后看到这两个人的虎式子，总有些放心不下。旁边一个浑身风尘的老太太，也插嘴说：“离乡背井，还不够受的？还你一拳我一脚的！”那个警察又提起警棍，颠起脚跑过来，把人们赶散了一看，严志和正攥住朱老忠的手，说：“哥！你一去三十年，三十年音讯全无！”朱老忠说：“甭说写信，一想起家乡啊，我心上就一剜一剜的疼！”又扯住严志和的手说：“来吧！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你嫂子，这是你两个侄子。”他捋着嘴巴上胡髭，笑眯眯地站着。严志和笑咧咧地说：“唉呀！出去的时候，嘴上还没有毛儿。回来，老婆孩子一大堆了，咳！岁月不由人啊！”
那个警察看他们不象打架斗殴，倒是在异乡遇着亲人，就骨突起嘴，嘟嘟囔囔地说：“我以为是他娘的干什么，也这么大惊小怪的！”朱老忠一听，扭过头横了他一眼，回头又对严志和说：“说了半天，还不知道你要去干什么？”朱老忠一问，严志和一下子红了脸，怯生生地楞了半天，啃啃哧哧地说：“我，我要闯关东，离开这个愁城！”朱老忠说：“怎么，你也要下关东？”他也楞了一刻，心里想起他在关东三十年，多咱一想起家乡，想起老街旧邻，想起千里堤上的白杨树，想起滹沱河里的流水，心上就象蒙上一层愁。这才一心一意要回老家，千里迢迢，好不容易赶回来，想不到志和又要走。他又问：“你到底为了什么要闯关东？”严志和颤着嘴唇，低了一会头，才说：“要去找我那老人家！”朱老忠眯了一下眼睛，说：“怎么，老祥大伯也下了关东？”严志和说：“提起来一句话说不完，咱先找个地方住下再说。”严志和猫腰拾起瓦刀，就势双手一抡，把被套扛在脊梁上，就向城里走。朱老忠和孩子们背着行李，提着包袱，在后头跟着。进了城，大街上人来人往，车马也多。一眼看去，完全不象从前的老样子，添了几处洋式楼房，玻璃门面。不知不觉走到万顺老店，店掌柜拿出钥匙串，开了一间小房，问严志和：“没上得去车？”严志和说：“碰上了老熟人，给你招了买卖来。”又指着朱老忠说，“他就是锁井镇上朱老巩的儿子，我们是生死之交。”说着，把被套往炕上一扔，听得咕咚一声响，又说：“好重的行李！”店掌柜是个高老头，听得说是朱老巩的儿子，搓着两只手走上来，从上到下打量朱老忠。左瞧瞧右看看，笑着说：“朱老巩，好响亮的名儿呀！当年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每次上府都住我这儿。倒不是高攀，咱们还是个老世交，老巩叔和我爹相好了一辈子！”他攥起朱老忠两只手，抖了一抖，说：“真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你和你们老人家精神头儿一模一样。”自从朱老巩死了以后，方圆百里出了名，一直流传到现在，人们还是忘不了他。有个说梨花大鼓的先生，给他编了个小书段，叫做“朱老巩大闹柳树林”。那个说书先生，自从编了这个小书段，也就出了名了。人们戏上庙上送号还愿的，净爱打车摇铃地请他去说书。白胡子老头们，只怕孩子们把朱老巩爷爷给忘了，夏天拉着孩子们找个树荫凉，冬天坐在热炕头上，搿瓜搂子儿象讲《三国演义》一样，讲说朱老巩的家世和为人，直到把孩子们感动得流下泪来。如今一说起朱老巩，大人孩子们都知道。要是有人看见朱老忠的身形、长相、脾气和性格，就会想起他的老爹朱老巩。朱老忠听店掌柜说是老世交，立时笑了，拱了拱手说：“那时节我还年轻，不记得了⋯⋯”店掌柜的也说：“没说的，一家人，你这咱晚才从关东回来？带回多少银子钱？”朱老忠说：“哪里来的钱？还不是光着屁股回家。”掌柜的说：“下关东的老客们，有几个不带银钱回来的。不落钱谁肯傻着脸回家。”朱老忠说：“这倒是一句真话，一辈子剩不下钱，把身子骨扔在关东的
人多着呢！”店掌柜拿了把笤帚来，扫着地问：“怎么样，东北又有战事？”朱老忠从柜房里拿出把缨摔，掸着满身的尘土，说：“眼下东北倒还没有战事⋯⋯咳！民国以来天天打仗，这年头有枪杆子的人吃香！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谁也打不着，光是过来过去揉搓老百姓。”他一面说着，皱起眉泉笑，似乎军阀混战的硝烟，还在他们鼻子上缭绕。店掌柜的说：“各人扩充自格儿的地盘呗！别的不用说，不管那个新军头一来，先是要兵，要兵人们就得花钱买。还叫人们种大烟，说什么‘⋯⋯谁敢种大烟一亩，定罚大洋六元。’你看看这个，不是捂着耳朵捅铃铛？”严志和听到这里，伸起脖子说：“你不种他硬要派给你种，种，还得拿种钱，他娘的什么世道儿？快把人勒掯死了！”他抽着烟，嘴上嘟嘟囔囔地说个不停。店掌柜看今天来了老朋友，热情地招待，说着话搬了个小炕桌来，放在炕上。又沏上壶好叶子，拿来了一包‘大翠鸟’的香烟。说是今天的饭由他准备。还说：“你们以后上府，一定要住我这儿。如今没有别的，就剩下这几间破房子了。”说着话，忙着去张罗饭食。贵他娘洗了手脸，说：“我上街去看看。”带着孩子们出去了。朱老忠斟上两碗茶，跨上炕沿问：“兄弟！咱先说说，为什么单身独马地闯关东？”严志和喝了口茶，低头坐在炕沿上，呆了老半天才伸直了脖子咕嗒地咽下去，摇摇头不说一句话。朱老忠看他象有很沉重的心事，慢慢地走过来坐在一旁。拍拍他的肩膀，问：“你可说呀！”严志和还是低着头连连摇晃脑袋，不说什么，实在闷得朱老忠不行。他知道严志和自幼语迟，你越是问，他越是不说，问得紧了，他还打口吃。朱老忠说：“你还是这个老僻性，扎一锥子不冒血！”严志和沉着头呆了一会，才从嘴唇里一个字一个字地蹦出一句话，说：“甭提了，看咱还能活吗？”朱老忠一听，觉得话中有因，立时紧皱眉头问：“村乡里又出了什么大事吗？”严志和慢吞吞地说：“可是出了大事情！”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就又停住了。摇晃着脑袋，老半天才说：“说起来话长呀⋯⋯前三年，咱地方打过两次仗，闹过两次兵乱。锁井镇上冯老兰和冯老洪闹起民团来。他们拉着班子壮丁打逃兵，打下骡子车和洋面来发洋财。不承望逃兵们从保定捅来了一个团，架上大炮，要火洗锁井镇。冯老兰慌了神，上深县请来个黑旋风，从中调停。你想黑旋风是个什么家伙，硬要锁井镇上拿出五千块大洋，这才罢兵。五千块洋钱摊到下排户身上呀，咳！一家家庄园地土乱打哆嗦！”严志和说起话来，总是慢慢的。本来一句话说完的事情，他就得说半天。朱老忠一听，心窝里象有一股火气，向上拱了拱，抬起头舒了一口长气才忍住。呆了一会，他又问：“他们上排户不摊？”严志和说：“我那大哥！你还不知道？上排户哪里出过公款银子？回回都是下排户包着。”
严志和说着，朱老忠心里那股火气，就象火球一样在胸膛里乱滚。他攥紧拳头，伸在背后捶着腰问：“谁是冯老兰？”严志和说：“就是冯兰池呀！他儿孙们大了，长了胡子，村乡里好事的人们抱他的粗腿，给他送了个大号，叫冯老兰。”这时，朱老忠心里那个火球，一下子窜上天灵盖，脸上腾地红起来。闪开怀襟，把茶碗在桌子上一蹾。伸开手拍了拍头顶，又倒背了手儿，在地上走来走去。停住脚看看窗外，闭住嘴呆了老半天，才盘脚坐上炕沿，问：“他还是那么霸道？”严志和把两条胳膊一伸，捋起袖子，放大了嗓音说：“他霸道得更加厉害了！”朱老忠一时气愤，浑身一颤，大腿一簸，一下子碰着桌子档儿。哗啦一声，把茶壶茶碗颠了老高，桌子上汤水横流。这时，朱老忠才猛醒了过来，伸开胳膊搂住茶壶，不叫滚落地上，嘴上打着响舌儿说：“啧，啧，失手了，失手了。”又笑嘻嘻地找了块擦桌子布来，擦干了桌子上的茶水。严志和并没有看出朱老忠心气不舒，心里想：“这人儿，倒是山南海北的闯荡惯了，一点没有火性。”朱老忠抽着烟，闭上眼睛呆了一会。猛然间放开铜嗓子说：“他更加厉害了？好，出水才看两腿泥哩！”话声震得屋子里嗡嗡乱响。一说到锁井镇上的冯老兰，好象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可是他不露声色，暗自思忖⋯⋯严志和直了直腰，看着朱老忠楞了一刻，想：“别看不动声色，脾气许是越发地鲠直了。”朱老忠又问：“你们也没人跟他打官司？”严志和说：“打！看怎么打吧！锁井镇上出了个朱老明，串连了二十八家穷人告了状，我也参加了。头场官司打到县，输到县。二场官司打到保定法院，输到保定法院。三场官司打到北京大理院里，又输到大理院了！”朱老忠猛地抿了一口茶，吧咂吧咂嘴头，用着沉重的语音说：“好！朱老明是个硬汉子！”严志和说：“亏他是能干的人，领着人们上京下府打了三年官司，也把官司打输了。”朱老忠问：“输到底了？”严志和说：“都输得趴下了！不用说朱老明是拿头份，我也饶上了一条牛，输了个唏咧哗啦呀，日子过不成了！”朱老忠问：“锁井镇上的事，碍着你什么了？”严志和说：“那天我到镇上去赶集，回来碰上朱老明，到他家里串了个门。听他念叨打官司的事，我心里不平，就说：‘我也算上一份！’一句话输了一条牛。咳！完了！走啊，咱在这地方算是直不起腰来了。”朱老忠看严志和是个义气人，够朋友。把眉泉一锁，说：“那就该不打这官司！”他立起身来，在地上走了两遭，把头一摆，说：“你不走！”严志和瞪起眼睛问：“不走？”朱老忠鲠直脖子，摇了摇头说：“不走！”严志和又低下头呆了一会子，说：“不走又怎么办？我肚子快气崩了，我就是爱生闷气。那个土豪霸道，咱哪里惹得起？”朱老忠红着脖子脸，把胸膛一拍，伸出一只手掌，举过头顶，说：“这天塌下来，有我朱老忠接着。朱老忠穷了一辈子倒是真的，可是志气了一辈
子。没有别的，咱为老朋友两肋插刀！有朱老忠的脑袋，就有你的脑袋，行不？”严志和忽闪着长眼睫毛，看着朱老忠，楞了抽袋烟的工夫。看朱老忠刚强的气色，象个有转花儿的人，才有些回心转意，颤着长身腰，说：“听大哥的话，要不咱就回去？”朱老忠看说动了严志和，心上又鼓了鼓劲，说：“回去，跟他干！”严志和又慢慢地抬起长眼睫毛，说：“我的大哥，看你干得过吗？”他说着又连连摇头。朱老忠看严志和又松了劲，走过去拍着他的肩膀，细声细气儿说：“咱跟他拉长线儿，古语说得好，‘大丈夫报仇，十年不晚’。”严志和听了这句话，弯下腰沉着头，瓷着眼珠盯着地上老半天，又想起他爹严老祥离乡前后的情景。严老祥和朱老巩是同年生人，比朱老巩大三个月。自从朱老巩大闹柳树林，又过了几年，一连发了两场大水，涝得籽粒不收。秋天又连连下起雨来。那天，天刚放晴，阳光在天空照着。严老祥不言不语地蹲在千里堤上，看着滹沱河里翻滚的水流。堤边上的河蛙，咕儿哇儿地乱叫唤。年景不好，使他心上忧愁。猛地闻到背后有浓烈的烟味。回头一看，冯老兰正在他背后站着抽烟，瞪出一对网着血丝的大眼睛，直盯着他的脑袋。严老祥浑身寒颤了一下，慑悄悄地站起身来，走回家去。他怕冯老兰瞅个冷不防把他推进大河里，被洪水卷走了。严老祥走回来，硌蹴在门前小碌碡上。独自一人，低下头又扬起头，抽了一袋烟又抽一袋烟。心里总是疑忌冯老兰的眼睛里有事，半天也忘不了那对阴毒的眼光，想起来又觉得后怕。他又想起：朱老巩死了，他象失去一条膀臂，单丝不成线，孤树不成林，只怕冯家对他不利。一时想起要离开锁井镇，离开这仇气地方，走西口，下关东⋯⋯严老祥想到这里，从小碌碡上站起来。这时千里堤的大杨树上，老鸦呱啦呱啦地叫起来。他一个人，拎着烟袋走上千里堤，走走转转，想到：当他还在壮年的时候，那时他们还住在滹沱河的下梢里。在连年荒涝的年月，把最后一间房子、一亩地卖净吃光，推着一辆虎头小车，带上老婆孩子和全部家财——一条破棉被和一口破铁锅，沿着滹沱河的堤岸，走到大严村，投靠了严老尚。严老尚看他身子骨儿结实，又着实能做活，就把他收留下。他会收拾梨树，给严家扛个长工，后来志和也在严家帮工。冬天严家给几件破烂衣裳，青黄不接的季节，给点糠糠菜菜，给个一升半碗的粮食。一家人苦做活，过了多少穷愁日子，才在村前盖了三间小屋。后来又在村南要了二亩地，好不容易安下家来。如今看看年纪老了，要离开可爱的家乡，闯到边远的关东去。他心上热火撩乱，他的一颗心象在沸水里煮着。咳呀！难呀，难呀，穷家难舍，熟土难离呀！他站在堤坝高处，看着低矮的家屋，比河里的水浪还低。只要河水向外一溢，就要把所有的家屋树林冲掉。他积攒了二十年的工钱要的二亩地，就得淹进深深的河水。想着，眼泪汪满了眼眶，禁不住夺眶而出，滴在衣襟上。咳！老朋友不在了，他觉得孤独，觉得寂寞。眼看秋天快要过去，田地里是水，街道上空空的，满目荒凉空旷⋯⋯一忽儿，又觉得他的心象是悬
在缥渺的半空中。他下定决心，要离开老婆孩子，离开他用血汗建立起来的家园⋯⋯一想到离开家乡，他心上又热烘起来。他独自一人在堤上站着，看看太阳快晌午了，走回家去，跟老伴要了一双布袜子。又走出来，坐在门前井池旁洗了洗脚，把袜子穿上。又把严志和跟孙子运涛叫到跟前，说：“儿呀！我扛了二十年的长工，流了二十年血汗，盖上这几间土坯房子，要了这二亩地，算是给你们成家立业。”说着，他流下眼泪来，说：“你老巩叔叔死了，到如今老霸道还是无事生非，动不动就找咱的茬儿，欺侮咱。我要是不离开这块地方，怕是早晚落不了囫囵尸壳。我要闯关东，去受苦啊！”严志和一听，觉得爹爹象是到了秋天树叶黄的年岁，还要走关东去受苦，眼泪刷地流下来，说：“爹！甭走啊，你一辈子不是容易，咱也有了家屋住处，有了孩子们，这还不好吗？”老祥大娘也说：“你心里想的什么哟？今年年景不好，还有来年。田地上长不出东西，咱养梨树。梨树上长不出东西，咱学治渔⋯⋯你想的是什么哟！”说着，挥泪大哭了一场。运涛那时还不到十岁，听说爷爷要离开他闯到关东去，趴在爷爷的腿上不起来。严志和说不转严老祥，转身找了老驴头来。老驴头那时还年轻，跺跶着两只脚，说：“老祥叔！你要下关东？不行！谁要叫我去，叫我离开这家，我说什么也不干。我老爷爷生长在这儿，我爷爷生长在这儿，我爹也生长在这儿，一辈辈地都埋葬在这儿，叫我离开这儿，说什么也不行，打死我也不行。”他一面说，一面比划着，心上满带火气，急得直跺脚。正说着，老套子背着筐走过来，在一边听着。听清了是严老祥要出外，笑眯糊糊地说：“咳呀！出什么外呀，外头给你撂着金子哩？撂着银子哩？即便撂着金子银子，金窝银窝不如咱自己的穷窝儿呀。大伯！别走啊，看着咱孩子们面上，也不能扔下他们不管。”老驴头嘴唇厚，也说不清楚话，急得跺脚连声地说：“不能走，你就是不能走！”时间不长，集了一堆人。绵甜细语，你说一个道理，他说一个道理，谁也说不转严老祥。他觉得这些年幼的人们，嘴上无毛办事不牢，没有多少人生的经验。他们的话，听不听两可。那天晚上，朱全富打了四两酒，把严老祥请到家里，叫老伴用打浆糊勺子炒了两个鸡蛋，两个人就着炕沿喝着酒。说来说去，严老祥还是要闯关东。第二天，老祥大娘到邻家借了半斤面来，给他做了一顿饭吃，为了使他回心转意，守着老婆孩子把日子过下去。可是说什么也不灵，他下定决心要闯关东。严老祥吃过早饭，硬叫老伴给他打叠铺盖衣服，对着一家人说：“好，我要走了！这二亩地，只许你们种着吃穿，不许去卖。久后一日我还要回来，要是闹好了，没有话说。要是闹不好，这还是咱全家的饭碗。你看咱在下梢里的时候，把土地卖净吃光，直到如今回不去老家。咱穷人家，土地就是根本，没有土地就站不住脚跟呀！”严志和听了老人的话，直到如今，不管手头上有多么急窄，不肯舍弃这二亩土地。这就是他家的宝地，每年打下不少粮食。老人家说了一阵话，不管老祥大娘哭得死去活来，背上铺盖卷就要走。严志和掉下两点眼泪，说：“爹，甭走啊！”又指着运涛和涛他娘，说：“也
看着咱这大人孩子们！”老人家摆了一下头说：“人多累多，我要闯关东！”一家大小送他上了千里堤，严志和背上行李，沿着大堤走到锁井村南。严老祥在河神庙前上了船，他要坐船到天津，下关东去。那年雨水连天，河水涨发，严志和立在河神庙前头大青石头上望着那条小船顺着大河飘飘悠悠去远了。一去十几年没有音讯，他一想起老人一辈子不是容易，心里就难受得厉害。想着不知不觉又说出口来：“我想下关东，把他老人家找回来。就是老人家不在人世了，把他的骨殖背回来，心里也是痛快的！”慢慢讲着，还是不抬起头来，把头低到桌子底下流下眼泪哭起来。朱老忠说：“兄弟！我不怕你心里难受，告诉你说吧！关东三省地方大着呢，你知道他在哪一省？就是知道他在那个省，你知道他在哪个县？哪个屯？”严志和猛地抬起头来，问：“真的？象你这一说，我那老人⋯⋯”说到这里，他转动眼珠看着房梁，老半天没有说出话来。屋子里的空气立时低沉下来，两个人互相听得见心跳。朱老忠也想起那个慈祥的老人，看严志和沉着脸呆着，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膀说：“兄弟！你没出过远门，如今这个世道，我怕你一个人出去，把身子骨儿扔在关东。”停了一刻又说，“那年有河间府的一个乡亲，从东满到黑河，说有一个锁井镇上姓严的，在那里兴家立业了。咱写个信去问问，要是他的话你再去。要不是他，你也就别去了。咳！我不知道他老人家在关东，要是知道，也得去找找他，现在说也晚了！”严志和点点头说：“大哥说的倒是真理。”朱老忠说：“我怕你懵着头去了，找不回人来，你也回不到老家了。”说了这句话，抽着烟在屋子里走动了几步，又想起一件事情，抬起下巴问：“我那老姐姐呢？”严志和说：“这会不跟你说。”朱老忠说：“你说说有什么关系！”严志和把头一摆，说：“不。”两个人说了一会子话，屋子里的空气又沉寂下来，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再说什么。严志和一场话，引起朱老忠满腔的愁闷；他想起北方那雪封冰冻的群山，群山上的密林。他曾在那原始森林里，伴着篝火度过严寒。如今离开广阔的原野走回来，一想到锁井镇上有个冯老兰在等着他，三十年的仇恨，在他心里翻腾起来。心里说：“从南闯到北，从北走到南，躲遍天下，也躲不开他们。”可是，他并不后悔，一心要回到祖祖辈辈居住的老家去。心里说：“我要回去，我要回去，我擦亮了眼睛看着他。他发了家，我也看着，他败了家，我也看着。我等不上他，我儿子等得上他，我儿子等不上他，我孙子一辈还等得上他。总有看到他败家的那一天，出水才看两腿泥哩！”４第二天一扑明儿，严志和到南关里雇了一辆骡车来，把被套和包袱装
在车上，叫贵他娘和孩子们坐上去。严志和跨上外辕，朱老忠跨上里辕，赶车的把式拿起鞭子，哦吁了两声，车子向前移动了。大车走过南大桥，出了南关，一直向大敞洼里走去。正是仲春天气，柳树发芽，麦苗青青，也长得老高了。经冬的土地开冻了，松泛起来，田野上有人轰着牛驴翻耕土地。有一伙伙的人们在耩地。严志和一见了土地，土地上的河流，河流两岸荫湿的涯田，涯田上青枝绿叶的芦苇，心上就漾着喜气。心里说：“还是回到家乡好。”朱老忠一踏上家乡的土地，就象投进母亲的怀里，说不出身上有多么舒贴。他说：“东北季节晚，四五月里才耩地呢！”严志和说：“咱这里也比过去耩得早了，我记得咱小的时候，麦芽儿发耩棉花，谷雨前后才种高粱谷子。这早晚人们觉得庄稼还是耩早点好，都把高粱谷子提前耩了。常说：‘秩儿秩女秩庄稼’。就象你吧，早早有了两个大小子，也就帮上生活了。要是老得哼哼拜拜地才有孩子们，咱老了孩子们还没长大呢！”贵他娘瞅着志和说话不紧不慢，象细水长流，不住地抿着嘴儿笑，说：“看志和会说的！”说完这句话，她的脸上蓦地阴暗起来。她有一桩心事：说起回老家，就觉得回到老家一辈子才有落脚之地，心上才踏实。可是到了家乡，连个站脚地方都没有，她问：“志和！俺回去就在你家里落脚？”严志和说：“那有什么说的，你们回去了就住在我院里。今年粮食不多，托着掖着也过得去。然后，我和运涛、江涛帮着你们一家子，把房盖上。看样子你们也不能空着手儿回来，再把我种的你们那一亩地利，算给你们。合计合计，筹借筹借，也能要个三亩二亩地，再打着个短工，日子也就过得去了。”朱老忠说：“常说‘手眼为活’，走遍天下是指着两只手闹饭吃。”严志和说：“可不是，用咱的两只手盖起房屋住处，再用咱的两只手刨土种地。”贵他娘也说：“咳！走遍天下是为了端个碗哪！”这辆大车，走在干涸的明光大道上，在春天的阳光下，慢慢悠悠，摇摇荡荡，迎着南风走去。严志和身上象漾着酒意，晕得想要睡着，似乎在睡中想起他离家的情景：在失败的日子里，朱老明拄上拐杖走到他的家里——朱老明在闹着暴发火眼，用破袖头子擦着眼泪说：“兄弟！官司输到底了，无法再翻案。我的庄园土地去卖一光，是朋友的凑凑钱吧！”严志和看着朱老明愤慨的样子，点点头说：“放心吧，老明哥！输成房无一间地无一垅，我严志和没有翻悔。”等朱老明摸着路走出去，他也送到门口，两只眼看他走远了才回来。不言声儿走到小棚子里，牵起牛向外走。涛他娘问：“你下地吗？”严志和嘟嘟哝哝地说：“我不耕地了！”他这么说，涛他娘可是没有听出意思。他走到集上卖了耕田的牛，把钱给朱老明送去，把剩下的几块钱掖在腰里。严志和觉得没法回家，涛他娘要问“牛呢？”他没法答对。一个人在村边大树底下坐了半天，一时又想起他的老爹；年纪老了，独自一人流浪在关东，不由得眼上掉下泪来。就在那天晚上，一家人都睡着觉的时候，他把心一横，背上行李，拿上瓦刀走出家门。他想：如今转游了一溜遭又回去，怎么板着脸见人呢？
第二天太阳平西，这辆大车才走到锁井村边。朱老忠老远望见千里堤上大杨树的枝干在太阳下闪着白光。今天天气和暖，桃李树正是放花季节，映着夕阳放散着香气。梨树的嫩枝上长出绿叶，生了茸细的白毛，黑色的棉花虫儿在树枝间飞舞。朱老忠用手拍了拍身上的尘土，跳下车来。停了一刻，扬起下巴笑笑说：“到家了！到家了！”一股热烘烘的感情，在浑身荡动。严志和一纵身跳下车辕，说：“这才是真正到了家哩！”他一看见自己的土地，就高兴起来。走进梨树行子，单腿跪下，把手伸在垅沟里一刨一刨，用手指在潮黄土里轻轻描着，捏起一颗谷种，拿到眼前，眯细了眼睛看了看。朱老忠走过去，弯下腰来问：“出了芽儿？”严志和说：“刚扭嘴儿，是我离家前一天才耩上的。”说着，又把那粒谷种好好放进垅沟，芽儿朝下插进土里。先拨上点湿土，再埋上潮黄土，然后拨上干土盖好。自从那一年严老祥下了关东，严志和也就离开严老尚家，顶门立户，过起日子来。媳妇又在土坯小屋里生下江涛，当江涛一落草的时候，严志和听得说“又是个小子！”笑嘻嘻地，高兴得合不上牙儿，骄傲地说：“咱门里几代单传，到了我这一代，算是改换门户了！”其实改换门户的，是他不愿祖祖辈辈在土里刨食儿吃，春冬两闲学起手艺来。学了学木匠，觉得手指头挺粗。学了学铁匠，还是不行。最后学到泥瓦匠，觉得对路了。从此半工半农，一艺顶三工，一家人才不吃糠咽菜了。这时他又在村边要了三亩沙土地，在沙地上栽起梨树。骡车走到九龙口上，看见窑疙瘩上坐着两个人。一忽儿那个小人儿从窑上跑下来，喊着：“借光！你们看见我爹了吗？”严志和一看是江涛，疾忙把脑袋躲在朱老忠身子后头，拍拍朱老忠说：“看吧！这就是咱跟前那个小的，叫江涛。”朱老忠直起脖子，笑着说：“光问你爹，你爹是个什么样的人儿？”江涛走到跟前，说：“我爹呀，他是个连鬓胡子，长脑瓜门儿，大高个子。他呀，你要是不跟他说话，他就一天不开口。你要是不叫他吃饭，他就低下头做一天活。我娘要是不说给他洗衣裳，他就一年到头穿着那个破褂子。你们要是知道，就说给我吧！要是不知道，也给打听打听。自从他跑了，愁得我娘不行呀！”听问得恳切，朱老忠对严志和说：“你听，把孩子想糊涂了。”又对江涛说：“你问的是浓眉大眼的那一个，是吧？”江涛说：“是呀，你们一定知道。”朱老忠说：“我只知道一个。”江涛说：“一个就行了，还要多少呢？”说着，严志和一下子从朱老忠背后抬起头来，张开胡子嘴呵呵笑着。江涛看见父亲，跑了两步蹦上车去，搂住严志和的脖子说：“你可回来了，早把我娘牵坏了！”他把头扎在严志和的怀里笑着。眼上滚下两颗大泪珠子。严志和抱起江涛，说：“回来了，回来了，我怎么能不回来呢！”运涛离远看见江涛坐上大车，慢慢走过来。心上一阵颤抖，也提上水罐，从窑疙瘩上跑下来。一眼看见父亲，脸上立刻露出笑容，说：“我爹回来了！”当他看到几个陌生人，又合上嘴不说什么。严志和指点说：“这是你虎子大伯，那是你大娘，那是大贵二贵。从今
以后，你们在一块打短工，拾柴拾粪有了帮手了。”“虎子大伯？”运涛睁起大眼睛说：“光听得说过，还没见过面。”朱老忠走到运涛面前站住，歪起头左看看右看看。拍拍运涛，两手扳着他的肩膀撼动了一下，提高了嗓门说：“好孩子，长了这么高！”严志和出走以后，涛他娘每天打发运涛和江涛出去，找遍了亲戚朋友家，都异口同音地说：“没见个踪影！”每天夕阳趴在地皮上，弟兄俩才走回来。一进门老奶奶还坐在门槛上絮叨：“没良心的，又走了！又走了！”涛他娘在灶堂门口吹火做饭，看老婆婆想儿想得疯疯癫癫的。抬起头来，眼里掯着泪花说：“娘！甭说他了吧，你儿不是那没情没义的人哪，他能忘了咱们，一个人走了？”老祥奶奶用拐杖戳着地说：“小的时候有情有义，人一长大了，翅膀管儿硬了，就没清没义了。唉！我这条老命也算活到头了！”一说起志和，涛他娘就心慌。定了定心，才说：“娘！什么事情是命里注定的，人死不了就有回来的一天。别上愁了吧，愁得好儿歹的，老人家又该受罪了。大长的天道，梨树也该收拾了，我又没空闲伺候你老人家。”老奶奶停了一刻，嘟嘟囔囔地埋怨说：“咳！为起个女人，连个男人也管不住！”说到这里又停住，她本来想抢白涛他娘两句，责备她为什么好好儿的叫志和走了。可是一想到自己也没有办法拦住自己的男人，就把话头缩回去。涛他娘听话不顺耳，立时羞红了脸低下头去。心里说：“俺也在年轻时候过来，俺也长得花枝呀似的，可是⋯⋯”运涛坐在台阶上，听祖母和母亲谈话，他觉得父亲出走，还有更重大的原因。抬起头来，望着清凉的天空，抱起胳膊说：“活阎王们，要赶净杀绝呀？”江涛坐在运涛一边，他不哭也不说什么，只是张着两只大眼睛，看着天边上一颗大明星慢慢升起。这孩子年岁虽小，心灵上却已经担负起自从远祖以来的深重的忧愁和不幸。老奶奶受不住小院里的沉闷，拄起拐杖站起来，弯着腰出了一口长气。在门道口破斗子里抓了把土粮食，嘴里打着咯咯，把鸡叫过来，看着鸡群吃食儿，看鸡点着头再也看不见啄食，才一步一步走出去。走到门前小井台上，拿起拐棍磕磕那两棵杨树，嘴里象是嘟念什么。这是“老头子”在家的时候，在井台边上栽下的两棵小树。“老头子”不管早晨晚上端着水瓢浇灌，伸手摸摸，两眼盯着盼它们长大。小杨树长了一房高，嫩枝上挑起几片明亮亮的大叶子的时候，给志和把涛他娘娶了来，住在这小屋里。自从那时，她做活做饭才算有帮手了。在小杨树冒出房檐，叶子遮住荫凉，风一吹叶子哗啦啦响的时候，媳妇生下第一个孩子运涛。她喜欢得什么儿似的，好不容易才当上奶奶了。她亲手在窗棂上拴上块红布条，在小杨树上拴上一条绳，晾上运涛的红兜兜绿褂褂。等到杨树长了两房高，风一吹大杨树的叶子，象滹沱河里流水一样豁啷啷响的时候，严老祥舍弃她下了关东。她无时无刻不在想念，惹得她常在杨树底下徘徊，说：“老头子没良心的！没良心的！”过了几年，媳妇又生下江涛。她亲手抱大了运涛，又抱大了江涛。可是她觉得老了，头上生出白发。后来严志和学会泥瓦匠，弄得够吃够烧了，她又想：老运还不赖，就是“老头子”不在家！运涛看老奶奶在井台上呆了半天，尽眺着北方，翘起嘴唇不住声的骂：“死王八羔子们，活阎王们！把俺家的人都欺侮跑了！”运涛一听，心里酸酸的，实在难受。他想：“为什么人间的苦难都落在俺门里？”走过去扶着
奶奶的肩膀说：“奶奶！快家去吃饭吧！”老奶奶抬起头，看了看天上的星群，自言自语：“唔！你们娘儿们先吃吧，我不饥⋯⋯”又对运涛说：“你给我把鸡窝门堵上。”运涛走回来，搬起大石头把鸡窝门堵上。心里实在难受，为了想念父亲，老奶奶有三天没有好好吃饭了。涛他娘看着孩子们吃完饭，把家伙泡在锅里，盖上盖帘。早早把门闩上，扶持老婆婆睡下，就走出来坐在阶台上。几天以来，只有看见青色的天空，她心上才是豁亮的。直到两个孩子躺在炕上响起鼾声，她还在院子里坐着。左想想右想想，她想不出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魔鬼，使她交下不幸的命运！她自从做小姑娘的时候，针头线脚不离手。过了门，一年四季不离三台（锅台、碾台、磨台），一天到晚没个空闲。志和脾气倒是温顺，知道怎样体贴她。也爱闹庄稼性子，一闹起来，就象开春时节打闷雷。有时候翻脸不认人，睡着睡着，举起拳头就要打。到了这刻上，她就把头伸过去说：“打吧，打吧，照我脑袋打！打死了，看谁给你做鞋做饭，伺候老人？”这时，严志和又悄悄地把拳头收回去，笑笑说：“嘿嘿！舍不得！”她斜起眼睛瞟着，一涡笑意挂在脸上，说：“看你也是舍不得！”那是年幼的时候，庄稼人一上了年岁，有了衣食的吃累，就缺少恩爱了。象老树上长了皴皮，受不到雨露干枯了。有时她也渴想着年轻时候的情爱，可是岁月不由人，他们一天天地老下来。夜深了，天光似水一样凉。她把怀襟掩紧，走进屋门。老婆婆正在佛堂里烧上三炷香，跪着磕头祝祷：“志和！你扔下一家子人，去周游四方吧！你也不管我了，盼你身子骨儿结实！”她不只想念志和，更想念老头子，用衣襟擦着泪。第二天，涛他娘起来抱柴禾做饭的时候，坐在炕沿上看了看，运涛蹙着眉梢，枕着两只手睡得熟熟的。江涛脸面朝天躺着，满脸上又是愁戚又是希望。她微微叹气说：“累了，累了，孩子们都跑累了！”摇摇运涛的胳膊，说：“起来，起来呀！”轻轻摇着，运涛醒过来，伸直右手和左脚，打了个舒展说：“嗯，天亮了？”涛他娘说：“早亮了呢，看你们一睡起来就没个醒。”运涛抬起头看了看，太阳露了红。坐起身来，又摇摇江涛说：“起来，太阳出来了！”江涛听得说，还没睁开眼睛就爬起身来。用手掌揉着眼睛，说：“啊！我上学去？”涛他娘说：“先甭去上学，再去找找，看看能找到你爹吗？要是找不到，日子怎么过下去呢？”她又掂起衣襟，擦着泪湿的眼睛。运涛看母亲悲愁得厉害，就说：“娘！甭发愁了吧，爹顶多跑几年关东，也就回来了。要是不回来，江涛也别念书了。我忙时种庄稼，收拾梨树，闲时上机子织小布儿，还是够嚼用的。”涛他娘禁不住插了一句，说：“你爷爷出去了十几年，总也不见回来！”
说着，又抽抽搭搭地哭起来。听得涛他娘哭，老奶奶又喊起来：“甭说他！甭说他！老头子坏了良心，他把家忘了！”涛他娘说：“娘，别说了吧！你不是小年纪了，老人家也不是小年纪了。老是念叨他，老人家在关东，也会心惊肉跳的。”老奶奶说：“他是不跳啊，要跳，还会想到念叨他的人儿呢。咳！死王八羔子们，凭着他们有钱有势，把俺穷人们都欺侮跑了！”运涛说：“奶奶！甭说了，他们给咱穷人种下的冤仇啊！”江涛紧接着说：“一辈了，十辈子也忘不了。”老奶奶拄上拐杖，走过来说：“好孩子，有这点心气就好。”涛他娘说：“你们去吧！到九龙口上，九条道儿都从那里经过，过路的人多。有过去过来的人，你们就问，‘借光！看见我爹了没有？’问一问，也许能问着。你们提上个水罐儿，拿着块饼子，坐在大窑疙瘩上看着，饿了就吃点儿，嗯？”两个孩子听了母亲的吩咐，提上水罐走出来。春天的早晨还有些凉，踏着路旁的草芽，走到九龙口大窑上。小弟兄两个，坐在窑疙瘩上说着话，翘起下巴，尽望着北方。在深远的天边，有朵朵白云，擦着土地飞驰。过来个担挑的，他们跑过去问一问。过来个赶车的，他们跑过去问一问。一直等到太阳平西，才从北方那个长远的道路上，来了这辆骡车。５老哥儿两个说着话，走在大车前头。走到村头上，严志和为了少见到人，沿着村边的小路绕过去。朱老忠走到严家门前一看，还是那座土坯门楼，还是那两扇白茬子小门，门外还是那片小谷场，谷场上还是那个青石头小碌碡。离家的时候，这两棵小杨树才一丁点，这早晚有冒天云高了。他背叉着手，在小场上走来走去，捋着嘴上的胡子，连声说：“局势还是那个老局势，可是大改了样子，大改了样子呀！”朱老忠这里瞧瞧，那里看看，觉得什么都是新鲜的。一抬头看见前边堤上，大杨树底下站着个老太太，手里拄着拐杖，翘起下巴向北眺望着。日头落了，夕阳的红光映在她的身上，映着千里堤，映着千里堤上的白杨树。杨树上一大群老鸦，似有千千万万，来回上下左右飞舞，越飞越多，呱呱地叫个不停。朱老忠慢慢走过去，看那老太太花白了头发，脸上的皱纹都耸了起来，看轮廓还认得是老祥大娘。他走上长堤，说：“老人家还在这儿站着？太阳下去了，风是凉的，别叫晚风摸着了！”他想：说不定老人家有多么想志和呢？老奶奶早在千里堤拐角的地方呆了半天，掐指计算老伴走了几年，儿子走了几天。如今年纪老了，中年失掉丈夫，老年失去儿子，给她带来了多大的愁苦啊！当朱老忠走到跟前，她眯缝起眼睛看着，老半天才问：“你是谁？”
朱老忠打起笑脸，走上去握住老人的手，把嘴头对在她的耳朵边上，说：“我是虎子！”老奶奶睖睁起眼睛，呆了一会才说：“你是哪个虎子？”她又想起，几年以前听得有人说过：“朱虎子死在关东了！”她怕目前是个梦境。朱老忠抖动她的两只手，跺起脚笑着说：“我是朱老巩那个儿子，小虎子！”老人听了这句话，慢慢抬起头来望着青天，两条腿颤颤巍巍，重复地说：“虎子？虎子？”她凝着眼神，极力想从脑筋里回忆起朱老忠幼时的相貌，有抽半袋烟的工夫。她摇晃摇晃脑袋，颤着嘴唇牵动得面皮抽搐，一时心酸，说不出话来。又停了老半天，把拐杖望旁边一扔，抢上两步，把两只手放在朱老忠的肩膀上，皱起眉眼仔细认了认，说：“虎子，虎子，不认得了！不认得了！”说着，眼泪就象流泉，从眼窝里冒出来。说：“苦命的孩子，你可回来了！你一去三十年，三十年连个书信也不捎来。你娘虽然死了，你爹也不在了，可是老亲近邻也还想念你呀！也不来个信。说实在话，我以为朱家门里这就算绝后了。你回来了，活该朱家不绝后。”朱老忠听得说，噗通地跪在老奶奶跟前，说：“大娘！大娘！你别说了，你别说了，儿心里难受！”老奶奶说：“你难受？这些年不论黑天白日，一想起老巩兄弟，就象摘我的心！为了想念出外的人们呀，这些年来，象熬灯油一样，把我老婆子的心血都熬干了。”又放声大哭起来，说：“咳！孩子不是好走的！”说着，颤动着嘴唇抽咽起来。朱老忠眯缝起眼睛，不让眼泪流出来。拍着老奶奶膝盖说：“大娘！我回来了，这还不好吗？你别哭了！”老人撩起衣襟，擦着眼泪说：“哭哭好，哭哭好啊，哭哭心里静便些。”说着，她弯下腰扶起朱老忠，两只眼睛尽盯着他。朱老忠和老奶奶在堤上说着话，严志和也在堤下头站着。向前不是，不向前不是，心上麻搭搭的。老奶奶看堤坡下头站着个人，转过头去问：“那是谁呀？”朱老忠说：“是志和呀！”一说是志和，她心上象有一缸眼泪，同时涌了出来。撒开嗓子大骂：“志和！你回来干吗？自己个儿闯荡去吧！你就不想想，老的老小的小，你交攀给谁呀？”朱老忠也说：“你出门就该跟老人家说一声。”老奶奶说：“他自小儿肉死，成天价碌碡轧不出屁来！还跟我说呢？”严志和红了脖子脸，走上千里堤，拾起拐杖说：“我一时心上转不过轴来，抬起腿就走了。”说着，嘻嘻笑了。老奶奶见严志和上了堤，连哭带喊：“咳！我跌死在这里吧！”说着，斤斗趔趄地从堤坡上跑下来。朱老忠怕老人摔倒，连连说：“志和，志和，快快架着！快快架着！”朱老忠和严志和，一人架着老奶奶一条胳膊。老人楞着眼看了看志和，又扭过头看了看朱老忠。走回来一进门，贵他娘和大贵二贵在院里阶台上坐着。朱老忠说：“快来，见见我大娘！”老奶奶见了贵他娘，擦去眼泪转悲为喜。走前两步，仔细瞧了瞧，心里说：“人儿长得挺干净，就是脚大点儿。”又看了看孩子们，连声说好。转
过脸来对朱老忠说：“好！孩子也好，大人也好！”朱老忠点头笑着说：“你老人家看着好，我心里就高兴。”老奶奶说：“一个个五大三粗的。好，好啊！死王八羔子们，净想叫咱满门绝后，咱门里人更多了！”小院里还是那三间土坯小北屋，年代远了，屋檐上生了绿苔，阶前栽了一棵小香椿树。西边一间小棚子，棚子里盛着几件农器家具，和一些烂柴禾什么的。老奶奶亲手帮助涛他娘，在堂屋里搭制饭菜。叫运涛从西锁井打了酒来。上灯时分，饭菜搭制停当。涛他娘走进里屋，扫了扫炕，搬上吃饭桌，点上个小油灯。老奶奶说：“来！屋里吃饭！”朱老忠和贵他娘扶着老人走进屋里，老奶奶见贵他娘进屋子门的时候低了一下头，笑着说：“咳！你看，窄房窄院，着实茅草啊！”朱老忠说：“再茅草也是咱自己的家，一进家门，就觉得浑身热糊。”走进屋里，朱老忠和贵他娘把老人扶到炕上，坐在正中间，他俩坐在两旁。涛他娘端上菜来：炒鸡蛋、腌鸡蛋、萝卜丝、萝卜片⋯⋯大碗小碟摆了一桌子。贵他娘说：“就够麻烦你们了，还弄这么多菜？”老奶奶在灯下笑花了眼睛，举起筷子说：“也没什么好菜，庄稼百事。来吧，吃啊！”说着，眼睛看着朱老忠，手上点着筷子。严志和给朱老忠满上一盅酒，也给自己斟上一盅。朱老忠端起酒杯说：“来，大娘，三十年不见，一块喝一盅酒吧！”老奶奶说：“呿！我可没喝过酒。嗯，虎子，吃啊！”她亲手把筷子递到朱老忠手里，又问：“他小弟兄们呢？”一忽儿四个小伙子一齐走进来。二贵爬到炕上，钻在娘的怀里。江涛坐在奶奶一边，运涛叫大贵跨上炕沿，自己在炕沿底下站着。朱老忠瞧了瞧江涛，说：“怎么这孩子长得这么俊气！”贵他娘紧跟着说：“人家他弟兄们都是长得瘦眉窄骨儿，完全不象大贵一路孩子们，粗粗拉拉的！”朱老忠把江涛拦在怀里，拽起手掌看了看，说：“这孩子聪明，将来长大了，一定是把能干的手。”老奶奶问：“怎么看得出来，你还会看手相儿？”朱老忠说：“不是我会看手相，我看这孩子眉清目秀，五官端正。叫他多念几年书吧！”老奶奶说：“江涛念书可上心哩，珠算也学会了九归架儿。”老奶奶今天见到这么多儿孙，坐在她的炕头上，饭吃得多，人也清爽了。眯细起眼睛，歪起头儿问：“虎子！这些个年来，你是怎么闯过来的？”朱老忠把离开锁井镇以后，三十年的遭遇说了一遍，一边说着，直觉心酸。孩子们听了这凄惨的往事，也停住筷子楞着。老奶奶说：“咳！受了苦啊！出去的时候还是个孩子，回来下巴上胡子老长了。吃呀！”她夹了一块腌鸡蛋，放在朱老忠碗上，又用筷子点点，说：“孩子！吃呀！”朱老忠说：“在关东三十年，这心老象是在半空里吊着。一回到家里，坐在你老人家跟前，心上要多踏实有多踏实。”
老奶奶说：“你走的时候不是好走的，我多咱想起来，就心酸得不行！”一谈起他离家时的情景，朱老忠额上沁出汗珠，出气也粗了。解开怀襟露出胸膛来，伸了伸胳膊，问：“大娘！我那老姐姐呢？”老人听了这句话，停止了吃饭，眯缝了一会眼睛，无声地掉出泪珠，说：“那早晚你前脚走了，后脚她跳在这滹沱河里自尽了！”说着，又哭起来。朱老忠听到这里，瓷着眼珠，盯着灯苗晃动，半天不说一句话。姐姐年轻时的容貌，又现在他的眼前。老奶奶说：“咳！真是虎狼世界呀，这早晚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真是不容易着哪！”江涛孩子虽小，却容易受感动，瞪起两只大眼睛，攥住拳头说：“这不是活欺侮人吗？那就不行！”运涛悄悄地斜了他一眼，说：“不行，又有什么办法，世界上都是人家的。”严志和说：“叫他们闹得咱一家子人东逃西散，这笔帐一辈子算不完！”老奶奶翘起嘴唇，骂：“天雷劈他们脏王八羔子！”这件事情，涛他她不知听严志和说过多少遍。今天听到这里，也止不住的抽泣。老奶奶睒起眼睛，颤着嘴唇说：“苦命的孩子们，命苦啊！我不愿告诉你，那是个好闺女呀！”说着这句话的时候，她才想张嘴打问严老祥的消息，朱老忠不愿伤老人家的心，忙抬起头来，换了个话题，说：“看起来，叫江涛多念几年书吧，咱就是缺少念书人哪！几辈子看个文书借帖都遭难。这就是咱受欺侮的根苗！”朱老忠讲着，严志和在一边听，这些事的来龙去脉他都知道，低着头不说什么，心里却翻绞得难受。他说：“运涛还说送他去城里念几年书。唉！官司打输了，日月困难，供给不起他。”朱老忠说：“不要紧，志和！有个灾荒年头，大哥帮着。你院里巴结个念书人，我院里念不起书，将来我叫大贵去当兵，这就是一文一武。说知心话，兄弟！他们欺侮了咱受苦人几辈子，到了咱这一代，就不能受一辈子窝囊气了。可是没有拿枪杆子的人，哪里能行！你看大财主们的孩子，不是上学堂，就是入军队。”严志和说：“好，吃糠咽菜地干呗！”朱老忠摇摇头说：“不，咱有两条腿能跑踏，有两只手能做活。有人说吃糠咽菜是穷人的本分，依我来看，那就是没有出息！”老奶奶忽扇着右手说：“是这么回事，孩子们，跟着你大伯学！”严志和也说：“任凭大哥安排。”当一家人都低下头吃饭的时候，老奶奶扬起头，停住筷子想，又眯细着眼睛说：“老忠！我也问你个话儿。”朱老忠笑着说：“你问我大爹的事，是呗？”老奶奶噗嗤地笑了，说：“你怎么知道？”朱老忠说：“我猜你早就该问呢！”他又把听到的消息说了一遍，最后说：“我还跟志和说，咱打个书子去问问。”老奶奶说：“敢情那么好，快写个信问问。”一行说着，不住嘴地咯咯地笑个不停。喝完了酒，吃完了菜，又端上玉米面窝窝、杂面汤，还有葱花儿炸辣椒。碗上冒着热气，杂面的香味蒸腾了满屋子，一家子人都吃得饱饱的。后来话题又转到严老祥身上，老奶奶立刻逼着运涛去买信封信纸，写信探问爷
爷的消息。朱老忠还乡的消息，传遍了东锁井镇。当天晚上，朱老星、朱全富⋯⋯一些个小时候的朋友们，不等吃完饭，都端着饭碗跑了来。大家伙儿说说笑笑地抽着烟说话，直坐到半夜。朱老忠把带回来的关东烟叶、日本香皂送给他们，做为久别重逢的礼物。６吃了晚饭以后，一群孩子们在门前小谷场上玩耍。大贵和二贵也参加了他们的游戏；所有的孩子们分成两队，开始“打招”（乡村儿童的游戏）。运涛领着一队，大贵领着一队，大贵说：“备弓！”运涛说：“射箭！”大贵问：“射谁？”运涛说：“射二贵！”说着，一群孩子赶上去，大贵领着二贵在头里跑，江涛领着一群孩子在后头追，他们从林子外头赶到林子里头，又从林子里头赶到林子外头，赶上了就用拳头捶，二贵一下子哭出来说：“咱们闹着玩儿呗，干什么真打！”大贵也生起气来，说：“干什么，俺头一天来了就欺生？”运涛很觉得不好意思，走上去赶散了孩子们，把二贵拉回来，还在抽抽咽咽哭着。涛他娘把孩子们叫回来，关上大门睡觉。志和回来了，朱老忠也回来了，一家大小都高兴得不行，好象过个重大的节日。夜深了，村落上烟霭散尽，一个圆大的月亮，挂在树叉上。在乡村的夜暗里，长堤和乔杨，构成了一幅美丽的图案。还有的孩子们在门前小场上玩，吵吵嚷嚷，说说笑笑个不停。刚才人们在屋子里说着话的时候，涛他娘在槅扇门外头锅台上坐着。朱老忠和他的孩子们回乡了，她心里似乎高兴，也似乎更增加了忧愁。她想到冯老兰，不一定肯让朱老忠安生服业地活下去，她的心情更加忧惧不安，害怕有另一种更大的祸事降临家门。等朋友们散去，她安排贵他娘一家子睡在婆婆屋里，叫运涛到小棚子里去睡觉。运涛说：“家里人多了，我想搬到老驴头大伯家去借个宿儿。”涛他娘说：“不，孩子！家里睡吧，到人家去睡干吗？”运涛说：“我不想在家里挤着。”他说着，扯起条被子就走了。涛他娘眨动着眼睛，对严志和说：“忙把他赶回来，去！”严志和说：“他去的吧！”涛他娘说：“你看，和他家春兰，小小的人儿，一块呆热了！”严志和说：“孩子家，管他呢！”涛他娘说：“孩子家，你想想他们还小吗？”严志和抬起头想了一下，说：“论说，正是年纪儿。”涛他娘说：“就是嘛，不经点心，闹出事儿来，光自惹人笑话。”说着话，江涛在一边听着，他还悟不出是件什么事情。一会儿眼睫毛打架，脱衣裳睡下。白天严志和虽然有朱老忠伴着，心上还是怪不好意思。扔下老婆孩子，走了几天又回来⋯⋯他坐在炕沿上抽了一袋烟，也就睡下了，
一家子人谁也不说一句话，一屋子人沉入鼾睡的梦乡。涛他娘出了一口长气，自言自语：“唉！为起个女人哪，真是难呀！下辈子再脱生的时候，先问问阎王爷，他要叫我脱生个女人，我宁愿永远在阴间做鬼⋯⋯”严志和听涛他娘嘟嘟哝哝，捅了一下她的被窝口儿，说：“这几天，你们怎么过来？”涛他娘把脖子一扭：说：“你甭理我，一个人飘流着去吧，回来干什么？说走抬起腿脚就走了，上有老下有小，谁给你服侍？”严志和说：“你！”涛他娘说：“我是你们使一辈子的丫头？我早就想过了，你要是不回来，我就嫁人。爹走了娘嫁人，各人管各人，看孩子们怎么着？”严志和说：“你忍心？”涛他娘说：“你忍心？”第二天早晨，涛他娘起来抱柴禾做饭。贵他她听得响动，也起了炕，腰里系上个白布围裙，走出来帮着做饭。朱老忠和严志和也起来了，大贵出来舀水洗脸。涛他娘听老婆婆咳嗽得厉害，嘟哝说：“老人家一夜不得睡，老是咳嗽！”顺手拿起个鸡蛋打在碗里，冲上开水端进去。穷人家轻易不吃鸡蛋的，除了换个油盐，就给老奶奶吃。贵他娘说：“上了年纪的人，怎么受得了？”话音没落，门外有人搭讪，是一个尖脆的少女的声音：“志和叔，运涛呢？”严志和在门外头问：“清早立起，找他干吗？”“有个事儿问问他。”严志和问：“昨儿后晌，他不是到机房里去睡觉吗？”“是呀，今儿一早他就走了！”严志和说：“许是下地了。”那闺女笑了一声，说：“我来看看你们来的客人。”一边说一边跑，小跑溜丢儿跑进来。贵他娘一看，是谁家的姑娘。细身腰，黑脸盘儿，两只大眼睛骨碌骨碌地转着，就是脸庞长得长了一点。心上一喜，笑嘻嘻地问：“谁家这么好的大闺女？”涛他娘低声说：“老驴头家春兰。”说着，春兰到了眼前。她说：“看看你们来的客人？”贵他娘闪开眼睛瞟着她，说：“看吧，这不是，你来干吗？”春兰说：“找运涛。”贵他娘说：“找他干吗？他下地了。”春兰说：“找他问个字儿。”贵他娘又问：“你倒是问字儿，还是看客人？”春兰看这人新来乍到，倒不怯生，就说：“都是。”涛他娘嘟哝着说：“问什么字？成天在一块儿，也问不够？”春兰乜斜起眼睛瞄了瞄，见涛他娘不高兴，也不说什么，只是咯咯地笑。涛他娘说：“回来再问吧！”春兰说：“我得上你们屋里看看去。”贵他娘说：“看去吧，门上又没有绊脚绳。”
春兰一进屋，和老奶奶，和朱老忠又说又笑。她早就听得运涛说过“朱老巩大闹柳树林”的故事，想看看朱老巩的儿子倒底是个什么模样，今天一早就跑了来。朱老忠见来了老街坊的女儿，喜得拿出一个洋漆皂盒，那是日本产的，又鲜亮，又美丽，盒里盛着块鸭蛋肥皂。春兰拿在手里，翻来复去看个不够，很是喜欢。外头屋里，贵他娘低声问涛他娘，说：“昨儿晚上，你念叨的就是她？”涛他娘眼睛瞅着槅扇门，哑默悄声地说：“可不是。”从那年运涛学会了织布，家里没有房，就在春兰家外院里安上张织布机。赶上老奶奶闹病，家里人帮不上手，运涛常求春兰帮着浆个线落个线的。日子长了，两个人就感情好起来。运涛爱看闲书，春兰也跟着认字。他耐心教，她心眼透亮，钻着心儿学。过不了二年，就会看书了，这一来两个人更恋得分不开了！涛他娘叹了口气说：“咳！我老是跟志和说，忙把院里小棚子支大点儿，把机子搬回来，他就是没这个空闲。为了这点事，我老是提心吊胆的。”贵他娘问：“提心吊胆什么？”涛他娘说：“万一闹出个什么儿来，可不叫街坊四邻笑掉了大牙。”正说着，志和走进屋里，春兰一见志和就避出来，往外就走。贵他娘说：“玩儿吧！”春兰说：“不，俺家去。”涛他娘说：“这儿吃饭吧，请你陪客。”春兰说：“不，快吃了饭，去点瓜呢。”春兰走出去，贵他娘在后头问：“闺女，今儿多大了？”春兰返回身说：“十七了。”贵他娘瞟着她说：“快到年岁儿！”春兰问：“什么年岁儿？”贵他娘说：“坐轿的年岁儿！”春兰一下子笑出来，说：“跟俺开玩笑，俺走！”说着，抬起腿咭哩呱哒地跑出去。贵他娘看着她的后影儿，笑着说：“好一条油亮的大辫子，搭拉到大腿上。人尖子，怪喜溜的个人儿！”严志和听贵他娘说话嘹亮，脾气性格干脆，走出来问：“你们说春兰？”贵他娘斜着志和，嘻嘻笑着说：“可不是，快使上好儿媳妇了，还不打发媒人过去！”严志和说：“俺不希罕那个。”贵他娘瞟着他说：“多好的人儿。”严志和说：“人儿好，吃她喝她？贴在墙上当画儿看着她？咱庄稼人，就是希罕个庄稼人儿。这，插门闭户也管不住。”贵他娘说：“谁家不希罕个好媳妇儿？”严志和说：“我就不希罕。”贵他娘说：“那就给你们娶两房子麻疤丑怪。”严志和说：“越是那样的人儿，她心里越悍实，才能好生跟着你过一辈子。”贵他娘说：“哪，当初一日，你就别娶涛他娘。”又瞟了涛他娘一眼，
笑了说：“小小脚儿，细细的腿腕儿，一走一打颤儿。”严志和笑着说：“她，我也不希罕。说起话来哝哝唧唧。走起道儿，一步迈不了半尺，看你那两只大脚多好⋯⋯”不等志和说完，贵他娘张开大嘴，呱呱呱呱地才笑呢。朱老忠也在屋里答了腔：“志和说的那个，净是背晦理儿。”涛他娘唉声叹气说：“咳！女人呀，没个痛快的时候。没孩子的时候，寞寞落落闷的慌。一到了该生养孩子的时候，挺着个大肚子累得不行。盼得孩子出来了，又累得慌。明年又是一个大肚子，孩子出来了更是累死人！”贵他娘说：“老了就好了。”涛他娘说：“老了？老了把老婆子扔在一边！”贵他娘说：“多生养闺女，大闺女嫁个团长，二闺女嫁个营长，三闺女呢⋯⋯嫁个法官。”严志和笑着插了一句，说：“唔，好打官司！”涛他娘说：“好把老婆子押在监牢狱里！”一句话说得一家子人笑个不停。老奶奶听得人们念叨喜兴事，也笑咧咧地说：“等着吧，等给运涛、大贵、江涛、二贵都娶上媳妇，我也就老得动不了了。”贵他娘说：“盼着吧大娘！娶了孙媳妇儿，好伺候你老人家。”春兰顺着房后头那条半明不暗的庄稼小道走回家去。她家住在东锁井村后头，一座土坯小房里。进门先到运涛机房里看了看，那架使了几辈子的老织布机，不知用了多少麻绳头子和布衬条子绑架着。机子一边有条小炕，小炕上放着一个破枕头，一条破棉被子。炕沿上搁着个小油灯，灯里没有一点油了。许是昨儿晚上，运涛看书看乏了，歪下身子就睡着，没顾得吹灯，把灯油熬干了。枕头边放着一套书，是《水浒传》。她又抬脚走进里院，一进二门就喊：“娘！告诉你个新鲜事儿！”她举起洋漆皂盒，在眼前晃了晃，又藏进褂子襟底下。娘正在烧火做早饭，从灶旁探出头来，问：“什么新鲜事儿？”春兰说：“虎子大叔回来了。”娘皱紧眉头问：“那个虎子？”春兰说：“忘啦？就是那个‘朱老巩大闹柳树林’的朱老巩爷爷跟前的。”她把皂盒递到娘的手里。娘接过皂盒想了想，恍然说：“哟！人们都说这人早就没了呢，怎么又回来了？老巩为那铜钟的事气死了，虎子下了关东。他姐姐也跳河自尽了。那钟人家也砸铜卖了。”春兰说：“那是前年的事，运涛给我讲了‘大闹柳树林’的故事，我一夜没睡着觉。莫非老财主们的霸道劲儿，一辈子也褪不了？真把人给气死！”娘说：“我可先说给你，大闺女了老是跟着运涛在一块儿，不怕人家说闲话？”春兰好象没听见，不等娘说完，紧接着说：“运涛说，大地方出了个什么‘共产党’，要什么‘打倒土豪劣绅，反对封建’啦⋯⋯”娘白了她一眼，说：“甭听他红嘴白牙儿瞎叨叨，闺女家⋯⋯”春兰抢着说：“无风树不动，要动就有风，说说要什么紧哩？”娘儿两个说着，老驴头提着筐走进院子。他长下巴上长着一大绺长胡子，一走起路来，长脸子一颠颤一颠颤的。老驴头把筐放在院里，慢慢吞吞
地走进堂屋，在吃饭桌旁坐下，抽着烟问春兰：“听说朱虎子下关东回来了。我在地头上掘地，是你又到运涛他们那儿去来？”春兰本来是偷偷走过去的，不提防又叫爹爹看见。她正正经经地说：“我去问运涛个字儿，赶上虎子大叔带着媳妇孩子们从关东回来了，住在运涛他们家里。”老驴头说：“又是去问他字儿！闺女家不做针线，老是看那闲书干吗？要是看慌了心⋯⋯怎么，他还带回老婆孩子来？死不了就算便宜，别看出去了三十年，人们都说他要是回来了，跟冯家大院里还有一场打不完的热闹官司。”春兰说：“嗯，虎子大婶人儿还不错，就是两只大脚片儿！”娘说：“哟！那可是个什么人，莫非自小没有娘？有几个孩子？”春兰说：“两个大小子。”老驴头问：“嗬，干渣渣的两个大小子？有小子就好啊，象你吧，要是个小子家呢，也就跟我帮上了。这个，就是不行！”春兰问：“你看我做的活儿少？”娘盛上饭，老驴头慢慢吃着说：“闺女家到底差多哩，出聘的时候，顶少赔上两个大板箱。”春兰嘴儿一撅，说：“我就知道你怕花钱。”老驴头说：“我倒是不怕花钱，我打算一辈子不叫你离开家。你上无三兄下无四弟，你走了谁伺候俺俩？我早就打算给你在家里招下个人儿，又是女婿又是儿，将来也有人继承我这份家业。再说俺老两口子百年以后，烧钱挂纸的，你也不用来回跑了。”春兰一听，脸上羞红起来，端着饭碗靠在门扇上吃着。一谈起婚事，她觉得心里烦乱，扬起头看着天上，老半天忘了吃饭。春兰娘又跟老驴头谈起种瓜的事，她家年年在房后头种上半亩瓜，倒是挺对春兰的脾气，夏天在园里搭上个小窝棚，她坐在窝棚上作针线，守着一只老母鸡，在斗子里孵着一窝小鸡儿。鸡娃出来了，有黑的、白的、芦花的⋯⋯满世界乱跑，吱吱地叫着，在瓜秧里啄食瓜子儿、油虫儿⋯⋯真是美气！一家子吃了饭，春兰挑上筲，老驴头背上筐，端上一瓢瓜籽儿，上房后头去点瓜。老驴头弯下腰刨着坑，春兰担水。把水点在坑里，等水渗完，再点上瓜籽理上土。正点着瓜，看见朱老忠蹒蹒跚跚走过来，后头跟着严志和。春兰说：“你看，头里走着的那个就是虎子大叔。”老驴头探着腰扬起头来瞅了一眼，看见来了两个人，可是他不认得是朱虎子了。朱老忠走南闯北，路走得多了，走起路来，两条腿一跩一跩的，走得很快，眨眼到了跟前。春兰笑着问：“虎子叔，你们到哪儿去？”老驴头手里拿着小镐刨着坑，笑了笑说：“你就是那朱虎子？”朱老忠笑笑说：“我就是朱虎子，朱老忠就是我。”严志和说：“敢情你不认得他了？”老驴头说：“好啊！咱弟兄三十年不见了，你走的时候，你们俩还没有春兰高，天天晚晌在场里‘打招’。如今你回来了，我也成了老头儿。”朱老忠摸了摸下巴，说：“可不是，胡子老长了。干什么？要点瓜吗？我还带回来一点金瓜籽儿。”
老驴头楞了一下，说：“一听你就是有心计的人，打算回来好好种庄稼哩！”朱老忠说：“咱是正南巴北的老实庄稼人嘛！”老驴头说：“那敢情好。我年年在这房后头点上几分瓜，有这闺女看着，收拾着，倒是不耽误我多少整工夫。卖了瓜弄个零钱儿，打个油买个盐的。咳！咱庄稼人多么发死？要是不使帐，干什么进个钱儿？”严志和说：“今年种瓜，明年种瓜，春兰也就成了瓜小姐了。一到夏天，就看见她黑天白日坐在这小窝棚上看瓜园。”老驴头说：“闺女家可能干什么？⋯⋯怎么，你们上街？”朱老忠说：“我去看看老明哥⋯⋯你看，我走的时候还没有这条小道儿。”老驴头说：“可不是！这条小道儿本来是没有的，自从那年志和在我家里安上织布机，运涛一天三晌来来去去，把土踩硬了，再也长不出庄稼来，尽是长草。”严志和说：“快别说了吧！你们春兰，一天不知道上俺家跑多少趟，眼不眨扭搭扭搭跑了来。领着一群姑娘，到我那小北屋里去听运涛讲书。”老驴头说：“反正是他们俩的事儿，要不怎么能生生的把庄稼地踩成小道儿？这不是一日之功！”严志和说：“当然不是一日之功，滴水穿石呀！”他们一说，春兰脸上腾地红起来，只是弯下腰点水，不敢抬起头来。点完那两筲水，又担起筲望井台上跑。她故意颤起担杖，担杖钩磨得筲系儿吱吜乱响。那条红绳子辫梢儿，在脊梁后头飘飘飞舞。朱老忠暗自点头说：“嗬！活跳跳的闺女，心性儿有多么活泼，身子骨儿有多么结实！”７朱老忠和严志和说着话走到锁井村后头，进了一条小胡同。胡同尽头有个砖门楼，大门关着。他们推门进去，院子里静悄悄没有一点声音，砖头瓦块和烂柴禾叶子撒了一院子。窗前有棵老榆树，榆钱儿正密，一串串在枝上垂着。有几只刚出巢的蜜蜂，围绕榆花乱飞，嗡嗡地叫着。院里这么静，象是没有人住着，朱老忠故意咳嗽了一声，还是没有声音，就喊了一声：“老明哥在家吗？”耽了半天，朱老明在屋里答了腔：“谁呀？”朱老忠说：“我呀！”朱老明说：“进来吧，嗯？怎么声音这么生，好象多久不见了的。”严志和说：“当然是久不见了。”朱老忠推门进去，门转枢也不响一响。屋子墙被烟熏得漆黑，荫凉得不行。进了槅扇门一看，一个大高老头在炕上躺着，头发胡子都长了很长。朱老忠问：“老明哥你怎么了？”朱老明听得有人进来，从被窝里坐起来。他不能睁开眼睛，用手巾擦去脸上的泪，说：“我还听不出你是谁来。”严志和说：“你想不到。”
朱老明摇摇头说：“想不到，反正不是这锁井镇上的，是外路口音里夹杂着锁井腔儿！”他的脸色焦黄，脸孤拐向外凸着。眍䁖着眼窝，眵目糊把上下眼睫毛粘在一起了。他使劲翻了翻眼皮，怎么也睁不开，又紧紧合着。朱老忠问：“你的眼怎么了？”朱老明说：“闹眼呢。”朱老忠说：“也不治一治？”朱老明说：“谁说不想治，可也治得起呀！”朱老忠说：“这个好说。”说到这里，朱老明不再说什么，扬起下巴动了神思，左思右想还是想不出是谁的声音，他说：“志和！你你告诉我吧，他是谁？老是叫我闷着！”严志和说：“他是谁？你可记得三十年前为了保护铜钟大闹柳树林的事？”朱老明呆了一刻，楞楞地说：“哪！我还忘得了？”严志和说：“他就是朱老巩大叔的儿子，现在叫朱老忠。”朱老明一听，拍掌大笑，这一笑两只眼睛也睁开了，露出血红的眼珠。可是他还是看不见，抬起两只枯瘦的手向前摸着。朱老忠见他伸出手来摸人，向前凑了两步。朱老明先摸到他的胳膊，又摸到他的肩膀、耳朵。当摸到他的胡子的时候，朱老明咧开嘴说：“啊呀！兄弟，你也老了！”朱老忠说：“不老，长了胡髭罢了！”朱老明说：“不老，你今年怎么个岁数儿？”朱老忠说：“四十五了。”朱老明说：“四十五也是半截子人了。”三个人一直在屋里说着话，也不见有人进来。炕上放着一把水壶，一个算盘，算盘上放着两块干裂了的饽饽，这就是他一天的口粮。朱老忠问：“咱那一家子人们呢？”朱老明说：“哪里还有人！你嫂子才没了，闺女们住不起家也都走了。咱老二扛着个长活，晚上回来看看，给我做口吃的，就又走了。咳！家败人亡呀！”严志和拿把笤帚，把小柜子扫了扫坐下。从褡包上摘下烟袋来，打火抽烟。问：“老明哥，你抽一袋不？”朱老明说：“我在闹暴发火眼，不抽烟。”朱老忠问：“这是怎么闹成个唏咧哗啦？”这句话不问也罢，这一问呀，朱老明拍着炕席说起来。从冯老兰和冯老洪拉着团丁打逃兵，说到五千块洋钱摊派到老百姓身上。他又张开大嘴哭了，说：“干也是倾家败产，不干也是败产倾家，我就决心和他打了这场官司。开头谁也不敢干，你想冯老兰那家伙，立在十字街上一跺脚，四条街乱颤，谁敢捋他的老虎须？再说家家种着冯家大院的地，使着冯家大院的帐，谁也掰不开面皮儿。后来老星哥和伍老拔出来，才串连了二十八家穷人，集合到一块商量了商量，谁拿得出钱？我说：‘这么着吧，我拿头份，先去五亩地再说！’”朱老忠说：“一打起官司来，五亩地可花到哪里！”朱老明说：“可不是嘛，一个五亩，两个五亩，三个五亩也不够⋯⋯我和朱老星，伍老拔，套上牛车，拉着半笆斗小米子，拉着秫秸穰，在城里找了人家个破碾棚，支起锅做饭。
晚上就在碾台上睡。就是这么着打起官司来！这个世道，没有钱在衙门里使用，怎么能打赢了官司呢？递字儿，催案子，都得花钱。哪里有那么多钱！衙役们有时候叫我请他们吃饭，我就请他们吃碗小米干饭熬菜汤。”朱老忠问：“哪，能行吗？”朱老明说：“官司就是这么着打输了，连告了三状，连输了三状。咱请律师要花很多钱，冯老兰是有名的刀笔，用不着花钱请律师。再说他儿子冯贵堂，上过大学堂，念过‘法科’。”朱老忠拍着巴掌，叹口长气说：“那就该不打这官司！”朱老明说：“骑上虎下不来了呢！这一输啊，老星兄弟把房卖了，搬到冯老锡场屋里去，给人家看场。伍老拔去了几亩地，我拿头份，把房屋土地都卖完了，这就要搬家。我觉得不这么办对不起老伙计们！”朱老忠问：“搬到哪儿去？”朱老明说：“搬到咱老坟上看坟去。”朱老忠问：“咳！这就算输到底了？”朱老明说：“这还不算输到底，只要我朱老明有口气，就得跟他干！”他又捏着太阳穴说：“咳！我的眼呀，要是好不了，可就苦了我了。我的眼要是瞎了，趁个空儿也要拿斧子劈死他！咱满有理的事，这辈子翻不过案来，死的时候也得拉他垫背，我就是这个脾气！”又指着眼窝说：“唉呀！这辈子还能见着青天吗？”朱老忠听到这儿，直着眼睛楞了一刻，说：“不要着急，慢慢来吧，我就是为咱这穷哥们回来的，不是的话我还不回来呢！目前他在马上，咱在马下。早晚他有下马的一天，出水才看两腿泥！”说着，朱老明又不住地咳嗽，咳嗽得弯下腰起不来。他说：“兄弟们，给我口水喝吧！”严志和提了提壶，壶是凉的，连一点水也没有。忙去趴在灶堂门口，打火镰点着火，拉动风箱烧水。朱老明的火石，已经打成圆球，没有一点棱角了。他这么打打，那么打打，打了半天才打出火星来，点着柴禾烧了壶水来。朱老忠在一边看着，他想：“不回老家吧，死想家乡。总觉得只要回到家乡，吃糠咽菜也比流落在外乡好。可是一回到家乡呢，见到幼年时候的老朋友们，过着烟心的日子，又觉得起心眼里难受。”心里说：“知道是这个样子，倒不如老死在关东，眼不见为净，也就算了！”转念又想到：“在关东有在关东的困难，天下老鸦一般黑！闯吧，出水才看两腿泥！”他觉得肩头上更加沉重了，祖辈几代的新仇旧恨，压在他的身上。朱老明喝完了水，润了润嗓子，停止了咳嗽。朱老忠说：“我还要到老拔兄弟家去看看，想叫他帮着我拾掇拾掇房子。大哥！你缺什么东西？”朱老明说：“缺什么东西？没法说了，什么都缺！”朱老忠见不得这么可怜的人，眼上闪着泪花说：“大哥！你甭发愁，好好养病吧，养好了再说。有朱老忠吃的，就有你吃的。有朱老忠穿的，就有你穿的，你虽然是个庄稼人，是有英雄气的！”他说着，掏出十块钱，往炕上一扔，咣啷一声响，说：“看看，够治眼的吗？”朱老明一听，立时伸起脖子笑了，说：“哈哈！什么，洋钱呀？”朱老忠说：“你先治病，别的我打发孩子们送来。”说着，走出门来。
朱老明又说：“你可常来看看我，我闷的慌，你来这一下，我象看见明灯一样，你这人心眼怎么这么豁亮？”朱老忠临出大门时，又听得朱老明在屋里叹口长气说：“咳！人们都把土地卖了，没有土地，靠什么活着！”朱老忠一听，他又站住，走回窗台底下，说：“大哥！别焦心了，好好养着吧。事儿在我心里盛着，冯老兰就是一座石头山压在咱的身上，也得揭他两过子！”朱老明说：“好！我听你的。”严志和在一边看着，实在动心，由不得流下眼泪来。心里说：“出去闯荡了几十年，闯出这么个硬汉子！”朱老忠和严志和，从朱老明家里走出来，沿着村边走到锁井东头，上了千里堤。千里堤上那一溜子大杨树，长得钻天高。堤上一条干硬的小路，在硬土裂缝里滋生出稷草的黄芽。大黑蚂蚁，在地缝里围绕草芽乱爬。堤岸下边，是一排排紫色的柳子，柳尖上长出嫩叶。伍老拔的土坯小房，就在千里堤上。朱老忠和严志和走到小栅栏门口，有一只小狗从院子里跑出来，汪汪地叫着。严志和吓唬它：“呆住！呆住！”他一猫腰，拾起块砖头，那只小狗跐蹓地跑了。严志和提高了声音，喊：“老拔哥在家吗？”屋门一响，走出个中年妇人，一迈门槛见有个陌生人，又退回去说：“他没在家，出去了。”说着，有个十几岁的孩子，隔着伍老拔做木作活屋的小窗户看了看，也没说什么。朱老忠在栅栏门口转游了一会；院子里放着几棵湿柳树，是才从地上刨下来的，受了春天阳光的温暖，又生出紫色的嫩芽。东风顺着河筒吹过来，带来一股经冬的腐草的气息。离远看过去，有人在河身地上犁地呢。朱老忠和严志和离开伍老拔家庄户，沿着千里堤望西走。这时太阳起来了，阳光晒起来。朱老忠觉得身上热得发痒，解下褡包搭在身上。顺着大堤向上一望，河水明亮亮的，从西山边上流下来。在明净的阳光下，远远看得见太行山起伏的峰峦。朱老忠家当年就住在锁井村南，千里堤下头。他们走到河神庙前站住脚，庙前的老柏树没有了，那块大青石头还在，庙顶上的红绿琉璃瓦，还在闪烁着光亮。朱老忠对着庙台，对着大柳树林子呆了老半天，过去的往事，重又在头脑中盘桓，鼓荡着他的心血，眼圈酸起来。严志和并没有看出他的心事，叫了他两声。他忍住沉重的心情，一同走下大堤。他们穿过大柳树林子，大柳树都一搂粗了，树枝上长出绿芽。到处飞着白色的柳花，人们在林子里一过，就附着在头上、身上。穿过柳林是一个池塘，池塘北面，一片苇塘。一群孩子，在苇地上掰苇锥锥（苇笋），见大人们来了，斤斗骨碌跑开了。他们在池塘边上了坡，就是朱老忠家的宅基。可以看得出来，当年靠河临街，是两间用砖头砌成的小屋。因为年年雨水的冲刷，小屋坍塌了，成了烂砖堆。每年在这砖堆上长出扫帚棵、茴茴菜、牵牛郎和一些不知名的野草。土坡上还长着几棵老柳树。严志和说：“当年你走了，我就合泥用破砖把门砌上。后来小屋塌了，我把木料拾到家去烧了，这个小门楼还立着。”道边上孤零零的一座小门楼，墙根脚快卤碱完了，也没了门扇和门框。朱老忠向上一看，顶上露着明，漏
水了。严志和问：“这房再垒的时候，你打算怎么垒法？垒坯的还是垒砖的？”朱老忠说：“垒坯的呗，哪有那么多钱垒砖的？”严志和说：“那个好说，就在这水坑边上就水合泥，脱起坯来。刨几棵树，就够使木料了。用这烂砖打地脚，上头用坯垒，管保一个钱儿不花，三间土坯小房就住上了。”朱老忠笑了说：“敢情那么好。”严志和说：“这几天有什么活儿，咱趁早拾掇拾掇。然后，老拔刨树我脱坯，齐大伙儿下手，管保你夏天住上新屋子。”严志和用步子从南到北，抄了抄地基，又从东到西抄了抄。说：“将来，日子过好了，还可盖上三间西房。这里是牛棚，这里是猪圈。再在墙外头栽上一溜子柳树，等柳树长起来，看这小院子，到了夏天，柳树遮着荫凉，连日头也见不着，要多么凉快，有多么凉快。”朱老忠说：“哪我可高兴，兄弟盼着吧！”严志和说：“好！咱就先叫老拔帮助咱弄这个，要不他就走了。”朱老忠问：“干什么去？”严志和说：“上河南里东张岗，张家木头厂子里去做活。他脊梁上太沉重了，压得喘不过气来！”朱老忠问：“干什么那么沉重？”严志和说：“叫债压的。”两个人在柳树底下抽着烟，盘算了一会子盖房的事。朱老忠站在大柳树底下，往西一望，对岸坡上就是冯家的场院。周围黄土墙圈，墙圈里外长满了高的杨树，低的柳树。陈年草垛，有杨树尖那么高，雾罩罩的一座宅院。他站在土坡上楞了一刻，猛可里呼吸短促，胸膛里滚热起来。他看到老爹住过的地方，死过的地方，想起他出外的日子，仇恨如同潮水在胸中汹涌起伏。８朱老忠还乡的消息，也传到西锁井，传到冯家大院。冯家大院，是一座古老的宅院，村乡里传说：冯家是明朝手里发家的财主，这座宅院也是在明朝时代用又大又厚的古砖修造起来。经过几百年风雨的淋洒，门窗糟朽了，砖石却还结实。院子里青砖铺地，有瓦房、有过厅、有木厦。飞檐倾塌了，檐瓦也脱落了，墙山很厚，门窗很笨，墙面上长出一片片青色的莓苔。青苔经过腐蚀，贴在墙上，象一块块的黑斑。一进冯家大院，就会闻到腐木和青苔的气息。据说冯家大院里有象猫一样大的老鼠，有一扁担长的花蛇，把那座古老的房舍，钻成一个洞一个洞的。院里一棵老藤萝，缠在红荆树上，老藤萝长得很茂盛，倒把红荆树给缠黄了。老藤的叶子又密又浓，遮得满院子荫暗的不行。大瓦房的窗格棂又窄又密，屋子里黑古隆冬的。但是这样的房子，冯老兰却住惯了，他成天价钻在大瓦房里，晴天白日点起油灯，写帐簿打算盘。这天听得朱老忠还乡的消息，他不写帐，也
不打算盘，只是趴在桌子上发呆。眼前晃晃悠悠地闪着朱老巩的影子，仇人的形象是有心人不能忘却的：头上挽着个搪扭儿，光着脊梁，举起铡刀，张开大嘴喊着：“大铜钟是四十八村的，今天谁敢捅它一手指头，这片铡刀就是他的对头！”虽然过去了几十年的事情，他多咱一想起来，就趴在桌子上，转着黄眼珠子，呼噜呼噜地学猫叫。心里纳起闷来：“嗯，朱虎子，朱老忠，他不是死在关东了？”冯老兰没见过三十年以后的朱老忠，根据幼时的相貌，会把他想象成朱老巩的样子。心里悔恨说：“剪草不除根，又带回两只虎犊儿！唔！老虎，简直是三只老虎！”他心上异常不安，垂下枯黄的脸，眯瞪眯瞪眼睛，瞧着窗外。三十年的时光，也在冯老兰身上留下显著的标记：他已经是六十开外的人了，肩膀已经弓了起来，花白了头发，也花白了胡子。脸上瘦得凹下去，两只眼睛却还很有精神。他提起长烟袋，把烟灰磕在地上，吊起眼珠慢吞吞地走出来。经过三层大院，走到场院里。在往日里，他一走到场院，就会感到骄傲：锁井镇上，只有冯家大院配住这样的高房大屋。屋舍虽然老朽，样式毕竟与别家不同！看见牛把式老套子牵牛套车，他又想：在锁井镇上，只有冯家大院才配使用这样的死头大车，才配喂养这么肥的牛！想着，他的骄傲情绪又在心上蠢动起来，伸出右手捋着他的长胡子。场院里有喂十几条牛的牛棚，有喂十几只猪的猪圈，有一棵高大的槐树，枝叶繁密得象伞盖一样遮住太阳。他走过牛车、井台、土堆粪堆，到了黄土围墙下，站在绿树荫里。往日里他就爱站在这儿，回忆胜利的往事⋯⋯当他的两只老眼掠过广阔的柳林，掠过苇塘，掠过池塘上的清水波纹，看见对岸坡上站着两个人。一个是严志和，那个新拿败的对手，并不放在他的眼里。当他看到另外一个象朱老巩模样的人，心里说：“也许，那就是未能剪草除根，而又死灰复燃了⋯⋯”想着，又撅起他的长胡子，自言自语：“唔！一只虎没杀绝，三只虎回来了！”登时，他觉得办错了一件大事情，一时急躁，气喘起来，胸膛急骤地起伏，那颗心几乎要跳出来，怎么也装不到肚子里，头脑晕眩起来。他提起大烟袋慢慢走回来。走到大门口，门角上那对石狮子呲着牙咧着嘴，瞪出大眼珠子看着他。他耽了一刻，又走过三层宅院，走上高台砖阶，走回他的黑屋子，唉声叹气地坐在大木椅上。这时他的二儿子冯贵堂走进来。冯贵堂高高身材，穿着袍子马褂，白光脸蛋，满脑袋油亮的长发。他上过大学法科，在军队上当过军法官。上司倒了台，他才跑回家来，帮助老爹管理村政，帮助弟兄们过日子。这几天他正有一件心事，看见他的老爹唉声叹气，他问：“爹！又有什么不舒心的事情，惹得你老人家烦恼？”冯老兰说：“提起来话长呀！就是跟东锁井朱老巩家那件事情。我费了多少年的筹谋，费了多少心血，才把大铜钟砸碎，把四十八亩官地抠在咱的手心里。这样一来，咱家这片宅院愿怎么升发就怎么升发。这还不算，最主要的是根据阴阳先生的推断，有那座铜钟照着，咱冯家大院要家败人亡。如今咱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升发起来，继承祖宗的事业，成了方圆百里以内的大财主。”冯贵堂说：“这就好了，朱老巩死了，他儿子也没了音讯，该你老人家高枕无忧了！”
冯老兰憋住口气，把嘴唇一鼓，摇摇头说：“不，朱虎子昨儿又回到锁井镇上，还带回两个大小子，我估计他不会跟咱善罢甘休！”冯贵堂听完父亲的谈话，撅起嘴来，闷着头在屋里走来走去，他是一个有政治头脑的人，也感到这不能按一件小事对付。他倒背起手考虑了老半天，才说：“我早就跟爹说过，对于受苦的，对于种田人，要叫他们吃饱穿暖，要叫他们能活得下去，要不的话，谁给你种田，谁给你付苦？在乡村里，以少树敌为佳。象朱虎子一样，树起一个敌人，几辈子不得安宁呀！他虽然上过大学，有了一些文化，但阶级本质决定地，他还不懂得阶级这两个字的含意。冯老兰听到这里，不等冯贵堂说完，把黄脸往下一拉，拍着桌子说：“你花的那洋钱，摞起来比你还高，白念了会子书，白在外头混了会子洋事儿。又不想抓权，又讲‘民主’，又想升发，又不想得罪人。怎么才能不树立敌人？你说说！在过去，你老是说孙中山鼓吹革命好，自从孙大炮革起命来，把清朝的江山推倒，天无宁日！清朝手里是封了粮自在王，如今天天打仗，月月拿公款，成什么世界？还鼓吹什么男女平等，婚姻自由，闺女小子在一块念书。我听了你的话，把大庙拆了盖上学堂。如今挨全村的骂，快该砌下席囤圈了⋯⋯”冯老兰这么一说，象揭着冯贵堂头上的疮疙疤。他不等老爹说完，抢上一句说：“这就是因为村里没有‘民主’的过，要从改良村政下手。村里要是有了议事会，凡事经过‘民主’商量，就没有这种弊病了！咱既是掌政的，就该开放‘民主’。再说，你又上了年纪，又是村政又是家政，你一个人揽着，怎么管得过来？怎么不落人的埋怨？就说那铜钟吧，本来是四十八村的，你不通过村议会讨论，一个人做主卖了。把好事办成坏事，惹出一场人命案，使你老人家一辈子不舒心，多么不上算⋯⋯”冯贵堂说得累了，喘了一口气，停了一刻。见老爹只是低着头不抬起来，又说：“听我的话吧，少收一点租，少要一点利息，叫受苦人过得去，日子就过得安稳了。从历史上说，多少次农民的叛乱都是因为富贵不仁，土匪蜂起，引起来的。这就是说，要行‘人道’，多施小惠，世界就太平了⋯⋯”冯老兰耐着性子，想听完冯贵堂一阵话。听到这里，再也忍不下去，把桌子一拍说：“你算了吧！又跟我鼓吹‘民主’！那样一来七嘴八舌头，龙多死靠，什么也做不成了！依着你，土地银钱不能生息，过日子要花钱，孩子们上学要花钱，打官司要花钱，日子还有什么升发。家不富而国安在哉？”冯贵堂看老头子又发起脾气来，打起笑脸走到老爹跟前，装出缓和的神气说：“这么着啊，咱用新的方法，银钱照样向咱手里跑。根据科学的推断，咱这地方适宜植棉。咱把地里都打上水井，保定新发明了一种水车，套上骡子一天能浇个二三亩地，比手拧辘轳快多了。多种棉花、芝麻，多种经济作物，这比放大利钱收高租强得多了。少在受苦人身上打算盘，他们就越是肯出苦力气，说咱的好儿，不再骂咱们了！”冯老兰把头一扭，说：“哪，不行！受苦的人生就了的骨头长就了的肉，是卖力气的。照你说的那么办，他们都过起舒服日子来，谁还死心受苦？那样他们不会说咱好，反倒骂咱们傻到底了。再说，土地使水一浇就漏了风，要施很多的粪肥才行。光使水浇不施粪，会都把庄稼浇黄了，能长出什么好庄稼！要施粪哪有那么多粪肥！”
冯贵堂听父亲不赞成他改良主义的主张，他摇摇头想到：“人，一上了年纪，就爱固执己见，偏重保守了！”笑着油嘟噜的嘴唇，缓和了一下神气，说：“这，我都打算好了；咱有的是花生黑豆，就开个轧油坊。开油坊还不使那大木榔头砸油槽，咱买个打油的机器，把地里长的花生黑豆都打成油。再买几盘洋轧车，把棉花都轧了穰花，把棉籽也打成油。咱再喂上一圈猪，把棉籽饼喂牛，花生饼喂猪，黑豆饼当肥料施到地里。把豆油、花生油、棉籽油和轧的皮棉，运到天津去卖，都能赚到一倍的钱。这样也积得好猪粪、好牛粪、好骡马粪。有了这么多粪，地能不养肥！地肥了能不多打粮食！这样赚钱法儿，比登门要帐上门收租好得多了！”冯老兰不等冯贵堂说完，从椅子上站起来，摇着一只手说：“我不能那么办，我舍不得那么糟蹋粮食。好好的黑豆，都打成油？把棉籽饼都喂了牛，豆饼都喂了猪，哪不可惜？你老辈爷爷都是勤俭治家，向来人能吃的东西不能喂牲口，直到如今我记得结结实实。看天冷时候我穿的那件破棉袍子，穿了有十五年，补丁摞补丁了，我还照样穿在身上。人们都说白面肉好吃，我光是爱吃糠糠菜菜。我年幼的时候，也讲究过吃穿，可是人越上了年纪，越觉银钱值重了！你就不想想，粮食在囤里囤着是粮食，你把它糟蹋了，就不是粮食了。古语说：‘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哪！过个财主不是容易！你的人道主义，就等于是炕上养虎，家中养盗。等把他们养壮了，虎会回过头来张开大嘴吃你，盗会拿起刀来杀你！”冯贵堂好象没听见老爹的话，若无其事地笑笑说：“我还想过，咱们有的是钱，少放点帐，在街上开两座买卖，贩卖盐铁，贩卖洋广杂货，也能赚很多钱！再说，到了麦前，麦子价儿大的时候，该把仓房里的麦子都卖了。过了麦熟，新麦登场，咱再向回买。秋前卖谷子，春天卖棉花，都能多卖一倍的钱。我研究过了，比在仓房里锁着强得多了！”冯老兰摇摇头说：“不行！不行！你要记住，用出奇百怪的法子赚来的钱，好比不是自己的肉，贴不到自己身上。来钱的正路是‘地租’和‘利息’。除此以外，得来的钱虽多，好象晒不干的萝卜片子，存在帐上，阴天下雨会发霉的！”他又连连摇头，着急败打地说：“象你这样下去，会败家的！”他从封建社会里过来，在封建思想的支配下，他总结了多半个世纪的经验，对于《朱子治家格言》，他背得烂熟，到了封建半封建社会里，他的统治经验，说什么也不能前进一步了，他的思想僵化了。冯贵堂的话，不知跟老头子说了多少遍，冯老兰总是没有回心转意。他这种思想，从远祖遗传下来，压在心上，比磐石还要沉重。就是有千百人的力量，使不齐劲，也难撼动他古老的心灵。冯老兰看冯贵堂还是不注意朱老忠还乡的事情，垂下脖子不高兴。他的一生，继承了远祖的事业，一面两只手捂住眼下的金钱，只怕别人抢夺。一面向农民伸出手去，夺取他们的血和汗。俗话说得好，生姜越是老来越是辣，他骨节崚嶒的大手，手指上的长甲，他贪得无厌的性子，随着年岁的增长，更加残忍了！９
朱老忠一家四口从关东回来，严志和一家担负两家人的生活。他们下决心从劳动里求生活，用血汗建立家园，不管大人孩子，成日成夜地种地盖房。严志和与伍老拔帮助朱老忠刨树架梁，大贵、二贵、涛他娘、贵他娘他们，也帮着拾掇盖房的活路。江涛还到学校里去读书。直到麦子黄梢的时候，三间土坯小房盖好了，光剩下打院墙，垒门楼，一些零碎活。那天，早饭还没吃完，涛他娘把草帽和锄头放在台阶上，挑起饭担，给忠大伯他们送饭去了。自从开始盖房，老是从家里把饭送去。他们黑天白日不停工，没有空隙回家吃饭。运涛一面端着碗吃饭，摩挲着江涛的头顶说：“江涛！今日格不去上学，跟我到宝地上耪地去，你看那满地尽长了草！”江涛回过头，睁起明亮的眼睛，看了看哥哥，说：“好！跟你耪地去！”说了这么一句话，就只是低下头吃饭。吃得热了，鼻子尖上挑着两颗大汗珠子。吃完了饭，运涛拿起一顶大草帽，戴在江涛头上。一人背上一张锄，顺着房后头那条小路，到宝地上去。弟兄两个走到东锁井小十字街上，向西一扭，路北里是大槐树冯老锡家的大四方梢门。向西一走，忠大伯和父亲在那里盖门楼打院墙。哥儿两个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就沿着房西边的苇塘向南去，走过苇塘，走进大柳树林子。走过了河神庙，下了千里堤，小渡口上有只小木船，他们坐上小船渡过河去。到了宝地上，运涛也不说歇歇，抽个地头烟，拿起锄头来就耪。耪了多老远，回过头来一看，江涛两手拄着锄头，蹲在地头上楞着。他爱看滹沱河上的风光：河身里开着各色的野花，过往的船只撑起白帆⋯⋯他爱问，看见不明白的事情就问。问了就想，转着眼珠儿想。运涛拾起块坷垃，投了他一下，说：“嘿！还不快耪地，尽楞着干吗？”江涛笑默默地问：“哥！为什么老是这么急急忙忙的？”运涛翘了一下嘴头儿，说：“嗯，耪得快吗？快一点，天晌午要把这二亩谷子耪完，下午咱还要做别的活，快耪吧！快耪吧！”全村的人，谁都知道运涛是个做活的迷，成天价放下叉笆拿扫帚，两手不闲。自从小的时候，他看见父亲是这样过来的，祖父是这样过来的，他也学着这样过着这劳苦的日子。江涛又在睁起圆大的眼睛，忽闪着又黑又长的眼睫毛，想着一桩事情；他想不出，为什么离家二三里路，这么老远有这么一块宝地。耕个地耪个地都要隔河送饭，大车拉庄稼更不方便。想着，两只小手挥动锄头跟了上去，问了运涛。运涛抬了抬腰，出了口长气说：“这块宝地是咱爷爷他老人家留下来的。”接着，给江涛讲述了爷爷下关东的事。讲到最后，他说：“这点地，只许咱们种着吃穿，不许去卖。这些年来，不论日子过得多么急窄，咱爹不肯舍弃这块土地，这是咱的宝地呀！”他又学着父亲的口吻说：“咱穷人家，没有了土地，就站不住脚跟呀！”他年纪不大，自从听了父亲说过这些话，根据生活的体会，早早明白了农民和土地的关系。江涛也在想：“没有土地⋯⋯就站不住脚跟！”可是这块宝地在这些年来，也经过很多变故。起先宝地在小严村南边，南堤根底下，倒是一块金不换的好地。可是那年闹大水，这河流向南一滚，把宝地压在河底上，一家子就苦了。后来这河流向南一滚，又把这块宝地滚
到锁井村东落了淤，日子又过得返了韶。过了一年这河流又一滚，又把这宝地淤到锁井村南里去了，又挂了淤。如今，这块地就象是一个大谷仓一样，一家子人凭它吃饭穿衣。严志和常说：“啊，咱这块宝地呀，是长脚的！”土地那里会长什么脚，是因为严老祥和严志和父子们好脾气：大水过后，河流变化，人们争着要近处的地，把这块“宝地”越挤越远，一直挤到锁井村南，南堤外头，那里地场宽。宝地上的泥土是黑色的，拿到鼻子上一嗅，有青苍的香味。这是长好庄稼的泥土，它从爷爷血液里生长出来。爷爷亲手耕种它，揉搓它，践踏着它。爷爷走了，把它留给孩子们。父亲耕种它，运涛耕种它，如今江涛又在耕种它了。父亲常年在外头做泥瓦工，运涛耕地江涛就牵牛，运涛耩地江涛就拉砘子。运涛割谷子的时候，江涛就帮小镰儿。运涛耪地，江涛也跟着耪。凡是土地上的劳动，小哥儿俩总是在一块。哥儿俩耪呀！耪呀！两条小胳膊抡着大锄，把腰一弯猫了个对头弯。小苗上的露珠沾在裤角上，溅到腿上，沾在脚上，他们觉得多么滋润！耪呀耪呀，药葫芦苗开着蓝色的小喇叭花，耪了去，水萍花秀出紫色的花穗，耪了去。把野草杂花都耪了去，光剩下紫根绿苗的大秩谷，长得又肥又壮。太阳升起来了，在麦田上闪起金光。东北风顺着河槽吹过来，吹起水上的浪头，吹动堤旁的柳子，吹干了河岸上的土地。运涛回过头看江涛又在发呆，抬起腰来问他：“江涛！热不？”江涛猛地抬起头来，笑笑说：“不热。”运涛又问：“不热，脸上可是流汗！”江涛板上钉钉地说：“流汗也不热！”这孩子自小要强，好胜，不论受了什么样的委屈，对别人一字不提，只是结结实实记在心上。运涛停住手，掏出一个小烟袋，打着火抽着烟。叼在嘴上，吧咂吧咂地才抽哪！等江涛耪了上来，他又要讲故事。运涛很会讲故事，不论十冬腊月大雪天，或是新年正月的闲暇日子里，老是有一群姑娘小子，挤在严志和的小北屋里，来听运涛讲故事。他指手划脚，摆划鲁智深拳打镇关西，讲说景阳岗上武松打虎或是林冲被逼上梁山。春兰姑娘一听起他讲故事来，就象入了迷。今天，他一说要讲故事，江涛就耪得更快了，紧跟上来。运涛清了清嗓子，说：“在老年间，咱这块地方发过一场大水⋯⋯”他抬起头来，看着锁井村前，千里堤上郁郁苍苍的白杨树，说：“有一天晚晌，象天狗一声吼叫，没等得娘从孩子嘴里把奶头捵出来，就被大水冲跑了。冲走了爹娘，冲走了妻子，把牛呀，粮食呀，都冲走了！这决口开得不东不西，正冲锁井大街。把大街冲成一条河，淹了锁井全镇，涝了这一带四十八村⋯⋯耪呀！”江涛听到这里，觉得身上寒森森的，说：“这一家伙可把人们涝坏了！”他为了听故事，两手攥着锄头，尽快地耪。运涛说：“剩下来的人们，搬到房顶上或是树叉上过日子。老辈人们说：‘那年头呀，大街上行船，屋顶上安锅，河蛙落在窗格棂上，咕儿哇儿地乱叫唤！’⋯⋯耪啊！”一开头，江涛就觉得运涛说的有点玄乎。说到这里，他心上生了怀疑，
笑着问：“那河蛙不是鸡，又不是鸽子，怎么能落在窗格棂上叫唤？”运涛弯着腰低下头，两眼盯着锄刃和谷苗，一步一步地经心用意地耪着。听得江涛问，也不笑一笑。他说：“那是咱爹说的，那年头河水发得特大，水波一直滚到窗户上。那些花琉璃盆、花老包、柳条青们，两只小爪儿扒着窗棂，咕儿哇儿的乱叫唤！”运涛说着，还是不笑。江涛瞪直了眼睛，说：“我娘！把咱家也涝坏了吧？不，那时还没有我呢！”运涛说：“那时，咱家还住在下梢里⋯⋯那年头，碌碡不翻身，子粒不归家，一颗粮食粒儿不收，遍地是一片汪洋大海！人们眼睁睁地看着，耩不上晚田，种不上麦子。靠着剩下的粮食，捞点鱼虾，把鱼虾晒干，混过了冬天。到了春天，人们就拔野草挖地梨，或担着地梨去换点粮食来吃。咱爹说：‘那荒涝年月，任谁都难熬过呀！’⋯⋯耪啊！”“冬天断了水流。第二年春天，四十八村的人们，才拼着死命打上了险堤，因为用的人工过多，时日过长，起了个名儿叫千里堤。这锁井以东，喷了满地细沙。锁井以西，在胶淤上漫过细沙，就成了蒙金沙地。”运涛又回过头来说：“你看，要不咱村满世界都是荒沙吗？⋯⋯耪呀！”运涛很能体会老年人们受的苦楚，一说到苦难的年月，眼圈儿就酸酸的，眼泪濡湿了睫毛。江涛为了听故事，摇着锄头紧耪。“大水以后，冲成了东西二锁井。东锁井以东，大严村小严村，人们不能依靠沙田过日子，就成帮结伙地拉起毛驴，架上牛车，带上媳妇孩子出门逃荒。这群饥饿的人们，在县衙门里磕头下跪，起了讨饭的文书，就在这大平原上游动起来。今日格游到东村，明日格又游到西村。走到一个村庄，就在村外树林里挖锅作饭。到了冬天，在树上扒点子干柴木棒烧起火来，大人孩子们围着篝火烤暖睡觉，烧点水饭润润肚肠。”讲到这里，运涛觉得老辈人们的生活太痛苦了，眼泪流进肚子里，不忍再往下说。江涛听到这里，偷偷抹着眼泪唉声叹气，说：“真是难呀！”这孩子很有正义感，听到不平的事情，他会生气。听到愁苦的事情，他会掉泪。有几次被忠大伯看到了，摸着胡子，笑呵呵地说：“别看这孩子年岁不大，将来长大了会成个大气候！”运涛看江涛心上难受得不行，忙说：“留在家里的人们，丈量了土地，在堤旁栽植柳子，在沙田上种植桃梨。听得老辈人们说，那年头方圆二三十里，三四年里不见米谷。七八年后，才摘下桃梨去换点粮食。十年以后，才有饭吃了！有老辈人们付下的辛苦，流下了血汗，到了这咱，咱这眼前才是一片五花十色的梨园哩！江涛！你看多么不容易呀⋯⋯耪呀！”江涛孩子虽小，他也明白：看吧，春天开冻的时候，人们在园里用土把梨树培好，把土台拍得明光光的，好叫油虫爬不上去。桃梨花正开的时候，姑姑嫂子们在园里举起杆子打步蛐。夏天把刮风碰伤的，把虫子咬过的小梨掐去，好叫留在枝上的梨子长得又圆又大。一年忙到秋，才有远地来的客商，来这里坐地收庄。也有的打上席包，载上滹沱河的船只，运到北京天津去。再从天津北京运回日用百货、时新花布，和手使的家具。有了老辈人们的辛勤，才有后代子孙们的好日子过。这段故事，严志和不知道给孩子们说了多少遍。每次讲过，都会激动孩子们的心。今天运涛又讲起来，也是为了使江涛明白：土地是根本，辛勤劳动才是生活的源泉哩！
１０过了麦熟，忠大伯带着孩子们搬到新居。有了居住的地方，一家子人心上才落地了，贵他娘也挺高兴。过了八月节，收拾大秋的时候到了，严志和到园里去下梨，运涛带着江涛，到宝地上去收割那二亩“水里红”大秩谷。那年谷子长得特别好，沉甸甸的大穗子密密层层的，象一领席儿似的，你在这头一推那头就动。弟兄两人从黎明割到小晌午才割完。他们不走原路，顺着河岸向东去，趟着河水走回来。趟着河江涛问运涛：“哥！咱们为什么不在大堤前头过摆渡，偏偏到这里来趟水过河？”运涛说：“自从忠大伯搬到新家，每次看见我在宝地上耪地，不言声儿就拎着罐子送了饭来。要不忠大娘就走了来，打打呱呱地叫我到她家去吃饭。你想，这耕个地耪个地是日常的事，怎么能老是糟销他们！”江涛想：“这也是。”运涛又说：“要是过摆渡，少不了忠大伯又在河神庙底下等着咱！”他们趟到河边，互相扶持着洗脚穿鞋。猛一抬头，堤坡上大杨树底下站着个人，仔细一看，正是忠大伯。他垂下脸庞，两眼直瞪瞪，一句话也不说。运涛颤动着嘴唇，嘻嘻笑着走上去。不待开口说话，忠大伯镇起脸来说：“运涛，你这就不对！”运涛楞怔了一下，说：“什么事，大伯？”忠大伯说：“到宝地上来做活，为什么不告诉我！”运涛说：“是为这个？大伯！你想这耕个地耪个地，还能⋯⋯”反正，他不肯说出是故意躲着。忠大伯说：“我早就看见宝地上有人割谷，估量就是你哥儿俩。你们沿着南河沿往东走，我也顺着千里堤跟过来。走，江涛！你大娘轧好了饸饹，等你们去吃！”忠大伯说着话，脸上始终没有笑容。运涛嘻嘻笑着，不说什么。那时忠大伯还在身强力壮，墩实个子，红岗脸儿，短胡子黑里带黄。走到门口就喊：“贵他娘！端饭吧，他哥俩来了。”贵他娘呱呱笑着，走出来说：“我想是你哥俩不再进你大伯这门了呢！”她接过江涛的镰头草帽，挂在墙上。那时忠大伯院里只有三间小屋，新打了一圈土墙。屋里燠热，就在南墙荫里摆下饭桌。院子扫得干干净净，用水洒过，一派荫凉。说话中间，忠大娘端上秫面饸饹，红面条里搁上黄豆芽儿。江涛吃了一碗又一碗，正吃着，听得鸟叫，抬起头看见墙上挂着个笼子，白玉鸟絮叫得很是好听。没等吃完饭，就站起来想走过去看看。这鸟儿的嘴和脚都是黄的，他还没有见过。忠大伯看江涛站在墙根底下，眼不动珠，抬起下颏看着鸟，伸手摘下笼子递给他。一个眼不眨，二贵咕咚咚地跑过去，瞅冷子把笼子夺在手里。江涛撒开手，楞怔地站着。忠大伯说：“二贵！把玉鸟送给你江涛哥哥，我再给你逮只好的。嗯？”二贵身子拧得麻花儿似地，他不同意，江涛睁着两只大眼睛，眨巴眨
巴地不说什么。运涛也说：“江涛！不吧，我再给你逮只好的，把这只给二贵兄弟留着。”忠大伯说：“运涛！现在正是过靛颏的时候，你去给兄弟们逮只鸟儿去，我就是不愿叫孩子们不高兴。一个槽头上拴不住两头叫驴；一只玉鸟，给了江涛二贵不高兴，给了二贵江涛心里也不舒坦。咳！人一上了年岁，就看孩子们值重了。不管怎么把孩子们拉扯大了，就是老人们的落场！”本地时令：每年春天，麦穗刚刚黄尖的时候，就有蓝靛颏儿由南往北去。每年秋季，棉花掉朵儿的时候，就有红靛颏儿由北往南去。那一天运涛背上一合网，走出北街口。二贵、江涛、大贵在后头跟着。一出街口，春兰在门口站着，见了运涛笑了笑，问：“运涛！你们干吗去？”运涛也笑笑说：“我呀，去赶鸟儿。”春兰说：“我也去。”运涛说：“你不要去，又叫你爹说你。”春兰瞟着运涛说：“我不怕！”说着，跑了两步跟上来。运涛说：“那你就去。”又回过头，把胳膊搭在大贵肩膀上，说：“咱们今年秋天要是能逮只好鸟儿，冬天再逮两只黄鼬，咱就能过个好年。明年春天，也有零钱儿花了！”大贵说：“哪，今年大正月里看戏的时候，咱在戏台底下茶桌子上一坐⋯⋯”说着，他停住脚步，端出坐在凳子上的姿势，把手在桌子上一拍，说：“沏上壶好叶子！来一盘大花生仁！再来一盘黑瓜子儿！”春兰把大贵一拍，扭起嘴儿说：“看看美得你们，还想坐轿子呢！”大贵一听，立时装出河蛙眼儿，瞧了瞧运涛，又瞧瞧春兰，说：“我早就知道，你们俩快该坐轿了！”春兰一听，腾地一下子闹了个大红脸，撒开步子跑到前头去。回过头来说：“跟小子们一块玩，烂脚丫儿！”他们说着笑着走到一块棉花地头，把网撒在地角上。运涛找来几根青秫秸，每人拿起两根。他们又转着弯，走到地那一头轰起来。运涛说：“赶鸟儿好象打仗，得摆开阵势⋯⋯”他一说，春兰就笑起来，两眼瞟着运涛说：“会说的！”运涛楞住，说：“那你说！”春兰笑了说：“你说吧！你说吧！”她还没有赶过鸟儿。五个人摆开个雁翎阵，开始轰起来。运涛说：“我说紧就紧，我说慢就慢，吭！不能说话，鸟儿一听见人语，就要起翅。一起翅就赶不到网兜里了。”江涛和二贵，闭了嘴不说什么。春兰和大贵，也不说话。运涛和大贵把嘴唇卷个小圆筒，打着鸟音的口哨，鸣啭得怪好听的，春兰也学着。江涛学了学，也打起口哨来。棉花叶子红了，棉花朵在棵上开得白花花的。他们敞开手，用秫秸敲打着棉花叶子，“瞿瞿！”“瞿瞿！”一步一步地在棉垅里走着。运涛不断地猫下腰看着棉垅里，他看见一只鸟，两只小爪一蹦跶一蹦跶的，顺着棉垅往前跳跃，他在后头紧紧随着。忽然有一两只鸟从棉垅上飞起来，他心上急得扑通直跳，担心飞去的鸟儿正是一只出色的靛颏。快走到地头了，运涛悄悄对大家说：“注意！该包剿的时候了，要包剿了。该攻击的时候，要攻击！”他停住脚步，叫大贵和二贵走前几步，把队形斜过去，对着网形成个包围圈。运涛脸上显出紧张的神色，说：“快！”他们撒开腿，快
步跑上去。运涛说：“追！喊！”他们追着喊着，用秫秸敲打着棉花叶子往前跑，又拿秫秸在网上乱敲打。网兜里有几只鸟，被他们惊得慌了神，张开翅膀乱扑楞，春兰赶上去两手乱扑，扑来扑去，逮住一只喳喳唧，一只黄山雀，一只树栅子，没有一只好鸟。二贵不要，江涛也不要。春兰张起攥着鸟的两只胳膊说：“看吧！又遭了难了！”他们连赶了第二网、第三网，运涛可逮住了一只出奇的鸟；他先看了看爪，两只爪子苍劲有力。又看了看头，嘴尖又长，是一只靛颏，青毛梢白肚皮。一看这只靛颏不平常，运涛脸上立时充了血红起来，心上突突跳着。扳起下巴一看，嘿！那一片红毛呀，一直红到胸脯上。他兴奋得流出眼泪，嘴唇打着哆嗦说：“大贵！这是咱自己说话，这是咱哥们的运气呀！”大贵问：“怎么，是一只好鸟？”运涛说：“不是平常的鸟，是一只脯红呀！”他高兴得扳起鸟嘴，叫春兰看看，叫江涛看看。说：“这叫脯红！这叫脯红！这叫脯红！”春兰跳起脚，拍着手儿说：“真是一只好鸟，看那片红毛儿有多么大，多红！”大贵把两个黑眼珠一瞪，粗声闷气地说：“嘿！我娘，真好的鸟！”江涛一看那片红毛，血红血红的，一直红到大腿根上，伸出手去要拿。看江涛伸手，二贵也伸过手去。运涛一手遮拦，把鸟举到头顶上，说：“兄弟们！要是别样的鸟儿，三只五只你们拿去，做哥哥的不能心疼。这是一只好鸟，我赶了几年鸟，全村的人都说我成了鸟迷，也没见过这么好的脯红。这只鸟儿叫我和大贵养着，将来上集卖了，咱两家合着买条牛使着。”又对春兰、江涛、二贵，说：“给你们一人做一身新衣裳穿！”春兰惊奇地瞟了运涛一眼，笑着问：“这鸟儿能卖多少钱？”运涛说：“能换一条牛，也能换一辆车。”春兰镇起脸来，说：“那可真行！”见江涛不说什么，二贵也不说什么，运涛把鸟拿回家去。大贵、春兰、江涛、二贵，在后头跟着。到了家里，运涛立刻吩咐春兰、江涛、二贵，去撧秫秸挺秆，动手插了一只小巧的鸟笼，把鸟放进去。那鸟一离开手掌，显得毛单骨硬，棒锤尾巴，又肥又大。它瞪起眼睛，扑楞楞地向外扑。运涛看这鸟气性大，拿起江涛的小褂子把笼子捂上。说：“闷闷就好了，得先挪挪它的气性。”运涛和大贵他们，得了这只出了名的鸟儿，赶紧去找忠大伯。朱老忠拿起笼子一看，见不是平常的鸟，他笑容满面，连声说：“好鸟！好鸟！这鸟儿的贵样就在这大片红上！”运涛说：“我想把鸟儿卖了，买辆车或是买条牛，咱两家使着。”朱老忠说：“那我可高兴！你看咱这才安上家，弄了几亩地种着，连辆车连条牛也买不起。”随后又谈到靛颏上，他说：“我和你爹小的时候，也爱赶靛颏儿。出名的靛颏是‘脯红’、‘粉叉’、‘铃当红’。这种‘脯红’，越脱毛红片儿越大。老了一直红到腿裆里，就成了‘窜裆红’。按现在说，指着这只鸟买辆车或是买条牛不费难。”忠大伯一边说着，春兰心里暗笑：“真是可贵的鸟儿！”运涛他们得了这只鸟，她心里也说不出的高兴。看天道不早，她要回家去。一出朱老忠家大门，先张望了一下，看街上没有老驴头，就溜湫着步儿走回来。老驴头正在房后头硌蹴着腿抽烟，一抬头看见春兰溜湫回来。他悄悄地跟在后头，进
了门瞪起眼睛问春兰：“你去干什么来？”春兰强打起笑脸说：“我吗？我看了看棉花快掉朵儿不。”老驴头撅起嘴来，说：“胡说！你和运涛他们去赶鸟来。一个闺女家，十七大八了，长天野地里去跑，不怕人家笑话？”春兰听得说，一下子垂下脸庞，说：“嘿嘿！怕丢人，就别叫闺女下园下地。”老驴头说：“下园下地，谁家闺女象你？”春兰撅起小嘴，说：“爹！快别那么说了吧，谁家象你，叫闺女当牛当马，拉着耠子耕地哩？”春兰一说，老驴头扑了一脸火，气得哼哼哧哧，跺跺脚又走了。春兰和父亲吵了一次嘴，心上多了一桩心事，一个人蹲在门槛上，呆呆地想：自小儿和他一块，人一长大就不能在一块了？想到这里，运涛的两颗大眼睛，明灯儿一样照着她，他还嘻嘻笑着。她拾起一根草棍，在地上划着字，不知不觉写着“运涛，运涛⋯⋯”。当娘在身边走过的时候，她才发觉，连忙伸脚擦去，噗嗤地笑了。心里说：“这是干什么？可笑的！”猛地听得外院木机响，她拍了拍身上的土走出来。看看没有别人，把临街的门关好，趴着机房窗户一看，运涛把鸟笼子挂在木机上，蹬几下机子，把嘴唇卷个小筒儿，打着口哨，头儿一举一扬，呼唤着他的靛颏。她在窗台上趴了老半天，谁也没看见她。运涛一转身，看见窗格棂上露出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立刻停下机子，点着下颏，闪亮着眼睛说：“春兰，来！”春兰隔着窗棂问：“干吗？”运涛说：“来呀！有点事儿。”春兰说：“什么事儿？快说吧！”运涛说：“进来！”春兰看了看没有人看着，推门进去，去看那只脯红靛颏。运涛说：“我想求你缝个笼子罩儿。”春兰说：“行，缝个笼子罩儿不费难，我好好给你缝一个。”运涛从机子上撕下一块布，递给春兰。春兰拿布在笼子上比划了一下，说：“看吧！我非把它缝得好好的。”运涛问：“缝多好？还绣上花儿？”春兰两手扯起那块布，遮住半个眼睛，笑吟吟地说：“给你缝嘛，当然要绣上花儿。”春兰背着母亲把这块布染成天蓝色，只要一有空闲，就偷偷缝着。先用倒钩针缝好，上沿绣了一溜子蓝云头。又从大橱子上端下花箱子，解开包囊，包囊里盛着零零碎碎、一小块一小块的各色绸缎。她想：将来有了小孩，做个鞋儿袜儿什么的⋯⋯翻着洋册子找了半天，也找不到称心的花样子。她想：把鸟儿罩在笼子里，人们怎能看见笼子里宝贵的靛颏儿呢？又想把那只脯红靛颏绣上去，人们一看就会知道笼子里盛着宝贵的鸟儿。为了这个心愿，她又偷偷地跑去看了好几遍，把那只靛颏的风骨、神气，记在心里，再慢慢绣着。那天晚上她正坐在炕上，就着小油灯刺绣，绣着绣着，绣着的鸟儿一下子变成了个胖娃娃。鸟儿下巴底下那片红，就变成了胖娃娃的红兜肚。忽地那个胖娃娃一下子又变成运涛的脸庞。鸟儿的两只眼睛，就象运涛的眼睛一样，又黑又亮。嘿！黑红色的脸儿，大眼睛。呵！她一下子高兴起来，心里颤颤悠悠，抖着两只手遮住眼睛，歇了一忽。就象和运涛并肩坐着，象运
涛两手扶着她的肩膀在摇撼。两个人在一起，摇摇转转⋯⋯她冷静了一下，摸摸头上的热退了。偷偷地笑嘻嘻地把布罩给运涛送了去。推门一看，运涛躺在炕上，在小油灯底下看书哩。她说：“运涛，看！”她把这个精心绣制的布罩铺在炕席上，扳过运涛的头来看。运涛一看，笑得合不拢嘴。当他看到春兰绣的这只鸟，骨架、水色、眉眼、鸟儿下颏上的红脯，和那只真靛颏一模一样，活龙活现！他心里暗暗笑了，说：“真是一个心灵手巧的人儿！”春兰问：“怎么不说话？拿什么谢我？”运涛睁着两只黑亮的眼睛，说：“等把这鸟儿卖了，给你做个大花棉袄穿上。”春兰说：“真的吗？哪我可得想着！”两个人又趴着炕沿，说说笑笑谈了会子书上的故事。直等到春兰娘走了来，趴着门框叫：“春兰！没晌没夜的，你干什么哩？还不家去睡觉，死丫头！”她才撅着小嘴，悄悄地走回去了。１１等收完了秋，打完了场，运涛带上江涛，大贵带上二贵，提上那只精致的鸟笼，笼子上套着那个花布罩儿，去赶城里集。下了坡走过苇塘，摇摇摆摆穿过锁井大街，要顺着大路进城。大十字街上，店铺门前扫得干干净净，门前有几棵老槐树，树上也挂着几只笼子，有鸟儿在絮叫。冯老兰正站在板搭门口，左手拈着花白胡子，右手托着画眉笼子。离远看见运涛和大贵他们走过来，一见笼子罩上绣的那个花布罩儿，他问：“嘿！这是个什么鸟儿？”伸手接过笼子。运涛站住脚说：“这是一只靛颏。”当时冯老兰已经长成个大高老头子，瘦瘦的脑袋，两绺长胡子。薄嘴唇说起话来，尖声辣气。穿着黑粗布大褂，蓝缎坎肩。戴着大缎子帽盔红疙瘩。他问：“去干什么？”运涛说：“到城里集上去遛遛鸟儿。”冯老兰问：“什么好鸟，也值得到城里集上去遛遛？”运涛说：“谁知道，我也没见过这样的鸟儿。”冯老兰提起笼子，掀开布罩一看，大吃一惊。他把脖子往后一缩，瞪出黄眼珠子说：“笼子不强，鸟儿不错。这么着吧，甭上集了，闹半斗小米子吃吃。”当他看到布罩上绣的这只鸟，又问：“这是谁绣的，这么手巧？”运涛说：“春兰。”伸手去接笼子。又说：“半斗小米俺不卖。”冯老兰把笼子望后一闪，伸出左手一摆，瞪起黄眼珠子说：“哼！着什么急！”这时冯贵堂右手提着大褂襟走过来，顺手接过笼子，说：“我看！”他左看看右看看，越看越迷，再也不想还给运涛。去赶集的人们，也在十字大街上停住脚看着，担心要出什么事情。大贵看冯老兰父子居心不善，要出岔子。把褡裢望江涛怀里一扔，横起腰抽个冷不防，一个箭步窜上去，跐蹓地
把笼子扯过来，撒腿就往西跑。运涛、江涛、二贵，也跟着一齐跑下去。冯贵堂怔着眼睛也没说什么，转过身拍着巴掌，哈哈大笑说：“哈哈！小门小户的，见过什么？逗着你们玩儿！”运涛、大贵、江涛、二贵，气呼呼地跑过锁井大街，出了村走不多远，上了城里大路。顺着这条大路走了一气，就到河边。河上有座小木桥，走到桥上运涛叹口气说：“咳！咱穷人家呀⋯⋯”大贵跑得呼呼咧咧地说：“常说金银还不露白呢，我们不应该叫他看这只好鸟。我看他想抢了咱们的。”运涛说：“兄弟们还不知道呢，咱被那霸道们欺侮了几辈子。忠大伯十几岁上下了关东，就是被他们欺侮跑的。我爹要是不碰上忠大伯，也就跑了关东。他们明抢暗夺，兄弟们长长志气吧！”大贵喘着气说：“你看，咱过个庄稼日子多难呀！”二贵顾不得说话，点了点头，江涛又忽闪着大眼睛在想什么。运涛和大贵兄弟四人，带着这只宝贵的鸟儿进了城。一进城门，人多买卖也多。他们不买什么东西，也没上热闹地方去。向西一拐，柴草市尽头有个小庙，庙台上就是鸟市。河里没鱼市上看，一到鸟市上呀，你看吧，什么样的鸟笼，什么样的鸟儿都有；有用高粱秆插的转笼子，笼子里盛着白玉鸟。有人把这笼子挂在树上，要是有别的鸟来找白玉鸟一块玩玩，一蹬转盘，就落在笼子里，巧手人插的笼子真是精致。此外，有黄色的竹黄笼子，红色的雕漆笼子，黑色的乌木笼子。笼子里盛着画眉、百灵、八哥、蓝靛颏、红靛颏⋯⋯还有一架苍鹰，脚上拴着铁链，瞪出黄眼珠子，伛偻着嘴，这边看看那边看看。它看着这些活跳的鸟儿，闻香不到口！拎笼子的人们，净是一些个穿袍戴帽拿胡梳的老头。也有年幼的，那就戴着红疙瘩帽盔，穿着蓝布大褂子。运涛立在庙台上，左手叉在腰里，右手五指平伸举起笼子，笼子上插个草标儿。他把蓝布罩儿向上一打，那只精灵的鸟儿，瞪起两只眼睛，叉开两条小腿，站在杠上，昂着头挺起胸膛，晃搭着身子絮叫起来。它这一叫啊，就盖了鸟市了。人们都挤上来看，不住声地夸奖，连声说：“好鸟！好鸟！”“嗬！百灵口！”有个大高老头，穿着青缎马褂，提条大烟袋。用手掌遮住阳光，眯着眼睛看了看，捋捋白胡子，伸手抓起这笼子。当他一看到这鸟胸脯上过大的一片红毛，吃了一惊。抖了一下子手，悄悄地问：“卖吗？”运涛说：“卖！”老头慢悠悠地说：“什么价儿？”运涛说：“你给条牛钱！”老头摇摇手说：“不值⋯⋯老了！”运涛故意镇起脸，装出斯模大样儿，说：“你看看那嘴，看看那爪儿，什么色道，哪里老？”老头伸手从怀里掏出眼镜盒，戴上老花眼镜一看，还是个雏鸟。伸出食指点点说：“十吊钱⋯⋯”运涛说：“你算白看看！”正在搭讪，走上一个大胖子老头。白胡子大胖脑袋，腰围有两搂粗，穿着灰布大褂，一只手悄悄伸出肥袖子，来摸运涛的手。说：“这么着⋯⋯
这么着⋯⋯怎么样？”他一股劲赶着摸，运涛就躲，他不懂牲口市上的行话。老头又小声说：“十五吧！”运涛问：“十五吊？”没等得胖老头答话，冯老兰猛地一下子从人群里闪出来，呼噜喊叫说：“十五吊吗？这鸟儿算我的了，我出二十吊大钱！”胖老头一看，冯老兰来撑他的行市，气呼呼地把大拇指头一竖，说：“我出二十五吊！”又从人群里蹦出一个人来，醉倒马杓地走上来，说：“嗨！一辈子了还没见过这么好玩艺儿，我出三十吊！”他这么一喊，立时从人群里伸出十几只手，要抢这个笼子。冯老兰一马当先，扯住笼子系儿。运涛伸出一只手支架着，把笼子举得高高的。这时江涛看架势不好，悄悄走近大贵说：“快上！快上去！”大贵扭头一看，有一群人伸出手来，果然是不得了！撒腿跑上去，大喊了一声：“闲人闪开！”拔开众人，向上一窜伸手抓过笼子，把布罩往下一拉，沉下脸来说：“不卖了，俺自格儿养着。”冯老兰见大贵抓起笼子要走，着急败打地用手指头指着大贵说：“你一个庄稼人，养个白家雀什么的！养这么好鸟儿，不是糟踏？”他还是不肯撒手，连连说，“三十吊！三十吊！”大贵那里听他那一套，摇了一下肩膀，使了一把劲，捭开冯老兰的手指，鼓起大眼珠子说：“你要是这么说，俺扔到臭水坑里沤了粪，你管不着！庄稼人一样的养好鸟儿，你管得着吗？”他拎起笼子，大摇大摆地往回走。运涛、江涛、二贵，都在后头跟着。小哥儿四个围护着鸟笼，走出了人群。走到城门洞里，运涛找了个凉快地方，坐下来抽烟，说：“大贵！不管怎么的，咱卖了它吧！你看，咱天天下园下地，谁有空闲侍奉它⋯⋯万一的⋯⋯”运涛才说伸手拿过笼子来看看，大贵冷不了地把鸟笼一躲，说：“不！没人侍奉我侍奉它！”当这鸟儿才逮住的时候，大贵知道是个好鸟，他还不知道这鸟的名贵。一经市价，一致说这鸟有贵样。他把笼子擒住，合紧虎口不再撒手了，运涛想着一下手儿也不行。运涛说：“你看，兄弟！它要吃鸡蛋，要吃牛肉干儿。咱这穷人家，养长了那里侍候得起？它要吃活食儿，谁给它去逮？”大贵把脖轴子一拧，说：“它吃人脑子都行！”运涛知道大贵是一根筋的脾气，低下头暗笑。江涛一边看着，也由不得笑了。运涛抽着烟，自言自语：“看！你们才回来，为了盖上几间房，要了几亩地，连点棒子小米吃不起，光是吃点红高粱。俺们几行子梨树又赶上歇枝，一家子连衣裳都穿不上⋯⋯咳！困难的年月！兄弟，咱把它卖了吧，过过艰年不好？”自从大贵从关东回来，向来是这样：只要运涛一说话，大贵就仄起耳朵听。今天一说到这鸟儿，大贵扭起脖子不吭声。沉默了半天，才鲠直地说：“我看着这脯红，三天不吃饭也不饿！”运涛笑笑说：“好！哪你就养着。”１２
冯老兰站在庙台上，眼睁睁看着大贵拎着笼子下了鸟市。他没得到这只脯红靛颏，心上着实气愤。赶快叫老套子牵过牛套上车，他立时坐上牛车追了下去。说起老套子，冯老兰最是喜欢这样的人。老套子是出了名的牛把式，人们都说他懂牛性。甭看口齿，只看毛色，他能看出这牛的口齿年岁。只看骨架，能看出这牛出步慢快。病牛他能治好，瘦牛他能喂胖。自从老套子给冯老兰赶上大车，冯老兰花三十块钱买了这辆死头大车，拴上三头大杠子牛。辕里是一条大黑犍，四条高腿，身腰挺细，轭根挺高，两只犄角支绷着，大眼睛圆圆的，走起路来跑得挺快，外号叫“气死马”。前边是两条黄牸牛拉着梢，胖得尾巴象是插在屁股上。老套子每天把它们的毛刷得净亮，特别给“气死马”头上戴上顶小凉帽，凉帽顶上一蒲笼红缨儿。路上走着，老套子说：“人们都爱使大骡子大马，我就不，我就是爱使这牛。象那大骡子大马，一个撩起蹶子来，要是撩在人身上，就把人踢死，这牛温顺多了！”冯老兰说：“赶上使拱人的牛，也挺糟心。”老套子说：“拱人的牛咱倒会摆弄，蹶人的马咱就闹不冯老兰说：“人是百人百性，牲口的性道，也非摸索透了不行。”他说这话倒是实情，比如老套子吧，就是最野性的牛，甚至拱人成了精，只要一着他的鞭儿，就只有匍匐在地，眼角上滴着泪花，不敢吭声。可是他对大骡子大马没有一点办法。对于牛，他知道怎样喂养，知道它们爱吃什么东西，完全和大骡子大马不一样。比如骡子马爱吃苜蓿、干草、黑豆、红高粱。这牛偏爱吃高粱叶子、麦秸、豆饼、棉花籽饼。就说这黑豆吧，喂骡子马得煮熟了喂。喂牛时就得上碾子轧碎，使水泡过，用来拌着豆秸子、豆叶子喂。老套子就是喜欢喂牛，每天晚上，他披上当家的那身破皮袄守着灯，一边咳嗽着筛草喂牛。从夜到明，他都在槽道里转。今天老套子见冯老兰坐在牛车上，看着他亲手喂胖的大犍牛，嘻咧咧地说：“年幼的人们就是爱摆阔，不喜欢牛，光喜欢大骡子大马。”冯老兰说：“可不是，贵堂老早就劝我把牛卖了，买大骡子大马呢！”老套子一听，当家的要改换作派，他心里一急，说：“常说：老牛破车现当伙哩！换一套牲口可不是玩儿的，要花多少钱哩！再说你买的这辆车吧，不管怎样破，用绳子棍子绑着摽着，我都能使用，看样子还能使个十年八年。要是雇个使骡马的把式，有了好骡子好马，还得买辆新车。这年头买辆新大车，少说也得个一百多块洋钱。”冯老兰说：“老人们都是勤俭持家，才挣来这个家业。年幼的人们就不行，就说贵堂吧，净想闹时兴。又是要做买卖当洋商，又是要打井买水车。”冯老兰和老套子，两个喜欢养牛的人，一块坐在牛车上，一答一理儿说着。走到村边，老驴头正背着筐拾粪。冯老兰一看见老驴头，想起运涛笼子罩上绣的鸟。他问：“大哥！你拾粪哩？”虽然说是同族当家，老驴头这辈子可没听得冯老兰喊过他一声大哥。他真的不相信起来，站在原地转了几遭，也找不见跟他说话的人。看见冯老兰和老套子坐着牛车走过来，就以为是老套子。他向老套子舒过脸，说：“唔！
闲着没活儿，拾点粪。”冯老兰说：“你可管着春兰点儿，别叫她跑疯了！”老驴头一看不是老套子说话，是冯老兰。立刻打起笑脸，迎上去口口吃吃地说：“当然！闺女家大了，要管紧点儿。兄弟！有什么不好看儿，你说给我，我给你打她！”冯老兰说：“别的倒不怕，别叫她丢了咱冯家老坟上的人！”老驴头摆着长下巴说：“真的？看我给你管她！”老驴头站住脚，让这辆火爆的牛车走过去。一直赶进冯家大院，冯老兰从车上跳下来，拍拍身上的尘土，走进家去。冯贵堂站在场院里，等老爹下了车，才走近牛车去。老套子一看见冯贵堂，火气就上来了，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也不说什么。冯贵堂一看见那又大又破的车，慢搭搭的牛，心上就气不愤，暗暗地说：“省着钱在钱柜里锁着，使这么破的车。这么落后的交通工具，一年到头少做多少活？也不算算帐！”想着，一时心血来潮，跟在冯老兰背后走进家去。把准备多时的意见，怎样卖了慢牛，怎么买大骡子大马，把他的改良计划说了一遍。针尖对麦芒，冯老兰正为了这件事情对冯贵堂生气。他一听就蹦了，把老套子的话劈头带脸盖过来，呲打得冯贵堂鼻子气儿不得出。冯贵堂一时驳不倒冯老兰的守旧思想，只好暂时认输，慑悄悄地走出上房。冯贵堂一出门，冯老兰又把他叫回来，说：“我心里也有一桩心事！”冯贵堂满肚子不高兴，听得老爹叫，只好转回身来，问：“什么事？爹！”冯老兰说：“我这一辈子了，没妄花过一个大钱，没有半点嗜好。就是抽一袋叶子烟，喜欢个鸟儿。小严村严运涛和朱老忠家朱大贵，逮住一只出奇的鸟儿，我出到三十吊大钱他们还不卖给我。”真的，这人非常喜欢养鸟，他一天宁自少吃一顿饭，也要养一只体心的鸟儿。冯贵堂又问：“一只鸟儿，干什么值那么多钱？”冯老兰说：“鸟儿没有市价，凭值，值得还多！”冯贵堂抬起头想了想，又笑了说：“那个好说，咱一个钱不花，白擒过他的来。”当天下午，冯贵堂打发帐房先生李德才，上小严村去找严运涛，要这只脯红靛颏。李德才拿上一条大烟袋，蹒蹒跚跚地走到小严村，见了运涛就说：“运涛，今天有个事儿跟你商量！”运涛一看见李德才的脸色和架势，说：“什么事你说吧，大伯！”李德才拍拍运涛的肩膀头儿，仄起脸问：“你逮了一只鸟儿？”运涛说：“没有，是我兄弟他们逮住的。”李德才说：“这只鸟儿，冯家大院里说要，你送去吧！”运涛说：“大伯！你不是说‘君子勿夺人之所爱’吗？俺兄弟们希罕，不肯撒手。”说着，点着下巴，挤巴挤巴眼睛笑了笑。李德才说：“唉！孩子们！什么这个那个的，拿来送去吧！见了老头，我就说，‘是严运涛给你老人家送来的！’说不定，还有多少的好处呢！”运涛心上也想到，卖了这只鸟儿，对过艰苦的年月，有很大的好处，可是一想到大贵，他说：“那个不行，大伯！你不是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吗？人家不愿给就算了！”李德才说：“古语云：‘与人方便，自己方便。’要紧的地方还不在这里。比方说他一恼，你要种地，他不租给你。你要使帐，
再大的利钱，他不放给你！”说着，拔起腿就要往运涛家里走。运涛站在门口，扎煞起胳膊挡着路，说：“真的，鸟儿不在家，在大贵那里。”李德才气愤地瞪出眼珠子，呆了一会，悄默默地转过身子去找朱大贵。一进大贵家门，忠大伯在门口站着，见了李德才，笑了说：“野猫子进宅，无事不来。李秀才轻易不到我家，来！有什么事你说吧！”李德才说：“可就是，虽然是个邻居，你没到过我院，我也没到过你院。今天来，倒是有一桩小事儿。”忠大伯说：“什么事？”李德才问：“你家小子逮住了一只鸟儿？”听得门外有人说话，大贵拎着笼子跑出来，问：“谁问我的鸟儿？”李德才摆了摆手儿，说：“来！我看看！”他把笼子拎在手里，翻过来看看，掉过去看看，絮絮叨叨地说：“这鸟算不了什么贵样。”忠大伯说：“不算贵样，管保你这一辈子没见过。”李德才说：“冯家老头喜欢这鸟，你送给他吧！”朱大贵把眼一瞪，说：“嘿！那是怎么说的，说了个轻渺！”李德才说：“他是锁井镇上的村长，千里堤上的堤董，没的要你只鸟儿还算欺生怎么的？你们才从关东回来，办事要顺情合理，随乡入乡，别学那个拐棒子脾气！”这件事，要是出在锁井镇上别人，送个人情也就算了。可是出在朱大贵身上，他可就是不那么办。他把两只脚一跺，直声地说：“我就是不送给他，他不是俺朱家老坟上的祖宗，俺孝敬不着他！”李德才听朱大贵口出不逊，镇起脸来说：“他不是你坟上的祖宗，他可是锁井镇上一村之主！”大贵红着脸，喷着唾沫星子跺得脚通通地响，向前走了两步，气呼呼地说：“土豪霸道！他霸产、霸财、霸人，还要霸到我的鸟儿身上？他霸道，他敢把我一嘴吃了！”李德才一听就火了，拍打着屁股趋蹓上去，说：“嗯！他霸谁家产来？霸谁家人来？你嘴里甭砸姜磨蒜，给不给鸟儿，你讲明白！”大贵说：“你欺侮别人行了，欺侮我朱大贵就不让！”李德才说：“别满嘴里喷粪，谁欺侮你来？”大贵说：“你倚势力压人！我从关外走到关里，就是没怕过这个。”李德才说：“甭说废话，这鸟儿你给不给吧？”大贵咬定牙根说：“我不给，我不给，我不给定了！”李德才说：“你们这庄稼人们真不情理，一个个牲口式！不给好说，那我就回去照实说了。哼！别卖后悔，走着瞧吧！”说着，头也不回，下了坡绕到苇塘里踉踉跄跄地走了。朱老忠瞪着眼睛看他走远，才说：“大贵！你对得好，看他有什么节外生枝！”大街上嚷动了，说冯家大院要霸占朱大贵的鸟儿。运涛、春兰、江涛，都赶了来。运涛说：“咱就是不给他，看他怎么着。”江涛说：“就是不给他，咱把它卖了，先给我买本书。”二贵说：“快卖了吧！过年的时候，做件大花袍子，买点爆竹什么的。”春兰什么也不说，她心上笼着忧愁：她明白，鸟儿虽然是件小事，说不定老霸道们要生出一个什么枝节，来祸害运涛和大贵他们。
朱老忠站在坡上，抽着烟看着这群满腔心事的孩子们，动了深思：想过来想过去，深沉地琢磨了一会子。从嘴上拿下烟袋，捋了捋胡子，说：“你们都看见了吧！一个个要拿心记，要肚里长牙，懂得吗？”大贵低下头，他想不到，得住这么一只鸟儿，倒惹出一肚子闷气。混水不清地说：“知道。”运涛嘻嘻笑着，说：“我们都记着就是了，大伯别生气了。”朱老忠掂着烟袋说：“从今以后，你们谁再上西锁井去，要跟大人一块。谁要是偷偷地跑去，在冯家门口过一下，叫我知道了，就要拿棍子敲你们。去吧！”当忠大伯说着话的时候，孩子们都低着头听着，等他说完才各自走回家去。朱老忠扛上锄，到园里去找严志和。把一只鸟儿的事情跟志和说了，他说：“你别看事由小，可能引出一场大事来。”严志和也说：“许着，咱得经着心，抵挡他们一场。”大贵看人们全走完，一个人走回家里，右手扛上辘轳和水斗子，左手提起铁锨，拎了笼子去浇园。到了园里，把笼子挂在井台边小枣树上，泡上斗子坐下抽了一袋烟，开始浇起园来。拧两下子辘轳，就停下来，打着口哨看着那只机灵的靛颏。浇到天黑，把笼子拎回来，挂在梯子上就吃饭。吃完了饭，和父亲商量了明天的活路。他跑跶了一天，浇了半天园，身上也乏累了，躺在软床上就睡着了。齁啊齁地一直睡到半夜，睡萝里听得鸟声吱吱乱叫，他扔地从软床上跳起来，眼也没有睁一睁，楞楞怔怔地跑到梯子跟前。伸手一摸，笼子不见了。立时觉得头上嗡地大了起来，在黑夜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跑到屋里去叫二贵：“二贵！二贵！忙起去看看，怎么笼子不见了？”二贵一下子从炕上爬起来，用手背擦了擦眼睛，也没顾得睁开，慌里慌张地跳下炕来。跑到院里，这里寻寻，那里找找，怎么也找不到，撅起嘴来楞了一刻，说：“八成，是给猫吃了！”这时也把贵他娘吵起来，点了个灯亮儿一看。笼子摔散了，滚在台阶后头，翎毛扑拉了满院子。大贵慑着眼睛呆了半天，觉得头嗡嗡乱响，身不由主地摇摇转转，对二贵说：“唉！我睡着了，你也不说看看。”二贵说：“不是说不叫俺养着吗？你和运涛两人养着。我也睡着了！”大贵坐在梯子上，拍着胸脯子着急百赖，说：“咳！这一下子就苦了！⋯⋯”这时，朱老忠正在梨园里高窝铺上睡觉，他才睡醒了一觉，离远看见院子上空明灯火亮。心里想，许是出了什么事情！走回家来一进门，一家人看着这只破笼子发呆。他沉静了一下，打发大贵到小严村去叫运涛。大贵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小严村，走到运涛家门前，砸开小门。运涛开门就问：“大贵，出了什么事情，黑更半夜的来敲门？”大贵说：“咳！甭提了，咱的脯红给猫吃了，快去看看吧！”“给猫吃了？”运涛倒抽一口气，紧跟了一句，再不说下句。他举了举两只手，摩着天灵盖，沉思来沉思去，骨突着嘴不说什么。按一般人说，也许会冒起火来，跺着两只脚发急。可是运涛是个绵长人，自来没发过火，没说过一句狂话。就是有多大的事情，他也会忍住性子。他想：“既是给猫吃
了，还有什么说的呢！”一时身上凉下来，跟着大贵走回锁井。江涛心里倒挺着急，这个鸟他连一下子也没摸过，亲着眼看的都不多，他没喜欢够。再说这鸟儿名贵，这样一来，买不上车了，也买不上牛，大花袍子更穿不上。满天的锦霞，都被大风吹散了。忠大伯、大娘，都在院里呆呆地站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眼瞪着小眼儿，谁也不吭声，单等运涛张嘴说话。大贵看运涛半天不言语，更摸不着头绪，眼里噙着泪珠说：“大哥！这可怎么办，困难年头，说什么我也赔不起你呀！”运涛听了这句话，缓缓地抬起头来，嗤地笑了说：“大贵！今天在大伯和大娘面前说话，你说这话就是外道了。甭说是只靛颏，就是一条牛，糟踏了也就是糟踏了。什么赔不赔，咱弟兄们过去没有半点不好，那能说到这个字眼上。”他这么一说，贵他娘、二贵，脸上一下子笑出来。忠大伯听了，也呵呵笑着说：“咱穷人家，没有三亲六故，就是以朋友为重。”大贵把胸脯一拍，说：“运涛！你要是这么说，从今以后，你向西走，我朱大贵不能向东走。你向南走，我不能向北走。若是有了急难，你家的事就是我家的事。”一句话激动了忠大伯，他向前走了两步，拍了拍胸膛，攥住运涛和大贵的手，说：“好啊！好孩子们，你们的话，正对我的心思。从今以后，你小弟兄在一起，和亲哥们一样，做朋友要做个地道！”忠大伯吩咐大贵二贵搬出坐凳，叫运涛和江涛坐下。忠大伯也坐在阶台上，叫贵他娘点了根火绳，抽着烟。这时就有后半夜了，天凉下来，星群在天上闪着光亮，鸡在窝里做着梦，咯咯地叫着。忠大伯又说：“在北方那风天雪地里，我老是想着咱的老家近邻，想着小时候在一块的朋友们的苦难，才跑回家来。你父子们帮助我安家立业，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这时，严志和也走了来，立在一边看着。听到这里，一下子从黑影里闪出来，说：“话又说回来，这一只鸟儿算了什么，孩子们！你们要记住，咱穷人把住个饭碗可不是容易，你们要为咱受苦人争一口气，为咱穷人整家立业吧！”孩子们都为两个老人的话所激动，听到这话头上，运涛擦擦眼泪说：“咱小弟兄们都在这里，从今以后，把老人们的话记在心里，咱不能受一辈子窝囊。兄弟们要是有心计的，大家抱在一块，永久不分离。”江涛也受了感动，两手抱住脑袋，伏在阶台上抽抽咽咽地哭个不停。忠大伯一看孩子们激动的神色，转忧为喜，说：“孩子们！这话我可得记住！鸟儿糟踏了，打断了仇人的希望，可不一定能打断仇人的谋算！看你们小弟兄们以后怎么抵御吧！”严志和也说：“看你们小弟兄们有没有这份志气！”说着鸡叫天明，忠大娘又给他们烧水做饭。那时候，运涛二十一岁了，大贵才十八九岁，江涛比二贵大几岁，才十三岁。他们已经知道社会上的世故人情，经过这一场变故，会用不同的理解，不同的体会，把朱老忠和严志和的话记在心上。经过这个变故，朱老忠觉得严志和的为人。严志和更觉得朱老忠的慷慨，两个家族的友情更加亲密起来了。
１３鸟儿的风波过去，又过了一阵子，果然一场祸事降在大贵头上。那年新年正月，大集上唱戏，运涛叫了大贵上西锁井看戏去。一到戏台底下，看见戏棚上插着小白旗，茶桌子上坐着几个穿灰色军装的大兵。军阀混战的年月，人们最怕穿灰军装的。运涛说：“咱得离远点儿，那是招兵的旗。”大贵说：“他招他的，怕他怎么的？”运涛说：“万一⋯⋯”运涛一句话没说完，冯老兰从背后闪出来，指着大贵高喉咙喊叫：“就是他小狗日的，抓！”灰色兵端起枪跑上来，运涛手疾眼快，撒脚就跑。跑了一阵，回头一看，大贵睁着大眼睛，这边看看，那边看看，他还不知道是怎么会子事哩！运涛摆着手大喊：“大贵！大贵！快跑⋯⋯”大贵猛地回头一看，果然是大兵要抓他，他二话不说，拿腿跑起来。才跑不过十几步，砰砰两声枪响，枪弹吱吱响着从头顶盖过去。几乎震得头发懵了，浑身一楞怔，被灰色兵抓住右胳膊，就势一拧，一下子背在脊梁上。大贵一时气红脸，瞪出大眼珠子暴躁起来，瓮声瓮气地说：“你们想干吗？”灰色兵说：“俺不想干吗，冯村长说该你出兵。”大贵急得喷出唾沫星子，说：“干吗该我出兵？”冯老兰气愤愤地走上来，说：“定而不移的是该你出兵！”灰色兵从腰里掏出绳子，绑上大贵的胳膊。大贵跺着脚，往左拧拧又往右拧拧，挣扎了两下子，看挣不过，嘴里只是呼呼地出着气。戏台底下的人们见抓兵，都惊飞四散。戏台上也停下了锣鼓，台上台下成了清灯儿似的。灰色兵牵着绳子，跟着冯老兰，把大贵拉到学堂里，拴在马桩子上。大贵心里着急，不住地哭着，流着眼泪，脸上的青筋直蹦。运涛一溜烟跑回东锁井，把冯老兰抓兵的事情跟忠大伯说了。一行说着，运涛想：“他一定跳起脚来发雷霆。”其实相反，忠大伯越是大事临头，越是冷静。他把烟袋锅插进盒包里，拧旋了老半天，才说：“估摸老霸道要给咱过不去。”运涛急得直跺脚，说：“可怎么办哩？快托个人去说情吧！”忠大伯说：“说也白说，老霸道见咱朱家门里人更多了，他气不愤，成心毁坏咱一家人的美满。”正说着话，严志和、朱老明、朱老星、伍老拔他们都赶到了。朋友家出了大事情，都急急慌慌赶来看，一个个大睁着眼睛，为老朋友不幸的命运捏着一把汗。伍老拔说：“快去吧，去托个人情，叫他们把人撂下，花钱多少咱大家伙儿兜着。”朱老明抬起下巴，急得嘴唇打着哆嗦，说：“咳！急死人了！可是怎么办哩，冯家大院里那么多年幼的人们，天大的祸事落在咱朱家门里！”严志和把烟袋叼在嘴里，吧咂吧咂一袋，吧咂吧咂一袋，也不说什么，事情摆得明白，用不着再说。运涛想：托人去说情吧，跟冯贵堂不能说，跟冯老洪、冯老锡，也说不进去，只好去找李德才。李德才正在四合号里喝酒，运涛把求他说情的话一说。李德才醉醉醺醺，一手端起杯子，咧起嘴角说：
“天爷！你用着我了？”说着，他瞪出眼珠子斜着运涛，说：“我用着你的时候哩？”运涛站在一边，眨巴眨巴眼睛不说什么。李德才又追问了一句：“你可说呀！”运涛睁着大圆圆的眼睛，说：“俺没说的，就是没应你那只鸟儿！”李德才把手掌向下一按，说：“咦！明白了？晚了！人，要不回来。他要在兵营里，在前线上过一辈子，白了胡子才能回家，一辈子娶不上媳妇，没有后代。”运涛一听，浑身打了个寒颤，说：“俺多拿个钱儿，请你喝壶酒。”李德才说：“钱再多是你家的，不是我的。”又端起酒杯，骄傲地说：“我有的是酒，谁喝你的？”李德才一口回绝说情的事，运涛垂头丧气地走出来。一出门看见一个人，披着一件油污的呢大衣，穿着一身旧军装、一双破皮鞋。他心上一机灵，以为又碰上抓兵的，仔细一看是冯大狗。笑着迎上去问：“你什么时候也穿上二尺半？”冯大狗说：“好几年哩，告诉你说吧，树挪死人挪活，一离开锁井镇，就吃香的喝辣的。”他衣领上油腻腻，胡子长了满下巴。脖子上黑黑的，也说不清是胡子还是泥垢。运涛问：“你坐了官儿？”冯大狗伸出大拇指头，笑笑说：“不敢说大话，当上一名小小的亲兵。俺旅长喝茶、吃饭、睡觉，都得叫我管着！”运涛从上到下看了看，心上想起大贵的事，心想：也许他能帮帮忙。他说：“咱弟兄们轻易不见了，走吧，到俺家去坐坐。”冯大狗看准了运涛的意思，不言不语跟着运涛走回来。一过苇塘，忠大伯在门口站着，看见运涛后头跟着个当兵的，心里很是腻歪，他想：“这年头！躲还躲不及，又招惹这个人们干吗？”当运涛走近了，介绍说是本村的熟人，才搓着手走上去说：“咱好象还没见过面，家里坐坐吧！”冯大狗弯了一下腰，所答非所问：“老是做个庄稼活，成年价土土浆浆，一大家子人，饭都吃不饱，衣裳也穿不上。洋枪一背，什么都有了！”冯大狗笑笑嘻嘻，走进忠大伯家里。一进门忠大伯就喊：“快擦擦桌子，烧壶茶！”朱老明、严志和，听说来了客人，走到阶台上，把冯大狗迎进去。忠大伯用袖子掸了炕沿上的土，请冯大狗坐下。说了一会话，贵他娘拎上茶来，忠大伯用手巾擦了茶碗，给冯大狗斟上茶，说：“一人高升，众人得济。你一个人挣钱，一大家子人不受急窄了。”冯大狗听了，扬扬得意地说：“我请假回家来看望，还想把家眷带出去享福，给我老爹老娘买身小羔皮袄穿上。听旅长的话口儿，不久我就要下连当连长了。”忠大伯上下打量了一下，看他不象个起眼的人物。可是大火烧着眉毛，只好把死马当活马治，立刻请他喝酒吃饭。吃着饭，冯大狗见屋里大人孩子这么多人，他问：“你家出了什么事情？”忠大伯跨上炕沿，让酒让饭，把大贵的事情说了。冯大狗已经有了七八分酒意，醉醺醺的，摇头摆脑说：“这个好说，用不着上愁。”忠大伯笑笑说：“你想推一下子横车？”运涛也向前说：“忠大伯他们才打关东回来，大贵兄弟又碰上这倒霉的事，请你帮帮忙吧！”
冯大狗伸出筷子，夹了一块熟肉放边嘴里，边嚼着伸开长脖子咽下去，说：“这个好说，四指长的小帖儿就办了事了！”伸手摸进衣袋，掏摸了半天，说，“嗯，名片子没带着。”忠大伯说：“叫运涛上你家里去拿。”冯大狗又说没带回来，运涛赶快跑到大街上去买了白纸片来，找了笔砚，开始写名片。运涛磨好了墨，蘸好了笔，问：“写上‘冯大狗’？”冯大狗连忙摇摇手，说：“不，不，我有了官讳，叫‘冯富贵’。”运涛在白片上工工正正写上“冯富贵”三个字。端相了半天，又问：“什么官衔？”一问官衔，冯大狗又楞住了，张嘴就说：“四十八师，三十八旅，二十八团，第八营，上尉连长吧！”运涛一边写着，就觉得奇怪，怎么都带着个“八”字？冯大狗吃着饭，看见江涛睁着两只明亮亮的眼睛看着他，就问：“这个兄弟好精神⋯⋯”运涛说：“是俺兄弟⋯⋯”又说：“还得请你劳驾走一趟。”冯大狗把手掌向上一伸，说：“用不着！”运涛只好拿上“冯富贵”的名片，走到学堂里。招兵的一听，是一位连长来说情，立刻去找冯老兰，运涛跟在后头听着。冯老兰拿起名片一看，睁开大眼睛瞪了运涛一眼，说：“什么冯富贵？是冯大狗，包上皮儿养不活的家伙！”啪地一下子，把片子抛在地上，用脚踩住。运涛看架势不好，慌慌急急走回来，把冯老兰的话跟冯大狗一说。冯大狗把筷子在桌上一放，说：“俺家族长的事，老天爷也管不了。”说着，端起屁股往外走。一家子人眼看着他走出去，江涛跟到门外看了看，见他蹒蹒跚跚走过苇塘，慑悄悄地走回来说：“欠把他拉回来，摁着他脖子吐出咱的酒饭！”一屋子人大眼睛瞪着小眼睛，谁也想不出办法来。朱老忠觉得这些人未免欺人太甚，一时气愤，心上急痒难耐，仇恨敲击着他的胸膛，走出走进，说什么也站不住脚了。耳朵里象有老爹朱老巩的声音在叫唤，他走到门道口，把手放在铡刀柄上，才说扯起来往外跑，又犯了思量：“还是从长里着想的好！”又走进屋里，坐在炕沿上抽起烟来。抽了一袋又一袋，沉思默想了老半天，猛地把拳头一伸，说：“好！目前事情既然落在咱的头上，也无别的办法了。也许坏事成了好事，去吧，去当几年兵吧，在他们认为是‘祸’的，在咱也许认为是‘福’。我早就想叫大贵去捋枪杆子，这正对付我心里的事！”他这么一说，朱老明、严志和，一屋子人都松了一口气。忠大娘拍着两个巴掌，负气说：“着啊！去吧，有什么愁的？”忠大伯和忠大娘一席话，倒把人们说乐了。运涛走到招兵的那里，要求放大贵回家睡一晚上觉，第二天跟他们一块走。招兵的说什么也不干。运涛说，“你们不要担心，他跑了和尚跑不了寺，跑了他有我顶着！”招兵的看运涛好身条，更聪明，才答应他打个手印，把大贵保回来。忠大娘见大贵回来了，心里也高兴，到朱老星家去找了俩鸡蛋来，动手给大贵包饺子。吃着饭忠大伯说：“大贵！谁叫你上西锁井去来？你不知道西锁井土豪霸道们厉害？就不经这个心！到了这个节骨眼儿上，还有什么办法？我孩子不多，也不是多嫌你，是为了咱有个捋枪杆的，将来为咱受苦人出力，你就安心服业
地干去吧！干好了再回来见我。”大贵一听就哭了，说：“谁承望的？从关东回到家来，受人欺生，谁叫你想回老家！”忠大伯又说：“常说，艺不压身。比方你志和叔吧，本来是个庄稼人，他经心用意学会了垒房，就成泥瓦匠了。你要是学会了捋枪杆，说不定将来就有多大的升发哩！”忠大伯说了这句话，再不说什么，只是闷着头楞着。大贵剩下一碗饺子，忠大娘端在他跟前，他呆了半天也不吃。忠大娘撅起嘴，斜起黑眼仁盯着，把碗向忠大伯跟前挪挪，说：“快吃饭吧，饺子凉了！”忠大伯说：“你们吃吧，我不想吃。”忠大娘听得说，瞟了他一眼说：“什么，又不吃了？”忠大伯说：“我心里闷得慌。”忠大娘说：“就是那么爱忧愁，象个孩子，芥子大的事儿也忧愁。家里也没什么好吃穿，年幼的人们到外头去闯荡闯荡，经经困难也好。”说着，她把碗在忠大伯跟前一顿，说：“给我吃了！看看你，遇上一点小事就不好好吃饭，吃了！”忠大伯慑着眼睛看了看她，不言声儿端起碗来。忠大娘见人们都看着她，脸上一红，说：“你不知道他这个性道，就是得管着点儿，不能光由着他。”忠大伯吃完饭，天黑下来，说了会子话，人们才散了。一家人吹灯睡觉，明天大贵还要上路呢。大贵心眼悍实，在那个社会里，虽然出了这么大事情，他要离开家乡去给军阀们当兵了，还象没事人儿，把脑袋在枕上一搁，就呼呀呼地睡着了。朱老忠翻过来掉过去地睡不着觉，他自小里就是这个脾气，想干的事情一定要干成；想下关东，抬起腿来就闯了关东。好不容易到了关东，受了千辛万苦，才安下家立下业来，又想起家乡。本来贵他娘嫁他的时候，早就说好，不能离开她的家乡。他又舍不得她，死乞白赖，苦苦央求。贵他娘一时心思绵软，才折变了家产，跟他回老家。不管千难万难吧，总算回到家乡了。家乡无房也无地，他们又亲自下手盖房。好不容易把房盖上，有了家窝住处，大贵又被冯老兰抓了兵。一大溜子作难的事情集在他们身上，他抬起眼睛看了看满屋子黑暗，说：“天呀！天呀！”这时他的心肝就象要呲裂了，好不难受！心里又嘀咕起来：“他好霸道！要压得我一辈子抬不起头来。”一个人想想这个，又想想那个，说什么也睡不着觉。只觉得心里焦渴，身上发烧。抬起头来看了看，窗外黑黑的，街上有敲木梆儿的声音，起了更了。他又把头放在枕头上，想到他再没有别的亲人，就只有贵他娘和两个孩子。一时觉得贵他娘对他的恩情比海还深，比山还重。这话一点不假，朱老忠年幼的时候，光棍汉儿一条。今天走到南，明天又闯到北，象棵没根儿的蓬蒿，心上拴不住笼头。鞋鞋袜袜没人做，睡起觉来缺半边人儿。自从贵他娘坐在他的炕头上，冬穿棉夏穿单，不管破的烂的，缝洗得干净利落，到什么季节，不用说话，衣裳就穿在身上。下地做活，黑灯瞎火地走回来，一进门有饭吃，一拎壶有水喝。不管走了多么远的路程，一进门炕上有个舒心的人儿，就象减轻了身上的疲劳。两个人搭了十几二十年的伙计，没拌过嘴，没吵过架，老夫妻总是睡在一条炕上。朱老忠常想：
睡在她的身边呀，不穿棉袄过得了冬，不扇蒲扇过得了夏，忘了饥忘了渴。夜深了，睡不着觉的时候，两口子常说闲话儿，朱老忠要说：“贵他娘！贵他娘！你就是咱的活神仙！有了你，我也扒住碗沿子了。”贵他娘就说：“俺不是什么活神仙，就是会做两手苦活呀！”朱老忠睡不着觉，贵他娘也失了困。孩子被抓了兵，明天就要离开家。娘呀，她的心象在滚油里煎着。军阀混战的年头去当兵，死着回来，还是活着回来，还不一定。她的心，闪闪飘飘，跳个不停。由不得又想起死去的父亲和母亲，想起她的一生：贵他娘一生下来，娘就死了。爹穷得不行，养不起她，为了得到一点钱和一点粮食，养家糊口。她十七岁上那年就出了嫁。不承望生下一个孩子，那人儿又病死了。年轻的寡妇，孤零一人，在关东那个人烟稀落的荒村野屯上，有的是吃人的狼。她一个人忍气吞声过日子，晴天白日插着门，夜晚把门闩结实才敢睡觉。可是，瓮里没有水，坛里没有面，小孩子没有奶吃，饿得黑间白日咕哇咕哇地叫，实在使她心焦。孩子瘦得象皮包骨头，不久就饿死了。在一天夜里，她把孩尸用席头裹起，一个人抱起来跑到野地里，用手刨了个坑埋上。哭了两声，说：“短命的孩子，你生得不遇时了，爹死了娘还年轻，没法子把你拉扯大！”孩子死后，又过了一年苦日子，她觉得实在守不住。越是在艰难的岁月里，越想亲人。她倒不象别人一样，要守寡一辈子，满心眼里愿意找个靠身子的人儿。家族长是个白了尾巴梢的老狼，瞪着两只大眼睛，看着她身子骨结实又漂亮，黑夜里跳过墙来，要和她做伴，她死也不开门。那家伙老羞成怒，逼着她往前走。使了她二百块钱的彩礼，才答应她抱起被子，走到朱老忠家里。自此以后，碾有人推，水有人挑，头痛脑热有人看孩子，刮风下雨有人给她拾掇院子。两口子操持了多少年，才象家子人家了，朱老忠又要回老家。她想：也好，离开老狼们远点儿，心里也好安静。今天她才知道：天下老鸹一般黑，老狼都是吃肉的，冯老兰早就白了尾巴梢儿！反来复去想着，难过得不行。朱老忠见贵他娘睡不着觉，划个火柴，抬起半截身子，点着墙上那盏小油灯。灯上冒起浑红的焰苗，在风前颤抖。看了看窗户还不亮，听不见鸡叫，他又翻了个身，问：“贵他娘！贵他娘！你身上不好？”贵他娘说：“不，不不好。孩子要走了，我心里难受。”朱老忠说：“谁不难受哩，又有什么办法？”贵他娘说：“孩子离开娘，瓜儿离了秧，这样的年头去当兵⋯⋯”朱老忠听着，象枣棘刺着他的心，半天不说话。贵他娘说：“你想回乡，我就跟你回来。自从回到家乡，你看，这怎么能过得了日子？冯老兰比俺家族长还厉害！”朱老忠猛地说：“我不服他这个，走着瞧，出水才看两腿泥哩！”他说了这句话，再也听不见贵他娘说什么，抬起头来看了看，她已睡着，他就近给她盖好被子。看看贵他娘善良的面容，他的心上说不出地感激；有了她，才有了孩子们。有了她，才象一家子人家。有了她，他才不孤单。她分担了生活的担子，她帮助他在穷困的生活中挣扎。要是没有她，甭说成不了一家子人家，生活还很难过下去呢！他又看了看大贵，那孩子抱着脑袋睡得欢着
哩。就在这天晚上，运涛从大贵家里走回来，心里想：“要是不叫大贵去看戏，也抓不了兵。”他一想到这里，心上就冷冷漠漠的，一个人走到春兰家门口，一敲门，春兰走出来开门。运涛走到机房里点着灯，想看一会书。春兰立在炕边不走，她问：“大贵被抓兵了？”运涛说：“唔！”春兰又问：“你叫他去看戏来？”运涛说：“唔！”春兰撅起嘴唇说：“上西锁井去，也不经点心，那人们净会放火打黑枪。去了也罢，也不看着点儿，活活叫人抓住。”运涛说：“他生心要抓你，找你的岔子，说什么也不行。谁又长着前后眼？”两人楞在那里，为大贵的命运担心，两颗心同时突突地跳动。第二天早晨，运涛一起身就去看大贵。忠大娘又给大贵做了顿好吃的，朱大贵吃完了饭，忠大娘给他穿上一身新衣裳，把常穿的衣裳包了个小包袱，叫他拿着。大贵又挑了几件扔下，说：“当上兵，什么都有了。”忠大伯在一边看着，呆了半天才说：“我先说给你，大贵！咱当兵不象别人家，不能抢抢夺夺，不能伤害人家性命，你打枪的时候净朝着天上。”严运涛、忠大伯、朱老明、朱老星、伍老拔，还有江涛和二贵，送大贵到招兵处去。边走着，运涛就着大贵的耳朵说：“兄弟！哥哥对不起你，你去吧，干好了也给我来个信，我也去找你。”大贵说：“好，就是吧，巴望我回来的时候，弟兄们还能见到面！”运涛说：“怎么能见不到面哩！”一行说着，忠大娘从后头跟上来。走到苇塘边上，伸手扯住大贵，把几个煮熟了的鸡蛋掖进大贵口袋里，说：“孩子！想不到从关外躲到关里，也躲不开他们！你出去了，要保重身体。你离开娘了，娘也照顾不了你了。夜里把被子盖好，小心别着了凉。到了吃饭的时候，吃好吃歹的，你也吃口子。人是铁，饭是钢啊⋯⋯”说着，掉下几点泪，她用袖子遮住。几年来她还没有流过眼泪哩！大贵眼珠子闪出晶亮的光，不等母亲说完，就说：“娘！哭什么？等你想我的时候，我踏脚儿就跑回来！”忠大娘一下子又笑了，说：“看你说得容易！到了军队上，就是人家的人了，人家愿打就打，愿骂就骂。”说着又哭出来。大贵说：“那里，我长着腿哩！”说着，忠大伯他们已经走上西坡，站在那里等着。运涛在一边看着，见母子俩难离难舍。眼圈儿一阵发酸，也流出泪来，心里说：“谁知道！这是什么命运哩？”江涛眨巴着又黑又长的眼睫毛，默默地不说什么。二贵离不得哥哥，他们自小在一块长大，这一去说不定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只是一股劲地哭。大贵被冯老兰抓兵走了，运涛心上也犯嘀咕。附近村庄上，不断地出放火打黑枪的事。他更变得少言寡语，净好闷着头儿想事。人们都说：“这人心里可有数儿！”他白天在梨园里做活，晚上插上门，在机房里点上小油灯看《水浒传》。春兰和江涛趴在一边，拿着笔写写画画。运涛给他们讲故事，教他们打算盘。不到一年，春兰讲得故事顺口流。江涛打得算珠夸夸地响，好象是大街上跑
马。１４事情过去，到了第二年的春天，运涛耪完家里的地，背上个小铺盖卷，出外打短工。他往北走出去十几里路，才下了市。做了两天活，又赶上天下雨，就找了个小梢门洞坐下看书。从早到晚，雨声叮叮当当，下个不停。这个小梢门，朝北开着，面对一片大敞洼。门外有一棵老香椿树，树下有个小井台，雨点在井台上淅淅沥沥下着，他坐在门槛上看书。眼看天快黑下来，运涛肚子里也饿了，想吃点东西，又无处去吃。正在犹豫，从梢门里走出一个人来。这人有三十多岁，高身材白净面皮，脸上有短短的黑胡髭。穿一身白裤褂，尖皂鞋子。看天黑了，门下还坐着一个人，他问：“你是哪里人？在这里坐一天！”运涛仄起头，看了看他，说：“小严村的，出外打短工，碰上下雨天。”那人接过他手里的书，看了看说：“《水浒传》，你上过几年学？”运涛说：“二年，是自己习会字的。”那人点点头，又问：“你家里人都是干什么？”运涛说：“父亲是个泥瓦匠。我除了做农活，还能织织布，打个短工。”那人又点点头，默默地说：“乡村知识分子！”运涛腼腆地笑了，说：“咱算是什么知识⋯⋯庄稼人认识几个字儿罢了。”那人说：“庄稼人能读《水浒传》，就算不错了！”运涛看他是个有知识的人，就和他谈起来。从读书谈到写字，谈到“国民革命”。那人也坐在门槛上，接过运涛的小烟袋抽烟。不知不觉，夜黑下来，那人看他年轻，又老实本分，上下打量了一下，说：“天黑了，你走不了了，宿在俺家吧！”运涛说：“敢情那么好！”又问了主家姓名。那个人姓贾，是城里高小学堂的教员，人们不跟他叫名字，都跟他叫贾老师。运涛一听，合不拢嘴的笑，他一生还没和有知识的人谈过话，今天却谈得这么投洽，也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他。贾老师把他引进门，门洞里有个小门房，是个牛屋。一只老牛，正咯吱吱地吃着草。屋西头有条小坑，炕边有个小草池，贾老师叫他把行李放在炕上，坐下来休息。他仄起头，瞧着屋顶迟疑了一刻，又温声细气问运涛：“目前乡村里，农民生活越来越困难，是一些个什么原因？”运涛坐着草池，把两只胳膊戳在膝盖上，拄着下巴呆着，听得问他，慢悠悠地抬起头来，说：“原因挺多呀！眼下农民种出来的东西都不值钱，日用百货，油啦、盐啦、布啦，都挺贵。买把锄头，就得花一两块钱。大多数农民，缺吃少烧。要使帐，利钱挺大，要租种土地，地租又挺重。打短工、扛长活，都挣不来多少钱，人们一历一历地都不行了。”贾老师看运涛说话，很有根柢，抬起头思乎了思乎，点点头说：“是呀！
日用品贵，农产品贱，‘租’‘利’奇重，农民阶级渐渐地要破产了！”又眨巴着黑眼睛问：“还有什么原因？”运涛文化不高，猜摸着也能听懂他的话，说：“原因吗？租谷虽重，利息虽高，一年只有一次，如今这个捐那个税的太多了。地丁银预征到十年以后，此外还有学捐，团警捐⋯⋯咳！多到没有数了！”贾老师不等运涛说完，把大手一按，撩起衣襟坐在运涛一边，亲切地说：“好，你看得一点不错！你不只识几个字，人还聪明，还懂得这么多道理。好啊，好啊，目前在乡村里就是缺你这样的人，做些革命的启蒙工作。来吧，咱们交个朋友，常来谈谈。”运涛见他这么亲热，怪不好意思地躲开了一些，又腼腆地笑着，说：“这可算个什么，庄稼人懂得什么深沉的道理！只是照实说说罢了！”贾老师乐得搓搓手，说：“对嘛！你亲身感受的痛苦，就是目前的农民问题嘛！”说完了，抬脚匆匆走进去。耽了一会，端出一大碗稀菜饭，两个窝窝头，还有一小盘咸菜。他说：“光顾跟你谈话，你还没吃饭哩！”运涛连忙站起来，说：“这可好，正饿了！”贾老师说：“饿了，你就吃吧。吃得饱饱的，咱们再谈。”他点上一盏小油灯，挂在近处墙上照着。运涛吃着饭，还听得院里雨响。心想：“要是不遇上这个人，睡没处睡，吃也没吃处。”吃完了饭，贾老师又问了他一会子家世和为人。第二天还是下雨，运涛走不了，贾老师也回不了城。他搬了个小炕桌来，放在炕上，脱鞋上炕。屋顶上吊着个小秫秸箔，他摸出笔墨纸张，放在桌上。两个人面对着面，盘上腿谈着，贾老师就在纸上写。运涛迫切要知道怎样才能把国家治理好，农民才能过得下去。贾老师说：“那就必须把帝国主义打跑，把封建势力打倒。”又讲了一些革命的道理。运涛心上豁然亮了，点点头说：“就是，一点不错！”运涛听了贾老师谈话，心上象开了个窗，艳丽的太阳照进来了。贾老师说：“请你帮我做些事情吧！在乡村里，咱俩做个伴。”他在纸上写了几个项目，说：“比方说，捐税有多少种？具体到农民身上，他们要付出多少血汗？地租高的有多么高？低的有多么低？利息最高的几分？最低的几分？⋯⋯嗯，能办得到吗？”又歪起头瞅着运涛，等他答复。运涛是个明白人，听到这刻上，看贾老师的行动作派，知道他不是个普通人。他听说大地方出了共产党，也听得说过共产党是“为咱穷人谋幸福的。”可是还没见过。今天，他思乎着有八成是遇上了，可也说不定。他心惊了一会子，脸上腼腼腆腆地热起来。笑了笑说：“掂对着办吧，巴不得我要来请教你。”他还想到，以后有个大事小情儿，打个官司什么的，城里有个熟人指点指点，那才好呢！贾老师说：“好嘛，你常来嘛！我就是喜欢你这样的人。常来谈谈，你们的生活啦，困难啦，有什么希望啦。我过去住在城市里，才来乡村里不久，什么都感到生疏。”停了一刻，他想了想，又说：“唔，咱们定下个关系吧；你在礼拜日下午，到我家来，你知道什么叫礼拜吗？就是星期日。七天，就是一个星期。今天正是星期日，再过六天，明儿格你就来。”他又歪起头瞅
着运涛，等他表示态度。运涛是个聪明人，听到这里，心上一时焦灼，两手不由得摇动，心上颤得不行，他想：“我今天可找到光明了！”他笑了说：“哪，好多了，要是能得到你经常开导，说不定我就会明白起来。”贾老师说：“当然是！一个农民，他是爱劳动的，善良的，一经接触革命，就没有不聪明的。你知道什么叫革命吗？”运涛摇摇头，说：“不知道！”贾老师说：“就是封建势力、军阀政客们，不能推动社会前进，只能是社会的蟊贼。受苦的人们，工人和农民，就要起来打倒他们，自己起来解放自己。知道吗？”运涛听完这句话，心上更加豁亮起来。一时胸膛里发热，传到脸上，传到手上。他由不得心神豁亮，笑眯眯地说：“我得回去跟我爹商量商量。”一行说着，嘴唇和脸庞颤抖得不行，好象自己再也管不住它们。他这么一说，贾老师急起来，搓着手说：“好朋友！你自己知道就算了，可不能告诉别人！”停了一刻又说：“不过，要是有极可靠的人，也可以谈谈。”贾老师，是当时本县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县委书记。他的父亲是天津工厂的工人，他读了二年中学，也在工厂里作工。父亲介绍他入了党，成了共产党员。为了反对军阀混战，反对苛捐杂税被捕过，受过电刑。直到如今，说起话来嘴唇打颤，做起事来两手打着哆嗦。去年冬天，他才从监狱里出来，军阀们追捕得紧，在天津站不住脚，组织上派他回到家乡一带，来开辟工作。在高小学堂里当教员。运涛又在他家歇过一夜，第二天早晨，日出天晴，他背上小铺盖卷赶回家去。到了吃午饭的时候，和父亲母亲围着桌子吃着饭，他把这话儿说了。严志和用筷子夹了一根咸菜，搁进嘴里，吮着咸味，低下头半天不说一句话。涛他娘也不说什么。一家子吃着饭，沉默了老半天，严志和长叹了一声，说：“跟冯老兰打了三场官司，就教训到我骨头里去了。咱什么也别扑摸，低着脑袋过日子吧！”说了这句话，严志和老长时间不吭声。运涛说：“我看他不是平常的人⋯⋯”严志和不等运涛说下去，又说：“咳！现下那有咱庄稼人的活路！你还要经心，别学了大贵，那霸道们歹毒多多了！”运涛看和他说不入套，实在无法谈下去，他心里想：“去找忠大伯吧，他走南闯北，知识开通。一定不和他一样！”他吃完了饭，把饭碗一推，踩着房后头那条小道，到锁井镇上，去找朱老忠。朱老忠吃完了饭，正坐在小门楼底下歇晌，运涛把出去打短工遇上贾老师的话说了。朱老忠听着听着，由不得眉开眼笑，又低下头琢磨了一会子，连声说：“好，好，这不是一般人，是大有学问的！”运涛说：“我也这么看，他老是问：有多少捐？有多少税？地租高的多高，低的多低。还说穷苦人们要想得到自由，就得打倒军阀政客，庄稼人们一轰起来，解放自己。”朱老忠听到这里，把手一拍，铜声响气地说：“嗨！这就说对头了，这是一件好事情！”运涛说：“他还叫我常去谈谈。大伯！你说我去吗？”朱老忠拈着胡子，挪动板凳向运涛跟前凑了凑，绵言细语儿说：“去吧，孩子！去吧！扑摸扑摸，也许扑摸到共产党的门口。在老年间，咱这里还出过白莲
教，闹过义和团哩！”运涛伸起脖子，哑咪咪地问：“真的？大伯！”朱老忠两只眼睛放出一道明亮的光辉，看着运涛说：“这都是你老巩爷爷亲口跟我说的。你老爷爷也想过参加义和团，打跑洋大人。你说的这个贾老师，一定是有根柢的人！”运涛把下巴拄在膝盖上，睁着大圆圆眼睛，想了半天，说：“这人一定是个共产党！”朱老忠畅亮地笑了，说：“共产党？我在关东的时候，就听得人们讲道过，苏联列宁领导无产阶级掌政，打倒资本家和地主，工人和农民翻起身来，如今也到了咱的脚下。你要是扑摸到这个靠山，咱受苦人一辈子算是有前程了！”运涛又眨着大眼睛沉默了一会子，慢慢抬起头来，问：“要是那样，我就还去找他！”朱老忠扬起下巴，呵呵笑着说：“去吧！去吧！放心大胆地去吧！”说着立起身来，打了个舒展说：“好！看样子，咱种庄稼的人们也有前途、有希望了！”从这天开始，运涛每逢星期的日子，就走到贾老师家去。贾老师和运涛谈了几次话，发现运涛是个阶级意识很清楚的人。运涛觉得每次和他谈了话，身上都是热烘烘的，看书做活都有劲。自此，严运涛觉得前面象亮着一盏灯，有一种力量鼓励他前进。他更爱给年轻的伙伴们讲故事，先讲一段故事，再讲“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统治”、“铲除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那时候，乡村里豪绅地主们的统治，还没有那么厉害，他们还睡在鼓里。只说他学得不着三不着两的，爱说疯话。年幼的人们都爱听他讲，今天讲，明天讲，讲得闺女小子们都不安起来。这时，春兰才长成身个，细身腰、长脸盘、黑粹粹儿的。听了运涛的宣传，象春天的苇笋注上大地的浆液，长出绿色的小叶，精神充沛，永不疲倦。又象春天的紫柳，才生出绿色的嫩叶，一经风吹雨洒，就会摇摇摆摆，向人们显示：只有她是值得骄傲的！这姑娘坐在门槛上做着针线的时候，学会了把身子靠在门扇上，捋着针上那根线，左捋右捋地捋半天，会使人怀疑她忘记把针线穿在布上。有一天晚上，她在机房里听了一会子运涛讲书，听得浑身热烘烘的。开门向外一走，觉得眼前迷迷离离，一进二门，她又楞住。仰起头来看着天上，满天星斗交辉闪亮。冬天，她穿一身黑色棉袄裤，夏天穿一身蓝布裤褂，显得朴素大方。她这几天又做了一件蓝布褂，去找运涛写两个字儿绣上去。运涛问：“写什么字儿？”春兰说：“革命。”运涛问：“写这字儿干吗？”春兰把嘴一扭，说：“你甭管。”她拿回去偷偷地把这两个字用白色的丝线绣在怀襟上。表示她一心向往革命，不怕困难。又表示她迎“新”反“旧”，勇往直前。正当药王庙大会上，她把这件新做的褂儿穿出去。这一下子，把个庙会哄起来：人们认得出来，是运涛写的字。只要她一走到庙会上，年幼的小伙子们就一群群地跟着看，喊：“看革命呀！”睡不着觉的时候，就说：“你想革命了？”有时候，她在大街上走过，小调皮鬼们赖皮馋眼地看着她喊：“革命！革命！”这时，她生了气了，冷不丁回过头去，瞪出眼睛说：“我革命，碍着你妈疼了？”
但运涛并不因此嫌弃她，他更加骄傲：只有他能培养出这样敢于向旧社会挑战的人来！这事也不被村乡里掌事的先生们注意，他们认为：象老驴头这样人家的姑娘，被人玩弄是应该的。１５过了药王庙大会，运涛和父亲正在门前小井台上浇菜，严志和拧辘轳，运涛改畦口。浇着浇着，从正北来了一个人，戴着个旧礼帽，穿着蓝布长衫，腋下夹着个小包袱。运涛定睛一看，正是贾老师。他把小铁锨戳在畦垅上，迎上去问：“贾老师！你想找谁？”贾老师住下脚步，一下子笑出来，说：“我想找你。”运涛笑了说：“哪，你算是找到了。”运涛头里走，贾老师在后头跟着。到了小井台上，运涛对贾老师说：“这是我父亲。”贾老师点了点头，说：“这么大年纪了，还拧辘轳，吃力了吧？”严志和见来了个穿长衫的先生，笑着停下辘轳，从小枣树上取下烟荷包，擦了擦烟嘴，捧上去说：“请你吸袋旱烟吧！”贾老师恭恭敬敬地说：“你先吸吧，大叔！”严志和见贾老师这么客气，这么礼貌，不由得两手打起抖，说：“稀客！稀客！请你先吸！”又对运涛说：“去，叫你娘烧壶水，上西锁井去买包叶子，客人来了！”贾老师抽着烟，在菜畦上转游着。北瓜圆了颗，开着大黄花，长上小瓜了。韭菜才一揸高，还有洋角葱、小茴香。他说：“庄稼人辛苦，吃菜方便。”严志和见他说起话来如情合理，说：“庄稼人，左不过是在土里粪里钻来钻去，一年到头象个土人儿。”说完了，怪不好意思的，撮起嘴唇笑。贾老师说：“庄稼人，谁敢瞧不起？没有庄稼人，就没有粮食吃，没有衣裳穿，都得冻死饿死！”严志和一听，很觉是味，笑了笑说：“我第一次听到你这么说。每次进城，净怕人家城里人们说我：‘你，满脑袋高粱花子！’”贾老师听着，由不得弯下腰，笑红了脸。严志和也呲开牙笑。见运涛不出来，严志和走进去，问运涛：“那是个什么人？”运涛说：“就是我出去打短工的时候，交的那个朋友。”严志和想：打短工也能交这样好的朋友？他不相信。运涛拎了一壶水，拿着两只饭碗，摆在小井台上。贾老师坐在井池上喝着茶，边喝边谈。他问：“庙会上宣传工作做得怎么样？群众对咱的主张有什么意见？”运涛两腿硌蹴在井台下头，对着贾老师说：“说起反封建，反土豪恶霸，人们都赞成。这号人们，在乡村里为非作歹，鱼肉乡民，看得见听得到。一谈起反对帝国主义，人们就不关痛痒了。他们不知道帝国主义藏在军阀身子后头，
军阀割据，就是变相的帝国主义统治！我这么说，你看怎么样？”贾老师听了，抬起头吧咂吧咂嘴唇，又点着头说：“对！是这个问题，农民是最讲实际的。那就要讲明白，帝国主义通过各种洋货：什么洋油、洋火、洋线、洋锁等等，剥削中国农民。”运涛谈了近来在乡村里工作的情况，谈到春兰现在很进步，怎样热心宣传工作，贾老师听了，喷地一下子笑出来，说：“聪明的姑娘，多么热情！就是太特殊了，会引起一些人的非议。要明白，我们的心虽然是光明的，好比是一盏明灯，你端着这盏灯走过黑暗，就很难看清楚周围的事物。不要忘记，我们的周围还是黑暗的，我们的敌人还很多！”随后又谈了一些别处的工作情况。运涛眼睛瞅着天上的游丝，扑楞楞地随风摆动。说：“就是！就是！”他明白了一层道理，就觉得很高兴。贾老师又说：“要和农民做亲切的谈话，一籽一瓣儿帮助他们。有的人专好讲些打破迷信哪，改革礼俗啊，讲些放脚剪辫子的事，惹起农民的反对。不能只说些空泛大事和枯燥的理论，搔不着痒处。我到过几个地方看了看，都是犯了这个毛病。要具体揭示农民受压迫受剥削的痛苦，告诉他们这些痛苦是那里来的。”他又歪着头，眨巴着黑眼睛，笑着说：“你了解一下，农民怎样感受兵匪的痛苦，怎样感受官吏和劣绅的压迫，农民子弟为什么受不到教育，地里的出产为什么逐年减少⋯⋯”他喝完了茶抽过烟，站起身来，在园子上眺望。一带长堤，堤上矗立着一棵棵白杨树，土地上小苗长得绿绿的。后面是一簇簇农民的家屋。他说：“好地方！好地方！”一时高兴，脱下长衫，搭在小枣树上，说：“运涛！来，咱俩浇浇园！”说着拧起辘轳来。阳光照着，鸡群在谷场上草垛底下啄食。公鸡站在小碌碡上，伸直脖子打着长鸣，引起谁家小屋里的娃子叫⋯⋯他笑眯眯地说：“乡村风物啊！有多么美妙啊！”说着，他慢慢把斗子绞起，哗啦地把水倒进井池里。然后撒开辘轳，咯啦咯啦地放下去。运涛笑了说：“看你还挺熟练。”贾老师喘着气说：“不，是才学会的。每礼拜回家，除了谈工作，还要学些农活。我在工厂里学了三年徒，才学会钳工，又被捕了。到了乡村里，就要学农活了。从劳动里求生活，是最本分不过的！”运涛说：“你教着个书，满可以照顾一家人的吃穿了。”贾老师说：“不，在乡村里不会农活，怎么能领导农民工作哩！”运涛点点头，改好畦口走过来，问：“我们还应该做些什么工作？”贾老师说：“看样子你们可以做些组织工作了，把成年农民组织起来，还要团结青年农民和青年妇女。象春兰姑娘，就可以培养成青年妇女里的积极分子。要宣传我们的主张，目前我们主张打倒帝国主义，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还要具体宣传除三害：打倒吴佩孚、孙传芳和张作霖。打倒封建军阀，才能消灭战乱。这叫民主革命呀，明白吗？要一面宣传，一面组织，不能只宣传不组织呀！”一面拧辘轳，一面说着，累得气喘咻咻的。又谈了一会子别的话，运涛有的听得懂，有的听不懂。贾老师转着眼睛看看这儿，又看看那儿。到了日中正午，严志和走出来说：“去吃了饭再
谈话吧！”贾老师抬头一看，太阳正午了，拿起衣服就要走。严志和说：“那里话，光自运涛到了你家里，就在你家吃饭。”他一说，贾老师不好意思再走，跟着运涛父子走进家里，炕桌上摆好了饭，凉面条里搁上干菜丝。碗上喷出醋蒜的香味，刺激着鼻子。贾老师说：“嘿呀！你们一年还吃不上两顿面哩，叫我吃白面！”吃着饭，江涛走进来。端着一碗小米饭，默默地吃着。贾老师叫他坐在炕沿上，把面条拨在江涛碗里，说：“吃吧，吃吧，小弟弟，你今年多大年岁？该上高小了！”运涛说：“论过当，俺家里困难得不行，我爹愿叫他多念几年书，他还聪明。”贾老师笑了说：“唔！好嘛！愿念书好说，有时缺着短着的，我还可以帮补点儿。”他端着碗停止吃饭，歪着头笑着，左瞅瞅右看看。眼睛很有神，一下不离江涛。运涛说：“要说牛头地垅的事，俺还通达。学堂里的事，俺一墨不摸，贾先生多看顾吧！”贾老师说：“好说，交给我吧。”吃完了饭，贾老师又在运涛家小院子里转游了一会子，拉运涛到小场上说了一会话，就回城去了。贾老师来过之后，又过了一阵子，江涛要到城里去考学了。涛他娘叫江涛去找春兰，求她做一双新鞋，缝缝衣裳。江涛一进门，春兰在阶台上坐着做针线。歪起头儿问：“江涛！晴天亮晌的，不去上学，来干什么？”江涛说：“来找你哩！”春兰笑了说：“找我干什么？”江涛说：“我要上城里去考学，求你缝缝衣裳，做双新鞋袜。”春兰说：“嘿！你是大学生了，为什么叫我给你做鞋袜？我又不是你家的人儿。”江涛楞了一会，笑默默地说：“为什么哩？嫂子！咱早晚还不在一个锅里搅马勺？”江涛还没说完这句话，抬起腿来就跑。春兰脸上腾地一下子红起来，起身就赶。一直赶到外头院里，围着碾子转了好几遭。春兰捉住江涛，拧过胳膊，抬手就是一拳：“说！还舌头不在嘴里不？”江涛说：“不了，不了，饶了我吧！”春兰捽着江涛衣领子走回来，说：“好好儿坐在阶台上说话！小人儿家，要规规矩矩的。再瞎说白道，甭说不给你做鞋袜补衣裳，还要敲你脊梁哩！”春兰给他缝了衣裳，答应好好儿做一双鞋袜。又说：“你好好念书，念好了也是老人们的落场。”又到屋里拿出笤帚来，给他把身上扫得干干净净，拍了拍尘土，说：“去吧！”过了几天，涛他娘叫他们穿上新洗的衣裳，穿上新鞋袜，戴上草帽，哥儿俩到城里去。一进城门，大街上行人车马来来去去，买卖家都是光亮门面。石牌楼往南，路东里有个光亮大门，进了大门，都是粉墙屋子、玻璃窗。运涛领他走到贾老师屋里，贾老师和和气气地招待他们，让他们坐在椅子上，倒出金
黄的茶水让他们喝。运涛说：“老人们说定了，想巴结兄弟念念书，可不知道怎么样？”贾老师说：“咳！庄稼人要想脱离‘压迫’，脱离‘剥削’，不是容易。除了豁出去斗争，还要学些文化知识。文化上的进步和政治上的进步，是密切关连的。我想我们还应该在乡村里办些半日学堂呀，平民学校什么的，结合着讲些时事政治。”运涛和江涛，在贾老师那里住了两天，学校一放榜，江涛录取了。正是五月末梢，麦子黄了，柳叶正绿，天气渐渐热起来。回家的路上，哥儿俩说不出有多么高兴。可是江涛觉得有些离奇：自根儿没有这么一门亲戚，也没有这么一门朋友。见面不多，就不当外人看待。他问运涛：“哥！怎么他老是问那些‘剥削’‘压迫’的？”运涛说：“他们关心咱穷苦人的生活！”江涛又呆起两只大眼深追一句：“他们又是谁？”运涛瞅着江涛说：“他们？他们是共产党，是给咱穷人撑腰做主的。从今以后，孙中山也要扶助工人，扶助农民，联合共产党了！”可是，江涛这时还听不懂他的话，是什么意思。１６那天，他们从城里回来，江涛高高兴兴地跑回家去，给父亲和母亲报喜。运涛一个人唱着小曲儿走在后头，一走上房后头那条小道，看见春兰一个人坐在瓜园里小窝铺上做针线。运涛向周围望了望，看没有老驴头，才抬起脚走进去。春兰一看见运涛，脸上一下子笑出来，扬起手儿招他：“运涛，来！”运涛走进瓜地，问：“干吗？”春兰说：“天道热，不想吃个瓜？”运涛说：“早想吃哩！”春兰翘起脚从窝铺上跳下来，翻开一蒲笼密密的瓜秧，摘出个细溜长的柳条青花皮小甜瓜。说：“早就熟了，你不来我就不敢捅它，一捅就要掉下把儿，我用瓜秧把它盖上，专等你来吃。”说着，啪唧打开，露出金黄金黄的瓤，红籽儿，真鲜！递给运涛手里。春兰问：“吃着怎么样？”运涛说：“好，细蜜蜜甜！怎么没叫别人吃了去？”春兰笑了说：“嘿！除了你，谁配吃它。”运涛问：“这是什么瓜？我没吃过。”春兰说：“这叫金瓜，还是忠大叔从关东带回来的籽儿，给我爹的。”她又坐在窝铺上说：“上来，咱们说会工作上的话儿！”运涛身子一耸，坐上窝铺，靠在被叠子上。春兰问：“你又进城来？”运涛说：“唔！”春兰又问：“贾老师说什么来？”运涛说：“他说，咱们不能老是宣传，还要组织。象你吧，就该秘密组织妇女协会。还批评了咱们。”
春兰问：“批评什么来？”运涛说：“批评咱们太特殊。”春兰说：“什么叫那个？”运涛说：“象你吧，就不该把革命字儿绣在大襟上，走进人群里。”春兰翘起嘴唇说：“嘿！这样宣传还不好吗？”运涛说：“好是好。贾老师说，不要忘记，咱们周围敌人是很多的！”说着，他把肩膀靠在春兰肩膀上。春兰回过头来，睁起又黑又大的眼睛，静谧谧地看着运涛。青年少女到了这刻上，会感到人生无边的幸福。做起活来，不再孤单。睡起觉来，象有个人儿在陪伴。她的眼睛，成天价笑啊，笑啊，合不拢嘴儿地笑。她的心情，象万里星空里悬着一轮圆大的月亮，窥探着世界上的一切，觉得什么都是美好的。当她一个人在小窝铺上做着活的时候，把身子靠在窝铺柱上，仰起头来想：革命成功了，乡村里的黑暗势力都打倒。那时她和运涛也该成了一家子人了。就可自由自在地在梨园里说着话儿剪枝、拿虫⋯⋯黎明的时候，两人早早起来，趁着凉爽，听着树上的鸟叫，弯下腰割麦子⋯⋯不，那就得在夜晚，灯亮底下，把镰头磨快。她在一边撩着水儿，运涛两手拿起镰刀，在石头上噌噌地磨着。还想到：象今天一样，在小门前头点上瓜，搭个小窝铺，看瓜园⋯⋯她也想过，当他们生下第一个娃子的时候，两位老母亲和两位老父亲，一定高兴得不得了。不，还有忠大叔，他一定抱起胖娃子，笑着亲个嘴儿⋯⋯运涛也有无限的希望：他倒不想和春兰的事。他觉得春兰应该就是他的人儿，别人一定娶不了她去。他想革命成功了，一家人⋯⋯不，还有忠大伯他们，不再受人压迫、受人剥削了。在他的思想上，认为那些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们，杀头的杀头，关监狱的关监狱。不，在判罪以前，一定要算清村公所的帐目，算清千里堤上多少年的老帐。也想到象贾老师说的，工人、农民掌握了政权。那时候他也许在村公所里走来走去，在区里、在县上做起工作来。他想，那时就要出现“一片光明”，农民们有理的事，就可以光明磊落的打赢了官司。运涛一面想着，心里快乐起来，两只眼珠，看着湛蓝的天上老半天。他说：“春兰！我看看你的手。”春兰回过头来问：“你看俺手儿干吗？”运涛说：“我早就看见你的两只手，细溜儿长的手指。就没敢捅过，连看也不敢正眼看一下。”春兰抿着嘴儿笑，说：“俺晨挑菜，夜看瓜。春种谷，夏收麻。长着什么好手呢？给你，看个够！”一下子把手伸给他。当运涛要握起春兰的手的时候，春兰一阵羞红扑在脸颊上，运涛的两只手也打着抖缩回去。两个人坐在小窝铺上说话答理，说不完心里话。冯老兰早就看上春兰。在乡村里，谁家姑娘要是出了名的好看，他就象猪八戒一样，喷着鼻子，闻着香味儿找了来。这老家伙，从表面上看，是个“古板”的老头子，过着最吝啬的生活。实际上他是个老色鬼，为了得到他喜欢的姑娘，不惜花费很多很多的银钱。这天，他知道运涛进了城，春兰家里人口也不多，看了个空儿，一个人提上条大烟袋，假装买瓜寻了来。一出高粱地，听得运涛和春兰在窝铺上响亮的说笑声，又慑悄悄地退回去。一拐墙角，看见春兰她大娘抱着孩子玩儿。他摇了摇头，酸眉苦脸地指了指小窝铺，抿着嘴笑着窜走了。春兰她大娘，是个咶咶嘴，心里盛不住事儿，是
全村有了名的长舌妇。拐过墙角，看见运涛跟春兰在小窝铺上，窝铺旁边并没有别的人。就迈开两只大脚往家跑，扯开嗓子大喊：“老驴头啊！你家春兰可招了汉子了！”喊得森人。老驴头听得喊声，脑子里腾地火起来，想起冯老兰在村边上跟他说的话，平时一看见运涛在他家里来来往往就不高兴，他觉得闺女大了。他听得说，一下子通红了脸，扯起一把小铁锨追出来，骂着：“好狗日的！晴天白日欺侮到我家来！”运涛回头一看，打了个冷怔，一时慌急，不知怎么好。他怕春兰受害，两手一舁，把春兰扛在肩上，撒腿就往堤上跑。老驴头就在后头追，张开大嘴骂。运涛扛着春兰跑了半里路。越跑，他觉得肩上越是沉重。实在跑不动了，累得满头汗珠直滚。可是老驴头还在后头追着、骂着，一步不放松。眼看就被他追上，春兰说：“运涛，放下我吧！”运涛呼呼哧哧地说：“不，不能！”春兰说：“咱没做那伤天害理的事，咱什么也不怕。放下我，你快逃活命吧！”运涛说：“不，他要拿铁锨砍你！”春兰说：“我不怕，你快跑吧！”这时老驴头就要赶上他们。运涛使了一股劲，跑上大堤，放下春兰，耸身捭下一支柳棍子。在大堤上逞着架式，说：“你来⋯⋯”老驴头怒气冲了头，支绷起头发，红着眼睛跑上大堤。可是运涛手里的棍子不忍落在他的头上。老驴头把铁锨一抡，砍了过来。运涛一闪身子，锨刃在眼前闪亮过去，落了个空。春兰喊着：“运涛！你快跑吧，跑吧！”喊着，老驴头的铁锨又劈过来，运涛只得跑下大堤。老驴头不追运涛，一把抓住春兰满脑袋头发。这时，他满脸胡髭乍起来，脸上的皱纹象张开了嘴，浑身抖颤着。他不肯一下把春兰杀死，扬起锨柄，在她身上乱打，骂：“疯丫头！疯丫头！”运涛跑回去夺春兰，老驴头扬起铁锨，又要砍他。这时，看的人多了，谁也不敢去劝他。一走近去，他就张开大嘴骂，象要吃人。春兰娘一面哭着赶上来，老驴头拿掀柄敲着她的脊梁，说：“你养的好闺女！你养的好闺女！”一边打着，一边骂着，她挨不住打，只有离得远远的，流着眼泪哭泣。老驴头一个人在大堤上折掇春兰，春兰说：“爹，家去打我吧，叫人们看着象玩猴儿似的，多不好！”老驴头不肯，只是一股劲儿打，直打。春兰咬着牙，闭住嘴，憋红了脸颊，鼻子气儿不出，她没有做下坏事，心上并不后悔。老驴头看看春兰没了气，才扯着一条腿，象拉小猪子一样拉回家去。刚拉回院里，春兰又还醒过来。老驴头瞪圆两只眼睛，乍起着长胡子，流着眼泪，把锨刃放在春兰脖子上，才说往下切，春兰觉得脖子上凉凉的，睁眼看见锨刃澈亮，生死就在眼前，刷地黄了脸，说：“爹！亲爹！你老人家想想，百年以后，谁与你老人家烧钱挂纸呢？”春兰娘也说：“留着她吧！留着她吧！你头痛脑热，有谁来伺候呢？”只有这句话，才打动了老驴头的心。他放下铁锨，搬了个破板箱来。把春兰扔在板箱里，一把锁锁了，扔在阶台后头，踩了一脚，说：“看你还绕世界疯去！”春兰在这板箱里睡着，一丝没两气，一直睡了一天一夜。第二天她才醒过来。衣服被血粘在箱子上，一动也不敢动。动一下，就象刀子割肉一样疼。院子里静静的，没有一点声音。一会儿，听得娘守着箱子哭泣。
春兰说：“娘！给我点水喝吧，你忍心渴死我？”声音细微到只能听到一点点。春兰娘一听，她还活着，走过来说：“可不行哩！他象牲口一样，老是吓唬我，不叫我管你。让我想一想⋯⋯”春兰说：“哪，不要害怕，人死不了就得活着。你老人家生养我一场，渴死、饿死我干吗？”娘看了看，板箱上有条狭缝，从这条缝里灌下一点汤水，春兰伸起嘴接着。老驴头在那条小道上挖了三道壕，压上枣棘针，断绝了行人。谁在那里一过，他就张开大嘴骂。那天，他一个人在那里猫着腰鼓鼓捣捣，一定要把那条小道截断，看见走过一个人，才说开腔骂，仔细一看是李德才。弯着腰走过来说：“来，咱老哥俩说个话儿。”老驴头拍拍手上的泥土走过来，两个人坐在房后头抽烟。说了一会子闲话，李德才就着老驴头的耳根说：“老伙计，该着你享福了！”说着，闹了个笑眯虎儿。老驴头没听准，大着声音问：“什么？”李德才说：“冯家老头愿跟你家姑娘相好。”老驴头摇摇头，还是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听不清李德才是什么意思。李德才看老驴头没听清他的话，又说：“冯家老头愿跟你家姑娘交个朋友，一块玩玩。”老驴头这时才听清楚李德才的意思，他看春兰和运涛闹了一场纠纷，要给她说个婆家。摇晃了摇晃长脑袋，说：“那个不行，还在一个老坟上吃会，不合辈数。”李德才黄着脸摇了一下头，说：“我是想救她一条性命，什么合辈数不合辈数，又不是明媒正娶。”老驴头一听，火气上来。冯老兰在镇上有财有势，他又不敢骂，只得忍住性子，低下头啃啃哧哧地生着气。李德才见他不表示态度，就走回去见冯老兰。冯老兰转着黄眼珠子，想：“是人没有不爱财的，如今为了得到这个好看的姑娘，不得不破一笔大财了！”沉默一刻，左思右想，身上急痒起来，冷不丁地说：“豁出去了，给他一顷地，一挂大车，连鞭儿递给他。这就够他一辈子吃穿了，也算咱对得起她！”李德才也说：“给她好吃好穿，酒一盖了她的脸儿，就俯伏在地，你要怎么玩耍就怎么玩耍她！”说着，就又去找老驴头，老驴头一听，眼里噙着泪花摇晃摇晃脑袋，想道：“真拿俺草粪不值呀！说来说去是因为门户急窄，人口单薄，才受这样的欺侮。”他看了看李德才，嘟嘟哝哝地说：“他把俺看成什么样人了？”他心上实在气愤，一步跨过去，抡起胳膊，揸开五指，噼噼啪啪地，连着在李德才脸上打了几个耳光，打得山响。打得李德才闹了个侧不楞，差一点没跌在地下，趔趔趄趄地逃走了。这件事，引起锁井锁上姑娘们议论纷纷，说：“那还不把人羞死！”后来也叫春兰知道了，她一想到：身上就不住地寒噤。从此，运涛再也看不见春兰，你想这还不够一个青年小伙子伤心的，可是在那个时代，在那样的社会里，乡村里人们那里容得起呀？人们逞着性子嚼舌根，说他们七长八短。运涛每天粘在园里地里，不再上街，不再给人们讲书讲故事。不管白天晚上，
一个人在千里堤上走来走去，听滹沱河的流水在响，嘎鸪鸟在大柳树林里在叫。他愁闷，他觉得寂寞。一个男人，在乡村里有了这种名声，就再也没有姑娘小子们跟他在一块玩。有时他一个人坐在小井台上哭，流着眼泪。涛他娘拍着他的肩膀说：“运涛！你忘了她吧，凡事是命里注定的。”第二年夏天，他一个人住在园里看桃子。“五月鲜儿”桃子熟了，不断地有小贩担筐来趸。有几天，他没向父亲交钱。那天晚上，他一个人走到长堤南头，又走回来，踮起脚尖望着村里，离远看着春兰家房屋，春兰家树木。他觉得看看春兰家房屋树木，心上也是安慰的。他走回家去，拿了一条小褡包，把腰杀紧，又拿了一把斧头，插在褡包上走到锁井村后头，围着春兰家宅院转了好几遭。走到春兰家门口，想迈步进去，又怕老驴头。转到房后头，有棵歪巴榆树，他攀树上房，蹬着春兰睡着的屋顶走过去。在春兰睡着的地方敲了两下，又趴在屋檐上看着。春兰听得房顶上有人，猛地翻身起来，才说喊出来，想到那一定是运涛，才蹑手蹑脚从屋子里走出来。把手遮在眉毛上，这边照照，那边瞄瞄。在黑影里瞧见运涛的影子，摇摇头掉下泪花，说：“你又来干吗？”运涛说：“我要走了，到革命军去！”说了这句话，再也听不见他的声音了。这时春兰急了，说：“你等等！”说着，她抬起腿走出来，转到房后头一看，运涛才从树上爬下来。运涛看见春兰一个人偷偷跑出来，心上不住地突突跳着。两个人手牵手走到千里堤上，站了一刻，又走到堤下头柳子地里坐下。运涛出了口长气说：“咳，咱俩要分手了！”春兰冷不丁扭过头来，睁大了眼睛，惊奇地问：“怎么？”运涛说：“我要出外了！”春兰带着眼泪，冷笑一声说：“哼哼！你胆小了，怕封建势力，要一个人躲到干树身上去歇凉儿？”运涛说：“不，贾老师调我到南方去参加革命军，他说国共合作了，革命军要北伐。”春兰说：“要是这么说，你去吧！把封建势力、土豪恶霸们都打倒，我们才能得到解放。”人急夜短，说着话儿晨风起了，吹得柳丛摇摇摆摆，象大海里的波浪一起一伏。两个人在柳子底下，说了一会子知情话，听得村上第一声鸡啼，运涛站起来说：“我要走了！”春兰说：“怎么说了个走就这么急？你也不早说声儿，我好给你洗洗衣裳，做双鞋袜。叫你这么走了，我心上不落意。”运涛说：“不，前边村上还有人等着我。你回去吧，叫你爹知道了，又是一场打。”春兰说：“不，我要送你，左不过是这么回子事了，打死了也是个冤魂。我一身干净，别人说什么话，我也不管。”两个人并肩走了两步，运涛又楞住，说：“我还有句话跟你说！”春兰说：“什么话，你说吧！”运涛说：“说了，你可不能恼。”春兰说：“我不恼，你说吧！”运涛说：“我这一出去，就是万千里地，说不定什么时候，什么年月才能回来。要行兵打仗，不知将来落个什么结果。”说到这里，他又停住，看
春兰睁着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在看着他，嗫嚅说：“希望你另找一个体心的人儿⋯⋯”春兰听到这里，她才明白，两眼瞪直，怔住身子一动也不动，脑筋里象是停止了思想，噗通地倒在地上，两手捂住脸痛哭起来。运涛急得直跺脚，他想：“不告诉她吧，要出远门了，不愿耽误她的一生。告诉了她，就这样起来，他觉得实在为难。弯下腰抱起春兰肩膀，春兰打着滚不起来，好容易才扶起她来。春兰哭了半天，才说：“我的日子过到头儿了！”运涛急问：“什么？”春兰说：“你走吧，不用管我了！”这时，她想起母亲说过，忠大叔下关东，前脚走后，他姐姐就跳进这滹沱河里自尽了。这时她已打定主意。运涛问：“你愿等我？”春兰说：“你革起命来，就有好光景了，还看得起我穷人家闺女。”这时运涛才明白春兰的性格，瞪起眼睛说：“不管你等不等我，我一定要等着你！”春兰听了这句话，脸上一下子笑出来，说：“要是你有这个心胸，有这个决心，撑得过去，我还要活下去！”两个人踩着河岸，向东走去。春兰看东方发亮，天快明了，说：“这，送多远也有个分手啊，你走吧！”运涛睁开明亮亮的大眼，眼瞳上闪着星群的光辉，看着春兰，说：“有几句话，我还要告诉你，封建势力仇恨革命，好象张开网兜一样，要捕杀我们，灭绝革命。从今以后，你要小心，少在街上露面，少见到人，把革命思想存在心里，等我回来。”说完，握了握她的手，就走去了。春兰立在高岗上，看着他的影子，在黎明的薄暗中不见了。晨风吹拂她的长辫，千里堤上大杨树的叶子在响，滹沱河里水在流⋯⋯她一个人走回来，在园里捭了几叶菜，走回家去，放在阶台上，又担起筲来挑水。春兰娘趴着窗台问：“春兰！起这么早？”春兰说：“我早起来哩，从园里捭了菜来，挑水哩！”春兰娘说：“咳！多好的闺女，多么不怕付辛苦啊！”这天早晨，严志和扛着锄，拎着篮子送饭去。园前园后喊了个遍，找不见运涛的踪影。这时，他心上突突地跳起来，抬脚去找朱老忠。自从朱老忠从关东回来，他有什么作难的事情，就去找他商量。朱老忠遇着的事故多，会出主意，说出个道理就对他有很大的帮助。朱老忠听说找不见运涛，头上腾地冒起火来，才说抢白严志和几句，心里想：“弟兄们都不是小年岁了，算了吧！”又忍住气，把火头压下去。匆匆走到梨园里，大清早起，把烟袋伸进荷包里，眯着眼睛摸索着荷包，呆了老半天，才说：“怎么⋯⋯这孩子，他失踪了？”严志和在井台上转游着说：“也许着⋯⋯这孩子，他掉到井里去了？”朱老忠点点头，连忙走到村里，叫了乡亲们来淘井。把井淘干了，还是不见运涛。涛他娘坐在井台上，哭得死去活来。严志和说：“许是被土匪架走了？”朱老忠摇摇头说：“不，咱不是那等人家。”严志和说：“也许是被仇家杀害了？”朱老忠问：“你想想，得罪过人吗？”
严志和说：“咱这个门坎，向来没得罪过人。这孩子除了和老驴头家闹了那会子事，自小就安分守己。民国六年发大水，使了冯老兰的钱，还不起本息，和冯家大院里嚷过几次仗，差一点没把我治到衙门里去。还有，和冯老兰打那三场官司⋯⋯”朱老忠点着下巴说：“哼！这号人家，惯会结交一些花霾脖子，也许⋯⋯”他沉思默想，也没想出个什么办法。反正，人是找不到了。垮下脸来，楞着眼睛说：“志和！这是咱哥俩说话，孩子们大了，你不给他屋里寻下个系心的人儿，依我看这孩子，他一气下了关东！”严志和两只手拍着膝盖说：“可，我的大哥！你还不知道？人口多地土少，谁肯把姑娘嫁给咱家，又有什么法子？”朱老忠说：“和老驴头家⋯⋯我看春兰那闺女就不错，为什么不早打发媒人过去？你还能找到这么好儿媳妇？”严志和耸起长眉毛，摇摇手说：“甭提了，你还不知道，叫人们念叨得对不上牙儿呀！”朱老忠镇起脸来，把大腿一拍说：“哼！咱穷人家，不能讲那个老理儿，不管偷来的摸来的，坐在咱炕头上就是咱的人儿。一切礼法，都是大人老爷们造作出来的，咱们不遵守他们那个！”无论怎么说，人，当时下是找不到了。自从运涛离开小严村，姑娘们对严志和有了意见。说运涛正读书心切的那个时候，不该强他离开学堂。说不该叫他独自一个人睡在园里，住在荒村野外。荒旱的年月里，会从山上下来吃人的狼。他们一想到运涛和春兰的事，就唉声叹气，再也听不到他清脆的卖梨声，看不到他的大眼睛了。他还会写一手好字，每年新春节下，一个人能写完全村的春联。人们都说，咱村再也找不到写这么好字的人了！１７运涛出走的那一天，严志和给江涛捎了个口信去，江涛找到贾老师说：“我想告假，家去看看。”贾老师问：“回家干什么？”江涛说：“运涛跑了。”贾老师听得说，缄默着抬起头来，转着眼睛想了一下，几个手指头在桌子上敲着。问，“他已经去了？”江涛说：“唔！”看样子贾老师象是知道，又象是不知道。他想：也许会知道，他知道运涛常到贾老师这里来。因为心急，也没深问，就走出学校回家了。走到家门口，娘才从梨园里回来，正坐在井台上哭，眼泪滴成一条线。江涛说：“娘！他已经走了，你就别哭了！”涛他娘说：“说不哭，由不得，心酸得不行哩！”江涛说：“他想走，也不言一声儿。”涛他娘说：“咳！言一声，春兰早把他的心摘去了！”江涛也想起春兰，自从春兰不到他家，老是觉得家里冷冷清清的。运
涛一走，象缺了半家子人。心里想着，抬起头看着前方，大堤上杨树的叶子咶啦咶啦响着，响得心上寒凉。心里想：“还不知道春兰心上有多么难受哩！走进屋里，老奶奶还在炕上坐着。她年幼的时候劳动得多了，一上了年纪，头发全白，两条腿不能再走动了，整天围着被子坐在炕上。听说运涛出走了，眼也不睁，只是流着泪悲痛。一看见江涛，就把他叫住。说：“唉！又走了，又走了，没良心的！”江涛说：“奶奶！甭生气了，他会回来的。”老奶奶叹声说：“咳！回来，他才不回来哩！这一踏脚儿，老头子出去快二十年了，也不来个信，咳！完了！”江涛坐在奶奶身旁，给她抓痒，奶奶身上穿的蓝布褂儿，洗得干干净净。她说：“看你，孩子有多么好啊，绵长得象姑娘一样！”江涛说：“娘没空闲伺候你老人家！”涛他娘说：“那里有空闲，太阳出来，还没干什么，一出溜就过去了。”说着又烧水，叫江涛给奶奶洗手、洗脸、剪指甲。江涛走到园里，严志和正在那里呆呆地站着。运涛一走，他就象缺了一条腿，他走不到那里，事情就没有人做。往日，为着看个红白喜帖、写笔帐都困难，才省吃俭用地巴结着孩子们念几年书，戴上个眼。才熬得能写会算，会种庄稼，顶大人的事了，又走了，合该他卖老力气。江涛也觉得象缺了一只手，没有商量事的人，办事没有膀臂了。江涛心上也觉得难过，一个人悄悄地走回城里。到了第二年夏季，他在贾老师领导下，第一次参加了群众运动：抵制英国货、日本货。进行罢工罢课，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上海工人。贾老师叫他领导同学们写标语、散传单。到了开会的那一天，拿着小旗的人，在大街上来来往往，其中有农民，有长工、小学教员、学生们⋯⋯在戏楼上开了大会，就开始游行了。江涛站在队伍前头，领导人们喊口号，喊声象雷鸣，震动了全城。买卖家、市民们，都站在大街上看，拥拥挤挤，站满了一条街。他回头一看，人们举起拳头，就象树林一样多。自此，他明白受压迫的人们，不只他们和忠大伯两家，还有这么多！反对黑暗势力的人，不是孤单的。他被群众的热情所感动，眼角上含了泪花，脑子里透出一线黎明的曦微似的光亮；这时他迫切要想参加共产党，和贾老师更靠近一点。江涛开会回来，觉得心神不安，坐又不是，立又不是。走到教室里，拿出一本书来读，又读不下去。回到宿舍里，想睡一觉，转着眼珠睡不着。看天黑下来，火烧云照满了天空，不知不觉走到贾老师屋子门口。贾老师正在窗前读着书喝茶。贾老师窗外有棵马榕花，正在开着。伞形的花朵上，放散出浓烈的香气，离远里就闻到。有几只大蜜娥，吐出长须，在粉色的花朵上扑楞着。他几次想走近去，把心里的话谈出来，又迟疑住，觉得怪不好意思的，他不知道怎样开口，一想到心里想要说的话，脸上就着红起来。看天上晚霞散了，星星快出来了，他想回到宿舍去，走了几步，他又停住脚转回来。停了一下，下了个决心，低下头硬着头皮走过去。贾老师听得声音，猛一抬头，江涛走到跟前。他放下书，摩挲着江涛的头顶，笑了说：“好！今天你干得不错！”江涛笑默默的，睁开大圆圆的眼睛，看了看贾老师。才想说话，觉得
口腔里发热，嗓子喑哑住了。他哑着嗓子说：“好什么，学习着干吧！”他颤得嗓子几乎说不上话来。这时他想开口谈，又腼腆地停住，脸上泛出笑意，只是笑。贾老师也想到：“他心上一定有什么事情，想是不好开口的乞求吧！”贾老师让他喝茶，他喝了一会茶，烫了烫嗓子，热也退了。他说：“今天我才明白，运涛为什么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贾老师听了，抬起头停了一刻，又从上到下看了看江涛，说：“受压迫的人们，参加了共产党，更好反对黑暗势力。”他觉得江涛主动地提出这个问题，是一件可喜的事情，他心上开窍了。又拍拍江涛的肩膀，亲切地说：“受苦的人们，要想改变苦难的命运，改变这条旧的道路，只有斗争，斗争，斗争⋯⋯”他一边说着，又问江涛：“将来你想干什么职业？”江涛说：“为了给祖爷争口气，我想参加革命⋯⋯”他把朱老巩的死，爷爷下了关东，父亲和冯老兰打了三场官司的事，说了一遍。说着，说着，热血往上涌，头上脸上都红起来，举起拳头说：“我想举起红旗，带领千万人马，向罪恶的黑暗势力进攻！”贾老师看着他幼稚的神气，一下子笑出来，说：“好！人儿不大，口气不小，看你能干得出来干不出来！”江涛抑止着冲动的感情，说：“干得出来，一定干得出来！”贾老师说：“想干革命吗？到农民里去，到工人里去，去当个矿工吧！真正能帮助他们觉悟过来，组织起来，那就是实际的革命经验⋯⋯没有一个革命干部，不是从群众里站起来的！”江涛看到了提出问题的时候，他鼓了一下勇气，说：“我想参加共产党！”贾老师说：“好嘛！你是农民的儿子，不，你是一个手艺工人的儿子嘛，共产党就是欢迎你们来参加。”江涛脸上一时红了，象一朵粉红色的芍药花。狂热沿着血管鼓动着他，两只脚直想跳跃起来，象站在云彩上。张起两条胳膊问：“哪，我应该怎么办？”他问的是，要否举行什么手续和仪式，他还不知道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共产党员。贾老师抬起头想了一想，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说：“叫我⋯⋯想一想，你年岁还小了，参加青年团是可以的⋯⋯”他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来，递给江涛说：“你的热情，你的要求，是很好的。再好好地读一读这本书吧！你要明白‘社会’，懂得‘阶级’和‘阶级’的关系⋯⋯”从此，江涛开始读起书来，读文学书，他开始接触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的作家的名字，鲁迅的名字。读书读得几乎忘了吃饭，忘了睡觉。到了第二年秋天，在一个中午，江涛正坐在课堂里读书的时候，父亲走到他的眼前。一见江涛，笑花了眼睛，两手打着哆嗦。江涛问：“爹！你来干什么？”严志和高兴得抖着两只手，说：“好啊！出了一件大喜事！”江涛见父亲欢乐的样子，问：“什么事？惹得你老人家这么高兴？”严志和解开怀襟，掏出一封信来，颤着两手捧给江涛。江涛拿过一看，嘿！是运涛的家信！他一见到运涛的家信，心上也跳起来，手指头颤得几乎拆不开信口。他一时兴奋，用力皱紧眉头，眯缝起眼睛，不让泪水流出来。严志和看他兴奋得不行，笑嘻嘻地说：“孩子，慢着！不要慌！”父亲、母亲：
敬禀者，儿自远离膝下，即来南方参加革命军。在军队上过了半年多，又到军官学校学习。学校是官费，连纸笔操衣都发给。现下，刚从学校毕业，上级叫我当了见习连长。父亲！你们会为我高兴吧！从此以后，我要站在革命最前线，去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政客，铲除土豪劣绅！南方不比北方，到处人们是欢欣鼓舞，到处看得出群众革命的热情，劳动人们直起腰抬起头来了。你们等着吧，革命军到了咱们家乡，一切封建势力，一切土豪恶霸们都可以打倒！离家时，没告诉老人家们，请原谅儿的罪过！我工作很忙，不多写了。问奶奶、忠大伯他们好！此祝合家均吉儿运涛谨上１９２６年７月江涛看着信，他心里还在打着忽闪。严志和看他嘴上只是嘟嘟，也不念出来。就说：“嗯，我在这里听着哩，你可念出来呀！”江涛猛地抬起头来笑了，原来他忘记父亲在他的身旁，就又念了一遍。严志和眨着长眼睫毛，拿过这封信来，用手摸着。翻过来看看，翻过去看看，实在不愿放下来。他说：“你家去吧！去给忠大伯、给你奶奶他们念念，叫他们心里也豁亮豁亮！”１８江涛跟父亲出城回家，沿着到锁井去的那条小道走回去，到了河边，在小摆渡口上过了河。严志和说：“走，咱们先叫你忠大伯高兴高兴。”一进小门，朱老忠正坐在捶布石上喂牛，他的黄牸牛生了条小花犊，打了筐青草来正喂着。那犊儿见有人进来，扬起头哞哞地叫，它还没见过生人哩。江涛把它抱在怀里，亲着它的嘴说：“可好哩！可好哩！”严志和说：“大哥！告诉你点喜庆事儿。”忠大伯问：“什么喜庆事？你这么乐哈。”严志和说：“运涛来了信了。”忠大伯猛地站起来，呆了半天才说：“运涛，他有了下落了？”贵他娘听得说，迈开大步，从屋里通通地走出来，站在台阶上，仄起头来问：“运涛有下落了？”严志和慢搭搭地说：“他还干上了不平常的事情。”忠大伯伸开两只手，象翅膀一样扇着说：“好啊，好啊，自从他走了，我黑天白天地结记他。我想他要是下了关东，那里咱熟人多，也该有个音讯了。”贵他娘笑他说：“嘿！看你乐的，要飞上天去呢。”忠大伯说：“我心上的人儿来了信嘛，我为什么不乐？”江涛说：“南方是革命发源地，革命军从去年开始北伐了！”忠大伯说：“来！坐下来给我念念。”叫江涛坐在捶布石上，忠大伯和严志和硌蹴着腿蹲在两边，抬起脸来，听着念这封信。当江涛念到“在军队上过了半年多，又到军官学校学习⋯⋯”的时候，忠大伯打断了江涛念信，说：“志和！你
看怎么样？我说咱得有一文一武，这咱晚光自咱有一文两武了。大贵也来了信，他在军队上学会了各样的操法，还学会放机关枪。人家见他身子骨儿粗壮，叫他背机关枪，背着背着就学会放了。”又伸出右手，在空中一划一划地说：“江涛！赶快给我念，念下去！”当念到“现下，刚从学校毕业，上级叫我当了见习连长”，他又张开长胡子的大嘴，呵呵地笑起来。瞪起眼睛说：“嗯！这连长可是军队上的官儿呀！咱门里几辈子了，可没有坐过官的人，叫运涛起了祖了！”严志和也乐哈哈地说：“可说是呢，谁承望的！”江涛说：“他还说南方不比北方，到处看得到群众革命的热情，工农群众站起来了！革命军到了咱这里，一切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一切黑暗势力都可以打倒！”他一边说着，手舞足蹈，直想跳起来。这时，忠大伯和严志和把耳朵就近江涛，直怕丢落几个字，滚在地上摔碎了。听到最后一句话，忠大伯伸手拨弄拨弄耳朵，拍拍胸膛说：“嘿！革命军北伐成功，咱就要打倒冯老兰，报砸钟、连败三状之仇，咱门里就算翻过身来了！”说着挺起胸膛，在院里踢了两趟脚，闹了个骑马蹲裆式。两手连续着把两只脚一拍，扔地一下子闹了个旋风脚，又啪地戳在地上，两手叉在腰里，红着脸呵呵笑着，说：“看，我又年轻了，身子骨儿多么壮实！”贵他娘说：“看你哥儿俩高兴的！江涛！忙念，我心里着急。”严志和搓着两只手，对朱老忠说：“哈哈！你听了运涛来信，真是硬朗多了！”又摸摸胸膛说：“嗨！今日格这么高兴，可是怎么过去呢？”说着，两只脚跺跶着，想跳起来。江涛念完了运涛的信，又念完大贵的信。忠大伯说：“可说的是！我脑子里也懵了，老了老了添了这么多喜庆事，可叫咱们怎么活下去？”贵他娘说：“怎么活下去？叫运涛回来，接你们去当老太爷子。”严志和说：“那可不行，我一离开瓦刀，心上就空落落的。”贵他娘说：“哪你就带上瓦刀，随军队去给他们盘锅台。”忠大伯说：“那可不行，那有老太爷子盘锅台的？”一家大小说说笑笑。严志和停了一刻，又说：“说是说笑是笑，咱是庄稼人出身，还是他坐他的官，咱垒咱的房，种咱的地。”江涛看老人乐得疯儿癫的，他说：“爹！他坐的不是平常的官儿。”严志和问：“他坐的是什么官儿？”江涛说：“是革命的官儿。”忠大伯走过来，拍着江涛说：“你说说，这革命的官儿，又有什么不同？”江涛说：“坐革命的官，不是为的升官发财，是为了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政客，铲除土豪劣绅！”严志和问：“那些玩艺是什么？”江涛一时情急，而且也不是一句话说完的事情，他说：“就要打倒冯老兰这样的人！”忠大伯说：“那好嘛，正对我的心意，老霸道们早就该打倒，这个比坐官挣钱还体人心！”贵他娘说：“嘿呀！你哥们把声嗓放小点儿，四邻民宅呀！”朱老忠说：“管他四邻民宅？我还嚷翻了天呢！”说着，忠大伯、严志和、江涛一块走
出来，到江涛家去。严志和说：“咱门里遇着这么大的喜事，咱得庆贺庆贺，你们头里走，我去打点酒来，咱老哥儿俩喝。”他又跑回去，跟贵他娘要了把砂壶，走下坡过了苇塘，到西锁井去了。江涛跟了忠大伯，走上房后头那条小道。老驴头正在地头上耪草，恍恍惚惚地看见有人走过来，才说张嘴骂街，抬头一看是朱老忠。又笑了说：“是老忠兄弟，要是别人，我就又要开腔了。”忠大伯说：“你算了吧！人老了要省点儿人事！大晴日子里，成天价骂骂咧咧，不怕人家笑话？”老驴头说：“这地踩硬了，就长不出庄稼来。”忠大伯说：“你倒不如说，是不愿叫运涛做你的女婿。”忠大伯一说，老驴头脸上腾地红起来，才说开腔，忠大伯紧接着说：“告诉你说吧！运涛坐了官儿，当上连长了！”老驴头问：“真的？”忠大伯说：“一点不假。”老驴头摇了一下长脑袋，不再说什么。忠大伯和老驴头有个小呲牙儿，说到这里，看老驴头要恼，放快脚步走过去。老驴头又低下头，嘟嘟念念地掘深壕埝，把人们蹚掉的枣棘针重又埋上。说：“谁也再不敢着边儿，就是他！”江涛走到家里，一进屋就喊：“娘，快出来，喜讯来了！”涛他娘从门里探出头来，问：“什么喜事？江涛回来了？”一看忠大伯也来了，想：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情。连忙走出来，笑了说：“什么事？”江涛说：“哥哥来了信了，问娘、问奶奶好儿。”老奶奶听得说，从炕上喊出来：“江涛！你说什么？”她嘴里喊着，眼睛可是没有睁开，只是脸上笑眯眯的。江涛走过去，把嘴头放在她的耳朵边上，说：“运涛来信了！”老奶奶合住眼睛，笑了说：“我还不聋呀！”她爬起来，掬起两只手齐着眉，在炕沿上连磕了三个响头。忠大伯也说：“看，光自高兴的你们不行！”涛他娘问：“江涛，真的吗？”江涛笑笑说：“一点不假！”不说运涛来了信，她心上还安静。为了运涛，她的眼睛都哭干了，好象枯了的井，用手掏也掏不出眼泪来了。一说起运涛有了音讯，心上猛地又扑通乱跳，只怕江涛哄她，江涛可会哄人乐哩！当她在江涛的表情上判定是真的来了信的时候，泪就象雨点子一样落下来，扑簌簌地落湿了衣襟。把头钻在墙角里，抽抽咽咽地哭起来。咳！一个母亲的心呀！当她还年轻，运涛还在她肚子里蠕动的时候，心上就偷偷为孩子做打算；穿什么样的衣服呀，什么样的鞋袜呀⋯⋯翘起指头，把各样花色绣在红兜肚、绿褂褂上。那时，她还不知道是男是女，但她的心上总是偷偷笑着。她忍受了几日夜的疼痛，不眠不睡。当运涛降生了，男孩子生得还漂亮，象爸爸一样，活眉大眼儿。她轻轻拍着运涛，笑着说：“咳！孩子，娘可不是容易呀！”自此，冷天她把他放在暖地方，热天她把他放在凉地方。有个灾灾病病，她会提着心，几天不吃饭，把孩子揣在怀里，拍着叫着。孩子长大了，眨眼不见，她就满世界去找。心上会嘀咕：“这孩子，他又到哪儿去了？”天黑了不见回来，就走到大堤上去望着。你想，运涛失踪了，怎不象割她的肉哩！她怎样忍过那长长的夜晚呀！盼一天比过一年还难。每天早晨，天不明就起了炕，早早把门打开。她想：“也许，把门一开，运涛会走进来。”一直早起了多少个早晨，早开了多少次门，十次、
八次、一百次，也没遇上这么一回。今儿，运涛来信了，母亲的心里，说不出是甜是苦。江涛看见母亲哭，走过去说：“娘！甭哭，甭哭，是真的！是真的！”忠大伯也说：“涛他娘！这是个喜事呀，怎么哭起来？”这时候，涛他娘一下子破涕为笑，说：“我好没出息，怎么倒哭起来了？”江涛说：“谁知道！”涛他娘扬了一下头，说：“想的！”忠大伯说：“他‘革’上‘命’，也坐上官了。咱给他写个信，叫他家来，给他娶媳妇。”老祥奶奶也在炕上答腔：“早该娶了，鞋鞋脚脚，一家子的吃穿，谁操持呢？把他娘忙死！”涛他娘问：“咱穷苦人家，娶人家谁呀？”忠大伯说：“娶人家谁，还是把春兰娶过来吧。”涛他娘说：“还不够叫人嚼舌头的？叫人家说是先嫁后娶！”忠大伯说：“先嫁后娶也不是跟别人⋯⋯”涛他娘插了一嘴，说：“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呀。”忠大伯说：“咱就不说那个，甭认那个死理，这个主儿我做了！我跟老驴头去说说这件好事。”说着话志和打了酒来，进门就说：“涛他娘！弄点菜，俺老哥儿俩庆贺庆贺！”涛他娘说：“又喝酒？”严志和说：“今日格不喝，什么时候喝？一辈子了，娶你的时候，也没这么欢乐过。”说着，一家大小都笑了，笑了江涛个大红脸。涛他娘煮了两个老腌鸡蛋，叫老哥俩磕个小口，用席篾筋儿挑着就酒吃。说着笑着，朱老忠从严志和家里走出来，向北一拐，出了西街口，望朱家老坟上走去。出了村，走着一条小路，到了朱老明的小屋跟前。天气热，朱老明正在大杨树底下歇憩，朱老忠把运涛来信的话跟他说了。朱老明从嘴里取下烟袋来，仰起脸，对着天上。停了老半天才笑了说：“嗯！没的咱这就算是见着青天了？”他自从打官司失败，闹起眼病，总也没治好，双目失明了。朱老忠说：“运涛说，南方革命势力大，劳动人们翻起身来了。”朱老明沉了沉气，说：“敢情那么好！咱们也做好准备，革命军一来，运涛领兵到了咱的家乡，咱也就闹起革命来。先收拾冯老兰，把冯家大院打下马来。好小子！他枪毙了咱，咱也得叫他坐了监牢狱！”朱老忠说：“咱一定是这个主意，对这些老封建疙瘩们，不能轻拿轻放！”朱老明说：“哪，当然是。可也得注意，要密而不知的，不能声张。越是坏家伙们，心眼越灵，他们会察言观色。怕的是他听风声不好，把地契文书、金银细软，拿起来就走。跑到北京、天津去，在外国租界里一囚，不出来了。”朱老忠由不得喘着气，说：“对呀！常说：‘吃人的狮子，不露齿’
呢！在革命军没过来以前，咱还是鞧着脖子呆着，不叫他们看出咱的心事。”朱老明一听就乐了，说：“对，大兄弟说得对！运涛领兵一到，那时就是咱的天下了。穷苦大众起来，在村里说一不二！”老哥俩抽着烟，说着话，说不出心眼里有多么滋润。朱老忠猛地又想到一桩事情，脸向下沉了一会，自言自语：“可也别太高兴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万一地中间出个什么事由，不苦了？”朱老明说：“这种国家大事，咱也揣摸不清。果然落在那话口上：运涛领兵一到，老奶奶见着孙子了，老母亲见着心上的儿子了，父子团圆，土霸打倒，穷苦人见青天，不是两全其美！”朱老忠瞪着两只眼睛，叉着腿站起来，说：“还有，运涛和春兰成亲，三全其美！”朱老明呆了一刻，说：“还有，咱写封信，叫老祥叔赶快回来。四全其美！”朱老忠呵呵笑着，说：“敢情那么好，走，咱叫江涛去写信。”朱老忠搀起朱老明的拐棍，从大柏树林子里走出来。迎头喜鹊在树上叫了好几声，老头子乐得合不上牙儿。一进严志和家小门，老明就喊：“老祥婶子！你有了这么大喜事，也不早告诉我！”严志和、涛他娘、江涛，听得说，忙从屋子里走出来，接明大伯走进老奶奶屋里。江涛忙搬条板凳，叫明大伯和忠大伯坐下。老奶奶说：“谁知道是祸是福哩，吹个风儿，就乐得你们不行！”朱老明说：“这是应当应分的嘛！咱不高兴，没的叫冯老兰去高兴？”朱老忠说：“他才不高兴哩，他得泣哭。”严志和把巴掌一拍，说：“他娘的，他哭也不行！这算卡住狗日的脖膆子了，他掉不了蛋！”朱老明说：“到了那时候，咱当然卡住他脖子不放。这么着吧，咱穷人家是有福同享，有祸同当。好事情来了，咱得设法子把老祥叔找回来。”老奶奶听着，一下子笑出来，哆嗦起两只手说：“那好多了，快想个法儿吧！老头子要是能回来，可就高兴死人了！”朱老忠说：“四全其美，能不高兴！”朱老明说：“江涛！快去拿信封信纸来，写信！”江涛拿来信封信纸，铺在槅扇门外头吃饭桌上，说：“写什么？奶奶！”老奶奶说：“叫你忠大伯说，你忠大伯走南闯北的，肚里词儿多。”朱老忠说：“来吧，我念着，你写。”他抬起头，望着房梁，摇晃着脑袋，思摸了一会，说：“写⋯⋯这是你爹的口气，‘父亲大人膝下，敬禀者⋯⋯’写上了吗？”江涛说：“写上了。”朱老忠说：“‘二年前，曾奉上一信，不知收到没有？’”说到这里，又说：“你再把运涛信里的话先写上。江涛比我新词儿多，别等我念了。”江涛写完了，又问：“老奶奶和娘还有什么话儿？”老奶奶张着嘴，抖着嘴唇说：“写上，问问他还有一点儿良心不？自幼儿从多大上，我就扶侍你，一年价做了棉的做单的，吃饭的时候，你吃一碗我给你盛一碗，到老了扔下不管，这象话吗？”涛他娘也说：“给我写上，先问老人家好儿，老人家快回来吧，我们还
结实，孩子们都大了，包管饿不着你老人家！”江涛写完信，明大伯说：“念念，叫你奶奶听听。”江涛念着信，当念到：“去年，革命军北伐了，在南方开始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等运涛带领军队到了北方，就要把封建势力冯老兰铲除⋯⋯如今儿孙们大了，请你回来享福吧⋯⋯母亲年老，也很想念你。涛他娘也问你老人家好⋯⋯”江涛念完了，老奶奶还伸着耳朵听了半天，又问：“怎么听不见我的话儿？问问他，夫妻的恩情可在那里？”朱老明笑了说：“算了吧，婶子！你们老夫老妻的了，等他回来，一家子团圆了，你们打的愿打，挨的愿挨，放开手打上两天架，出出气！”一句话，说得大人孩子们笑个不停，老奶奶今天也张开了眼睛，拍着手笑。一家子商量停当，先叫贵他娘给春兰送个信儿。再叫忠大伯跟老驴头去说，把春兰娶过来，给运涛做媳妇。说好了，再叫运涛家来成亲。给老祥叔的信，还是寄往黑河朱老忠的朋友那里，再由那位朋友转往东满询交。１９朱老忠回到家里，把这话跟贵他娘说了。贵他娘也笑出来说：“敢情那么好，这才叫一家子大团圆哩！说不定春兰早就想着。这话儿赶早不赶迟⋯⋯”她拿簸箕端上点粮食，迈开稳实的大步，到春兰家去推碾。一出大门，朱老忠又赶上来说：“你可要婉转着点儿，不能象往常一样，直出直入的。人家是没出阁的黄花闺女。”贵他娘抿着嘴儿笑，说：“我知道。”说着，抬起腿朝街上走。进了春兰家大门，春兰正在碾盘上罗面，见了贵他娘，就说：“婶！推碾哪？”春兰尽低着头，眼睛也不抬一抬，只是看着手罗面。贵他娘看她怪不好意思的，她个子长得高了，身子骨儿也瘦了，脸上黄白黄白的，完全不象过去的样子。心里说：看，把闺女折掇的！她瞟了春兰一眼，豁亮地说：“推点面。春兰！怎也不到俺家里去玩？”春兰一下子羞红了脸，细声弱气儿说：“婶！没脸的人，出不去门呀！”贵他娘说：“快别那么说，咱穷人家，不在乎那个！”春兰说：“你不在乎，人家可说哩！”她一时觉得脸上滚烫，眼圈也红起来。自从闹了那会子事，她不轻易出门。一天到晚，钻在家里，懒得见人。一个人做活的时候，只是把针线拿在手上，静静地出神。吃饭的时候，端着碗摆来摆去，不见她把粥饭送进嘴里。常常一个人坐在阶台上，看着天上片片白云，向青空里飞去。她想念运涛，可是不能说出口来，只是一个人深思苦虑。时间长了，身上瘦了，脸上黄下来。两个人说着话，春兰把碾盘上的面扫起来，把贵他娘端来的粮食倒上，两个人推。一边推着，贵他娘说：“我有个话儿，想跟你说说。”春兰问：“婶，什么话儿？”贵他娘哑默悄声地说：“运涛来了信了！”春兰一听，浑身一机灵，绷紧嘴巴，瞪得眼珠象锥子一样放出犀利的
光辉，盯着前面。贵他娘猜不透她是什么心思，慢慢探询：“嗯？”春兰还是不说话，她不听这句话也罢，听了这句话，心里就象初春的潮水一样翻腾起来。觉得一时心慌，跳动不安，恍惚运涛的两只眼睛又在看着她。自从两个人好起来，仿佛运涛的影子老是跟着她，形影不离。运涛走了，她也发过狠：硬着脑袋忘了他吧！可是，她不能。自从和运涛分手的那天晚上，她一时一刻不能忘记他。说到这话上，她问又不是，不问又想问，她想知道运涛的下落。看了看院子里没有别的人，跐蹓过去问：“好婶，告诉我，他来了信？”才想说下去，又抽身走回来，低下头说：“咳！来信不来信的吧！”贵他娘看了春兰的表情，心里想：“咳！难煞孩子了！”她说：“谁家的人儿，谁不想呢？”不料想，一句话把春兰说翻了。她撅起嘴，红起脸来，定住眼神看着贵他娘。等碾子转了两遭，才说：“婶，快别那么说吧！羞死人哩！”自从那时候，春兰记住运涛的话，再不到人群里去。老驴头也不在房后头种瓜了，她也不再到房后头去看瓜园。有时她去割一点菜，就疾忙走回来。她不象过去那样爱说爱笑，不象过去那样泼辣，再不敢和爹顶嘴。象叫败了的画眉，搭拉下头，垂下翅膀。要是有人在她面前说一句运涛的话，脸上就一阵绯红。春兰看贵他娘呆住，不敢往下说。把头一低，又暗自笑了。贵他娘看着春兰不高兴，就说：“嚄！我怎么说起这个来，我老糊涂了！”心里又说：年轻人，心眼变得快，谁知道她心里怎么着哩？贵他娘一说，春兰心里想：咳！可屈煞老人了！倒觉得过意不去。她想再提起这件事情，好叫贵他娘说个清楚，可是更没法张嘴了。她瓷着眼珠盯着碾子在眼前滴溜转着，头上晕眩起来。贵他娘停住碾，扫起面来过罗。春兰两手抵在碾盘上，低下头歇了一气。贵他娘看她身子骨实在弱得不行，问：“你身上不好？”春兰说：“唔！头旋。”只是低下头，不抬起来。心里说：“问问就问问，死了也值得。到了这刻上，还怕的什么羞！”她心上一横，抬起头来抖着头发，噗地笑了，说：“婶！你可说呀，运涛在那儿？他受苦哩吧？”贵他娘听得问，慢慢撩起眼皮儿，说：“我，看你不想他。”她沉下头，只管罗面。春兰红着脸，一下子笑出来说：“谁说不想哩！”贵他娘说：“他在革命军里。”说到这里，她又停住，看春兰两手抵住碾盘，低着头仔细听着，才一字一句地说：“他没受苦，他当了军官了，‘革命军’要打到咱的脚下了。”春兰一听，霍地笑了，说：“婶，会说的！”她又抬起头，看着远处树尖上的叶子，在急风中摇摇摆摆，忽忽晃晃，象她心情的影子。她问：“真的？”贵他娘说：“没的老婆子还跟你说瞎话不是？”春兰脸上冷不丁地绽出了笑意，满脸绯红，象一朵醉了的芍药花。她慢慢抬起头来，看看天空，脸上在笑着。一连串美好的理想，重又映在她的脑子里。贵他娘推面回去，把这话跟忠大伯说了。忠大伯为了这事，又去找到老驴头。老驴头想：既是生米做成熟饭了，还有什么说的！再说，运涛也是他心上的人。又转念一想：战乱之年，形势不定，说不定这军头儿站住站不
住。就说：“左不过是这么回子事了，等等再说吧！”严志和听说老驴头对运涛和春兰的婚事，嘴上吐出活口儿，就开始安排盘炕糊屋子，等运涛家来，和春兰过门成亲。２０革命军北伐了，封建势力就要打倒，运涛和春兰就要结婚⋯⋯这些好事情，集在一块。赶在别的孩子，一定会高兴得合不拢嘴，说不完的吉庆话。可是江涛就不，这人自幼少言寡语，心眼里走事，用眼睛说话。听到运涛的消息，眼角上皱起鱼尾细纹，慢慢伸到白净的脸上，那就是他最大的笑声。除此以外，就是愉快地沉默。他认为沉默就是美，就是无尚的乐趣。上课的时候，他睁着大圆圆眼睛，静默着听课。写大字的时候，他沉默地磨墨看字帖，把路数看清楚，再闭住嘴，使出全身的力气，一笔一划地写。这样，他能写出好字。上完了课，他一个人拿着本书，跳过倾塌了的红沱泥的短墙，到古圣殿的石阶上去读。读一会书，就在野草上静默地散步。他的心情沉默，眼睛可是爱说话，爱笑。当他最兴奋的时候，总是睁开大眼睛，噗得噗得地眨着浓重的、又黑又长的睫毛，射出明亮的光芒。这一天，江涛把一切事情都办妥当，独自一个人默默悠悠地唱着小曲，过了小渡口，走着到城里去的那条小路，回到城里去。路过邮政局的时候，把寄给爷爷的信投了，就回到学校里。今天是礼拜六，大部分同学回家过礼拜去了。他走到操场上，人很稀少，只有几个小同学在那里打网球。搡场边上，一簇簇的西番莲在夕阳下静静地开着。他又走到教室里，教室里没有一个人，阳光照在玻璃上，映在墙上，一方方红晃晃的影子。他拿了一本书，想回到宿舍里，静静地读。可是兴奋的心情，还没有过去，读也读不下去。眼不眨天就黑下来，思想上又在想着诱人的、美丽的远景。正在想着，有人在外面敲着窗户，他想一定是有人开玩笑，想吓他一下。走出来一看，天黑下来了，贾老师在黑影里向他招手。他悄悄跟着贾老师走到他的宿舍里，他问：“什么事？”贾老师向他笑了笑，说：“你，人儿不大，倒有大人心情。阶级觉悟提高了，进步也很快，读书体会得也深，今天要给你举行个入团仪式。”江涛听了，不知怎么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对着贾老师呆了一会，忽地明白过来。贾老师对他说过，可以入团了！由于过分喜悦，心在跳个不停。猛地又觉得呼吸短促。这时，满院子静静的，夏天的夜里，遥远的村落上传来一缕细细的笛音，他睁着眼睛听着。桌子上的灯，冒出袅袅的焰苗，映到墙壁上，黄澄澄的。贾老师从书橱里拿出一张红纸，铺在桌子上，拿剪刀剪了一面旗，画上镰刀斧头，贴在墙上。说：“这鲜红的旗帜，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党旗！镰刀和斧头，象征着工农联盟，表示工人和农民团结的力量。从今天起，你
就是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员了。”又说：“一个赤色的战士，要尽一切力量保卫党，保卫无产阶级的利益⋯⋯”江涛站在一边，睁着大眼睛缄默着。听着贾老师浑厚的语声，看着他诚挚的样子，眼角上津出泪滴来。是快乐的泪，感激的泪啊！贾老师握住江涛的手，说：“孩子，举起你的拳头吧！”江涛把手攥得紧紧，举到头顶上，随着贾老师一句句唱完了《国际歌》。这时候，周围非常静寂，静得连心跳的声音都听得出来。他的心情是那样激动，身上的血液在急促奔流⋯⋯他举起右手，对着党旗，对着贾老师，颤着嘴唇说出誓词。用坚决的语言答复了党，答复了无产阶级以及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他说：“我下定决心，为党、为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战斗一生⋯⋯”举行了仪式，贾老师又跟他谈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阶级敌人压迫之下，一些同志们英勇牺牲的故事。他说：“在中国北方的客观条件下，青年团员就是年轻的党员啊！”他回到宿舍里，一时睡不着觉，失眠了，浑身热呀，热呀⋯⋯他伸出滚烫的手，象是对革命事业的招唤。心里想着：北伐战争，革命的洪流，激烈的人群，热火朝天的场景，就象映在他的眼前。在梦境里，他向着斗争的远景奔跑⋯⋯江涛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后，好久没有接到运涛的来信。他连写了几封信寄去，也没有回音。严志和也知道南方战事打得紧，一家人都为运涛挂着心，只怕有什么闪失。第二年春天，江涛在高小学堂毕业的那一天，贾老师鼓励他，回去跟父亲商量升学的问题。说：“保定有个第二师范，是官费，是个革命的学校。你到那里去读几年书，也可以得到些政治上的锻炼。”江涛走回家去，严志和正在大杨树底下浇园，看见江涛沿着堤岸上的小路，远远地走来。他住下辘轳，弯下腰掬起一捧冷水浇在头上，头发胡髭上挂满了水珠。洗完了脸，使布手巾擦着古铜色的胸膛，从树叉上取下烟袋，打火抽烟。江涛走到父亲跟前，笑嘻嘻地把文凭递给他。严志和接过文凭，蹲在杨树根上，把身子向后仰了仰，端相了半天，才说：“嗬，还印着云头勾儿！这张文凭可不是容易呀，这是白花花的大洋钱哪⋯⋯”说着，抽起烟来。江涛说：“同学们都去考学了⋯⋯”他把贾老师的意思，把他求学的愿望跟父亲说了，希望父亲的支持。严志和又垂下头，沉思默想了老半天。吐出一口长烟，喑哑着嗓子，慢搭搭地说：“这个年头，可有什么法子？爬一天高房架子，才挣个五毛钱。年头不好，那里还有盖房的。这黑天白天拧辘轳，把一担菜送上集去，卖不回半块钱。一口袋黄谷，才卖个四五块钱。地里长的东西就是不值钱了，又有什么法子⋯⋯”严志和觉得生活的担子实在沉重。奶奶老了，运涛又不在家，光靠老两口操持一家人的生活，还供给江涛念书，觉得实在为难。他无可奈何地扭过头，抬起又黑又长的睫毛，看了看江涛，说：“分我一点辛苦吧，孩子！”他乞求似的说出这句话，又停住。皱了一下眉头，长睫毛又沉沉的垂下去。江涛看见父亲踌躇不安的样子，心里着实难受：升学吧，升不起。不升学吧，又怎么办呢？他的眼前立时呈现出一团黑云。他又想：失学失业可以，我不能离开革命⋯⋯
在严志和的眼里，江涛不只是一个好学生，他和哥哥一样，自小里从土地上长大起来。在田野上放牛割草，拾柴拾粪，收秋拔麦，样样活路拿得起来放得下。哥哥走了，父亲盼他长大了多个帮手，可是他又坚持要去读书。父亲看了看他那一对豁亮亮的大眼睛，两条黑眉毛在怔着。这孩子无可奈何地沉默着，看着晴亮的天空。天上飘着片片白云，一只云燕高高飞起⋯⋯严志和叹口气说：“罪恶呀！好庄稼长不到好土上，难死当爹的了⋯⋯”他不打算叫江涛去上学，想叫他在家里帮他种地，过庄稼日子。江涛看父亲沉默老半天不说话，只是抽烟。他红了眼窝，想流出泪。他不好意思地走过去，拧起辘轳替父亲浇水。一边绞着辘轳，他又想：就要离开学校？一个青年人，他正求学心切，革命心盛的时候，一想到要离开知识的摇篮心里发起酸来。可是，想来想去，都是因为经济压迫，日月急窄。猛地，朱老忠倔强的形象又隐现在他的眼前。自从他从关东回来，在父东面前说一不二，忠大伯说怎么，父亲就怎么办。浇园到中午，吃饭的时候，江涛盛上一碗小米饭，拿起筷子，夹上一箸子咸菜放在饭顶上。也顾不得吃，端着饭碗走到东锁井。一进门，忠大伯在南房荫里吃饭。看见江涛，一下子笑了说：“江涛回来了，听说你快毕业了？”忙叫二贵拿个小板凳来，让江涛围桌坐下，把菜盆挪得近一点，叫他吃。江涛说：“毕了业，也就等于失学失业。”忠大伯停止了吃饭，瞪着眼睛问：“那是怎么说法？”江涛说：“我爹觉得一家人吃累多，供给不起我，想叫我耽在家里耪大地！”忠大伯把大腿一拍，响亮地说：“他说的那个办不到！耪大地咱有耪大地的材料儿，象二贵、庆儿、小囤，这是做庄稼活的材料儿。象小顺，是学木匠的材料儿。大贵，是当兵的材料儿。你呀，我一看就明白，是念书的材料儿！”贵他娘也在一边帮腔，说：“是呀！一看就是个斯文人儿。”江涛说：“不行，我爹打定了主意，叫我在家里帮他过日子。”忠大伯说：“他打定主意不行，还有我呢。一天少吃一顿饭，也得叫你去读书！”说着，他连忙吃完饭，告诉贵他娘，好好喂着牛，抽出烟袋，打火点着烟抽着。说：“走，江涛，咱找你爹去！”一边说着，走出小门，上了小严村。一拐墙角，严志和在大杨树底下，小井台上歇凉。朱老忠离远就开腔说：“你怎么说，不叫江涛上学了？”严志和一见朱老忠，立时脸上笑出来说：“吃了饭，一个眼不眨，就不见他了，我估摸他去搬你这老将。”他站起来迎上两步，又说：“你看咱这日月；运涛回来，还得娶媳妇，他奶奶也那么大年纪了，他又要去上学，我那里供给得起？”朱老忠说：“无论怎么说，不能耽误咱这一文两武。要只有武的，没有文的，又唱不成一台戏了。”严志和说：“唉呀，困难年头呀！”朱老忠说：“再困难，有大哥我帮着。再说运涛当了连长，北伐成功了，黑暗势力打倒了，到了那个时候，这点上学的钱，用不着别人拿，运涛一个人就拿出来了。”
严志和曲着两条腿，向前踱着步，说：“我的大哥！咱这当前就过不去呀！上府学不比在咱这小地方读书，吃的是吃的，穿的是穿的，盖的是盖的⋯⋯”江涛不等父亲说完，就说：“保定府有个第二师范，是官费，连膳、宿费都供给，只买点书、穿点衣裳就行了。”朱老忠说：“这对咱穷苦人倒挺合适。”这时，严志和又硌蹴下腿蹲在井台上，低下头拿烟锅划着地上，半天不说话。看朱老忠一心一意要叫江涛去上学，他猛地又急躁起来，说：“咱这过当儿，你还不知道？那里能供得起一个大师范生呢？”朱老忠知道严志和是个一牛拉不转的脾气，一遇上事情，严志和就恨不得一头碰南墙，老是认为自己的理儿对。朱老忠说：“咱不能戴着木头眼镜，只看见一寸远。老辈人们付下点辛苦，江涛要是念书念好了，运涛再坐着革命的官儿，将来咱子子孙孙就永远不受压迫，不受欺侮了。你不能只看眼下，要从长处着想。”严志和说：“照你说的，为了江涛上学，再叫你花点子钱，怎么对得起大贵二贵呢！”朱老忠听了，气得拍着大腿说：“你就老是纠缠不清！照你说来，运涛回来了，江涛念好了书，就不能帮助大贵和二贵？将来大贵二贵有了孩子们，运涛和江涛能不供给他们念书？”朱老忠一边说着，睁开两只眼睛，直瞪瞪地看着严志和。严志和在困苦的日子里磨炼过来，几十年不饥不饱的生活，把他的庄稼性子磨下去了。东奔西跑，操持了今天的说明天的，操持了今年的说明年的。他想，为了这挂不值钱的肠胃，要把人支拨死哩！如今江涛去考学，又要花钱，他心里实在没有主意。他咳嗽着抽着烟，不忍伤害朱老忠的心。可是一年紧扒扯，稍有个天灾人祸，就得使帐。使了帐一时还不起，就要“暴鼓”了。他叹口气说：“咳！还是吃饭要紧呀！”当他想到，这孩子作文发在头里，写小字批甲，二年考了三个第一⋯⋯他一想到这里，又长了长精神，兴奋起来，拍着挺实的大腿，说：“我豁出去了，再拔拔腰！起早挂晚，多辛苦几年。春冬两季，我上北京、天津去爬爬高房架子，也许能行！”又对朱老忠说：“大哥！你看怎么样？”朱老忠笑出来说：“这还不是正理？我回去跟贵他娘盘算盘算，折变折变，尽可能的帮助。”朱老忠临走的时候，又说：“志和！听我的话，你还是让他去吧。咱这门户，有多少这个年月？运涛在革命军里，大贵又来了信，江涛再升了学，这还不好吗？”他笑眯悠悠地说完这句话，抬起两条腿，跩着脚步走回东锁井。严志和说：“好是好啊！”他答应了江涛：“你使一把力吧！考上第二师范这个学堂，有你求学的前途。要是考不上，就找你自己的道儿吧！”他只答应每年拿出三十块洋钱。江涛果然考上第二师范，贾老师说：“全县只考上你一个，无论如何是凤毛麟角！”严志和又张开大嘴，笑咧咧地去找朱老忠。朱老忠说：“志和！你看怎么样？出水才看两腿泥哩！”江涛考上第二师范，朱严两家没有不高兴的。就是涛他娘，听说江涛要到保定去读书，要离开她，心里直绞过子。她又流下眼泪来，想：“象鸟儿一样呀，他们翅膀管儿软的时候，伸起脖子等娘喂养。等他们翅膀管儿长硬了，就一只只扑楞楞地飞走了。他们一个个都要离开娘，没有一个是心疼娘的呀！⋯⋯”眼泪流啊，流啊，心里实在难受，一个人悄悄地坐在井台上，拿袖头子擦着眼睛。
江涛看娘心上难受，走过去把脑袋扎在她怀里。说：“娘！甭哭，甭哭。”“啊⋯⋯”涛他娘哭得更欢了，说：“我后悔，没生养个闺女，拾拾掇掇，缝缝洗洗没个帮手。我老了，碾米做饭，没个替身。我看你自小儿长得象个闺女，脾气绵长，会体贴人。打定主意不让你离开我，当小闺女使唤。可是这咱你又要走了，怎不惹娘哭哩！”正哭着，严志和走过来，吹胡子瞪眼睛地说：“又是哭什么？他去求学上进，又不是住监牢狱！”他红着脸，吹着胡子，楞怔地站着。垂下脸来，摇着下巴。涛他娘把身子一扭，说：“我不哭了，你甭跟我闹牛性子脾气！”说着，扯起衣襟来，擦着腮上的泪水。江涛去上学的头一天，她悄悄捡了一床干净被子拆洗。江涛忙去担水，淋灰水，帮助母亲把被褥洗净，用米饭汤浆过。到了晚上，她就着小油灯缝被褥，直到半夜才缝起。躺在炕头里，说什么也睡不着，又爬起身来，坐在江涛头前。她在夜暗里，看着孩子匀净的脸盘，静静睡着。又从灯龛里点出灯来，仔细看了看。独自一个人，看着小窗上的月光，呆了一会。推门出去，月亮被云彩遮住，从黑云缝里露出一点明晃晃的影子。树上没有风，乡村静静的。她立在井台上，呆了一刹，听得风声在大杨树上响，又走回来。看江涛还在睡着，伸手摸着他黑溜长的头发。偷偷捏他的长胳膊，嘴里嘟念着：“多硬梆的胳臂！”看着，她一时掯不住眼泪，象断了线的珠儿，扑碌碌地落在江涛脸上。江涛一睁眼，她又忙把灯吹灭。江涛见娘又在哭，伸出舌头，舐舐唇边咸咸的泪味。他实在想不出用什么话来安慰她，扑过去搂住娘的胳膊，睁开大眼睛，盯着她老半天，把他的脸挨在娘的脸上。涛他娘说：“运涛不回来，也娶不了媳妇，你走了，剩了我一个人。想你，看不见你，想你哥哥，看不见你哥哥。孩子，你想想，叫我怎么过下去呢！”江涛说：“叫春兰过来帮你，和你就伴儿。”涛他娘说：“那怎么能行，一个没过门的媳妇。”江涛扬起头来，眨着大眼睛想了又想，说：“别人不行，春兰可行，我跟她说去，她巴巴儿的。”涛他娘说：“不吧，乡下比不了城里，你说她也不敢来。还不叫人笑话死？”说着，她躺在江涛的身边睡着了。第二天早晨，朱老忠早早起来，给黄牛筛上草。悄悄地从墙缝里掏出个破布包，哗啷啷拿出十块大洋钱来。手里不住地光啷光啷响着，踩着那条庄稼小道，走到严志和家里，进门就喊：“江涛！你要走了，要去上府学了。”说着走进屋里，把白花花的洋钱在桌子上一戳。严志和瞪起两只大眼睛，说：“这是干什么？这是！”朱老忠说：“怎么说就怎么办，等得收了好秋，我还得多拿点儿。”他又猫下腰，眉花眼笑地看着他的洋钱说：“这是我经心用意将养的那条小牛犊。听说江涛要走，我把它牵到集上卖了十块钱，给江涛拿去上学吧！”严志和一时高兴，颤动着下巴说：“这叫我多么过意不去，我正困难着！”他本来想给江涛十五块钱，见朱老忠送了钱来，又偷偷撤回五块，他觉得日子过得实在急窄。江涛伸出颤抖的手，接过钱来的时候，眼里掯着泪花，濡湿了又黑又
长的睫毛。他为母亲的爱，为父亲深厚的情感，为忠大伯的好心，受了深沉的感动。当他走出大门的时候，奶奶又隔着窗棂喊：“江涛！来，我再看你一眼。要不，我怕见不着你了呢！”老奶奶又哭出来，说：“咳！见一会少一会了！”她又伸出袖子抹着老泪。江涛听得说，又跑回去，扒着奶奶耳朵说：“奶奶！我忘不了你老人家，怎么能见不着你了呢？”奶奶听了，合着眼睛笑了，说：“可别那么说，活一天减一天了，一眨眼就过去了。咳！你也要离开家了，大了！”江涛难离难舍地离开老奶奶，出了村耳朵里还响着奶奶的声音，眼前还现着奶奶慈祥的面容。天上飘起鱼鳞纹的红云彩，父亲担着行李，送他上保定。朱老忠送出梨树林子，伸出坚硬的手掌，攥住江涛的手，笑了说：“孩子！你上了府学。你，不能忘了咱这家乡、土地，不能忘了本！一旦升发了，你可要给咱受苦人当主心骨儿！”江涛说：“是，大伯，听你的话。”朱老忠说：“你不能忘了咱这锄头、镰柄、种庄稼的苦楚！”江涛说：“是，大伯。”朱老忠说：“你不能忘了咱这牛头、地垄！”“…………”“…………”两个人一边走一边说着，说话中间，走出十多里路。严志和对朱老忠说：“你忙回去耪地吧，棉花尖儿也该掐了。”朱老忠把烟锅伸进荷包里，摸索着，楞了老半天才说：“我，是想嘱咐嘱咐他。”江涛说：“大伯！你回去吧，你说的话，我都结结实实记在心里！”到了保定，父亲先送他到严知孝家里。严知孝是严老尚的大儿子。当时，他在第二师范当国文教员。严志和托他照看江涛，严知孝看江涛这孩子少年老成，又聪明伶俐，一口答应下。说：“看象个聪明的孩子，我知道你们日子过得不宽绰，缺个十块八块钱，你拿去花。”从此，江涛在保定读起书来，认识了严知孝的女儿——严萍。２１运涛好久不来信了，一家子盼了星星盼月亮。正在这个当儿，想不到一场飞灾横祸落在他们头上。１９２８年秋天，运涛突然来了一封信，严志和好高兴。近边处找不到看信的人，他想进城去找贾老师。一上堤坡，李德才从南边弯着腰走过来，见了严志和，离大远里抬起手来打招呼。他捋着胡髭，客客气气地问：“志和兄弟！运涛侄子做了什么官儿？”他说话儿，口气也改变了。严志和说：“连长！”李德才一听，脸上皮笑肉不笑地说：“连长？官儿可不小啊，一个月能挣个一百多块钱，该你庄稼老头儿斗劲了！大院里冯老洪家小子，一当就是
团长，比你们挣钱更多！”严志和歪起脑袋瞪了他一眼，说：“他钱多是他的，碍着我什么了？”李德才看严志和颜色不对，踮着小俏步儿走上来，连说带笑：“你去干什么？”严志和说：“我上城里找个人看看信。”李德才说：“这点小事，用得着上城里？来，我给你看看！”严志和说：“你是冯家大院的帐房，什么身子骨儿，我能劳动你？”他不想叫他看信。李德才说：“嘿，哪里话？北伐成功，你就成了老太爷子。江涛又上了洋学堂，不用说是我，冯家老头再也不敢拿白眼看你们。”两个人坐在堤坡上，大杨树底下。李德才打开信封，绷着脸看下去。看着，一下子哈哈大笑了，说：“你们这个官儿，谎啦！”严志和睁大了眼睛问：“什么？”李德才说：“这算什么官，连个官毛毛也没啦。我给你念念这两句儿吧！”“父亲大人膝下，敬禀者：男已于去年四月被捕，身陷囹圄一载有余。目前由南京解来济南，监押在济南模范监狱。大人见信，务与涛弟前来。早来数日，父子兄弟能见到面。晚来数日，父子兄弟今生难谋面矣⋯⋯”李德才把这个“矣”字，拉得又尖又长，翘起一条长长的尾巴。又哈哈大笑了，说：“哈哈！完了，这信我看不是运涛的笔体。”严志和还没听完这封信，耳朵里嗡嗡地响起来。再也听不清底下说的是什么。好象抛下怀里的热火罐，身上凉了半截，脸上渗出冷汗珠来。只觉得心里发烧，身上滚烫，浑身火辣辣的。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李德才，惚惚恍恍走到朱老忠家里。他也没有进屋，站在窗台根底下问了一声：“我哥哥在家吗？”贵他娘在屋里答应：“谁，志和吗？他下梨去了！”严志和转身走到梨园里，朱老忠正在树上下梨，离远望见严志和晃搭着身子走进梨园。沉着个头，摆动看两条胳膊望前赶，好象出了什么大事情。他扔蹦跳下梨树，紧走了几步，赶上去说：“志和！什么大事？走得这么急？”看严志和低着头，什么也不说，只管向前走。心里慌了，说：“志和！志和！你怎么了？”严志和本来是条结实汉子，高个子，挺腰膀。多年的劳苦和辛酸，在他的长脑门上划下了几道竖纹，平时最硬气不过的。做了一辈子庄稼汉，成天价搬犁倒耙。当了多少年的泥瓦匠，老是登梯上高。一辈子灾病不着身，药物不进口。一听得亲生的儿子为“共案”砸进监狱里，就失去了定心骨儿。他迎着朱老忠紧走了几步，身不由主，头重脚轻，一个斤斗栽倒在梨树底下。眼里一阵昏黑，跳出火花来。朱老忠弯腰抱起严志和的脑袋，掐着他的鬓角，说：“兄弟，醒醒！”严志和在昏迷中，听得朱老忠的声音，眼里渗出泪珠来。牙齿打着得得说：“大⋯⋯大哥！我有了困难了！”朱老忠一听，摇了摇头，把右手撑在腰里，说：“兄弟！说吧，有什么困难？这些个年来，穷弟兄们都是同生死共患难。到了这个节骨眼儿上，朱
老忠不能躲到干树身上去。你门里的事，就是我门里的事，我朱老忠还是为朋友两肋插刀！”严志和听得说，张开两只手，打着颤说：“运涛那孩子，他被问成‘共案’了，陷在监狱里！”朱老忠把眼珠一吊，呆了老半天，缓缓地说：“卡监入狱了？”头上立时象打了个轰雷，随着眼前一道亮闪。转转眼珠，冷然地说：“我听得人家说，国民党大清党了。杀的共产党可多哪，咳！这个年月⋯⋯凶多吉少啊！”说到这里，他又觉后悔，下意识的向回吞了一口，也没吞回一个字。严志和听说“凶多吉少”，身上颤栗起来。说：“大哥！你帮我这一步吧，跟我上趟济南，去看看这孩子！你走过京闯过卫，下过关东，我可没离开过这块土，出不去门呀⋯⋯”说着，不住地摇着头。去年四月，国民党大清党，多少共产党员被捕了，入狱了。多少共产党员被杀死了。就在这节骨眼上，有一天夜晚，营长吹哨集合，点着名从队伍里把运涛和几个排长叫出来，过堂问供。军法官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严运涛！”他说。又问：“什么地方人？”他答：“河北省××县人。”军法官又问：“多大年岁？”他答：“二十六岁！”最后，军法官问：“你是共产党员吗？”他说：“不错，是共产党员！”供词就是这样简单，并没有多说一个字，因为他是以共产党员的身分集体加入国民党的，谁也知道。运涛被扎上手铐脚镣，抛进阴暗的监狱里。到了今年夏天，北伐军到了济南。部队里又出了共案，牵连到他，才把他从南京解到济南。运涛立刻托人给父亲来了这封信，说他被捕了，叫严志和跟江涛去看看他。朱老忠立刻答应了老朋友的要求，耸了耸肩膀，响亮地说：“志和！这码事儿好说，天塌了有地接着，有哥哥我呢。说什么时候去，咱抬腿就走，这有什么作难的！”严志和听了这句话，心眼豁亮了。睁开眼来，挺了一下子腰，想扎挣着站住脚。一下子又闹了个侧巴楞，趔趄了一步，要倒下去。朱老忠赶上去，把他搂住，问：“你怎么了，志和？”严志和说：“头，晕眩得不行！”朱老忠背了他一只左手，严志和的右手扒住他的肩膀，两人一步一步地走回家去。一进门，涛他娘见他搭拉着脑袋，满头是汗，眼睛也不睁一睁，一步一趔趄，骨架支不住身子。一下子慌了神，连忙走上去问：“怎么了！这是怎么了？”朱老忠说：“莫喊叫，先安放下他再说。”两个人把严志和抬到炕上，把枕头垫高点，叫他还息着。朱老忠挤了一下眼，两人走到外头屋里。朱老忠坐在锅台上，温声细气儿说：“涛他娘！有个事儿，又想跟你说，又不想跟你说。不跟你说吧，你是一家主事的人儿。要是跟你说了，无论如何，你可得支持住身子骨儿。”涛他娘听朱老忠话口里有事，瞧见他手里攥着运涛那封信，心里有些嘀咕。她问：“是运涛的事儿？”朱老忠一句句把运涛的事情告诉她，涛他娘低着头，眼泪刷地流下来。当时，一个农家妇女还不懂得阶级斗争的残酷，在说书唱戏上，可知道监狱的黑暗无情，于是哭得更加痛切。当他们细声细气哭着的时候，老奶奶隔着灯龛看着，仄起耳朵听着，听得说“运涛入狱了”！她脸向下一沉，张开嘴
惊诧地问：“什么，运涛入狱了？”涛他娘听声音不对头，慌忙走进去。老奶奶两腿一蹬，抽搐了几下，挺在炕上，难过得摇着头，合紧了眼睛。年老的脸上急骤的颤动，嘴里嘟嘟念念，好象在说什么。涛他娘一迭连声叫：“娘！娘！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她慌里慌张，摸摸她的手，摸摸她的头，说：“娘！你合上眼睛了？你合上眼睛了？”朱老忠走进来一看，把手掌放在老奶奶鼻子上，鼻孔里只有一丝丝凉气了。他说：“涛他娘别喊了，先给她穿衣裳吧！”一个年纪老了的人，生命就象风前的残烛，瓦上的霜雪，受不起风吹日晒，经不起意外的震撼了。运涛入狱的消息，象巨雷一样，震惊了她的神经中枢，截止了她生命的活动。她的嘴唇不住地颤抖，象在反复地说：“老头子还不回来⋯⋯人活在世界上不容易着哪！”一会儿，眼窝渐渐塌下去了。涛他娘顾不得哭，赶快开箱倒柜找出装裹。贵他娘、顺儿他娘、朱老星家里的，都赶了来。给死去的人穿上新洗的褂儿，新拆洗的棉袄，箍上黑布头巾，头巾上缝上一块红色的假玉。朱老忠站在院里，手里拿着烟袋，指挥朱老星他们抬来一张小板床，放在堂屋。把老奶奶的尸首停在板床上，蒙上一块黑色的蒙头被，床前放上张饭桌。又打发贵他娘煮了倒头饭，做了四碟供献，摆在桌子上。打发伍顺找了一匹白布来，叫娘儿们给严志和和涛他娘缝好孝衣。严志和带着病从炕上爬下来，和涛他娘跪在干草上哭。贵他娘、顺他娘、朱老星家里的，把该办的事情都办完了，也在灵前弯下腰啼哭起来，涛他娘哭得尤其悲痛。黄昏时分，严志和家门楼上挂起了纸钱。一会儿，听得拐棍戳地的声音，朱老明拄着拐杖摸了来。进了门，哆哆嗦嗦站在灵前，弯下腰来哭着，泪水从眼洞里流出来。朱老忠也含着泪花说：“哥！人既咽气了，老哭也没用了！”朱老明说：“我觉得志和不是容易，为孩子们作难呀！”说着，又大哭起来。哭了一会，他用袖头子擦干了泪，问是什么病，什么时候断气的。朱老忠说：“光运涛的事，就够他们傤负的了，又添上办白事儿！”他把国民党大清党，运涛被关进监狱里的事情，对朱老明说了。朱老明抬起头来，喘了几口气，才说：“也该叫江涛回来，商量商量运涛的事情怎么办。革命军失败，运涛入了狱，对咱穷苦大众来说，是一场天大的事呀！”朱老忠自从老奶奶倒头，心上就架了火，时间不长，眼睛就红了，长出眵目糊来。他急得搓着手儿说：“谁承望的，咱一心一意等着革命军过来，把冯老兰打倒，给运涛和春兰成亲。咳！这一来，竹篮打水一场空了！”朱老明说：“兄弟，要经心呀！说不清狗日的们要出什么坏招儿！”他说着从怀里摸出一把小刀子，用手一摸刀锋，噌楞楞响着。他说：“听得风声不好，我就磨了一件武器揣在怀里。碰上他们要害我，抽冷子抓住，先扎死他两个再说！”说着话，街坊四邻都来吊孝。晚上人们散了，严志和还在草上睡着。已经是秋天，晚风凉了，阶沿下有两只虫子唧唧叫着。小桌上放着一盏高脚油灯，冒着蓝色的焰苗，照得满屋子蓝蓝的。朱老忠把门关起，和朱老明坐在草上，三个人商量事情。严志和同意派人去叫江涛，他哑着嗓子说：“把运涛的信也送去，叫他请严家去写个信，托个人情，好到济南去打救运涛。
他奶奶的事可不告诉他，那孩子自小儿跟着老人长大，跟他奶奶感情可热哩⋯⋯”说着，又哭起来。朱老明眯瞪眯瞪眼睛，说：“兄弟！你甭哭了，身子骨儿又不好，万一哭得好儿歹的，可是怎么着？这会儿千斤的担子搁在你身上！”朱老忠也说：“老明哥说的是，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你要好不了，一家子可是怎么办？”又对涛他娘说：“你去做点吃的吧，一家子哭了半天，还没吃饭呢！”那天傍晚，春兰娘听说老亲家去世了，也去吊孝，咳！闺女是娘身上的肉啊！听到运涛不幸的消息，慌慌忙忙走回家去，悄悄地告诉春兰：“闺女闺女不好了，运涛卡监入狱了！”自从那时，贵他娘把运涛的消息告诉了春兰，老驴头答应了这门亲事，革命军的光芒，和运涛的眼睛，就象两点萤明，在遥远的远方闪晃。隐隐显显，似有似无。就是这一丁点遥远的光亮，在她的心上就象太阳一样，照暖了她的全身。这时，她凭这股热力和光明来生活呀！当娘把这不幸的事情告诉她的时候，她心上一惊，又强笑着镇静下来。只是冷笑说：“呿！说他干吗？扔到脖子后头算了！”这句话还没说完，她的心上就激烈地跳动起来。真的，她倒一点也没有哭。她的眼泪已经哭干了，象干了底的深潭，就是投下一块石头，也难溅起点滴波涛。这咱她年岁大了，明白了一些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她明白，就是哭瞎了眼睛，对于革命，对于运涛，也无济于事。黄昏来了，暮霭象一块灰色的布，盖在她的身上。她觉得在这块布下生活，更心安一些。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就想躲进黑暗的角落里，让黑暗把她吞没。晚饭以后，天上落着一阵雨，象滴不完的愁苦的眼泪。树上风声起了，树叶子索索响着。突然间一丝意念涌上了她的心头：人活着，是为了愁苦，还是为着幸福呢？可是，她是没有幸福的。眼看一丁点革命的光芒，就要被黑暗吞没。她的心情，象从千丈高崖跌下深渊，焦虑得难耐。她想，活在世界上，也是个多余的人，死了倒也落得干净！她想到这里，象有什么东西在脑子里搅动。犹疑着呆了一会，她又登上板凳，从柜橱上搬下箱子，把一身鲜艳的、过年时穿的新衣裳穿在身上。拢了一下子头发，点上灯，拿镜子照了照脸上。当她看到自己美丽的脸型，又摇摇头，心里想：我还这么年轻！想着，把镜子一扔，吹灭了灯，趴在炕上抽泣起来，她实在舍不得运涛。她哭了一会，抬起泪眼，在黑暗里蹑手蹑脚走到堂屋里案板旁，伸手扯起切菜的刀。在夜暗里，她看得见刀锋在闪亮。不提防一点响动惊动了母亲，她从枕上抬起头来问：“春兰！案板上什么东西响哩！”这时，她镇静了一下心情，装出远远的语音，说：“嗯，娘！你还没有睡着？是一只老鼠碰的吧。”娘翻了个身，自言自语：“你还没有睡？咳！闺女！你的事儿在我心里盛着哩！我能叫你老在家里一辈子吗！咳！天哪！运涛忙回来救救我闺女吧！”一句话打动春兰的心，她想：“他还会回来的！我不能带着不明不白的伤痕死去。这样，将永远无法洗净身上的脏污。”她想到这里，又放下刀走回来，坐在炕上。隔着窗棂，看得见天上的云彩散去，月亮出来了，天色蓝蓝的。她重又躺在炕上，盖上夹被，泪眼对着窗外的天空。月光透过窗格子，照在她的身上，照看她惨白的脸庞。
２２江涛接到这封信，合紧嘴不说什么。睁着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忽闪着长长的睫毛，捉摸着事情的根源和发展：１９２７年秋天，中国共产党保属特委的负责同志，到第二师范来，在党、团组织中正式宣布：“北伐军打到南京的时候，反革命为了独吞胜利果实，暴露了本来面目，叛变了革命，反回头来屠杀共产党，镇压了工农大众。从今以后，国共合作不能继续了⋯⋯但是，我们并不悲观，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广阔的，是远大的。同志们！我们要擦干了眼泪，拿起刺刀，开始战斗了⋯⋯”从此以后，革命的高潮低落下来，北方沉入更加严重的白色恐怖里。江涛到教务处请了假，走到严知孝家去，请他写封信托个门子，好上济南去营救运涛。严知孝住在槐茂胡同，路东一个瓦楼大门里。江涛走上高台阶，拉了一下门铃。随着叮叮的铃声，有人踏着轻巧的皮鞋声走出来。问：“是谁？”江涛说：“我，江涛。”听得说，门吱地一声开了。严萍立在门口。她说：“噢，稀客，请进来！”说着，看着江涛，不经意地笑了。江涛问：“严先生在家吗？”严萍见他神情急迫，睁起大眼睛瞅着他，说：“星期嘛，不在家？”这是一座小巧的院落三合子青砖小房当院摆着两盆夹竹桃，正开着花。红的，粉红。白的，雪白。一畦十样锦，畦畔围着芦苇扎成的小篱笆。茑萝爬到篱笆上，开着杂色的小花。葫芦蔓爬到花架上，爬上墙头。严萍登着门板爬到墙上，把麻绳钉在屋檐上。江涛说：“留心，掉下来！你想干什么？”严萍说：“我吗？请你看看我的小花园吧。你没看见这房顶上，每年有一蓬蓬的瓜秧，结着红红的香炉瓜吗？我要叫香炉瓜爬着绳儿登上屋檐。”江涛说：“我看出你在园艺上的才能，你为什么要学师范呢？”严萍说：“我学师范，不象你学师范一样？”当时，她是女子第二师范的一年级学生。北房三间小屋，挺干净。里屋是严知孝的卧室，外屋是他的书房。有几架书，几件木器家具。桌上有一小碟黄瓜菜，严知孝手里端着碗芝麻酱拌面，在吃着。见江涛走进来，他问：“才说叫萍儿去叫你和登龙来吃螃蟹，你来了正好。”严萍在屋顶上说了话：“白洋淀的朋友送了螃蟹来，在水瓮根底下蒲包里养着。单等他这好学生们来了才吃哪！”说着，嗤嗤地笑起来。他们说的登龙，就是锁井镇上大槐树冯老锡的第二个儿子。现在育德中学读书，是严知孝他母亲的侄子。自从来到保定，常和江涛、严萍在一决玩。日子长了，就成了青年朋友。江涛走出来，对着严萍说：“可惜，吃不上了，我要回家。”严知孝从窗口里探出身子，他吃完了饭，把漱口水吐在花畦上，说：“怎么，要回家？”
江涛说：“我父亲求人送了信来，运涛在济南，被押进监狱里。”严知孝吃了一惊，呆了半晌，才问：“为什么事？”江涛说：“他说，早去几天，可以见到面。晚去，就见不到面了！”严知孝沉思了一会，才说：“这样厉害的事情？”说着，把两只手扣在胸前，鼓起嘴唇，撅起黑黑的短胡髭。脚尖磕着地，发出有节奏的声响，老长时间不说什么。看样子，他有四十五六岁年纪，高身材，长四方脸，挺恬静。严萍从墙头上跳下来。说：“什么塌天大事？”说着走进屋里。江涛并没注意到她，只是对严知孝说：“我父亲还说，无论如何请你给济南的朋友写个信。知道你朋友多，请你设法求点情⋯⋯”“求点情吗？”严知孝吧咂着嘴唇，象在深远的回忆：“咱不在政治舞台上，是朋友的，也该疏隔了⋯⋯济南吗？倒是有个人。”他沉默了老半天，摊开纸，拿笔蘸墨，但不就写，眼睛看着窗外，象有很多考虑。嘴里缓缓地说着：“动乱的时代呀！运涛是个有政治思想的人嘛，怀有伟大理想的人，才会为政治牺牲哪！我年幼的时候，也是这样。一说到为了民众，为了国家，心里的血就会涨起潮，身上热烘起来。五四运动，我也参加过，亲眼看见过打章宗祥，烧赵家楼。读过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可是潮流一过去，人们就都坐了官了。我呢，找不到别的职业，才当起国文教员。象我那位老朋友，他在山东省政府，当起秘书长来。当然哪，他是学政治的，我学国文嘛。我教起书来，讲啊⋯⋯讲啊⋯⋯成天价讲！”他说着话，铺好了纸，写起信来。严知孝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在北大国文系毕了业，一直在保定教书。除了在第二师范教国文，还在育德中学讲国故。对诸子百家很有研究。他从家里拿些钱来，买下这座小房，打算在这里守着他的独生女儿养老。他好清静，不喜欢象父亲一样，忙于应酬，奔波乡里之间的俗事。当然这些事情也短不了找到他头上，能推出去的，就尽量推出去。他经过中国近百年史上战乱最多的年代，亲眼看到战争给与民众的疾苦。他对军阀政客嫉恶如仇。每当给一个新的班次讲课，总是先讲《兵车行》，讲《吊古战场文》。每当一班学生毕业，都要讲墨子的哲学思想。他写好信，仔细粘好信口，用大拇指甲把浆糊光了一光。用两个指头捏起信角，放在桌面上。说：“去吧！到了济南，你就去拜见他。这人和我是金兰之交，能维持的，一定维持。不能维持的，也可以求他给个方便之处。⋯⋯”他说完这句话，又沉思着。用手掌把信摁在桌面上，说：“可是现在换了当权，他们比封建官僚严格些，尤其在政治问题上，就越发的利己主义了！”江涛立在严知孝面前，眨巴着长眼睫毛听着。严知孝又说：“自从国民党北伐成功，安起国民党部来，门上画了青天白日的党徽，墙上写了蓝色的标语，还是一本正经的喊着打倒帝国主义，铲除贪官污吏。可是不久，阎锡山和张作霖也挂起青天白日旗，贪官污吏和党国要人们书信往来，互相都称同志。人们今天盼北伐军，明天盼北伐军。北伐军来了，只是多添了些新军阀和新政客。对于平均地权啦，节制资本啦，反倒连点消息都听不到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连提也不敢提。咳！既不是那样的颜色，也不是那样的货物了！于是，在广大民众里，流露的一些革命热情，也就冷淡下来。人们都说，这是换汤不换药，也不过如此而已！”
江涛拿了信走出来，出门走不多远，背后一个清脆的声音叫住他：“江涛，你早点回来！给我从济南带点儿什么希罕东西来，嗯！”江涛回头一看，有两只俏丽的眼睛，从墙角上露出来。江涛又立住，停了一刻。说：“嗯⋯⋯好！”他点着头说：“我给你的书，你可要看完，吭！”“唔！你就去吧！”那两颗黑亮的眼睛，又从墙角上缩回去。于是严萍，一个穿着瘦瘦的黑纱旗袍的细高身影，又映在他的眼前。她直爽、活泼，热情，爱把头发剪得短短，蓬松着，脚上穿着一双黑色的方口平底皮鞋。细看起来，好象眼瞳有点儿斜，爱把两颗黑眼瞳偷偷地靠在鼻梁上看人，靠得越紧，越显得妩媚。不注意的人，看不出来。注意的人，并不认为是什么缺陷，反觉得她更加美丽。江涛经常把自己喜欢的书籍给她读，她也偷偷地对江涛说过：“我向你学习！”２３江涛离开槐茂胡同，刮阵风似地往回跑，第二天黄昏时分，跑回家乡。离门口不远，看见门上挂着纸钱，眼泪一下子涌出来，说：“奶奶！她为运涛的事情合上眼了！”他一进屋，娘和爹在草上坐着，见他进来，睁开大眼睛看着。他也不哭一声，向奶奶身上一扑，搂住奶奶摇晃摇晃，又握住奶奶的手，把脸挨在奶奶的脸上，头发索索地抖着。不一会工夫，全身抖颤起来，用哆嗦的手指摸着老人的眼睛说：“奶奶！奶奶！你再睁开眼睛看看我！再睁开眼睛看看我！”涛他娘见江涛难过的样子，一时心酸，拉开长声哭起来。贵他娘、顺儿他娘，也哭起来。朱老忠、朱老明、严志和，也掉了几滴眼泪，大家又哭一场。朱老忠把江涛抱起来，说：“人断了气，身上不干净，小心别弄病了。”江涛说：“我想我奶奶，她老人家一辈子不是容易！”朱老忠说：“你爹病了，单等你顶门立户呢，你要是再病了，可是怎么着？”江涛擦干了眼泪说：“不要紧！”那天晚上，等人们散完了，严志和说：“江涛！你哥哥的事情，可是怎么着？”江涛说：“这事，说去就去，赶早不赶迟哩！”涛他娘哑叭着嗓子说：“快去吧！不为死的为活的，孩子在监狱里⋯⋯”严志和说：“咳！去好去呀，我早想了，路费盘缠可是怎么弄法？”说到路费盘缠，一家人直着脖颈不做声。严志和说：“使帐吧，又有什么办法？要用多少钱？”江涛说：“要是坐火车，光路费就得三四十块钱。再加上买礼求人，少不了得一百块钱。”严志和说：“你奶奶一倒头也得花钱。”说到这里，他咂着嘴唇作起难来。涛他娘说：“一使帐就苦了！”自此，一家人沉默起来，半天无人说话。江涛想：“上济南，自己一个
人去，觉得年轻，没出过远门，没有经验。要是两个人去，到济南的路费，再加上托人的礼情，再加上运涛在狱里的花销，怎么也掉不下一百块钱来。家里封灵、破孝、埋殡，也掉不下五十块钱⋯⋯”严志和想：“一百五十块钱，按三分利算，一年光利钱就得拿出四五十块。这四五十块钱，就得去一亩地。三年里不遇上艰年还好说，一遇上年景不好，房屋地土也就完了。要卖地吧，得去三亩。”涛他娘想：“使帐！又是使帐！伍老找就是使帐使苦了。他在老年间，年头不好，使下了帐。多少年来，利滚利，越滚越多，再也还不清了，如今还驮在身上，一家人翻不过身来。”当天晚上，一家人为了筹措路费的问题，没有好好睡觉，只是唉声叹气。严志和一想到这件事，心上就寒颤。他想到有老爹的时候，成家立业不是容易，如今要把家败在他这一代⋯⋯左思右想，好不难受！第二天，开灵送殡，三天里埋人。依严志和的意见，说什么也得放到七天。朱老忠说：“咱穷人家，多放一天多一天糟销，抬出去吧！”朱老忠主持着：不要棺罩，不要戏子喇叭，只要一副灵杠，把人抬出去就算了。严志和说什么也不干，说：“老人家受苦一辈子，能那么着出去？”朱老忠说：“不为死的为活的，一家子还要吃穿，江涛还得上学，济南还有一个住监狱的！如今我们到了什么地步，还遵守他们那个老礼法？”说到这里，一家子人又哭起来，朱老忠和贵他娘也跟着掉泪。出殡的时候，严志和跟涛他娘穿着大孝，执幡摔瓦，江涛在后头跟着。朱老忠和朱老星亲自抬灵，哭哭泣泣地把人埋了。从坟上回来，朱老忠说，“志和，你筹办筹办吧！也该上济南去了，这事不能老是耽误着。万一赶不上，一辈子多咱想起来也是个缺欠。我看咱明天就走吧！”说完了，就一个人低着头踽踽地走回去。当天下午，严志和想来想去，无处借取，只好找到李德才，说：“德才哥，我磨扇压住手了！”李德才看严志和走到他眼前，哭得两只眼睛象桃儿。冷笑了一声：说：“哈哈！你也有今天了？‘革命军快到咱这块地方了’，‘土豪劣绅都打倒’，‘黑暗变成光明’，你的手就压不住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革命军到不了，看你们捣蛋！”说完了，眯着眼睛，只管抽烟，眼皮抬也不抬。他看严志和低着头不爱听，又狠狠地追问了一句：“这不都是你们说的？”严志和不理他，只说：“家里倒了人，运涛在济南⋯⋯”李德才不等他说完，就说：“运涛是共产党，如今国共分家，不要他们了，把他下监入狱了，是呗？你们革命？满脑袋高粱花子也革命？看冯家大少，那才是真革命哩，拆了大庙盖学堂，你们干得了？没点势派儿，干得了这个，老百姓不吃了你？你要使帐上济南去打救运涛？”严志和说：“唔！”待了抽半袋烟的工夫，李德才说：“小家小主儿，我不跟你们一样，去给你问问。”李德才过了苇塘，上了西锁井，一进冯家大院，门上拴着两只大黄狗，他猫下腰溜湫着脚步走进去。一直走过外院，到了内宅。正是秋天，老藤萝把院子遮得荫荫的。冯老兰正在屋子里抽烟，李德才把严志和要使帐的话说了。冯老兰听完了李德才的话，拉开嗓子笑了。说：“穷棍子们，也有今天了！那咱，他整天价喊，打倒封建势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人家帝国主义
怎么他们了？日本军远在关东，也打倒人家？嫌人家来做买卖，买卖不成仁义在，打倒人家干吗？真是！扭着鼻子不说理！”李德才说：“穷人们，斗大的字不识半升，有什么正行。”冯老兰说：“他们大嚷着，革命军过来了就要打倒我冯老兰。革命军已经到了北京、天津，对于有财有势的人们更好了。显出什么了？没见他们动我一根汗毛！”正说着，冯贵堂走进来，见冯老兰和李德才在一块坐着，他也站在一边。听念叨起革命军的事，也说：“幸亏蒋先生明白过来得早，闹了个‘四·一二’政变，大清党把他们给拾掇了。要不然，到了咱的脚下，可是受不了！”冯老兰瞪起眼睛说：“你还说哩，要是那样，还不闹得咱家破人亡！”父子两个一答一理儿说着，不知怎么，今天冯贵堂和老爹谈得顺情合理起来。冯老兰一时高兴，说：“革命这股风儿过去了，这么着吧，我听了你的话，咱在大集上开花庄，开洋货铺子。什么这个那个的，赚了钱才是正理。”冯贵堂一听，瞪出黑眼珠，笑眯眯地说：“哈！咱也开轧花房，轧了棉花穰子走天津，直接和外国洋商打交道，格外多赚钱！”李德才坐在这里，听他父子们念叨了会子生意经，也坐麻烦了，严志和还在等着他。他问：“严志和想使你点帐，你看！周济他一下吧，他儿子运涛在济南押着。”冯老兰把眼睛一瞪，说：“他干别的行，干这个我不借给他。严运涛就是个匪类，如今陷在济南。我要把钱放给他，不等于放虎归山？还不如扔到大河里溅了乒乓儿！”李德才说：“不要紧，利钱大点。严运涛不过是个土孩子，能干得了什么？”冯老兰说：“一天大，一天折八个斤斗儿，钱在家里堆着，我也不放给他。那小子！别看他人不起眼儿，他是肉里的刺，酱里的蛆，好不仁义哩，要他个鸟儿就不给我。严志和卖地我要。”冯贵堂说：“东锁井那个地，不是坐硷就是沙洼，要那个干吗？”他对这一行没有什么兴趣，说完就走出去了。李德才说：“还是放帐吧，得点利钱多好。”冯老兰把脖子一缩，说：“嘿，‘宝地’！”说着，满嘴上的胡髭都翘起来。李德才笑了说：“你倒是记在心上了！”冯老兰说：“人家说，中国是农业国，土地就是根本，有了土地，子子孙孙受用无穷呀！全村有数的东西，我能忘得了？”李德才顺着原路走回来，严志和还在那里蔫头搭脑地等着他。李德才说：“钱有，人家不放。”严志和一听，碰了硬钉子，合上眼睛，头上忽忽悠悠地晕眩起来。使不到钱，去不了济南，营救不了运涛，运涛那孩子在监狱里受罪哩！他闭上眼睛呆了一会才睁开。说：“你给说说，帮补俺这一步儿吧。”李德才说：“你这人真不看势头！你就不想想，你是欢迎革命军的，他是反对革命军的。那早晚你与他对敌，打过三年官司。”严志和听得说，瞪起眼睛，张起嘴不说什么。他想到冯老锡家去，冯老锡才和冯老兰打完官司，输得家败人亡了，冯老洪家门坎更高。想来想去，只有一条道儿——卖“宝地”。
他说：“他的新房都是我垒的。”李德才不等说完，插了一句说：“你图了工钱。”严志和说了半天好话，李德才又哈哈笑了，说：“你去地不行？”严志和说：“哪！把我那梨树行子卖给他吧！”李德才咧起嘴角说：“我那天爷！那个老沙沱岗子，人家冯家大院里，荒着的地也比你那个梨树行子强。”严志和说：“那可怎么办？”李德才说：“我知道？你到别人家去看看。”严志和低下头想了老半天：这是个死年头，谁家手里不紧？他弯着腰立起来，才说望外走又站住。当他一想起运涛在济南监狱里受罪，“早去几天，父子兄弟有见面的机会。晚去几天，就见不到面了！”说着，眼泪又流下来。李德才用手向外摆他说：“算了！算了！有什么难过的事情，家去想想吧，别叫旁人替你难受了。”一句话刺着严志和的心，呆住了一下，才伸起两条胳膊，看了看天上，说：“天呀⋯⋯把我那‘宝地’卖给他吧！”李德才问：“你肯吗？”严志和瞪直眼睛，抡起右手说：“卖，我不过了！”说着，他咬紧牙关，攥起拳头，象要打人。李德才说：“你这是干什么？发什么狠？”严志和低沉地说：“我不想干什么，我心里难受，象有老鼠咬着！”他瞪出眼珠子，牙齿锉得咯嘣嘣地响。严志和决心出卖“宝地”，写下文书，拿回八十块钱来。进门把钱放在炕上，随势趴在炕沿上瘫软了，再也起不来。涛他娘问：“这是使来的钱？几分利钱？”严志和头也不抬一抬，说：“不，卖了宝地！”一说类了“宝地”，涛他娘放声大哭起来，说：“不能去‘宝地’！他爷爷要不依！”严志和几天没睡好觉，也不知道涛他娘哭得死去活来，哭到什么时分，就呼呼地睡着了。梦见运涛在铁笼里受罪，苍白的脸，睁着两只大眼睛向他望着⋯⋯朱老忠送完了殡，一个人走回家去，坐在捶布石上抽了一袋烟。也不知怎么的，自从听到运涛入狱的消息，不几天脸上就瘦下来，眼窝也塌下去。连日连夜地给严志和主持丧事，心上象架着一团火，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等把白事办完了，身上又觉得酸软起来，浑身软洋洋的。可是事情摆着，他还不能歇下来，运涛在狱里，等他们去营救⋯⋯朱老忠正仰头看着天上，盘算这些事情怎么办，江涛走进来。到了他面前，也不说什么，只是眨着两只黑眼睛呆着。朱老忠抽完了一袋烟，才问：“上济南，你去还是你爹去？”江涛说：“我爹身子骨儿不好，有八成是我去。”朱老忠又低下头，沉思默想了半天，才说：“你也想一想，你哥打的是共案，我可不知道你与他有什么关系不？”说完了，抬起眼睛看着江涛。江涛还是低着头，咕咕哝哝在想说什么。朱老忠不等他说话，又说：“我听人家说过，北伐军到了北京，逮捕了不少共产党员。那里出过这么一会子事，先逮住了哥哥，押在监狱里，
兄弟去探狱，也被逮住了，兄弟也是共产党员⋯⋯”朱老忠说到这里，不再往下说。江涛想：从这里走到山东地面，也不至于怎么样吧！而且年轻，还未出过什么风头⋯⋯他倔强地说：“他们逮捕我，我也得去看看我哥哥！”朱老忠说：“那可不行，这不是赌气的事，不能感情用事。”江涛把自己不至于被捕的道理讲出来，朱老忠才答应他一同去济南探监。还说：“虽然这样，我们也得经心，道上咱再仔细说。”贵他娘听得说两个人要上济南去，走出来问：“你们什么时候动身？也要带些鞋鞋脚脚，穿的戴的。”朱老忠说：“我想明天就起程⋯⋯”贵他娘不等朱老忠说下去，就说：“忙活一年不是容易，大秋来了，家里⋯⋯”朱老忠说：“先甭说大秋，按庄稼人说，大秋固然要紧，可是打救在狱里的人，比大秋更加重要。我主意一定，不用多说，你给我包上两身浆洗过的衣裳，两双鞋，还有大夹袄⋯⋯咳！比不得咱进城打官司，这一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也不知道碰上什么意外的事由，也不知道能回来不能回来。”贵他娘问：“你还要替他打人命官司？”朱老忠听到这里，有些不耐烦，猛一抬头说：“嗯？他是我侄子，他是我们穷人群里的凤凰，如今陷住了，我不替他打人命官司谁去替他打人命官司？”说到这里，他又想起古书上说的：梁山泊的人马，还劫过法场⋯⋯他想着站起身来，在院里蹓了两趟腿，运了一口气说：“俺哥们还不老⋯⋯”江涛在一边看着这位老人的精神，深深感动了他。问：“要带多少钱？”朱老忠说：“估计你们也没有多少钱。有多就多带，有少就少带，没有就不带。拿起脚就走，困了就找个庙儿就睡，饿了就沿村要口儿吃的。”朱老忠一说，江涛流下泪来，说：“忠大伯！你上了年岁，还能那样？咱还是坐火车去吧！”朱老忠说：“咱那里有钱坐火车！我十五岁上，一个人下关东，一个钱儿没带，尽是步下走着。”说完了，又吩咐贵他娘：“就是这么办，我走了以后，你和二贵把梨下了，收拾了庄稼，在家里等着我。还要告诉你们，在这个年月里，不要招人惹事，也不要起早挂晚的。”又叫贵他娘做两锅干粮带着，二贵不在家，叫江涛帮着烧火。朱老忠拿起腿走出来，明天要走了，他要上小严村去，看看严志和好了没有。一出村刚走上那条小路，看见春兰在园子里割菜，他又走回去，问春兰：“明天，我要上济南去看运涛，你有什么话要捎去？”春兰正弯着腰割菜，一听就红了脸，不好意思地抬起头来。眼里的泪，象一条线儿流在地上，说：“叔！要去吗？”朱老忠说：“明天就走。”春兰低着头，嗫嚅说：“我也想去。”朱老忠听了，看着春兰难过的样子，怔了半天，才说，“你不能去，咱乡村里还没这么开通，你们还没过门成亲，不要太招摇了。”春兰红着脸立起来，也不看一看朱老忠，只是斜着脸看着千里堤上。这时想起那天晚上，运涛临走的时候，他们在那里谈过话，就顺着那条小道
走了⋯⋯她说：“你告诉他，沉下心去住满了狱回来，我还在家里等着他⋯⋯”说到这里，鼻子酸的再也说不下去，把两手捂着脸大哭起来，眼泪从手指缝里涌出来。朱老忠由不得手心里出汗，把脸一僵，直着眼睛说：“春兰！你有这份心胸就行，我要去替他打这份人命官司。只要你肯等着，我朱老忠割了脖子丧了命，没有翻悔，说什么也得成全你们！”说到这里，血充红了脸。为了运涛受害，已往的仇恨，又升到他心上，他心里实在难受。清醒了一下头脑，才忍过去。他说：“现在革命形势不好，你在家里，要少出头露面，少惹动人家注意。咱小人家小主儿，万一惹着了人家，咱又碰不过。在目前来说，只好暂时忍过去，等着革命的高潮再来。你知道吗？”春兰说：“我知道。”朱老忠说：“你给运涛有什么捎的，也拿来吧！”说着，迈动脚步，走到严志和的小屋里。这时严志和醒过来了，在炕上躺着，身上发起高烧。听得脚步声，他用一件破衣服把卖地的洋钱盖上，不想叫朱老忠知道。朱老忠一进门，看严志和脸上红彤彤的，伸手一摸天灵盖，说：“咳呀！还这么热？”严志和说：“烧得不行。”朱老忠说：“既是这样，明天你就不要去了，我和江涛去吧。”严志和说：“父子一场，我还要去看看他，我舍不得。”朱老忠说：“这也不能感情用事，要是病在道上，有个好儿歹的，可是怎么办？”严志和说：“看吧，明天我也许好了⋯⋯”朱老忠把涛他娘叫到跟前，说：“明天，我就要上济南去打救运涛，你们在家里要万事小心。早晨不要黑着下地，晚晌早点关上门。要管着咱家的猪、狗、鸡、鸭，不要作践人家，免得发生口角。黑暗势力听说咱家遇上了灾难，他们一定要投井下石，祸害咱家。在我没回来以前，你不要招惹他们，就是在咱门上骂三趟街，指着严志和的名字骂，你也不要吭声。等我回来，咱再和他们算帐。兄弟！听我的话，你是我的好兄弟，不按我说的办，回来我要不依你。”严志和探起半截身子，流下眼泪说：“哥说的是。”朱老忠又对涛他娘说：“志和身子骨不好，你就是当家主事的人儿，千辛万苦，也要把庄稼拾掇回来，咱自春到夏，风吹雨洒不是容易。一个人力气不够，就叫贵他娘、二贵、老星哥他们帮着。”涛他娘说：“大哥说的，我一定照办。”朱老忠说：“还有一点，想跟你说：运涛虽在狱里，春兰还是咱家人儿。她年轻，要多教导她，别叫她寻短见。叫她少出门，因为人儿出挑得好，街坊邻舍小伙子们有些风声。再说，冯家大院里老霸道也谋算过她，万一遇上个什么事儿，要三思而后行！要是她听我的话，我当亲闺女看称她，她家的事情，就是我家的事情。要是她不听我的话，随她走自己的道儿就是了，咱也不要多管。”说着，涛他娘也流下泪来。她哭哑了嗓子，上了火气，再也说不出话来。说着话，春兰走进来，手里提着个小包袱，走到槅扇门前，又站住脚不进来。涛他娘哑着嗓子说：“孩子，进来吧！坐在小柜上。手里拿的是什么？”
春兰把小包袱放在炕沿上，说：“是一双软底儿鞋，他在家里的时候，常爱穿这样的鞋子。还有两身小衣裳。”说着，乌亮的眼睛看看严志和，又看看朱老忠。那是她做下的鞋子，等过门以后叫运涛穿的，她想叫朱老忠给他捎去。朱老忠说：“春兰！我还要告诉你，运涛在狱里，江涛也要去济南，志和病着，这院里人手少，你有空闲就过来帮着拾掇拾掇。你们虽没过门成亲，看着是老街旧邻，父一辈子一辈的都不错。再说，你也是在这院里长大的。”春兰说：“大叔说了，就是吧。我一早一晚地过来看看。”一切安排停当，朱老忠抬起脚走出来，严志和又要挣扎送他，朱老忠说：“不用，兄弟身子骨儿不好，甭动了。”就出了门，顺着那条小路走回去。走到村头，又去找朱老明，告诉他，明天要去济南，家里有什么风吹草动，要他多出主意，多照顾着人们点儿。严志和跟朱老忠说了会子话，有些累了，头晕晕的。懵里懵懂地又睡着了。恍恍惚惚听得门响，睁开眼一看，是江涛回来了。江涛说：“明天就上济南去，忠大伯嫌坐火车花钱多，要脚下走着。忠大娘正在蒸干粮。”严志和试着抬了抬身子，说：“咳！我还是想站起来。你们明天要走，扶我去看看咱的‘宝地’吧！”“‘宝地’卖了？”江涛才问这么一句，又停住。他想：“卖了就卖了吧！”他又想起“宝地”，那是四平八稳的一块地，在滹沱河南岸上，土色好，旱涝保收。严志和说：“这是你爷爷流下的血汗，咱们一家人依靠它吃穿了多少年，象喝爷爷的血一样呀！老人家走的时候，说：‘只许种着吃穿，不许去卖。’如今，我成了不孝的子孙，把它卖了，我把它卖了！今天不是平常日子，我再去看看它！”涛他娘说：“天黑了，还去干吗？你身子骨儿又不结实。”江涛见父亲摇摇晃晃走出大门，紧走了两步跟出来。出门向东一拐，走上千里堤。沿着堤岸向南走，这时太阳落下西山，只留下一抹暗红。天边上黑起来，树上的叶子，只显出黑绿色的影子。滹沱河里的水，豁啷啷地响得厉害，大杨树上的叶子哗啦啦地响着。归巢的乌鸦，落在杨树枝上，一阵阵哀鸣。走到小渡口上了船，江涛拿起篙把船摆过去。父亲扶着他的肩膀，走到“宝地”上。“宝地”上收割过早黍子，翻耕了土地，等候种麦，墒垄上长出一卜卜的药葫芦苗，开着粉色的小花儿。两只脚一走上去，就陷进一个很深的脚印。严志和一登上肥厚的土地，脚下象是有弹性的，发散出泥土的香味。走着走着，眼里又流下泪来，一个趔趄步跪在地下。他匍匐下去，张开大嘴，啃着泥土，咀嚼着伸长了脖子咽下去。江涛在黑暗中看见他是在干什么，立刻叫起来：“爹，爹！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严志和嘴里嚼着泥土，唔哝地说：“孩子！吃点吧！吃点吧！明天就不是咱们的土地了！从今以后，再也闻不到它的香味了！”江涛一时心里慌了，不知怎么好。冯老兰在父亲艰难困苦里，在磨扇压住手的时候，夺去了他们的“宝地”，这是一辈子的深仇大恨，他异常气愤，说：“爹！甭难受了！我们早晚要夺回它来！”严志和听了，瞪出眼珠子，看着江涛问：“真的？我们还有夺回来的一天？”说着，冷不丁地又趴在地上，啃了两口泥土。
江涛站在那里，发了一阵楞，眼泪顺着鼻沿流下来。脊梁骨一阵冰凉，象有一盆冷水，哗啦啦地淋下来，浇在他的身上，前心后心都凉透了。２４那天晚上，严志和病得更加厉害了。第二天早晨，朱老忠起了个五更，去叫江涛。江涛把八十块钱带在身上，走着房后头的小道，到忠大伯家里。朱老忠把他让到炕头上，吃完忠大娘亲手捏的送行的饺子。朱老忠又坐在炕沿上抽了一袋烟，看看太阳露红了，叫江涛背上两褡裢头子谷面窝窝。江涛把洋钱放在窝窝底下，朱老忠披上他的老毛蓝粗布大夹袄，走出门时忠大娘也送出来。送到村外，对江涛说：“江涛！吃饭睡觉的，你要照看他一下，他上了年纪！”江涛回过头儿说：“就是吧，大娘！你回去吧！”朱老忠带着一身的勇气，含着满胸的辛酸，迈开矫健的脚步，翘起胡子，一直向东走，江涛在后头跟着。两个人走在外乡陌生的道路上，低下头眼前晃着运涛的面影，抬起头数着天空浮动的云朵。走着路朱老忠说：“一出了门，不比在家里，心眼里要学机灵点儿，要看我的眼色行事。到了大地方，人地生疏，要多长个心眼儿才行。”江涛说：“是。”朱老忠说：“要看我的，我叫你行，你就行。我叫你止，你就止。”江涛唯唯的答应。两个人晓行夜宿，不知走了多少时日，才到了济南，走进一家起火小店里。一进店门，朱老忠就哈哈笑着，跟店掌柜打招呼：“店掌柜！咱要住间小房。”掌柜的是一个白了头发的山东老汉，是个大高老头儿，听说有人住店，一步步走出来说：“你们住店？好说，咱就是开店的。来，住吧。”他开了一间小房。那间小房只有半间屋子那么大，屋里一条小炕，一张小桌，问：“看！这间房住得开吗？”朱老忠说：“行，这间房住一天要多少钱？”掌柜的说：“官价，四毛钱，吃饭另算。老客，贵府什么地方？来做什么生意？”朱老忠说：“不敢，是河北保定地面上人，来济南看看有什么赚钱的买卖。”掌柜的说：“山东地面上好东西多得很哪！单说这乐陵小枣吧，你别看个儿小，吃到嘴里就象蜜一样甜，没有核儿，是天下驰名的。再说，那里的驴种，个儿大毛色黑，把缰绳一抖，就瞪开眼睛哇啦哇啦地叫。”朱老忠洗着脸，笑了说：“真好的叫驴！”掌柜的说：“庄稼人都喜欢。俺济南也有的是宝物，黑虎泉、趵突泉、珍珠泉，你是没有见过的。南北老客们来了，没有不上大明湖、千佛山上去逛逛的，大明湖又称半城湖⋯⋯”他伸手划了个圆圈，又说：“一城山色半城湖⋯⋯真好的景致呀！”说着，走出去了。朱老忠看老汉是个汉大心实的江湖人，看着江涛洗完了脸，把房饭安排好了，就走到柜房里去。柜房里没有别人，老掌柜在屋里烧火做饭，见了朱老忠，说：“老客，请坐。”
朱老忠坐在凳子上，说：“听说，咱济南有个什么模范监狱？”老掌柜说：“有倒是有⋯⋯”朱老忠说：“这个模范监狱，怎么个模范法儿？”老掌柜浅笑了两声说：“监狱有什么模范的？大！囚的人多！革命军一来，就抓了一些人，关在里头。”朱老忠问：“净抓的一些个什么人？”掌柜的听他问得根切，直起腰来看了看，说：“咱也不知道是些什么人，听说是些犯‘政治’的。”朱老忠问：“这监狱在什么地方？”掌柜的说：“离这儿远哩。在济南，你一打听大监狱，谁也知道，出了名儿的。”说到这里，他又抬起头仔细观察朱老忠，问：“怎么，你是来看亲人的？”朱老忠说：“那能随便看？”掌柜的说：“那也得看犯的什么罪，偷鸡摸狗的，在咱外边是小偷，谁也不敢招他，可是到了监狱里，是罪过最轻的。最怕犯上‘政治’，这年头一着那个边儿，不是砍头，就是‘无期’。是判了罪的都能看，没判过罪的，想看也不行。”朱老忠问：“为什么？”掌柜的说：“他怕你串供呀，他要是拿不住你的把柄，可怎么判你罪呢！”朱老忠听到这里，摇了摇头，心里说：“可不知道怎么样？”朱老忠向这个老头打听好了大监狱的座落，带着江涛，走到大街上，买了一些礼物，拿着严知孝的信，到省政府去。到了省政府的红漆大门，门前有两排兵站着岗。朱老忠拍了拍江涛身上的土，说：“孩子！我在门前等着，你进去，不要害怕，仗义一点儿。见了人，说话的时候，口齿要清楚，三言两句就说到紧关节要上，不能唔哝半天说不出要说的事情⋯⋯你去吧，我在这里等着，咱不见不散。”朱老忠在门前看着，江涛扬长走进去，等了吃顿饭的工夫，江涛才走出来。朱老忠笑着迎上去，拉着他的手，走到背角落里，笑着问：“孩子！怎么样？见着了吗？”江涛说：“正好见着了，晚来一会就不行。”朱老忠笑了笑，问：“结果怎么样？跟我说说。”江涛说：“他说这案子是军法处判的，不属他们辖管。看看可以，别的他们无能为力。”朱老忠又说：“他问什么来？”江涛说：“他问严先生好，一家子净有些什么人儿⋯⋯”朱老忠听着，倒象是个可靠的人。他们又在大街上买了火烧夹肉、点心、鸡子什么的，等明天一早，赶到大监狱去探望运涛。第二天，是个阴湿的日子，灰色的云层压得很低，下着蒙蒙的牛毛细雨，石板路上湿滑滑的。朱老忠和江涛踩着满路的泥泞，到模范监狱去。走了好大工夫，到了监狱门口。江涛一看见高大的狱墙，森严的大门，寒森森得怕人，不知不觉两腿站住。朱老忠悄声说：“走！”用手轻轻推了他一下，两人不慌不忙，走到门前。朱老忠说：“你等一等，拿信来，我先进去看看。”江涛在门外头等着，朱老忠走进大门，到门房里投了信。一个油头滑
脑的家伙，看了看那封信，拿了进去。等了老半天，才走出来嘻嘻哈哈笑着，说：“来，我帮你挂号，有几个人？”朱老忠说：“两个人。”那人替他们领了一块竹板牌子，递给朱老忠。朱老忠看他回了门房，才走出来，下巴向江涛点了一下，说：“来！”江涛跟着朱老忠走进去。两个人弯着腰上了高台石阶，又走过一段阴暗的拱棚长廊。河里没鱼市上看，一过石门，那探监的人可真多呀！有白发老祖父来看孙子，年轻的媳妇来看丈夫，也有小孩子来看爸爸的⋯⋯他们顺着一排木栅子走进去，那是一排古旧的房廊，用木栅隔开。他们立在第十个窗口下边呆住，小窗户有一尺见方，窗上钳着铁柱子，窗棂上只能伸过一只手。他们靠在木栅上，等和运涛见面。每个窗口都站着很多人，就是这个窗口人少，只江涛和朱老忠两个。人们见他两人醇醇实实，庄稼百姓样子，都扭过头来，睁着大眼睛看。狱里的房屋破烂不堪，有的屋顶倾斜着，坍塌了，长了很多草。秋天缺乏雨水，草都枯黄了，风一吹动，飒飒响着。屋里异常潮湿、黑暗，屋角上挂满了蛛网。江涛正在楞着，听得一阵铁链哗啷的声音，掉头一看，走出一个人来。浓厚的眉毛，圆大的眼睛，缓步走着，叮叮当当，一步一步迈上阶台，定睛一看正是运涛。几年不见，他长得高高的个子，瘦瘦的脸庞，脸上黄黄的，带着伤痕。他怀里抱着铐，脚上拖着镣，一步一蹶走进门口。大圆圆的眼睛，如同一潭清水，陷进幽暗的眼眶里，显得眉棱更高，眉毛更长。一眼看见江涛站在窗外，楞怔着眼睛呆了一会。当他看见忠大伯也来了，站在江涛的后面，他紫色的嘴唇，微微抖动了两下，似乎是在笑。沙哑着嗓子招呼说：“江涛，忠大伯，你们来了！”江涛静默着，站在窗前，睁着黑眼睛盯着运涛，说：“哥，我们来看你！”朱老忠也走前几步，扒着小窗户说：“来了！我们来看你，孩子！”“好！”运涛出了口长气，说：“见到你们，我心里也就安下来。奶奶可好？”江涛迟疑了一刻，才说：“老人家已经去世了！”运涛听到这里，他仰起脸望着天上，沉重地说：“老人家去世了！爹和娘呢？”忠大伯打起精神说：“你爹病了，要不，他还要亲自来看你。你娘可结实。”运涛凝神看着江涛和忠大伯，有吃半顿饭的工夫。他心里在想念故乡，想起奶奶慈祥的面容。不管什么时候，奶奶一见到他，就会默默地笑。他始终不能忘记奶奶，那个可爱的老人。随后说：“告诉你们吧！”他用手摸索着磨光了的刑具，继续说：“江涛、忠大伯！我想，我完了⋯⋯爹娘生养我一场，指望我为咱受苦人做主心骨儿⋯⋯可惜，我还这么年轻，就要在监狱里度过一生！”说着，连连摇头，眼上挂下泪来，象一颗颗晶莹的珠子，着实留恋他青春的年岁。又说：“哎！我并不难过，已经到了这步田地⋯⋯江涛，今后的日子，只有依靠你了！你要知道，哥哥是为什么落狱的。”说到这里，乌亮的眼睛盯着忠大伯，老人直着脖子在看着他。他猛地抱起手铐，带动脚镣，踏步向前，好象坚决要走出铁窗，和亲人握别。老看守走上去，把他拦住，说：“到了，到了，时间快到了！”说着，拽起运涛向里走。运涛把脚一
跺，生着气，抖动肩膀，摇脱了老看守的手，又仰起头来，瞪起眼睛要望穿青天。咬紧牙关说：“江涛！望你们为我报仇吧⋯⋯春兰呢？”说到这里，他又长叹一声，说：“啊！我们失败了！”大革命的后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和工农大众得到失败！忠大伯说：“春兰在等着你！我们都说好了，等你回去，给你们成家。”老看守说：“什么时候，还说这种话。”说着，连推带搡要把运涛带走。运涛伸出拳头，张开大嘴喊：“打倒蒋介石！打倒反动派！”喊着，一步一步走回去。江涛眼看哥哥拖着脚镣，头也不回，走回监狱，楞怔着眼睛呆住。老看守捵着胖胖的大肚子，努着嘴瞪着眼睛说：“走吧，走吧，走开吧！”伸手要关那个小窗户。忠大伯急忙走上去，拦住他的手，说：“劳你驾，我们还给他带来点吃的东西。”老看守撅起嘴，开开窗户伸出手来，不耐烦地说：“拿来！”忠大伯拿过东西，递上去，把春兰捎来的小包袱也递给他。老看守把东西放在小桌上，打开纸包，歪起脖子这么看看，那么看看。又从怀里掏出根银钎子，这么插插，那么插插。然后，啪哒地把小窗户一关，把东西带走了。忠大伯冷冷地对着关上的铁窗，怔了老半天。江涛说：“忠大伯，咱们回去吧！”这时，忠大伯才猛醒过来，说：“嗯，走！”才低下头去，慢吞吞地走出监狱。江涛扶着忠大伯走回小店，忠大伯迷迷怔怔地蹲在炕头上，不吃饭也不说话，抱着脑袋趴在膝头上，昏昏迷迷地睡了一觉。江涛心里七上八下，直绞过子。反革命要夺去运涛年轻的革命的生命，他心里酸得难受，甭提有多么难过了！他想这场官司打过去，说不定要失学失业。父亲要完全失去家屋土地。于是，他心里想起贾老师的话：“⋯⋯要想改变这条苦难的道路，只有斗争！斗争！斗争！”哥哥从小跟父亲种庄稼，年岁大了，父亲给人家盖房，他就成天价粘在园子里，拍土台、打步蛐、捉梨虫、上高凳，几行子梨树，不用母亲和祖母动手，钱就到家了。每天，天不明他就起身给母亲挑水。天还没黑下来，就背起筐给牛上垫脚。夜晚，让父亲好好睡到天明，哥哥把牛喂个饱⋯⋯如今他为了革命陷进监狱里了！运涛自从那天晚上，和春兰离别，走到前边村上，和一个同志下了广东，交了党的介绍信，到了革命军——自从国共合作，中共中央曾经调了不少优秀的党团员，到广东参加革命军。当时广东是革命发源地，运涛在革命军里受了很多马列主义教育。一个青年人，从乡村里走出来，投入革命的洪流，一接触到民主自由的生活，自然有惊人的进步。组织上看他操课都好，无产阶级意识又很清楚，允许他以共产党员的身分参加了国民党。不久，革命军誓师北伐，他们开始和国民党员们并肩作战。时间不长，他当了上士，当了排长，又被保送到军官学校受短期训练。当他开始作见习连长的时候，北伐战争正在剧烈，他怀着祖父和父亲几代的仇恨，奋勇百倍的行军作战。在战争空隙里，也常常想起家乡：幼时，他在千里堤上玩耍，在白杨树底下捉迷藏游戏，在浅滩上玩水，在水蓼中捉野雁。春天，那里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广阔的梨园，他们在梨树上捉棉花虫儿，
装在瓶瓶里，拿回家去喂鸡⋯⋯一连串儿时的乡土生活，从他脑子里映过。他想：在那遥远的北方，可爱的家乡还被恶霸地主们把持，被黑暗笼罩！又想着，带领革命军到了家乡的时候，怎样和忠大伯、明大伯，团结群众，起来打倒冯老兰，建立农民协会，建立起民主政权⋯⋯于是，他更加努力进行工作。除了行军作战，还要宣传政策，发动群众。不久，他们打到一条长河上的桥梁，封建军队在桥头顽强抵抗。他们只好沿河构筑工事，决心攻下桥头堡垒，把军队运动到河流北岸去。革命军决心作攻坚战，他们风雨不休，一直在这条战线上攻击了五昼夜。在白天枪声稀落的时候，他趴着战壕，瞄准敌人射击的时候，还在想念着妈妈、父亲，想念着奶奶和忠大伯。一个个和蔼的面容，如在眼前。在野炮轰鸣，赤色的飞虻，象蝗群一样在头顶上飞过。那时，他还想念着春兰，那个黑粹脸儿，大眼睛的姑娘。在战斗的晚上，月明星稀，天光凉冷，他怀里抱着一支枪，趴在战壕上，脑子里老是想着他的母亲，嘴里轻轻念着：“妈呀！知道吗，你的亲爱的儿子在和封建军阀作战。妈呀！知道吗？你亲爱的儿子，已经几天不吃饭了！妈呀！你知道吗？你亲爱的儿子身上穿的衣服，挡不住夜晚的寒风呀⋯⋯”就在那天晚上，月亮很高，星星很稀，他们带领铁军健儿，冒着敌人的炮火，攻下了这座桥头堡垒。⋯⋯一次次惊心动魄的战斗，一幕幕难忘的场景过去了，再也想不到，今天反动派把他们砸上手铐脚镣，抛进阴湿的监狱里。江涛心里想着哥哥的遭遇，眼前晃着铁栏里那张苍白的脸。朱老忠醒过来，看见江涛呆呆地出神，心疼得死去活来，他站起身，咂着嘴走出走进，象手心里抓着花椒。吃饭的时候，亲手把面条拨在江涛的碗里，劝他多吃点。睡觉的时候，睁着两只眼睛看着江涛睡着，他才睡下。晚上结记给江涛盖被子，怕他受了风凉。老年的心，放也放不平。为了营救运涛，江涛又上省政府跑了一趟，结果又垂头丧气地走回来。看是没有希望了，忠大伯也不问他，只是合着嘴蹲在炕头上。不声不响，蹲了一天一夜。那天早晨，江涛说：“大伯！咱再去看看我哥哥吧，老远的走了来，弟兄一场，多见一次面⋯⋯”忠大伯说：“走！”还是合着嘴不说什么。忠大伯带上江涛走出小店，两个人在马路旁走着，马路上人来来往往很多，可是没有一个人明白他们的心情。到了监狱门口，有个穿黑制服的办公人，站在高台大门前。忠大伯用手捅了江涛一下，叫他停住。一个人走上去说：“借光！我们来看一个人。”“看谁？”那人有一搭没一搭地问：“叫什么名字？”忠大伯说：“严运涛。”“严运涛，是个政治犯！”那人好象很熟悉运涛的名字。抬起头想了想，嘟嘟哝哝地说：“这是不许轻易接见的，除非有信。”他仄了一下脑袋，象忘了什么又记起来，又抬头思摸了一下。听得说，朱老忠向江涛要过信来，向前走了两步，把信交给他。那人看完了信，领他们到里面去，领出牌子来。又通过那条阴湿的过道，走到小铁窗户前面。吃顿饭的工夫，有两队兵，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凶煞似地，从里面跑
出来，后头有人挟着运涛走出来。这次见面，和上次有很大的不同！江涛看见哥哥带着手铐脚镣，叮当地走着，一步一步迈上阶石。运涛睁着大眼睛，一眼看见江涛和忠大伯，看见忠大伯眼里滚出泪珠子，眼圈也红了。他今天不同那天，脸上红红的，鬓角上青筋在跳动，头发蓬乱，披在脸上。也不知道他受了什么刺激，在监狱里起了什么变故！江涛合着嘴，绷紧了脸走上去，忠大伯也跟着走到小窗户前面。探监的人们，看见运涛在小窗户里的样子，都走过来看，一时把小木栅栏挤满了。有几个士兵走过来，举起鞭子，在人们头上乱抽：“闲人闪开，闲人闪开！”等人们走开了，江涛走上去说：“哥哥！明天我们就要回去了，你还有什么话说？”运涛站在铁窗里，叉开两条腿，问：“你们要回去了？”忠大伯说：“唔！我们要回去了，再来看看你！”这时，运涛气呼呼地扬起头来，看着远方，响亮地说：“回去告诉老乡亲们！我严运涛，一不是砸明火，二不是断道。我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为劳苦大众打倒贪官污吏，铲除土豪劣绅的！我们在前方和封建军阀们冲锋陷阵，一直打到长江流域，眼看就要冲过长江北岸，北伐就要成功，革命就要胜利了。蒋该死的，他叛变了！和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和土豪劣绅们勾结起来，翻回头来，张开血口，屠杀共产党和广大工农大众⋯⋯”他讲着，掀动浓厚的眉毛，睁开圆大的眼睛，射出犀利的光芒。讲到“蒋介石集团叛变中国革命，使革命遭到失败”的时候，从雪亮的眼睛里抛出几颗大泪珠子。朱老忠听得运涛讲话，振起精神，暗下说：“好，好小伙子，有骨气！”不等运涛再说，站出一个凶横的家伙，长着满脸横肉。伸出手，啪！啪！啪！连打几个嘴巴。说：“妈的！你疯了？你疯了？直是骂了一夜的街！”看见大兵打运涛，江涛瞪着血红的眼睛气愤了，他想伸出拳头大喊几声。可是，伸头一看，两旁站的尽是带枪的兵⋯⋯看着哥哥挨打，他心里痛啊，暗里流泪呀。忠大伯惊诧地说：“咳呀！他疯了？他疯了？亲人们！看，不如不看，这比刀子剜心还疼！”运涛到了这刻上，他什么也不怕了。他更加愤怒，瞪出眼珠子大喊：“打倒刮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运涛喊着，嘴上的血流到下巴上，滴满了衣襟。这时，看的人越聚越多，齐声说：“真好样儿的！”暗里惋惜：“象个共产党员！”士兵们抓住运涛，要把他拉回去。拉到门口，他不理睬劈劈啪啪落在头上的鞭子，瞪出血红的眼睛大声喊叫：“江涛！忠大伯！回去告诉我爹，告诉明大伯，告诉妈妈和春兰。叫春兰等着我，我一定要回去，回到锁井镇上去，报这不共戴天之仇！”朱老忠直着眼睛看着运涛，拽起江涛，斤斗骨碌跑出来，一直跑出大门口，还气喘嘘嘘的。江涛看见了哥哥愤怒的样子，攥紧拳头，气昂昂地走回来。回到小店里，蹲在炕上，低下头，用袖子捂上脸，不忍看见反革命们对哥哥凶横的摧残，他们要把运涛囚禁在黑暗里度过一生！店掌柜的见他们一天没吃饭，走进来招呼，说：“怎么还不吃饭？这街上嚷动了，说大监狱里囚着一个硬骨头的共产党员，好硬气的人物！”又同情地嘟嘟哝哝说：“他们这‘革命’呀，可不如这好汉子刚强，他们欺软怕
硬！”朱老忠听话中有因，凑过去问：“店掌柜！怎么说他们是欺软怕硬？”“我给你们说说吧！”店掌柜打火抽烟，和忠大伯坐在一起。说：“今年夏天北伐军打到济南城，日本兵关紧城门，把住城墙，不许他们进来——这地方早就住着许多日本兵——眼看就要跟他们开火。北伐军派外交官进城跟日本人交涉，你猜怎么样？按窝儿叫人家捆起来了。”忠大伯缩了一下脖子问：“干什么，要开火？”店掌柜绷起脸，摇晃着手，气呼呼地说：“咳！把那个外交官割了舌头，剜了眼了！”忠大伯说：“八成，这仗得打起来！”店掌柜囚了一下脖子，笑咧咧地说：“不，他们不行，他们软。这北伐军绕了个弯儿转过去了！”朱老忠有点不相信，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江涛，江涛也说：“革命军打到武汉的时候，那时候他们还和共产党合作哩，共产党发动工农群众，向帝国主义游行示威，强硬收回外国租界。后来，他们骇怕了，镇压了工农群众，屠杀了共产党。这样以来，北伐军里就缺乏了革命性，打到济南城的时候，他们的外交官就被日本鬼子割舌头剜眼睛了！”说到这里，店掌柜拍了拍江涛的肩膀说：“好小伙子！你是个明白人，将来一定能行。”说着，缩起脖子，嗤嗤地笑着走出去了。朱老忠这时觉得心慌意乱，亲子情分，还是不忍回去。他又坐下来打火抽烟，想：“运涛这孩子⋯⋯他要长期过着监狱生活了⋯⋯”想着，目不转睛看着江涛。长圆的脸，大眼睛，和哥哥一样浓厚的眉毛，又黑又长的睫毛打着忽闪。叹口气说：“咳！多好的孩子，偏生在咱这人家。”朱老忠自从接到运涛的信，总是替严志和父子着急，心上架着一团火。到这里，看运涛没有死的危险，心里才踏实下来。现在，全身的骨架再也撑持不住了，躺在炕上晕晕地睡着，做起梦来⋯⋯梦里，他正躺在打麦场上睡觉。运涛笑模悠悠地，远远地跑来看他了。说：“忠大伯！院里下雨哩，屋里睡去。”说着，黑疙瘩云头上掉下铜钱大的雨点子，打得杨树的叶子啪啦乱响。江涛看太阳下去，天空开始漫散着夜色，城郊有汽笛在吼鸣。他想到祖父和父亲的一生，想到朱老巩和忠大伯的一生，想到旧社会的冷酷无情。心里说：“阶级斗争，是要流血的！你要是没有斗争的决心和魄力，你就不会得到最后的胜利！”想到这里，头顶上象亮出一个天窗，另见一层天地。忠大伯睡醒了一看，哪里有什么场院，哪里有什么杨树，还是在炕上睡着。他点着一袋烟，向江涛叙述了他的梦境，说：“运涛一定能回去，能回到咱的锁井镇上！”江涛说：“哪里有这么巧的事，是你想运涛想的。”江涛在济南买了几张大明湖的碑帖，又买了二斤乐陵小枣，包了个小包袱，挂在腰带上。在山东地面买了一匹小驴，叫忠大伯骑上，江涛折了根柳枝，在后头轰着走回来。路上，忠大伯还说：“按我这个梦境说，运涛这孩子一定要回来，共产党不算完！”江涛说：“当然不算完！反革命在武汉大屠杀以后的日子，毛泽东同志带领革命的士兵、工人和农民举行了秋收起义，上了井冈山。朱德同志带领南昌起义的部队转战湖南。他们在井冈山上会师了，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建
立了工农红军，建设了革命的根据地。今后要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革命，叫无地少地的农民们都有田种！”２５江涛从济南回来，秋天过了，父亲还在病着。他把运涛的事情一五一十对父亲说了。母亲割完谷，砍完玉蜀黍，正在场上碾场扬场。他又帮着砍了豆子，摘了棉花。做着活，母亲问他：“江涛！你哥哥可是怎么着哩？”他只说：“还在监狱里。”母亲天天想念着在狱里受苦的儿子。收完了秋，江涛去找朱老忠，说：“忠大伯！家里出了这么大的变故，上不起学校了，我想退学。”朱老忠说：“莫呀，孩子！上济南剩下来的钱，你先拿去。家里，我再想法子借钱，叫你爹吃药治病。咳！赶上这个年头儿，不管怎么，也得托着掖着闯过去。”江涛说：“那只够今年的，明年又怎么办呢？”朱老忠说：“不要紧，孩子！有大伯我呢，只要有口饭吃，脱了裤子扒了袄，也得供给你在师范学堂毕了业。”江涛回到保定，第二天洗了澡理了发，换上身浆洗过的衣裳，去看严萍。一进严知孝的小院，北屋里上了灯，老伴俩正在灯下说闲话。严知孝见江涛进来，问他：“运涛怎么样？”江涛把小包袱放在桌子上，说：“他判了无期徒刑！”一听得江涛的声音，严萍在她的小东屋里发了话：“江涛回来了！”东房门一响，踏看焦脆的脚步声走过来。她弯下腰，两手拄着膝头，对着江涛的脸说：“你瘦了，黑了！”又伸出指头，指着江涛的鼻子说：“是在灯影儿里的过？”妈妈看严萍这么亲近江涛，满心眼里不高兴，撅起嘴来说：“长天野地里去跑嘛，可不黑了！”妈妈是个高身材的乡村妇人，脸上显出苍老了，高鼻准，下巴长一点。说着，走到桌旁，解开包袱看了看说：“看江涛带来什么好东西，嘿！通红的枣儿！”严萍拈起一枚小枣，掏出手绢擦了擦，放在嘴里，咂着嘴儿说：“可甜哩，没有核儿。”她抓起几个枣，放在父亲手心里。又用手绢包起一些，藏下自己吃。严知孝取出眼镜盒，戴上眼镜看碑帖，说：“小枣，别有风趣。大明湖的碑帖嘛，看来没有什么可贵之处。”江涛说：“枣儿是全国有名的。碑帖，也许是没买着好的。”严知孝摘下眼镜，捏起一枚小枣放进嘴里。说：“你没见过张秘书长？不能维持一下？”江涛说：“他说案子属省党部直接处理，探望一下可以，别的，他们无权过问。已经定了‘无期徒刑’。”严知孝说：“咳！活跳跳的个人儿，一辈子完了！”严萍斜起眼睛看着父亲，说：“哦，那将来还有出来的一天。”严知孝冷淡地说：“什么时候出来？”说到这里，他又停了一下。
严萍说：“将来红军势力大了，统一全国的时候。”江涛对着严萍摇了摇头，不再说什么。严知孝抬起手拢了一下长头发，说：“这话，也难说了。”他背叉起手，在地上走来走去，拈着浓黑的短胡髭，又说：“昨天，还是被人捉住砍头的，他们就需要与别人合作。今天，他们把权柄抓在手里，就不需要合作了，要砍别人的头了。过了河就拆桥，看来‘权’‘势’两字，是毁人不过的！”江涛说：“如今他们有权有势，刀柄在他们手里攥着嘛！”严知孝说：“他们也要防备刀柄攥在别人手里的时候。一个不久以前还是被人欢迎过的，昨天就在天华市场出现了‘打倒刮民党’的传单！”严萍说：“他们成了反动派嘛！”江涛说：“他背叛了群众⋯⋯”严知孝说：“咳！如今的世界呀！横征暴敛，苛捐杂税，你征我伐，到什么时候是个完？过来过去总是糟践老百姓！”严萍说：“我看谁想当权，就把最大的官儿给他们坐，不就完了？”严知孝绷起脸说：“没有那么简单，他们都想坐最大的官，有没有那么多的大官给他们坐？”一句话说得一家人都笑了。严萍坐在父亲的帆布躺椅上，转着眼珠想：“可就是，我就没有想到。”“我看龙多不治水，鸡多不下蛋⋯⋯国家民族还是强不了！”妈妈不凉不酸地说着，走了出去。不过是插科打诨，取个笑儿罢了。严知孝说：“不管怎么的吧，咱是落伍了。政治舞台上的事情，咱算是门外汉。干脆，闭门不问天下事，心里倒也干净。”严知孝又问了家乡的年景呀，庄稼呀，一些老家的事情，又问老家的人们。他不常回家，每次从老家来了人，他总是关心地问长问短，而且问得很详细。妈妈又煮了枣儿来，说是搁了糖的。吃了糖枣，严萍叫江涛到她的小屋子里去。江涛一进门，转着身子看了看，见屋里没有什么新的变动，心上才安下来。坐在椅子上，转着黑眼瞳呆着。严萍看他老是不说话，问：“怎么，又在想什么心事？净好一个人静默，也不闷的慌？”江涛说：“静默就是休息。”严萍说：“你还不如说，静默就是思想。”江涛说：“能够静默下来，当然是好。一个人坦坦然然地想个什么事情，有多么好？不过有时，有一种逆流冲动着你，不让你静默下来。”严萍说：“我就不行，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多么愁闷。什么力量不让你静默？”江涛说：“革命！”严萍说：“又想起革命来。想到什么问题？”江涛说：“祖辈几代：祖父的，父亲的，哥哥的，我的⋯⋯没有一个暴风雨般的革命运动，不能改变这受压迫的道路。”严萍说：“你说得不错！”江涛再也不说什么，定住黑眼珠静默起来。严萍拿眼睛呼唤他几次，拿下巴点了他几次，他都没有知觉。她把两个巴掌伸到他的耳朵上一拍，说：“嗨！你发什么呆？”江涛笑模悠悠地说：“想起运涛，一个人坐狱，几家子人担心！”严萍说：“几家人？你家、我家⋯⋯”
江涛说：“还有忠大伯家、春兰姑娘家⋯⋯”严萍不等江涛说完，问：“春兰是谁？”江涛说：“春兰是运涛相好的人儿，她聪明活泼又进步。打算等运涛回来跟她结婚呢，这样一来⋯⋯”说着话，他又沉默下来。严萍听说运涛要长期住狱，那个钟情的姑娘还在等着他，对春兰发生了很大的同情心，屏住气凝住神，睁着眼睛听着。可是江涛睁着大圆圆的眼睛，不再说下去。严萍等急了，说：“你可说呀！”江涛把运涛和春兰的交情叙述一遍，又说：“春兰帮着运涛织布，两个人对着脸儿掏缯，睁着大眼睛，他看着她，她看着他，掏着缯着，就发生了感情⋯⋯”严萍听着，笑出来说：“两个人耳鬓厮磨嘛，当然要发生感情。”说着，腾地一片红潮升到耳根上。江涛继续说：“有一天晚上，我睡着睡着，听得大门一响，走进两个人来。我猛地从炕上爬起来，隔着窗上的小玻璃一看；月亮上来了，把树影筛在地上。两个人，一男一女，男的是运涛，女的是春兰⋯⋯”严萍问：“妈妈也不说他们？”江涛又说：“看见他们走到小棚子里去，我翻身跳下炕来，要跑出去捉他们。母亲伸手一把将我抓回来，问：‘你去干什么？’我说：‘去看看他们。’母亲说：‘两个人好好儿的，你甭去讨人嫌！’这时，父亲也抬起头来，望着窗外看了看，伸起耳朵听了听，说：‘你去吧！将来春兰不给你做鞋做袜。’”严萍听到这里，喷地笑了，说：“怪不得！你们有这么知心的老人。看起来运涛和春兰挺好了，运涛一入狱，说不定春兰心里有多难受哩！”说着，直想掉出泪来。两个人正在屋里说着话，听得母亲在窗前走来走去。江涛转个话题问：“我去了这些日子，你看什么书来？”严萍坐在小床上，悠搭着腿儿，说：“我嘛，读了很多书。真的，《创造月刊》上那些革命小说，我看了还想看。数学什么的，再也听不到耳朵里。”江涛说：“按一个学生来说，把功课弄好，书也多看，才算政治上进步哪！要多看一些社会科学的书，不能光看文艺小说。”每次，他都对严萍这样谈，希望她多读一些政治书籍。他觉得从他跟严萍的关系上来说，他有责任推动他们的思想走向革命。听得妈妈老是在窗前蹓来蹓去，江涛才从屋里走出来。严萍也在后头跟着。出了大门，江涛悄悄地问：“登龙常来玩吗？”严萍直爽地说：“差不多，他每个礼拜日都来玩，来了就咕咕叨叨，蘑菇一天才走。妈妈还给他做好东西吃。”江萍说：“这人不喜欢读书。”严萍说：“他正在学武术，可着迷哪！练什么铁沙掌呀，太极拳呀，他说将来要学军事。他说将来绝对不向文科发展，要做些对国家民族有益的事⋯⋯”两个人一边走一边说着，走到西城门，她又楞住，笑了说：“怎么办？你送我回去吧，叫我一个人回去？这么黑的天。”江涛又把严萍送回门口，在黑影里，严萍拍拍江涛的胸脯，看了看他的脸，说：“好好儿的，把运涛的事情放开吧，不要过分悲伤。过去的事情，让它过去，革命工作要紧。”江涛说：“是的，革命可以改变被压迫人们的命
运！”严萍听了，也点点头。江涛站在门口，听她走进去把门插上，才走出胡同。街上行人稀少，路灯半明半暗，呆呆地照着。路面不平，他独自一个人，一步一蹶地穿过冷清的街道走回来。２６白色恐怖的年月过去，江涛眼睁睁看着哥哥被关进牢狱里，心上象钉上苦难的荆棘。他寒假暑假回家帮助父亲料理家事，参与劳动，一开学就又回到保定。每天下午完了课，就到校外去工作。夜晚钻进储藏室，把小油灯点在破柜橱里看书。他读完了组织上发来的《社会科学讲义》，心上好象开了两扇门，照进太阳的光亮。他们从学校到工厂，从工厂到乡村，偷偷地把革命的种籽撒在工农大众的心上，单等时机一到，在平原上掀起风暴。那年秋天，上级派人到锁井镇一带四十八村视察工作，根据广大群众的要求，决定发动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向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进攻。到了冬天，组织上派江涛回到锁井镇上，去发动农民，组织反割头税、反百货税运动。他动身的那天早晨，天上垂下白腾腾的云雾。马路上、屋顶上、树枝上，都披着霜雪树挂。江涛走到严萍的门前，伸出手去，想拍打门环，又迟疑住，想：“还是不告诉她吧！”停了一刻，才抽回手走出城来。走不多远，天上卷起绞脖子风，推着他一股劲往前跑，想停一下脚步也难停住。又飘起雪来，急风绞起雪霰，望人脸上扑，浑身冷飕飕的。江涛脸上冻僵了，鼻子也冻红了。一大团一大团的雪花从天上旋卷下来，纷纷扬扬，象抖着棉花穰子。雪片洒在地上，唰哩哩地响着。一直跑到天黑，跑得满身大汗，两腿也酸软了，他想找个地方休憩休憩。稍停一会，就觉得身上冰凉。看那边象是几棵树的影子，他走了一节地，还是看不见村庄树林，又啃啃哧哧地走回来。想蹲在道沟的雪坡下避避风，可是两条腿硬挺挺回不过弯了。棉袍子冻上一层冰，象穿上冰凌铠甲，一弯腰身上就咯吱乱响。他搓着手，抬起头看了看天上，灰色的云雾没有边际。浑身楞怔了一下，想：“唉呀！这是走到什么地方？什么方向？”歇了一会，并没减轻疲乏，觉得身上潮湿得厉害，索性咬起牙关，一股劲地往前跑。一直跑到深夜，通过飞扬的雪花看得见贾老师的村庄了。去年春天他才来过，还记得小梢门前头那棵老香椿树，树下那口井，井台上那根石头井桩。门朝村外开着，对着一片田野。如今野外一片白，柳树上驮着满枝白雪。他在小梢门底下停住脚步，拍打拍打门板，听不见动静。又拍了两下，还是听不见动静。一天走了两天的路，直觉得浑身酸痛，想坐在门坎上歇一下。抖动了一下肩膀，身上的雪象穰花一样纷纷落在地上。忽然间村西南传来了马蹄声，嚓嚓嚓地越来越近，骑着马的黑衣裳警察，冒着风雪跑过去了。他身上一机灵，想：“为什么在冬天的深夜，刮着风下着大雪，会有骑马疾驰的警察呢？”按一般习惯，他该马上走开。可是今天，他已经跑了一天路，身上太乏累了。一天水米不落肚，很想喝点汤水润润肚肠。他不加思索地连
连拍打着门板，仄起耳朵一听，屋顶上有踏雪的声音。他想抬起头望望，有什么人在屋顶上走动。才说移动脚步伸出头去，猛地克嚓一声，一把明亮的粪叉从屋檐上飞了下来。他机警地闪进角落里。紧接着，又嗡地一把禾叉飞到他的脚下，掘起地上的泥土，迸了满脸。他一下子楞住，皮肤紧缩了一下，头发倒竖起来。尖声叫着：“是我！是我！”屋檐上有沙嗓子的老人，厉声喝着：“你是谁？老实说！不的话，看脑袋！”江涛说：“是我⋯⋯江涛！”他缩紧眉头，心上敲起战鼓。头上嗡地冒出汗珠子来。静了一刻，夜黑天里，从屋檐上探出一个头来，问：“嗯，江涛？”听得是贾老师的声音，江涛心上松下来。说：“唔，是我。”又等了一刻，门吱哑一声开了。贾老师穿着白槎子老羊皮袄，戴着毛线猴帽，弓着肩膀走出来。摸住江涛冰凉的手说：“你可来了！”又拍着他的肩膀，呲开牙齿无声地笑着。贾老师把他拉进去，把门拴好，揭起沉重的蒿荐，让江涛进门房。屋里炕上放着个小饭桌，点着豆儿大的小油灯，有几个人围桌坐着。见江涛进来，一齐扭过头来看。地上烧着一堆柴火，照得满屋子通亮。江涛坐下来烤火，一个老人抱着那杆粪叉走进来，穿着山羊皮背褡，满脸乍蓬胡子，凑近江涛看了看，说：“同志，你真命大呀！”又拍着江涛的肩膀，伸出手指，弹得明亮的叉齿得儿地响。笑笑说：“我眼看有警察骑着马跑过去了，以为是他们偷偷藏在梢门底下，等着逮捕咱们哩！”在那个年月里，国民党在北方掌政以后，发现共产党在乡村里活动，经常派马快班和警察队下乡搜捕。贾老师介绍说：“这是我爷爷。”江涛连忙站起来，握住老人的手。老人满脸笑着说：“冷啊，今天冷啊！”江涛拆开帽檐，取出介绍信。贾老师接过那张小纸条，走到灯下，蹙着眉梢看了看，扔在柴火里烧了。小屋里很暖和，充满了烟熏味，牛粪尿和牛槽里的豆腥味。窗上用棉被子遮住灯光。江涛冰凉的肌肉，一烤到火上，浑身麻酥酥的，耳朵上也奇痒起来。伸手一摸，满把鼻涕样的东西，他咧起嘴，拿到眼前看了看。才说去摸左边的耳朵，贾老师两步跨过去，拽着他的手。说：“唔！摸不得，耳朵冻流了！”他怜惜地攥住江涛的手，皱起眉头说：“是呀，跑关东的人们，有不少是冻掉鼻子耳朵的！甭动它，过几天就好了。一动就要掉下来。”人们听得说，都耸起眉头眯细起眼睛，不忍看见江涛被风雪吹打得红肿了的脸。贾老师叫他脱下棉袍，烤在火上，冰冻化开了，冒出腾腾的白气。贾老师脱下自己的皮袄，给江涛披上。又跑进里院，待了一会，端出一大碗杂面汤来，说：“江涛！吃了吧，吃下去就暖和了。”江涛端起碗来，正在喝着汤，背后走过一个人来，抬起手照准江涛的脊梁上，邦啧就是一拳，又伸手拧过他的右胳膊，背在脊梁上。江涛左手摇摇晃晃，差一点把面碗扣在地上。贾老师伸手接过去，笑了说：“哈哈！别洒了面，别洒了面。”江涛回头一看，这人细高个红脸膛，高鼻骨梁儿，是同班的同学张嘉庆。他今年秋季才在河南区领导了秋收运动，因为性格有点暴腾，人称“张飞同志”，目前正在县委机关里工作。张嘉庆也是在贾老师教育之下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自从受了党的
教育，开始阅读革命文学。一读了革命的诗歌和小说，饭都忘了吃，觉也忘了睡。从此，他衣服喜欢穿破的，饭喜欢吃粗的，一心信仰共产主义，同情工农大众。夏天带着穷孩子们去打棉花尖，冬天坐在牲口棚里的热炕头上，给长工们讲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拉着红军上了井冈山，讲周恩来同志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讲当家的剥削做活的，讲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有几次被他父亲看见，觉得很离奇，转着眼珠想：“嗯，这孩子净爱和受苦人在一块打练。”问他干什么，他说是在讲《三国演义》，要不就说是想拱拱“牛子牌”。父亲觉得，他和穷棒子们常在一块，学不了出息，要想个法子绊住他。教他骑马打枪，行围射猎。买来了苍鹰、细狗、打兔子的鸟枪，请来了熬鹰的把式，说：“这个玩艺，又文明又大方。”寒假、暑假、春冬两闲里，他带着木头厂子里的伙计伍老拔，带着长工和穷孩子们去打猎。学会了用快枪打兔子打鸟。光费的那子弹就有几筐头子。打住了也不跑去拾，任凭穷孩子们乱抢。打完了猎，就带着人们趴在墒沟里，讲革命故事。从此他学会了骑马打枪。今年秋天，县委要在滹沱河与潴龙河两岸开展秋收斗动。张嘉庆接受了党的任务，回到家乡一带，开展群众运争。成天价在大树底下给人们讲“穷人是怎样穷的”，“富人是怎样富的”。伍老拔听得不耐烦了，故意刁难了他几句，说：“张飞！甭瞎摆划，你家十亩园子百顷地，住的是青堂瓦舍，穿的是绫罗缎匹。成天价跟俺穷人念这个闲杂儿！也不过是快活快活嘴，拿俺穷人开心！”张嘉庆说：“别着急呀！时刻一到⋯⋯时刻一到，这庄园地土都是农民们的。”伍老拔把脸一沉，说：“你说这话，真吗？”张嘉庆看他不相信，急得摇着脑袋，喷着唾沫星子，说：“准！你看着，时刻一到⋯⋯”伍老拔不等他说完，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说：“什么叫时刻一到？我缸里没有米，坛里没有面，饿得大小耗子都吱吱乱叫。光听你摆划这个，老婆孩子都快饿死了。真是开玩笑，我看你是个莽张飞。”说着，抬起腿就要走开。张嘉庆被他呲打了一脸火，人们在一边睁着两只大眼睛看着。他看情况不好，红了脖子粗了筋，赶上去说：“咱们得组织起来呀！”伍老拔停住脚，楞着眼睛问：“组织什么？”张嘉庆说：“组织农会、穷人会⋯⋯”伍老拔生气地把脚一跺，说：“组织个蛋，你得显示出来给俺穷人们看看！”张嘉庆碰了个硬钉子，打了几天闷工，反复思量：“怪不得说，不是工农出身，就是不行，说话群众不肯信。”过了几天，张嘉庆又到木头厂子里去找伍老拔，说：“给你们看看，抢我爹大井上那二十亩棉花吧！我领头儿。”伍老拔看出张嘉庆是个实打实的人，是真心革命的，就辞退了木头厂子里的活，跟着他跑起革命来。组织起农会、穷人会、弟兄会。眼看到了黄秋九月，收拾棉花的时候到了。张嘉庆和农会里人们订下“日头正午，打鞭为号”，要领导穷苦人们抢棉花。到了那一天，来抢棉花的人真多，打着包袱的，背着口袋的，好象看戏赶庙场的一样。
看看天刚乍午，时间就到，人们一群群一伙伙，黑压压地涌上来，象暴风雨前的黑云头。张嘉庆头上箍着块蓝布手巾，腰里束着一条黑布褡包，把衣裳襟掖在褡包上，登在大车上，两手举起轰车的大鞭，朝天空上啪，啪，啪，连打三鞭，抽得震天价响。人们听得鞭声，哇呀地呐喊了一声拥上去，把一地白花花的棉花抢光了。张嘉庆他爹，那老头子听得说了，踉踉跄跄，喘着气跑了来，丧气败打地直骂街。张嘉庆说：“骂什么街，秋天快过了，人们还没有过冬的衣裳！”说着又打三鞭，人们一拥，又抢了邻家财主一块玉蜀黍。这一下子撑起人们的腰来，个个磨拳擦掌，准备动手。张嘉庆又连打起鞭子，向西打，抢完了西财主家的。向东打，抢完了东财主家的。这一带的秋收运动，就顺势开展起来了。地主们都来找张嘉庆他父亲，直气得他死去活来。说：“人的禀性难移，这孩子也不知道迷了哪一窍，一辈子也算完了。”从此，张嘉庆跟着贾老师革起命来。等运动过去了，人们异口同声说：“共产党不是说空话，是办真事的。”这一天，江涛看清是张嘉庆，说：“张飞！你乍什么刺？”老人也连连摇手说：“咳！青年人好久不见了，亲热得不行呀。”贾老师看着他的两位得意的学生，笑着说：“二位同窗，今天又碰到一块了。他去河南区，你去河北区，比比看，看谁搞得更红火一点。”江涛连忙握住张嘉庆的手，说了一会子久别重逢的话。张嘉庆和那几个人办完了事，披起布袋要走。走到门口，贾老师又拽回他们，说：“等等，你们得装扮装扮再走。”张嘉庆问：“怎么装扮？”贾老师说：“把鞋子倒穿上。”张嘉庆又问：“这是干吗？”说着，脱下鞋子，倒踩在脚上。贾老师拿了几条麻绳来，给嘉庆他们把鞋子绑在脚上。说：“这么一装扮呀，马快班就不知道你们是从那儿来的，也不知道是上那儿去的，不好跟踪你们。”他把梢门开了个缝，送他们出去。张嘉庆试试走着，说：“还是老师办法多！”贾老师看着他们走远，才回来对江涛说，“你来得晚了，各区的会才开完。咱们俩谈谈吧！”他笑眯眯地握起江涛的手，问，“你说，你懂得乡村吗？”江涛听贾老师问得离奇，用木棍拨着火堆，火光在眼前闪亮。他说：“我生在乡村，长在乡村，当然懂得乡村呀！”贾老师又问，“你懂得农民吗？”江涛说：“我老爷爷是农民，爷爷是农民，父亲年幼里是农民，大了学会了泥瓦匠，带上点工人性儿，怎能不懂得农民哩！”贾老师说：“好，你可不能吹！”江涛烤了火，吃了饭，身上解除了疲劳，听贾老师说了句逗趣的话，兴奋劲儿就起来了，说：“跟别人嘛，还可以吹吹，跟老师那能瞎吹！”他说着，又向贾老师凑近了一些，说：“来吧，请你分派工作。”贾老师斜起眼睛，瞟着他说：“我想先听听你的汇报！”江涛说：“你听我什么汇报？自从离开县里，咱们又没有直接的关系。”贾老师说：“请你汇报锁井镇上封建势力的情况，还要请你多加分析，我才能明白。”
江涛摸着脖子，说：“这，我还没有准备。”贾老师笑了笑，说：“看，说你甭吹嘛，非吹！”江涛呲开牙，笑了说：“吹吹也没关系，又不是对外人。”他的两只大眼睛，慢悠悠地转了转，说：“来，向你汇报。”贾老师又在火上加了几片干柴，烧得毕毕剥剥地乱响，火光照到他们脸上，照得墙上黄澄澄的。江涛清了清嗓子说：“我年幼的时候，听得运涛说过：锁井镇上，在老年间发过几场大水，趁着荒涝的年月，出现了三大家⋯⋯“论势派，数冯老洪。他的大儿子冯阅轩，在保定军官学校毕了业，到日本士官学校留过学，现在是晋军的骑兵团长。二儿子叫冯雅斋⋯⋯“论财势，数冯老兰，有的是银钱放帐。三四顷地，出租两顷多，剩下的土地，雇上三四个长工，还雇很多短工，自己经营。大儿子冯月堂，在外边混点小事儿。二儿子冯贵堂，上过大学法科，当过军法官，现在回家赋闲。三儿子冯焕堂，是个不平凡的庄稼人⋯⋯”贾老师板起脸，斜起眼睛听着。听到这里，把巴掌一拍，打断江涛的话，说：“哎！我们的对头到了，冯老兰是今年割头税包商的首脑，他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江涛紧跟上说：“对，冯贵堂早就想做这类买卖。本来冯老兰是个老封建疙瘩，盘丝头，钢镐劈不开的家伙。冯贵堂在他面前甜言蜜语，不知说了多少次。‘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冯老兰才把钥匙撒给他⋯⋯“第三家是冯老锡⋯⋯“锁井镇上三大家，方圆百里出了名，一说冯家大院，人们就知道是冯老兰家。一说大槐树冯家，人们就知道是冯老锡家。”贾老师听到这里，又说：“好，好啊！谈情况的时候，一定要一籽一瓣儿地谈。只有深入了解乡村，才能做好乡村工作。你还没有讲明白锁井镇上的剥削关系。”贾老师又在火上加上两片柴，把火拢欢，腾起满屋子烟气。老人拎了把水壶来，放在火上，嗤嗤地响着。想叫他们喝开水。江涛说：“冯老兰的老代爷爷，是经营土地，种庄稼，有的是陈粮食。到了冯贵堂，开始在乡村里做买卖，开下聚源号杂货铺、聚源花庄。这些铺号，都经手银钱放帐。冯老兰一看赚钱多，也就没有什么话说。冯老洪这家伙爱吃，开下了鸿兴荤馆。各院姑娘媳妇积攒下体己，开下四合号茶酒馆。锁井镇上，自从有了座铺，成了有名的大镇子，掌握了四乡的经济流通。三大家趁着荒涝的年月，收买了很多土地，撵得种田人家无地可种了⋯⋯“他们赚了钱，放高利贷。锁井一带村庄，不是他们的债户，就是他们的佃户⋯⋯打下粮食，摘下棉花，吃不了用不完。把多余的钱供给姑娘小子们念书，结交下少爷小姐们做朋友。做起亲事，讲门当户对，互相标榜着走动衙门。在这块肥美的土地上，撒下了多财多势的网。在这网下，是常年受苦的庄稼人⋯⋯”江涛说到这里，缓了一口气，接着说：“马克思主义，客观存在决定人的意识，自从冯家大院做起买卖生意，冯老兰和冯贵堂的脾性上都有了变化。”江涛两只手指划着，越说越快。贾老师眯起眼睛，看着江涛的眼色、神气，听着他的声音。一个憋不住，喷地笑出来，说：“好，从这地方看，你的社会科学算是学通了。”
夜深了，非常静寂，只有窗外的风声，雪花飘在地上的声音，牛嚼草的声音。老人还是走出走进，在房顶上放哨。贾老师听完了江涛的汇报，伸手拍拍自己的头顶说：“在农民问题上，你比我强。我懂得工人，不懂得农民。组织上派我回来开辟工作的时候，可遭了难啊！运涛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可是现在他长期陷在监狱里。这次才去信把你调回来。”他谈到这里，又镇起脸孔，对运涛有深远的回忆，他不能忘记，在农民伙里，那是一个好同志，更是一个好朋友。又说：“啊！几年河东几年河西呀，这才几年，你和过去大不相同了，分析问题这么细致，这么深刻。”又说：“老头子们要迈开大步紧赶，才赶得上啊！”他无声地笑着，抬起头来看着窗外，象有极深刻的考虑。贾老师很爱斜起眼睛来看人，还有个习惯动作，一到紧急关头，常是举起右手，颤抖着说：“⋯⋯因此，要斗争！斗争！”表示他的决心。他在斗争中，确实是坚强的，在天津住监狱的时候，上午出监门，下午就走上工作岗位。贾老师又说：“关于冯老兰本人的材料，再请你供给一些好不好？”江涛把冯老兰陷害大贵，又要夺去春兰的话一说，贾老师就火气冲头了，咬着牙齿，瞪着眼睛，恨恨地说：“这个材料，好深刻呀！一针见血，我们的死对头！”他听完江涛的汇报，一直在笑着。伸直胳膊，在头顶上搓搓手，说：“你给我上了一课！这方面的东西我不再谈了，比方象你说的，封建势力用地租、高利贷，捆住农民的手。可还有一样，你没有说。”他两眼直瞪瞪地看着江涛，江涛扬起脖颈想了一刻，也想不出什么。贾老师盯着他，摇摇头说：“政权，同志！谈起封建势力，怎能不谈到政权问题？他们用政权把农民压在大山之下呀！”江涛连连点头说：“是呀，我倒忘了。”贾老师说：“他们用政权这个专政的武器，颁布了很多苛捐杂税，最近又搞什么验契验照、盐斤加价、强迫农民种大烟，还有印花税什么的。他们要把农民最后的一点生活资料夺去，农民再也没有法子过下去了，要自己干起来呀！我们共产党的责任，按目前来说，就是帮助农民觉悟起来，组织起来，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按季节，按目前农民的迫切要求，我们要抓紧和农民经济利益最关切的一环——进行反割头税运动，就势冲击百货税！“蒋介石颁布割头税，增加百货捐，是为了搜刮一批银钱进行剿共。而这班子包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们，是为了赚一笔大钱养家肥己。农民们眼看一块猪肉搁进嘴里，土豪恶霸们硬要拽走。我们以反割头税为主，以包商冯老兰为目标，发动农民进行抗捐抗税。以后，还要发动抗租抗债，打倒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老鼠拉木杺，热闹的戏还在后头唱！”说到这里，他弯下腰，斜起眼睛，转着眼珠想了老半天。又说：“贫农养猪，中农养猪，富农养猪，中小地主也养猪。在这个题目下，可以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来一次公开合法的斗争。可是要注意一点！”他攥紧两只拳头，用全身的力气向下捶着，说：“主要是发动贫农和下中农。要是忽略这一点，将来我们就没有落脚之地了。”说着，脸上冒出汗珠子。鼻子向上皱了皱，幽默地笑了，拍着江涛说：“考虑考虑，我谈的有错误吗？嗯，请你不客气的批评。”江涛忽闪着长眼睫毛，看着房顶上的烟气，呆了半天才说：“是呀，抓紧和农民经济利益有密切关系的一环！”贾老师说：“要细致、深入地发动群
众。光是闹腾一下子，水过地皮湿，那还不行。我才到农村，没有具体经验告诉你，农民运动，我们还是新学习。创造去吧！创造一套经验出来⋯⋯”贾老师还没说完，老人抱着粪叉跑进来说：“不行，不行，巡警又骑着马过去了！”贾老师睁大了眼睛，问：“多少？”老人说：“约摸七八匹马，在雪地上，扑尔啦地跑过去。”贾老师怀着沉重的心情，斩钉截铁说：“爷爷，你再去看看！”自从他在这个地区开展了工作，黑暗势力的爪牙，就老是在身子后头追着他。统治阶级的军政机关，压在他的头上，觉得实在沉重。于是，他说：“干！一定要在他们的军政机关里发展党的组织，时机一到，我们就要揭他的过子！”老人喘着气走出去，走到门口，又拿起粪叉，回过头来比划着，说：“要是发现歹人，一家伙，我就叉死他！”江涛看着老人雄赳赳的神气，很受感动。想起刚才梢门底下的情景，又有些后怕。贾老师向江涛布置了全部工作，最后说：“时间很紧，来不及细谈了，有什么困难你再来找我。嗳，快来烤烤火。”他拿起江涛两只手在火上烤着，问：“嗯，你那位女同志，她怎么样？”又扳起江涛的脸来看了看。他们有一年不见了，今天见了面，心上很觉高兴。流露在他们之间的，不是平常的师生朋友的关系，是同志间的友爱。他几次想把嘴唇亲在江涛的脸上，见江涛的脸颊腼腆地红起来，才犹疑着放开。说：“告诉我，严萍怎么样？”江涛歪起头看了看，说：“她吗？还好。你怎么知道的？”贾老师笑着说：“我有无线电，你的一举一动我都知道。”他和江涛并肩坐下，说：“你说说，她现在怎么样？”江涛把胳膊盘在膝盖上，把头枕在胳膊上，歪起脸看着火光，悄悄地说：“她开始读些社会科学，我们不过只是朋友罢了，我把她培养成一个对象。”贾老师问：“不是早就成了对象吗？”江涛说：“我说的是团员呀！”贾老师又问：“她很漂亮？”江涛说：“漂亮什么，活泼点儿就是了。”正在说话中间，老人又跑进来，说：“不行呀，今儿晚上紧急呀！几个村庄上的狗都在咬，叫得不祥！”他又停止说话，张开嘴抬起头来，叫贾老师注意听。贾老师沉了一下心，仄起耳朵听了听，果然远处有犬吠声。说：“不要紧，爷，你不要慌呀！”又对江涛说：“对不起，你也该离开这儿了。我这家，早就成了危险地带。前几天，马快班子才在前边村里传了人去。咳！时间紧促，我们还要在党内进行保密教育！”江涛说：“好，我就走。”嘴里说走，心里实在不愿离开。身上才烤热，一说出门，就有冰冷的感觉。再说他腿痛，脚也冻肿了。贾老师催他说：“不要犹豫，说离开就得离开，这是下决心的问题。走，我也要进城。”他换上油鞋，跺跶跺跶脚，戴上帽子就要出门。江涛脱下皮袄，换上棉袍，倒穿着鞋子走出来。走到门口，老人又说：“要是天亮了，土豪劣绅们看见咱门前雪上有这样多脚印，可是怎么办？”贾老师把脸凑到老人跟前，说：“天一亮就扫雪，他们光知道今天晚上
这村里有动静，不知道出在那一家。”老人轻轻踏着步说：“他要硬钉呢？”贾老师说：“那也不怕，出了地边儿，就敢跟他见官儿。”老人听着，暗暗点头笑了。江涛推门出来，一出门风在街上旋起雪花，向他身上扑过来。他走着路，贾老师积极、坚决、苦干的形象，现在眼前。出了村，在风雪里，由不得两脚跑得飞快。走不一会，回头一看，后头有个人。他心里抖了一下，仔细一看，是老爷爷扛着粪叉在后头跟着。江涛站住脚等老人走上来，问：“老爷爷！你来干什么？”老人说：“你老师叫我送你一程，他也进城了。”江涛说：“老人家快回去吧，天冷，雪又这么大。”老人笑笑，用手指头拨去胡子上的雪花，说：“在紧急情况下，我能放下你不管？”江涛恳求了半天，老人才慢慢走回去。２７江涛停住脚，看老爷爷走远了，跑了一阵，风还在呼呼地响着，眼前雪花乱飞，直到看见门前的两棵大杨树，象穿素的白胡子老人在等待他，才松下心来。穿过冷静的街巷，转到村前，停在小门楼底下。隔着门缝，看得见小窗上还照满了灯光，映出母亲扳动纺车的影子，夜深了，老人还坐在被窝头上纺线哩。嗡嗡的低沉的纺车声，传出家庭的温暖，母亲的慈爱。老人们在故乡的土地上，从黑天到白日，从白日到黑天地劳动着。他拍着门上的吊吊儿，隔着门缝看窗上的影子：母亲慢慢停下纺锤，抬起手背擦了擦眼睛，扬起头喃喃地说：“嗯，有人敲门？”“这工夫有后半夜了。”是父亲的声音，他才从睡梦里醒过来，咕咚地在炕上翻了个身，说：“咳！风天雪地里，有谁来叫门哪！”江涛沉了一刻，把嘴对在门缝上，又叫了一声：“娘，是我。”娘听得熟悉的语音，立时叫起来：“是，有人叫门！象是运涛，那声音甜甜儿的！”这时，窗户上显出母亲焦灼的影子。一说起运涛，又勾起父亲凄怆的情绪，叹口气说：“咳，你做梦吧，别惹人难受了，他才回不来呢！”窗上映出父亲伸出两只瘦骨棱棱的大手，摸索着荷包，装上一锅烟，嘟嘟囔囔地说：“孩子是娘身上的肉啊！心连心，肉连肉啊！咳⋯⋯”烟气刺激着他，一迭连声地咳嗽起来。母亲还在扬起下颏听着，说：“唔，孩子在监狱里一年了！人们说，要是遇上大赦，是能出来的⋯⋯”哥哥判了无期徒刑，父亲怕母亲难过，不叫告诉她，只说判了十年监禁。有时她问到，为什么也不来个信？也只是说，监狱里管得紧，不准许写信回来。她就把平时积下来的钱，买了布，做了衬衣、袜子，叫父亲寄去。多年不见运涛了，牵碎了母亲的心。在那悠长黑暗的冬夜里，两个老人怀着不同的心情，想念着孩子。江涛想：“这时父亲一定用被头遮住眼睛，偷偷地流泪哩。”寒天冰夜，他不想再惊动老人们。可是站了一会，身上冷得索索打抖，吃不住劲了。就又伸出手去，在门吊吊上轻轻拍了两下，转过墙角
喊：“娘，江涛回来了！”“唔，是有人敲门！”母亲才说伸出手在纺车上拉一脰线，那脰线没拉完又停住。仄起耳朵，听出是江涛的声音，豁朗地笑了。门声一响，嚓嚓地踩着厚雪走出来。她还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又急着问：“是谁？”江涛说：“是江涛，娘！”门吱扭地开了，涛他娘看见江涛站在她的眼前，尖声叫起来：“嘿呀！我儿！你打那儿来？深更半夜的！”伸手拉住江涛的手，拽进屋里，在灯下一看，他浑身上下尽是雪，拿起笤帚扫着。雪落在地上，老半天也没化了。严志和见江涛回来，翻了个身，趴在被窝口上，抬起头来笑眯眯地说：“呵！有后半夜了！天亮了吗？”又扭头看了看，雪光照亮了小窗。涛他娘暗自流下泪来，说：“看，这么冷的天！脱了衣裳睡下吧！”母亲叫江涛坐在炕沿上，动手给孩子扒鞋子。鞋连袜子冻在一起，扔在地上咕咚一声响。涛他娘见孩子受了苦，心里又难受起来，说：“快年下了，你爹早就说，江涛快回来过年了。还给你留着好吃的哪！”她又想起运涛：“那孩子，他也该来个信了，嗯！”江涛睡在母亲的被窝里，被上有娘的温暖，有娘血汗的香味。这时，他身子骨累得瘫软了，连翻个身说句话的力气也没有。蜷伏着身子，呼鼾着，齁齁地睡着。严志和心里想：“今年还没过腊八儿，他就回来了，似乎比往年早了几天。而且是在冰天雪地里赶回来。一定是有什么紧急的事情。”他才想张口问一问又停住，想：“还是不要惹起她吧，又要想念运涛了。”他把脑袋缩进被窝里，翻上倒下地想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母亲早早把饭做熟，坐在江涛头前，轻轻抚摸着他的两颊。看他匀正的脸盘，微闭的眼睛，不由得笑了。见他嘴唇的棱沿上有些苍白，悄悄地凑过去，想亲孩子一下。当她想到，孩子已经长大，长成大人了，脸上又麻苏苏地不好意思起来。正在犹豫，江涛一下子醒过来，伸开手打个舒展，笑着说：“娘！妈妈！”伸过两条茁壮的胳膊，把娘的两只手搂在怀里，说：“我可想你哩！”娘笑着看了看江涛，说：“娘想儿，是真的。儿想娘，是假的。”她又走出去拿穰柴，给江涛烘烤衣服。这时，她心上说不出有多么愉快，不知不觉，嘴里念出一首儿歌：“麻野雀，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把娘背到山背后，把媳妇背到炕头儿上。‘媳妇，媳妇，你吃吗？’‘我吃白面饼卷白糖。’‘娘呀娘，你吃吗？’‘我吃秫面饼卷屎克螂。’孩子一有了媳妇，就把娘忘了！”江涛说：“我可忘不了你。”娘说：“你还没娶媳妇哩。起来吧，该吃饭了。”说着，又眯眯笑着，说：“唉！当娘的，就是希罕不够你们，一个个长硬了腿，就跑了⋯⋯我先说给你，可不能再去跑那个‘革命’。嗯，你哥哥在监狱里，多咱想起来就象割我的心。唉！为你哥们担多大的心哪，咱不‘革’那个‘命’吧！谁要是愿意欺侮咱，只要他不指着咱的名儿，不骂到咱的门上，就别管他。”江涛说：“不啊，娘，咱不能受一辈子欺侮。”娘说：“算了吧！别那么大气性。有杀死人的，那有欺侮死人的？”娘把饭端到炕桌上。为了江涛回来，她特别搭置了整齐的饭食：白高粱米饭，搁上大黄豆。玉蜀面的饼子，蒸咸菜也搁上大豆芽。又端上一碗蒸
鸟肉，娘说：“这只鸽子，还是你爹在小雪的那一天打住的，舍不得吃。说：‘给江涛留着吧！’我把它拿盐腌上，留到这咱。”又拍起手儿笑着说：“谁也值不得吃，就是俺江涛值得。”饭和菜在桌子上冒起腾腾热气，满屋子飞腾着蒸腌肉的香味。娘拿过袜子、鞋子、棉裤袄，烤得干干的。江涛刚穿好衣裳，严志和扫完雪回来吃饭了。胡髭上挂着细小的冰珠，冰珠化了，顺着胡髭流下水来。严志和用棉袖子擦擦胡髭上的雪水，拍拍裤角上的泥土，爬上炕去。涛他娘递过一个小木凳，严志和就在炕上戳着腿坐起来。在他年幼的时候出了绝力，一上了年纪，两条腿再也回不过弯来。在地上不能蹲着，上炕不能盘腿。严志和一想起这点老毛病，就对人说：“咳！人哪，可别上了年纪，一上了年纪，不如人的事儿可就多了。”今天，他坐在炕上，一边拿起筷子，嘴里不住地哼哼拜拜地唉声叹气。江涛吃着饭，又在想着反割头税、反百货税的事：“这反割头税，要从生活最困难的、最穷苦的人家下手⋯⋯”想着，推开饭碗走出去。严志和把眼放在窗棂上，对着桃形的小玻璃看了看，说：“江涛！才回来，不跟你娘说会话儿，有什么心事，腿这么快！这样大的雪，你上哪儿去？”他又抬起下颏想：“他一定又在跑碴什么是非。”江涛说：“我去看看我老套子大伯。”一面说着，就走出去了。这样大的雪，一直下了一天一夜，还在下着。好象撕棉破絮一般，积在地上一尺多厚。脚一蹬下去，咯吱吱地乱响，陷下去老深。走雪如走沙，一抬脚一迈步都很费劲。屋檐上树枝上，雪象棉条向下垂着。门前小场上有几只花野雀，找不到食儿吃，围着草垛吱吱喳喳乱叫。积雪的大地，一望无边，闪着刺眼的光芒。江涛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走着，路上没有遇见一个行人。走到老套子的门口，揭开蒿荐，低下头弯腰走进小屋。老套子驼了背，有点喘了。他扛了一辈子长工，还没有自己的土地家屋。住着人家一间土坯小屋，土窗上插着两根横棍，糊上一张烧纸，风一吹呜呜地响。半截土炕上安着个锅，地上放着一个破席篓子、半截破水缸，炕上有个烂煎饼样的油被子。满屋子白蒙蒙的烟气，老套子正趴在灶火门口，吹火做饭。听得有人推门进来，在烟雾底下抬起头来，睁开泪湿的眼睫，说：“哦，我以为是谁呢，江涛！我可想不到你来。要知道，咱俩今日格得喝二两。你刚从府里回来？”说着他掂着两只手，柴烟熏得流出泪来，眼珠子也红了，不住地咳嗽着。江涛说：“唔！我来看你，大伯！”老套子弯着腰站起来，嘟嘟囔囔地说：“咳！人贫志短，马瘦毛长呀！和你爹俺们短不了说话儿，和你说的话可不多。你是读书人，俺是老庄稼汉嘛！”他用棉袖头子连连擦着眼。酱色的脸上，皱起大深的纹路，弯弯曲曲象一条条小河。一身老毛蓝粗布棉裤袄，穿了十几年，边沿上绽出棉花套子来。他伛偻着背，对着江涛站着。脚跟蹬在鞋后跟上，棉鞋尖翘起老高，象是一对小楼子船。江涛坐在炕沿上说：“大伯，也该寻个人手，你缺手缺脚的，又没个做饭吃的人儿。”老套子冷笑两声，说：“哼哼！你看看咱这个家当，吃没吃的，住没住
的，穿没穿的。人手儿不能象铺盖卷，打起来背着走。咱快下世的人了，还寻什么人手儿？”江涛说：“又没个孩子，谁给你做饭？再说一上了年纪，不闷得慌？”老套子抹了一下鼻子，说：“看看你说的！没有人手儿，那里来的孩子！说是做饭，也不过年前年后这么几天。咳！这一辈子，净吃现成饭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似乎有很深的哀愁，不住地摇头。江涛实在同情他，觉得这位老人的一生太苦了。他说：“你辛苦一年，在当家的院里吃几天饭算了，还回家来安锅立灶，你会捏饺子吗？看你这冷屋子冷炕的！”小屋里也实在不暖和，冬天的风是尖戾的，隔着蒿荐，隔着窗上的缝隙，探着头钻进来。只是一小股风，吹在脸上就觉得很冷。老套子盛上岗尖一碗山药粥，说：“大侄子你先吃，我就是这一个碗。”江涛两手捧着，把碗递给他，说：“我吃过了，大伯你吃吧！”江涛拿起笤帚，给他扫扫地，又扫了扫炕。老套子冻得浑身打颤，两手捧着碗，蹲在灶火门前，拨出点火来烤着。一边烤一边吃。他说：“常说，大年初一吃饺子，没外人儿。咱外族外姓的，怎么腆着脸去吃人家过年的饺子？”江涛说：“你自格儿又不会捏。”老套子吸吸溜溜地喝着山药粥，边喝边说：“咳，手指头这么粗。我想大年初一那天，和一斤面擀个大饼，把肉馅摁窝儿扣上，捏一个大饺子。盖上锅盖煮个半天，煮熟了两手抱着就吃。嘿！一嘴咬出个小牛犊子来，真香呀！”说着，咧开大嘴，似乎吸哈着肉饺子的香味。又说：“反正新年正月里，也没有什么要紧的活儿做。”他又呲开大黄牙笑着，说：“还有个好法儿，把油搁在锅里，搁上点葱花炝炝锅。搁上肉和菜，拨上两碗面鱼，这和饺子是一样。饺子也不过是肉加菜加作料。”他左手端碗喝着，右手拿着筷子，在地上走来走去。似乎对他多少年里体会到的这点人生经验，很觉得意似的。两个人说了会子话，江涛心里直发急。左说右说就是说不到本题上。他又说：“你风吹日晒地辛苦一年，连个痛快年也过不上。受一辈子辛苦，挣不上个土地、家屋、老婆孩子⋯⋯”不等说完，觉得鼻子尖上发酸，想流出泪来，他实在同情这位老长工。老套子说：“这扛长工，就是卖个穷身子骨儿，卖把子穷力气，能不受风吹日晒？今年做不好活，来年谁还肯雇？常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呀！穷人们扒住个碗沿子，不容易着哪！自从十几岁，我一连给冯老兰扛了几十年的长工，后来他换了作派，把牛卖了买了大骡子大马。要不啊，我得给他干到老死。咳！咱也是老了不行了，才给冯老锡轰这两个破牲口。”江涛根据人愈穷，受的压迫愈大，革命性愈强的规律，今天越谈越摸不着门径。他这时才明白，农民在封建势力的压迫下，几千年来的传统观念，不是一下子能撼动了的。说真的，他还非常缺乏这方面的经验。一时急躁得憋不住，索性开门见山，把抗捐抗税，抗租抗债，反对盐斤加价，反对验契验照的话，一股脑儿都搬出来，看老套子有什么反应。老套子一听，就不同意。喷着唾沫星子说起来：“看你说的！自古以来，就是这个惯例。不给利钱，算是借帐？没有交情，人家不借给你！私凭文书官凭印，文书上就得盖官家的印。盖印，就得拿印钱。地是人家苦耪苦掖，少吃俭用，经心用意整来的，不给人家租钱，行吗？人家不租给你！人家贩
来的盐嘛，当然要加价呀，谁不想多赚个钱儿？车船脚价，越来越高，水涨船高呗！”他说着，不断抬起头来，想着他一生走过来的生活道路，认为那是一成不变的。没有什么理由，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改变它。总觉得，船走顺水比走戗水顺利得多，也犯不着去找那个麻烦。他唏唏哩哩喝完那碗山药粥，随手又盛上一大碗，说：“你是念书念醒了的人，要学明情察理，别学那个拐棒子脾气。”老套子有些火气，越说越紧，象急流冲过闸板一样。别看他嘴巴子笨，说起话来倒很连理，别人想说句话也插不上嘴，江涛只是呆着眼睛看着。象两个人打架，江涛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江涛眨巴着眼睛，叼着老套子大伯的烟袋，一袋一袋抽着。他实在没有想到，一个普通农民会有这样深刻的正统观念。做为一个农村知识分子，说什么也摸不着老套子的心理了。他放下烟袋呆了一会，慑悄悄地走出来。老套子见他不声不响走出门去，掀开草蒿荐问：“啊，你走啊？”江涛说：“我出来了半天，家去看看。”老套子又说：“你常来玩儿。”江涛回到家里，躺在母亲的热炕头上，闷着头想了好几天。白天拿本《三国演义》，躺在炕头里读。夜晚睁着两只大眼睛，看着黑暗的夜色，听风声在门外大杨树上唿哨。这天夜里，他抬起头来看小窗上明亮亮的，坐起来穿好衣裳。一下子把严志和惊醒，问他：“你想干什么？”江涛说：“我想进城。”严志和说：“什么时候了？”江涛说：“天亮了。”严志和说：“不亮吧，我刚睡了一忽儿。”江涛有事情压在心上，一会也睡不下去，他坚持要进城。找了一根推碾的棍子，拄在手里，推开门走出来。雪停了天还阴着，他出门向北，顺着大街向西走，走上城里去的大道。走到千里堤上，看到开阔的河岸，一片大雪原，只有雪地上的树干，露出一条条黑色的影子。他拖着两条腿走过那座小桥上的雪地。越走天越明亮，抬头一看，月亮从云彩缝里钻出来。他又停住脚，想：“嘿呀！这到底是什么时刻？”走到城门底下，城门紧闭着。他伸出两只手推了推，一点也推不动。就蹲下来歇了一忽，听得有大车的声音走出来，城门开了，他才走进去。走到学校，贾老师正偎着炉子烤火。江涛说：“怎么，你今天起得这么早！”贾老师说：“我想下去看看工作进行得怎么样？”说完，他又弓着肩膀，斜起眼睛瞅着江涛，象是说：“这么早，你来干什么？”江涛把老套子的事，一五一十说了。贾老师拍着江涛的肩膀嘎嘎地笑了，又拍拍自己的头顶说：“同志！我说你甭吹不是，非愿吹！解决什么问题，组织什么队伍。抗租，发动佃户。抗债，发动债户。要反割头税，就得发动养猪的主儿。你想，文不对题，能做出好文章来？”说完了，又弯下腰，暗里发笑。江涛怔了一会，忽地笑了说：“象窗户纸一样，你这一点，我就透了。老套子大伯是个老雇工，既不使债又不养猪。他是吃现成饭的，不管盐价贵
贱。他没有土地，税不着文书。抗捐抗税解决不着他的问题，当然觉悟得慢。我体会得怎么样？”贾老师说：“哎！你只说对了一部分。在乡村工作里，雇工是我们本阶级队伍，要努力帮助他们觉悟起来。这个运动，虽然解决不了他们的问题，可是他们要反封建嘛！一经发动起来，就可能是最积极的⋯⋯”他沏上壶茶，给江涛斟上一杯，说：“忙来，先喝一碗热茶吧，着那么大急干什么？”江涛歪起头，两眼望着窗外说：“没的，是这么回子事儿？”贾老师又拍着头顶发笑，说：“想想吧！你是爱用脑筋的人；你学过辩证法，解决什么问题，抓住什么矛盾？”他两眼直瞪瞪地看着地上，又沉默地点点头说：“领导工作，不容易做呀！要先找出问题，才谈得上解决。象劈木头，先看好骨缝插对楔，再下榔头。看不对骨缝，插不对楔，把榔头砸碎了，也劈不开干柴。”没等说完，江涛蓦地想起来，冯老兰是锁井镇上的大土豪。他和农民的矛盾针锋相对，和父亲、和明大伯他们打过三场官司⋯⋯２８贾老师送走了江涛，走回来坐在椅子上。江涛这次进城对他有很多启示；过去光说要反割头税、反百货税，这个运动从什么地方开始？如何下手？只说明依靠穷苦群众，这还不够，究竟要依靠那阶层群众，没有讲明白⋯⋯想到这里，随手撕下一页日历，拿起铅笔，写着：一，要依靠雇、贫、中农。中、小地主愿跟着走的也可以。要争取合法斗争形式。二，组织宣传队，开展集市及街头宣传。三，集合广大群众进行请愿，或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他觉得问题重要，打算写个文件下去。可是怎样写法，在他心上还没有一定，运动在发展着。这时，他心上有些急躁情绪，在地上走来走去，低着头走了几遭，又扬起头来，转着眼珠看着屋顶。想得胸有成竹了，才坐在桌旁，开始写：“⋯⋯目前反割头税、反百货税运动的主要关键，是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活动，唤起广大群众的觉悟⋯⋯”写着写着，抬起头看了看日历，明天是礼拜六，又该上作文课了。学生作业，他还没有改出来。他咬了一下牙，猛地把笔在桌子上一搁，说：“咳！时间过得这么快，又是一个礼拜过去了。”看了看，写的也不太成东西，把两张纸抓在手里，放进嘴里嚼着。从书架上搬下那一摞作文簿，两手掂了掂，有四五十本。心里想：“又得一个晚上。”他坐在椅子上，开始改学生作业，睁圆眼睛，聚精会神地修改。他教课虽忙，工作也忙，对学生的作业可一点没有马虎过。上每一堂课，都有个打算：这一课叫学生得到些什么东西。讲历史，结合社会进化史。为了这个目的，他曾熟读《社会进化史大纲》，读过一些现代史资料，什么太平天国啦，义和团啦，康梁变法啦，等等。讲地理，结合地方民俗，发生过什么历史事变，出过什么杰出的英雄人物，尽可能叫学生多得到一些课外的知识。他正在静静地工作，两个学生开门进来，一进门就粗了脖子红了脸地进行争论。大个的说，中国农民所受的压迫有两个，一个是帝国主义，一个是封建势力。小个的说，不只有两个，有三个，是帝国主义、军阀政客、土
豪劣绅。两个人各自坚持自己的意见。贾老师只好停下笔，歪起头问：“你们有什么根据？”大个的说是贾老师在讲公民课的时候讲的。小个的说，是贾老师讲历史课的时候讲的。他说：“你们说得都对。”他这么一说，两个学生都睁大了眼睛呆住。他仰起头哈哈笑了说：“可不是吗？封建势力是军阀政客，土豪劣绅也是封建势力，背着抱着是一般重。”小个的对他的解释不满意，慑起眼睛问：“哪，你为什么这一次这么讲，那一次又那么讲呢？”他心上烦躁起来，纥纠起眉头，说：“算了，算了，请你们包涵着点吧！我这里忙得不行，有了时间再给你们仔细讲。”小个的说：“这会儿给俺讲讲就不行？”他把笔在桌子上一搁，说：“不行，你们给我出去！工作夹着我的手，没有时间和你们聊天儿！”说着，伸开两只手把他们推出门去。两个学生又说又笑，斤斗骨碌地跑开了。他又觉得口渴，从茶壶里倒出一盅凉开水，伸直脖子喝下去，紧接着又喝了一盅，坐下来继续改作业。心思虽然烦乱，精神还好，舞动那枝笔，脑、眼、手，同时并用，加紧进行工作。当他正在积极工作的时候，校役推门进来，问：“贾老师！昨儿你来了几个客人？”贾老师停下笔说：“就是一个客人呀！”校役又问：“吃了几顿饭？”贾老师说：“就是一顿饭呀！”校役连着又问：“前天来了几个⋯⋯”贾老师把笔在桌上一搁，笑了说：“这又是出了什么事情？这么多的罗嗦事！”于是不再等他一个一个地问下去，说：“前天来了两个，吃了两顿饭。大前天来了一个，吃了三顿饭，你自己算去吧！怎么算怎么是。”他还没有说完，厨师傅也走进来了，说：“贾先生！咱这厨房里的事情真是难办，你今天来三个人，明天来两个人，弄得我们没有法子算帐。先生们光嫌伙食不好，这怎么能吃得好呀！”贾老师说：“咳！你着什么急？吃一顿算一顿饭钱嘛！”厨师傅说：“是呀，吃一顿拿一顿的饭钱，俺可也得算得过帐来呀！你的客人常来常往，今天保定的来，明天天津来，俺可得弄得清呀！到底算你多少钱？”贾老师又哈哈笑着说：“要多少钱给多少钱还不行？你是劳苦群众，我还能亏负你。去吧，帐房里去支，借我下月的薪金。”校役说：“你下月薪金早借光了，这个朋友走，借点路费，那个朋友走，借点路费。寅支卯粮，那里行！”他又哈哈笑起来，说：“反正不能叫你们劳苦群众赔钱，下月的不够，借下下月的。下下月的不够，再借下下下月的。我正改作业哩，明天还得发下去。你们是工农弟兄，别跟我打吵子。”说着笑着，张开胳膊把他们让出去，把门关上。他又坐在椅子上，可是再也修改不下去。这个工作真难做，你越是着急，越是抓挠不到手里。他回到家乡来，做了几年工作，真是费尽心血呀！学校教课忙，工作
上的事情又多，上级下级都来找他，甚至街坊四邻、亲戚朋友的事情也来找他。虽然在学校教书，他还是常常和农民们在一起，风吹日晒，脸上胡子长了，也老了。如今年岁并不大，头上的头发开始脱落了。他一个人休息的时候，脸上老是从容不迫，和别人谈起话来，总是满面春风。他虽然生在城市，倒有一套农民作风，你一接触他，就觉得又和蔼亲切。他有一对好思考的眼睛，看他睒着眼睛呆呆地出神，眼角下伏着几条皱纹的时候，那正是他聚精会神地思考问题呢。这时，他觉得实在疲乏。昨天晚上给上级写了一个关于反割头税情况的报告，又睡得迟了。睡眠不足，觉得头有些晕，又走到澡堂里去洗澡。经常是这样，他身体疲劳过度，精神不好，或是失眠的时候，就到澡堂里去洗个澡，使全身的神经松弛一下，得到休息，回来再干。从澡堂里回来，天又黑了，浑身轻松下来，才点上灯修改作文。一直到天亮，才全部改完了。礼拜六上午没课，他蒙上被子睡到十一点钟。上作文课的时候，他出了两个题目，一个是“农民的出路”，一个是“怎样做个现时代的好学生”。上完了课，又得回家，今天晚上是个接头的日子。如何开展宣传，如何组织队伍，如何把这个运动开展得广泛深入，还要重新做个研究。他封好了炉火，关紧窗户，锁上门就出城回家了。雪太厚，走起路来很费劲，走到村头，已经黄昏时分了。走了一身汗，摘下帽子一看，帽子上直冒腾腾热气。他把帽子在身上摔打了两下子，皱了皱眉头，沿着村边走回家去。一拐墙角，看见门上挤着一堆人，他机灵地一抽身子退了回来，扒着墙角看着。他想：“要是有巡警或者马快班来了，就撒腿跑开，无论如何不能叫他们抓住。现在要是叫他们抓了去，这一大片地区的运动，就要受到很大损失。年前反割头税运动搞不起来，年后无法发动‘反对验契验照斗争’。听说统治者在明年要开始这种税收，那一笔勒索就比割头税重得多了。要是让统治者按照他们的计划把这批税款收上去，农民生活就更加没法过下去。”他斜起眼睛看了一会子，并不是马快班，也不是警察，是老爷爷跟邻家胡二奶奶吵架哩。他知道爷爷有点庄稼性子，连忙走上去看。老人嘴里喷着白气，两手拍着大腿，说：“你私入民宅，非奸即盗。你说，你说，你来俺院里晃搭什么？”胡二奶奶听不懂上半句话，看着老人的脸色不对，兴许是在骂街，就说：“怎么？你家去不得，我要看看俺家那只大芦花公鸡到底跑到那个贼窝子里去了！”说着，呼天喊地骂起街来，吆喝谁家偷了她的大芦花公鸡。老人气愤愤地说：“你骂谁？骂谁？谁家是贼窝子？”胡二爷也走上来帮腔：“谁家要是偷了俺家鸡，就是贼窝子。”胡二奶奶翘起嘴唇，跺着脚跟说：“谁家是贼窝子？黑更半夜，蹓哒着风箱做饭吃，隔三过五儿地就有生人来来往往，谁知道是干什么的！大清早起，刮着冷风，起来扫雪，反正不是什么好⋯⋯”他听到这里，不能再听下去。街上人很多，好象看变戏法儿的。他一步一步走上去，笑眯眯地说：“二奶奶！二奶奶！你消消气儿，消消气儿。”胡二奶奶一见他来了，立刻转了个脸色，说：“小子！你听，你爷说的那象话吗？今天一擦黑儿，我找不到俺家那只大公鸡，到你们院里看了看。你爷把眼一翻，说，‘黑灯瞎火了，上俺家里巴睖什么呀？’巴睖什么，难
道我还给砸明火的看‘出水’吗？你家去不得怎么的？”他拍拍胡二奶奶说：“去得！甭说上俺院里看看，你上俺家炕头上坐个半天，跟俺娘叙叙家常，俺娘才高兴呢！”他这么一说，胡二奶奶喷地笑了，说：“小子！你说的倒是一句话。”她又拍着手说起来：“老街旧坊，父一辈子一辈的，有什么不好，听你爷说的那象话吗？”他说：“他上了几岁年纪，老年人了，你不要跟他一样，要看孩子我的面上。”胡二爷把脚一跺，说：“好！你要是这么说，以后的事情，你怎么说咱怎么办，一辈子犯不着争竞。”他一手抓着胡二奶奶，一手抓着胡二爷爷，送到胡家门口，又用力向里一推，说：“忙家去吧！坐在你那热炕头上，喝红山药粥去吧！你看这刮着白毛风，天有多冷！”他走回来，看热闹的人都走散了。回到牛棚里一看，爷爷坐在炕沿上，正啃哧啃哧地生气哩。他问：“爷！那是怎么回子事？”他知道老人开通，向来不和别人打架斗气。老人一听，气得站起来，抬起一只手指划着，说：“那天一早，她就站在街上瞎摆划，什么黑更半夜拉着风箱做夜饭吃啦，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情！这个年头，粮米是贵的，谁又吃得起夜饭哩！”老人捋了捋胡子，跺着脚说：“他妈的！俺家就吃得起，你管得着吗？那天胡老二又说，‘成天价人来人往，是什么好亲戚哩！’他妈的！上俺家来的，都是好亲戚！”他呆了一刻，说：“他们说这个来？”老人说：“可不是。街上人们嚷明了，说你从天津回来，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他听到这里，身上一机灵，才要说下去，娘又来叫他们吃饭了。吃着饭，他想：根据这种情况，这交通站该搬家了。根据上级的指示，要把县委机关从城里转到乡村，把工作重点放到乡村去，对于开展乡村工作更为有利些⋯⋯２９那天早晨，江涛从城里拖着两只泥鞋走回来，也没进家，先去找他父亲。看了看老套子那里没有，看了看梨窖里也没有。回到屋里一看，父亲正坐在小柜上，闷着头抽烟。他就是这个老毛病，心里挂上点什么事，总是爱低下头抽烟，抽起烟来没个完。看见江涛回来，睒了一眼睛，问：“怎么今年这早晚就回来过寒假，有什么要紧的事吗？”江涛说：“有点，内部里说，农民们说捐税太多了，无法生活。要进行抗捐抗税。爹，你看怎么样？”严志和听了，吊着眼珠停了半天，才说：“抗捐抗税？哼，早就该抗了。这年头！人们还能活吗！三天两头打仗，不是要这个捐，就是要那个税的。咱那‘宝地’也去了，剩下几亩沙土岗，打的粮食还不够交公款。就靠着咱有这点手艺，要不早就蹾了狗牙了！”
江涛一听父亲的话，想：“贾老师看的真不错。”又说：“内部里说，先在‘反割头税’上下手。”严志和问：“什么算是割头税，要杀人？”江涛说：“杀一口猪，要一块七毛钱，还要猪鬃、猪毛、猎尾巴、大肠头。”严志和说：“光抗这么一丁点儿，解过什么渴来，能救得了多大急？”江涛说：“这是个开始，群众动起来，抗捐抗税，抗租抗债，紧接着就来了。”严志和说：“要紧的是抗租抗债，你看人们有几家不租冯老兰的地，有几家不使冯老兰的帐的？要是能抗住租债，人们就能对付着过下去。”江涛说：“首先是发动群众，只要人们动起来，搞什么都能胜利。”严志和一听，精神劲就上来了，说：“来吧！本来我后悔没下了关东，大灾荒年月又该轮到我的头上。听说河南里张岗一带，今年秋天闹起了‘抢秋’，吃粮分大户，出了个叫‘张飞’的共产党员，领导了秋收运动。”江涛说：“咱也是共产党的领导！”说到这里，严志和又问：“你不是说革起命来，能夺回咱的宝地吗？”江涛说：“当然呀，抗捐抗税，抗租抗债是经济斗争。由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就要武装工人，武装农民，夺取政权。到了那个时候，就要夺回咱的宝地了！”严志和听说要夺回宝地，就好象事情摆在眼前。他说：“听说共产党的事，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儿，怎么你跟我说起来？运涛都没跟我说过。”他睁着大眼睛看着江涛，似乎对江涛的说法，有些怀疑。江涛说：“运涛干工作的时候，你觉悟程度还不够。眼下我看你有了阶级觉悟，反正党的主张早晚要和群众见面，不然共产党怎么会越来越多呢？再说，你是我亲爹，打量你也不会把我的风声嚷出去。”严志和说：“当然，父子是骨肉之情嘛！”他们在屋子里说话的时候，娘在槅扇门外头，隔着门帘听，听得他们又念叨起革命的事——这事在她耳朵里并不新鲜了，过去运涛嘴上就常挂着，后来江涛也常说。今天她一听得念叨这桩事，心上就打起哆嗦。她一下子跳进屋子里，说：“快别念叨那个吧！才过了几天平安日子？”江涛说：“娘，那可要什么紧！”涛他娘说：“忍了这口气吧，几辈子都是这么过来，平民小户儿，能干得了什么呢？吞了这口气吧！”严志和说：“我吞了一辈子气，值得了什么？运涛被反动派关进监牢狱，我们的宝地也给他们夺去了，指着什么活下去？咳！阎王叫你三更死，谁敢留你到五更呢？”涛他娘一听，流下眼泪来，两手拍着膝盖说：“甭说吧，甭说那个吧！什么都是命里注定的，又有什么法子呀？”严志和说：“咳！我差一点儿没病死；冯老兰拿那么一点钱，把我们一辈子的血汗搂过去，把我们的谷仓抠在他的手里，那就等于要了我的命根子⋯⋯”他又恨恨地咬着牙关说：“我们一定要夺回宝地！”自从运涛住了狱，失去了宝地，他闹了一场大病，老奶奶也去世了，直到今天，他忘不了那一场灾难。只要一想起来，就好象有老鼠咬着他的心，而下身还在打着不甩。
他心上实在气愤，只要一提起这桩事，就火呛呛的，忍也忍不住。江涛看父亲庄稼性子又上来，说：“我看咱们就闹起来，跟他狗日的干一场！”严志和听了这一句话，又心思绵软起来。他想：“运涛为了革命，一辈子见不着天日。江涛又要为革命⋯⋯”想着，他不再说什么，也不想伸头闹什么运动。这时，涛他娘又在堂屋里絮叨起来：“干，干什么？好好儿呆着吧，熬得师范学堂毕了业，也当上个教员！”说到这里，她掀开门帘看了看，见江涛正在听着。放下门帘又说：“听说，那也能挣不少钱哩。到了那时候，也给你娶上一房媳妇，我早就想抱上一个大胖娃娃！”停了一停，又说：“当然啊！我也不是一定要给你寻个庄稼媳妇，你自己要是能找个知文识字的更好⋯⋯”严志和听涛他娘说得也有理，又说：“吞了这口气吧！过个庄稼日子，什么也别扑摸了。即便有点希望，又在那个驴年马月呢？”说着，他提上鞋根，又下窖鼓捣梨去了。江涛又在屋里楞着眼睛待了一会，看父亲这里不是个钥匙头，穿上娘亲手缝的粗布大褂、白布袜子、单梁套鞋，就向外走。娘扭头问他：“你去干什么？”他说：“我去看看忠大伯。”说着，沿着房后头那条小道，踏着积雪，到锁井镇上去。一进小门，看见有个穿灰布军装的人，趴着猪圈喂猪。他脑子里转着：“这个人可是谁呢？”走近了一看是大贵。他脸上立刻笑出来，走向前去握住大贵的手。大贵有二十五六岁，自从被冯老兰撺掇军队抓了兵，一直在军队上。长成个大个子，身子骨儿也很结实，两条粗壮的胳膊，两条粗壮的腿。眉泉很宽，两只眼睛离得很远，嘴巴上肉头头没有胡髭。灰布棉裤袄穿旧了，头上箍着块蓝布手巾，说起话来，瓮声瓮气。一见江涛，放下泔水瓢呆住了老半天，猛地拍打拍打手说：“兄弟！几年不见，怎么长得这么高了？”江涛笑着说：“你呢，还不是一样。你请假回来过年？”大贵说：“请什么假，我从前线上开小差跑回来了。”江涛问：“为什么开小差儿？你不是当了班长吗？”大贵说：“还不是当一辈子班长！咱不给他们卖那个死儿，为什么老是给军阀当炮灰？还回来干咱自格儿的呢！”江涛说：“大哥说的对，我也盼你回来。这几年在军队上怎么样？”大贵说：“倒是不错，把身子骨摔打了摔打⋯⋯”说着，他绷起嘴，攥上拳头，把腿一叉，抖了一下身子，浑身骨节咯吱吱乱响。说：“除了学体操，认了几个字儿，还学会了放机关枪，我看这玩艺倒是有用⋯⋯”这时，朱老忠正在屋里，听得江涛的声音，拈着胡子走出来。立在阶台上笑眯悠悠地说：“江涛回来了？忙来，在我这小屋里坐坐，跟大伯说会话。”他亲自迈下阶台，拽着江涛的手走回小屋，拿把笤帚扫扫炕沿，让江涛坐下。问：“你先给我说说，报纸上毛泽东和朱德怎么着呢？井冈山上又怎么着呢？”两人做伴上济南的时候，江涛给他讲过革命形势，直到现在他还记着。江涛说：“提起红军，可成了大气候。去年，毛泽东和朱德率领工农红军打到江西，占领了瑞金，建立了中央苏维埃革命根据地。在江西、福建一
带打游击，眼看这一团烈火就要烧起来！”朱老忠听了，一时高兴，响着舌尖说：“啧，啧，好！这个高兴的话儿，自从运涛蹲了狱，我的日子也过苦了，好久没听到说过了。闷呀，闷死人呀！这团火烧吧，烧得越大越好，什么时候烧到咱的脚下？”大贵在一旁眨巴着眼睛听着，闷声闷气地说：“那可不行，隔着长江黄河呢！”朱老忠说：“长江黄河隔不住这个，这是人心上的事情，象一阵风。”江涛说：“大伯说的可真对，我大贵哥就不回军队上去了？”朱老忠说：“自从运涛坐了狱，我心里也害怕了，去了个信叫他回来。成天价在枪子群里钻来钻去，枪子儿那里是有眼？”他虽然上了几岁年纪，身子骨还结实，红岗脸，三绺小胡子，黑里带黄。圆眼睛里射出炯炯的光辉。说起话来，语音很响亮，带着铜音。江涛转了个话题，说：“大伯，你的猪喂得可肥啊！”朱老忠说：“肥什么，人还没得吃，那里来的粮食喂猪？什么肥呀瘦呀，新年节下，人家吃肉咱也吃肉，这就是好。要是人家吃肉，孩子们瞪着两只大傻眼，叼着手指头看着人家，这就是缺欠。”江涛说：“说今年杀猪要拿税呀，不许私安杀猪锅！”朱老忠听了这句话，由不得楞了一刻，才说：“是吗？是从反动派那里下来的？”江涛向朱老忠凑了两步，伸出脖子哑默悄声地说：“就是冯老兰包了咱县的割头税。杀一只猪要一块七毛钱，一副猪鬃猪毛，还要猪尾巴大肠头。”朱老忠听说是冯老兰，把脸一镇，睒着眼睛呆了老半天。牙上吸着气，慢悠悠地抬起头来，说：“是⋯⋯他⋯⋯”江涛跳起脚说：“是，没错儿。”大贵把大巴掌一拍，说：“倒霉透了，今年连过年猪也杀不上了。”朱老忠在关东学会杀猪，制了一套钩子、梃杖，杀猪的家具。乡亲当块儿办个红白喜事，杀猪宰羊不求人。他把这套家具带回来，把这份手艺传给大贵。大贵今年才说要杀猪，又碰上禁安杀猪锅，心里实在不高兴。朱老忠叹了一口气，说：“又是他狗日的⋯⋯”一提起冯老兰，他心里实在腻歪。江涛说：“不管三七二十一，回去再跟我爹说说，咱硬安杀猪锅，不图钱不图利，就是争这一口气！”朱老忠听得江涛说，把拳头一伸，说：“大侄子说的是，既是这样，走，咱去找你明大伯商量商量。”朱老忠迈开脚步头里走，江涛和大贵在后头跟着。走到村北大黑柏树坟里，坟前有三间砖头小屋，屋前有几棵大杨树。北风吹得树枝嗤嗤地响着。一进小门，朱老明正合着眼睛捻麻经子，准备打苇箔。朱老忠坐在门坎上，把反割头税的话说了说。朱老明听了，慢慢把脸孔拉长，也显得瘦得多了。他多少年来，奔走劳累，身上只剩下一把骨头。低下头去，眯瞪着失明的眼睛，说：“思摸思摸吧！干是要干，看看怎么干法？”自从打输了那三场官司，他觉得凡事应该隐忍，小心谨慎从事。一时冒失，会使人们失去土地家屋。这不只是失算，而且是一生的苦恼。朱老忠说：“依我说咱们说干就干，冯老兰，他净想骑着咱穷人脖子拉屎不行！”
朱大贵一只脚蹬在炕沿上，揎起袖子抡着小烟袋，说：“左不过叫他们把咱压迫成这个样子。江涛兄弟！你头里走，傻哥哥我后头跟着。”朱老忠眨巴眨巴眼睛，说：“一个耳朵的罐子，抡吧！可是，这一次更要人多点。那场官司，联合了二十八家，还输塌了台呢！”江涛看忠大伯和大贵响应了反割头税的号召，他一时高兴，头上泌出汗珠来。说：“咱不跟他打官司，打也打不赢。咱这么着吧，一传俩，俩传仨，把养猪户和穷人们都串连起来。村连村，镇连镇，人多势力大，一齐拥上去，砸他个措手不及。拿税？拿个蛋！”朱老明一听，觉得很有道理。他抬起下巴，眨着无光的眼睛深思着。朱大贵问：“那能办得到吗？”江涛叉开腿，横着腰，抡起拳头，兴冲冲地说：“一个人挡不住老虎，五个人能打死老虎。十个人遮不住太阳，人多了能遮黑了天。一轰而起，一轰而散，他逮不住领头人儿，看他有什么法子？”朱老忠看见江涛这个架势，不由得肚子里笑起来。涨红了脸说：“哈哈，好嘛！大侄子这法儿真新鲜，打官司还得花钱呢，这用不着花钱。砸了就散，他找不到正头香主。还是念书念醒了的人们，画条道儿也高明。俺这瞎老粗儿，干了点子笨事。那时候要是有你这么个明白人，那三场官司也不会输给冯老兰！”朱老明听到这里，脸上可慢慢显出笑模样，说：“冯老兰那小子毒啊！立在十字街上一跺脚，四街乱颤，谁敢吱声？唉呀呀，过去就是迷糊，花了点子冤枉钱！来吧，咱听江涛的，闹闹运动看看怎么样？”江涛一听，笑了说：“怎么样？管保越斗越胜利！”朱老明有满肚子的辛酸，有多少年吐不完的苦水：他自从打官司失败，半年不出门，有理无处诉，气蒙了眼，成了双眼瞎。把老伴气死了，兄弟也走了西口，闺女们住不起家了，剩下孤零零一条单身汉。没了土地，无法糊口，只靠打苇箔、卖烧饼过生活。他从黑天到白日，眍䁖着眼睛，摸摸索索地站在箔秆前边。不管冬天夏天，他在那深更长夜里，背着那只油浑浑的柜子，走在十字大街上，尖声叫唤：“买大果子⋯⋯不⋯⋯啊⋯⋯”悠长的叫卖声，通过平原上的夜暗，传到七八里路以外。过路的人们，一听到这幽扬的声音，就留恋不舍，坐下来抽袋烟再走。不知不觉，引起肚子里辘辘地肠鸣，流出口水来，非赶上去买他的烧饼果子充饥不可。年代多了，他的叫卖声，就成了黑夜里的指路信号。有人问他：“冰天雪地，还做那买卖干吗？能赚多少钱？”他抬起头，睁开无光的眼睛，想看看天，也看不见了。在黑洞洞的长夜里，不一定想做多少生意，他受不住长夜的幽闷，一夜夜地睡不着觉，做着梦嘴上还嘟囔：“咳！好长的夜黑天呀！”在这艰难的岁月里，锁井镇上的烈火熬煎着灾难的生命。自从打输了官司，他就住在这三间小屋里。西头一间，盛着从白洋淀运来的芦苇白麻。东头一间，是他睡觉的土炕，门外是几百年来的老坟。每年夏天，坟地里长出半人深的蒿草，有各样的虫子在草里鸣叫。晚上他睡在土炕上，听着夜风吹着大杨树叶子，哗哗地响着。黎明的时候，他趴在被窝头上，听树枝上的鸟雀嘁嘁喳喳地叫个不停。冬天他听着北风的唿哨。他想，要是门前没有这几棵大杨树，说不定有多么孤寂呢！江涛看这个失明的老人，心里实在同情他。他过了斗争的一生，可是
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失败了，穷到没有立脚之地。当朱老明听得说又要反对冯老兰，他也想到，为了反对冯老兰，使他跌进一辈子翻不过身的万丈深渊，身上立刻打着寒噤。当他又听到，这个斗争，不用朱老巩光着膀子拼命的办法，也不用对簿公堂，不用花钱，只要组织、发动群众就行。他就咬紧牙根，恨恨地说：“干！割了脖子上了吊也得干！老了老了，走走这条道儿！”江涛看明大伯转变了怀疑的心理，又做了一些解释，说了一会话，叫了朱大贵，两个人走出来。朱老明听他们的脚步声走远，问朱老忠：“大兄弟！你走南闯北惯了，心眼里豁亮，看江涛说的怎么样？是这么回子事吗？”朱老忠说：“依我看，江涛是个老实人。再说这共产党是有根有蔓的⋯⋯”朱老明不等说完，就问：“他们的根在什么地方？”朱老忠说：“在南方，在井冈山上。”朱老明吧嗒吧嗒嘴唇说：“要是从井冈山上把枝蔓伸到咱这脚下，可就是不近呀！”朱老忠说：“别看枝蔓伸得远，象山药北瓜一样，枝蔓虽长，它要就地扎根。比方说，运涛参加了共产党，江涛又参加了共产党，说不定还有多少人要加入。”朱老明说：“按人说都是正支正派，可也要问清楚，咱心里才有底。”朱老忠说：“不用问，问，他也不说。我们两人从济南回来的路上，我旁推侧引地转着弯问了半天，他只说些革命的道理，不说出他们的根柢在什么地方。反正他们办的是咱穷人的事。说到这里，他又停住，眼睛看着远处老半天，把嘴凑在朱老明耳朵上，低声说：“大哥！这些年来，我老是这么想：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要想打倒冯老兰，是万万不能的。运涛那时候，我后悔咱没有找到这个门路，如今江涛可是共产党的人，咱们不能放过了，说干就是干！”两个人靠在门扇上晒着太阳，说了一会子知心话，商量着反割头税的事。朱老忠拍拍身上的尘土走出来，朱老明也拄上拐杖送出来，两人一路走着，朱老明说：“我看大贵这次回来不错，人聪明了，也能说会道了。我听他娘说，想给他粘补上个人儿。”朱老忠说：“年岁儿可是到了时候，你看谁行？”朱老明说：“我看春兰就行。”朱老忠听说到春兰，抬起头什么也不说。他又想起运涛来，那孩子还在监狱里。又想起铁窗里那张苍白的脸，掯着泪花的大眼睛。叹了口气说：“咳！为着运涛，我舍不得把春兰给了大贵。”说到这里，两位老人再也不说什么。他们同时感到心酸，几乎掉下泪来。他们为运涛难受，也为春兰难受。朱老明闭上嘴，眨着眼睛沉默了半天，从眼洞里滚出两颗大泪珠子。说：“咳！运涛一辈子住在监狱里，春兰还能活下去吗？运涛回不来，春兰可是怎么办哩？真是难死老人们了！我看别耽误了春兰，把这事儿给大贵办了吧！”朱老忠听着，觉得也有理。运涛一辈子回不来，春兰一个人可是怎么过下去？
３０江涛和大贵，从朱老明家里走出来，天上云彩晃开了，太阳从云彩里显出个浑黄的圆球。檐前滴着雪水，水滴滴在檐沿下，笃笃响着。路上的雪有了融化的痕迹，有人把泥土踩上去，在洁白的雪地上留下褐色或苍色的斑痕。两人说着话，走到朱老星家里。自从打官司失败，朱老星把几间房子卖了，借了冯老锡场院里两间小西屋住着。场院东墙有个角门，通到冯老锡家外院，外院通街是个大四方梢门。可是这场院不走梢门，正南开了个门，用柳条子编了个栅栏，上面插着一些枣树棘针。西面围着土墙头，西墙外头就是那个大苇塘。江涛和大贵一进栅栏，朱老星和他儿子庆儿，正在场上拉着碌碡碾谷槎。他们把场上的雪扫干净，把谷槎摊上碾着，累得脸上冒出白沫汗。江涛一看就问：“这是干什么？”朱老星见了江涛和大贵，也不停下。一步一步拉着碌碡，眯眯着眼睛笑，说：“你们猜不着。”庆儿闷着头不吭声，只是伸着膀子拉碌碡。这孩子有十二三岁了，脸上黑黑的，瘦干巴个子。江涛抬起头想了想，说：“嗯，就是猜不着。”朱老星歇下碌碡，从褡包上摘下烟袋来。先吹了一口，试试通气不通气。然后装上烟，打火抽起来。江涛问他：“大伯，你这是想干什么？”朱老星说：“为了冬天做饭烧炕的，我一家子人，一秋天拾下这垛谷槎。堆在场院里，狗在上头溲尿，猫在上头拉屎，老草鸡还在上头孵窝，弄得满世界肮肮脏脏。我捉摸了个法子：先把它碾烂，使些胶泥和起来，用板子拍得一方块一方块的。等晒干了，把它垒成院墙。做饭烧炕时，搬起来就烧。又当了院墙，又当了烧柴，一举两得。试了试，拉着风箱好烧着哪！”江涛合着嘴，心里暗笑。左思右想，想不出他这种行为是什么意思。把好好的谷槎碾烂，又使胶泥和起来，垒成院墙，再把院墙搬来烧。把谷槎抱来做饭，不就完了吗？他问：“大伯，春冬两闲的，你歇歇身子骨不好？”朱老星说：“话有几说几解。你想这大好的天气，吃了饭能净歇着？好歹得摸索点活儿。再说这冬天，有钱人家升上个小火炉，屋子里暖烘烘的。咱穷苦人家，升不起火炉，在屋里呆着也是冷。摸点活儿做，浑身上下热热火火，比升个小火炉儿还美气。”他说着，厚厚的嘴唇也不张开，只看见短胡髭一翘一翘的。两只细长的眼睛，在门楼头底下眯眯笑着。江涛说：“你把这谷槎垛在院里，垛好点。多咱烧的时候，抱进屋里去烧，不就好了吗？”朱老星说：“哪，反正不如这么着归结。”江涛问：“这样你不省下点力气？”朱老星说：“力气是随身带着的，好象泉眼一样，你只要用，它就向外冒。你要是不用它，它也就不冒了。你看大贵这身子骨，当了几年兵，在操
场上摔打得多么结实，多么粗派。你看他那两条胳臂，一伸就象小檩条子似的。”大贵说：“你说这个，我相信。”朱老星说：“是呀！当兵对咱穷人固然没有好处，可是也落下个好身子骨儿。”大贵说：“我还学会放机关枪哪！”朱老星笑了说：“着啊！这放机关枪，对咱穷人本来没有好处。可是大姑娘裁尿布，闲时做下忙时用。将来咱要是用着这机关枪了，拿起来就能放。话又说回来，在这严冬腊月，下雪天本来可以囚在炕头上，抽个烟歇憩歇憩。我觉得总不如把这谷槎归结归结好。”江涛说：“大伯！我看你费这把子力气，对于你的生活没有多大好处。”朱老星说：“你虽说是生在乡村里，长在种地人家，总归是读书人，捉摸不出咱庄稼人的日子是怎么过的。”正说着话，庆儿他娘从屋里走出来，高喉咙大嗓子说：“他，成天价是脱了裤子放屁！这么会打算，那么会打算，把个日子也鼓捣哗啦了，眼看就要蹾狗牙！”她是个大个子，身子骨挺粗派，乍蓬着头发。两只脚也是有尖儿的，可是比起男人的脚还长。说着话跺得脚后跟通通地响，手指头剜着朱老星的脑门子。她端出泔水来喂猪，一只半大猪，搭拉着大肚皮，从谷槎堆里钻出来，哼哼吱吱地跟着她跑。要是别人，听庆儿娘卷了他一阵子，也许会冒起火闹起脾气来。朱老星就不，只是眯眯地笑着，他听惯了。庆儿娘越是骂他，他浑身越是觉得滋润。日子长了要是听不见这种声音，看不见这样颜色，就觉得清淡，没有意思了。真的，庆儿娘连说带嚷，朱老星一点也不恼，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这么过来的，并不认为是什么侮辱。相反，更觉得夫妻的和美。朱老星把石头烟袋嘴含在厚嘴唇里，笑眯悠悠地说：“大侄子！你算捉摸不出我的心思。”大贵唔唔哝哝地说：“牛长得比骆驼大了，拉一辈子车，也不过是被人杀肉吃，成不了马！”朱老星听不透这句话，他说：“你们摸不清我的脾气，庄稼人一年四季，到了什么时候有什么活儿。一年三百六十五晌，那里肯歇着过？人吃饱了饭就得做活，随随便便地歇着，败家子儿才那么办呢！败家子儿不讲安生服业地做活，只讲吃好的、穿好的、歇着。越是歇着，身子骨儿越是懒散，好比铁机子生了锈，再也织不出布来。”朱老星一年到头，总会找到活儿做，两手下闲是他的目的。他常说，“人，吃不穷穿不穷，打算不到就受穷。”他就是成天价打算，比方说，他家过去也种过二三十亩地，就成天价设想耕种到六七十亩地的事，他说，“种到七八十亩地，就是财主了。”就成天价盘算怎样过财主。本来他家只养着一头牛，为了过财主日子，买了一辆四个牲口拉的死头大车。他想，目前买一辆小车，将来过到财主日子，牲口多了，还得买一辆大车，这辆小车就白费了。可是他这头牛，只驾得起一辆小车，架不起一辆大车。他就只好拿一根缰绳拴在轴头上，弯下腰替牛拉帮套。后来，把四条牛腿也累坏了。没有办法，又把大车卖了，换了一辆一个牲口拉的小车。思想上糊涂，使他过的日子象痨病一样苍白无力，甚至连个媳妇也娶不起。他自从打官司失败，把
房卖了，地去得也不少。养不起牛，把这辆小车也卖了。他还有个打算：宁可卖了庄户，也要留下土地，房顶上长不出粮食来，粮食是从土地上长出来的。这几年又赶上年头不好，捐税又重。地里打的粮食，还不够按亩摊派捐税。盘算来盘算去，今年冬天连那几亩地也卖了，省得拿捐税。江涛说：“大伯！我想不出来，象你过日子这么俭省，又肯付辛苦，怎么肯和冯老兰打三年官司？”朱老星把脖颈一梗，眯眯笑了说：“百人百性嘛！老母猪挤在墙角上，还哼哼三哼哼哩！干别的我舍不得，一说和冯老兰打官司，我鬻儿卖女也得干！”江涛说：“我想不出你这是怎么股子劲儿。”朱老星又说“：咱庄稼人，就有点儿庄稼正义。运涛入狱的那一年，我心上难受得不行，听说志和卖了宝地，你又上不起学了，那天我打短工才挣了一块多钱来，我就忙给你爹送了去，好叫你不失学。百人百性嘛！”说到这里，江涛受了感动。他记起贾老师说过，如何帮助农民从阶级压迫下觉悟过来，是共产党员的责任。朱老星领了江涛和大贵走到屋门口，掀起厚厚的蒿荐，叫他们进去。屋里黑洞洞的，象是夜晚。他每年到了冬天怕冷，把窗户纸糊上一层又一层，把屋里遮得黑咕隆冬的。庆儿娘坐在炕上叠补衬，给朱老星补袍子。江涛问：“大娘！这么破的袍子还补它干吗？”朱老星说：“别看袍子破，可是个古董。那是我父亲的，他去世了留给我。俺父子两代穿了不下四十年，年年补一次。虽然是葫芦片大的一块布，不管红的绿的，我也不肯扔了，都把它缝上去。反正身上多一层布，总该暖和一些。”如今缝了几十层，这件袍子已经有几十斤重了。冬天只要不做活，身上就凉下来。朱老星穿上这件袍子，和江涛大贵坐在炕沿上说话。江涛说：“大伯！我听得说，今年杀猪要拿割头税。”朱老星问：“又出了猪税？拿多少？”江涛说：“一块七毛钱，一副猪鬃猪毛和猪尾巴大肠头。”朱老星扳起指头算着：“一块七毛钱。一副猪鬃猪毛，也值个两块钱。再加上猪尾巴大肠头，按一斤肉算，也值个两三毛。”他撅起厚嘴唇，点着门楼头，说：“这税可不轻啊！”江涛又走到朱老星跟前，说：“你猜这猪税是谁包的？”朱老星问：“是谁？”江涛说：“就是咱那老对头。”朱老星睁起两只大眼睛，又问：“谁？”江涛说：“老对头，还有谁？”朱老星眨巴了眨巴眼睛，问：“冯老兰？”江涛说：“唔，就是他！我才和忠大伯商量了，咱们要反对割头税，打倒冯老兰，你说怎么样？”当江涛和朱老星说着话的时候，庆儿娘在背后头悄悄听着。听说又要打倒冯老兰，就瞪出眼珠子开了腔：“干吗？又要打官司？打官司打得成了穷光蛋，又要打官司！”光说，她还不解气，伸出手指头戳着朱老星的天灵盖。
大贵一看就笑了。朱老星也笑花了眼睛，唔唔哝哝地说：“她是这个脾气，三句话不对头就开腔，不兴小声儿说话？”庆儿娘说：“我叫你气的！天生的庄稼脑袋瓜子，窝着脖子活着吧，光想充好汉。还反对这个，反对那个的，谁也反对不了，返回头来把自格儿反对了！”朱老星支支吾吾地说：“那还不要紧，到后来才算老帐。”江涛说：“大伯说的对。忠大伯说，‘出水才看两腿泥。’咱朱家门里穷倒是真的，可也志气了几辈子！”说到这儿，朱老星猛地站起来，气愤愤地说：“狗日的欺侮了咱几辈子，咱可也不是什么好惹的！”停了一刻又问：“可不知道是谁的领导？”大贵指了指说：“就是咱江涛兄弟。”朱老星笑了说：“行呀，咱跟着走吧！”说到这里，他又犯了思索，说：“咱就是跟着走走！”江涛和大贵，从朱老星家里走出来，又去找伍老拔，想问问河南里“秋收运动”是怎么闹起来的。出了东街口，走上千里堤。天气晴朗，没有云彩也没有风。乌鸦在大杨树上，啄着雪花，又成群地飞起来，咶咶地叫着。他们顺着千里堤往东去。伍老拔家庄户，老年间本来在河南里，由于河流滚动，宅院坍进河里。滹沱河往南一滚，他家的宅基，又滚到河北里，正好滚在千里堤上。伍老拔他爹，就在这河堤上盖起两间土坯小房。现在桃李树成林了，大杨树也有一搂粗。在院子周围，栽上榆树和柳树，编起树枝当围墙，中间安个木栅栏。江涛和大贵一进木栅栏，有一只小狗从院子里跑出来，汪汪地叫着。大贵连忙吓住它：“呆住！呆住！”伍老拔听得有人进来，等不得放下家伙，右手拿着斧子，左手拿着凿子走出来，他的两个大小子也跟出来。大的叫小顺，十七岁了，二的叫小囤，也有十二三岁了。小囤走过去，用两条腿把小狗脖子夹在腿裆里。伍老拔问：“谁？”朱大贵说：“你一看就认得，是运涛他兄弟，江涛来了。”伍老拔楞住，仔细瞧了瞧，笑哈哈地说：“原来是江涛，几年不见长成大人了。过去人儿小，身上老是土土浆浆。这咱晚人长大了，浑身上下没个土尘儿。”江涛笑着问：“老拔叔！你回家过年来了？”伍老拔说：“做长活，一年忙四季，就是盼个年呗。”说着话，伍老拔把他们领到做木作活的小屋子里。拍拍手说：“哈哈！江涛，你上了洋学堂，也算咱老鸹群里出了凤凰啊！”又笑哈哈地说：“忙来坐坐。”叫江涛和大贵坐在做木作活的板凳上。又对小囤说：“去，烧壶水来，叫江涛喝。”江涛看了看他的木作家具，问：“你这是做什么？”伍老拔说：“咳，甭提了。自从那年把官司打输了，我到河南里去作活。把地都去完了，只得靠着耍手艺吃饭。年下才回来，做点小家具什么的，求个过年的法儿。这日子怎么也得过呀！”江涛说：“咱那场官司，输得惨哪！”伍老拔说：“一直打了三年哪！上城下县，那时也没离开我。”他抬起
头看了看大贵，又红了脸哈哈笑了。江涛看小顺用推刨刨着一条木棍，他问：“做的是什么？”伍老拔说：“他成天价没活儿做，我说十几岁的人了，又念不起书，跟我学了木匠吧，将来不是个饭碗？小囤，我叫他将来学种地。这才教他用湿柳木棍子，做小孩们拿着玩的刀啊枪的，用红绿颜色画画，卖个钱儿呗。”说着话，小囤提了壶拿了几个黑碗来，倒上水。江涛看那水土黄色，喝起来倒是甜甜的，就是有一股青泥味。他问：“这是什么茶？”伍老拔说：“那有什么茶？他奶奶这几天头疼脑热的，叫小囤到河神庙后头苇坑里，刨了些苇根来煮水喝。正赶上冯老兰趴在他家墙圈上看着，开腔就骂，还指挥护院的赶了小囤个骨碌子。真他娘的！有钱的王八大三辈，咱算惹不了他。”大贵喝着茶，吧嗒着嘴说：“这玩艺儿，败火着呢！”伍老拔说：“喝不起茶，这就是庄稼闹儿！”他动手凿着一块小木头，斧头敲得凿把乒乓乱响。江涛问：“你这是做什么？”伍老拔说：“我正在琢磨黄鼬铡。”又用手比画着说：“这地方凿个槽儿，这地方安个柱儿，再用一截破轧车刀，一块竹板就行了。把这玩艺下在黄鼬洞口上，黄鼬一出洞，一蹬这块小板就铡住。这玩艺用料少赚钱多。乡村里年幼的人们净爱买，现在正是时候，一过小雪，黄鼬皮就值钱了。咳！没有本钱，大活做不起了！”大贵说：“你净爱弄一些个古镂雕钻儿，不做黄鼬铡，就做黄鼬洞子，不行做个棺材什么的？”伍老拔说：“这是穷逼的呀！”说着，他又嘻嘻哈哈地比划着做黄鼬洞子的计划。黄鼬怎样走进洞子，怎样一蹬那块小板，那块砖向下一落，就把黄鼬堵在洞子里。比划完了，又嘻嘻哈哈地说：“饿死人的年头，真是没有法子！”大贵说：“大叔！怪不得人们都跟你叫乐天派。无论有多大事故压在你的眉梢上，还是嘻嘻哈哈，嘻嘻哈哈，看起来没有发愁的事儿。”伍老拔说：“嘻嘻！虱子多了不痒，帐多了不愁。人穷到什么时候还是一个穷字，能把两个穷字叠在一块儿？这年头，没有发愁的事，就是打不倒冯老兰是个发愁的事儿。”话是这么说，他瘦削的面孔，高颧骨，尖鼻准，高鼻梁底下两只大眼睛，他从来没有胖过。无论有多么紧急的事情，他的两条长腿，总是一迈一迈的，一步一步地走着，没有着急的时候。江涛问起河南里的秋收运动，伍老拔说：“谈起闹个运动什么的，咱倒成了内行。我们少东家就是个共产党员，领导了秋收运动，他的外号叫张飞。”紧接着，就谈了会子张嘉庆的事，说，“那人年岁不大，名气可不小。一说起秋收运动，一说起张飞来，在这滹沱河岸上谁都知道。”大贵说：“你说的这个我半信半疑，财主秧子们为什么给咱穷人办事呢？”伍老拔说：“这事儿，可是我亲身经过的。”大贵说：“哪，这人错非是中了共产迷。”伍老拔说：“没错儿，不信你也跟着共产党走走。”谈到这个节骨眼儿上，江涛把反对割头税的事对伍老拔谈了。伍老拔
把屁股一拍，说：“对嘛！就是这么办，咱组织农会吧。反对割头税，打倒冯老兰。你不来找我，我还想去找你们哩！”江涛见伍老拔接受了反割头税的意见，心里高兴，说：“好吧，今儿格晚上，你到我家里去，咱在一块商量商量，看看怎么办法好。”那天晚上，朱老忠、朱老明、朱老星、伍老拔、朱大贵，都到江涛家里，坐在严志和的热炕头上，商量了一晚上。他们决心反对割头税，一齐下手，报那连输三状的仇。定下：先秘密组织，再公开宣传活动。他们从第二天开始，就背上粪筐去走亲戚。象扯瓜蔓一样，亲戚传亲戚，朋友传朋友。组织了大严村、小严村、大刘庄、小刘庄⋯⋯象一块石头投进古潭里，激起无数波圈，一圈套一圈地，联系得多了，就一天天地联系得远了。３１当天晚上，朱老明在严志和家里开了会回来，睡在炕上，翻来复去，怎么也睡不着。一年来就是这样，人们一说起运涛，他就几天心里放不下。他又想起春兰，那孩子一天天地长大了，老是住在家里。她娘性子绵长，老驴头糊里糊涂，他们不会给春兰安排一生的大事。第二天他做了点饭吃，就去找朱老忠。朱老忠不在家，就跟贵他娘说：“我心上有一件事，想跟你说说。”贵他娘问：“大哥！什么事儿？”朱老明说：“我想，咱大贵今年也有个二十老几了，一直在外头跑了几年。这咱回来，连个屋子炕也没有，听说你要给他粘补个人儿？”贵他娘睁圆眼睛，看着朱老明把这句话说完，笑了说：“可不是，我心里正叨念这件事，可见你为咱大贵操心。”说着，又咯咯地笑起来。朱老明哑默悄声地说：“小子家一到了这个年纪，你不给他屋里寻下个人儿，就会恨老人糊涂。”贵他娘说：“大哥！咱给孩子安排安排吧，你看咱村谁行？”朱老明说：“我看春兰就是个好人儿。”朱老明说到这里，贵他娘可就不往下说了。春兰和运涛的事情她完全明白，如今运涛陷在监狱里，涛他娘把春兰比闺女还亲，怎么说给大贵呢！朱老明合着眼睛，听贵他娘答话，老半天没有声音，他说：“你别听人们瞎念叨，我总认为春兰是个好闺女。”贵他娘说：“人们念叨，是捕风捉影，到底是真是假，谁也不清楚。”朱老明说：“谁准知道？磨牙就是了。”贵他娘说：“就怕大贵不干。”朱老明说：“依我看他巴不得的。”贵他娘说：“你说的是春兰模样好？”朱老明说：“模样好是一个，也聪明伶俐。再说，象咱这户人家，寻人家什么主儿？比咱强的，人家不寻咱，比咱不强的，人儿再长得不象个样子，大贵也不干。春兰，咱就是图个好人儿。”贵他娘抬起头，迟疑了半天，听得朱老明说，她心上也有了活口儿，
说：“商量商量再说吧！”朱老明说：“我想保保这个媒，我先跟涛他娘透透，他们要是可怜孩子们，也许一口答应下。”贵他娘说：“不就说嘛，要是说不明白，春兰一过门，老婆子还发懵哩！”说到这里，朱老明站起来，抬起头向着天上长叹一声，说：“咳！都是为儿女操心哪！”他从朱老忠家里走到村北，才说走回家去，又想上严志和家里去看看。摸对了道，走到小严村。一进严志和家小门，就放开嗓子喊：“志和在家吗？”涛他娘把眼眶对在桃形的小玻璃上，看是明大伯来了，问：“明大伯你来吧！他没在家。”朱老明听说志和不在家，就不想再进去。摸到窗户根前，说：“他干什么去了？”涛他娘说：“左不过是你们跑踏的那些事，你看他父子俩，成天价没了别的事儿了。”朱老明隔着窗户，一句一句地转着弯、捡着柔和话，跟涛他娘把大贵和春兰的事说了说。涛他娘笑了说：“早该这么着。”话虽这么说，她心里可想起运涛来：“咳！那孩子，他还在监狱里！”她想说同意，怕将来对不起运涛，想说不同意，可叫春兰等到多咱？犹豫了半天，眼里一下子流下泪来，说：“行啊，大贵也到年岁了！”朱老明听她犹豫不决，又不好断然决定，怕伤了涛他娘的心。可是一想到春兰年岁不小了，是大贵也罢，不是大贵也罢，也该给她操持个人儿了。就说：“我不过说说罢了，运涛还在监狱里，怎么能把他心上的人儿给了别人。要是叫他知道了，还恨他这个不明理的大伯呢！”涛他娘听了这句话，低头扬头地想了半天。眼圈慢慢红起来，睒着眼睛说：“十年⋯⋯十年监牢，可也是个年月儿，当娘的能叫人家春兰老在屋里？”自从运涛入狱，只说是十年就可以回来，她还不知道是遥遥无期。又流泪说：“咳！春兰，孩子年轻轻的，受的委屈可不小啊！”朱老明也想：“怎么世界上难堪的事情都出在她身上？”两个人说了一会子话，唉声叹气了半天。涛他娘擦干眼泪，抬起头来说：“咱不能耽误人家春兰呀，运涛在监狱里，咱拽也拽不出他来。春兰在家里，活活地等着，可为什么哩？”其实，目前春兰出嫁不出嫁，不只在运涛。老驴头听到运涛的风声以后，也打算过这件事。要是寻个不如运涛的人，不用说春兰不如意，春兰娘也怕对不起她。想要找运涛这样人，可也百里不抽一。老驴头呢，想到老两口子上了年岁，离不开春兰，一定要寻个“倒装门”儿，这门子亲事就难对付了。春兰一心要等着运涛，这人儿把感情看得特别重，她看中了的人，就一心一意，受多大折磨也得爱他。她看不中的人儿，就是家里种着千顷园子万顷地，她也不干。这点脾性，乡村当块的人们谁也知道。甚至连那个玩弄女人的老手冯老兰，也再不敢想着她。如今连她的亲爹亲娘也算在里头，没有一个人敢跟她提起婚事。朱老明说：“人们都说，春兰那孩子长得高了，也黄了瘦了。”朱老明一说，涛他娘又流下泪来，她想运涛，又舍不得春兰。虽是两家，春兰就象在她家里长大的。她睁着两只眼睛，看他们一块儿长大。又睁
着两只眼睛，看着春兰出秀成一个好看的姑娘。自从打算把春兰娶过来，没有一天不盼运涛早一天回来，早一天怀里抱上个胖胖的孙子。如今运涛要住一辈子监狱，说不定等运涛出来，春兰也就老了。运涛再也看不见春兰黑里泛红的脸庞，春兰也看不见运涛那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了。朱老明听涛他娘半天不说话，心上想：“咳！可怜见儿！涛他娘还以为运涛是十年监禁，不承想这一辈子娘见不到儿，春兰也见不到运涛了。可是早晚也少不了这一场剜心的痛啊！涛他娘要是个明白人，这会儿不能光为运涛，也得替春兰着想。还不如把春兰给了大贵，久后一日运涛要是有命出狱，再给他粘补别的人，普天下好闺女多着呢。咳！难死老人们了！”他一边想着，拿起拐棍走出来。叹了一声，说：“也够涛他娘操心的了！”涛他娘说：“你走吗？不进来暖和暖和？”朱老明说：“唔！我估摸天黑了，回去看看，该做点吃的了。”朱老明从严志和家走出来，才说往家走，又想：“要不，我再去找找老驴头。”他又迈开脚步，走到老驴头家。一进大门，就喊：“老驴头在家吗？”进了二门，老驴头掀开门上的蒿荐，探出半个身子，弯着腰笑了说：“是朱老明，快屋里来吧！”朱老明走到屋里，春兰忙拿笤帚扫了炕沿，叫明大伯坐下。她又背过脸儿，低下头做针线。老驴头说：“老明兄弟！可轻易不到我门里来⋯⋯”朱老明说：“我衣裳破，瞎眯糊眼的，进不来呀！”老驴头说：“算了吧，你的眼皮底下那里有我老驴头啊？”朱老明说：“今天来，有个好事儿跟你说说，你喜欢哩，咱就管管，不喜欢也别烦恼。”老驴头呲出大黄牙说：“你说吧，咱老哥们有什么不能说的。”朱老明说：“咱大贵回来了，我说给他粘补个人儿，想来想去想到你这门里⋯⋯”朱老明和老驴头说着话，他不知道春兰就在炕那一头，做着活听着。她听来听去，听说到自己身上，心上一下子跳起来，一只手拿着活计，一只手拿着针线，两只手抖颤圆了，那根针说什么也扎不到活计上。朱老明继续说：“我左思右想，你两家也算是门当户对。老忠兄弟地土不多，你也只有那么几亩地⋯⋯”春兰听到这里，脸上热辣辣的，红得象涂上胭脂，伸起脚咕咚地跳在地上。通、通、通地三步两步迈到槅扇门外头，春兰娘也就跟出来。老驴头哈哈笑着说：“行倒是行，俺俩做了亲家，先说有人给我撑腰板了，少受点欺侮。可是这闺女跟运涛⋯⋯运涛还在监狱里。”朱老明说：“不能光为运涛，也得为春兰。你跟闺女说说，要是说对了，这门亲事就算做成了。”老驴头说：“你看，俺老两口子守着她一个，她出门走了，俺俩要是有个灾儿病儿，连个做饭的人儿也没有。再说这家里也冷冷清清的。”老驴头这么一说，朱老明紧跟着问：“没的，叫春兰在你门里住一辈子？”老驴头说：“我想寻个‘倒装门’，又是女婿又是儿。”说着，又嘻嘻笑了半天。说：“你要是说着老忠把大贵给了我，将来我这门里有男有女，有大有小，也算成了家子人家了。有二贵一个，也够他老两口子享受一辈子的。”
朱老明说：“这样一来，你们老了，有一儿一女在跟前，倒是不错，街坊四邻也少结记你们，可是大贵也得干哪！”老驴头说：“跟老忠说说吧，咱乡亲当块儿，谁家人人口口、那厢屋子那厢炕都知道，也用不着隔村求人去打听。老忠和大贵同意了，我这几间房子几亩地，也就成了他们的事业。”说到这里，春兰娘掀开门帘走进来，说：“老明哥！老忠舍得吗？那么大小伙子了？”朱老明说：“反正是这么个两来理儿，大贵不上你家里来，春兰就上他家里去。”一边说着，几个人又哈哈大笑了半天，朱老明才走出来。春兰正在灶堂门口烧火做饭，她听到这刻上，就完全明白了。但当前占据她思想的不是大贵，是运涛。象有两只明亮亮的大眼睛，又在看着她。那个良善、淳厚的面容，很难使她一下子忘下。于是，思想就象静下来的春天的潮水，重又返卷上来，鼓荡着喧哗着，激动着她的心情，再也不能安静下去。她把饭做熟，也没吃，就走回屋里。灯也没点，一个人趴在炕席上，两只手抱起脑袋，呜呜咽咽地哭起来。老驴头和春兰娘摸着黑影喝稀粥，老驴头看不见春兰端碗，问：“春兰又不吃饭了？”春兰娘说：“可不是，又哭哩！”自从运涛陷在监狱里，春兰不吃晚饭，半夜里一个人抽泣，已经不是一次了。可是，当娘的又有什么办法呢？老驴头吃完了饭，摸着黑影走到屋里，坐在小杌凳上，看着春兰呆了一会，说：“闺女！你也不小了，你上无三兄下无四弟，你本身的事儿不跟你商量，可跟谁去说呢？大贵，你们小里常在一块，再说当兵回来，长得越发的壮实了，你看怎么样？”老驴头一说，春兰哇地哭出来。老驴头又生起气来，拍打着大腿说：“你看，这是跟你商量哩！你这是为什么？”春兰一行哭着，说：“什么也不是，是嫌我吃你的饭，你多嫌我。早晚我拉着一枝枣树棘针，端着个破瓢，要着饭吃离开你这门⋯⋯”春兰这么一说，老驴头也火了，说：“我就你这么一个闺女，谁又多嫌你来！”春兰见老驴头发了火，跺起脚跟说：“你，你，就是你！早先儿你就为冯家老头谋算我！”春兰娘赶上去插嘴说：“运涛要是十年不回来呢？”春兰说：“我等他十年！”春兰娘又问：“他要一辈子不回来呢？”春兰说：“我等他一辈子。”老驴头一听，可不干了，一下子闪开怀襟，脱了个光膀子，拍着胸膛说：“你瞎说白道，当爹的穷了一辈子倒是情真，可没有鬻过儿卖过女！”父女两个，闹得不可开交。春兰自从运涛坐了狱，哭哭啼啼，天天想念。可是她不能明哭，只是偷偷饮泣。多少屈情郁积在心里，今天象黄河决口一样，哇啦地哭起来。一边哭着，心上想念着运涛。一想起运涛，心上越发地难受。她猛地把脑袋一扎就往外跑，说：“今日格我活尽了命了！”一股劲出了大门，望着井台上跑。春兰娘看她要去跳井，抬起腿追出来。春兰一出门，碰上一个人从街
上黑影里走过来，说：“谁？谁？是谁？跑什么？”春兰一听是忠大伯，停住脚楞住。春兰娘一五一十地对朱老忠说了，说到春兰要跳井，就象撮住朱老忠的心一样，跺着脚对春兰娘说：“干什么，你们想干什么，又折掇她？春兰！你给我回去！”春兰听得说，悄悄地走回来，也不哭了。朱老忠走到春兰家里，对老驴头说：“闺女是你的，可比我跟前的还疼。你们要是再折掇她，我就不干！”老驴头说：“我那天爷！谁折掇她来，谁家闺女不出阁呢！”朱老忠说：“俺春兰就是等着运涛，看你们怎么的？大贵要是成亲，去找别人。”老驴头说：“好，她不愿出聘，叫她在家里老一辈子，我再也不管了。”朱老忠说：“管，你也得管好。这么大的闺女了，比不得小孩子，不能叫她老是哭哭泣泣。”朱老忠看老驴头和春兰娘不再说什么，春兰也不哭了，就抬起腿走出来。他还有更紧要的事情，为了组织农民宣传队，还要去找严志和。婚姻事情，在春兰的一生中是件大事，可是在锁井镇上来讲，也实在算不了什么。目前家家户户，街头巷尾，人们谈论的是反割头税、反百货税运动。锁井镇上，逢五排十加二七，五天两个集日。每逢集日，有成车的棉花，成车的粮食拉到集上。有推车的、担担的、卖葱的、卖蒜的、卖柴的、卖菜的。有木货铁货、农器家具、匹头苇席，要什么有什么。那天早晨，老驴头还没有起炕，就叫春兰：“春兰！春兰！今日格你跟我赶集去。”春兰从被窝里伸出头来，问：“干什么？爹！”老驴头说：“咱去赶个集，卖点菜什么的，换个钱好采办点年货，快该过年了。”说着，伸了伸胳膊，觉得很冷，重又缩回去，蜷伏着腰睡了一会。才说披上棉袄起炕，一阵风从墙缝里钻进来，吹在他身上。他又把棉袄向上一耸，盖住头温了温。伸上袖子，拿起烟袋来抽烟。吧嗒吧嗒一袋，吧嗒吧嗒一袋，抽了两袋烟，棉袄还是暖不过来，又盘着脚合了一会眼。他上了年纪，火力不足了。一到冬天，老是觉得脊梁上发凉。春兰娘从门外探进头来说：“忙起呀，不是去赶集吗？”老驴头问：“今日格是小集大集？”春兰娘说：“大集。”老驴头才穿上棉裤，他又想起来：这几天身上老是觉得痒，兴许是长了虱子。昨日晚上他就想叫春兰给他拿拿，可是又忘了。他又脱下棉裤来拿虱子，拿得不解气了，伸出牙齿，顺着衣裳缝咬，咬得咯嘣乱响。春兰娘又说：“饭熟了，还不起？”老驴头穿上裤子，再穿袜子，才穿上袜子，裤腰带又找不见了。翻着被窝找了半天，一欠身子，原来在屁股底下坐着。老驴头吃了饭，拿了两只筐，拾上几捆葱，几辫蒜，抱上两抱白菜。叫春兰挑上头里走，自己背了秤，在后头跟着。一过苇塘，就听得集上的喧闹声，早就人多了。春兰挑着担子在集上走，看见昨日晚上有人把农会的标语和告农民书，贴在聚源号的门外头。她楞了一下，把筐放在聚源号对过，挤了个空摆上摊。
不一会工夫，聚源号门前挤了一堆人，都在那里看传单。朱全富老头，看了会子传单，从人群里挤出来，捋了捋胡子，摇着头说：“咳！又出了一宗税。”老驴头把秤递给春兰，赶过去问：“你说什么，出了什么税？”朱全富老头说：“割头税。”老驴头问：“什么叫割头税？”朱全富老头把割头税的事，告诉了老驴头。说一块七毛钱，老驴头还不惊，后头那一大堆零碎儿可值钱不少，他又问：“墙上贴的那些红红绿绿的是什么？”朱全富说：“那是出了农会，出了共产党，要反割头税！”老驴头点了点长下巴走回来，嘴里不自觉地嘟念着：“咳！杀过年猪，也要拿税了！”他从春兰手里接过秤来，开始照顾买卖。平时都是他一个人赶集，今天年集上人多，一个人照顾不过来，才叫春兰在一边帮着。有抽袋烟的工夫，朱老星那个矮个子走过来，他头有点横长，满脸络腮胡子，眯细着细长的眼睛，蹒蹒跚跚地走着。听人们正吵吵杀过年猪拿税的事，他说：“种地要验契，吃盐要加价⋯⋯杀过年猪也拿税钱，这玩艺更是节外生枝！”伍老拔拖着两条长腿，象长脚鹭鸶，一步一步迈过来，提高嗓子大喊：“这年头，兵荒马乱不用说，又要割头税，真是万辈子出奇的事！”你一言我一语，谁也不愿交割头税。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朱老忠也走到人群里，说：“城里出了农会，要反割头税。冯家大院包了全县的割头税，刘二卯和李德才包了全村的。他们有衙门里的公事，我有这个⋯⋯”说着，解开怀襟，掏出红绿纸印的传单标语，在人们眼面前一晃，又揣进怀里。春兰在那里看着，忽然间在人群里闪出一个人，长头发大眼睛，长得和运涛一样。嗯，怎么长得一样？就是个儿矮一点。她心上乱起来，脸上有些热。仔细一看，她才知道：“是江涛！”江涛在一边看着，咂着嘴，不住地笑着。他觉得这个小宣传队真是不错，党的号召在人们心里生根了。正在得意地寻思，冷不丁人群里闪过一个稔熟的面影，他怀疑是“眼离”，擦了擦眼睛，定了定神一看，一点不错正是严萍。她穿着绿绸旗袍，花呢靴子，拎着个竹篮在买东西。江涛笑模悠儿地走上去，扯住她的篮系儿，说：“你也回来了？”严萍睁开眼睛怔了一下，说：“回来了！你比我回来得更早。”说着，她嗔着脸撅起小嘴，低下头也不看他一眼。江涛心里有点慌，脸上红起来。严萍说：“一进腊月门，老奶奶就捎信：‘叫萍儿回家过年。’爸爸说，奶奶年纪大了，想孩子们，就叫我回来了。我去找了你好几趟，老夏说你有病，去思罗医院了。我又一个人跑到医院去看你，没有。又说你上北京天津去了⋯⋯谁知道你上那儿去了呢？近来你的行踪老是叫别人捉摸不定。”她生起气来，脸上白里透红。江涛问：“你是和登龙一块回来的？”严萍说：“那你就甭管了。”江涛拎起篮子，帮她在大集上买了猪肝、肉、黄芽韭、豆腐皮和灌肠什么的。他们在头里走，春兰在后头跟着。走到街口上，春兰好象从睡梦里
醒过来，一下子站住。心里笑了笑说：“看，他们有多好！”由不得眼里掉出泪来。她看见严萍就想起自己，看见江涛，就想起运涛来。她觉得自己和她们不是活在一个世界上。太阳暖和和的，道沟里有融了的雪水。白色的雪堆，在旷地上闪着光亮，乡村在阳光下静静睡着。严萍从脖颈上拿下围巾，眨着眼睛问：“今天大集上象是有什么动静，嗯！人们嚷着‘要反割头税’！‘要反割头税’！”她仄起头，眨巴着眼睛瞅江涛。象是说：“你一定知道。”江涛迟疑了一刻，想：“不能再不对她讲明白了。”就说：“是的，要发动一个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反对蒋介石的割头税、百货税、印花税。”他对她讲了目前农村经济状况，讲到农村的剥削关系，又说：“农民负担太重了，生活再也无法过下去，要自发的闹起来呀！”严萍说：“啊！可就是，乡村里太穷了，太苦了！到底是什么原因？”江涛说：“军阀混战，苛捐杂税太多。工业品贵，农业品贱，谷贱伤农，农村经济一历历地破产了！”严萍说：“不错！退回一年，你这么说我还不懂。现在讲我就明白了。在城市里住久了，忘了农村生活的苦相。苦啊，农民生活苦啊！吃不象吃的，穿没有穿的！”她低下头走着，看见两只花鞋尖，在地上带起尘扬。江涛说：“所以我们要发动农民，组织起来，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严萍两眼不动窝地瞅着江涛，心里说：“怎么？小嘴头儿这么会说，讲得那么连理，那么有理。”她想笑出来，又不好意思。又说：“真的，我真是同情农民！”走到小严村村头上，严萍立住不走了。伸手拎篮子，说：“我要回去。”江涛把篮子一闪，说：“到我家去。”严萍坚持说：“不，到我家去。”两个人正在道口上争执，一伙赶集的人们走过来，向他们投过希奇的眼光。江涛只得跟严萍抄着小路走过小严村，走到严萍她们村头上，村南有个小水塘，塘边长着几棵老柳树，塘里冻下黑色的冰，塘北里有个黄油小梢门。走到门口，江涛又站住，把篮子递过去。严萍歪起头看着他，问：“干什么？”江涛犹豫说：“我想回去。”严萍说：“为什么？”她猛地把篮子一推，径自走进去，江涛只好提着篮子跟进去。走到二门，严萍又扭头看了看江涛，无声地笑了，红了脸。大声喊叫：“奶奶，来客了！”老奶奶在屋里答话：“呵！回来了，丫头！那里的客人？”严萍说：“我的朋友。”“谁，那里的朋友？”老奶奶高身材，驼着背，很瘦弱，身子骨倒还硬朗。颤巍巍地走出来，站在台阶上说：“我看看是谁！”当她看出是个亭亭秀秀的小伙子，站在严萍一边。不由得突出牙齿笑了，说：“傻闺女！不能那么说，那有十七八的大闺女跟半大小子交朋友的？”严萍嗤地笑了，两片红霞泛在脸庞上，三步两步抢过门坎。吃吃地笑着说：“俺是这么说惯了。”奶奶嘻嘻笑着，说：“你们住城，俺住乡嘛，十里还不同俗呢！这会儿
奶奶不怪罪你们。”又嘟嘟哝哝地说：“城里时兴的是大脚片儿，剪头发⋯⋯”奶奶屋里放着红油橱子，升着煤火炉，炕上铺着羊毛毡。严萍请江涛坐在小柜上。老奶奶又走进来，眯缝了眼睛，笑眯眯地说：“我当是谁，你不是志和家的吗？”江涛局促不安，立起身来说出自己的姓名。奶奶把竹篮拎到外屋，说：“萍儿！你的朋友来了，叫老奶奶给你们做什么吃？江涛，说起来都不是外人，你爷爷在这院里待了一辈子。你爹年幼的时节，也在这院里扛活。那时候还有我们老头子，看他父子俩安分守己，帮他们安下家来。后来你们才有了家业，成了一家子人家了。志和老运不错呀，修下这么好小子⋯⋯”奶奶说着，擦擦案板，试试刀锋。又说：“听人们说，你哥哥被人家糟踏了。咳！年幼的人们，在外头别担那个凶险。光想割（革）人家的命，人家不想割（革）你的命吗？光自把个小命儿也割（革）了！自己的事还管不清，去管国家大事。人小，心大！”老奶奶说着，严萍打断她的话，问：“奶奶，你给江涛做什么吃？”奶奶继续说：“朋友们到咱家，多咱也没怠慢过。黄芽韭猪肉饺子、四碟菜、一壶酒。有老头子的时候，是个为朋好友的人。四面八方，朋来客往，成天价车马不离门，壶里不断酒，灶下不离肉，老头子不在了，人客也稀少了。”她嘴上不停地说着，又想起严家兴盛时代的情景。她说的老头子，就是严知孝的父亲严老尚。老奶奶把案板搬到炕上，揎起衣袖，系上围裙，剁了馅儿，和起面来。江涛和严萍盘腿跨上炕沿，帮奶奶捏饺子。奶奶洗碟、刷碗、炒菜，手等着就把饭做停当了。老奶奶跪上炕沿，跷起腿磕了磕鞋底上的土，盘腿坐在炕上。严萍端上菜，奶奶要陪江涛喝酒，江涛不喝酒，老奶奶自斟自饮。江涛吃着饺子问：“奶奶！一个人住在这院里，不闷的慌？”老奶奶说：“我嫌孩子们闹的慌，叫他二叔住西院。有老头子的时候，这院就不住人。朋友们来了住住，知孝父女们回来，也住在这院里。别人另有他们自己的屋子。我老了，怕麻烦。”吃完饺子，江涛要严萍参加反割头税运动，严萍一口答应下。他俩说着话的时候，老奶奶在后头听见，问：“什么？反什么割头税？”严萍说：“今年又出了一种新税，杀一只猪要⋯⋯”不等严萍说完，老奶奶说：“自古以来，老百姓就是完粮纳税的，又值得反什么？”严萍说：“咳！这税那税，农民们没法生活了，都要起来闹腾呀！”老奶奶说：“可不能闹啊！闹闹也得拿，今儿不同往昔，谁敢反上，就是杀头，他们可厉害多了！”严萍一听，眼珠向江涛偷偷一斜，转了一下，撅起小嘴儿。她心里在想：在乡村里，农民运动将是什么规模。３２
春兰站在街口上，看江涛和严萍走远，擦了擦眼睛，心里说：“他们有多好哩！运涛要是回来了⋯⋯”看着他俩走远，她才慢慢走回来，老驴头问：“那起子人们，是干什么的？”春兰说：“是反割头税的。”老驴头唔唔哝哝地说：“割头税，杀过年猪也拿税，这算什么世道儿？”刚才朱全富老头说，老驴头还没有注意。他见到这么多人吵吵嚷嚷，呼噜喊叫的，嚷着反割头税的事，可就动了心了。他从去年买了一只小猪娃，为了省钱，这猪娃离开娘早几天，才买的时候只有猫儿那么大。吃饭的时候，他少吃半碗，也得叫小猪娃吃。晚上小猪娃冻得叫声惨人心，他又从炕上起来，披上棉袄，把它抱到热炕头上。等猪娃大点了，才叫它吃青草瓜皮什么的。到了今年冬天，又喂了它好几布袭红山药，这才胖胖大大的象只猪了，看看猪肉快到嘴头上，又⋯⋯不，他倒没想到吃猪肉，他想把它杀了，只把红白下水什么的吃了，把肉卖出去，得一笔钱，当作一年的花销。听说要拿割头税，他还闹不清是怎么回子事。心上乱嘀咕，说什么也安不住心了。卖了几斤白菜、几捆葱，就叫春兰拾掇上担子，挑着走回来。老驴头走到家，也没进屋，就走到猪圈跟前。那只猪正在窝里睡着，他拿柳杆子把它捅起来，才慢搭搭地走到食槽前，拱着槽要食儿吃。他伸手拍了拍猪脊梁，猪以为老驴头又要给它篦虱子，伸开腿躺下来。他摸了摸那猪的鬃，有三四寸长，猪毛也有二寸多长，油亮亮的，象黑缎子一般。猪抬起头，要老驴头篦脊梁，老驴头不篦，它就在木槽上蹭起来。老驴头踏着脚，响着舌尖，实在舍不得这一身猪鬃猪毛。又捏了捏猪脊梁，看肉儿厚实上来，也该杀了。他又走回屋里去，对春兰说：“你合计合计，一只猪的税顶多少粮食？”春兰转着眼睛思摸了一会，说：“也值个两三小斗粮食。”老驴头说：“要买几口袋山药啊，我不能平白给了他们这两三小斗粮食。”春兰说：“那也没有法儿，人家要哩！”老驴头的脸上立刻阴沉起来，胡子翘了老高，他舍不得这只猪。一年来他和这猪有了感情。更舍不得这一身猪鬃猪毛。心里想着，走出大门，去找老套子。走到老套子门口，一掀蒿荐，老套子坐在地上烤火，见老驴头走进来，说：“来，老伙计，烤烤火吧！”老驴头说：“你这算是到了佛堂里，冬天没有活儿做，还烤着个小火儿。”老套子说：“咳！冷死人了，拾把柴禾都伸不出手去！”老驴头说：“腊月里的花子赛如马嘛！”又说：“我心里有件遭难事，想跟你商量商量。”老套子说：“商量商量吧！咱俩心思对心思，脾气对脾气。”真的，他俩自小就好得不行，好象秤杆不离秤锤。老驴头说：“街上又出了一宗割头税，杀一只猪要一块十毛钱，还要猪鬃、猪毛、猪尾巴大肠头。我那只猪呀，今年冬天才喂了两口袋山药，肉儿厚厚的，脊梁上的鬃，黑丢溜的，有三四寸长。唉呀！我舍不得。”老套子说：“我也听得说了，哪，舍不得也不行，官法不容情呀！人家要嘛，咱就得给，不给人家行吗？”老驴头说：“一只猪的税，值二三小斗粮食。我要是有这二三小斗粮食，再掺上点糠糠菜菜的，一家子能过一冬天，眼看平白无故被他们拿去。不，这等于是他们砸明火，路劫！
他们要抢我二三小斗粮食！”他火呛呛地说着，鼻涕眼泪顺着下巴流下来。老套子同情地说：“可不是嘛，可有什么法子，这年头！”老驴头气愤地伸出两个拳头，一碰一碰地说：“不，我不给他们。割了我的脖子，把我脑袋扔在地下当球踢，我也不给他们！”老套子说：“行吗？不给人家行吗？大小是‘官下’儿，那不是犯法？”老驴头说：“我不管那个，我不能平白丢了这二三小斗粮食。”他一边说着，拔脚就走出来，抱着两条胳膊，趱着脑袋走回家里。二话不说，从案板上扯起菜刀，就在石头上磨起来。磨一会子，伸开大拇手指头试着刀刃儿。把刀磨快了，又叫春兰：“春兰！春兰！”春兰问：“干什么？”老驴头说：“来，绑猪。”春兰问：“上集去卖吗？”老驴头说：“什么上集去卖，我自己杀！”春兰说：“不是说，今年不许私安杀猪锅吗？”老驴头把长脑袋一不楞，哼哼唧唧地说：“⋯⋯不管他！”说着，拿了绳子，直向猪圈走去。春兰连忙赶上，把嘴唇对准老驴头的耳朵，说：“听见叫声，人家要不干哩！”老驴头猛地醒悟过来，看了春兰一眼，想：“可也就是，猪是会叫的，叫得还很响。”他又走回来，拿出一条破棉被，向春兰打了个手势说：“这么一下子，把猪脑袋整个儿捂上。”春兰也打了个手势说：“把猪嘴使被子堵上。”老驴头笑了笑，说：“来！”他跳过猪圈墙，伸手在猪脊梁上挠着，那猪一伸腿倒在地上，眯眯着眼睛哼哼着。春兰也跳过去。老驴头挠挠猪脊梁，又挠挠猪膈肢窝。猪正合着眼过痒痒劲儿，老驴头冷不丁把被子捂在猪身上。腿膝盖在猪脖子上使劲一跪，两只手卡住猪拱嘴。那猪只是哼哼，连一声也叫不出来了，四条腿乱蹬打。老驴头说：“春兰！忙绑，绑！”春兰两只手，又细又长。一上手儿，那猪伸腿一弹，就弹到一边去，弹得她斤斗趔趄。老驴头和猪支架着，着急说：“春兰！上手！上手！”春兰学着老驴头，两腿跪在猪脊梁上，攥住猪的腿，的零哆嗦地强扭到一块，用绳子绑上，绑上后腿，又绑上前腿。那猪气性真大，它还使劲挣扎。累得春兰呼呼哧哧的，喘不上气来。老驴头问：“这怎么办？”春兰问：“什么？”老驴头说：“它要叫哩！”春兰跑到屋里，找了一堆烂棉花套子来，塞进猪嘴里。又使小木棍向猪嗓子眼里挺了挺，直塞得满满的，再使绳子把猪拱嘴缯结实。老驴头把手一撒，那猪前后脚支撑了几下，哼哼着，再也叫不出来。老驴头两只手挑起那床破棉被抖了抖，一看，叫猪刨烂了好几大片，露出棉花套子来。
他可惜得挤眉皱眼，哆弄着棉被，摇了半天脑袋。刚把猪绑上，仄起耳朵听得街上有人敲门。他走到大门上，隔着门缝一看，是老套子。把门开了，让老套子走到屋里，坐在炕沿上。天气冷，老套子抄着两只手，搂在怀里，把脖子缩在破皮帽子底下，说：“我听你的话口儿，是想逃避猪税？”老驴头说：“我想自格儿偷着杀了，不叫他们知道。”老套子说：“我怕你走了这条道儿，才找了你来。咱俩自小里在一块拾柴拾粪，扛小活儿，有多少年的交情。我跟你说句老实话，要知道‘官法如炉’啊，烧炼不得！咱庄稼人以守法为本，不能办这越法的事。”老驴头说：“不，我不能叫这二三小斗粮食插翅飞了。”老套子说：“我听得人们说，包税的总头目是冯老兰，包咱镇上税的是刘二卯和李德才。这两个人就是冯家大院里的打手，你惹得起吗？”说到这刻上，老驴头可就犯了嘀咕，闭上嘴不再说什么。老套子说：“依我说，你忍了这个肚里疼吧！二三小斗粮食，要是他们把你弄到‘官店’里去，花二三十斗的钱还不止哩！”老驴头抄着手，点了几下头，说：“哼！我喂这只猪可不是容易呀，它吃了我几口袋山药才长胖。人家养猪，是为吃肉香香嘴，我是想把它卖了，明年过春荒。他们又想从这猪身上抽一腿肉走⋯⋯”老套子看他紧皱眉峰，心上实在难受，就说：“这么着吧！咱镇上朱老忠和朱老明他们要反割头税，闹得多么凶！看他们闹好了，他们不拿，咱也别拿。他们要是拿呢，咱就得赶快送过去，可别落在人家后头。”说到这里，老驴头一下子笑出来，说：“哪！咱看看再说？”春兰家猪没杀，可是天天听得猪叫的声音。黎明的时候，有人把猪装在车上，叫牲口拉着车在院里跑，故意让它叫，而且叫得很响。然后，老头老婆们站在门口，喧嚷上集卖猪去，被猪叫惊了车了，然后偷偷地把猪藏起来，暗自杀了。看看离年傍近了，过年的气氛更加浓厚起来；家家碾米磨面，扫房做豆腐。春兰正跟娘剁干菜，蒸大饺子。冷不丁地听得街上响起一阵锣声，想是为了割头税的事，她说：“娘！我到街上去看看，干什么敲锣呢？”娘说：“为了这只脏猪，也费这么大的心，你去吧！”春兰走到街上一看，刘二卯正在小十字街上敲锣，粗着脖子红着脸，敞开嗓子大喊：“我花钱包了镇上的割头税，不许私安杀猪锅。谁家要想杀猪，抬到我家里来，给你们刮洗得干干净净。不要多不要少，要你大洋一块零七毛，外带猪鬃、猪毛、猪尾巴大肠头⋯⋯”春兰看了一下，连忙跑回来。娘问她：“怎么的？”春兰说：“刘二卯在街上嚷人们，可幸咱没把猪杀了，怎么惹得起人家？你看那个横劲儿，黑煞神呀似的。听说他家里安上了大杀猪锅，钩子、梃杖在一边放着，就是没有人抬猪去。”刘二卯在街上一敲锣，严志和、伍老拔、朱老星，上大严村、小严村、大刘庄、小刘庄，通知反割头税的人们：“快安杀猪锅！”第二天，朱大贵也在门前安了杀猪锅，朱老明拄上拐杖挨门串户，从这家走到那家，说：“要杀猪上大贵那儿，不要大洋一块零七毛，不要猪鬃，不要猪毛，也不要猪尾巴大肠头，光拿两捆烧水的秫秸就行了。”全村说遍了。走到老驴头门前，碰上春兰，说：“闺女！把你们那猪抬到大贵那里去吧，白给你们杀，连秫
秸甭拿。”春兰说：“唔！我去看看。”她跑到街口上一看，杀猪锅安在大贵家小槐树底下，朱老忠烧锅，大贵掌刀。伍老拔、朱老星，在一旁帮着。每年年前，杀猪宰羊是个喜兴事，二贵、伍顺、庆儿，都来帮手，一群孩子打打闹闹，在一边看热闹。大贵穿着紧身短袄，腰里杀着条小褡包，把袖子揎到胳膊肘上，两只手把猪一提，放在条案上，左手攥住猪拱嘴，右手拍拍猪脖子上的土，把毛撮干净。手疾眼快，刀尖从猪脖子上对准心尖，噗嗤地往里一攮，血水顺着刀子流下来，象条鲜红的带子。扑着盆底上的红秫黍面，溅起红色的泡沫。大贵看血流尽了，用刀在猪腿上拉了个小口，把梃杖伸到小口里挺了挺，猫下腰把嘴对着小口，吹得滚瓜儿圆。然后几个人把猪抬起来，泡在热水里。人们一齐下手，把毛刮净，把白猪条挂在梯子上，用水冲洗得干干净净。伍老拔笑咧咧地说：“来，先开冯老兰的膛。”大贵手里拿着刀子，比划着说：“先开狗日的膛！”说着，从猪肚子上一刀拉下来，又描了一刀，心肝五脏，血糊淋淋流出来。伍老拔说：“摘他的心，看看他的心是黑的是红的？”大贵把两只手伸进膛里，摘下心来，一窝黑色的淤血顺着刀口流下来。他说：“嘿！是黑的。”伍老拔笑了笑，说：“早知道狗日的心是黑的，放大利钱收高租，不干一点人事儿！”朱老星听得说，一步一步走过来，笑眯眯地说：“那可是真的！听说过去‘大清律’上都有过，‘放帐的，放过三分当贼论！’如今他们连这个都不管了，只是一股劲长利息，刮了人们的骨头，又抽人们的筋！”伍老拔说：“甭说了，摘他的肝吧，看看有牛黄没有？”朱老星笑了说：“嘿嘿！你算了吧，猪黄长在尿泡里，是一种贵重的药材。”伍老拔看大贵摘下肝，又摘肠胃，说：“来！他不叫咱好受，咱捋他的肠子，看他肚子疼不疼！”说着，朱老忠、朱老明、朱老星⋯⋯一群人都咶咶地笑了。大贵把大肠、小肠、肚、肝、五脏，一样一样地用麻绳儿拴了，挂在墙上。伍老拔笑笑说：“看！大贵多会给咱穷人办事！”一会儿，江涛背着粪筐，慢慢走过来。他到各村检查工作，转游到大贵这口锅上一看，不由得心里高兴起来，拍着大贵的肩膀说：“大哥！是这么办，多给咱穷人办点好事。”大贵得意地把两只黑眼珠瞪得圆圆，滴溜地靠在鼻梁上，伸出大拇指头，说：“只要兄弟肯领头儿，咱满跟着，手艺和力气是随身带着的。”一群姑娘，站在街口上看杀猪。春兰站在人群里看着大贵，从背后看，象个大汉子。正面一看，是个大眼睛、红脸膛、宽肩膀、圆身腰的小伙子。身子骨象是铁打成的、钢铸成的一样：叉开腿一晃肩膀，浑身是力气。春兰看见这个小伙子，在众人面前很受尊重，心上深深受了感动，想：“怪不得说⋯⋯”伍老拔离远看见姑娘们咭咭呱呱，又说又笑，实在高兴。悄悄地撧了根秫秸秆，在血盆里挑起一大团血泡泡，跑过去说：“姑娘们！来，要过年了，给你们头上插上朵石榴花儿。”说着，就要插在个儿最高，脸儿黑黑的
春兰头上，吓得姑娘们笑着散开了。春兰一面笑着跑回家去，碰面看见老驴头。她说：“爹！咱也把猪抬到大贵他们那儿去杀吧，跟大伙在一块，心上有多么仗义！”老驴头说：“嗯！人们都抬到他们那锅上去了？”春兰说：“唔！抬到那里去的猪可多哩，直杀了一天一夜，还没杀完呢。”老驴头说：“走，咱也抬去。”两个人重又把猪绑上，找了根木杠子抬起来。一出门老驴头想起大贵和春兰的事，虽然还没定亲，可也有人提过了。要是成了亲的话，大贵将来还是自家门里的女婿。把猪抬了去，大贵就得和春兰见面。为了杀猪，或许他俩还要在一块儿待半天。他又想到春兰和运涛的事，心里想：“不好！不好！男女授受不亲！”他说：“不，咱不抬到大贵那口锅上去。”春兰问：“抬到哪儿去？”老驴头说：“咱抬到刘二卯他们那口锅上去。”春兰说：“不，爹！刘二卯那里要猪鬃猪毛⋯⋯一块七毛钱哩！再说，他和民众们为敌⋯⋯”她这么一说，老驴头又想起来，说：“回去，回去，咱先抬回去，想想再说！”两个人重又把猪抬回院里，春兰问：“怎么，不杀了？”老驴头说：“杀是要杀，得叫我想一想，怎么杀法儿。”他在院子里走来走去，转游了半天，才说：“哎！咱晚上偷偷把它杀了吧！”春兰说：“咱那里会杀猪哩？又没有那带尖儿的刀子。”老驴头说，“切菜刀也能杀死！拿杠子打也能打死！”春兰看着老驴头那个认死理的样子暗笑，不再说什么。老驴头又去找老套子，他跟老套子一说，老套子晃了半天脑袋，思忖了半天，才同意偷偷地把猪杀了，他也要来帮忙。那天晚上吃过饭，老驴头叫春兰娘烧了一锅汤。等老套子来了，搬了个板凳放在堂屋里。板凳挺窄，猪一放上去，得有人扶着。不的话，猪一动就要掉下来。老驴头嘴上叼着切菜刀，左脚把猪耳朵蹬在板凳上，左手攥住猪拱嘴。右手拿下菜刀，说：“吭！摁结实，我要开杀！”老套子用右脚把猪尾巴蹬在板凳上，一手攥住前蹄，一手拉住后蹄，使劲向后拉着，说：“开杀吧！”当他一眼看见老驴头手上拿的是菜刀，就问：“哪，能行吗？”老驴头说：“行！”老套子见他很有自信，也没说什么。老驴头把切菜刀在猪脖子上比试了比试。他没亲眼看过杀猪，只是见过杀羊、杀牛。杀羊杀牛都是横着用刀子把脖项一抹，血就流出来。他憋足了劲，把刀放在猪脖子上向下一切。那猪一感觉到剧烈的疼痛，四只蹄子一蹬跶，浑身一曲连，冷不丁地一下子挣脱了老驴头和老套子的手。向上一窜，一下子碰在老驴头的脸上，把他的鼻子碰破了，流出血来。向后一个仰巴跤，咕咚地倒在地上。老套子伸开两只手向前一扑，那猪见有人来扑它，两条后腿向上一蹦，把老套子碰了个侧不楞，窜到房顶上。向下一落，一下子落在汤锅里，溅起满屋子汤水横流，溅了春兰娘一身。锅里水热，烫得猪吱喽地叫了一下子，跳出来带着满身的血水，在屋里跑来跑去，把家伙桌子碰翻了，盆、罐、碗、碟，打了个一干二净。又纵身一跳，窜上炕去，吓得春兰娘哇地一声。那猪直向窗格棂碰过去，克嚓一声，把窗棂碰断，跳下窗台去。跐蹓蹓地满院子乱窜。
老驴头带着满脸鼻血，从地上扶起老套子，两个人又去赶那只猪。猪带着血红的刀口，流着血水，睁着红眼睛，盯着老驴头。它这会儿明白过来，老驴头不再把它抱到炕头上，不再一瓢一瓢地喂它山药，不再给它篦虱子，要拿刀杀它。它只要一见到人，就张开大嘴，露出獠牙，没命的乱咬。见到老驴头和老套子赶上去，它照准了老驴头的腿裆，跐蹓地窜过去。老驴头两手向前一扑，扑了个空，一跤跌翻在地上。老套子左扑一下，右扑一下，也扑不住。那猪一直向街门窜去，本来那街门关得不紧，留着一道缝。那猪向门缝一钻，蹓哒地把两扇门碰翻，掉在地上。那猪一出门口，就象出了笼子的鸟儿，吱喽怪叫着窜跑了。老驴头和老套子，撒开腿赶上去。他们上了几岁年纪，腿脚不灵便了，再也赶不上带着创伤的猪。两个老头找遍了全村的苇塘和厕所，找遍了村郊的坟茔，还是找不到。老套子回家吃饭去了，老驴头直到夜深，才一个人慢吞吞地拐着腿走回来。说：“春兰！春兰！这可怎么办？咱的猪也找不见了！”春兰说：“我说抬到大贵那里去，你非自格儿杀，你可什么时候学会杀猪哩？”老驴头说：“说也晚了，想想怎办吧！”他坐在炕沿上，丧气败打地喘着气，也说不上话来。猪把窗棂碰断，春兰娘把一团破衣裳挡上去，挡也挡不严，腊月的风刮进来，屋里很冷，冻得老驴头身上直打寒颤。春兰说：“那可怎么办哩？老套子大伯那里是办事的人？和大家合伙一块办事有多么好，孤树不成林，孤孤零零地一个人，那里能办好了事？你去找个明白人请教请教！”老驴头说：“找个明白人，可去找谁呢？”春兰说：“你去找忠大叔，那人走南闯北，心明眼亮，办事干练，能说也能行！”离年近了，家家准备过年的吃喝。老驴头找不到猪，也没钱办年货。春兰撅起嘴，搬动伶俐的口齿，批评说：“不会杀猪，强要自格儿杀。手指头有房梁粗，还会杀猪哩⋯⋯”老驴头坐在炕沿上，把两只手掌搂在怀里，合着眼睛闭着嘴，什么也不说，合上眼挨春兰的数落。实在耐不过了，就说：“甭说了吧，你愿找朱老忠，你去找他吧！”春兰一听，笑了笑，洗了个手脸，穿上个才洗过的褂子，扭身往街上走。一进大贵家门，正碰上朱老忠。问她：“闺女，你来干什么？”春兰说：“我爹把个猪跑了，求求你佬，设个法儿找回来。”两个人说着，走到屋里。贵他娘一见春兰，满脸笑着，走上来问：“春兰！今日格什么风儿把你吹到俺家来？”春兰腾地红了脸，笑着把老驴头和老套子杀猪，走失了猪的事情说了。朱老忠和贵他娘一听，猫下腰笑了一会子。贵他娘说：“你可不早说，隔晌隔夜了，这猪要是跑出村，叫人家捸了去，可是怎么过年？”春兰一时着急，跺着脚说：“那可怎么办哩？”朱老忠又笑了说：“咳！可怜的人们，我给你出个主意吧！”朱老忠求人写了几个红帖：“兹走失黑猪一只，脖子上带有刀口，诸亲好友知其下落者，通个信息，定有厚报。”叫二贵、伍顺、庆儿、大贵，到各村镇、各个地方张贴去找。
寻了一天，还是寻不着踪影。天晚了大贵才回来，他为这只猪，一直走了几个村子，把腿肚子都走痛了。贵他娘噗地笑了，说：“把腿肚子走痛了，也值得呀！”大贵睁着大眼睛问：“怎么的？娘！”贵他娘说：“早晚你就知道。”朱老忠也笑笑说：“好啊！大贵要是认可了，反割头税胜利，又过年又娶媳妇，三桩喜事一块办。”大贵一听，猜到春兰身上，一下子从心上笑到脸上，热辣辣的起来，说：“哈哈！我可不行，先给二贵吧，二贵也快该娶媳妇了。”贵他娘说：“别说了，先给你娶。”大贵说：“咱这三间土坯窝窝，把人家春兰娶在那儿？”朱老忠说：“那也不要紧，明年一开春，咱再脱坯盖上两间小西屋。”可是，一说到这“倒装门”上，大贵横竖不干。他说：“春兰！人家算是没有挑剔，咱就是不干这‘倒装门’。听说得先给人家铺下文书，写上‘小子无能，随妻改姓⋯⋯’不干，她算是个天仙女儿，她有千顷园子万顷地，咱也不去。”二贵笑了说：“坏了，这可堵住我的嘴了，我要再说春兰好，算是我多嫌哥哥。”朱老忠说：“咱这是一家子插着门说笑话，运涛还在狱里，咱能那么办？”说着，他又抬起头待了半天，沉思着：“咳呀！那孩子在监狱里，转眼一年多了！”当他一想到无期徒刑，脸上又黯然失色。这时候满屋子沉寂，一家四口不约而同地想起运涛。他们都和运涛一块待过，都知道他的人品行事儿。一想起他要在黑暗的监狱里度过一生，止不住浑身热烘烘地难过起来。大贵自小里跟着朱老忠受苦惯了，在军队上当新兵，操课更紧。虽然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他还没有、也不敢想到娶媳妇的事。有时他和姑娘们走个碰头，也只是把下巴朝天，或是扭着头走过去。因为日子过得急窄，他好象不愿看到红的花、绿的叶，不敢看见少女们摇摆的身姿，花朵一样的脸庞，闪光的眼瞳。他象是埋在土里过日子，今天一提到春兰的事，他的心再也在土里埋不住了。象二月里第一声春雷，轰隆隆地敲击着他的胸膛。浑身脉搏跳动不安，象在呼唤：“你起来吧！别再沉睡了！”那天晚上，大贵把脑袋搁在枕上，翻来复去，说什么也睡不着觉。他又想起那年抓了兵，临走的时候，还对运涛说过：“⋯⋯希望我回来能见到你！”可是他回来了，运涛却住了监狱，朋友们再也见不到面了。一想起运涛，又想起春兰。她的命运有多么不好！为了想念运涛，他想应该替春兰把这只猪找到。要是找不到，他们怎么过得去年呢？春兰心上不知多么难过。他越想心上越是烦躁起来，听得人们都睡着，他又穿上衣服，开门走出来，再轻轻把门关上。刚出门的时候，天还黑着，出了大门，向南一拐，通过大柳树林子，上了千里堤，月亮从云彩缝里闪出光来。辉煌的光带，象雨注在喷洒，照得雪地上明亮亮的。他想为了这只猪，围村什么地方都找遍了，就是这河滩上还没有去找。他又踏看雪走下堤岸，沿着堤根走了一截路，再向南去，走在铺着雪的河滩上。河滩上的雪，被大风旋绞得一坨一坨的。有的地方，光光的没有一点雪，有的地方，雪却堆得很高很高。大贵踏上去，一下子就陷进
大腿深，他又使劲拔出腿来，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身上热了，出起汗来。在河滩上站了一刻，月亮照得象白昼一样。他觉得累了，掏出小烟袋，划个火抽着烟，这时他的脑子里，又想起运涛和春兰。抽完那袋烟，刚站起来，想走到冰上去。看见一个黑东西，踏着河坡和冰河连接的地方走过来。象是一只狼，可是走得很慢，又象是一只狗。他蹲下去，想等这狗走过来的时候，吓它一下。那家伙走近了，嘴里直哼哼，拱着雪咂着嘴吃东西，是一只猪。他身上猛地颤抖了一下，想：“一定是春兰家那只猪。”他拍了一下胸脯，高兴起来，喜得心上直跳。等那只猪走近了，他猛地纵起身来，抽冷子一个箭步赶过去。那只猪一见有人扑它，瞪起红眼睛盯着，支绷起耳朵，翘起尾巴，张开嘴，露出大长牙，哺呵哺地一动也不动。大贵看它的样子，怕它跑掉，也不敢立时下手。慢慢向前蹭了一步，那只猪四条腿向前一窜，一下子碰得大贵趔趄了一下子，跌在地上。大贵伸开两条腿向上一拧，一个鲤鱼打挺，啪地戳起身子来就赶。自从闹起反割头税运动，人们为了避猪税，把猪藏在囤圈里，或是柴禾棚子里。可是猪是活的，它会在黑夜里跑掉，因此雪地上跑着不少没有主的猪。这只猪自从离开老驴头，饿久了，也瘦了，身腰灵便了，跑跳起来象只狗。猪在头里跑，大贵在后头追。这只猪也许被别人追过了，有了经验，一碰上雪垄，后腿一弹就窜过去，大贵得在深雪里踏好几步，可是它始终也拉不下大贵五步远。大贵和这只猪，在河滩里，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竞赛了吃顿饭的工夫。大贵喘起气来，累得支持不住了。憋了一股劲，窜了几步，向前抓了一把，又抓滑了。又挥起胳膊紧捞了一把，又抓滑了，只捞住一条猪尾巴，那只猪吱吱叫起来。大贵伸手攥住猪的后腿，那猪用力一蹬跶，象要腾空飞跃。大贵向前一蹴，到了一片冰地，叉开腿把猪抡起来，啪呀啪地，在地上摔了两过子，摔得那猪再也不蹬跶了。大贵伸手在猪脖子底下一摸，带着刀口，正是春兰家那只猪。心里不由得笑起来，高兴极了，想：猪找到了，春兰他们可以过个安生年了！大贵喘着气歇了一下，把猪扛在脊梁上，走了回来，到春兰家门前，敲了两下门，心上还突突直跳。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叫门的声音并不大，就听得春兰家屋门一响，春兰踏着轻轻的脚步走出来。到了门前，问：“是谁敲门？”大贵说：“是我。”春兰一听，象是大贵，憨声憨气的，就待住手不开门。焦急地问了一声：“是谁？大贵？”春兰不知说什么好，她害起怕来，心上颤栗说：“深更半夜，你来干什么？”大贵说：“你开门吧！”春兰说：“不能，说不明白不能开门！”大贵说：“你开开门就知道了。”春兰说：“不，不能⋯⋯叫街坊四邻知道了，多么不好！”后头这句话，只说了一半，没有说出口来。大贵一下子笑出来，说：“春兰！我给你找到那只猪了。”春兰一听，啪啦地把门开开，说：“嘿嘿！这才过意不去哩！”大贵伸开膀子，要把猪递给她。春兰一试，实在沉重，直压得弯下腰抬不起来，着急地说：“不行！不行！”大贵把猪扔在地上，拍了拍身上的雪说：“你搬回去吧。”春兰笑了说：“救人救到底，送人送到家，你给俺搬进屋来吧！”
大贵挪动脚步说：“不，这黑更半夜的⋯⋯”他说着，扭头就向回走。春兰走上去拽住他，说：“俺爹娘老了，搬也搬不动，这有百八十斤。”大贵待了一会，说：“好！”伸手又把猪扛在肩上，通通地走进屋子去。春兰先进屋，点了个灯亮儿，说：“爹！大贵给咱把猪找到了！”老驴头怔了一下，说：“什么？”他从被窝筒里伸出毛毵毵的脑袋，看见大贵扛进猪来，放在柜橱上，张开胡子嘴，呵呵地笑着。春兰娘问：“是大贵？”老驴头说：“活该咱不破财，这才叫人不落意哩！”急忙穿上棉袄，转过身来对大贵说：“咱也赞成你们这个反割头税了！”大贵说：“当然要反他们，房税地捐拿够了，又要割头税。他们吃肉，就不叫咱喝点肉汤！”老驴头说：“那我可知道，就说冯老兰吧，他一天吃一顿饺子，吃咸菜还泡着半碗香油。”大贵说：“天晚了，你们安歇吧！”他迈开大步走出来，老驴头说：“春兰！忙送你大哥。”春兰送大贵走到门口，才说搬动两扇门关上，又探出身来说：“你慢走？俺就不谢谢你啦！”大贵回头笑了笑，说：“谢什么，咱又不是外人。”春兰笑吟吟地说：“那倒是真的！”这句话还没说完，她看见前边墙根底下，黑糊糊地站着一个人。又问：“大贵！你看那是个人？”大贵趋着眼睛看了看，说：“许是个人。”又回过头来说：“春兰！你回去吧！”春兰说：“天道黑，你慢走！”大贵说：“好说，谢谢你！”３３朱大贵顺着那条小街往家走，走到街口，那个黑影又不见了。天晚了，风声在大柳树林子里响起来。走到自己门口，才说开门，里面有人开门出来，是朱老星。大贵问：“天晚了，你来干什么？”朱老星说：“夜晚睡不着觉，我想咱光这么闹，也不知道西头的有什么动静没有，别不声不响地告咱一状，我来跟你爹说了说。”大贵说：“不要紧，他抓住咱什么把柄了？”朱老星说：“嘿！他是刀笔，心里一琢磨就是个词儿。”大贵说：“哪！他能见得天了？”朱老星呲出牙笑了笑，说：“不得不防备，是不？”大贵说：“是呀！睡觉吧，天晚了。”朱老星离开大贵，走到栅栏门口，影影绰绰地觉得身子后头有个人影。推开栅栏进去，又回转身把栅栏锁上。一返身时，觉得有个黑影儿跟着他。回身向左看看，看不到。又向右看了看，也看不到。看不到嘛，又象有个黑影儿跟着。立在屋门口，抬起头来想了想：多少年来，心上总是不静，觉得身子后头老是有个黑影跟着，也就不多疑了。返回身想上茅厕里去，发现身
子后头果然有个人影，贴着他的身子站着。朱老星一时心急，回身一抓，没有抓住。他还不肯放过，攥起拳头，瞪开眼睛盯着，一步一步撵过去。那人一步一步地往后退，不提防后脑壳一下子碰在茅厕墙上，咕咚地一声响。朱老星一步跨过去，抓住那人的领口，拉到眼前一看，那人麻沙着嗓子哈哈笑了，是李德才。朱老星心上还在蹦，问：“你想干什么？”李德才说：“我找你，找来找去找不到，料着你在朱老忠家里，我在门口上等着来。”他弯着腰，不住的哈喽哈喽地喘着气。他年幼的时候，得过风湿病，罗锅了腰，一到冬季就发起喘来。朱老星问：“黑更半夜，你找我干什么？”李德才说：“看你说的！吃了人家粮食，花了人家钱，趴在人家帐上，你忘得了，人家忘得了？”朱老星听话里有话，说：“外边冷屋里说话。”两个人走到小屋里，老婆孩子们正在睡着。朱老星打个火抽着烟，问：“我什么时候，吃了谁家的粮食，花了谁家的钱？你是来要帐？”李德才说：“哪！当然是，你忘了，人家可忘不了！”朱老星抬起头来，想了老半天也想不出来。他摇晃摇晃脑袋，说：“忘了。”李德才轻轻冷笑一声，向前迈了一步，用烟袋指着庆儿和巧姑说：“这是什么？”朱老星说：“我的孩子呀！”李德才又问：“这是从那儿来的？”朱老星说：“是我孩子他娘养活的。”李德才又指着庆儿娘，说：“这是那儿来的？”朱老星说：“我花钱娶来的。”说到这里，李德才又麻沙着嗓子哈哈大笑，说：“这不就得了吗？你娶媳妇的钱是那儿来的？”李德才这么一说，朱老星才想起来，十几年以前，他娶庆儿他娘的时候，借过冯老兰一口袋小麦、五块钱。他说：“啊！倒是有这么回子事。可是多少年来，我断不了在他院里拾拾掇掇的，也没要过他的工钱。我娶孩子他娘的时候，在冯家大院拿了一口袋小麦、五块钱。老头说：‘你缺着了拿去吧！这点东西，你也就别还我了。’”李德才咧起大嘴说：“我那亲娘！他什么时候有过那么大的施舍？”李德才一说，朱老星也就想过这个理来。他说：“那可怎么办呢？我误会住这个理了。要不，有这么两个五块钱，两口袋小麦，我也早就还清了他了。”李德才说：“还他吧！他立时巴刻跟你要，今日格晚上叫我找了你大半夜。”朱老星说：“当下我没有。”李德才问：“你没有怎么办？”朱老星撅起嘴来，唔唔哝哝地说：“我知道怎么办？”李德才说：“看你说的？这是人家跟你要帐，你倒问起我来了。”随后，李德才又唠唠叨叨地说：“也该咱倒霉，谁叫咱管这个闲事来？管闲事落闲事，你若还不了人家，就跟我去一趟，当面跟老头儿说说，也算给我摘了这
个套儿。”朱老星说：“去呗！说什么咱也还不上他，这年头儿，人吃的还没有，哪有钱还帐？”李德才说：“咱就去？”朱老星说：“走！”两个人才说迈动脚步走出来，庆儿他娘从被窝筒里伸出脑袋来，头发蓬松地问朱老星：“你去干什么？”朱老星说：“我去见冯老兰。”庆儿他娘说：“甭去！那里有那么宗子事？陈谷烂芝麻的，又来找后翻帐儿！要命有命，要钱没钱！”李德才一听，弯下腰咧起大嘴，说：“我那亲娘！你怎么这么说？”庆儿他娘披上棉袄，咕咚地坐起来，朱老星说：“算了，黑更半夜，你起来干吗？”庆儿他娘说：“你等一等再去，冯家大院里有黑屋子、木狗子，私立刑房，要夹就夹，要打就打。”李德才说：“你说的！那是对外村的，对咱乡亲当块儿，有什么过不去的事，那么歹毒？有我一面承当。”庆儿他娘说：“我可先说给你，穷秀才！你们要是捅俺一手指头，管叫你们闺女小子折斤斗儿。”李德才笑着说：“没有的事，当面一说就完事了！”说着话，两个人走出来。北风刮得很紧，街道又黑，两个人一出门，放开脚步走到西锁井。到了冯家大院梢门口上，那个古式门楼，阴森得怕人。叫开门走进去，朱老星一进高房大屋，深宅深院，头发根一机灵就竖起来。三层大院没有一点光亮，只冯老兰的屋子里还亮着。走到窗台根底下，朱老星立住，李德才说：“我把朱老星叫来了。”冯老兰说：“你把他带进来！”李德才和朱老星走上高台阶，走进那黑暗的屋子。进了屋也不叫他们坐下，就在地上站着。冯老兰戴上老花眼镜，正看着帐簿，把眼镜对在帐簿上看了老半天，才问：“朱老星，你给我送了钱来了？”朱老星到这个节眼儿上，又后悔了，他不应该认这笔陈帐。说：“没，我记不得欠你什么钱！”冯老兰说：“你记不得不行，有帐管着。”李德才也说：“是呀，帐上不在嘛，没说的。帐上在着⋯⋯”朱老星说：“就说那一口袋麦子、五块钱吧，那是十几年以前⋯⋯”冯老兰不等说完，挥了一下手，说：“是呀！十几年以前，就是二十几年以前，芝麻烂得了，糠烂得了，这帐还能烂了？”朱老星一时急躁，说：“当时你已经放了响炮啊！你说，‘这么一丁点东西，你拿去吧，也别还我了！’有你一句话，这些年来，我也没搁在心上。再说多少年来，俺给你大院里拾拾掇掇，没要过工钱呀！”冯老兰问：“多少？拿帐来！”朱老星说：“我没帐。”李德才走上一步，拍着屁股说：“对呀！你没帐可瞎咧咧？”冯老兰说：“是呀！多少年来，我也没打算跟你要过，这咱你变了心了，我才跟你要。”
朱老星一听，整个头上、脸上红涨起来，气得头发根里都憋红了。口口吃吃地问：“我，我，我变了什么心？”冯老兰说：“你和朱老明、伍老拔他们，跟我打了三场官司。今年我包了咱县的割头税，乡亲当块儿，你们不帮忙，又要反起我来。甭说是五块钱，一口袋小麦，就是一块钱，一颗麦子粒儿，狼叼来的岂肯喂狗？”朱老星当时下无话可说，心里想：“咱就是没留这个心眼儿，他欠咱的咱没帐，咱欠他的他有帐。这可有什么办法？”他说：“你叫俺穷人们替你摊的兵款，比这五块钱、一口袋小麦还多得多！”冯老兰把手在桌上一拍说：“甭说不好听的，你还钱吧！”朱老星说：“咱几辈子都是老实人⋯⋯你算算吧，算清了我还你。”冯老兰拿起算盘，说：“咱也甭细算了，让着你点吧！”他念着：“五块钱，三年本利相停，不用利滚利儿，十几年也到一百块钱。这一口袋麦子，按怎么算？”朱老星一听就急了，口吃得说不上话来。他说：“你，你，你这么算不行！”冯老兰把笔管在桌子上一戳，把眼一瞪说：“怎么算？你红嘴白牙儿，吃了我的算拉倒？”黑屋子里升着煤火，热得厉害。朱老星一时急躁，觉得身上热烘烘的，一股劲出汗，汗珠子顺着脸颊流下来。他一想到这笔钱拿不出来，浑身打起哆嗦，抖颤圆了。说：“你容我一个时候吧，我还你。你要是脚底下刨钱，我没有！”冯老兰提高了嗓门，说：“你没有不行！”李德才说：“杀人的偿命，欠帐的还钱！这是上了古书的，你为什么不还？”朱老星嘴唇打着哆嗦，说：“估了我的家，我也还不起！”李德才拿眼瞪着朱老星，点着下巴说：“你还不起不行！”冯老兰说：“你还反我的割头税不？”朱老星说：“这个不能一块说，棉花、线，是两市。”冯老兰说：“你说是两市，我偏说是一回事。伍老拔还欠我一笔老帐！”说着，他拿出一大串钥匙，开了大橱子，拿出几本帐簿。每本都有半尺厚，蓝粗布面，上头贴着红签。他翻翻这本又翻翻那本，说：“那年滹沱河决口，河道往南一滚，他们在河南的宅子滚到河底里。两年，他借了我二斗荞麦种籽，后来他的宅子又滚到河堤上。他脱坯盖房没有饭吃，使了我十五吊钱的帐，年年要年年不给我。还和我打官司，反抗我的割头税！”朱老星撅起大厚嘴唇，嘟嘟哝哝地说：“反欢了，还得反哩！”李德才瞪了朱老星一眼，说：“净是你们这些刺儿头。人家包税，碍着你们蛋疼？走吧，今天晚了，明儿再说。”冯老兰说：“回到家去，躺在炕上，摸着心窝想想吧！”两个人走出那座黑屋子，屋里太热，一出门可冷起来，皮肤一紧，浑身毫毛都乍起来，刺痒得难忍。出了梢门，李德才说：“你走吧，我还有点事。”就又退回来，走回冯老兰的屋子里，他还没睡觉。李德才说：“我可碰上个新闻儿。”冯老兰问：“什么新闻？”李德才说：“大贵上春兰家去来。”
冯老兰扬起头，想了老半天，懒洋洋地说：“那妞子，她硬僵筋！一顷地、一挂车，她还不干。不干也好，我还舍不得哩！我辛苦经营，怎么容易弄这一顷地、一挂大车！”李德才说：“甭着急，咱慢慢儿磨她。”３４等李德才出去了，冯老兰把他年轻的老伴叫过来睡觉。别看他年岁大，倒娶了个年轻的太太，还上过中学堂。说是年轻，现在也不年轻了，是续弦。他睡在炕上，翻上倒下地睡不着觉。朱老忠、朱老明他们反割头税的事，在他心里成了病疙瘩。一进腊月门，反割头税的声浪，就飘过乡村，飘过田野，飘进冯老兰的耳朵。他听到这个风声，还不相信。他的一生，还没有经验过，在这小小的僻乡村里，会有一种什么力量，能阻止他收取这笔割头税。第二天一早，冯老兰在他黑暗的屋子里点上灯，趴着炉台烤火。对着窗户喊了一声：“贵堂！贵堂！”冯贵堂听得父亲叫他，手里拿着一卷书，从西厢房走到父亲屋里，笑嘻嘻地问：“什么事？爹！”冯老兰想问问这割头税的事，可是不先从这上头开口。他问：“河套外头地上拉了多少粪？”他这么一问，可把冯贵堂问住了，昂起头来，转了半天眼珠，才说：“说是⋯⋯我还不清楚，是咱三兄弟看着拉的。”冯贵堂不停脚地跑出去找冯焕堂，一出二门碰上赶车的把式冯大有，就问：“咱河套外头拉了多少粪？”冯大有直了一会脖子，说不上来，说是“咱二把式赶车拉的”。冯大有又去找二把式，二把式说是拉了八十二车，才回来告诉冯贵堂。冯贵堂一进二门，冯老兰偷偷地瞪着眼睛在门道口看着他。冯老兰一见冯贵堂，他的老脸就垂下来，说：“别小看了过庄稼日子，不是容易！”他又问：“明年那块地耩什么庄稼，你有打算没有？”说着话，又走进他的屋子。冯贵堂跟在父亲后头，支支吾吾地说：“哪，明年开春儿再说呗。”冯老兰摇摇头说：“哪，不行，⋯⋯今年一过秋天，你就该有个打算，明年那块地耩高粱，那块地耩谷子，那块地耩棉花⋯⋯打算好了，按着需要打耙地，再按着耩种的先后送粪。明年一开春，铲着凌碴儿就得碾地、耙地。咳！⋯⋯”他说着，又摇了会子头。他觉得象跟木头说话一样，你尽管说，他们只管当成耳旁风，不是闲费唾沫？他又暗里想：“不行，不行，贵堂不是种地的材料儿，还得叫焕堂管家。”冯老兰一袋一袋吸着烟，说：“咳！依我说咱不做这个买卖，种庄稼才是本等，你硬要做买卖，咱才开了杂货铺子，开下花庄，上天津跟外国人打交道。赚钱多是多，可赚来的钱一点也不实着，就象那杨花柳絮一样，风一刮就飞了。”他后悔，不该把钥匙头撒给冯贵堂。冯贵堂不服父亲的理，撇起嘴说：“那里？那里有那么轻渺的钱儿？”冯老兰说：“你要包税，我就听你的话，包了这割头税。核算了咱今年
能收到的地租、利息、红利，共是二千二百元。又从杂货铺和花庄上提出一千八百元资本，共是四千元投的标。要是这笔钱收不上来，可不打了蛋？那一块一块的、又白又光的洋钱，不象杨花柳絮一样叫风吹飞了？”冯贵堂说：“你就不算算，只要能收到百分之六十，不，只要能收上一半，就能赚八千到一万元。你在家里坐着，这一万块洋钱就窜到你手里来了。”自从吃腊八粥的那天，反割头税的人们，就从这个乡村走到那个乡村，从这座土坯小屋走到那座土坯小屋。那些穿着破袍子、破棉袄的人们，揭开门上的蒿荐，从这家走到那家，组织反割头税的事。可是，今天冯老兰一问，冯贵堂还不知道。冯老兰又摇摇头说：“你把什么事儿都看得容易了，哼！”不等冯老兰说完，冯贵堂拧起鼻子说：“你亲眼见来？还是别人在你耳朵底下瞎咕咕？”冯老兰说：“这比亲眼见的还灵，我一想就是这么回子事。你不要忘了，朱老忠、朱老明、严志和他们就在咱的眼里插棒棰。严运涛坐了狱，还有他兄弟严江涛。如今他们闹起什么赤色农会，还要到县政府里去请愿，要求撤销割头税。”冯贵堂一听就有点腻，嘟嘟哝哝地说：“咳！咱当不了这个家，你叫老三当家吧！”冯老兰说：“你甭闹气性！你会念书，会法条儿，未必会当家。你整天价躺在屋子里看书，人家闹腾得翻了江，你还不知道这反抗割头税的事！”冯贵堂说：“我从不把那起子庄稼人们放在心上！”冯老兰一听就火了，气得胡子一翘一翘地说：“你说什么？咳！你初生之犊不怕虎啊！”冯贵堂说：“爹！你别长敌人的威风了吧！那里有什么虎！谁是老虎？”冯老兰说：“谁是老虎？朱老忠、朱老明、严志和、朱大贵，在我眼里比老虎还厉害，可你不认这个帐儿！他们和咱打了三场官司，又反咱的割头税。”冯贵堂说：“他们瞎字不识，掉不了蛋。”说着，把身子一拧走出去了。父子二人的谈话，算是最后决裂了。冯老兰心上烦躁起来，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瞪出黄眼珠子想：老祖宗给冯家大院挣下了无穷的富贵，造下多大的势力，子孙们凭着这种势力度过一生。从村镇走到城里，从他睡觉的土炕，走到衙门口的大堂上，没有遇上过有谁敢挡住他的去路。他希望的是金钱、土地、放荡的生活和子孙万代的殷富。这些东西在他眼里，遍地皆是，只要你吃着心地盘算，就能随手拈来。今年硬是从天上掉下一种声音来，要挡住他的脚。他想，不得不注意了。前几天冯老兰一听得反割头税的消息，就打发伙计们到县政府，到各区公所去送些年礼，把求他们帮忙的话也说了说。他想，这些庄稼脑瓜子，也不过扬嚷扬嚷就算了。可是伙计们一回来就说：“各区里都有人在闹腾，一致说要反割头税，打倒冯老兰！”这老头子可着了慌，他嫌冯贵堂办事不牢靠，亲自坐上小轿车，今天走到这区，明天又走到那区。告诉他的伙计们，要怎样才能收好这笔割头税。不几天，大小刘庄、大小严村，反割头税的人们动起手来。冯老兰要先发制人，吩咐立刻安锅收税。紧接着反割头税的人们也赶前安上杀猪锅，抵抗收税。
锁井镇上反割头税的人们，把杀猪锅安在朱大贵家门口。这好象在冯老兰眼里钉上一颗钉子。钉子虽小，却动摇着冯家大院的根基。冯家大院在一百年来，这是第二次碰上——第一次是和朱老明打了三场官司。听李德才的说法，反割头税的人们好比是一团烈火，这团烈火，趁着腊月里的风，蔓延地烧起来。冯老兰和冯贵堂谈完了话，穿上一件粗呢大氅，皱着焦黄的脸，搭拉着两绺花白胡子，拎起他的大烟袋，走到聚源宝号，坐在柜房里。把脚翘在桌子上，黄眼珠子盯着屋顶，一袋一袋抽着。刘二卯风是风火是火地闯进来，一迭连声说：“这还行！这还行！朝廷爷没有王法了！”冯老兰瞪出黄眼珠子站起来，问：“怎么样？还没有人去杀猪？”刘二卯说：“都给朱大贵夺了去，他们大喊着，‘不要猪鬃猪毛，不要猪尾巴大肠头，更不要一块七毛钱！’⋯⋯”不等刘二卯说完，冯老兰拿起大烟袋锅子，在桌子上一敲，啪的一声。说：“他，非法！”喊声震得屋子里嗡嗡地响。刘二卯咕咚地坐在椅子上，说：“咳！看我这幅子买卖要赔帐！”冯老兰就势问：“你说什么？”刘二卯说：“完了，我赔钱定了！”一说要赔钱，象有锥子钻冯老兰的心。近几年来，他变成一种新的性格：只许成功，不能失败，只能赚大钱，不能赔小钱。刘二卯赔帐只是十块钱的事情，他这十块钱，要是不遇上什么波折，可以杀几百只猪，冯老兰一赔帐就是四千元。他想到这里，咵地一下子把身子趴在桌子上。一只手拍着桌子说：“去！去！骂他们，骂他们六门到底！有一个人敢吱声，钉碎他的踝子骨！”可是刘二卯不愿捅那个马蜂窝，他本来是个庄稼人，种着二十亩地，还过得去。从去年开始，才当起保长，管村里的事。今年包这镇上的税，也不过是有一搭没一搭的事。可没有想到，一出门就碰上打杠子的。正说着，冯贵堂走进来，撅着小黑胡髭，滴溜着黑眼珠。见他的老父亲实在气得上不去下不来，慢悠悠地拍着两个巴掌说：“别生气，骂什么街？不显得咱冯家大院小气？咱先给他们宽仁厚义，吃小亏不吃大亏。不行，咱再上衙门口里去告他们，和他们再打三场官司。好象吃焦炸肉，蘸花椒盐儿。吃不完咱的炸肉，就把他们那几亩地蘸完了！”说着，故意显出得意的神色。胖胖的脸上，亮光光的直发笑。冯老兰说：“那是以后的事，今天出不了这口气，我连饭也吃不下。”一定要刘二卯去骂三趟街。他说：“非压压朱老忠和朱老明的威风不行！”刘二卯有冯老兰撑着腰，心里一横，拿起杀猪刀，一出聚源号的板搭门，就跳脚大骂：“谁敢欺负我刘二卯，敢反对我的割头税，有小子骨头的站出来。”他在十字大街上，骂过来骂过去，骂得人们一街两巷地看着，象是看玩狗熊的。冯老兰立在聚源号门口上，拍着大腿喊：“你上东锁井骂去！”刘二卯偷偷放下杀猪刀，红头涨脸骂向东锁井：“妈的要造反，要上衙门里告你们一状。”骂着骂着，两脚走过苇塘，上了坡到了大贵门口，直骂得嘴上喷着白沫。朱大贵气得直瞪眼，冷不丁解开小棉袄，脱了个光膀子。拿起杀猪刀在条案上一拍，摆摆手把刘二卯叫到跟前，手指头指着心窝说：“来，你拿
起刀子来，照着我这儿捅一下！”刘二卯一看，朱大贵要比他，他不敢拿起刀子捅朱大贵，只是楞住。朱大贵说：“你不，那就你解开衣裳，我捅你一下！”他把刀在条案上一拍，就赶过去。看热闹的人们，都吓黄了脸，春兰的心也在跳着。江涛走出来，想把朱大贵拽回去，朱大贵说：“甭拦着我，先捅了他狗日的再说！”他把脑袋一扎，照刘二卯捽过去。江涛跑上去紧拦着，才把他拽回院里。慢言细语地说：“骂街的，顺嘴流血。吃肉的，顺嘴流油。咱不跟他单干，咱发动群众。”好说歹说，才把大贵的火头煞下去。大贵从小里，跟着朱老忠走南闯北。又到军队上闯荡了几年回来，心气更加硬了，成了有名的红脸汉子。就是脾气拐孤，碰上还有点暴腾。朱老明听大贵生了气，哈哈大笑，说：“好小伙子！杀猪杀红眼了，杀猪刀子可别攮到敌人脖子上。”朱老明一说，大贵气儿更壮上来，拍着胸脯说：“甭说是刘二卯，就是冯老兰来了，也得敲狗日的两颗门牙。”伍老拔嘻嘻哈哈地说：“那也不值得，敲也得敲别人的，冯老兰那老家伙，甭敲他自己会掉下来。”朱大贵说：“好！那就不敲他的，冯贵堂来了，也不跟狗日的善罢干休！”贵他娘听大贵话说得厉害，瞪起眼睛，啐了他一句：“呿！说那么大话干吗？关着个门儿，在自己家里，敢情大风扇不了舌头。”贵他娘一说，大贵又把才穿上的棉袄脱下来。江涛、朱老星、伍老拔一齐上去，才把他拦住。这时，大街上的人们站了满街同子，关心着反割头税的事。朱全富老头的猪，还在锅里泡着半截，露着半截。一半黑的，一半白的。朱全富很着急，水热了怕烫住毛了，刮不下来。刘二卯还立在杀猪锅一边骂骂咧咧。朱全富说：“刘二卯！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大贵家去了，你还堵着人家门子骂。”刘二卯把白瓜眼一翻，说：“堵着他们大门骂？还堵着他们门儿敲呢！”说着拿起一块半头砖，照准大贵家门光地就是一家伙。朱全富把两撇小胡子一乍，说：“你这不是骑着人家脖子尿尿？”朱全富奶奶也走上去说：“你五尺男子，说的是什么话？叫大男小女的听着难听不难听？”刘二卯把脚一跺，说：“我的嘴，我愿怎么说就怎么说！”正在这刻上，贵他娘一出门，看见刘二卯还堵着门骂街。一下子跳起来说：“他跑到东锁井来数脏嘴，来！扯他的嘴！”她这么一说，二贵和庆儿跑上去就要撕他的嘴唇。刘二卯大骂：“娘的，日你们东锁井的姥姥！”他这么一骂，全街同的人们都赶上去，说：“打他个囚攮的！”喊着，人们呜噜地挤上去，刘二卯在头里跑，人们在后头追。刘二卯跑过苇塘，立在西坡上，回头一看，把人们拉在后头，又大骂起来。贵他娘说：“赶他个野鸡不下蛋！”贵他娘迈开大步望西一追，全街同的人也跟着赶过去。正是离年傍近，男人们赶集的赶集，杀猪的杀猪，净是一些妇女、老婆儿、小孩子，一直赶到聚源号门口。刘二卯抱着脑袋钻进铺子里，不敢出来。贵他娘站在门口叫阵：“刘二卯！甭扯着老虎尾巴抖威风，你出来咱在大街上说说！”春兰气不愤，也走上去说：“你们土豪霸道惯了，包了割头税。你们收
了这样血汗钱去，老人花了掉牙，小子花了忘性强，念不了书，大闺女花了养活大胖小子！”刘二卯在柜房里听着大街上骂骂冽冽，实在骂得对不上牙，开门走出来，红着脖子脸说：“娘的，朝廷爷还有王法哩！你们在老虎嘴上跳跶什么？”贵他娘一见，就说：“上去，扯他！”朱全富奶奶说：“小伙子们！去，撕他！”庆儿他娘也说：“甭怕，来，打他狗日的！”人们齐大伙儿拥上去，春兰拧住他一只耳朵，庆儿他娘扯住他袍子大襟，小顺撮住他的头发，庆儿抱住他的胳膊，二贵抱住他的腿。乱乱腾腾，挤挤攘攘，要把刘二卯抬起来，闹得不可开交。刘二卯开初还装大人吃瓜，挺着个脖子不动。见姑娘媳妇们真的打起他来，打得鼻子上流出血来。急得不行，实在走不脱，猫腰把裤子向下一褪，脱了个大光屁股，说：“姑娘们！谁希罕？给你们拿着玩儿吧！”春兰一看，忙捂上眼睛。姑娘媳妇们捂上脸，合眉攥眼往家跑，一下子把人们轰散了。二贵看刘二卯不识好歹，弯腰在车沟里挖起一块牛粪，啪唧一下子甩在刘二卯屁股沟上。刘二卯又从屁股上把那块牛粪挖下来，甩在地上说：“看小孩子们，真是坏得出奇！”冯贵堂在柜房里，听大街上人们骂得不象话。不慌不忙，迈着方子步走出来。把手一摇，说：“老乡亲们！就是为了这么一点钱吗？是呗？咱不要了，白送给老乡亲们过个年，看看好不好？”他说着，还不住地笑。人们把眼一楞，说：“他娘的！他这是收买人心！”大贵伸起胳膊一震乎，人们一闹轰，冯贵堂撒口不要割头税了。反割头税的人们，一个个直起腰、抬起头来。可是他们早就有了经验，和冯老兰做斗争不是容易。不能光看冯贵堂打了个花胡哨，他是笑里藏刀！那天晚上，直到夜深，他们还在朱老忠的小屋里坐着，心上敲着小鼓儿，抽着烟说话，等着应付事故。后来，他们又说到冯老兰逼帐上，朱老星把冯老兰逼他还债的事说了说。伍老拔说：“甭理他，那老狼早白了尾巴尖儿，他留着这个后手哩！”朱老忠说：“他要想撮住咱的尾巴，咱算不干！”伍老拔说：“这老王八蛋，我算钻到他心里去了。他自小里是个吃饭黑心，放屁咬牙，拉屎攒拳头的家伙！”朱老星一听，慢搭搭地说：“他老是讲兔子不吃窝边草，可是到了霜后，别的草都吃完了，他才反回头来吃咱哩！”朱老忠笑眯眯地说：“他吃不了，咱跟他泡啦！”３５冯老兰压不服朱老忠和朱老明，当天晚上，和冯贵堂商量了对策。第二天一早，冯贵堂坐上红沱呢小轿车，红漆轱辘滴溜转着进了城。在大堂门口下了车，扬长走进衙门口。县长王楷第在会客室接见了他。冯贵堂一进门，王县长在椅子上坐着。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中等身
材，吊弓腰，长着两撇黑胡子。穿着蓝绸袍子，青缎团花马褂，缎子帽盔红疙瘩。一见冯贵堂，立起身来请他坐下。王县长问：“冯先生，今天进衙门有什么公事？”冯贵堂拱起两手说：“我代表割头税包商来见县长。”王县长听说是代表商人来见，他问：“关于割头税的事？”冯贵堂把朱老忠以及四乡农民，抗不交税的事说了一遍。王县长问：“朱老忠是个什么人物？”冯贵堂说：“是个庄稼人。”王县长说：“一个庄稼人，也不过是为了过年吃口肉，没有什么了不起，也来找我？”冯贵堂说：“他背后有人哪！”王县长问：“什么人？”冯贵堂说：“严江涛，他是有了名的保定第二师范的学生。”王县长摇摇头说：“一个学生娃子，不过散散传单，喊喊口号，也不会有什么大的作为。”冯贵堂看王县长不凉不酸的态度，有些着急，说：“不管作为大小吧，他是个共产党，是严运涛的兄弟。今年冬天，他从保定回来，在四乡里串通反割头税，加上个不大不小的罪名，他是‘集众滋事，惑乱税收’。不能置之不理！”说着，他态度有些急躁。王县长说：“他是共产党，你有把柄？拿来！”伸手要证据。冯贵堂拿不出证据，当下有些口吃，急红了脸说：“我花四千块大洋包下这割头税，县政府就得保证我收足这四千块大洋，否则我无法交足包价。”王楷第不比往日的县长。这县长根柢深，他在保定老军官毕业，当过旧政府的议员，是北洋官僚张省长的老同学，给别人办过军需，如今放他这一任县长，就是因为他宦囊空虚，想给他个饭碗。当下他看冯贵堂很火戗，把黄脸一沉，两手扶了扶金边眼镜，说：“你交不足包价，有你交不足的办法。你是包商，我是县长，你为的是赚钱，我为了执行上峰的公事。你收税商人不去收税，跑到我衙门里来罗嗦什么？”冯贵堂见王县长脸色不对，才想到，今天进衙门是空着手儿来的。脸上立时挂下笑来，谦虚地说：“在下有些唐突，对不起王县长。”他只好拱起手退下去，备办了隆重的年礼，送进衙门去。３６冬天的早晨，满天雾气腾腾，出去十步就看不见人影，大杨树上乌鸦不叫，白色的冰凌树挂向下垂着。江涛踏着堤上的雪路，想进城去跟贾老师研究运动进展的情况。刚刚走过大渡口上的小木桥，一辆轿车，响着铃声走过来，走近了一看，是冯贵堂。江涛背过脸让他过去，一阵细雪飘过，车后面走过了两个人来。前头的一个，穿着老羊皮袄，戴着毛线猴儿帽，是贾老师。后头跟着一个青年，身上背着个小包袱，是张嘉庆。江涛在小桥头上站了一刻，等贾老师走上来。抬手打个招呼，说：“我才说去找你，你们就来
了。”贾老师说：“咳呀，跑不过来呀！昨日格才从南乡回来，今天一早就来北乡。运动一起来，就象大海里的波涛，各处乱动。”江涛一手握住贾老师的手，一手握住张嘉庆的手，三个人沿着千里堤向回走。一路走着，江涛向贾老师汇报了工作情况。贾老师倒背着手，一边走着一边听，楞着眼睛考虑。听了江涛的谈话，眼睛笑成一对月牙儿，连声说：“好！好！你创造了一套工作方法。”不绝口地称赞着，又问：“你是怎么掌握的？”江涛说：“你不是说，解决什么问题，掌握什么矛盾吗？”贾老师又连连点头说：“是呀！从阶级观点出发嘛！错非真正在群众里树立起好的骨干，才能搞好一个运动。象你吧，面对人人进行工作，一个一个村的占领。按部就班，稳扎稳打，向四外发展，这种开辟工作的方法，真是太好了！”他说着，觉得浑身热了，摘下猴帽，头上冒起白气。眉毛上和胡髭上满身尽挂了霜花。江涛瞪着眼珠一想，脸上忽然笑起来，说：“嘿！你要是不说破，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弄好的。”他又楞着眼睛想：需要分析！贾老师说：“去年嘉庆在河南里搞秋收运动，是掌握了广大农民要求冬天有饭吃、有衣穿，不冻死饿死的要求，一轰而起。你呢，是先经过组织，搞通思想，然后形成运动。这两种方法，在新开辟区来说，是相辅相成的。你是先组织群众，再形成运动。他是一轰而起，再巩固组织。”说着笑了，看了看江涛，又看了看张嘉庆，说：“两种不同的方法，说明了两个人的不同性格。”说着，又笑了一会子，笑得张嘉庆不好意思地起来。太阳在云端显了一下脸，又躲进去，雾露更加浓厚了，四面不见人影。树上的雪融化了，雪水顺着树干流下来。半融的雪水，象瞎马的眼泪一样，滴滴答答地落在堤上，落在他们身上，几乎把衣服淋湿了。到了江涛家门前，才从堤上走下来，走进小门，江涛把他们让到小屋里，叫母亲烧水给他们喝。江涛说：“这完全是农民群众自己的力量，我不过是从中联系了一下。”贾老师说：“好！应该谦虚。今天你在群众里站住脚跟，将来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好干部。”说着，摘下猴儿帽，擦去脸上的雪水。江涛说：“闹腾了半天，我还不明白，这个运动的目的是什么？”贾老师扬了一下眉毛，笑了说：“运动在目前是为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嘛。组织起来向包商主，向封建势力进行斗争，他们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将来要在运动里吸收一批农民积极分子，打好建党的组织基础。”江涛又问：“落脚石呢？”贾老师伸出一只拳头，猛力向下一捶，说：“还是一句老话，最终的目的是起义，夺取政权哪！是不是这样？”他谈得热了，把老羊皮袄脱下来，放在炕上。贴身穿着带大襟的粗布小棉袄，扎着裤角，穿着棉套鞋。他说：“下乡的时候，把皮袄一穿就是老农民。回去了把大褂一穿，就是教员。”说着又笑起来。今年冬天，一放寒假，他就天天下乡；今天到东乡，明天到西乡。冬天的北风一吹，他的面皮上起了几片白色的癣圈，谈一会，伸出小手指甲搔一下。正在谈着党务上的问题，严志和掀开门帘走进来，说：“贾老师！你看，怎么这么几年也不见你来了？”这时，贾老师为了保密，只好把说着的半句话停下，走前两步，搓着
手说：“大叔！你这几年可结实？”严志和说：“结实！”他擦了擦烟嘴，把烟袋递过去。贾老师接过烟袋来抽着烟，说：“大叔！你们闹得很不错。”严志和说：“俺庄稼人懂得什么，跟着你们瞎跑呗！”贾老师说：“无论怎么说，能够打倒冯老兰就行啊！”严志和说：“要说为了打倒冯老兰，没有说的，多么深的泥水咱也得趟。可是落在什么底上，咱还是摸不清。”贾老师说：“摸得清，只要你们做我们的后盾就行！”刚才，当他们在屋里说着话的时候，严志和在小窗户外头听着。听得他们说党的长党的短，他又想起运涛那孩子，开始也是这样，喜欢看书，喜欢讲故事，常跟人念叨国家大事和共产党的政策。后来运涛跑到南方革起命来，结果被反动派关在监狱里。他想：“看起来，这革命是件风火事儿，要革（割）死人的！”他心里又绞着过子，难受起来。今天江涛又走了这条路，自从保定回来，这孩子变了，一举一动成了大人。张口大众利益，闭嘴群众生活，江涛脑筋开了！当他走进屋里的时候，见贾老师停住口不说了，严志和心里纳闷：有什么机密大事，还瞒着我！脸上由不得麻苏苏的，他又走出来，上东锁井去找朱老忠。他想：“这共产党的事，咱赞成。反割头税的事，咱也积极干了，小严村的反割头税运动就是咱闹起来的，怎么⋯⋯”他踩着房后头那条小路走到朱老忠家里，说：“贾老师又来了。”朱老忠问：“他说什么来！”朱老忠一问，严志和猛地火呛起来，冷言冷语说：“那谁又知道呢？说是一家人，可是你不进屋，他们嘁嘁喳喳地又说又笑。你一走进屋里，他们都搭拉下脸，鼓起嘴不说什么了。”一面说着，气得脸和鼻子都打哆嗦。朱老忠一听，笑了说：“志和！你还不知道？人家内部有内部的话，进门的时候，你就该咳嗽一声。看他们要商量事情的时候，你就该躲出来。”严志和摆了摆头说：“这闹来闹去，又成了外人了。”朱老忠说：“咱还没进了门嘛！将来咱熬得成了里码人，咱也就可以和他们坐在一块说说笑笑了。”严志和问：“大哥！咱得等到什么时候？”朱老忠说：“等到他们看着咱够了觉悟。”严志和撇了下嘴说：“还要什么觉悟？”朱老忠说：“也得叫他们看着咱们象个‘人儿’似的。”两个人正在屋里聚精会神谈着，贵他娘一进门，他们又合住嘴，瞪着眼睛，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贵他娘也莫名其妙，心里想：“老头子们又咕咕什么了！”严志和跟朱老忠谈了会子内心的话，又走回来。一进大门，院子里静悄悄的，走到屋门口听听，屋子里也没有人说话。隔着门帘缝一看，贾老师弄了一大盆冷水，正在用冷水洗脸，洗了脸还洗脑袋。他一看，就觉得身上冷嗖嗖地冒凉气，浑身冷颤。他心里纳起闷来：“怪不得！冷练‘三九’，热练‘三伏’，要练真功夫啊！”他掀起门帘走进去，说：“忙来给你烧点热水吧！大冷的天，用冷水洗脸，多凉？”贾老师说：“不凉，用脑过度，用冷水一洗就好了。”严志和说：“这也不用吃药？”
贾老师说：“吃药不如这个来得快。”他洗完脸，用手巾擦干，又用两手搓起来，一直搓得脖子脸红红的。严志和心里想：“怪不得这人们性子比钢铁还硬，兴许是这么练来的。”一会儿江涛和嘉庆回来，看他们要开始商量事情，严志和就退出来。贾老师看严志和走出去，说：“上级有指示，叫咱们把机关从城市搬到乡村，还得找个安交通站的地方。我那家里闹得太红了，我想在这村找个秘密地方。我们的人可以在这里常来常往，还得吃饭睡觉，还需要两个积极可靠的人。”江涛想叫贾老师跟父亲谈谈这个问题，又觉得不怎么太恰当。他说：“这个好说，咱去跟忠大伯谈谈吧！”三个人走出来，沿着村头小道，去找朱老忠。正好朱老忠在家里，江涛给贾老师介绍过了。贾老师知道朱老忠不是一般人，表示十分尊重。朱老忠忙叫贵他娘给他们烧水喝。贾老师把要在这村安交通站的事，跟朱老忠一说，他抬起头想了一下，说：“正好，咱有个机密地方。”朱老忠领他们到朱老明那里，站在大柏树坟前，说：“你看看这个地势怎么样？我们的人，要是从城里过来，经过大渡口或是小渡口，沿着千里堤，沿着村边走过来。一个人也见不着，就走到这大柏树坟里。从别的方面来了人，在这里歇一下脚，再过河往南走。要多方便，有多方便。”朱老忠又领他们走到伍老拔那里，站在大堤上往南一望，说：“看！这个地势怎么样？有人从北边来，在这地方站站脚，再往南去。有人从南边来，要是懂点水性的，就从这地方凫过河来。”贾老师向南望了望，又向北望了望，觉得这地方四通八达，又宽敞又机动，就一口答应下。他又低下头，斜起眼睛，深沉地思考了一下，觉得这位老人很有见识。又了解了他的出身和历史，决定把交通站搬到这个村里来。随后又说：“这是个重要工作，可要秘密呀！”贾老师一直在这里住了两天，和伍老拔、朱老星、朱大贵他们见了面。他们把贾老师请到家去，坐在热炕头上，说工作上的话，拿过年的血糕大饺子什么的叫他吃。最后，他决定在这里建立个乡村支部。贾老师对锁井的党群情况非常满意，他说：“创造一套切实有用的工作经验，不是容易！”他分派江涛上附近几个县里去，传达锁井区组织、发动群众的经验。时间很紧，要在大年二十五以前赶回来。他说在城里二十七大集那天，要举行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由江涛出头领导。贾老师穿起他的老羊皮袄回城了，留下张嘉庆，在锁井一带挑选一批农民积极分子，组织农民纠察队，去保卫大会。江涛和张嘉庆送走了贾老师，又去找朱老忠。江涛说：“大伯！开会的那天，你可得保护着我点，吭！别叫老鹰把小鸡儿抱了去。”朱老忠张开带胡子的嘴，呵呵笑着说：“不要紧，孩子！大伯保着你们的镖，万无一失。”江涛说：“县委要组织纠察队，去警卫大会。你看那些人可以参加哩？”他又指着嘉庆，说：“这就是咱的纠察队长。”朱老忠说：“人有的是呀！咱有八十年的拳房底子，组织个纠察队不费难。”那天晚上，他找了严志和、伍老拔、大贵、伍顺。又在大严村、小严
村、大刘庄、小刘庄，几个村庄上找了些学过拳脚、老实可靠的小伙子。从破柜头里找出三截鞭和铁镖，找出长枪大棍，要去当纠察队。第二天早晨，张嘉庆和江涛，走到朱老明那里，参加纠察队的人们在大柏树林子里等着，张嘉庆一到，朱老忠说：“看看咱这阵势儿怎么样？”张嘉庆点个头说：“不错！可不知道你们练过什么武艺？”伍老拔笑笑哈哈地说：“几般武艺倒是练过，就是放下手多年了。有老人朱老巩的时候，俺这儿就立了拳房。老人殁了，老忠大哥下了关东，拳房也散了。”朱老忠说：“可不知道咱这手脚还灵不灵？”他脱下大棉袄，只穿一个小褂，杀紧了褡包，向前走了两步。挺胸叠肚，两腿并拢，两眼正视，闹了个骑马蹲裆式。两手把脚一拍，飞起两腿，楞蹦站定脚跟，耍了一套拳。嘴不喘气，面不改色。人们鼓掌大笑，朱老忠也笑了说：“看看怎么样？”伍老拔笑哈哈地说：“好！称得起是老子英雄儿好汉！”朱老忠说：“英雄不英雄吧，反正退回十几年去，有三个五个人的，他到不了咱的跟前。”伍老拔闹了一套猴拳，大贵耍了一套长棍，三三五五，刀对刀，枪对枪，在大柏树坟里练起来。朱老忠问张嘉庆：“你看，咱这纠察队怎么样？”张嘉庆点了点头说：“好！咱这纠察队算有了门路了。”朱老忠一看张嘉庆，不过是一个不满二十岁的娃子，嘴上长出密密的黄毛椎。他取个笑说：“小伙子！你有什么武艺，年轻轻的，敢领导咱这农民纠察队？”张嘉庆说：“眼下我没有别的武艺，就是依靠这个玩艺儿。”他说着，掀开衣襟露出黝黑的枪把，叫朱老忠看了看，又放下衣襟盖上，说：“甭说别的，百步以内，说打他左眼不能打他右眼。一个大铜板扔到天上，伸枪穿个窟窿。行吗？”伍老拔笑哈哈地说：“嘉庆！跟你在一块跑的不少了，没见过你有这么大的本事，你可不能瞎吹！”朱老忠说：“张飞同志！你既然这么说，得表演表演，叫咱开开眼⋯⋯”这句话没说完，天上飞过冯贵堂家一群鸽子，最后一只，带着风笛，呜呜地响着。张嘉庆伸枪要打，江涛走上去说：“嘉庆！你不能乱放枪。”严志和一手扳住他的胳膊，说：“不行呀，那是冯老兰的。”朱老忠把严志和往旁边一拉，说：“打的是冯老兰的，开枪！”张嘉庆手疾眼快，把手儿一甩，砰的一声，鸽子扑啦啦地掉下来。朱老忠张开大嘴呵呵笑着，说：“算了！算了！我朱老忠算是认识你了。那里来了这么一位楞大爷！”说着，他又颤着嗓子呵呵笑着。朱老明拄着拐杖摸过来，慢搭搭地说：“唉！四邻虽然没有民宅，晴天白日放枪可也得小心，咱这里不是成了秘密地方吗？”江涛也说：“你这人这么不加小心，老是不管不顾！”张嘉庆面不改色，笑嘻嘻把枪插回腰里，说：“怕什么？天塌了有地接着！”伍老拔说：“哈哈！你这咱什么都不怕了，一个人吃了饭，一家子算是都吃饱了，把两只脚跟一提，算是搬了家了，整个儿成了无产阶级。俺们多
少还有两间土坯窝窝，还有老婆孩子在这里。”朱老忠把胸膛一拍，说：“看吧！舍着咱八十年的拳房底子，上城里去逛荡逛荡。”张嘉庆送走了江涛，每天晚上，把人们集合在柏林里，练习拳脚刀枪。讲解纠察队怎样保卫大会，讲说怎么样地在大会上保护领导人。３７腊月二十六，那天深夜里，有人骑着车子把江涛从别的县里带回锁井。二十七那天早晨，朱老忠套上一辆牛车，去赶城里大集。车上载着一个破躺柜，把纠察队的刀、枪、剑、戟，各种武器装在柜里，又装上几把子爆竹鞭炮。大贵拿着红缨枪坐在大柜上赶着车，纠察队的人们，三三两两地在车后头跟着。那天，青天黄地，万里无云。江涛吃过早饭，走到大严村去叫严萍。严萍跟江涛悄悄溜出来，手里拎个小竹篮，篮里盛着传单标语，盖着个红包袱。过了水塘，江涛从上到下看了看严萍，说：“不行，你得装扮装扮。”严萍问：“怎么装扮？”江涛打量着严萍，说：“大年集上，也选不出你这么一个。你看，穿着旗袍、皮鞋。”严萍两手扯起衣襟，看看左边再看看右边，不言声又跑回去。换上棉布鞋，穿上素蓝短袄，头上蒙了块印花粗布手巾。跑出来呼哧着说：“看！怎么样？”江涛说：“有点象农村姑娘，可是还不太象。”“怎么还不太象？”严萍很纳闷，盯着江涛，硬逼他说出还有什么地方不太象。江涛说：“你脸儿太白，头发太黑，放着蓝光。”摇摇头说：“不象个乡村姑娘。”严萍生气了，扬起拳头捶着江涛的脊梁，说：“你得说出来，象个什么？”江涛说：“象个小姐，象个女学生！”他说着，抬脚就跑，严萍在后头追，追上了就扭住他的耳朵，问：“农民有什么记号？”江涛说：“农民爱劳动，朴素，性子直爽。成年价受不尽的风吹日晒，吃不尽的糠糠菜菜。脸上黑黑的，身子壮壮的，你呢？”江涛回过头看着严萍，她脸上津出汗珠，累得哼哧哼哧地紧跟着，撅起小嘴说：“我乐意！”江涛说：“乐意就行，快点走，同志！跟上革命队伍！”严萍听着，觉得这话费解，话里有话。两个人一前一后，走上城里大道。赶年集的人们缕缕行行的。反割头税的人们见了江涛，三三两两走上来打招呼：“你也去赶年集？置年货去？”江涛点着头笑了笑，说：“今年不比往年，要多置点年货。”严萍在后头看着，觉得这些人们很有意思，肚里憋不住的一堆笑。偷偷捅了江涛一下，说：“看！美得你！”进了城门一看，每年年集最热闹，今年比往年人更多。卖肉的，卖菜
的，嘈嘈杂杂。卖年画的，压扁了嗓子，尖声唱着。江涛和严萍挤在人群里，左拥右拥，左挤右挤，挤到南城根爆竹市里。大贵登在大车上，手里拿着红缨枪，指指划划，憋粗了嗓子吆喝着。伍老拔和二贵，放得大爆竹劈拍乱响，小鞭炮毕毕剥剥，还有黄烟炮、大灯炮，嗤溜溜一个起花钻到冒天云里。放爆竹的硝烟，象云山雾罩，正在热闹。赶集的人们密密匝匝，越集越多。江涛登上大车，把哨子一吹，人们从牲口市里、棉花市里、菜市里走出来，从杂货铺里、饭馆里走出来。大贵站在江涛一边，把粗胳膊大拳头一举，说：“反割头税大会开始！”市上人们听得大贵喊叫，一齐楞住。卖爆竹的，停止了买卖。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谁也不知道这是出了什么事。大街小巷，飞出红红绿绿的传单标语。严萍拎着竹篮，从这个胡同走到那个胡同，散发传单。她把一簇传单，唰哩哩地甩上天空，又看着那些红绿纸张随着风飘悠悠地落下来，赶集的人们伸手接住，高声念着。市上人们扬起红彤彤的脸，伸起头东摇西看。江涛提高了嗓音，喊：“父老兄弟、老乡亲们！一年四季忙到头，杀猪过年也纳税⋯⋯”他讲了一会子反割头税的事，又接着说：“反动派们北伐成功了，他们掌握了国家大权，苛捐杂税更多了：地租和高利贷是抽筋，地丁银附加税是拔骨，割头税比刮皮还疼⋯⋯“我们受苦人就象牛、象马，象一群牲口，成天价在泥里、水里、风里、火里，滚来滚去⋯⋯“我们耪起地来，两手攥着锄钩，把腰一弯，象个罗圈，太阳晒得脊梁上冒出黑油儿。自春忙到秋，把租一交什么也剩不下。寒衣节过去，身上还没有遮凉的衣裳。冬季里，寒天大雪，天黑了灶筒里还冒不出烟来。使了帐，三年本利停，‘现出利’、‘利滚利’、‘驴打滚’，利息越来越重！“新年一到，要帐的挤破了门框。起了五更，还没有下锅的饺子⋯⋯“一千斤的大铁枷，加在农民身上，我们种地人家好苦啊！”说到这里，他喘着气停住。贾老师穿着白槎子老羊皮袄，坐在大车上，把猴儿帽拉下来，光露着两只眼睛，谁也认不出他是谁。江涛弯下腰，问了他一句什么，他抱起江涛的脑袋，说了几句话。江涛站起来，说，“新军阀和旧军阀们！你打我，我打你，混战到什么时候⋯⋯“贪官污吏们！光管升官发财，不管农民死活！搜刮民财入地三尺⋯⋯”江涛憋红了脖子脸讲着，一眼瞥见严萍在小墙头底下，睁着闪亮的眼睛，在看着他。他的眼睛里冒出金色的火花。用着金属般的声音，高声喊叫：“穷苦同胞们！要想改变这种光景，我们怎么办？”朱老忠睁圆了眼睛，在人群里看着江涛，想：“这孩子真的成了大人，说得有条有理。”冷不丁伸起胳膊喊：“抱团体，伸手干！”江涛继续说：“对呀！大家抱团体，人多势力大！现在我们提出‘反对割头税，打倒冯老兰。’大家同意不同意？”严萍在台下看着，她觉得江涛平时象个姑娘；坐下来端庄，走起来安详。匀正的脸盘，浓厚的眉毛，一对乌亮的眼珠子，多么娴静。今天，他挺身立在千万人的前面，讲起话来，如同霹雳闪电，一句句劈进人的心腑，震动了人们的思想，吸住人们的视线。看他手儿一扬，系动千万人的眼神，滴溜滴溜乱转。嘴唇一动，牵连千万人的心情，静心谛听。但她，还不能理解这是一种什么力量？严萍猛地脸上一热，一抖颤。心儿一摇，一喜盈，她的
心上，羞怯怯地偷偷地系念着。当她一想起来，两片晕红泛满了脸颊。她明白，在中国历史上，自古以来草野里出了多少英雄！立在她眼前的青年人，兴许是一个未来了不起的大人物。一时心上热烘烘，额角上泌出汗珠来，随着人群伸出拳头，喊着：“打倒蒋介石！反对一切苛捐杂税！”几万只手在她跟前扬动，几万张旗子在她跟前摇摆，几万张嘴喊着，喊声象春天第一次雷鸣。严志和在人群里，看这匹小犊儿，简直成了人们眼里了不起的气候。眼角上不由得津出泪珠，又想起运涛：“那孩子要在外头，只能在江涛以上，不能在江涛以下。可惜他要在监狱里住一辈子！”他看见江涛在台上，眼儿一盼，手儿一摇，就有千万人举起手向他招呼。严志和噙着眼泪跳起来，喊：“好小伙子，咶咶叫！”朱老忠和严志和悄悄地碰碰头，呲开牙齿暗笑。朱老忠说：“看吧！咱这孩子行了！”严志和说：“咱也不知道谁家坟里长大树呀！”大贵，那个宽鼻骨梁、厚嘴唇的小伙子，两腿一蹦三尺高，蹓哒地戳在地上，喊：“反对割头税，反对土豪劣绅冯老兰！”在太阳的照耀下，人们张开大嘴一齐呐喊，如同大河里滚滚的翻花：“一定要和冯老兰算老帐⋯⋯”“打倒封建疙瘩冯老兰⋯⋯”一阵阵喊声，传到远方。张嘉庆带着朱老忠、严志和、伍老拔、大贵他们，紧紧卫护着江涛和贾老师，气势汹汹地准备着战斗。枪尖上闪着光亮，想喝敌人的血！刀锋上锃明彻亮，想吃敌人的肉！江涛按照贾老师的意图，指挥游行的队伍。做买卖的停止了生意，万人空巷，看着这雄壮的队伍在大街上走过。一群群农民，迈着有力的步伐，学生们唱着《国际歌》，站满了一条街。排头到了税局子，排尾还没离开爆竹市。江涛呼呼哧哧地跑到队伍前头，严萍在后头紧跟着。他把哨子一吹，人们唿噜地挤上去，挤了门子，砸了窗户，闯进税局子。吓得冯老兰变貌失色，跳过墙头逃跑了。冯贵堂也跳过墙，撒腿就跑，丢了鞋子，掉了帽子，穿过几条胡同，跑到县政府后门。小门关着，他爬过短墙，跑到县长室里。王楷第问他：“你丢靴甩帽的这是干什么？”冯贵堂呼哧着说：“共产党们来了，砸了税局子！”王楷第惊得两只眼睛象黧鸡儿，问：“什么？”冯贵堂说：“反割头税的人们来示威了！”王楷第立刻站起来，走到大堂门口大喊：“警察队，保安队，集合！出发！”江涛见找不到冯老兰，爬到屋顶上，指挥队伍：“老乡亲们！土豪劣绅逃走了，怎么办？”大贵伸出粗胳膊大拳头，瞪出大眼珠子，瓮声瓮气地说：“土豪劣绅打倒了，上县政府，去铲除贪官污吏！”江涛说：“土豪劣绅还没打倒，还得狠狠地打！”江涛又把哨子一吹，喊了口令，大队人群噗噗噜噜地跑向县政府。张嘉庆带着纠察队，紧跟着江涛和贾老师。大贵、二贵、庆儿、伍顺，那些年轻的小伙子们，今天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第一次说出内心的话。有说、有笑、有跑、有跳，乐得什么儿似的。严萍第一次看到这神圣的农民革命的图景。兴奋得忍不住眼上掉下泪珠来，用手巾擦着。江涛看她身子骨单薄，浮游在
人群里，一会涌到这一边，一会又涌到那一边，被人们挤得歪歪斜斜的，就偷偷地挽住她的胳膊。这事别人没看见，张嘉庆可是看得清楚。把嘴唇突在江涛的耳朵上，问：“这姑娘是谁？”江涛说：“是个同志。”张嘉庆眯缝着眼睛笑了笑，拍着江涛肩膀说：“这样的同志？”江涛拽住他的手说：“你可不能瞎说，吭！”嘉庆说：“保护你行了，我可不能保护她！”江涛沉下脸来说：“这是什么时候，还有心花儿闹着玩儿！”年轻人的心情另有不同。江涛看今天群众情绪好，经过官盐店的时候，又喊了一声：“官盐又涨价了，怎么办？”朱老忠大喊一声：“反对官盐涨价，抢他！”一句话没说完，人们兴奋起来。贾老师在大贵耳朵上说了个小话儿，大贵冷孤丁地把大胳膊一伸，喊出：“反对盐斤加价！”随着喊声，人们如雷一声吼，一齐拥上去。大贵两腿一跳，蹦上盐槽，拿起秤杆在柱子上一摔，咯嚓的一声折做两段。拿起簸箕说：“来吧！老伙里的东西，随便抢吧！”人们抢了盐，用手巾、用褂子襟包着。重又整了队伍，上县政府去。走了一截路，前队又停住。江涛跑到前头一看，骑着马、穿着黑衣裳的警察冲上来。穿黄军装的保安队，挺着胸排着横队，挡在县政府的大堂门口。手里端着枪，枪上插着闪亮的刺刀，拉得枪栓劈拍乱响。象疯狗嘴上挂着血丝，逞着吃人的架子。人们有些恐慌，队伍走不过去。伍老拔用脑袋一拱，叫江涛骑在他的脖子上。江涛伸起手大喊：“不要怕！不要怕！兵来了将挡，水来了土屯。有枪的阶级，你们照我这儿打！”他拍得胸膛咶咶地响。人们看警察和保安队不敢拿枪打他，一下子定住了心，镇静下来。保安队不让步，示威的队伍走不进去。江涛从伍老拔肩上跳下来，说：“同志们！跟我来！”说着把眉头一横，领着队伍向前走。忽然有两把刺刀对准江涛的脸，不让他前进。江涛挥着两只拳头，睁开两只雪亮的眼睛，盯着刺刀尖上的光芒向前闯，一点不露惊惶害怕的神色。人们看见江涛勇敢的神气，都壮起胆来，一股劲往里冲。朱老忠看那两把刺刀，在江涛眼前闪着光，眼看要戳着他的眼睛。把大棉袄一脱，举起三截鞭闯上去，两手向上一腾，光啷地把两把刺刀打落在地上。一下子又冲上来五六把刺刀，照准朱老忠刺过来。朱老忠气冲冲地走上去，拿起三截鞭，噼噼啪啪地迎挡着。看眼前刺刀越来越多，他一个人堵挡不过了，伸开铜嗓子喊了一声：“是刀子山也得闯，同志们！上呀！”大贵憋粗了脖子，把胳膊一伸，喊：“打退贪官污吏的爪牙！”人们一齐瞪出眼珠子喊，喊得天摇地动。张嘉庆和朱大贵带着伍老拔、二贵、庆儿、伍顺等十几个人，拿着十几杆长枪冲上去。保安队不敢伤害请愿的群众，被农民纠察队冲垮了，退进院子里。朱老忠说：“同志们，向里闯！”朱大贵、张嘉庆、伍老拔，带着大队的人们，哇呀的一声，冲进院里。人们挤满大堂，挤满前后院，站满了屋顶上。朱老忠站在队伍前面，举起拳头大喊：“要求贪官污吏出来和民众见面！”人们紧跟着喊起来。警察和保安队，还是逞着吃人的架子不敢。朱老忠又喊：“同志们！他们要是伤害我们一个，我们怎么办？”人们喊着：“摁窝儿打死他们！”朱老忠喊：“那么，各人找寻各人的武器吧！”人们找了铁钯大镐、砖头石块，拿在手里，摆开阵势要打仗。
县长听说请愿的群众人多势众，不敢出来。保安队和警察保护着县政府。人们等了半天，才传出话来：“可以暂时不交割头税。”江涛要求他明令取消，县长不敢，说要请示省政府。江涛看人们从早到晚，只吃了一顿饭，身上累极了。叫伍老拔把他拱起来，站在石碑上，说：“同胞们，老乡亲们！看到咱们的力量了吧！只要群众一起来，就吓得土豪劣绅们屁滚尿流，贪官污吏们也浑身打颤。有人再来收交割头税，怎么办？”朱老忠跳起来，使出绝力喊：“当场打死！”人们一齐喊着：“打倒土豪劣绅冯老兰！”江涛歪起脖子，学着贾老师的手势，举起右手，摇手大喊：“反对验契验照！“反对盐斤加价！“反对高利贷！”人们一阵阵高声喊着，喊得天摇地动，江涛又说：“愿意打倒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的人们！你们加入农会吧！”人们不约而同地喊着：“我们一齐加入农会！”江涛说：“同志们！回去的时候要三三五五地搭伴走，路上要防备土豪劣绅们的暗害！防备巡警和马快班的逮捕！”散了会，朱老忠套上牛车，人们坐在车上，他跨上外辕，打着响鞭回家去。江涛和严萍一块走，走到半路上，严萍对江涛说了知心话。她说：“我一见到示威的人群，心里真是兴奋，一股劲儿跳啊！”江涛送她走到大门口上，才独自格儿走回来。自从开了大会，江涛心上老是象架着一团火，白天吃不下饭，晚上睡不着觉，他独自格儿坐在冬天的树林里，沉思默想，在总结着斗争的艺术。那天，他悄悄走进梨林，把身子靠在梨树上，眯缝着眼睛向着太阳取暖。严萍从背后走过来，用细树枝扫了一下他的耳朵。他以为是一只什么虫儿爬进耳朵里，急摇了摇头，回身一看是严萍。严萍咯咯地笑起来，江涛也无声地笑了，心上一跳，脸上有些红晕。严萍问他：“你在想什么？”江涛说：“我在想运动过去了，广大农民怎样对付冯老兰。”严萍坐在江涛一边，江涛睁起黑亮的眼睛看着她。猛地张开臂膀，把严萍拦在怀里，热烈地用滚热的嘴唇，吻着她青青的眉峰⋯⋯他们在空旷的林子里，细细谈心。思想如同一匹脱了缰的、刚扎牙的小马，伸开四蹄，奔驰在祖国的大地上。两人共同绘下了多少理想的图画；两个人共同研究着，画上又撕碎，撕碎了又画上。年轻的、狂热的血液，在胸膛里鼓荡，开始感到革命给予青年人的自由和幸福。３８
人们自从在城里大集上开了大会回来，到处扬嚷反割头税的胜利。老驴头看反割头税胜利了，心上又想起春兰的婚事，慢搭搭走到朱老忠的家里，朱老忠把他让到屋子里，坐在炕沿上。老驴头问：“老忠兄弟！咱这亲家能做不能做？”朱老忠暗里笑了笑，说：“亲事能做不能做，我这里好说，单看你的。”老驴头问：“怎么单看我？”朱老忠说：“咱大贵说了，你要想娶他过去，比登天还难。”老驴头呵呵笑了说：“怎么这小子这么死羊眼，嫌我穷？”朱老忠说：“他说你有千顷园子万顷地，他也不干。”老驴头一听，可就挼下精神来，搔了搔脑袋失望了。说：“咳！那么一说，咱就沾不上你们的光了⋯⋯咱老了⋯⋯不行了⋯⋯”他想到两口子都老了，家里没有顶门立户的汉子，只春兰一个，那能过得了日子？再说春兰是个闺女家，长得不平凡，又有点名声，乡村里一些半大小子们，净想编着法子欺侮⋯⋯想到这里，由不得眼里掉下泪来。老驴头这点心事不说出口来，朱老忠也会明白。贵他娘见老驴头精神发苶，走过来嘻嘻笑着说：“还说俺死羊眼哩！从你那炕头走到俺这炕头，只有迈步远，没的把春兰娶在我这院里，将来你们老两口子要是有个灾儿病儿，早起后晌的，我就不叫春兰家去瞧瞧？莫说咱成了亲家，就是街坊四邻异姓外人，家里没有人手，缺手缺脚的，咱也不能看着他遭难。”老驴头摆着长满了胡子的长下巴，说：“这么一说，做了亲戚，又成了你们的累赘了？”贵他娘说：“亲戚朋友嘛，有什么说的！”说到这里，老驴头心上可就活起来。他想：“乡村当块儿，又是一条街上，春兰早起后晌过去照看照看，也还可以。”他说：“咳！孩儿是在我身边长大的，我不忍叫她离开我。”贵他娘说：“你也得知道孩子的苦处，春兰年纪不小了，你不心疼她？”老驴头说：“我的孩子，我为什么不心疼！”贵他娘说：“你心疼她，你还拦着她。”老驴头只是摇摆着下巴不说什么，不住地叹着气说：“咳！天哪⋯⋯难呀！难呀！人活着真是难呀！”朱老忠看他心里实在难受，走过去伸出大拇指头问：“大哥！你不相信我朱老忠吗？”老驴头又抬起头来说：“相信哪！”朱老忠说：“你相信朱大贵不能冻死饿死你们，你就把春兰给了他，你要是不相信，咱就两便吧！”老驴头一听就乐了，说：“你要是这么说，咱这门子亲戚算是做成了，我知道大贵是个仁义孩子。”朱老忠和贵他娘哈哈笑了，老驴头也在森森的长胡子上带出笑容。立起身出了口长气，拍了拍腰里褡包，高兴起来。朱老忠说：“说是说笑是笑，运涛那孩子还在监狱里，如今要是这么办了，我觉得对不起他。再说还有咱春兰，她和运涛心热，这么办了，恐怕她还不依。咱得慢慢商量。”老驴头看朱老忠又犯了思量，摇摇头抬动腿脚走回去。春兰和她娘正在黑影里坐着被窝头说闲话。老驴头坐在炕沿上，扬起下颏呆了一会，说：“闺女！你也别嫌羞了！我俩这么大年纪了，愿意看着你有个归宿，就是将来睡在黄泉里
也安心。”他慢吞吞地把大贵的事情说了。又说：“我就是你这么一个。你要是愿意，就点个头儿，要是不愿意，就摇摇头儿。”春兰一听，不知怎么好，热烘烘的浪头传遍全身，在暗影里连连摇着头。可是她不知道父亲看见了没看见，就势把身子一歪，伏在被窝上，她的心在不停的颤动，好象有一股温热的泉水在心上流动。咳！天哪，她经过了多少灾难呀，今天又到了这个关节上，走到十字路口。那天晚上，朱老忠摸着黑，踏着那条小道上小严村去。路上的雪化了又冻住，两只脚一踩上去，就疙疙瘩瘩的。他奔奔坷坷地走着，到了严志和家门前，敲门进去，和江涛、严志和、涛他娘念叨了一会子开大会的事。朱老忠说：“有个事儿，我想跟你们商量商量。”严志和问：“你说春兰和大贵的事？”朱老忠说：“唔！老驴头答应把春兰给大贵了。”严志和看了看朱老忠说：“好，好啊！这么着好。在我这心上，算是完了一件事情。再说咱没儿不使妇，没过门的媳妇，常来常往也不好。”涛他娘也笑了，说：“过来过去都是咱一家子人！”严志和跟涛他娘话虽这么说，心里还是不怎么同意把春兰嫁给大贵，他们舍不得。自从运涛坐狱的那年，春兰就常过来帮他们缝缝洗洗，头疼脑热的时候，也来服侍汤药。春兰好象一条红绳，把运涛和老爹老娘系在一起。他们一看见春兰，就会想起运涛，感到儿子的温暖。如今一说起春兰要出嫁，孩子大了，他们说不出一个不字。可是春兰要是真的离开他们，却又象失去一件宝贝似地心疼。朱老忠呢，也不过是试探一下罢了，春兰嫁给大贵，他固然高兴，春兰和运涛结婚，他更高兴。可是这也只是一个幻想，谁知道运涛什么时候才能出狱呢？江涛看准了三位老人的心情，也说：“春兰嫁给大贵，我当然乐意，可也得看春兰愿不愿意。”他这么一说，几个人同时沉默下来，不再说下去。真的，春兰这孩子，她要是一直扑着心嫁给运涛，可是怎么办呢？这个问题，谁也答不上来。江涛猛地想起，他听到人们说过，监狱里允许家里妻子去探望，允许未婚妻去结婚，还可以同屋居住，可是那只是一个传说，没有银钱垫道，那是万万不能的。他又想到，虽然如此，到底运涛什么时候出狱？春兰还是和大贵结了婚好。第二天吃过早饭，江涛去找朱老忠和朱老明，商量以后怎样应付锁井镇上恶霸地主的事，黄昏时分才回来。走到北街口上，春兰从小门里走出来，手里提着个小红包袱，见了江涛，停住脚步说：“江涛！来，我跟你说个话儿。”江涛走过去说：“正想找你说个话儿，你这是去干什么？”春兰说：“才说到咱院里去，这是给你做的一双鞋，怕的是老人上了年纪，在灯下做活熬坏了眼，她身子骨儿单薄，再累得好儿歹的！来，你穿穿，合适不合适？”江涛他们说着，走到春兰家里。江涛坐在炕沿上试着鞋子，春兰又说：“有什么衣裳该缝了，该洗了，你就拿过来。你不在家的时候，剩下两个老人孤孤单单的，我常过去看看，你在家里，我就不过去了。”春兰娘看江涛人长高了，白白致致，出秀成大人了。又想起运涛，扫了春兰一眼，就避出去。春兰说：“江涛！你喝水不？我给你烧壶水喝。”又拿起笤帚，说：“看你身上那土，来，我给你扫扫。”江涛说：“我回去吃饭，不想喝水。”他看着春兰脸色苍白，人也太瘦
了，鼻骨梁尖尖的。问：“你，打算怎么办⋯⋯”问到这里，不敢再往下说。他怕春兰害羞，不愿跟他谈出心里的话。春兰冷笑一声说：“你看，几个老人有多么瞎心！”说着脸上红起来，撅起嘴，眼上掯着泪花。春兰给江涛身前身后都扫了个干净，见他胸前落了几个粥点，也拿笤帚疙瘩刮了半天。她说：“我也有个话儿，想跟你说说。”她说到这里，闭住嘴停了一刻，才说：“我想去看看运涛。”江涛一听，闭着嘴不说话。要说不行，就是打了她的高兴。要说是行，那块宝地就是为上济南卖了的。他睁起黑眼瞳，问：“你想他了？”江涛这么一问，春兰的眼泪就象雨点子唰地一下子落下来，舌尖舐着唇边上的泪珠，出了口长气，看着窗外说：“唔！”到这刻上，江涛实在同情春兰，恨不得和春兰插翅飞到济南去。他说：“你愿意去，咱想个办法让你去。”真的，要是还有一块宝地的话，他也愿意把它卖了，叫春兰见到运涛。春兰眼泪流到脸上，说：“运涛走的那天晚上，给我说下话儿，叫我等着他，他还要回来⋯⋯”说着，又抽抽咽咽地哭个不住。江涛眼圈发酸，滴出泪来，说：“春兰！你年纪也不小了，我想告诉你说，你也别烦恼。运涛判的是无期徒刑，出狱没有日子。咱老人们不愿叫你把好年岁儿耽误过去，再说大贵从军队上回来，也出息得多了。你看，在这次运动里，真是一员虎将！”春兰一听就跳起来，连哭带喊：“不，俺不，俺就是不！不管是谁，就是他长得瓷人儿似的，俺也不。就是他家里使着金筷子银碗，俺也不。我就是等着运涛，我等定了！”她两片嘴唇不停地说了一溜子气话，又撅起嘴来，把泪止了，肚子里还不住地抽着气。江涛紧忙说：“你可别生我的气，我是这么说说，拿主意还在你自己。”春兰说：“我主意拿定，俺俩既是说下这个话儿，他一辈子不出狱，我就要等他一辈子。我要上济南去看他，我说去就去！”江涛说：“那要花很多盘缠，咱往那里去筹借？”春兰说：“我纺线，摘棉花，掐谷，多付点辛苦，积攒下钱来。”江涛说：“你今天纺二两，明天纺三两，纺到那一天才能积攒下这么多钱？”春兰说：“我一天天地纺，铁打房梁磨绣针，功到自然成！”停了一刻又说：“我去找忠大伯和志和叔，叫他们给我备办。叫我去，我也得去，不叫我去，我也得去，我去定了！”停了一刻，又盯着江涛说：“看你也长成大人了，学得油嘴滑舌的，跟着瞎心的老人们谋算我。”江涛一下子气急了，说：“我那里⋯⋯我是设身处地为你着想。”春兰鼓起嘴唇，瞟了江涛一眼，生气地说，“呿！”就再也不说什么。这天晚上，春兰还是不吃饭，一个人在黑暗里睡下。可是，她睡不着，只是把两只手，枕在头底下，合着眼睛发呆。她一合上眼睛，就会看见运涛。在那冬天的长夜里，她经常是半睡半醒，模模糊糊的，也不知道是醒是睡，混混沌沌地呆下去。夜深了，她正静静地躺着，也好象是睡着了。猛然一声，听得千里堤外，冰河乍裂，遥远地传来，象一种什么力量敲击她的胸膛。她打了一个冷怔，猛地醒过来，睁开眼睛看了看窗户，还是满屋子黑暗。她心上实在烦乱，冷孤丁地坐起来，用手捋了一下蓬乱了的头发。摇着脑袋看了看窗外的暗云，她想：“去了房子卖了地，我也要去看他！”想着，运涛恬静
的脸庞，从暗云里显现出来，那对鲜活的大眼睛象一对明灯，照亮了她的心。３９除夕那天早晨，二贵在门上贴上红对联，屋里贴上新年画，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预备过年。等太阳圧山的时候，大贵叫了二贵，哥儿俩胳膊底下夹着粟谷草，怀里揣着爆竹，到老坟上去燎草儿。一擦黑儿，在坟头上点起草火，火势蔓延，燃着坟地上的枯草，燎起“飘花”。夜暗降临的时候，平原上遍地飘起野火，鞭炮声连连响起。猛地空中一声爆响，震撼了云层，响声遥遥飘荡，一股光亮闪过蓝天。天上闪出星群了，人们从柏树上捭了满抱柏枝，走回家来，又在门口点起草火。家家在门口放起鞭炮，硝磺的气味在满街飘荡。那天晚上，大贵二贵盘脚坐在炕上，跟娘说着话儿，捏完了过初一的饺子。今年和往年不同，他们更早起了五更。大贵把两位老人搀到炕头上。二贵煮熟饺子，把碗端在炕桌上，满屋子热腾腾的香油白面的气味。大贵二贵跪在地上给爹和娘磕头，庆贺新年。贵他娘一看这两个孩子，都长得这么发实，一个个肥头大耳的，心上激动得乐了，说：“孩子！过新年增新岁就算了，忙起来，亲爹亲娘磕的什么头！”朱老忠看看大贵二贵，再看看贵他娘，两只眼睛由不得笑了。虽然一家团圆，反割头税胜利，可是他并不快乐，只是回想一生尝到的苦味，想到老爹和姐姐。祖辈几代的仇恨还没有报，他觉得心上甚是沉重！吃完饺子，大贵二贵提上铁丝灯笼去拜年，娘在灯笼上贴上剪纸花儿。除夕晚上，严志和也在地上烧起柏枝，小屋里充满了柏汁的香味，又抱了一捆芝麻秸来，撒在地上。江涛问：“爹，这是什么意思？”严志和说：“这个嘛，让脚把它们踩碎。取个‘踩岁’的吉利儿。”涛他娘点着一把香，虔诚的举过头顶，又低下头默念。把香一炷炷插在门环上、谷囤上、灶台上、牛槽上。提着灯笼，点上蜡碗，烧了纸箔，磕了头。听得有人推门，江涛忙去开门，抬起头一看是严萍。她今天穿着黑绒旗袍，打着纱灯。进门就说：“乡村的大年夜，真是热闹！”江涛接过灯笼，说：“萍妹子，怎么天黑了才来？”严萍说：“大年夜，再黑也是明亮的。到处是灯笼火炮。”涛他娘把严萍推到柏火旁边烤着，在地上放个小炕桌。严志和说：“萍姑娘！江涛到了你家里，好吃好喝儿。你到了我这茅草屋里，粗茶淡饭你也吃上一碗。”又对涛他娘说：“快给萍姑娘煮马齿菜馅饺子，她们在城里，是吃不到的。”涛他娘说：“请都请不到的。”她把血糕、猪头糕、灌肠、萝卜缨儿大饺子，摆在小桌上。江涛烫上一小砂壶酒，劝父亲喝。严萍说：“不用请，我自格儿会来。”
涛他娘坐在灶堂门口烧火，由不得回过头来看，柏火照亮严萍丰满的脸庞。涛他娘说：“他妹子，怎么这么好人儿？”严萍正把一小块血糕送进嘴里，听得说，回过头笑了笑，说：“好吗？磕个头，认你做干娘。”涛他娘说：“可别折煞我老婆子！”心里想：“当我的干闺女，还不足兴⋯⋯”严萍吃完饺子，严志和喝完酒。一家人坐在炕上，看墙上贴的年画。一边看着，江涛讲起《红鬃烈马》的故事，讲到薛平贵别窑征西，去了十七年才回来，老丈人王允还要苦害他，等他打胜了仗回来，王宝钏还在等着他。他一面说，严萍睁开大眼睛看着他。严志和说：“革命成功了，咱也出出这口气！”涛他娘说：“革命成功了，运涛也该出狱，回来和春兰成家立业。”她又想起运涛，每逢过年过节，净爱想起运涛，年年除夕哭湿半截枕头。咳！象运涛这样的好孩子，一去几年不见回来，能不牵挂娘的心肠？今年却不同，她看见严萍和江涛在一起，心上不由人不生出新的希望。深夜了，有一阵爆竹声，从远处响过来。啊！新的年岁开始了！严萍要回去，涛他娘说：“大黑的天，明了再回去。”严萍说：“不行，奶奶操心。”涛他娘说：“叫志和叔叔送你。”严萍拿起灯笼向外走，说：“不用。”见严萍要走，涛他娘着了慌，说：“不行！不行！荒乱年头儿！”一句话没说完，严萍早出了大门。涛他娘走到门口，看了看黑暗的夜色。回来不见了江涛，对着严志和嘻地笑了一声。严志和说：“年头呀！革命革得开通了，大地方时兴男女自由。”涛他娘说：“看神色，他们俩不错了。”严志和暗喜，说：“许着，咱得给他们助点劲，别学了运涛和春兰那个，棒打鸳鸯两分离！”江涛踩着纱灯上射出的影子，走在苍茫的夜色里。乡村的淡墨色的轮廓象一堵墙，静静地站着。仰起头来看满天星星向他们眨眼笑着，微弱的青光从梨树叉上射下来。严萍说：“我有一句话要对你说。”江涛在黑暗中，瞅着严萍的面影说：“你说吧！”严萍说：“我不敢说。”江涛问：“怎么？”严萍说：“怕你不答应。”江涛说：“能答应的尽可能答应。”严萍听了，抖着胸脯一下子笑了，说：“回答得真聪明，我说啦！”江涛说：“你说吧！”严萍迟疑着，走了五十步远，才说，“我嘛，想革命。”江涛问：“为什么？”严萍说：“因为你革命。”说到这里，两个人又沉默地走了一百步。沉默压得人的胸膛透不过气来。在夜暗里，严萍射出闪亮的眼光，有力的逼着江涛问：“嗯？”江涛说：“我介绍你参加革命救济会。”严萍问：“和共产党一样？”
江涛说：“离着近点，是个赤色团体。你可以动员人力财力帮助革命，挽救被难的同志们。”严萍问：“我为什么不能参加ＣＰ？”江涛说：“论你积极工作，你可以参加，论起你的阶级和成份，你还需要在群众团体里锻炼锻炼。”严萍听着，紧绷的胸脯松弛开来，说：“自从城里开会回来，激动得浑身发热呀！跳呀，心里老是在跳！”她语音愉快而响亮：“人，生在天地间，应当做一番有益于人类的事业！”江涛紧接着说：“是的！我们不能白在世界上走一遭。”走到大严村，他们从冰雪上踏过，脚下发出焦脆的响声。严萍敲门进去，又回过头来，和江涛握了一下手。江涛看着严萍进去，又在梢门底下呆呆立了片刻，才冒着夜暗走回来。天明了，人们出来拜年。大贵二贵在街上撞见伍老拔，先拱手作揖，再趴下磕头。说：“恭喜大叔！反割头税胜利了。”伍老拔笑嘻嘻地说：“胜利了，孩子们！再有这么个好年头，给你们一人娶个新媳妇。”哥俩走进朱老星的小屋里，他正坐在炕沿上抽烟，大贵说：“大叔！斗争胜利了，夜里可安静？”朱老星说：“大年夜还安静，就是半夜里有狗叫，叫了几声又停住。”又呲牙笑笑说：“看吧，革命就要成功了，孩子们有吃有穿！”街上，小顺、小囤、庆儿，一群小伙子们沿门磕头。到了朱老忠家里，进门跪在地上，说：“老忠大伯，给老人家磕个胜利头。”朱老忠说：“孩子们忙起来，地上脏呀！”说着，把花生掖在孩子们衣袋里，端起一盅热酒，说：“来，小伙子们！喝个胜利酒儿吧！”４０江涛到忠大伯、明大伯、朱老星、伍老拔家里拜过年，到舅舅家磕了头，又到大刘庄、小刘庄、李家屯亲戚朋友家去拜年。拜着年，宣传反割头税的胜利。正月十四那天，他到贾老师家去，给乍蓬胡子老爷爷磕了头，老人在牛屋里接待他。他向贾老师汇报了工作，贾老师批准他在锁井镇一带发展党员，建立支部。给他写了信，介绍他回到保属特委去。贾老师说，锁井区的工作比别区还好。又说：“你学会做工作了，同志！我心上说不出来有多么喜欢，想调你回来工作，你又正在读书的年纪。我好疲累呀，工作多，人手少。请你告诉锁井那些同志们：胜利中会蕴藏着失败，要提高阶级警惕。灾难中也会孕育着胜利，要努力工作。同志！你也要注意：越是在得意的生活里，越要准备迎接突然的不幸。这是我从事革命工作多少年来的经验，如果是有用，希望你多加考虑！”江涛听了贾老师的话，转着大眼睛说：“是⋯⋯”灯节晚上，人们在街上耍着狮子，敲着锣鼓。朱老忠、伍老拔、朱老明、朱老星、大贵，走到江涛家里，盘脚坐在炕头上。涛他娘炒了半簸箕花生来剥着。江涛讲了“共产党是谁们的党”，讲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权利和义务”，讲了“党的铁的纪律”。他学着贾老师，找了一张写年联的纸来，剪
了个红旗贴在墙上，举行了入党的仪式。从这一天起，朱老忠、朱老明、严志和、伍老拔、大贵，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开完了会，涛他娘又端上一条盘酒菜。老哥们和大贵、江涛，喝了一会子酒。开门向外一走，是夜黑天，白色的大雪片，从看不见边际的黑夜里，慢悠悠地飘落下来。远处村上，锣鼓声还在叮当响着。朱老忠说：“这是瑞雪呀，今年一定五谷丰收。”朱老明说：“哼哼！那是自然！”天明，张嘉庆来了，说：“冯贵堂告了状，马快班要抓捕反割头税的人们。色红的人们赶快躲躲。”说完了，连饭也没待得吃，踏着满地雪水，去下通知。江涛和严萍，坐上车赶回保定去了。冯老兰和一起子包税商赔了钱，说什么也不干。冯贵堂熟悉法律，走到保定告到保定，走到天津告到天津。到了那年夏季，一天晚上，贾老师看了一会学生作业，吹熄了灯，坐在窗前歇凉。远处，护城河里的蛙声呱呱地叫着。张嘉庆骑着车子，从很远的地方赶回来，累得浑身是汗，他掸了掸身上的尘土，拉开抽屉，有贾老师给他留下的菜和馒头。贾老师看他吃完了饭，拉把椅子，叫他坐下一块喝茶。说：“嘉庆！你要离开这里⋯⋯”张嘉庆问：“怎么，出了什么事情？”他睁开大眼睛问。贾老师说：“不，这是不得已的。反割头税以后，冯老兰抗交税款，县政府不答应。冯贵堂到省政府告了咱们一状，连县长都告上，说他‘镇压反割头税运动不力’。县长给省政府上了禀帖，说冯老兰‘玩忽国法，抗交税款’。冯老兰收不到税，赔了本钱，就要设法抵赖包价。省政府勒令县政府追交，一下子把冯老兰扣在县政府里。老家伙恼羞成怒，又告了咱们一状，这一状告在我、你和江涛头上。告的是‘共党煽惑民众，抗纳税款，造成国家财政上的损失’。这样一来，问题就严重了⋯⋯”张嘉庆问：“那可怎么办呢？”贾老师说：“起先，县政府里的‘同志’们把这件公文压下，教育局的‘同志’们也设法疏通。由于农民运动的高涨，省政府指令县政府追查，要‘缉捕到案，严行法办’！我们只得避开了，县政府里有你、我和江涛的红名单。”张嘉庆问：“哪，我们应该怎么办？”贾老师说：“江涛已经回到保定，你也要离开这里！”张嘉庆听得说，立时睒了眼睛，说：“贾老师！我不能离开你。你知道，我没了家，没了父亲。母亲是一个花钱买来的姨太太，她疼我，爱我，同情我。可是她在家庭里没有一点地位，除了眼泪，什么也不能帮助我。张家已经把她赶出来，也不知道上那里去了。我跟你在一块，你就是我的父亲，我也不再想母亲。贾老师！你把我引上革命的道路，我就依靠你。我愿为党、为无产阶级事业奋斗到底。我决不犹豫，决不动摇，也没有第二条路走！你不相信我的话⋯⋯”说着，他把钮扣嗤地一声捋开了，用手挖着心窝，说：“把我的心拿出来叫你看看！⋯⋯”贾老师听到这里，慢慢从椅子上站起来。肃穆的脸上，射出亮晶晶的光亮。不等张嘉庆说完，他说：“嘉庆！我知道你的苦楚，别说了，再说就疼坏我了！你放心，你是党教育出来的孩子，党不能放开你不管！可是我要
批评你，你应该依靠党，依靠组织。离开家，党组织就是你的家。没了亲人，每一个党组织都有负责人，你要依靠他们，懂得吗？”贾老师在政治生活里，一向是严谨的。若是看到那个同志有一点糊涂思想，就毫不留情地进行批评。当他看到立在眼前的，还只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就不再批评他。张嘉庆说：“依靠党，依靠组织，我是知道的。当我每次下乡，在路上走着的时候，一想到这里有这样一座母校，两条腿就走得更快一点。一想到贾老师坐在这间屋子里，就象母亲在这里等待我。我也想过，生我的是母亲，教养我成长起来的是党。依靠组织，服从组织，我明白。但是，这个原则要和母亲一样的人结合起来，我就能更好地进行工作，因为你深知道我的缺点和优点。”说着，他的眼眶里涌出泪花。张嘉庆是个硬性子人，向来没有哭过，为了这件事情，眼上再也啃不住眼泪了。自从张嘉庆在河南区领导了秋收运动，他的父亲大发脾气。一天早晨，趁着张嘉庆还没起炕，叫了左邻右舍，叫了家族长，搬了铡刀来，放在台阶上。老头子敲着门，呐喊了一声，说：“嘉庆，你出来！”母亲走出来一看，阵势不好，连忙走回去哭着把他拍醒，说：“儿！好儿！你快逃活命吧！”张嘉庆猛地醒过来，从炕上跳起来，听说父亲要铡他，扔蹦跳上窗台，踩断窗棂，跳上屋顶逃走了。反割头税运动以后，冯老兰又撺掇张嘉庆的父亲，在衙门里告了张嘉庆一状，说他忤逆不孝，登报脱离了父子关系。这样一来，张嘉庆就成了职业革命者，帮助贾老师检查工作、指示工作，写钢板跑交通，成了党委机关有力的助手。他白天出去工作，晚上回来，和贾老师睡在一个屋里，冬天睡在一张床上，夏天睡在贾老师的办公桌上。有时回到自己村里，也不过在同志们家里住几天，求人把母亲叫出来说会话。母亲也只有对着亲生的儿子流一会子眼泪。后来他跑工作到了家乡一带，说起张飞同志，凡是穷人，到了那家那家高兴，到了那村那村欢迎。贾老师看得出来，张嘉庆自从离开家庭，把几件衣裳都穿得破破烂烂。他出去工作的时候，不能按时吃饭，偷偷地藏在农民的小屋子里，这个同志送块饼子，那个同志端碗稀粥。到了工作薄弱的地方，就一天吃不到饭，饥一顿饱一顿地过来。到了工作没有基础的地方，晚上不敢住在村里，宿在漫洼野地，睡在秫秸堆里。在机关里的时候，依靠同志们从伙房里偷几个馒头来吃。在饭铺里吃饭，他舍不得花钱，也只能吃个半饱。为了工作，他得骑着车子从潴龙河跑到滹沱河，又从滹沱河跑到唐河。不久，瘦得凹着两只大眼睛了。这时夜快深了，屋里没有灯，人们都睡着，操场上静静的，全城没有一点声音。贾老师睁开晶亮的眼睛，看着耸立在夜暗里的古圣殿的轮廊，看着重楼上飞檐斗拱的影子，拍着嘉庆的肩膀说：“嘉庆！不要哭，你还年轻，应当更好地锻炼⋯⋯”他慢慢走过来，把手搭在张嘉庆的肩头上，喃喃地说：“要锻炼得能够独立思考问题、决定问题，能够独立工作，那才是一个坚强的干部。目前，我们党就是缺少这样的干部。”他又歪起头看着嘉庆的脸，说：“要知道，你应该勇敢地向前看，不应该是个用眼泪来洗脸的人。”张嘉庆忙用袖子擦去眼泪，说：“是。”贾老师说：“我把你介绍给江涛，他和你一样，也是在党的教养下长大的。这人在工作上英勇、机智，性格也挺浑厚。你通过他接上关系，我要在介绍信上注明，等你年岁一到，立刻转为党员。江涛在去年已经转党了。他
一定好好照顾你⋯⋯哎！他有个女朋友，你见过吗？”嘉庆立刻破涕为笑，说：“我见过，她参加过反割头税运动。长得细身腰，长身条，黑眼珠儿特别的黑，白眼珠儿特别的白⋯⋯”贾老师又说：“是呀！我给你写个信，叫他们想办法帮助你考上第二师范。你的生活问题、读书问题，就都解决了。”张嘉庆说：“我知道江涛是个能干的人，和他们一块工作，一定是很愉快的。”贾老师说：“第二师范供给膳宿费，不够的话，可请求组织上帮助，这也在信上注明。你再好好读几年书，文化水平低的人，就很难在政治上很快提高。”张嘉庆问：“你呢？”贾老师说：“我是不能动的，我还要在这里坚持。我要采取合法存在非法活动的方式工作下去！”贾老师说着，站在张嘉庆的背后，用手指抚摸着张嘉庆的下颏，嘴巴上的胡子，已经硬起来了。他说：“记住，同志！光凭热情不行呀！一个好的革命干部，他需要文化知识——各方面的知识。需要通达事理，了解社会人情⋯⋯”张嘉庆听到这里，从椅子上站起来，背靠着窗台说：“我不同意江涛早早有了爱人。”贾老师直着眼睛问他：“嗯，为什么？”张嘉庆说：“我觉得，这样对女同志并不好。再说，做为一个女人，多痛苦呀！她要管家，要生孩子，要⋯⋯不，应该让她们独立，象男人一样的革命，在社会上做些事业。”贾老师说：“可是她们早晚要结婚的。当然，一个好的女同志，她不一定漂亮。内心的美丽，比长得漂亮更为可贵。”说着，又纳起闷来：“他为什么这样同情女人？显然是受了一种什么刺激。”张嘉庆是张家的独生儿子。母亲生下他的时候，唱了两台大戏，喜幛贺联摆满了半条街。酒席摆了一院子，送礼的人们，喝酒猜拳的声音，传到二三里路以外。他长大了，只许跟大娘叫娘，跟母亲叫“小娘”。生他的时候，母亲只有十七岁，父亲已经五十多岁了。母亲晚上和父亲在一块睡觉，白天和长工们下地做活，摘花割谷，在磨房里碾米、磨面，给大娘洗衣服。大娘不让母亲奶嘉庆，雇了个奶母。说也奇怪，嘉庆渐渐地不象母亲了。母亲哭着说：“大娘使了魔法，把我的孩子脱形了！”人们抱起嘉庆来端相端相，说：“可就是，真也奇怪！”张嘉庆长大了，大娘不叫他和母亲见面。有时母亲背着筐下园子拔菜，在路上碰上他，就流下两行泪，抚摸着孩子的头顶说：“儿呀，儿呀，你快长大！长慢一点，娘就等不得你了！”说着，用破袖子擦着眼泪。奶母对嘉庆说：“穷娘嫁到财主家里，一下轿大娘横着皮鞭站在天地神牌底下。装腔作势，在娘脊梁上抽了一百鞭子，立过家法。”还说：“别看大娘吃得强穿得强，生身的母亲是穿破衣裳的。”张嘉庆长大了，母亲青春的年岁也过去了，父亲又娶了个小娘来。小娘长得更漂亮，把母亲忘在脖子后头。母亲再也见不到父亲的面，从此用泪洗脸，就泪吃饭。母亲的脸，渐渐地瘦了黄了，长上横纹。她不愿这样地活下去，在张嘉庆逃跑以后，也就离开张家，上北京去，帮人做活，当起佣人来。
张嘉庆的家庭历史情况，贾老师在他入团之前就知道。看他阶级出身不平常，对他加强阶级教育，培养成一个赤色的战士。也曾对他说过：“象你母亲这样的人，何止千千万万！你是受压迫的人生的儿子，你要为他们战斗一生！”夜深了，嘉庆骑了一天车子，身上累了。激动的感情，又慢慢平静下来。用眼泪洗净了心情，倒在床上睡着了。贾老师对着深夜，对着静寂的院落出神。他在这个地区工作了将近七年，走过不少村庄，接触了不少革命的农民，培养了干部，教育了青年一代。如今，敌人要追捕他。他对家乡有很深的留恋，嘴里不住地念着：“家乡啊，亲爱的家乡！不论阶级敌人怎样凶狠，我要和家乡的人们并肩作战，度过这白色的恐怖！”为了送张嘉庆走，贾老师第二天早起了床。点上灯，给江涛写了信。贾老师把张嘉庆的衣服包好，叫他起来说：“棉衣和被褥，我告诉这里同志们，给你捎去。”张嘉庆说：“我要是考不上呢？”贾老师说：“考不上也不要紧，我经过保定的时候，告诉组织上，安排你的工作。”张嘉庆点了一下头，“唔”了一声，带上自己的东西，走出了学校。出了门，他又回过头去看了看，心上依依不舍的，不忍离开他的母校。天刚薄明，他们趁着夜暗，沿城根走到西北角上，爬过城去。贾老师说：“路上渴了喝壶茶，别可惜那么一点钱。出了门一闹起病来，花钱更多。”张嘉庆说：“是！我记住了，你回去吧！”张嘉庆跳下城墙，走了一段路，回头看了看他住过几年的城堡。贾老师还独自一个人站在土岗上，呆呆地望着他走远。他要亲眼看着年轻的同志脱离险境。张嘉庆回过头来，看着他严峻的形象，一步一步地走远。４１保定市在小清河和京汉线交叉的地方，离北京三百七十里。河水缓缓地流着，流过丘岗，流过平原，流过古老城堡的脚下。流过白洋淀，和大清河汇流，流向天津，流入渤海。这座小城市，在河北平原上，是政治文化的中心，当时有十五万人口。民国初年，在这里建下军官大学，为军阀混战种下了冤孽。狭窄的街道上，满铺着石块，街坊上大部分是上世纪留下的木板搭。有大车和帆船把粮食、兽皮、水果，运往京津。再把洋货——工业品运到乡村里去。这里有十三所学校，一所大学。省立第二师范就在西城的角下，这是一个中级学校，当时全校有三百多同学。一条小清河的支流，从旁边流过。江涛在这里受过四年师范教育，在保定市有了四年工作历史，是保属革命救济会的负责人，二师学生会的主任委员。暑假期间，江涛被选在学生公寓委员会里工作——沿着旧习，每年暑期招生，学生会筹办临时公寓，招待乡村里来投考的学生们。江涛得到支部负责人夏应图同志的同意，把嘉庆安排在养病室里。每
天演算术、写小字，准备投考的功课。江涛分派厨工里的“同志”，按时把病号饭送去。在这个期间，第二师范经常住着不花栈费的客人。江涛为了解决嘉庆的生活问题，带他去找严萍，她是救济会的会员。一进门，严萍刚下课回来，看见嘉庆就问：“张先生来了？少见！”张嘉庆第一次听到这样的称呼，睁开大眼睛看着她。严萍回过头来笑着说：“我还不知道你是个神枪手哪！”开了门，在自己小屋子里招待他们。她洗了手沏上茶，从父亲屋里拿了一盒香烟来。张嘉庆一见到严萍，就悄悄地把眼光避开。他住在小城市里惯了，没接触过女人，今天遇到严萍，不敢正眼去看。视线一碰到严萍的眼睛，觉得她眼睛里射出来的光芒，象锥子一样尖锐，好象隔着胸膛，能看透别人心血的吞吐。张嘉庆象一只被苍鹰拿败了的百灵，把脑袋钻在翅膀底下，再也不敢鸣啭。象有千丈长绳缠在他身上。其实是严萍一见到江涛，就心上高兴，脸上泛出明媚逼人的光辉。张嘉庆抬起下颏看这间精致的小屋：屋子很小，只放开一个书架，一张书桌，一只小床。小床上铺着大花被单，小窗上挂着花布窗幔。墙上挂着一个银色的镜架，是严萍的放大像。她学着电影明星的姿态，仄起脸儿在笑。嘉庆一看，心上很是讨厌，他不喜欢这样姿态的女同志。江涛把贾老师的意见告诉她，她斯文礼貌地倒了两杯茶，一杯放在江涛面前，一杯放在嘉庆面前。撕开烟盒，递给江涛一支香烟，嘉庆摇了摇头，严萍就不再给他。顺手划根火柴，给江涛把烟点着。嘉庆心里暗想：这是什么女人的作风？严萍说：“我知道张先生好枪法。可是，我也听得说过，你的家庭⋯⋯”她看嘉庆不象个穷学生，知道他的家庭是个大地主。嘉庆楞楞青青地说：“有家就不遭这个难了！”他觉得被一个女人看过来看过去，浑身挺不自在，尽把眼睛看着屋角里。江涛把嘉庆的经历告诉严萍，严萍轻轻笑着说：“这就是了，近来常在报纸上看到，有的青年人为了革命离开家庭。也有的家庭怕吃革命连累，抛弃自己的儿子。”看嘉庆有不耐烦的神色，紧跟上说：“革命就是家，让我们想想办法看，可以在内部进行募捐。”江涛笑了说：“好！就请严小姐解决这个问题吧。”他们商量完了事情，又谈到文学上，严萍侃侃地谈个不停。嘉庆也谈了些革命文学上的意见，他说：“我一念起革命的诗歌，心上就热烘烘的。”严萍说：“我很喜欢浪漫主义的作品，看了那些热情的小说，好象驾上云儿，飘飘呼呼地走向革命。”张嘉庆问：“你正在读什么书？”严萍说：“《毁灭》。”张嘉庆问：“你还读了些什么苏联小说？”严萍说：“还读了《十月》，我很喜欢革命的热情。十月革命成功了，被压迫的人们站起来了，得到政权和土地。我也很喜欢诗歌。”说着，她扬起手朗诵了一首诗：太阳没了，在那西北的天郊。满天的霾云，正在暗地里狞笑。
……………………严萍挥起两只手，用音乐般的音调唱着，又孩子般地笑了。张嘉庆看她天真的举动，很是喜欢。文学把他们的感情联系起来，张嘉庆再也不感到拘束。江涛拉开抽屉，拿出严萍的画报来看着。等他们谈完了，才说：“文学嘛，咱是门外汉。”严萍说：“你是社会科学家嘛，就不再喜欢文学了！”他们又说了一会子革命工作上的话，江涛和嘉庆才走出来。一离开严萍的眼睛，就象割断了嘉庆身上缠的绳索，觉得轻松起来。大拇指朝江涛一弹，打了个响梆儿，挤巴挤巴眼睛说：“不错！”江涛郑重其事地说：“那是一个好同志，可不要开玩笑。”张嘉庆说：“是呀，那是首要条件，不过⋯⋯不过⋯⋯做为一个‘同志’，我给你提个意见：象你，应该有一个身体雄壮的爱人，她好象一个勇士，时刻不离地保卫着你，你就不至于被捕了。老实讲，老实讲⋯⋯”他咽下一口唾沫说：“美丽⋯⋯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江涛拍了嘉庆一掌，说：“净瞎说白道，我情愿！”张嘉庆睁开大眼睛，把右手在左掌上一拍，说：“唉！算了！你们两好碰一好儿，咱算白说！”今年有二千四百人下场，学校只考取一班，形势是相当艰险的。张嘉庆鼓着劲考上了头一榜，算是过了第一关。可是二百五十个人，离四十个人还差得远。江涛觉得张嘉庆为了工作，把功课耽误了，实在难保证他闯过第二关。为了完成党的任务，应该克服的困难，尽力克服，江涛又去请教夏应图。经过老夏同志的指导，总结了历年共青团员在考学斗争上的经验。江涛又把嘉庆带到严萍家里，叫她拿出一身衣裳，把嘉庆的衣服换下来。江涛和严萍提着桶抬了水来，给他洗净。严萍扯起褂子看了看，脊梁上破了个三角口子，小口袋扯破了，搭拉下来。放在盆里洗着，说：“你这方面就得好好儿学习江涛。你看他，一天早晚身上衣服整整齐齐。一年到头儿，头上脚下不落灰尘。”江涛也说：“你穿着这么脏的衣服，能考得上学校？”张嘉庆嘻嘻笑着，拎起贾老师给他的那件布衫一看，和擦桌子布一样，发散着汗臭。他捏着鼻子放下，觉得叫严萍给他洗这么脏的衣裳，很觉过意不去。心里说：“真是，丢人现眼！”严萍说：“在锁井见你的时候，还穿得漂漂亮亮的。这早晚，你学得邋邋遢遢。”张嘉庆说：“那是什么时候？那时候还是少爷，这早晚变成无产阶级了！”江涛说：“你得改变这个习惯。”严萍把一盆洗浑了的水倒出去，说：“这有一车泥！”她在喘着气，洗衣板把她细长的手指磨得通红。打肥皂啊，搓呀，涮呀，一件衣服洗了几盆水。她说：“别看我身子骨儿单薄，并不怕劳动。我就是胆小，爱害怕。那年秋天，有个同学把一条毛毛虫放在我的书桌上，吓得我一天不敢去上课。一想起来，毛毛虫就象在心里鼓弄。我还怕炮声，一听到炮声，就赶紧捂上耳朵。”
江涛说：“那我可不信，那年大年夜里，你一个人摸着挺远的黑路去找我。”严萍斜起眼睛，瞟着江涛说：“那天晚上，可不是平常的晚上。”张嘉庆跟上说：“从那天晚上，你们就开始⋯⋯”严萍不等他说完，故意岔开话头说：“从那天晚上，我就开始走上革命⋯⋯你看你，头发那么长了，也不梳洗。多好的衣裳，穿在你的身上，就曲皱得象牛口里嚼的，穿鞋露着脚指头，这是无产阶级的生活作风？口试的时候，当面一谈就蹭了！”一阵话搔着张嘉庆的痒处，他不耐烦地说：“得啦，同志！咱俩算是没有缘法，我在你嘴里，算是逃不出去，我那里比得过江涛？”他又指着江涛说：“你看他，两个肩膀一般高，两条胳膊一般粗，两条大腿一般长，两只眼睛一般大，两条眉毛⋯⋯两只耳朵⋯⋯”他说话一快，就有些口吃。一股劲地说下去，象放机关枪一样：“象我吧，成天价不干不净，马马虎虎。不过读书不读书吧，为了找个吃饭的地方，才考这‘第二客栈’，好住着店开辟工作呀！”一下子把严萍说了个大红脸，她怕张嘉庆批评她小资产阶级意识，再也不敢吱声。严萍把衣服洗好晾上。掏出两块钱，放在小床上，说：“去，洗个澡理个发，买双鞋来。口试的时候，好去出头露面呀！”江涛和嘉庆带上钱，走出门来，张嘉庆拍着江涛的肩膀说：“同志！你算憋住宝了！”江涛摇摇头说：“少说废话，你不是主张中国革命成功了，再找爱人吗？”张嘉庆说：“当然哪，中国革命不成功，我连想也不想。”两个人洗了澡理了发，到鞋店里试着买了双鞋子。把新鞋子穿在脚上，那双旧鞋子，又破又有气味，放在鞋店里玻璃门前的花砖地上，抬起腿就走了。严萍把张嘉庆的衣裳折叠整齐，坐在椅子上压得平平正正。张嘉庆穿在身上，浑身上下干净利落。严萍拍拍他的肩膀，捵捵衣襟说：“看，怎么样？小伙子漂亮了吧！明天口试的时候，一过眼就取上了！”江涛、严萍、嘉庆，在院里洗衣服的时候，严知孝和老伴在北屋里有一场小小的争论。妈妈说：“闺女大了，也该有个安排。”又指着窗户外头说：“看！这样下去有好儿吗？”严知孝说：“我看也没有什么不好。”妈妈把脖子一拧说：“你看不见？大闺女大小子们，成天价在一块耳鬓厮磨，好看吗？”严知孝说：“也没有什么不好看。”妈妈说：“我看老奶奶说的那个，你还是答应了吧！”严知孝说：“那是你的闺女，你答应下吧！也不跟孩子商量商量？”妈妈又说：“商量？要叫我是萍儿，巴不得的！登龙那孩子，长得白白儿的，精精神神的，多好啊⋯⋯”严知孝说：“咳！你净装些个糊涂，你要是萍儿，你不愿和大小子们在一块玩？孩子们自然会选择自己的道路，打着鸭子上架不行，强拧的瓜儿不甜！”冯登龙看严萍和江涛的关系，从去年开始，比他更亲密了，心里使了一股劲，撺掇冯老锡上大严村去了好几趟。请姑奶奶给登龙保亲，想把严萍娶过来做媳妇。冯登龙以为这样可以不显山下显水的把事情办好，想不到严知孝不做主，妈妈一个人同意也办不成。两个老人翻来复去嘀咕了半天，严知孝嫌老伴絮烦，靸拉上鞋子走出来。在院里散着步，见严萍他们还在屋里说说笑笑，迈步走进去。江涛和张嘉庆连忙站起来，说：“严先生请坐。”严知孝上下打量着江涛和张嘉庆，说：“好啊！英雄出在年少！宝贵的
青年时代呀，你们努力吧！”严萍说：“爸爸，你还不老啊！”严知孝指了指脑壳说：“脑筋老了！别看我会说，不能做，好象讲书一样⋯⋯”他拿出在讲台上讲古文的架式，讲了很多人生的大道理。最后，他说：“当老师的责任，是把话讲下，看你们青年人们怎么做去。”说着，回到他的书斋。说了一会子话，江涛和嘉庆同时走出来。严萍送到门口，站在高台石阶上。张嘉庆一眼看见严萍穿着一双光亮的新皮鞋。笑着问：“是你买的？”严萍说：“怎么，不是我买的，还是你买的？”张嘉庆瞅了江涛一眼，笑了说：“我买了你也不穿。”江涛拍了他一巴掌，说：“净耍些个贫嘴！”从严萍家里回来，江涛又给张嘉庆分析了学校的政治情况。还说，训育主任是个反动派，口试的时候，要他机灵点。就是这样，张嘉庆考上了保定二师，脱离了滹沱河两岸的白色恐怖，在保定读起书来。４２冬去春来，日子过得好快。一九三一年的秋天，日本军国主义的关东驻军，在古老中国的满洲燃起战火。国民党反动派坚持不抵抗政策，要放弃满洲，把东北军调往江南“剿”共。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严知孝夹着书包，从学校走回来。洗去手上的粉笔面，立在窗前抽着烟。看蓝色的天上，有几片白云飞驰，他脸色苍白，反问自己：“这就算是亡国了⋯⋯这就算是亡国了⋯⋯”他说着，两颗大泪珠子落在地上。妈妈正在厨房里做饭，听得严知孝一个人在屋子里自言自语，她说：“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军队，怎么能一下子亡了国呢？”严知孝说：“人多遮黑了眼，兵多吃闲饭！自私自利的家伙们，只知巩固个人的地盘，发展个人的势力，谁是为国家民族的？咳！我想不教这个书了，回家当老百姓，眼不见心不烦，等着当亡国奴算了！”妈妈听得严知孝大一声小一声地说话，掀起围裙擦着手，从厨房里走出来。隔着窗户说：“又不是自格儿的事情，操那么多心干吗？那些做大官们的自然有办法。不教书了吃什么？喝什么哩？”严知孝说：“你算想错了！越是官儿大，身子骨儿越是值重。敌人一来，他们跑得更快！”严萍从学校下课回来，把车子放在廊檐下。从屋里拿出把缨摔子，掸着鞋上的尘土。看见爸爸悲戚的脸色，抬起下颏儿想：“读书，又有什么用呢？敌人一来什么都完了！”说话中间，冯登龙走进来，这人长得身体很魁梧。严萍和他同时走进屋里，他看见一家人脸上都带着忧愁，也呆呆地站住不说什么，严萍搬过张椅子说：“请坐。”
严知孝把头仰在帆布靠椅上，拍着膝盖说：“完了！完了！我看不见有那一个是肯救国救民的？”他为国家民族的危亡，感慨很深，实在觉得过不下去。冯登龙竖起眉毛，闪着锐利的眼光，看看严知孝，又看看严萍。掏出烟盒子，捏起一支烟，在盒子上戳着，说：“想救国救民的，大有人在！中华建国四千多年，出了不少英雄，挺身出来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这就是国魂！只有唤醒国魂，才能挽救祖国！”他好象胸有成竹，晃搭着身子，楞楞角角地说着：“沈阳事变，没有什么可怕。相反，应该庆幸。这好比在睡狮身上刺了一剑，它才能惊醒。它这一醒呀，就要吃人！”严知孝听他这个得意的学生，大言不惭地说着，脸上的愁闷就散开了。打量一下登龙，说：“你说得很对！中国的衰亡，就是因为断了国魂，缺少了英雄。你看！这一群卖国贼们，能救得了国家？”冯登龙说：“英雄造时势，有了出色的英雄，自然就能打退异民族的侵略。”严知孝用食指磕着烟灰，在屋子里踱来踱去，说：“从中国历史上看，凡是异民族入主中原的，就没有不失败的，也没有不残忍的。元世祖忽必烈入主中原，十家一个蒙古人管待，十家一把切菜刀。清世祖福临入主中原，光文字狱就搞了多少次，杀了多少有民族思想的人。结果他们都失败了，我们的祖国还是巍然不动。可惜到了这二十世纪的中叶，就说什么也一蹶不振了。”严知孝平素就注意政治问题，每逢政治舞台上出现一个新的事变，就约集几个亲戚朋友到他家里喝茶饮酒，谈论一番，消遣政治上的苦闷。沈阳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一经成为事实，民族矛盾超过阶级矛盾，做为第三派力量的人，民族思想就更加活跃起来。江涛走进来的时候，见严知孝正慷慨激昂地谈着，就悄悄地坐在一边，眨着大眼睛听。冯登龙一看见江涛来了，挺起胸膛，挥着拳头说：“我还是那个意见，要想国家强盛，只有全国皆兵，实行军国民主义。有了强大的军队，才能打败强敌，复兴祖国。”他一面说着，突出骨溜溜的眼珠子，目不转睛地瞪着江涛。江涛看了看冯登龙傲慢不逊的神色，笑了说：“我也坚持我的意见：中华民族要想得到独立、自由、富强，只有发动群众，改造经济基础，树立民主制度。伟大的群众力量就是英雄。”这是老问题，不久以前，为“国家前途”和“救国方针”的问题，引起两个人的争论，青年人好胜，就为这件事情伤害了感情。严知孝拈起两撇黑胡子，睁开眼睛，听听这个说得有理，听听那个说得也有理。笑了笑，说：“都对，你们说得都对。”停了一刻，又说：“做为一个‘人’来说，要爱祖国、爱人类、爱天地万物。”冯登龙气昂昂地说：“我说的是真正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并不是把国家的权柄从狼嘴里掏出来喂狗。”江涛听他话里带刺，慢慢站起来，一步一步走到登龙跟前。拍拍他的肩膀，说：“聪明的先生！我说的是真正建立人民的祖国、人民的军队，难道这‘权柄’还会落到国家主义者手里去！”第二师范和育德中学只隔一条马路，是错对门儿。冯登龙是一个国家主义派的得意门生，江涛是共产主义者，他们互相都了解。严知孝常趁着礼
拜或是假日，叫他们家来玩，共同消遣寂寞的日子。两个人政治见解不同，裂痕越来越深。可是，因为有严萍的关系，他们又不肯不来，而且来得更多。冯登龙听得江涛讥诮他，一下子冒起火来。嗤地扯开衣襟，才说动手，严知孝哈哈笑着，伸出两只手把他们隔开，说：“适可而止，都对，你们都对！谁能把国家从水深火热里救出来，他就是至高无上的英雄！”冯登龙气得脸上红彤彤的，冒出满头大汗，说：“光说空话顶屁事，明天我就要上前线！”严萍忙打盆水来，拧把手巾递给他。说：“何必呢，大家在一块儿谈谈嘛，也那么雷霆电闪的！”冯登龙说：“我表叔在东北闹起义勇军来，要成立教导队，叫我去学军事。”自从沈阳事变，激于救国的热情，东北义勇军蜂起。有共产党的，有其他各党各派的，还有封建军阀的。严知孝说：“还是等毕了业吧，你爹供给你上学不是容易，何必半途而废呢？”江涛说：“不能妄想抗日前线上多一个膘膘楞楞的家伙，就能把日本兵打出去！”冯登龙说：“我也不相信成天价抠书本、翻纸篇子，吹吹拍拍地能救了国家。”他在屋子地上走来走去，说：“墨索里尼当过小学教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不过是个二等兵，后来他当了国家的元首，实行了狄克推多。”严知孝打断冯登龙的话，说：“好，这是青年人说的话。大英雄，要为祖国争城略地，把热血洒在疆场上。”严萍插了一句，说：“我也赞成他去，失学失业的年头，毕了业也是失业，还不如上前线打日本。”谈到这里，江涛见严萍走出来，回到自己的小屋子，他也跟过来。一进门看见桌子上多了一个小小的白铜镜框，装着冯登龙的相片，两条挺硬的眼眉，伸到鬓角上，眉梢向上翘着。眼睛圆圆，射出尖锐的光芒。江涛反来复去，看了又看。也从胸袋里掏出一张小照片，悄悄地放在桌子上。江涛走出去倒了杯茶回来，严萍用图钉把这张照片钉在墙上。趁着严萍一转身，江涛又把照片摘下来，掖进衣袋里。严萍转过身来一看，照片不见了。她耸起眉峰，这里寻寻那里找找，最后看到江涛。两只黑眼珠倾在鼻梁上，一动也不动，她生气了。江涛被她尖锐的眼光逼着，不得不把照片悄悄地放回桌上。脸上怯生生的，象是说：“你没有地方搁放嘛！”严萍伸手把镜框噼啪地扳倒在桌子上，拆出冯登龙的相片，扔在一边，又把江涛的照片装进去。啪地一声戳在桌子上，撅起嘴来，盯着江涛说：“这，你就如意了。”江涛对严萍这种表情，并没有说什么。耸了耸肩膀，笑了笑，脸颊上飞起了一片羞红。于是，一张面貌朴素、清秀的肖像，骄傲地站在桌子上。正在这刻上，严萍一回头，爸爸迈步进来。严萍不好意思地红了脸，拿起那张照片说：“爸爸！你看江涛这个相片照得怎么样？”严知孝拿起照片，左瞧瞧右瞧瞧，放远一点看看，又放近一点看看。噗地笑了说：“人，在二十左右岁儿的时候，相片怎么照怎么好看。一过了岁数，便怎么照怎么不好看了。”严萍看老爸爸满有风趣起来，看着江涛笑了笑，江涛也笑着看了看严萍。
谈到这里，妈妈叫吃饭。吃着饭，冯登龙和江涛都骨突着嘴，谁也不说什么。严知孝以为青年人一时翻脸，耽耽就好了。严萍感到跟这两个人在一块实在别扭，登龙说的话，能跟江涛说。可是江涛说的话，不能跟登龙说。近来更不愿跟登龙多说话了，她讨厌那股膘膘楞楞的劲头。冯登龙看她与江涛之间有了秘密，还是舍不了这口气。倒不是放不开和严萍亲密的友情，他觉得是政治上的失败。严萍自小就和登龙要好，在一块跳房子、掸球儿。大了在一块读书。严萍好温情，她还没有把和登龙的关系一刀两断的气魄。她也想过，果然斩断，心上多么轻快！显然，她感到那种孩稚的感情，早就成了多余的。她又不肯一下子斩断，藕断丝连地拖着。吃完了饭，江涛和登龙同时走出大门。下台阶的时候，江涛告诉严萍要共同去完成一件宣传任务。就扬长走去。她立在高台石阶上，看他们走远，摇摇头又觉得烦恼：“怎样才能把这种形势结束？”但时间很短，在脑子里一闪就过去。江涛和冯登龙，两个人踩着石板路并肩走着。天黑了，大远一盏街灯，半明不亮，昏暗地照着。两个人都闭着嘴，不吭一声。出了西门，走过小木桥，到了育德中学的门口，登龙也没有回头看一眼，径直走进去。江涛也没有招呼他的意思，独自格儿走回来。天晚了，他爬墙回到学校，已经打了熄灯钟，院子里静静的。他沿着房荫走到宿舍门口，停了一刻，不想进去，向东一拐，走上养病室的台阶。这早就成了老习惯，情况一紧急，政治恐怖一来，他们就不在斋舍里睡觉了。他推开养病室的小门，拉开电灯。严萍给他新洗了桌布，瓶子里的花还香着，小屋里亮闪闪的，充满了愉快。他熄灭电灯，躺在床上，心在胸膛里突突跳着，眼睛合也合不上。又划个火柴点着一支烟，在夜暗里睁开圆大的眼睛，看着烟头上通红的火光。虽然一丁点光亮，一丁点鲜红的色彩，在黑暗里却是无比的鲜红。他心里兴奋，又翻身坐起来，隔着窗子看河边上两排柳树遮荫了河岸。河水在柳枝下缓缓流动，月亮透过繁密的枝叶，在水面上闪出耀眼的银光，夜色多么幽静呀！心里又想起严萍：一个美丽的脸庞，两只静穆的眼神⋯⋯他为了爱严萍，思想上产生一个愿望：尽一切能力帮助她进步，引她走向革命，锻炼成一个好的革命者。于是把革命的体验传授给她，把革命的心情倾吐给她，把新的心得描述给她。有那一个礼拜不告诉她一点得意的事情，就象是日记上多了一页空白。自从和严萍建立了这种友情，身边有了这样一个人儿伴随，他就战斗得更加坚强。成天价精力充沛地去做好各种工作，使革命生活更加充实。他也想过：一旦失去她，他会⋯⋯他不敢这样设想，自信不会失败。失败了的话，他也想过，那就只有斗争！斗争！斗争！斗争的对手，就是冯登龙，一个没落地主的儿子，一个国家主义分子。到了这步田地，就等于说，在政治上遭到了失败——那就是他没有能力，没有本事，把她争取到进步的阵线上，却被冯登龙拉她倒退了。他想着，歪在床上睡着了。不一会工夫，又猛醒过来，伸头一看，东方发亮了。明天是礼拜日，他和严萍约定，今天早晨去共同完成一件宣传任务。他穿好衣服走出来，向南一拐，走过操场的花砖墙。趁着夜影，跳过围墙去。走着河岸上的小路向北去，到了城门口，城门还紧紧闭着。他又沿着河岸走回来，向南去，走过水磨旁边的小桥，到南关公园。公园老早没人管理了，是荒凉的。他想在八角楼的后面，很少被人看见的地方，爬过城去。
爬城是一件苦事，他用脚尖抵住狭窄的城墙砖的楞缘，一步一步往上爬，一滑脚就会跌下来。翻登城头的时候，要通过一丛枣棘。城头陡峭，不攀住枣棘更难登上城墙。他咬住嘴唇，把眼一合，伸手攀住枣树的枝条，硬着头皮钻过去。棘针扯破他的衣裳，刺着他的手，流出血来。他好不容易爬过城去，走过清静的街道，到了严萍家门口。街上没有行人，他在门前走来走去，门还是闭得紧紧。他走上石阶，隔着门缝看了看，严萍的小屋里还是静静的，他只好坐在阶石上，看着西方最后一颗星星落下。他正楞楞怔怔地对着两扇关着的大门呆着，听得小东屋门一响，一阵皮鞋声，门吱地开了，严萍出现在他的眼前，怔了一下，笑着说：“同志！你来得好早！”说着，伸出手来。江涛站起身握住她的手说：“天黑着我就来等你了！”他也笑了。街上还冷冷清清的，猛然刮过一阵风，有两只早起的云燕，高高地在天空上飞旋。街口有个卖菜的小贩，拔起脖子吆喝。两个人顺着胡同向北去，把传单塞到沉睡的大门里。走到北城根，向东一拐，江涛站在拐角的地方了望着，严萍把传单贴在墙上。看见小胡同里有写下的标语，是严萍的笔迹：“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江涛问：“为什么在近边处写这么多的标语？”严萍说：“别的地方还不是一样。”在关东大部地区沦亡以后，保定学联为了支持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反对不抵抗政策，发动了广大群众，进行抗日活动。抗日力量在这个市区，完全有这种魄力：一道命令下去，能动员千百人在大街上开宣传大会，把标语写满了保定市的墙壁。江涛沉默了一刻，说：“咳！为什么都写在这儿？写到乡村里去吧！我们应当动员广大农民起来抗日。”走到一个红油大门，门前有两棵树，象是阔人的公馆。严萍在一边看着，江涛把亲手画的一张讽刺画贴在门上。两个人并肩步走着，江涛说：“我们宣传工作者，他要钻着心地研究工作方法：大清早，人们是不起床的，把抗日的礼物送到他们的门上，等他们睡足了觉，一开门就收到了。”他把两张传单，塞进一个黑油小门里。又说：“晚上，你到书店里去，翻翻这本书，夹上两页传单。翻翻那本书，夹上两页传单⋯⋯这样，我们抗日的主张就和青年学生们见面了。”严萍不注意地笑了一下，说：“看你，倒挺熟练。”江涛说：“这些工作技术，时间长了，也会被反动派发觉。不要妄想，有哪个统治者是傻子⋯⋯”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说着，好象老师给小孩子们讲课一样。“我们想到的，反动派也会想到。我们的斗争艺术提高了，统治者的本领也会提高。抗日的活动就是在不断创造，不断斗争里前进。一刻的停止创造，一刻的停止斗争，就等于向卖国贼们缴械⋯⋯”严萍听江涛讲完一段，就表示由衷地接受。连连点头，说：“是的⋯⋯是的⋯⋯”严萍象跟师傅学艺，仔细听着，一个字一个字地印在心上。暗里留心江涛的谈话，听他什么话怎样说法，什么口吻，什么态度。她问江涛：“为什么老是‘斗争’、‘斗争’的，说一连串的‘斗争’哩？”江涛说：“在做小学生的时候，学习贾老师说话，学会的。”可是贾老师是因为坐狱、受了电刑，神经受了过重的刺激，说起话来口吃，嘴唇打着哆嗦，一说到紧关节要的地方，越是着急越是说不出话来。江涛跟他学了，是为加强语气。讲到紧要地方，就学着贾老师举起右手，说：“⋯⋯斗争！斗争！斗争！”表示他的坚决，他的勇敢，他的抗日决心，不打倒日本
帝国主义决不罢休。严萍看了，一股劲儿想笑，斜起眼睛说：“干吗老是斗争斗争的？”严萍一说，江涛脸上就红了。散着传单，严萍有个急躁的想法：“盼早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吧！”她想象一杆抗日的旗帜插在高空，迎风飘动，想到抗日斗争的远景，想到向日寇进军的威势。这种想法，有时会使她兴奋得浑身发热，甚至心悸肉跳。今天为了完成这个宣传任务，严萍心上老是跳动不安。前天才有两个学生在墙上写抗日标语被捕了。还有几个人，是在东郊鼓动士兵抗日，被十四旅逮捕的。被捕的人都押进公安局里，经过几天的请愿示威，经过严重的交涉，才放出来。一想到被捕，心上就又不住地跳动，觉得恍惚不安。走到东南城角，传单散完了，她的心才放下来。两个人拍拍手，又说又笑，走到大街上。太阳出来了，阳光晒在街巷里和屋顶上。铺门都打开了，顾客还是稀少。两个人走进天华市场，到白云章包子铺去吃早点。一进铺子门口，就闻到逗人食欲的香味，跑堂的伙计，撒开尖嗓子高声叫着。江涛拉着严萍，走上楼梯，坐在一间小房里。严萍看见伙计一条胳膊上摞着十几碟包子，通、通、通地跑上楼来。又把十几个碟子摞在胳膊上，通、通、通地跑下楼梯，她抿起嘴儿笑着说：“看起来，天地间什么事情也不是容易的！”吃着早点，江涛悄悄地问：“怎么样？不害怕了吧？”严萍说：“只要有个人儿在我身边，就什么也不怕。”江涛说：“锻炼锻炼就好了⋯⋯这算是个假设吧，假如有这么一天，你被捕了，又该怎么办？”严萍听了这句话，把两颗黑眼珠倾在鼻梁上，仄起脸儿想了半天，才说：“被捕了？听说那是很可怕的！”江涛说：“没有什么可怕，对一个坚决抗日的革命者来说，这是家常便饭。比如我吧，比如你吧，就时常有被捕的可能。只要思想上有准备，并不可怕。”严萍两只眼睛望着窗外，摇摇头说：“不可怕？”江涛说：“比方说，你一旦被捕了，人家要问你，江涛是主张抗日的吗？”严萍眼睛瞟着江涛，笑着说：“不是。”“张嘉庆是吗？”“不是。”“人家要打你，要轧杠子灌凉水！”“我豁出去了，我宁自死了，什么也不说。他们果真这样，他们就决心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江涛说：“象蒋介石和汪精卫之类，投降日寇是完全可能的！我们准备在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面前经受考验！”４３江涛和严萍约定，下午去参加宣传大会，就回去了。
礼拜日，大街上人来来往往，大部分是男女学生，和乡下来的农民。严萍沿着马路走回来，躺在小床上睡了一觉。正在睡着，有脚步声走进小院。仔细一听，是冯登龙走到北屋去了，和妈妈蘑蘑菇菇说了半天话。妈妈很喜欢他，常给他洗衣服，炒好菜吃。登龙转着脖子看不见严萍，睁开大眼睛问：“萍妹子呢？”妈妈说：“在东屋里，去吧，去看看她。”严萍听登龙走过来，翻了个身，脸朝着墙，把手搭在眼上，装打起鼾睡。冯登龙不管不顾，夸地坐在床沿上，伸手去扳严萍的手。严萍机灵地躲开，说：“年岁大了，还这么着，谁习惯？”她伸起胳膊打了个哈欠，翻身坐起来，说：“坐到椅子上去。”冯登龙说：“我表叔说，目前是个时机，他们正在扩大队伍。我觉得上中学总是个远道，不如干军队。象冯阅轩吧，他上了军官学校，到日本留了几年洋，回来就当了团长。上学呢，上来上去，顶多不过是个‘教育界’。”严萍说：“我早就同意你去哩。”冯登龙说：“我决定要去了。”他又吸起烟来：“⋯⋯当当排连长什么的，说不定不到一年就当上营长。我要是当了旅长啊，立刻把冯阅轩他爹押到监狱里去⋯⋯”严萍插了一句，问：“干吗？你要铲除土豪劣绅？”冯登龙摇摇头说：“哎！咱不象江涛他们那样。”严萍坐在小床上，瞪了他一眼，冷笑说：“你是为自格儿的事情，既想做官，又想发财。”冯登龙把手掌一拍，说：“嗨！对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而且，而且，想读书，我父亲也供给不起我，他和冯阅轩他爹打官司把地输了。当然啊，我们还雇着两个长工，养着两个大牲口，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在乡村里还是个财主。”严萍撇起嘴，笑着说：“嘿嘿！你真会说。”在严萍的思想深处，有个不可告人的秘密：登龙在小孩子的时候，人儿长得还漂亮，性格也爽直。自从一二年来，年岁越大越蠢，一点聪明劲也没有了，一看见江涛就立眉竖眼的。相反，江涛人儿朴实，也极热情。她又想起那一年，江涛在反割头税大会上讲演的姿态，有时两手叉腰，有时挥动一只手。两只大眼睛黑黝黝的。她想：那时他背后就是缺少一面大旗。心里说：“那面大旗要是叫我打着啊，说不出来那情景儿有多么壮丽！”她又想到：要摆脱和登龙的感情，确实是个问题。她怕他，那家伙楞手楞脚，什么事都会干得出来。于是她一股劲地鼓励他：“快去吧！”“去学军事吧，将来的职业问题也甭作难了！”她想，只要他离开保定，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冯登龙又和严萍谈了一会子家庭琐事，他痛恨冯阅轩侵害他的家庭，他咒骂，他怨恨。一说到冯阅轩的名字，把牙齿咬得咯嘣咯嘣地响。为了这件事情，严萍也为他不平过，甚至是气愤。可是后来才觉得这场官司，打来打去，不过是两家地主为个女人争风吃醋，不由得暗笑，心想：“狗咬狗两嘴毛罢了！”冯登龙对严萍的小屋子很是留恋，走到北屋里倒了几次茶，拿了几次烟，可是他不忍就走。他要求严萍：“秋高气爽，咱们到公园里去看红叶吧！”严萍说：“困，我没有那个兴趣。”
他看严萍这样冷淡，不耐烦的态度，还是故作镇静，把右腿架在左腿上，打着哆嗦。眼睛眯缝得紧紧的，不让泪水流出来。严萍很讨厌那种姿势，她觉得那是十足的市侩气。冯登龙到这刻上，也不得不离开了。他还是眯缝着眼睛，把烟卷叼在嘴角上，右手插进大褂襟下，立起身来要走，可是他又站住。瞟了一下墙上挂着严萍的相片，说了一声：“愿你们永久幸福吧！”就走出去了。严萍一听，脸上腾地红起来，瞟着他的背影，心里说：“何必呢！”冯登龙走下高台大门，又站了一下，背过脸把手伸出去。严萍象是没有看见，扭身走进大门，把门一关，踏着响脆的皮鞋声走进去了。她走回来，依然躺在床上。心上又在突突地跳起来，象是怕丢失什么东西，又怕不能得到什么。盯着自己的相片，又想起照这张相片的情景：在一个夏天的傍晚，她和江涛、和爸爸到公园里去散步。刚刚转过“别有洞天”，江涛指着天边上的月亮说：“多明快的月亮啊！”严萍冷不丁转过头来，伸起两只手，仄起头悄悄地说：“多么幽静啊！”爸爸也走上来说：“新月呀，象金钩呀！”过了几天，江涛谈到在那一刹间，她看月的那种姿势挺好看。她按江涛的意思，照了这张照片。照相的时候，江涛还要站在她身子后头衬个背景，严萍说什么也不干，把他推开了好几次。这张相片，一直挂在墙上，什么时候看见，都觉得清新。可是她现在一看到那种姿态，就觉得幼稚、娇气，一点不带革命劲儿，没有英雄气概，摘下它来！她对于过去的生活，再也不感到满足，倔强地说：“让旧的生活，随着时间的流水逝去吧！”她看了看手表，到了指定的时间。就整理了一下衣服，匆匆走出西城，到第二师范去。一进传达室，老传达韩福正低头做他自己的事情。那是一个白面庞、黄胡子、镶着红眼边的老头。她立在门口，连叫了好几声，韩福还是不理不睬。她着急说：“俺找一个人嘛，你没听见吗？”韩福老头说：“是，姑娘！我这就弄完了。”他抬起头来，看了看，又低下头说：“你找江涛，上养病室，去吧！”严萍喷地笑了说：“俺还没说嘛！”韩福老头说：“用不着，我记性强着呢，早记熟了。去吧，上养病室。一个礼拜不知道来多少趟！”说完了，又去做他自己的事情。第二师范有个高大的门楼，进了门是一条砖砌甬道，甬道两旁有两行小柏树。迎着门有两棵大杨树，树下是一圈花墙，风一吹，大杨树的叶子豁啷豁啷地响着。横廊下放着一面大穿衣镜，她对镜端相了一下自己的身影，才走过斋舍，到养病室去。站在江涛的门口，轻轻敲了两下门，才走进去。小房里坐着一堆人，有江涛、老夏、老曹、老刘，还有青年团员小邵，一个活泼有风趣的小家伙。她一见人多，觉得怪不好意思的，又想退出来。老夏看见她犹豫的神情，说：“请坐吧！我们的会开完了。”严萍看见老夏，弯腰向他点了点头。她知道老夏是中共二师支部的负责人。他比江涛个子高一点，脸上黄瘦，有一双黑而安谧的眼睛。严萍在那里站着，两只黑眼睛骨碌骨碌地转着，看着江涛。他们见严萍进来，站起身来要走。江涛说：“坐坐呀！为什么就走？”
可是他们谁也不说什么，笑眯眯地走出门来。小邵走出门去，又回转头来，推开门呲出白牙笑了笑，说：“难道我们还不应该走吗？”江涛说：“少说废话。”说着，抬起脚咚地一声把门踢上。严萍轻轻笑着说：“这号人儿！”她立在窗前出神，清清河水从窗前流过，对岸河边满是油绿新鲜的菜畦。江涛从抽屉里拿出两卷宣传品，说：“请你带上好吗？”又扳过严萍手上的表，看了看说：“五点十分到公园，五点半到南大桥，这是一路。不能错时间，不能乱走。请你在‘别有洞天’等我吧！”又弯下腰，集中精神拾掇抽屉里的书籍和文件。他在做着准备工作。严萍把宣传品掖在腰袋里，又放下黑裙看了看。问：“可以吗？”江涛瞅了她一眼，说：“走吧！”才说走出来，钟楼上响了几下钟。她又停了一刻，看太阳西斜了，才沿着东墙根走到大图书馆，再越过横廊走出来。老传达韩福在门口破藤椅上坐着，看见严萍走过来，问道：“走吗？”严萍说：“走啦！”她又偷偷看了看，见韩福在对着她笑，脸上又红起来。她出了门，沿着灰碴马路向南去，走过小桥。河水跳过闸板，淙淙地流着。四点半钟，走到“别有洞天”。她爬上土山，在树丛里坐下。天气很闷，心上跳得厉害，看河岸上有人三三两两地走过去，有工人也有学生。隔着叶隙，看见张嘉庆走过去，老夏、老曹都走过去了，不用说她就会明白。时间迫近了，江涛还不来，她心里更加跳得厉害。拿出宣传品看了看，一种是《为日寇侵占东北告民众书》，一种是《为发起抗日运动告各界父老书》。她看着，一时受了激烈词句的感动，觉得心上热烘烘的。她看了看表，时间就要到了，江涛还不来，心上焦急起来：“怎么他还不来⋯⋯能不来吗？⋯⋯他不会不来的。”又踮起脚尖，向四处张望。她想：“不能⋯⋯他一定要来的！”想着，想着，江涛来了。他一个人顺着河岸的小路悠闲地走着，手里拿着一根细柳枝，边走边抽得嗤嗤地响。走到土山前头，立在大树下，睁起眼睛向土山上望，用两个指头捏着嘴唇，打了个尖锐的口哨。严萍欣然走出去，笑着说：“你可来了！”江涛说：“等急了吗？又在害怕吧？”看她脸上，显然又在担心，他说：“我等在水闸那里，把人们指引过来，怕人们找不对路呢！”严萍说：“心里可是急呢！”她踮了两步跟上去，紧贴江涛走着。两人放快了脚步，五点十五分走到大南门。看走向南大桥的路上，已经有不少人。江涛又走进一家小铺，要买烟卷。掌柜的找给他钞票他不要，一定要铜元。可是在那个年月里，通货膨胀，掌柜的不愿再把铜元花出去，咧起嘴角说：“重呀，先生！”江涛说：“别人怕重，我不怕。”他把铜元包了沉甸甸的一手巾。严萍心里直发急：“怎么这人平时好好儿的，今天这么罗嗦起来？”一直蘑菇到五点二十八分，才从小铺里走出来。大桥南头已经集了好多人，等着开会。江涛抓了一把铜元，递给严萍。严萍拿眼睛盯着他说：“不怕重嘛，可叫别人给你拿着。”说着走过南大桥，夏应图站在土坡上，背后站着张嘉庆，手里抖开一面大旗，旗上写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几个大字，非常显赫。人们从四面八方走过来，集在一块，开起会来。大个子老曹，拿着一条扁担，乍蓬头发老刘，提着一根棍子，保护着老夏。老夏举起右手，开始讲话，宣布了不抵抗政策的罪状，号召人们起来抗日。讲着，讲着，张嘉庆伸开长胳膊大喊：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不抵抗政策！”“组织抗日武装，开赴前线！”严萍张开嘴喊着，看见眼前举起无数的胳膊，无数小旗在人头上摇晃。她见有那么多的人，就停止了心跳，壮起胆来。老夏讲完了话，人们散开了，召集过往的群众，宣传起来。江涛也召集了一群乡下来的农民，向他们宣传抗日的道理。不一会工夫，过路的人们都停下来，大车小车拥挤到一块。严萍爬上大车，站在车厢上，学着江涛的口吻和姿态，说：“亲爱的同胞们，老乡亲们！”“日本兵占领了我们的东四省，还要进攻华北，侵略全中国！可是国民党采取不抵抗政策，国军节节撤退，放弃了东北四省，把东北同胞们抛弃在日寇铁蹄之下⋯⋯”一个爱国主义者，讲到这里，会受到很深的感动。她一面讲着，觉得眼圈发酸，流出泪来。又举起拳头大喊：“我们号召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一致反对不抵抗主义！我们要组织抗日游击队，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去！”进城的农民，看见她激动的样子，感动得把袖子捂上脸，抽抽搭搭地哭个不停。大家睁起泪眼，摇晃着脑袋说：“咳！想不到，国家眼看不保了！”严萍讲着话，江涛在周围睃巡，看有没有坏人来破坏会场。猛地看到南方有一队警察，骑着马跑过来。江涛大喊：“同学们，宪兵马队过来了！”马队象一阵风，咵咵咵地跑过来，在会场上横冲直撞。举起马鞭子，照准人们头上乱抽。嘴里骂着：“你们扰乱后方！你们扰乱后方！”又猛地跳下马来，捆绑集会的人们。人们不服绑，在马路上扭打起来，你搂着他的腰，我抱着他的胳膊。稠密的人群立时疏散开来，向四面八方跑去。江涛看情况紧急，拽起严萍，按照规定的路线向北跑。严萍一时心急，跑在头里。刚跑到南门底下，江涛赶上去，一手把她抓回来。才说扭转弯向西跑，门洞里跑出两个人，吹起警笛，要逮捕他们。江涛掏出一把铜元，对准那个人的脸，唰地一家伙打过去。那人迎头开了满面花，流出血来。严萍看见又有人赶上来，学着江涛，照样打过一把铜元，江涛紧接着把第二把铜元也打过去。好象是打酸了那个人的眼眶，再也没有人赶上来了。两个人撒开腿，一股劲地往西跑。严萍心情特别紧张，不知怎么，两腿发软，实在拖不动。心里着急，两脚却落在江涛后头，累得喘不上气来。江涛跑到树丛里，回头一看，不见了严萍。没有停住脚，又跑回去接她，攥住她的胳膊，拉起来向前跑。这时，马队在河岸上，在田野上追逐着散会的人们，人们为了避开马队，到处乱跑。严萍喘着气，脸上象纸一样白，嘴唇发紫，索索抖颤，说什么也爬不上这座土山。正在焦急，不知那儿响了两声枪，有人从土山下边咕咚咚地跑过去了。她的两条腿再也支持不住，哆嗦起来。江涛一时心急，两手一抄，把她挟上山顶，坐在树丛里喘着气，向周围张望，怕有警察赶上来。严萍闭着眼睛喘息着，鼻孔里只有一丝丝气息，脸色苍白得吓人。江涛害起怕来，轻声叫着：“严萍！严萍！”叫了好久，她还是不答应。太阳快要落山了，天空里映出霞光。一会工夫，情况缓和下来，周围
静寂，没有一点声音。小河里的水，还在安谧地流着。凉风吹来，树枝摇动，秋黄的叶子唰唰地落下来。严萍睡在地上，呼吸慢慢的均匀起来，脸庞恢复了红润。又停了一刻，江涛紧张的心情才过去。他们沿着河边慢慢走回来，天已向晚，圆大的夕阳落在西山上，满天的云霞在浮动，他们经过油绿的菜畦回到城里。严萍说：“抗日的行动犯什么法呢？”江涛说：“抗日是不犯法的。”严萍说：“哪！他们为什么扰乱会场？”江涛生气地说：“对卖国贼们来说，是没有什么道理好讲的！”４４江涛和严萍的爱情，比如一年的春天，一天的早晨，刚刚摸到幸福的边沿上，反动派就把一场灾难降在他们头上。在大街上开的宣传大会，引起很大的纠纷；第二师范两人被捕，学生们要求释放抗日青年，在公安局门口游行请愿。校长在纪念周上说，抗日是国家的事，读书才是学生的事，读书就是救国。要把被捕的学生开除学籍。江涛和老夏领导了第三次学潮，驱逐了没有民族意识的校长。二师学潮影响了保属学生界，保定市十三所学校同时罢课，要求当局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当局见到各地学潮风起云涌，摁倒葫芦瓢起来，很伤脑筋，第二年春天，省政府下令：第二师范提前放假，把学生和教职员驱逐出校。不出一个月，宣布解散了学校。空气异常紧张，保定市沉入白色恐怖里。护校委员会开会讨论；老夏说：要召回在乡同学开展护校运动。江涛要把人们分散到乡村去，号召广大农民起来抗日。议论纷纷，得不到一致。老夏最后发言，为了保卫“抗日的堡垒”，决定召回在乡同学，开展护校运动。护校代表团从保定日报社搬回学校去，江涛背起铺盖，一行走着，心上急遽地跳动，象是觉察到有什么不祥的征兆。一进门，韩福老头扇着蒲扇赶上来，沙着嗓子问：“严先生，怎么又回来了？”江涛把铺盖卷扔在地上，掏出手巾擦着脸上的汗，说：“又回来了。”韩福老头歪起头来说：“真是莫名其妙，没看见人家登报吗？人家先‘剿共’后抗日，又回来干吗？赶快回去吧！”江涛说：“你说不应该回来，我也说不应该回来，群众要回来，老夏坚持要回来！”韩福扇着蒲扇说：“年轻的先生！人家可不管你那个，大街上嚷动了，说咱这是抗日的学校。这话又说回来，我虽不是⋯⋯可是我是同情这个的，你们赶快回乡吧！”江涛看韩福有些急躁，说：“没办法，群众劲头大，我现在是身不由己。”江涛把铺盖搬到北楼上，离开这里才一个月，蛛网封住了窗户。他蹬在床板上，开了后窗，让河风吹进来。通过柳树的枝叶，看得见离这里不远的城堡和城头上的天空。往日里，学生们爱在河岸上大柳树底下，钓鱼读书。卖粽子、卖糖葫芦的小贩，在大柳树底下引逗学生们抽签。如今学校面临着
灾难，墙里墙外一片寂静，没有一点声音了。他又从楼上走下来，北操场上几个篮球架子，陪着日影出神。不幸的时光里，再也听不到欢乐的球声了。几只麻雀，飞在这个球架子上吱吱叫几声，飞到那个球架子上吱吱叫几声，象是受不住闷人的寂寥。走过大礼堂，在图书馆前，看见老夏从南斋走过来，说：“我看快派人下去通知。”江涛说：“如果你想那么干，赶早不赶迟，快组织起交通队。”说着，相互看了看，各自怀着沉重的心情走过去了。江涛走过斋舍的时候，探头一看，床板上有人放着铺盖。院子里几棵核桃树，长了不少核桃，象未成熟的梨子。厨子头老王见江涛走过来，从饭厅窗子里探出头来，离老远里喊：“哈哈！咱这个学堂，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灶筒上多少日子不冒烟了，今日格又冒起来。”老王四十多岁，是个黑胖子，一副愉快的脸。他不了解江涛的心情，老是在笑，不住的笑。一过小门，南操场上长满了星星草。塘里荷花盛开，塘边上几棵白杨树，迎着风哗啦哗啦响着。花畦上草比花高，扫帚棵、臭蒿子，长了满世界。药葫芦苗爬到美人蕉上，开着深蓝色的小花。畦埂上长着乍蓬棵、马齿菜，还有野生的甜瓜。江涛看见深草里长着个柳条青大西瓜，拔起两把草盖上，说：“等长熟了咱来吃。”这时，猛地有人在后头说了话：“恐怕长不熟吧！”回过头一看是张嘉庆，两手叉在腰里，呲着牙笑着。他心上不安，不相信能吃到这个西瓜。江涛说：“下上地窑！”他在畦上挖了个小窖，把西瓜放进去。张嘉庆盖上草压上土，又呲开牙笑着，说：“江涛！你知道，我知道，吭！”两个人一答一理儿说着，其实思想都不在这上头，他们在考虑今后的工作。这次学潮不比以往，形势这样紧张，成功失败是不能预测的。第二天，附近同学们陆续赶回学校。到了第三天，天刚发亮，月亮还明着，江涛在睡梦里听得楼下嘁嘁喳喳地乱成一片，说有军队包围了学校。有人从楼前楼后咕咚咚地跑过去，不一会工夫，老夏在北操场上放开嗓子大喊：“同学们！敌人来了，赶快起床，上岗哟！”江涛一下子从床板上跳起来，连裤子顾不得穿，跑到楼栏边一看，人们乱乱纷纷的从斋舍里跑出来。手里拿着棍子，拿着长枪大刀，跑到大门口。他穿上条裤叉子，把褂子在背上一搭，跑下楼梯，到钟楼上探身一看：墙外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有穿黑衣裳的警察，穿黄衣裳的保安队。肩上扛着枪，枪头上按着刺刀。见有人探出头来，一个个横眉竖眼，问：“喂！看什么？”江涛回过头来怔了一下，心里说：“坏了！敌人真的要下毒手！”江涛二话不说，挽紧绳索敲起钟来。钟声一响，老校役从钟楼下的小屋子里走出来，懵懵懂懂地说：“谁？谁？是谁？还没有到时间呀，乱敲钟！”江涛说：“我敲乱钟！”老校役伸开手遮住阳光，眯缝起眼睛，生气说：“敲乱钟干吗⋯⋯”当他看到敲钟的不是别人是江涛，又不是平常打扮，就明白了。走上钟楼看了看，缩紧脖子呆住了，说：“这是怎么回子事？这是！”人们听得钟声，都起了床，跑到大门前。江涛走到穿衣镜前面，看见老夏在门楼上站着。他走上门楼一看，门前站的军警更多，有个挎武装带，带盒子枪的小军官，是个小墩实个子，黑脸皮上满下巴青胡髭槎子，戴着黑
边眼镜。见门楼上有人，也歪起脑袋望。江涛问他：“你们是干什么的？”那个小军官说：“我们是十四旅的，奉上峰命令，把守你们的学校，甭着急一会你们就会知道。”江涛不理他。早晨天气还凉，刺激他的心情，他的身上微微颤抖着。刚走下门楼，韩福在楼梯下头站着，楞怔着两只眼睛象猫头鹰一样，伛偻着身子说：“严先生！这可怎么办？你看，大兵包围了，快走吧！你们快走吧！”绰号叫“古文学家”的老王，一把拉住江涛的手说：“怎么办？我看是想法子出去吧！”江涛一时说不出话来，表面上却很镇静，指着墙外说：“走？你看墙外是干什么的？时间已经迟了，再也走不出去了！”韩福老头手忙脚乱，压低了嗓子说：“为什么不走？人家说你们是坚决抗日的，报纸上登的明白：‘言抗日者杀勿赦’，为什么不走？不走，为什么不走⋯⋯”又搂起江涛的脑袋，咬着耳朵，恨恨地说：“扣上抗日的帽子可厉害呀，忙走吧！”他弯着腰，呼哧呼哧地喘着气说：“这‘日’，找咱抗，咱抗。不找咱抗，咱不抗。叫他们自格儿抗去，何必动这么大的交涉？”这时，江涛没心跟他谈话，可是看到他的热情，又说：“他们要是不抗呢？我们等着亡了国？”韩福老头拍搭着膝盖说：“他不抗，拉他娘的倒！中国亡了，也不是咱自格儿的！”江涛看他恐怖的神色，拍拍他的肩膀说：“不要紧！怕什么，反动派狗血喷人，怕他那个！”韩福老头又焦躁地跺起脚来，说：“咳！先生！世界上有多少象你这样的好人？要是稀里糊涂的⋯⋯”江涛没心听他说话，想叫老夏，老夏还立在门楼上，人们围随着他，跟他谈话。一个个睁大了眼睛盯着他，象是要从他身上探询出事变的究竟。江涛又跑上门楼，向外看了看，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拽起老夏的手走下来。两个人走到教员休息室——历次学潮，他们都在这里安上指挥部——江涛问：“老夏！你看怎么样？”老夏把两只手插进裤袋里，眼睛看着窗外，站了老半天，才开口迟迟地说：“是⋯⋯个问题！”他语迟，是个不爱多说话的人。又说：“我觉得事情有些突然！”江涛说：“不算突然，他们对爱国者是有计划的行动。”老夏看了他一眼，说：“大家想想看。”说完了，目不转睛的盯着江涛。江涛把头低下去，眼睛看着地上老半天，才说：“哼哼！看是要动手！”老夏说：“问题非常明显，过去几次学潮，都是为了反对黑暗教育，驱逐贪污校长。而这次，是为了要求抗日，要求结束‘剿共’，一致对外，要求抗日的自由。统治者老羞成怒，才解散了学校。我们要坚决护校，统治者又用重兵包围。”他摇摇头说：“包围的目的，我看有三个可能：一，要逮捕报纸上说的坚决抗日者。二，强迫我们离开学校。三，以重兵包围，不了了之。”老夏讲到这里，又觉得当局不一定那样残忍，尤其对青年学生，总要好一点。他说：“常言说：‘法不上众’，问题决定于群众情绪。大敌压境，群众一致要求抗日，遭到压制。再说，学校解散，同学们被迫回乡，失学失业，又回来护校。激于义愤，胜利是没有问题！”江涛低下头去，皱起眉泉深思苦虑，听到这里，他摇了摇手，说：“你看得太轻渺了！
你对敌人估计不足！不能把反动派看得那样善良，我说应该再添上一个可能。他要逮捕我们，我们就要抵抗，双方会形成流血斗争。他要长期包围，断绝粮食柴菜的供给，强迫我们服从统治者的制裁，把我们做为坚决抗日者，进行镇压。他杀鸡给猴看！”讲到这里，老夏睁起黑亮的眼睛望着他，说：“这样，他们就是替日寇屠杀抗日同胞了？”江涛手里惦着个火柴盒子，说：“我看，这些反动派是要逮捕我们的。”他伸起手指着老夏说：“你还有什么幻想？”就势，把火柴盒子在桌子上一抛，出了口长气，抖了抖头发，咚地坐在椅子上，两个人同时沉默下去，不再说什么。钟摆咯哒咯哒地响着，象磕在两个人的心上。一会儿，护校委员会的宣传部长刘光宗、组织部长曹金月、检查部长杨鹤生，还有张嘉庆，都走了来，就这个议题反复讨论。把情况判明了，又研究对策。决定：一，普遍展开宣传工作，争取社会同情。二，搞好交通，和外界保持联系。三，开展士兵工作，争取士兵群众起来共同抗日。最后一点，江涛说：“这是斗争的特点：他要长期包围，粮食是主要的问题，打不破饥饿政策，斗争只有失败。”在恐怖形势下，一谈到被捕，一谈到生死的矛盾，人们就想到墙外有敌人在包围，如临敌阵一般，恐怖的情绪开始在他们心弦上弹动。直到目前，他们还是不明白：宪兵警察为什么要与坚决抗日者为敌。开完了会，江涛和老夏把工作全盘部署了一下。老夏说：“总务部的工作，叫张嘉庆担任吧！这人忠实勇敢，不怕牺牲，斗争精神还很强！”江涛也说：“是个忠心耿耿的人，就是有点儿冒失。”武装部长，老夏叫江涛担任，总务部的工作还得他帮助。江涛把名单上所有的人编入学生武装纠察队，自己兼任大队长。找出耍武术的长枪大刀，作为战斗的武器。反动派已经逼着人们拿起武器了。江涛正在那里忙着，韩福老头又跑来叫他：“严先生！会客室里有人找。”当江涛走进会客室的时候，老夏已经先到了。一共有两个客人，一个穿着灰色洋服，戴着黑礼帽，黑边眼镜，满脸黑麻子，是市党部主任刘麻子。另一个就是那个披武装带、挎盒子枪的小军官。江涛走进去，他们一动也不动，镇着脸坐在椅子上。老夏问：“二位阁下来了，有什么事情吗？”刘麻子歪起脑袋，瞅着老夏说：“我代表市党部来传达上峰的公事。”老夏问：“什么公事？”刘麻子沉下脸来说：“希望你们老老实实接受政府的意见，市党部也有市党部的苦衷，解散第二师范，是委员长行营的主张，党政机关不得不照办。青年学生以学习为宗旨，不要做轨外行动，为政治牺牲。为了顾全大局，劝你们看清时局，离开学校吧！否则，一切后果当由你们完全负责，本部也难⋯⋯”江涛不等他说完，抢上去说：“这种意思，我们明白。叫我们离开学校可以，但要有一定的条件。”刘麻子听了，仰起头来，哈哈大笑，说：“还要条件哩？快回家耪大地去吧！兄弟今天来，是为了保护青年。抗日是国家大事，当局一定是先剿共而后抗日，你们闹腾半天还能闹出什么来？再说，目前南方战线，中央要调集九十万大军，向赤区进行第四次围剿。北方战线，由于日寇来势凶猛，国
军不得不节节退却。把军队调到关内来，防守长城一线。国家正在危急存亡之秋，你们还在这里鼓动学潮，扰乱社会秩序，不是捣乱后方是干什么？”他放下眼皮，歇了一刻，又眨起眼睛问：“你们要求什么条件？”江涛扳着手指说：“无故开除学生，使广大青年失学失业。逮捕爱国青年，把热心抗日的学生当成‘政治犯’，都是反动派的阴谋！要想叫我们离开学校，那只有：第一，撤退军警。第二，收回解散学校的命令。第三，释放抗日青年，恢复被开除学生的学籍。第四，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允许广大工农群众有抗日自由。这四个条件答应了，我们可以离开学校。再说，以军警包围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无论如何是反动行为⋯⋯”他说着，一股热气从心里冲上来，红了脸庞。那家伙不等江涛说完，镇起黑脸说：“我看还是甭提条件吧！还提条件哩？”又气得忽扇着嘴唇说，“打开天窗说亮话，政治犯，请你们自行归案吧！”说着，展开一张名单，伸手搡给老夏。老夏接过这张名单一看，第一名就是他自己，第二名是江涛。名单上的人大部分都在校内，额上登时冒出汗珠子。他镇静了一下，说：“抗日是广大群众的要求，这就要受逮捕了？”刘麻子见老夏挼下精神来，攥起拳头，一伸一伸地说：“青年人固然是国家的栋梁，但他们一经共党的煽动，思想赤化了，就成了危害国家的祸根。国家一定要快刀斩乱麻！”江涛急红了脸说：“抗日是爱国的行动，抗日无罪。要想逮捕我们，做梦也办不到！”他气愤得脸上不由得频频抽搐。第二师范五年闹了三次学潮，同学们有充足的政治经验，和突出的成绩，可是他们还没有经过这样严重的局面。江涛正呆着眼睛想临时对策，一低头看见刘麻子从背后伸出一支黑色的手枪，对准老夏的胁下。江涛腾地变了脸，伸出手攥住刘麻子的手腕。瞪出黑眼珠子问：“这是干什么？”刘麻子弯腰站起来，腆出黑脸说：“你还不知道？这叫做逮捕，请二位到市党部去谈谈。”说着，使了个眼色，小军官抽出盒子枪来，对准江涛的脊梁。这时，院里的人们越来越多，拿着长枪短棍，隔着窗子看着。在这个关键上，一个个磨拳擦掌等待动手。江涛脑子里一闪，想起在反割头税游行示威大会上，也见过这种阵势。那时他不怕危险，睁开眼睛迎着保安队的刺刀。忠大伯五十开外的人了，还带领纠察队，打退了反革命武装⋯⋯那是鼓动人心的一幕场景。如今反动派来逮捕我们了！他向前走了一步，喊一声：“你们逮捕不了！”他在屋里一喊，人们也在外头喊起来：“逮捕不了！”喊着，把刀、枪、木棍，撞破窗玻璃，伸进屋子里。刘麻子听人们喊叫起来，回身一看，立刻黄了脸说：“干什么？想造反？”说着，伸手抄住江涛的胳膊。小军官掳住老夏的领口子，想要拿绳子捆他。两个人用手枪突着江涛和老夏，从屋子里向门外拥。张嘉庆两手卡着腰，闭着嘴憋了满肚子气力，在门口等着。看他们一下台阶，一个箭步窜上去，噼啪两脚踢掉他们手里的枪，举起拳头大喊：“打倒反动派！”当刘麻子和小军官跑过去弯下腰抢枪的时候，大家喊着：“打倒反动
派！”一齐拥上去。刘光宗搂着刘麻子的腰，杨鹤生和曹金月，一个人架着小军官一条胳膊，呐着喊向外推。刘麻子挣扎着，指挥小军官：“快！叫人来，捆起他们来，送公安局！”张嘉庆憋红了脖子脸，喊：“不许反动派逮捕我们的同学！”他这么一喊，人们齐大伙儿把他们抬起来，向外一搡，一下子把那两个家伙，推出大门以外。急忙抽回身来上了门闩，落了锁。这时小军官指挥大兵们，用枪把砸着大门骂街，可是他们再也进不来了。江涛又走到门楼上，看他们还变什么法子。猛然一声枪响，子弹从他的脑瓜皮上串过去。他把头一缩，藏进房墀里，说：“好歹毒的东西！反动派真要下手了！”４５张嘉庆自从考入第二师范，做过几次出色的斗争。去年冬天，当局为了统治学校，禁止抗日活动，派了一个老官僚来当训育主任。这人是个矮个子、大眼睛、大嘴、大鼻子，长了满脸红疙瘩，绰号叫“火神爷”。“火神爷”是地方上有名的士绅，当过曹锟贿选的议员。他到了学校，雷厉风行，每天带着训育员，早、午、晚，三次查堂查斋，闹得学生们无法进行抗日活动。有一天晚上自修的时间，人们正围着火炉有说有笑，谈论着抗日前线的新闻。张嘉庆偷偷把一簸箕煤灰架在门楣上，老“火神爷”隔着窗子听着，象是开抗日的会，心上一气，乍起胡子闯进来。把门一推，咔嚓的一声，灰簸箕扣在他的脑袋上，闹了个灰眉土眼。老“火神爷”拍打着袖子大骂：“真是土匪！真是土匪！”又长叹了一声，说：“坐官二十年，斗不了这班子穷学生，无颜见委座了！”他辞职不干了。张嘉庆驱逐封建官僚的故事，在保属学生界，象一个传奇的故事在传播。今天，这一场风波过去，张嘉庆找不见了江涛。他走到宿舍、教员休息室，都没有找到。最后又找到门楼上，江涛还在那里了望门外军警的活动。张嘉庆伸手拽起他，走下门楼，气呼呼地在他脊梁上擂了两拳，说：“看！差点儿没叫他们把你捕了去。”当着军警换岗的时候，小魏骑着车子，带着十几个同学走进来。张嘉庆摇手大喊：“小魏回来了，快快开门！”他指挥人们开了大门，小魏他们急忙冲进来，红头涨脸，满头大汗。刚把门关上，士兵们又把守了门口。张嘉庆从门楼上走下来，楞楞地在小魏脊梁上擂了两拳，说：“你这家伙！差一点进不来了。”他们才几天不见，一见面觉得格外亲热。小魏说：“天气热得要命，道儿又不好走，乡村里下了大雨，积水成河，人们怎么能回得来？真是急得心里冒火！”他是前几天带交通队下去送通知的。张嘉庆又问：“怎么样？乡村里抗日的空气怎么样？”小魏红着脸笑了两声，说：“嘿嘿！没有一个人愿当亡国奴呀！”张嘉庆回过头盯着他说：“可不说工作应该怎么办？”
小魏白净脸、大眼睛。这人极聪明，几何代数一听就会。平时不用功，每次期考却是考在头里。父亲是中学教员，母亲是女子高小学堂的校长。因为有这种方便，他就娶了一个高小毕业的爱人。爱人儿长得挺漂亮，思想也挺进步。每次假期，上午放假，下午就回家了，两个人并肩作战，在乡村里开展工作；她在戏台上演讲妇女放足的好处，脱了袜子伸出脚叫人们看她的天足做起活儿有多么得劲，又多么舒服；秘密发展农民协会，妇女协会，直到开课的那一天才回来。小魏在三次学潮里，表现还很积极，张嘉庆介绍他参加了“反帝国主义大同盟”。两个人同桌同房，平时还很亲密。这天小魏在非常匆促的情况下回来，两个人在一块说了会子话，张嘉庆就去找老夏。老夏把张嘉庆的工作谈了谈，张嘉庆说：“你说具体点儿，这总务部长到底干些什么，别攥着拳头叫我猜。这会我脑子里乱，想不出来。”老夏说：“这总务部长，具体说就是经管钱财、筹划吃食、解决医药问题。叫小魏帮着你。”张嘉庆说：“这个咱办得到。”他也没顾得想一想，点了一下头答应下，就向外走。老夏看不对头，赶了两步，又拽回他来，说：“怎么，你也不过一过脑子？大兵围得铁桶一般⋯⋯”张嘉庆不等老夏说完话，梗起脖颈笑了说：“咱干就是！”他说着走出来，先到会计科，跟站岗的要了钥匙，打开门开了铁柜，看洋钱票子还不少。又走到厨房里，找着厨子头老王，一块到仓库里，看了看木槽里的面粉，弯下腰抓起一把，在手里攥了攥，撒在木槽里。又在米瓮里抓起一把米，顺着手缝唰哩哩地落下去，腾起一阵米屑冒出瓮口，生粮食的香味，扑在鼻子上。他心上想，面是好面，米是好米，可惜为数不多了！学校和外界断绝了联系，几天过去了，张嘉庆也没上厨房里去看一看。一清早小魏就带着老王来找张嘉庆，说：“嘉庆！看怎么办吧，菜一点也没有了！”张嘉庆看了看小魏，又看了看老王，呆住脸说：“没有菜吃有什么关系，不吃菜也能过日子。”老王说：“你还不知道，平素里菜做得不可口就把饭筒子敲烂了，这咱没有一点菜，怎么能下饭？”小魏也说：“才三四天，都把人们饿坏了。”张嘉庆怔住眼睛说：“有的是菜。”老王没菜做饭，心里发烦，直想和张嘉庆闹脾气。领着张嘉庆到校园里看了看，说：“你看，西红柿、韭菜、黄瓜，能入口的东西都吃光了。连扫帚苗、马齿菜都吃了，那里还有菜？”小魏补充说：“再吃，只有面条棵和蒲公英了。”张嘉庆说：“那里有菜，走！”拉着老王走到大榆树底下，扒下鞋子，脱了袜子，说：“拿刀来。”老王跑回厨房，拿了菜刀来。张嘉庆把刀把别在腰带上，跐蹓蹓地爬上树去。刚爬到半空中，两只脚打起哆嗦，胳臂也觉得酸软了。几天没有吃到饱饭，有这种心劲，没这种力气了，体力大不如前。他两只手搂住树干，用脚卡紧，把头顶在树皮上歇了一会。倏然间觉得耳朵里隐隐鸣叫。他摇摇头，抖抖耳朵，又顶在树干上。老王在树底下抬起头望着，哗哗大笑了，说：“哈哈！能说不能行，胆小了吧？”
小魏也摆着手说：“上呀！你上不去了吧！”站岗的同学们，离远看见张嘉庆上树去摘树叶，喊着：“总务部长！今天叫我们吃树叶吗？行啊，有树叶吃就能坚持抗日。”听到讥诮，他想：“目前，吃菜只有树叶，过几天树叶树皮还要做主粮。爬不上榆树，影响是件大事！”他使劲憋住一口气，一个猴儿爬竿，爬到树叉上，腿裆夹住树桄喘了几口气。扬起刀砍下树枝来，一团团绿油油的枝叶落了下来。砍着树枝，向远处一望，初夏的阳光，晒着千家屋顶，万家庭院，不由得心里喜起来。他看到围墙外头十四旅的岗哨又多又密，象蛛网一样。猛然，一个士兵发现他站在树叉上，象是在窥望什么。举起枪照他瞄准，砰地就是一枪。子弹嗤地一家伙从腋窝里穿过去，几乎把他打下来。这时他两手搂住树干，扣紧了手，跐蹓地滑下树来，蹲在地上，心里噗通直跳。低下头歇了一会，觉得天旋地转，忽忽悠悠，再也站不起来。一会儿身上出了一阵冷汗，一步一拐地走回北楼。躺在床板上，扳起脚掌一看，脚掌上掠去一层皮，翻出鲜红的嫩肉，疼得火烧火燎。身上钮扣蹭掉了，怀襟上也磨烂了一大片。他沉下心，把两只手枕在头底下，齁啊齁的睡了一大觉。小魏叫厨工们把树枝拉到厨房里，捋下几箩筐叶子。午饭，好歹搁上点面蒸疙瘩，人们都说好吃。江涛端着两碗菜疙瘩，走到北楼上，叫醒了张嘉庆。他擦了擦眼上的眵目糊，坐起来说：“好象做了个梦。”江涛说：“你累了！”张嘉庆端起碗来，狼吞虎咽地吃着，觉得又甜又香，他实在太饿了。手等着吃完了一碗，还不够半饱，睁开两只大眼睛看着江涛。江涛把菜疙瘩一块一块地送到嘴头上，细嚼烂咽，品着滋味才吃哩。看见张嘉庆闲着筷子看着，就说：“嘉庆！来，我拨给你点儿。”张嘉庆说：“不，你还没有吃嘛！”江涛尽尽让让地把半碗菜疙瘩拨给张嘉庆，说：“你吃吧，今日格你出了力气。”江涛立在一边，看着张嘉庆把半碗菜疙瘩吃完，心里才安下来。张嘉庆心里说：“还是老同志呀！同生死，共患难⋯⋯”他感到平素吃馒头吃肉，并不感觉什么，到了这刻上，只是一点点树叶蒸疙瘩，却深沉地撼动了他。他歪起头问江涛：“外边有信吗？”江涛睁起大眼睛说：“还没有信哩！”他们都在关心着这场斗争的后果。４６过了几天，军警包围得更加严密，校内校外失掉了联系，他们只好饿着肚子准备战斗。没有什么东西可吃，张嘉庆把肚子压在楼栏上向远处望着。火车不停地吼鸣，汽车在街道上驶过，人力车上的铃子叮叮响着。城市里到处热闹，就是这座学校沉在死寂里，没有欢笑，没有快乐。鸟有飞的自由，兽有跑的自由，他们却连一点自由也没有了。黄昏，家家烟囱上袅起炊烟，学校的烟囱上还是清冷的，离远看去，没有一点暖气。他摇摇头，想不出办法，又绝
望地走到厨房里，告诉老王说，要多吃野菜树皮，少吃米面，细水长流呀！老王说，流什么？流不动了！老王又撇起嘴来，说：“张先生！油盐都吃光了，怎么办？”张嘉庆一听，就发起火来，跺起脚，瞪直了眼睛吹了他一顿：“一个个的快把少爷肚子紧紧吧！这是什么时候呀？还咸呀淡的！”老王又说：“光是我，一天吃两块锅疙疤就过去了。人们一个个都是白白致致、写字的手，那里吃得下去？都快饿得躺倒了。”老王告诉他，把仅有的一点米面都吃光了。张嘉庆垂下头，无言无语地走回北楼，心里想：“当家才知柴米贵，饿着肚子就是不好坚持。”他躺在床上，望着楼顶，望着远方寂静的城堡上的雉堞。想来想去，心上揭不开盖，想不出巧妙的计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斗争就不能继续下去。看太阳西斜了，夕红照满了楼窗，这天晚上，他没有饭吃，没有下楼，也没去站岗，他不愿见到饥饿中的伙伴们。一生来初次挨饿，头昏眼花，心里空得难受，吸口气都觉累得慌。身子骨象条山药蔓，软洋洋地站不起来。走道抬不起腰，使劲一抬，肠胃五脏都牵动得疼痛。他几次想下楼，蹭到楼梯边上，就又蹭回来躺在床上。没精打彩，眼里冒出火星，饥饿在熬煎着他。没有饭吃，关系在校同学的生存，责任是重大的。困难临头，想睡也睡不着。他想去找老夏，可是这个困难解决不了，见了面也是相对着沉默，又有什么办法？清凉的月色，从窗外流泄进来，一方方铺在地板上。他趴着床铺，对着月光出神，月色好看不能吃，打不破饥饿政策，斗争只有认输。又想起贾老师介绍他入团⋯⋯在他直接领导下闹了秋收运动⋯⋯又想到父亲登报和他脱离了父子关系，干起革命来，党为了培养他，费了多少心血，才考上第二师范。斗争失败了，只有离开学校，学校解散了，政治犯要去住监⋯⋯想来想去，最后还是要坚持斗争。斗争，斗争，斗争到底！他想着，斗争的火焰又在心上燃烧。他从床铺上站起来，摇了一下子肩膀，两只手抱着胸脯，觉得浑身又有力了。张嘉庆这时又想到，在他的一生里，没有怕过困难。他有过最富有的父亲，也有过最穷苦的母亲。过过最富贵的生活，也过过最穷困的生活。他生长在富贵的门底里，也做过流浪儿、无家可归的人。他吃过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也吃过世界上最坏的东西。他住的屋子里曾有过无数金银，他的手里也穷到过没有一分钱。他当过地主的儿子，也革过地主的命⋯⋯复杂的矛盾，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形成他的革命性格。他体会到，人生不是容易的，革命也有很多的困难，事在人为，努力干下去，总会看到胜利。他想着，一时兴奋躺在床板上睡着了。在睡梦里，不知不觉，张嘉庆通，通，通地跑下楼梯。蹓过南操场，到花园里去找那个西瓜。他在黑暗里摸来摸去，摸了半天，连棵瓜秧也摸不到了。肚子里的酸水，不停地往上涌。他用力朝那个埋瓜的地方挖下去，挖了半天，才在土地里刨出那个西瓜。连泥带水，咯嚓地打开一吃，又甜又凉，多么好吃？正吃着闻到一股腥味，回头一看，有一条黑狗慢慢走过来。鼻子一股劲嗅着，嗅着，嗅着，嗅到他手里的西瓜，自动地张开大嘴，伸出长舌头要吃。张嘉庆呆住，看狗的眼睛里射出饥饿的红光，心头一跳，想：“这狗⋯⋯”才说再吃，又想到几十个同学，江涛也在饿着，实在不忍把那半块西瓜吃下去，抱起来走回北楼。在电灯光下，西瓜显出黑籽红瓤，多么新鲜！他叫了几声，叫不醒江涛。偷偷地把西瓜放在江涛的床上，他想：“等他一醒，说不定笑成什么样子？”才说上床去睡，一个斤斗栽倒在床底下。醒过
来一看，还在床上睡着。窗外街道上的路灯星星点点，还在亮着。他回想梦境里的情节，嘴里又流出涎水来，实在饥饿，胸腔里烧燎得疼痛难忍。他慢慢挨下楼梯，去找小魏。走进厨房院，小魏正摇着身子，躺在席子上吹死猪——长吁短叹。看见张嘉庆走进来，软绵绵地抬起头，又软绵绵地放下去，眯眯着眼睛不说什么。张嘉庆抬起脚拨拉了一下他的头发，说：“小魏！起来，想个法子叫人们吃顿肉。”个魏垂头丧气地说：“算了吧，老兄！你真大的气性，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小猪崽子都吃光了！”张嘉庆说：“有的是办法，你看把人们都饿坏了，身上软得连岗也站不住，不用说战斗，敌人一来，就能把我们擒住。”小魏说：“没有一星面半粒米，两天只吃一把榆树叶，那里能行？你家里也是地连千顷，骡马成群，非上这个破学堂不成？”张嘉庆说：“别瞎絮叨了，抗日是大事。起来闹顿肉吃，叫人们长长精神，也能多坚持几天。”厨工们见张嘉庆来了，也弓着腰，搂着肚子诉苦。张嘉庆鼓励起他们的情绪，把脖子一缩，说：“嘿⋯⋯狗！”他在夜暗里，闪起黑溜溜的眼珠子，呲开牙笑着。厨工们听得说“狗”，一齐想起学校里养着的几十条狗来。一下子都站起来，大眼对着小眼儿，笑着问：“狗肉？”张嘉庆说：“对嘛，去，把狗都叫来！”他又对着老王的耳朵说：“许吃，不许说。”一提起狗肉，小魏笑嘻嘻，浑身也有了劲了，说：“这叫做打着狗上阵。”张嘉庆说：“叫一切东西参加抗日，利用一切条件坚持到最后的胜利！”张嘉庆这么一鼓动，厨工们都上了劲。在那沉沉的夜晚，星光满天，没有一点声音，厨房院里一阵凄厉的狗叫。第二天早饭，人们吃上大碗炖肉。可惜没有干粮，肉里没有盐。张嘉庆一进饭厅，人们齐大伙儿提高喉咙喊叫：“乌啦！第二师范母校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时间过得很快，把几十条狗肉吃完了，反动派还是没有退兵的意思。眼看人们都瘦得象露着肋条的马，腰细得象螳螂，脸上黄黄的，凹着大眼睛。张嘉庆又领着人们捉食了塘里的鱼，挖吃了塘里的藕。人们在饭厅里吃着鱼和藕，还笑哈哈地说：“张飞同学，真是有两下子，日本鬼子灭亡不了我们！”４７时间过去，敌人看到第二师范的学生们还是没有低头的意思，于是更加严密了岗哨，将第二师范团团围住，象铁筒一般。江涛反复考虑：怎样才能和外界取上联系？怎样才能取得外边的援助？他用墨水写了信，拴在石头上，投到马路对过的河北大学去。河北大学的同学们把这封信交到保定学联。第二天，学联派人站在河北大学的土台上，江涛站在南操场的桌子上见了面。互相用英文交换意见，江涛说：“⋯⋯打不破饥饿政策，斗争无法继续下去！”一面谈着，眨眼之间看见严萍，她代表保定市救济会来慰问了。严萍扬起手打着招呼，说：“同学们努力吧！预祝你们在抗日阵线上得到新
的胜利！”她瘦了，一看见江涛，眼睛象激荡的湖水，蒙着一层轻雾。江涛想：“是的，没有第二条路可走，斗争胜利了，才能得到自由，才能离开这里！”苍茫的暮色，从四面八方，从各个角落里漫散开来。江涛考虑着这个问题，在迟暮中走来走去。晚上在北操场上站岗，他对家乡的河流、树林，怀着深沉的眷恋。饥饿把困盹神都赶跑了，仰起头望着天上的星河，轻轻地说：“天上的星星，都变成烧饼，斗争就胜利了！”倏忽间眼前闪过一溜通红的火光，走过去一看，是一个老兵，怀里搂着枪，趴着墙头在抽烟。见江涛走过去，也不躲闪，也不惊惶，瞪着眼睛看着他。看见江涛直吧咂嘴，就问：“干吗？想抽袋烟？”江涛说：“倒是想抽一袋，可惜没有。”老兵酒气醺醺，穿着一身破军装，有四十多岁，满脸络腮胡髭，脸皮黑里带肿。用袖子擦了一下烟袋嘴递过来，说：“抽吧！”江涛说声：“谢谢！”当他伸出手去，隔着墙头接烟袋的时候，懵懵懂懂地象是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人。皱起眉头寻思了一刻，一下子想起来说：“你是冯富贵？”老兵睁起了圆眼睛，低下头仔细看了看江涛，说：“是⋯⋯你⋯⋯”说了半天，还想不起他的名字。江涛说：“我是运涛的兄弟，你忘了？”老兵在黑影里，把手巴掌一拍，说：“嘿！咱算是他乡遇故知，我就是冯大狗，论乡亲辈你还得叫我哥哥。来，丑不丑一合手，亲不亲当乡人！我就是愿听你们说个话儿，昨天晚上跟那位同学谈得可入窍哩！”江涛问：“他谈什么来？”冯大狗说：“谈的，谈的打日本救中国⋯⋯”他咽下好几口唾沫，也没说上什么来。江涛抽完这袋烟，向周围望了望，见没有别的人，他说：“我还想抽一袋。”冯大狗摸索着衣袋说：“我看你过来吧，咱俩坐在墙根底下说会话儿。”他从衣袋里捏出一撮烟叶，递给江涛。江涛说：“还是你过来吧！”他想起八九年前，大贵被抓了兵，冯大狗吹吹拍拍地白吃了酒饭，直到如今还有印象。冯大狗摇摇头说：“哎！过来吧，这有什么关系，我是官差不得自由。”江涛看这人还有几分义气，把两手一拄跳墙过去，和冯大狗并膀坐在墙根底下。抽着烟，冯大狗说：“我看你还是回家吧！在这里闹腾个什么劲儿？”江涛说：“不呀，这师范学堂是官费，要是解散了，我这一辈子再也上不起学了！”江涛从爷爷推着一辆虎头小车离开家，说到老人家下关东，说到运涛坐狱。冯大狗非常同情地说：“运涛，他坐狱了？”又歪起头眯缝起眼睛问：“你们算是什么教门？”江涛说：“我们没有什么教门。”冯大狗说：“没有教门，为什么死乞白赖地闹共产？”江涛说：“目前不是为共产，是为抗日。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去，我们的国家才会不被灭亡，就有自由民主的一天。”
冯大狗睁起眼睛想了想，看着天上，谈到国家的危难，他也动了深思。摇摇头说：“唉呀！说不清的道理，咱也闹不清上头为什么不叫抗日？”江涛问：“你们为什么老是包围我们？”冯大狗说：“谁知道哩！叫俺包围俺就包围。要是跑了一个，俺团长还得掉脑袋哩！这是委员长的命令。”这时夜快深了，墙外有军队的岗哨，墙里是学生纠察队，枪对枪刀对刀，双方怀着不同的心情。他们有的在一块抽烟，在一块谈话，也有的说不入套，就相打相骂闹一阵子。冯大狗听了江涛的话，两手托着下巴昂起头，翘起乍蓬胡子看着天上。象有极深沉的回忆，呆呆地说：“我呀，当了十八年的兵了！我还学会了一点手彩儿，外号叫‘鬼头刀’。”说完了，撅起嘴唇笑，又象惭愧，又象得意。江涛说：“嘿！真厉害，那你就该阔起来。”冯大狗把脑袋垂在胸脯上，咧起嘴来说：“不行呀，我有罪了，我砍的人太多了⋯⋯”说着，张开大嘴，哆嗦着两条胳膊，左边看看，右边看看。意思是叫江涛看，他虽然杀了那么多人，目前还是当个穷兵，穷到这个家业。江涛听到这里，身上不住地打起寒噤。冯大狗说：“那时候，咱就是逞着年轻。砍一次人吃一顿好饭，喝瓶子好酒。稀里糊涂，也不知道杀了些什么样的人。昨天我听那位先生说，‘共产党是真正给咱穷人谋幸福的！’我才知道，我有了大罪。在那个年月里，我也许杀过共产党！咳！我真是混蛋，我怎么这么混蛋哩？当时我就不问问他们是什么样儿人。我也修下过好上司，自从杀了那么多人，上司失势了。拔了毛的凤凰不如鸡，他倒了台，我也完蛋了。人家换上新手儿，不要我了。自从那时节，我再也不愿耍大刀，扛起枪杆当起大兵来。”江涛说：“哪，你就该回家。”冯大狗撇起嘴说：“咳！那里回得去呀？你是知道的，我家里也有一堆老婆孩子。我骗过他们，写信说我当上了连长，不久就要寄很多钱回去给他们买地。我想再过几年，能不混上个连长当当？能不挣到很多钱？直到如今，我还是个大兵，穿着这样破的军衣，穷得回不去家了！保定离锁井这么近，我连锁井、连近边处的人也不敢见，家里人还不知道我在保定。这话我只告诉你，兄弟！你可不能给我走漏风声，我嫌丢人。我还爱喝点酒，吃套烧饼果子，一年到头连一个大钱也省不下，甭说是回家。我想这一辈子不回家了，那里黄土不埋人！”说着，眼泪顺着鼻梁流下来，说：“兄弟！我看你也是个好心人。”他握紧江涛的手说：“你有困难，傻哥哥我助你一臂之力！”江涛听到这里，身上一机灵，说：“我们可以作朋友？”冯大狗说：“没错儿！我这人就是爱交朋友。咱们既是乡亲，祖祖辈辈没有什么不好，怎么不能交朋友？前几年我还和朱大贵碰在一起，我们俩还不错。后来他开小差回家了，排长查问，我还替他遮掩了一番。要是抓回来呀，下半截子就打烂了！那时我还当上士哩，这会我又当起兵来。”冯大狗停了一下，看看周围还是静静的，他说：“我听说共产党肚子大，能盛开一个世界。我虽然是有罪的人，想是会原谅我的。咱们见的面不多，跟你的老人们可都熟悉，都是老实巴脚的好庄稼人。”江涛想：抓紧搞好这个关系，也许对将来的工作还有好处。就说：“好汉子说话一言为定！”
冯大狗说：“快马一鞭！”江涛说：“请你帮助我们脱离这个险境吧！老是包围着我们，我看早晚没有好儿。”说到这里，冯大狗犯了沉思。说：“这可不比过去，过去上司听我的话，我说叫你出去，就叫你出去。如今当个穷兵，跟谁说去？你一个人可以！”江涛说：“我一个人出去，丢下这么多人怎么办？我想把这些人都转移到乡村去⋯⋯”冯大狗沉思了一刻，又说：“依我说你们快走吧！兄弟！这样下去，早晚是个不了的结局。”江涛说：“你很够朋友，请你帮助我们！”４８江涛在北操场和冯大狗谈着话的时候，张嘉庆正在南操场上站岗。他手里拿着一根军棍，脊梁靠在墙上，抬起头看着蓝色的天上，数着一颗颗银色的星子。人，肚子饿的时候，就自然地会想起米和面，想起存放米面的地方，他在盘算全市有多少米面铺，那个离得最近，正在这时，猛地听得噗嚓一声响，从路西投过一卷东西来。在薄明里，伸手一摸是大饼，还温温的。可惜距离太远，还有一卷卷的大饼落在墙外，墙外有大兵在把守。张嘉庆跑到指挥部，夏应图正在长椅子上睡着，他一下子扑上去，把他摇醒说：“吃食送来了⋯⋯大饼！”他把一块香喷喷的香油大饼塞进老夏嘴里。老夏嚼了两下，咽下去说：“好香！”他一下子从长椅上跳起来，跟着张嘉庆跑到南操场。听说外面送来了吃食，同学们都跑来看。见一卷卷的大饼落在墙外，掂着两只手，说：“啧！啧！怎么办？怎么办？”张嘉庆把脚一跺，说：“哎！看我张飞的！”他把老夏拽到一边，研究了一个办法。老夏叫人们拿红缨枪吓跑了岗兵，把绳子拴住张嘉庆的腰，放到墙外去，把一卷卷的大饼拾上来。还没拾完：那个青胡髭槎子小军官，带着一队兵赶过来。老夏连忙拉起绳子，把张嘉庆斤斗骨碌地拽上来。小军官扑了个空，向岗兵们脊梁上乱抽鞭子，愤愤地骂：“真他娘的没用！咱们又得多站几天岗！”这几天，人们一顿饭能吃到一角饼。吃光大饼，反动派还是不退兵。站岗的时候，人们只好眯细着眼睛，看着缥渺的天空。天上有白云朵朵，几只蜻蜓飞过去，忽有几只象燕儿似的东西从天上飞下来。江涛跑上去一看是烧饼，才说动手去拾，人们呜噜地跑上去，抓起来放在嘴里。江涛不去抢烧饼，立在桌子上向西一看，是严萍和几个女伴站在土岗上，烧饼就是她们投过来的。严萍看见江涛，打了个手势，又连抛了几个。保定市工会和学联，发动工人阶级和青年学生们，给二师同学们送粮。几天里人们靠着天上飞来的烧饼充饥。站岗的时候，仰头望着天空，唱着：“喜哉，快哉，天上掉下烧饼来！”江涛一看见烧饼，就想起严萍，眼前闪着她美丽的影子。
人们吃不饱东西，情绪有些低落。护校委员开会的时候，张嘉庆又发了大话：“看我的，有的是米面！”江涛说：“张飞！又发什么疯？你那样，人们吃不到东西，情绪会更低落。”张嘉庆说：“管保你们吃到东西！”经过夏应图的同意，张嘉庆把武装购粮的计划，在会议上谈了，张嘉庆要亲自领导同学们武装购面。谈着，他镇着脸，眨着眼睛不说什么，似乎是征求人们的同意。晚上，老夏和张嘉庆，两个人趴在床板上，仔细计划了这个行动。第二天清晨，天晴得明朗朗的，岗兵们还在靠着墙，拄着枪打瞌睡。张嘉庆起了床，围着墙转了一圈，查看了岗哨。把人们召集到指挥部，宣布了购面的计划。事情不大，是个武装行动，第一次出马，人们都磨拳擦掌，心里突突跳着准备战斗。老夏把人们分成三队：他自己带两三个同学管开门闭门。老曹和老杨带十几个人，出门向北冲，堵住北街口。张嘉庆带着十几个人，出门向南冲，负责购面。分配好了具体任务，各人拿好武器，在角门底下等着。老夏拿着一杆红缨枪蹬到桌子上，向白军讲话：“士兵弟兄们！二师同学为了抗日，把日本兵赶出中国去，坚持护校！反动派抱定不抵抗主义，要把东北四省送给敌人⋯⋯指挥你们包围学校，逮捕抗日青年⋯⋯今天我们实在饿不过去，有愿和抗日交朋友的，请行个方便⋯⋯”士兵们瞪着两只眼睛听老夏讲话，心里想：“原来是这么回子事！抗日嘛，咱们大家都赞成！”这时，江涛指挥人们把大门哗啷啷地打开了。大黑个子老曹带着人，拿着长枪短棍冲出去，大喊：“冲呀！冲呀！”一直向北冲去，堵住了北街口。张嘉庆绑好了鞋子，杀紧了腰带，手里拿着红缨枪，带着十个粗壮的小伙子，从门口冲出去。一出门口，叉开两条腿，瞪起黑眼睛，抖得那杆红缨枪滴溜乱转，枪尖上闪着明晃晃的刃光。张嘉庆张开嘴大声吼着：“士兵弟兄们闪开，抗日队伍出来了！”人们也在喊着，紧跟着冲出门去。张嘉庆在头里大声喊叫：“嗨！闲人闪开！是抗日的朋友走开吧！枪尖朝着反动派戳！嗨！大刀光砍反动派！嗨！是朋友的别害怕！喊着，横起腰端着长枪，一股劲望南冲。江涛也在后头喊：“谁敢反对抗日，看枪⋯⋯冲！冲！冲呀！”岗兵一看这个阵仗儿，向回卷作一团。张嘉庆带着同学们朝岗兵冲过去，追得骨碌碌地一直向南跑。一个个咧起嘴瞪起眼睛，变貌失色。那个小军官慌里慌张跑了来，上级有命令：防备二师学生冲出市外，去聚众暴乱。他立刻吹起哨子，把岗兵带到寡妇桥上，做下隐蔽工事，等候截击。可是二师同学不到寡妇桥，走到下关街口就站住，路东有一家小面铺。张嘉庆把三十块洋钱向柜台上哗啷啷一扔，说：“掌柜的！看好，十袋面！”说着，带着人跑上去，手疾眼快，每人背起面袋返身向回跑。掌柜的以为他们是聚众行劫，吓得浑身打抖。张嘉庆向回跑着，看见一个人失了足，骨碌地倒在地上。他又跑回来，伸手抓起面袋背在脊梁上，拽起那人来就走。江涛作后卫，岗兵一赶上来，他就瞪起眼睛冲一阵。人们丢了刀他拾着，丢了枪他也拾着，拾了一抱刀枪跑回来。人们累得满身大汗，个个象水里捞出来的，几乎喘不上气来。张嘉庆憋住气，出了一身绝力。力气出过去，身上渗出凉汗来，他疲
乏了，手里拎着褂子走回北楼。一上楼梯，小腿肚软颤颤地打起哆嗦，脚尖反射得象要跳起来。他又退了下来，扶着栏杆歇憩了一刻，小肚子抖得不行，头也发晕，天旋地转的。他低下头，使拳头砸着眼眶，合了一会眼，才慢慢走上楼去，睡在铺板上。睡了抽袋烟的工夫，老夏一步一步走上楼梯，坐在他的头前，摸着他的额顶。他慢慢地睁开眼来，看着老夏半天也不说一句话。老夏问：“你累了，我还不知道你有这么大的本事。”张嘉庆猛地抬起头，说：“这就叫人急了造反！”老夏把张嘉庆的手，搁在自己手上拍着，一字字地说：“英雄呀，同志！英雄呀！”说完了这句话，他低下头去，再也不说什么。老夏和嘉庆虽然性格不同，一个是文文诌诌，一个是暴里暴腾，但思想是一致的；同样的是对反动派的残忍估计不足，对自己的力量估计过高。４９十四旅旅长、保定卫戍司令陈贯群听说二师学生冲出学校，抢购面粉，便亲自出马，带着卫队奔到西下关街。他打得马喷着鼻子乍着鬃，眼看着学生们把面粉抢回学校，乍起胡子，咕嘟着嘴，手里卷着鞭子愤愤大骂：“妈拉个巴子，都去通共！饿不服ＣＰ们，任务就葬送在你们手里！”卫队举起鞭子，在岗兵脊梁上乱抽。陈贯群下命令，把岗兵和米面铺的掌柜一齐捆起来，送到保定行营。立刻加强警戒，严密包围。消息传到锁井镇，说：十四旅包围了第二师范。说：要拿住抗日的学生们砍头。冯老兰坐在聚源号里，大吹大擂，夸大其词地说：“第二师范也闹暴动，这不是在天子脚下造反？”风言风语传到大集上，好象出了什么大事情。严志和听得说，两手攥着把冷汗，没待赶完集，顺着十字街向东一蹓，走过苇塘去找朱老忠。看了看朱老忠不在家，返身走上千里堤。手搭凉棚，向堤外看看，再向堤里看看，耪地的人太多，认不出那一个是朱老忠。倒是朱老忠先看见他，看他动作有些慌张，一定是出了什么岔子，提起锄头走过来。离远里问：“志和！有什么事，这么着急？”严志和说：“大兵包围了第二师范，江涛和同学们都在里头。”朱老忠两眼怔得圆圆，停了一刻，说：“包围了第二师范？唔，这事非同小可！”他知道自从“九·一八”事变，第二师范是个抗日救亡的中心，学校里革命力量很大，党团员也很多，这些都是江涛说过的。两个人走到大杨树底下，蹲下来打火抽烟。朱老忠说：“北京、天津、上海学生运动高涨呀！去年全国学生入京大请愿，上半年西安学生运动又闹了起来。这咱保定又闹起学潮，看样子咱农民的抗日救亡运动也该闹起来了！”严志和摇摇头说：“不一定怎么样，要不的话，江涛今年该毕业了。”朱老忠说：“这样一来，斗争胜利了才能毕业。”停了一刻，又说：“不过也不一定怎么样，出水才看两腿泥。”
严志和说：“为了救国嘛，没说的。可是一念叨起包围第二师范，我心里打颤。大哥！咱去看看他们吧！”朱老忠说：“行！咱说去就去，看看能帮上点手儿不。咱先去告诉贾老师一声，看看他有什么办法。”严志和说：“我还想去托托严知孝的门子。”朱老忠说：“去吧！有病乱投医，多个门路没有不是。”两个人说定，严志和就慢腾腾地走回来。一进小门，涛他娘把饭摆在桌子上，他搬了个小凳，坐在桌子旁边抽起烟来。慢腾腾一袋，慢腾腾一袋，抽一口烟咕嘟起嘴，憋口气喷出去，喷了满屋子烟雾。他不想吃饭，走到小棚子里给牛筛上草，就又坐在炕沿上，两眼不转睛地瞅着他的牛。涛他娘扒前门框看了看，叫：“你可吃饭呀！”严志和说：“你吃吧！我不想吃了。”还是两眼直勾勾地望着，也不眨巴一下眼。慢搭搭说：“我想上保定去。”听话头话尾，涛他娘就会明白：“可能是出了什么事情！”他既不说，涛他娘也不往那上去想。长时间不见江涛的面，她也没向不好事情上想过。她一只手支着门框，捵起衣襟来擦着眼，说：“这孩子净哄我，早早答应寻个媳妇撂在屋里，还说给我生下个胖娃娃，那里有个踪影儿？”严志和说：“甭念叨他们！我心上麻烦。”他心里一阵烦乱，下午没浇园，也没去耪地，躺在炕上睡了半天。直到太阳平西了，他才起来，饮了牛，上了垫脚，天就黑下来。听千里堤的大杨树上鸦群噪叫得烦人，他又坐在井台上抽起烟来。抽到晚霞散了，月亮显边，就顺着那条小道去找朱老忠。一进门，朱老忠正坐在捶布石上喂牛。贵他娘说：“你吃饭呀！”朱老忠说：“我不想吃。”严志和问：“做一天活，不吃饭那里能行？”朱老忠说：“听到第二师范的事情，我心里不净便。”等他牵牛到大水坑里饮了水回来，点上条火绳，两人又慢搭搭地走到村北大黑柏树坟里，去找朱老明。他们自从反割头税的那年入了党，三个人就象秤杆不离秤锤，总在一块。在那个年月里，贾老师不断地到这里，晚上出去工作，白天睡在这小屋子里，给他们谈些革命的道理。他们就觉得心里宽亮。有时也有别的地方来个人，也不过按着姓名找人，晚晌在小屋里睡了觉，吃了饭就又走了。这就是他们的党的生活。但是他们的心劲，他们的斗争，永远没有停止过。这天晚上，三个人蹲在大杨树底下，守着火绳头上那颗红火球，抽着烟谈话，直到天明。朱老忠清早就到城里去找贾老师。告诉他，要到保定去看江涛和嘉庆他们。贾老师听到这个消息说，他也要去开会。直到天黑了，他才回来。第三天，天一发亮，朱老忠和严志和就拎起烟荷包上了保定。进了南关，走进一家起火小店，想歇歇脚，垫补垫补肚子。店伙计也不说什么，直怔着眼睛瞧他们。朱老忠笑哈哈地走上去，说：“借光，伙计！我们想住下，吃点东西。”店伙计说：“住房也行，吃饭也行，得先说你们是干什么的？”严志和说：“是来瞧学生的，他在第二师范，被包围了。”他一面说着，朱老忠直拿眼睛瞪他。紧瞪慢瞪，还是把这句话说出去。严志和才说完，又觉得后悔。店伙计把脑袋一摇，张开两只手向外推他们。
朱老忠说：“你说话呀，你推什么？”店伙计喷着唾沫说：“去吧！去吧！这里没有房。”连推带搡，把他们轰出大门以外。朱老忠气得脸上一时发白一时发红，说：“他娘的！还没见过这么不讲情理的买卖人！”两个人立在梢门角上待了一会，闹不清店里为什么不留客，心里噗通直跳，只好离开这家小店，到第二师范去。走过了公园，一过水磨，朱老忠见桥上有大兵站着岗，就抢上两步，走到头里去。岗兵见来了人，站住脚问：“干什么的？”朱老忠再不说是来瞧学生的，他说：“俺是过路的。”岗兵歪起脖子看着朱老忠说：“过路的？我看是来瞧学生的。快接他们回去吧，人家说先‘剿共’，他们要抗日，这么闹法有什么前途？”朱老忠一听，不由得怔住，回头看了看。严志和见他过去，也硬着头皮走过岗位去。走到学校墙下，见把守的大兵很多。他们围着学校转了半周遭，看看没法进去。只好走进西城，去找严知孝。走到门口，朱老忠说：“到了大地方，青天白日也插着门，得先拉门铃。”一拉门铃，从里边走出个细高挑儿，穿黑纱旗袍的姑娘，探出头来问：“找谁？”开始还眨巴着眼睛看着，一见严志和，轻轻地笑着说：“是志和叔，进来吧！”说着领他们进去。喊：“爸爸，来客啦！”严知孝听得说，从屋子里走出来，说：“志和！我估量你快来了。”严志和说：“我来托你这门子。”说着走进书斋，指着朱老忠说：“这是我的老朋友，锁井镇上朱老忠。”朱老忠欠了欠身子坐下去。严萍说：“是忠大伯，我还上你家里去过。”说着，拿壶沏了水来，给他们斟上茶。严知孝说：“我就是希望家乡来个人，今年年景怎么样？鱼呀，梨呀，都不错吧？”他取出两支香烟，递给朱老忠一支，又递给严志和一支。严志和说：“梨挂得不少，河里鱼不多⋯⋯我来看看江涛怎么着呢！”严知孝说：“我想你是为他来的。出事以前，他还天天粘在我家里，和萍儿一块玩。”朱老忠插了一嘴，说：“我们来看看第二师范有没有危险。”严知孝说：“这事也很难说，自从去年就闹抗日救亡，校长一定要开明的，教员一定要左倾的，把个教育厅也闹翻了。今天抗日，明天抗日，教员只好对着一排排的空椅子讲书，学生们都出去闹宣传。政府也是糊涂，日本兵打到关东，有人抗日还不好吗？又偏偏不让抗日。他们是‘宁与外人，不与家奴’！‘言抗日者杀毋赦’。学生更不退让，一定要抗日！针尖对麦芒，斗、斗、斗，象猫对爪儿，一直斗到今年春天。当局决心先‘剿共’后抗日，于是下令解散学校，把学生和教职员一律轰出来。把积极抗日的学生都开除学籍。学生还是坚持斗争，召回还乡同学，坚持抗日运动。当局命令军警包围了学校，断绝米面柴菜的供给。他们把米面吃完，把狗和塘里的藕都吃完，又武装抢了一次面。这样一来，第二师范可就出了名了！一个个都成了抗日救亡的英雄！”严志和低下头听完了，睁开大眼睛说：“那不坏了吗？他们为什么不许抗日？”
严知孝说：“严重了！当局登报说：‘⋯⋯共匪盘踞二师，严令军警督剿⋯⋯’把大帽子给他们扣上了！”朱老忠不等说完，就说：“这两句话里就有杀机！”严知孝也说：“谁不说呢！”朱老忠说：“志和的意思，请你想个法子，看样子这个抗日的学校非解散不行！”严知孝说：“我早就跑了好几趟，郝校长和黄校长那里也去过了。他们痛恨二师学生把抗日救亡的理论偷偷输入他们的学校。说起话来，恨不得一手卡个死！我则不然，事出有因，各有社会基础。让他们都显显身手，谁能把这个千疮万孔的祖国从热火里救出来，算谁有本领！”朱老忠说：“你这倒好，看样子你赞称抗日。”严知孝招待他们吃饭，严萍皱起眉头，隔着门帘听着。吃完饭，严萍进来拾掇碗筷的时候，严志和说：“萍姑娘！江涛，你可得结记着他点儿。”严萍笑了说：“早结记着哩！我们还发动募捐，送烧饼。”说着，脸上就红了。朱老忠对严知孝说：“请你费点心，为这件事跑跶跑跶吧！”严知孝说：“那是当然！第二师范是我的学校，我能不管？”见他们起身要走，又说：“没有地方住，你们就住在我这儿。别看房子少，可有住的。”朱老忠说：“不，我们想住在万顺老店，那是个熟地方。”他们从严知孝家里走出来，到万顺老店。一进门，店掌柜迎出来，笑着说：“嘿！我以为是谁呢？是你们二位老兄！这一踏脚儿，十年不见了。老忠哥从关东回来的时候，还是从我这儿过去的。怎么想起上府来？”见老朋友来了，让到柜房里，先打洗脸水，又是斟茶，又是点烟。朱老忠说：“甭提了，志和跟前那个被包围在第二师范里。”店掌柜一听，瞪起眼睛说：“嘿呀！是志和跟前的？坏了！坏了！卫戍司令部有命令：旅馆里、店房里，一律不许收留第二师范的学生，说闹腾抗日的都是共产党！”严志和头发根子一机灵，立起身来，低下头长出气，也不说什么。朱老忠生气说：“怪不得刚才俺俩走到一家小店里，他说什么也不留俺，直往外推！”店掌柜说：“小买卖人，谁愿找这个麻烦？”朱老忠说：“俺又不是第二师范的学生。”店掌柜说：“碰上军、警、稽查，说‘你不是第二师范的学生，你是第二师范学生的爹！’张嘴罚你钱，谁怕钱扎手，你有什么法子？话又说回来，你为什么不上咱这儿来，吃饭喝水有多么方便，住房现摆着，光自碰了一鼻子灰！”朱老忠说：“俺来了，又给你添麻烦。”店掌柜说：“老朋友嘛，有什么说的。你们麻烦了我，我还高兴。你们要是不来，叫我知道了，我还要不干哩！”朱老忠呵呵笑着说：“他们要说你窝藏共产党呢？”店掌柜说：“他说，我也不怕。住监咱一块去，谁叫咱是老朋友呢！”说着话，老朋友们嘻嘻哈哈笑了一会子。严志和念叨了会子江涛的事情。店掌柜长吁短叹，为老朋友担心。他说：“你们尽管在我这儿住着吧！有什么大事小情，咱们一块帮着！”
朱老忠看他热情招待，心想：常言道，投亲不如访友。他说：“看吧，不准怎么样，出水才看两腿泥！”５０严萍送走了朱老忠和严志和，拿了一本小说，想读下去，眼前老是晃着江涛的影子。这几天，看书他象在书上，写字他象在纸上，睡觉象有个人儿在身边伴随。她伸出手挥着挥着，可是他又回来了，占住她的心。为了援助二师学潮，她奔走各个学校，发动抗日的女伴们募捐送粮，一直闹了几天，觉得很是疲劳。可是二师告急的消息，不断地传出来，她在担着心。思想上产生了一种新的矛盾：功课不努力不行，这学期的分数显然下降了，要留级。努力吧，又没有那种心情。一时精神恍惚，书上好象爬着一群蚂蚁。她索性抛下书，把被单蒙住脸，想睡一会。可是还有别的事情在等着她，睡也睡不着。听得脚步声，妈妈走进来，手里端着条大烟袋，坐在床沿上。伸手抓起被单，看见严萍两只眼睛睁得大圆圆的，骨碌骨碌地转着。妈妈说：“萍儿！不想吃点什么？”严萍说：“不想吃。”“病了吗？”“夏天的过⋯⋯妈妈，给我盖上。”她又翻了个身，脸朝里睡着。妈妈又忧愁起来，年轻的时候生下这个孩子，是个姑娘倒也高兴，她说“一个姑娘顶半个儿子”。她不愿叫姑娘出去跑跑颠颠，怕野了心，叫亲戚朋友笑话。走到北屋里，严知孝正躺在靠椅上，戴着老花眼镜看书。妈妈说：“萍儿好象病了，又黄又瘦。”严知孝说：“恐怕有她自己的心事吧！”妈妈说：“你也该管管，姑娘家年岁不小了，也该有个靠身子的人儿。”严知孝说：“我早打定主意了，萍儿的事情，叫她自己去选择吧！”妈妈说：“叫她自己去选择！叫她自己去选择！”她又急躁起来：“她是个女人，要是我，早给她寻上个人儿。你不想咱就是这一个闺女，将来依靠谁？”说着，又捵起衣襟，擦着眼泪抽泣起来。严知孝猛地从靠椅上坐起来，说：“你也是个女人，你也从年轻时候过来，你不懂得一个女人的心情！”他生气地吐了口唾沫，又说：“儿孙自有儿孙福，何必爷娘置马牛？一个女人，她需要走自己的路！”严知孝是个绵长人，向来不好动气，今天却发起火来。把长头发一甩，跺着一只脚说：“真正岂有此理！”按一般习惯，两个人拌嘴到这种程度，妈妈就低下头，再也不说什么，沉默下来，好象是说，“是你的事情，我再也不说。”可是今天沉默不久，她又说起来。严萍的婚事，在她心上是块病。今天严知孝生气，也不只为严萍的事情，第二师范解散，要另起炉灶重新招生，重新招聘教职员，他还没有接到聘书。有时他也想：“也许，我也被怀疑！”随后又对自己说：“不管怎么，反正咱是无党无派的。”但是，聘书不送来，他又不能去要，看样子要另找饭碗了。严萍仄起耳朵，听着两个老人你一言我一语，拌起嘴来。掀起被单，坐在床沿上待了一会。照着镜子梳了一下头发，眼窝陷下去，显得眼睛更大
了，下颏也尖了。看了看表，到了指定的时间。她匆匆走出西城，在桥头上站了一刹。看小河里流水，岸上的柳树⋯⋯离远望过去，有带着枪、穿着灰衣裳的士兵，在第二师范围墙外站着，江涛和嘉庆他们就在这围墙里。她用小手巾抹了抹鼻子尖上的汗珠，看见水面上有几片白色的鹅毛，随着水流漂过来，又流过去了。她眼睛盯着，直到看不见了，才走向车站去。那里是一片工人住宅，她找对了胡同，看对了门牌号数，走进一家小院。房子很低，好象临时砌成的。窗台上放着两盆染指甲花，开得红上红。听得声音，有人弯着腰，从低矮的小屋子里走出来，亲切地握了严萍的手，说：“是你？”严萍睁起眼睛看他，也不说什么。那人说：“你忘了？在反割头税的大会上见过的，我姓贾，一说你就知道。”严萍笑了说：“你是贾老师，我也好象熟识。”贾老师说：“认识我们的关系就行了。”严萍说：“有人介绍过了，你多时到这儿？”贾老师说：“不久。”贾老师拿起蒲扇，忽扇了一下桌子，拎起桌子上的破宜兴壶，倒茶给严萍喝。他说：“听说志和跟老忠叔来了，我也赶来看看。”显然，他并没有说完，就不再往下说了。他脸上黑了，颧骨高起，长了满下巴胡髭。严萍向他谈了第二师范的情况，说明那个单位给他们投送了多少烧饼和大饼。贾老师不断鼓励她：“努力吧，同志！要想各种办法保证饿不着他们。只要有得吃，就能坚持，现在是磨时间的问题。目前，二师学潮成了保属学生界政治生活的焦点。二师学潮的胜利，就是保属青年抗日运动的胜利。据我所知，保定周围二十多个县的青年学生，都一致声援第二师范！”贾老师谈起话来，挺严肃，简单干脆，很有煽动力。看得出来是受过锻炼的，他在黑暗的屋子里，闪起亮晶晶的眼光，又有力地攥起拳头，捶着桌子，压低了嗓音说：“敌人占据了东四省，群众要求一致抗日，反动派要镇压抗日运动，进行‘剿共’。我们为了保卫祖国，一定要发动群众起来抗日，一定！敌人打到家门上了！把日寇打出中国去，中国人民才有出路！”严萍低下头，细心听着，捉摸着每一句话的精神和力量。嘴里唔唔地应着，表示她听明白了，而且忠心去执行。最后，贾老师问她：“你的脸上为什么这样憔悴？”严萍笑了说：“不，不怎么样。”贾老师也笑了，诚恳地拍着严萍的肩膀，说：“我是知道的！努力吧，同志！江涛是一个好同志，只有斗争胜利了，反动派才会把他还给你，我是同样的关心他们，所以特别赶来看看。”严萍听着，脸上一下子绯红起来。她想：“怎么回事？他会知道我心里想的？要是斗争不能胜利呢？”她不敢往下想，这是一个不难答复的问题。贾老师郑重其事地说：“看样子反动派对二师学潮，已经铁了心了。可是我们除了动员一切力量，展开宣传舆论，并没有别的办法！”他说着，点起一支烟，把洋火盒子啪地一下子放在桌子上。踱着方步，考虑更重要的问题。严萍说：“忠大伯和志和叔到我家去了。”贾老师说：“嗯！他们已经到了？他们也应该作一些工作，叫他们把学生家属联系起来，进行斗争。”一边说着，在椅子上坐了一下，又站起来。背叉着手，站在屋子当中，
象是在等待什么。听得胡同里有人跑过，他又走到门口探身看了看，看是两个孩子逗着玩儿，才慢慢走回来。在县里的时候，他还不觉得怎么样，那里城市小，回旋区也大。一到了保定，就觉得军警机关压得抬不起头来。有时他也设想：“干！发动全体工人学生罢工罢课，揭他个过子！”当他想到：“我们的力量比起反动派来，还差很多！”就又改换一个想法。待不一会工夫，一个穿蓝制服的铁路工人走进来说：“我回家来吃饭，听说你在这里。来！一块吃饭吧！”他又走出去，端进玉米面窝窝头、炒青菜、秫米饭汤。贾老师叫严萍一块吃，严萍看贾老师吃得挺香甜，自己也吃起来。她心里有事情，吃也吃不下去。贾老师问：“唔！最近工人里对二师学潮有什么反映？”穿蓝制服的工人说：“抗日嘛，是再好没有的事，当局不该把学生们饿起来。我们工人子弟学校的学生，都自动地送粮投烧饼，还捐了一些款，送到保定学联去了。”贾老师又问：“假设反动派要屠杀二师学生的话，将在工人阶级中引起什么反响？”穿蓝制服的工人说：“引起什么反响？从我本人来说吧，我就要串连罢工，打击反动派！声援保定学生抗日救亡运动。要知道，我们平汉工会是有战斗传统的，他们要是需要交通上的帮助，北至北京，南至汉口，一个钱儿甭花，我们管接管送！”吃完了饭，贾老师还想说什么，又停住。严萍说：“我要走了。”说着，就走出来。听到贾老师的谈话，她心上豁亮多了。从城市到乡村，不知道有多少人为抗日救亡运动努力？严萍又到女二师去，和几个同志商量工作。到了那里，才知道有几个同学为了给二师学生投烧饼被捕了。她皮肤紧缩了一下，心里说：“又有人被捕了！还得赶快设法营救。”走回来的时候，爸爸屋里电灯还亮着。她走回自己的小屋子待了一会，觉得江涛不来，小屋子里就没了欢乐，小院里也缺少了光辉，只觉得愁苦、寂寞，气闷得不行。她觉得口渴，拿起玻璃杯，走到爸爸屋里去倒杯茶来喝。严知孝见妈妈不在屋，把她叫住。问：“萍儿！你身体不好？”他睁大了眼睛看着她。严萍嗫嚅地说：“没有什么不好。”严知孝说：“孩子！你大人了，心里要宽亮点儿。”她低下头去，盯着茶杯里的茶棍，在金黄色的茶水里浮沉。说：“是。”严知孝说：“天下事难尽如人意呀，知道吗？”严萍说：“知道。”严知孝说：“江涛是个好孩子，有几天不来，我就觉得寞寞落落的。他有了灾难，就象是你有了灾难一样。在这个世道里，又有什么法子哩！”严萍说：“我也这样想。”她把两个眼珠靠拢在鼻梁上，偷偷地看了看爸爸的神色，看得出老人在为这件事情担忧。严知孝问：“你爱他吗？”严萍听了，觉得挺不好出口，唔唔哝哝地说：“你说呢？”严知孝说：“孩子的事情，要自己去考虑⋯⋯”当他一想到二师学潮还不知落到什么结果，又把这话迟疑下，不再说下去。严萍听着这句话，眼泪一下子流在眼边上，猛地跑过去，倒在爸爸的
靠椅上，抖动着身子哭起来。象有多大的哀愁，呜噜呜噜地哭个不停。严知孝抱起女儿，摇摇头说：“苦啊，苦啊，孩子！你心里苦啊！怎么就这样的不幸？你两个要好，他偏偏遇上这样大的事故！”严萍拍着爸爸的肩膀，说：“爸爸！去，去，去拉黑旋风他们那帮子人来，打他们！”严知孝听得说，立刻伸出手，掩上严萍的嘴，说：“不要说！还不给我闭上嘴⋯⋯”他搂起严萍的脖颈，抬起头长叹一声，说：“咳呀！天哪！难呀，难呀，真是难呀！我不能走那一条路，我天生成软弱无能，没有本事。我敢走那条路的话，也落不到这个地步！”他两眼看看黑暗的天空，滴下泪珠来，扑簌簌地落在地上。黑旋风是严老尚的好朋友，和严知孝年岁差不多。严老尚七十大寿的时候，还来过他家。这人既无军衔，也无户口，带着几百号人，在津浦路两侧过着自由浪荡的生活。据说他那些人们，能窜房越脊飞檐走壁，都是一些古楼雕钻的家伙。严萍一下子坐起来，摇晃着身子说：“不，我们不能再软弱下去！打他们，解决第二师范的问题。”严知孝说：“不能，孩子！我还不肯走那一条路。咳！卖国贼们，当他们需要‘民众’的时候，就把‘民主’当做招牌。他们不需要革命了，不需要‘民众’了，就翻了个过儿，拿起武器来，开始用武力镇压了。在保定我还有点名望，还有几个老朋友。我舍出老脸去见他们，要是他们不听我的话，我就和他们拼了！”严萍睁开泪眼，望着爸爸，问：“爸爸！他们应该被逮捕？他们犯了什么罪？”严知孝说：“不要问我，孩子！我是有民族观念的人，我有正义感，我明白抗日无罪！当然维护正义也是没有罪过的！”严萍跪在地上，两手拍着爸爸的膝盖，说：“爸爸！我对你说，我爱江涛，我不能眼看着反动派杀害他们！”一行说着，不住地摇着头，摇乱了满脑袋头发。严知孝低头看了看严萍，那孩子倒在地上，抽抽咽咽地哭着。他跺跺脚，仰望着上方，说：“天啊！我们遭了什么罪呀！嗯？我们犯了什么样的国法呀？”他扶起严萍，说：“孩子！我下了决心了，一定要腆着老脸去见他们⋯⋯”５１第二天，严知孝吃过早饭，叫严萍帮他穿上皮鞋，穿上丝罗大褂，提起手杖，他想到北菜园陈氏公馆去找陈贯群。一出大门，正碰上冯贵堂走到门前。冯贵堂今天穿着袍子马褂，戴着缎子帽盔，新理了发，修成八字胡髭。严知孝、陈贯群、冯贵堂，三个人在北京读书的时候见过面，一块玩过。今天他以同乡故里和表亲的关系，来看望严知孝。可是严知孝一看见冯贵堂，
立时脑子里唤起一个念头：当他的表兄冯老锡和冯老洪打官司的时候，冯贵堂站在冯老洪的一边。那时，冯老锡也找过严知孝，严知孝不愿走动衙门，多管诉讼上的俗事。再说同族两院打官司，谁打输了也不好，谁打赢了也不好。于是就一口回绝不管。冯贵堂熟悉法律，衙门口里熟人多，他帮助冯老洪，冯老锡只得打下风官司了。冯贵堂看见严知孝从门里走出来，把脚一站，笑出来问：“表兄！你要出门？”严知孝也只好站住脚，说：“呵！你才来了，我想到贯群那里去。”他想：“贵堂一定是有什么事情。”说着，两个人又走回来，到严知孝的书斋里。严知孝问：“怎么，到保定来打什么官司？”他这么一问，冯贵堂搓着手笑了，说：“我倒是爱打官司，我是法科毕业嘛！可是这一趟来，并没有什么官司可打。我想看看育德铁工厂的水车。”他坐在椅子上，伸手捻着帽盔疙瘩，转了几个圈儿，放在桌子上，说：“嗯，育德中学虽然是私立的，还办得不错。这位校长也是个能人，能办好学校，也能办好工厂，都能赚不少的钱。”严知孝斟了一碗茶，放在冯贵堂面前，问：“听你说话，倒是挺注意实业，乡村里兴开水车了？”冯贵堂说：“那里，乡村里人都是死脑筋，净想逮住兔子才撒鹰。你要想对耕作方法有所改良，比登天还难呢！”严知孝说：“恐怕和乡村经济破产有关系吧！”冯贵堂说：“那里，他有了钱在柜里锁着，都不肯拿出来叫它折个斤斗儿，那还不等于是死钱？光是在一些穷老百姓身上打算盘。如今乡村里人穷得不行，整着个儿煮煮能撕出多少拆骨肉来？”严知孝问：“听说你回了家，日子过得还不错，你的庄稼长得怎么样？梨呢？”冯贵堂说：“老辈子人们都是听天由命，根据天时地利，长成什么样子算什么样子。我却按新的方法管理梨树，教长工们按书上的方法剪枝、浇水、治虫。梨子长得又圆又大，可好吃哩！可是那些老百姓们认死理，叫他们跟着学，他们还不肯。看起来国家不亡实无天理！看人家外国，说改良什么，一下子就改过来，日本维新才多少年，实业上发达得多快！”严知孝听他说到农业上的事情，倒发生了很大兴趣。他说：“恐怕和穷困有关系吧！人们没有钱，用不起那么多人工，垫办不起。”冯贵堂生气说：“他们垫办起了也不垫办。咱倒想办办这点好事，叫人敲锣集合人们来看我剪枝，你猜怎么样？庄稼百姓们一个人也不来！”严知孝说：“你得先告诉他们这种好处。”冯贵堂说：“不行，你说个天花乱坠，他们也不肯信你。”两个人说起家常话，冯贵堂说了一会子他回家以后，如何改良家务，如何把牛换成骡马，如何养猪。如何开了油坊、粉房、扎花房。又如何开了杂货铺子、花庄什么的。他说：“在目前，我的努力方向，是把地里都打上水井，买上水车。要按着书本上，学着外国的方法耕种土地，叫我的棉花地上长出花堆，玉米地上长出黄金塔来。”严知孝一听，觉得冯贵堂谈得很有道理，也跃跃欲试。他老早就想过田园生活：茅屋三椽，老枣数株，二亩田园，一口小井，一把辘轳，就足以
娱晚年了。他说：“你说的倒是一个良好的方向。”冯贵堂说：“我还想开鸡场，在乡村里养鸡养兔。据说法国有一种蛙，每只能长半斤重，可以肉食。要是把我那大水塘里都养上这样的河蛙，也能赚不少钱！”冯贵堂健谈，一谈起来就可以坐折了板凳，熬干了灯油。严知孝心中有事，觉得实在烦躁，可是又不能不奉陪。冯贵堂和冯老锡不和，他又怕引起冯贵堂多心。直到冯贵堂抬起手看了看表，有十一点钟了，才站起身来说：“时间不早了，我要回去。”这时严知孝心上才松下来，问：“你住在什么地方？”冯贵堂说：“我住在第一春。”第一春饭店，是当时保定市最大的旅馆。一些冠盖往来，大商巨贾，上城下县都住在这儿。冯贵堂说：“长时间不见了，我还想请你去吃顿便饭。”严知孝说：“贯群初到保定，在那里吃过一次饭，也有好久不去了。你住在那里还行，你有钱。”冯贵堂说：“钱，就是花的。有了钱不花，那等于是没钱。人应该会支使钱，不能叫钱支使人。可是有的人，象我那老爹一样，就成天价叫钱支使得不行！”一面说着，严知孝提上手杖，跟着冯贵堂走出来。走到胡同口上，冯贵堂又走进槐茂酱园买酱菜。据说酱园门口那棵老槐树，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乡下人进城，一定要买些酱菜带回去，送给亲戚朋友。冯贵堂买了十篓面酱、五篓糖蒜，还买了什么紫萝、姜芽、螺丝萝卜一大堆。等得严知孝很觉心烦，才想自己走回去，冯贵堂又喊了人力车来，也没问价钱，两个人就坐上去。到育德铁工厂的门口，冯贵堂又叫人力车停住，拉起严知孝走进工厂。大院里放着几座打铁炉，几个人拉着大风箱，扇着呼呼的火苗。并排放着十几辆大水车。冯贵堂走到水车跟前说：“你看，这种水车，在目前就是最进步的了。要是套上大骡子，一天能浇个二三亩地。”严知孝用手杖敲了敲水车的木轮，笑了说：“这比辘轳好多了，手拧辘轳，一天只能浇个一亩多地。”正谈着，经理走出来，招呼他们到办公室里喝茶。冯贵堂说：“我们不喝茶了，要去吃饭。”他对严知孝说：“我还给他们建议过⋯⋯”又伸出手摆过经理说：“你们要想法子把这枣木轮子换成铁的，这水车就灵便多了。”他弯下腰，用手摸了摸那个大木轮子，觉得很笨。说：“这要是着了水，该有多么重！”又拾起一根木棍，走过去敲着木斗子，象梆子一样，嗙嗙地响着。说：“把这木头斗子换成铁板的，这辆水车能轻便多少？”经理说：“那样一来，就更现代化一些，可是成本就增加多了，乡下人哪个买得起？”冯贵堂歪楞歪楞脑袋，说：“我就买得起！宁多花钱，也要买顺手的家具呀！这么一改良，少说一辆水车每天能浇五亩地。”经理看他对改良水车很热心，由不得笑了笑，说：“好，我们一定照你的意思办，能改良的尽可能改良。”两个人看了一会子水车才走出来，坐上人力车到第一春去。他们走过第一春两层大院，叫伙计打开正房的门。屋里摆着铜床、沙发、藤篾椅子。冯贵堂请严知孝坐在沙发上，递过纸烟吸着。又拿起缨摔子，到门外掸着鞋上的尘土，叫了伙计来，拿过菜单，请严知孝点菜。严知孝说：“你点吧！
说起吃喝，我倒是外行。”冯贵堂问：“喝点什么酒？”严知孝说：“我也不想喝酒，我嫌辣得慌。”冯贵堂说：“嫌辣，喝甜酒，来瓶子果子红吧！”冯贵堂拿起铅笔，就着茶几写着。说：“吃香酥鸡吧？嗯，吃焦炸肉？我就是爱吃这个玩艺儿，蘸上点花椒盐儿一吃，又香又脆。唔，来一个烧玉兰片，竹笋出在南方，北方人是不常吃的。来一个糖醋大肠，再来个素菜，清清口。再来一个三鲜汤——海参、鱿鱼、鱼肚。”严知孝在一边看着冯贵堂，心上直觉好笑。他想：一个人几年不见，就有这样大的变化；过去还是老老实实研究学术的，如今变得这样的市侩气！冯贵堂写完了菜单，掏出手巾擦去嘴上的唾涎。一面点着菜，嘴上直想流出酸水来。等不一刻工夫，伙计陆续端上菜来。冯贵堂尝了一下果子红酒，觉得不够味，又要了半斤二锅头来。喝着酒，冯贵堂问：“听说，第二师范又闹起学潮来，他们要抗日？”严知孝说：“是呢！”冯贵堂说：“真是！国家不亡实无天理，人家日本人怎么了？也抗人家？”严知孝不以为然说：“如今日本人打进中国的国土，抗日无罪！拿着素有训练的军队，去包围手无寸铁的学生，算了什么⋯⋯”冯贵堂不等严知孝说完，停止吃菜，楞起眼睛，拿筷子一突一突地说：“不，你可不能那么说，过去我就是这样想，其实错了。别看他们手无寸铁，他们那副嘴巴子，比枪还厉害。那年我好容易把老人哄转了，拿出四千块钱包了割头税，眼看一万块大洋就赚到手里。谁知他们暗里使劲，串通四乡里穷得没有饭吃的人们，起来抗税。闹得我四千块大洋赔了个精光。光看他们手无寸铁不行！”严知孝说：“对穷得没有饭吃的人，应该⋯⋯”冯贵堂右手拿着一块香酥鸡，蘸一下花椒盐，啃一口鸡肉，喝一口酒。喝得脸上红红的，满头是汗。他又扬起头来，歇了一口气说：“对这些人，不能‘怀柔’！过去我也是这样想，老人家说我，我还不听。结果共产党闹了个集体大请愿，把我跟老人家赶了个野鸡不下蛋，把税局子砸了个唏哩哗啦。赔钱是小事，丢人是大事。他们这一下子就摘了老人的面了，差一点没把老人气死！”严知孝笑眯眯地看着冯贵堂。说：“还能把你们怎么样了？”冯贵堂说：“经一事长一智，我对改良农夫的生活失去了信心。过去我还想在乡村里办平民学堂，提高农民的文化，教他们改良农业技术，可是隔着皮辨不清瓤儿，那算是不行！”说到这里，严知孝看看表，十二点快过了，他要到北菜园去，放下筷子走出来。冯贵堂手上拿着一块骨头，边走边啃，送出严知孝，看着他坐上人力车，才又跑回去吃他的香酥鸡。５２
北菜园陈家公馆，有一副光亮的大门，门前有对石狮子，张牙舞爪，在石座上蹲着。严知孝按了一下电铃，有仆人走出来。他说明了来意，在门房里坐了有半点钟工夫，才有仆人带他进去。走了很长的一段砖砌甬道，有一段花墙隔着。花墙外面，有一排木槿树，开着紫色的花朵。穿过一个贴金的圆门，院子里方砖漫地，老藤萝过了开花季节，垂着长荚。厅前有古式廊庑，廊庑下站着几个带枪的随从兵。他走上石阶，竹帘里有人轩然大笑了，说：“嗬！知兄！请你进来！”帘声一响，走出个人来。高大身材，白胖个子，长四方脸，鬓角上的头发稀疏了。他伸出宽大的手掌，握住严知孝的胳膊。这人就是十四旅旅长、保定卫戍司令陈贯群。三间客厅，黄柏槅扇，雕镂着花鸟人物。屋里都是硬木家具，五彩螺钿放着光彩，地上铺着花毛地毯。严知孝坐在沙发上，仆人敬上茶来。递上一支雪茄烟，严知孝伸出手掌挡回去。陈旅长说：“知兄！无事不到我这儿，有什么动用之处？”他看了看墙上的时钟，又说：“今天我还有事情。”陈旅长的父亲，和严老尚曾有一面之交。陈旅长到保定接任卫戍司令的时候，为了联络地方上的士绅名流，拜访过严知孝，请他出头做些社会上的公益事业。因为是几辈子的老交情，两个人倒是无话不说，无事不谈。严知孝抬起头来，看着陈贯群说：“没有什么大事⋯⋯倒也有一点小事。”陈旅长靠在沙发背上，跷起一条腿，语言轻渺地说：“什么事情？谈谈吧！”严知孝说：“就是学校里的事情。”严知孝一说，陈旅长就会明白。他问：“是关于你以后的⋯⋯”不等他说完，严知孝把手一摇，咕嘟了嘴说：“不！个人小事，我是不找你的。”陈旅长响亮地笑了，说：“知兄！还不失尚老遗风，扶危救困，爱国恤民。我想为你自己的事情，是不来找我的。”严知孝摸着胡髭，清了清嗓子说：“本着爱国家、爱人民、爱天地万物的精神，我想我应该出头说句话。日寇占据了我国的满洲，进攻上海，企图进关⋯⋯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青年人愿意起来抗日，这是应当应分的事。你的部队包围了学校，把他们饿起来，这好象是说不许青年学生抗日？”陈旅长一听，拍了个响掌，笑着说：“嗨！原来是为这件事情！这事情主管不在我这里，在委员长行营。行营里说，他们以抗日其名，而宣传共产主义之实！企图鼓动民众，颠覆国家。而且，他们也竟敢赤化我的部队，在本旅的士兵里，已经发现有抗日的活动⋯⋯”说着，他生起气撅起嘴来，瞪圆了眼睛，乍起两撇黑胡髭。严知孝说：“这倒不必多心，我是个无党无派的人，才敢这样直言不讳。我觉得共产主义不是什么可怕的，不必把他们描绘得如狼似虎。都是些个活泼有生气的青年。也不要强把抗日说成共产！”陈旅长说：“知兄，你要是这样说法，可就有些危险了。”严知孝张开两只手，惊讶地说：“怎么？我不能这样说吗？我亲身接触过他们，教育过他们。他们为国家、为民族，要抗日⋯⋯”
陈旅长打断他的话，说：“知兄！你不必这样激愤。你说，今天为什么而来吧？”严知孝说：“我吗，请你撤除包围二师的部队，给青年学生以抗日的自由！”陈旅长把精神涣散下来，又笑哈哈地说：“哈哈！我还没有这等权力。请你从中奔走一下吧，三天以内要他们自行出首，我负责释放他们。三天以外，是委员长行营的权力，我也难说话了。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他又伸出三个指头，说：“三天！三天！”这时，随从兵给他披上武装带，递过高筒皮靴，门外有汽车的喇叭在催着。他又说：“今天是你来，要是别人，我还不能这样说。”严知孝只得从沙发上站起来，陈旅长看他要走，伸手把他拦住说：“论私情，咱们是世交。论公事，你是地方士绅。咱们说一句算一句。就请你做个中间人吧，三天以内，要他们自行到案，这样也显得我脸上好看些。”严知孝说：“这还得我出马？”陈旅长说：“你老兄伸一伸大拇手指头吧！”最后，严知孝把要求释放江涛的话也说了，陈旅长说：“看有没有权变的办法吧。”两个人随说随走，一阵沉重的皮靴声，把严知孝送出大门。他眼看着陈旅长坐上汽车，伸手打了个招呼，汽车嗤地开走了。汽车开到卫戍司令部，陈旅长一直走进办公室。看看时间快到，他喊了一声：“来人哪！”随着喊声，随从兵走进来。陈贯群说：“问问白参谋长，通知一团了没有？”随从兵走出去不久，有一个穿着散装便鞋的人走进来。这人脸儿挺白，矮胖子，眉毛稀疏。他弯了一下腰说：“通知了。”他看看时钟又说：“我再打个电话催一下，叫三个营长都来吗？一团长呢？”陈旅长说：“一团长不是不在吗？”猛地，他又有所考虑：“在这么紧要的关键上，他为什么又请假了？他为什么不在？”好久了，他就有所怀疑：一团长年轻，好读现代书籍，言谈过激。他说：“也叫市党部刘主任来一下。”白参谋长说：“好，我来办理吧！”说着，走到他的办公室去打电话。时间不长，门外蹄声一响，有三个拿马鞭子的军人走进来。行了军礼之后，端端正正站在屋子地上。陈旅长说：“坐下，今天有一件要紧的事情。”说着，市党部刘麻子来了，陈旅长叫他坐下。喊：“来人，冲茶呀！”参谋长指挥随从兵冲上茶来。陈旅长说：“今天谈谈关于第二师范的警戒问题。刘主任，你谈一下内部情况。”刘麻子端端正正地站起来，说：“内部情况，我们知道的不多。我调查了一下，他们抢劫了十袋面粉进去，这是一种越轨的行动。”刘麻子一说，陈旅长又火起来，问：“那营的值勤？”听得问，那个小个子营长，腾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啪地一个立正，说：“职营的警戒。”说着，他脸上唰地黄下来，他预料这顿处分是不会脱过的。陈旅长说：“妈的，睡觉来？里边是共产党，是政治犯，你知道不知道？走脱一个，我陈贯群要你的脑袋！”他说着，直气得吹胡髭。脖子脸都红起来，猛地又喊了一声：“来人！”
等参谋长走进来，他说：“交军法处⋯⋯这是委员长行营交代的任务，我旅长还担着干系，去！交军法处！”小个子营长，知道说也无益，但他还要哀求两句，说：“我是旅长的老袍泽⋯⋯”陈旅长把手一摇，说：“滚开！妈拉巴子，怎么的？”他睁着大眼睛，看着那营长走出去，才说：“刘主任！你继续谈。”刘麻子说：“不过，十袋面粉，并不能救多大急，维持不了多长时间，饿得他们自行出首，还是有希望的。”陈旅长问：“还有什么情况？”刘麻子说：“有一部分学生家属来到保定，他们中间有些联系，也有些活动的迹象。现在我们开始作他们的工作，叫他们劝说自己的子弟，只要自行出首，就可以减轻处分。”陈旅长说：“那是你们的事情，我们管不着。白参谋长！谈谈你的计划。”白参谋长拿出他的稿本来，说：“是这样计划的，陈旅长看不合适再⋯⋯”陈旅长看他动作迟缓，说起话来慢吞吞的，把眼一瞪说：“你快一点，老是嘴里含着个驴獠子似的！”陈旅长一说，白参谋长两手打起颤来，索索地说：“我计划，把二团一营放在寡妇桥上，二营放在西门，三营放在车站。任务是巡逻盘查行人。对二师的警戒，还由一团担任，不过岗哨要密一点。”陈旅长问：“只两层封锁线？”白参谋长说：“唔！”陈旅长把桌子一拍，说：“妈的！跑掉一个砍你的脑袋！”他一看，是对参谋长讲话。笑了一下，似乎是在道歉。又说，“不过，跑脱一个，委座也要砍我的脑袋呀！到了那时候，这罪过是你担哪，还是我担？”白参谋长蹙了一下眉头，笑了说：“当然是我担。”陈旅长扔给他一支烟，说：“一言为定？”又撩起眼皮看着他。白参谋长说：“这还有错儿？”陈旅长又叫二位营长，谈二师内部情况。当他们说到二师学生在士兵中有活动，士兵也有了动摇，陈旅长又焦躁起来。他说：“要增加第三道警戒线，放在五里以外的村庄上。”最后，他说：“从明天开始，三日以内不要出错。三日头上，午夜三时我们就要动手。”刘麻子说：“他们要是不出来呢？”陈旅长说：“不出来？好！架上机关枪，架上小炮，搜！委员长的主张：宁误杀一千，不能走漏一个！”刘麻子说：“用不着小炮，也用不着机关枪，我们就逮捕讯问他们。只有这样，才能掌握全部材料。”陈旅长把二位营长送出去，又把刘麻子叫住，问了一下严江涛的情形。刘麻子说：“他是共产党里的骨干，我们那儿有他的名单，是要犯！”陈旅长问：“这人怎么样？”刘麻子说：“这人呀，精明强干，漂亮人物，个儿不高，社会科学不错。据说，他是国文教员严知孝的女婿。”陈旅长一时笑了，说：“这就是了！”
他连点了几下头，又说：“可以维持一下吗？”刘麻子说：“不行，问题在行营调查课。前几天，黄校长、杨校长、张校长都到我那儿去过。他们对二师学潮颇有意见，责备本部办事不力。十三座学校同时罢课要求抗日，就是第二师范的主谋。第二师范护校运动的主脑有五个：夏应图、严江涛、刘光宗、曹金月、杨鹤生。其中，严江涛是骨干分子，赤化甚深！陈旅长问：“这人激进？”刘麻子说：“不一定激进，激进不一定可怕，主要是思想毒害极深，破坏能力极强，煽动性极大。他在知孝及严小姐庇护之下⋯⋯”陈旅长听了刘麻子的报告，把鼻子一拧，说：“那可怎么办？”刘麻子说：“看吧！”这时随从兵拿进信来，说是有一位“故交”在公馆里等他，拆开信一看是冯贵堂。见刘麻子拿起帽子，他喊了一声：“送客！”亲自把刘麻子送出门来，随后上了汽车回家。到了门口，冯贵堂弯着腰从门房里走出来，睁圆两只眼睛，嘴上唏唏溜溜地笑着说：“贯群老兄！几年不见，你⋯⋯”陈贯群扭头看了一下，说：“贵堂弟！光顾过财主了，也不来看看我。”冯贵堂走上去抓住陈贯群的手，笑着说：“财主什么？不过是过个庄稼日子罢了。”陈贯群说：“谁不知道你是保南名门，号称冯家大院。是不？”说着，又挺起大肚子笑。冯贵堂说：“不过是享祖爷的福罢了，谁又挣了什么来？”两个人手牵手走进客厅，陈贯群把冯贵堂让在沙发上，说：“祖爷治下，儿孙享受，这还不是老规律？象咱这一辈人，谁又挣了什么来？”冯贵堂从沙发上站起来，拱了拱手，说：“象你老兄就不同了，一个卫戍区的司令，比道尹权力还不小，而且是拿枪杆的人，偌大地方的治安，偌多人口的生杀予夺之权，操在你的手心里。”陈贯群说：“权力大遭难大。象你吧，不做官不为宦，不吃俸禄才不担惊哩！今天做官，比往日大大不相同了。委员长又派了什么政训员来，今天政治，明天政治，咱军人只学会了打仗拿地盘儿，懂得什么政治？”冯贵堂说：“有什么难的，越是大官越好当，你动动笔，下边人们就得跑断了腿。”说着话仆人敬茶敬烟。冯贵堂眉飞色舞地喝着茶，吸着烟问：“目前治安上有什么大困难？”陈贯群说：“甭说别的，光是这个第二师范就闹不清了。委员长行营命令包围逮捕，地方士绅们也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冯贵堂问：“还有谁是反对的？”陈贯群说：“地方上，校长们都主张快刀斩乱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逮捕起来。知孝就反对。”谈到这里，冯贵堂哈哈笑着弯下腰去，说：“他呀，甭听他的！你还不知道？他是书呆子一个，尚清谈。读书本子行了，懂得什么刑科大事。”陈贯群一听，楞住了一下，挺了挺脖颈问：“江涛是个什么人物头儿？”冯贵堂扎煞起两只手，笑着说：“哈哈！一个青年学生罢了。前几年俺县出了个贾老师，在高小学堂里教了几年书，象老母猪一样，孱生了一窝小猪儿，如今就成天价摇旗呐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他那里受过什么高深
的教育，懂得什么社会科学？光是看些个小册子，设法笼络青年学生和乡村里一些无知愚民，象集伙打劫一样。这江涛就是他教育出来的。他哥是个共产党员，‘四·一二’政变的时候逮捕了，他爹跟我们打过三场官司。他爹还有个老朋友叫朱老忠，这人刚性子脾气。几个人帮在一块，越发闹得欢了。”冯贵堂一行说着，陈贯群在一边听，不住地撅起胡子，咧起嘴角。他明白这地方民主力量确实有基础，实力非同小可。一想起委员长行营对他的嘱托，两只手扶着沙发背，连连摇颤着脑袋。冯贵堂说：“迅雷不及掩耳，快刀斩乱麻，一点不错！一切‘怀柔’都是错误的，都是炕上养虎，家中养盗，这完全是经验之谈！”陈贯群把手在沙发背上一拍，说：“下决心！就是这么办了！”冯贵堂又说：“是呀！善而不能治者，恶而治之，亦一途也！管他是抗日是共产呢！”说着，仆人摆上饭来，陈贯群留冯贵堂在家里吃便饭。吃着饭又谈起严江涛和朱老忠的家世。陈贯群又问：“你县里县长是谁？”冯贵堂皱起眉棱说：“是王楷第呀！他就是上了几天老军官，武人治政，那里能行哩！”陈贯群又连连点头说：“这个人我倒是知道。”５３严知孝从北菜园回来，不落家就到第二师范去。一下人力车，那个小军官迎上来，棱眉横眼地问：“你是干么的？”严知孝头也不抬，径直往前走。小军官又往前赶了一步，说：“站住，你是干什么的？”严知孝说：“我是这学校的教员，要到学校看看学生们。”小军官嗤地抽出盒子枪来，说：“站住！”严知孝扭头看了看想：他怎么这个凶样子？说：“你那是什么态度？扬风乍毛的。我要到学校去，你能不叫我去？”小军官拿着盒子枪，一摇一摇地说：“当然不能随便叫你进去！”说着，粗着脖子出气。严知孝一下子楞住，瞪着小军官看了半天，才说：“你疯疯势势，想干什么？”他觉得实在气愤，冷不丁伸出手，啪啪地打了小军官两个耳光。小军官躲不迭，倒退了几步，连连喊着：“造反，捆起来，他通共！”这时，有几个士兵赶上来，要捆严知孝。他瞪起眼睛，眼瞳上网着血丝。拿起手杖说：“来！我打掉你们的狗牙！陈旅长都不敢怎么我，你们打电话问问！”他这么一说，士兵们都呆住。他又说：“我叫严知孝，你问问，能不叫我去看学生？”这时士兵中有懂事的，看他跟上司有瓜葛，忙走上来说：“老先生忙去吧，我们不知道，也别生气了！”一面央恳严知孝，小军官忙去打电话报告，请示。严知孝嘴里一股劲地说：“今天真是晦气！”说着，走到门下敲门，等韩福叫了江涛来，才开门把他迎进去。江涛笑吟吟地搀着严知孝走进会客室，
请他坐下，叫韩福老头端上茶来。江涛问：“严先生！你来有事吗？”严知孝说：“不是我的事，是你们的事。我想当个中间人，说合说合。事情总得有个结局呀！”他又盯着江涛说：“这两国交兵，也得有个完哪，学校总归是学校！”停了一刻，又象给学生上课一样，反问了一句：“这，在个学校里，动刀动枪的，总是不妥当吧！”他看到大门里有学生站着岗，手里拿着枪刀耍着练着。也有的蹲在墙下看书。他想要怎样说法，才能使江涛明白目前的形势。其实这已不是第一次了，每次闹起学潮来，这个墙圈里就成了自由的国度。在这片国土上，用一种不同的思想体系组成了领导和军队（学生纠察队），建立下特殊的生活秩序和新的人与人的关系。以高度乐观主义的精神，克服饥饿、疾病和侵害，跟统治者作尖锐的斗争！江涛还是不住地笑着，开门见山地说：“老师！不是市党部派来的⋯⋯”说到这里，看严知孝脸色不象往日一样，又停下来。严知孝说：“不是市党部，是卫戍司令部⋯⋯我教一点钟的课，也是师生，不能眼看我的门生们遭荼毒。还是看清时局，离开这里吧！”一面说着，看了看窗外有人，用眼睛看着江涛示意。江涛说：“哎，这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不要生气。”嘴里这样说，抬起头来眨着大眼睛，体会到事情到了关键的时刻。严知孝紧插上一句，说：“事到适可而止，过则尤不及。年轻人心眼发死，识时务者为俊杰，我看你们还是转移阵地吧，何必吊死在这一棵树上？”江涛听话中有因，低下头忽闪着长睫毛，楞了一刻，也不说什么。他考虑：严先生来得正是时候，已经到了下决心的时候了。严知孝说：“是时候了！我诚心诚意地劝你们离开学校。你们有这个意思，我可以衔命奔走。不呢，你们还‘斗’你们的‘争’，我也没拿蒋先生的津贴！”说完了又点着下巴，问：“懂得吗？”严知孝比今说古，劝说了一阵，江涛也给了他个下台阶的话：“老先生的意思，我可以给护校委员会传达一下，大家同意的话，再通知您。”说着，他想捎出个信去，又说：“不过，目前离开不离开，问题不在我们。当局不给抗日的民主，抗日的自由，解散了学校，又宣布我们是政治犯，不让我们离开，又有什么办法？”严知孝觉得话说到这里，也就算完了，待久了还不知道出什么事故。“出首”的话不能从他嘴里说出去。就拿起手杖，走出会客室，在院里站了一刻。看了看他熟悉的房屋和树木，老松和侧柏，不禁兴叹一番，走出大门。饥饿象猛虎的两只利爪，紧紧抓住人们的咽喉，挼搓着，动摇着斗争的意志。白色恐怖，象郁闷的沉雷，开始在空中震荡了。严知孝的谈话，小魏隔着窗子都听到了。他一切都明白，一连十天吃不饱饭，站岗站不住，睡觉睡不着，心上老是突突乱跳。他老是觉得在这里坚持，不如到乡村里去开展抗日工作更有益一些。这事别人不知道，张嘉庆可是明白。小魏站岗的时候，看见焦猴子和小王在门口，坐在墙根底下，把头顶在墙上看书。小魏问：“小焦！你看的是什么书？”小焦说：“是《铁流》。”小魏问：“头顶墙干吗？”小焦说：“这样肚子里饿得轻点。看一场忘我的斗争，看见抗日革命的
远景，肚子就不饿了。你读一读《士敏土》吧，把头顶在墙上，读不一会，眼里老是闪着红旗。嘿！这里一杆红旗！嘿！那里一杆红旗！心里燃起抗日的火焰，心口象架上一团火，就一点也不饿了。”小焦说着，小王读着书，嘴上咯咯地笑着说：“这叫画饼充饥！”“文学家”小赵走过来，说：“不，这是一种思想修养，说文学能治病哩！”小焦说：“只能治思想病，情绪不好的时候，一看革命小说，就壮起胆来。”小王说：“望梅止渴就是了，好比一说十四旅攻进来，就会腾地一下子站起来干。”看书解决了小魏的思想问题，他下定决心：到乡村去工作。下了岗走到大门前，看见张嘉庆从厨房里背出几张狗皮，挂在门楼上的旗杆顶上，大喊：“保定市的工人阶级！诸位同学们！反动派施行饥饿政策，饿坏了抗日的人们⋯⋯”他在向校外开展宣传。狗皮在六月的阳光下，放散着饥饿的、血淋淋的红光。张嘉庆慷慨激昂地演讲，不能感动小魏。他觉得越是这样，问题越是无法解决。一直叹气：“咳！还是到乡村去工作好！”小魏越看越觉得心慌：他想：“还不如听母亲的话，转学到北京去。那里学生运动更高涨。”他走回来，想找个人谈谈这种心情。走到教员休息室，门前有缸藕，六月天气，藕花正开，花瓣红红白白，又鲜又嫩。他扯下几片花瓣，搁进嘴里嚼了嚼咽下去，觉得喷香。一面吃着，小焦、小王、小赵，也跑了来，一同吃藕花。正吃着，小赵往缸沿上一耸，捋起袖子，伸起胳膊，从缸底里拽出一尺长的又白又嫩的藕，连泥带水，张嘴就吃。小王一看，袖子也待不得捋，也拽出一根。小魏和小焦也伸进手去，抬手一看，两人攥住一根，用力一拽，小魏只拽到一截截。他抬脚就赶，赶一会子小焦，又去赶小赵，赶来赶去，人们都吃完了，他又乐滋滋地去找张嘉庆。走上楼梯一看，张嘉庆手不停笔，正趴在桌子上写宣传品，眼睛盯着小魏，说：“怎么样？有什么事情吗？”小魏说：“饿得心口里直痛，肚子里热糊糊的。我想，我们应该转变个斗争方式，回到乡村里去。发动农民起来抗日，不能光是认准了这里！”张嘉庆说：“你愿回乡村，我也想到这个问题了，就是去不了！”小魏说：“在目前来说，在乡村里发动抗日更方便，暑假里学生们都回家歇伏天，先和他们进行谈话，再约他们一同向农民进行工作，把日寇占了东北之后，东北同胞们受的痛苦告诉他们，唤醒他们起来抗日救亡。乡村里没有警察，没有宪兵，没有被捕的危险。即便有，在高粱地里一钻，在瓜园里一藏，万事大吉。”张嘉庆盯着眼睛等他说完，笑了说：“嘿嘿！你的理论很高！这是逃避现实，打不退白军，一切都是梦想。”小魏说：“不要误会，我是从工作出发。你看！我们成了瓮里的鳖，网里的鱼，人家想要什么时候一伸手就能捉住。”张嘉庆一听就火起来，把右脚一跺，说：“他？不敢！他怕社会舆论，他敢这样对付抗日青年，我们就敢在工人里，在农民里，动员舆论打击他！”小魏看张嘉庆态度不冷静，楞起眼睛问：“没有饭吃，怎么坚持？你说，明天叫我们吃什么？”张嘉庆不等小魏说完，把左脚一跺，说：“叫你吃屎！”看小魏还想说
话，没等张开嘴，张嘉庆说：“我要到操场上站岗去了。”说着，通通通地走下楼梯。小魏从背后翻了张嘉庆一眼，把垂在脸上的头发挑起，瞅着窗外出神。蝉在树上叫得烦躁，事到临头，他的心上闪烁不安，走到窗前一看，墙外的小河并不宽，河水倩倩地流着⋯⋯当他的思想一跳到这个问题，心上立刻笼着喜气，象是真个摸到出路。一看到河岸上不远就有一个拿枪的岗哨，他的心又软下来，心里想：“还是不吧！”他又走回寝室，路上人们来来往往，正为工作忙碌，他也没有看见。当他睡着的时候，就又做起梦来，回到家乡去了。他带了一群青年农民，走到瓜园里，在高窝铺上开起会来，讲着抗日的道理而且津津有味。把席子支起，让四面八方的风都刮进来。太阳照着瓜园，瓜地上闪着油绿的叶子，一个个圆圆的西瓜，在眼前闪亮。啊！多么幽美的乡村呀⋯⋯当他醒过来，还是睡在硬硬的床板上。睁圆眼睛，瞅着屋顶，有一刻钟工夫，这时，他下定决心：“到农村去，开展农民的抗日运动！”这时，眼前又闪出张嘉庆的影子，拿眼睛翻着他说：“这会儿是抗日不怕死，怕死不抗日！”他出了一口长气，把心一横，说：“走！”翻身打开箱子，穿上一身洗过的衣服，一双新鞋子，匆匆走出斋舍。走过甬道的时候，有人在背后喊了他一声，他也装做没有听见，一直走到钟楼上。围墙就在他的脚下，只要伸腿一跳，就跳过去。小河在眼前缓缓地流动，站岗的兵士在墙下走来走去⋯⋯这时，他心上捽着劲，下了最后的决心。脑子简直没有思索的余地。回头看了看，没有别人，周围静悄悄的。等岗兵游动远了，他猛地一下子耸上墙头，伸脚跳了下去。岗兵听得咵地一声响，疾忙折转身来。他扔地跳进河水，在水上浮沉了一下，手忙脚快，两手用力扒向前去，当他凫到河边，冷不丁地听到枪声，枪弹在水上溅起波花。那个岗兵在忙乱之间，没有打准，也许是朝天上打的。他手疾脚快，两腿在河底上一蹬，一下子窜上河岸，跑进园子里。钻进玉蜀黍地里，又窜过一片高粱地，一片谷子地。毕竟，他逃出这个恐怖的城市，到广阔的农村去了。由于小魏的影响，陆续有不少同学通过士兵的关系，到乡村去进行抗日救亡的工作。５４几天以来，市党部动员了学生的家属，哭着鼻子流着泪，站在学校墙外，要见亲人一面。说尽了温柔的话，想撼动同学们的心。可是，敌人的政治攻势不能发生作用。斗争中的人们，好象松树当着风，吹得树叶响，树身摇不动。几年来，一连串学潮斗争的胜利，兴奋着他们。由于他们的努力，他们的英勇，克服了饥饿，把斗争坚持下来，传为奇迹。这种奇迹，鼓舞了群众，也鼓舞着他们自己。但是，他们都是一些十六七岁到廿二三岁的青年学生，他们还没有离开学校，还没有进入社会，他们在社会科学的书本上学到一点东西，还不真正了解阶级斗争的残酷和复杂。革命的狂热，象一杯醇酒陶醉着他们，形
成一种盲动思想。这种思想支配着他们不能确切明白，这抗日的堡垒，这青年人的乐园还处在荒山上。不能确切明白，这墙外的野草里，奔走着吃人的虎，和吃人的狼！——反动的军阀和政客。严知孝的启示和群众思想上的变化，引起老夏的不安。吃饭落不到肚里，睡觉好发惊怔。夜间他走到楼上去找江涛，江涛和张嘉庆都不在。他一个人在楼廊上走来走去，两手扶着栏杆停住步。这时市声已经落了，城市安静下来，他仰起头看了看天上的繁星。万家灯火，飘飘闪闪，闪闪飘飘。天上的星子和地上的灯火互相辉照。会引起他思想上的活跃。老夏在楼廊上站着，想到一年来他们在母校曾付出不少血汗。为了争取我们中华民族的自由和解放，为了争取抗日的自由，不少同学牺牲了学业，才有了今天。第二师范在革命中写下了辉煌的一页，因为一种盲动思想的蒙蔽，如今陷在灾难中。他们将要离开它，丢失它，过起铁窗生活。想着，两只黑眼睛呆呆的，有些伤神。他正孤零零地倒背起手站着，觉得背后有人握住他的手，他感到那只手的温凉。回过头一看，是江涛把一只胳膊搭在他的肩头上。当老夏回过头来的时候，江涛在夜暗里，看见他的脸上浮起一抹惨淡的笑容，更加黄了瘦了。他问：“你觉得身上不好？”老夏摇摇头说：“没有什么。”江涛抬头看了看天上的星河，对着眼前的城市的夜晚，止不住兴叹的心情，说：“咳！也许我们要离开这可爱的地方！”一个青年人，尤其在学生时代，学校抚育了他，教养了他，他对学校的房屋、树木、水塘和井台，都有故乡一样的恋情。一说要离开，心上会发生热烘烘的感觉。不管过去多少年以后，还会回味出多少有意思的事情。但是在目前，事实告诉了他：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老夏慢悠悠地说：“我还不忍这样想⋯⋯。”江涛说：“为了未来的胜利，不管我们走过来的路有多么弯曲。到了目前，我们在作法上应该再明确一些。”老夏一听，惊诧地说：“很明确，武装自卫，等待谈判。”江涛问：“等待谈判？这样，是不是有些机会主义？”老夏一时呆住，安谧的眼睛，连连眨动。老半天，才点点头说：“也许有一些，但我还没有觉察。保定市是交通要道，是保属抗日的中心。第二师范是保定市抗日的堡垒，是学生救亡运动的支点。我们不能叫敌人轻易地攻破它。我们英勇的行动，已经影响了平津，影响了华北！”老夏微妙的语音，表示了领导的决心。说到这里，心上升起一股热潮，他背叉着手，来回走着，眼珠上闪着宁静的光辉。江涛刚刚伸出思想的触角，碰了一下，又缩回来，说：“是呀！你说的这一点是对的，但是⋯⋯”他盯着老夏，听他的口风，揣摸着他的表情。江涛思想上更加明确起来，他说：“保属青年界，一致拥护我们抗日救亡的行动，而且扩大了它的影响。可是，斗争形势发展到今天，就不能再等待，是积极行动的问题。日本军国主义者打响了侵略的第一枪，就调动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全国革命的高潮就要到来。可是⋯⋯”他皱起眉头，思索了一下，又说：“我们不和工人结合，不和农民结合，孤军作战，这样的暴露了力量，对革命是不是会有损害？”
说着，紧跟上老夏，攥住他的手一同踱着。老夏听了江涛的谈话，脸庞立时沉下来，说：“你问题提得很尖锐！”他的眼珠凝视着，一点也不转动。沉默了很长的时间，才说：“是的，也许有些机会主义⋯⋯”话到嘴头又停住。在目前来说，这好比是一面鼓，怕一经戳破就敲不响了。对他饶有兴趣的，已经做过去的那种过失，在他心上引起阵阵灼痛，形成了内疚。他们对敌人的残酷估计不足，他们还不转移阵地，反而集中起来等待事态发展。对于这个思想的实质，还不肯说明。他说：“目前要防止我们队伍中的右倾情绪，勇敢的坚持下去！一经摇动，就会招致侵害。一离开这座墙圈，立刻会有人逮捕你。”他说着，缓缓地抬起头来看着江涛。当前，敌人在南方正准备集中力量进攻苏区，在北方积极镇压抗日运动，逮捕抗日青年。第二师范护校运动，坚持了十天，校外的同学在天津北京招待了新闻记者，争取社会同情，当局并没有表示解决的诚意。在谈话中间，江涛不断回过头来看老夏，说到要紧的关节，就伸出手拍老夏的肩膀。老夏认为多少年来，就是这样坚持过来的。学生运动就是罢课、游行、请愿和扩大宣传。统治者为了要面子，就会主动地来谈判，可是今天的统治阶级变了。他说：“我明白你的意思，怎样突围出去，研究过吗？敌人是正规部队，要是打出去，我们手无寸铁，没有外援，就等于冒险。”江涛说：“依我看，冲比等待强，等待只有死亡。”老夏说：“等待，是机会主义。冲，是冒险主义。”停了一刻又说：“你要是同意这个逻辑，那就是说：等待是死，冲也是死。那就没有希望了！”说着，他又幽默地笑了笑，拉起江涛走下楼梯，到了屋里，两个人携起手来，站在地图的前面。在这个年代里，革命的人们成了老习惯，一谈到革命问题，就会把地图上红军占领的地方，勾上红线。把放弃的地方，勾上蓝线。从井冈山到瑞金，到中央苏区，豫鄂皖、湘鄂赣⋯⋯红色的线条，画了又画，画得殷红殷红的。有些地方，红线条和蓝线条相互交错，星星点点，曲曲弯弯。红色的线条，画了又画，点了又点，蓝色的线条，画上又擦了，擦了又画上。最后又擦了。再看北方：沈阳、哈尔滨、长春相继失去，都画上了蓝线，蓝线画得很快，一下子就到了长城沿线。去年“一·二八”敌人又在上海登陆，也画上了蓝线。江涛向老夏瞧了一眼，心上生出异常矛盾的心情。江涛对老夏的为人，一向是尊重的。他是井陉人，父亲和哥哥都是矿工，是共产党员。老夏自小受着朴素的阶级教育，入党以后，才考上第二师范读书。这人成天价不言不语，净爱考虑问题。一年到头穿着母亲亲手做成的家做鞋、家做袜子。穿着一件退了色的老毛蓝粗布大褂子。他为人朴素、热情，对党负责。第二师范几次学潮斗争的胜利，是和他的领导分不开的。由于他掌握了灵活的策略，第二次学潮从开始到结束，只三天时间，教育厅调走了腐败的校长，得到空前的胜利。到了目前，蒋介石反动派在策略上有了新的变化，可是他还是停留在旧的观念上，不能望前跃进一步，使斗争走到目前的困境！江涛想到这里，不愿再想下去，说：“我要上岗去。”就走出来。老夏站在门口，看着江涛的影子，完全隐没在黑暗里，才走回来，坐在床板上休息。他眨起黑眼睛考虑问题，一想到要离开学校，把学校交给敌人，他想，群众不同意，他也不忍这样做。
他正在呆着，岗上的同学送了信来，外边把信拴在石头上，隔墙投过来。老夏拆开信一看，倒退几步，靠在墙上。拿着信的手，索索地抖着。他用手掌捂上眼睛停了一刻，才开始看下去。学联决定：“在河北平原上，在滹沱河与潴龙河两岸，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不能死守学校。决定抽调二师主力转入乡村，去开辟广大乡村的抗日活动。”老夏是个性子强的人，是个好党员，他吐了一口长气下定决心说：“执行决议！”自从江涛和老夏谈话以后，还在考虑：这是不是右倾思想？是不是动摇？又进一步分析这种思想的根源和前途，才把这个念头否定了。看到学联的决定以后，立刻肯定说：“一点不错，是正确的。”他紧皱的眉泉，骤然间舒展开来，脸上开朗了。江涛拿着这封信走上北楼，去找张嘉庆。张嘉庆正在睡着，他笑微微地把这封信放在他的手上。不等张嘉庆看完，江涛说：“我十分拥护学联这个措施！”他眼瞳上闪着光亮，一面踱着步，说：“学校事小，抗日事大。被困在学校的墙圈里，就不如到广阔的乡村去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张嘉庆看完学联的决定，听说要放弃护校斗争回到乡村去，腾地从床板上坐起来，瞅了江涛一眼说：“要防止为失败情绪走私吧！坚决保卫抗日堡垒，保护青年学生的利益⋯⋯”他又伸起手掌，一劈一劈地说：“反动派要想饿死我们？只要我们剩下一个人，也要去冲公安局！”他气呼呼地说着，急躁得眼里流出泪来。江涛看见嘉庆激愤的样子，他明白他的思想情况。可是，这种革命的热情多么可贵呀，却在这里浪费了！他说：“我们应该从大处着眼，操场上长不出粮食来。”张嘉庆一听到相反意见暴跳起来，拍着床板说：“脑袋都挂在腰里了，慢说是饥饿！没饭吃跟我张飞说！”他大言不惭，把裤角向大腿上一捋，两只手拍得胸膛和大腿呱呱响。他不愿离开学校，把学校比做母亲，婴儿离开母亲就会死亡！江涛听张嘉庆谈话带着气愤，悄悄走到窗下，呆呆地站了一刻。窗外的柳树，翠绿的、荫暗的影子映在他的脸上。他伸出手，在窗玻璃上敲出铜鼓的音律。这种节奏，表示一种复杂的心情。他想不出，用一种什么样的语言，才能把这种心情说出来，才能打动张嘉庆的心。他转过身来，一字一句地说：“为了远大的抗日图景，为了保存革命的种籽，积蓄力量，我认为革命有进攻也有退守，有迂回也有曲折，一头碰南墙只有失败。敌人从表面上看，也许认为我们是退却了，失败了，可是这把种籽，即便撒在干土上，一经春雨的浇淋，就会滋生出千百棵幼芽。开花结籽，经过风吹日晒，就会收获到胜利的粮食。相反，我们要是失去这把种籽⋯⋯”他反复说明保存抗日力量，保存革命种籽的重要。不等江涛说完，张嘉庆从床板上站起来，撇起嘴说：“我那天爷！又是迂回，又是曲折，那我们为什么不照直走呢？怕流血吗？怕死？我什么都不怕，更不怕黑暗势力给我一具枷锁！”说着，他又想：“你这么走，他说那么对，你那么走，他又说这么对。不是‘左’倾就是右倾，革命好难呀！”江涛又意味深长地说：“斗争是为了加深革命的基础，并不需要廉价大甩卖，不能压孤丁！”说完，他又退了几步坐下来，说：“你豁出来去冲公安局，豁出来去坐监，那只能使抗日的队伍里缺少了一个同志！”随后，他又
对这种盲动思想做了深刻的批判。江涛看和张嘉庆交换意见没有结果，他们只有等待在会议上进行辩论。５５大会上经过剧烈的辩论，大家都拥护江涛的意见，他们不愿再为那种盲动思想去做无谓的行动。最后决定了执行学联的决议：全体同学冲出市区，到乡村去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开完了会，人们散完了，江涛兴冲冲回到寝室里。天气还是热着，蚊群在窗外柳树上嗡嗡地叫。远看城堡上垛口的影子，在呆呆地出神，小河在静静低语，青蛙在城郊的田野上兴奋地叫唤。哥哥的影子又现在他的眼前，铁栏里那一双深陷的眼睛，黄瘦的脸⋯⋯运涛长时期在监狱里，年老的母亲在想念着他，青年朋友们在想念着他⋯⋯他一想起运涛，身上的血就沸腾起来，再也歇不下去。抬起腿走下楼梯去找老夏，说：“时间要紧，我们应该及早派人出去，和学联研究怎样向外转移的问题。”老夏闪着安谧的眼睛，眨巴了一刻，舌尖舔着嘴唇说：“还得有一批粮食，养养身体，才能跑路。不然一出门就叫敌人捉住。”又问：“你看谁能出去？”江涛说：“我去。”老夏摇摇头说：“你离不开队伍！”江涛说：“张嘉庆去。”老夏说：“他冒冒失失的，有点莽撞。”说到这里，他又停住，深思了一刻又说：“那⋯⋯还是你去好。”江涛说：“那就我去。”两个人做了简短的谈话，江涛又回到北楼，坐在床扳上，左右盘算。他在绞尽脑汁考虑一条妥善的道路，使自己安全地出去，再安全地回来。晚间天上下了一阵瓢泼大雨，又蒙蒙地下起牛毛细雨来，天气闷热还是不减。等雨稍停了，江涛走到指挥部里，在护校委员会上，研究了第二次购粮的计划，研究了怎样跟学联研究转移的问题。开完会，看人们都走出去，张嘉庆腾地站起来，拍拍江涛说：“这件工作，本来应该我张飞去，为了照顾你，我张飞就不跟你争了。”江涛两只黑眼睛盯着张嘉庆，拍着胸脯，笑眯眯地说：“好！张飞，你歇一下，看咱红脸的到单刀会上走一趟！”张嘉庆叫了厨子头老王来，叫他扫扫木槽，实实惠惠地给江涛做了顿饭吃，送江涛走到北操场。江涛趴着墙头拍了三下巴掌。冯大狗悄悄地走过来问：“是那里来的？”江涛说：“是从锁井来的。”冯大狗走到跟前，一看是江涛，他说：“还得等一会换岗的才来呢！”江涛拉着张嘉庆的手，走到平台底下避着雨，两人一块蹲下去，划根火柴抽着烟。江涛说：“我出去了，你凡事压住性儿。路得一步一步地走，正在紧急的时刻，不要闹出事来。”
张嘉庆嘻溜着嘴唇说：“唔！是的！过去我净是火性子脾气，想一嘴吞下个馒头。”江涛说：“那不行，吃馒头也得细嚼烂咽！”他抬起头看了看黑暗的天空，想：“要离开了！”一想到要离开这抗日的学校，离开这抗日的队伍，心上就热烘烘起来。他下定决心：完不成任务，决不甘休！两人吐嗤吐嗤地说着话，听得墙角上拍了三下巴掌。江涛走过去问：“你是那里来的？”冯大狗说：“是锁井来的。”张嘉庆蹲在墙角下，让江涛把脚蹬在他肩膀上。江涛说：“这多不好意思，要蹬一身泥哩！”张嘉庆说：“命都不要了，泥怕什么？你上吧！”江涛蹬着嘉庆的肩膀跳过墙，钻在冯大狗的雨衣里。冯大狗说：“兄弟！你还得屈尊一下。”江涛说：“自己人，没说的。”等了一会，换岗的还不来，天又下起一个点的雨来。江涛在雨衣里，听得楼檐下雨滴淅沥响着。抽根烟的工夫，冯大狗见离远来了一个人，他喊：“干什么的？”那个人说：“老冯吗？等麻烦了吧？劳你多站一会，道儿实在难走，满街筒子净是泥水！”水哗哗响着，有人走过来。不等对方走到跟前，冯大狗带着江涛离开岗位。说：“对不起，那我就走了。”两人向东一拐，走到河边，踏着河岸向北走去。不留心，跐蹓地一下子，两人同时滑下岸去，刚刚滑到水边，又一跤跌倒。江涛两手紧扒，差一点没滑到水里去。天黑得很，不能说话，不能喊叫，好容易才爬上岸来，沾了满身污泥。冯大狗还在河里挣扎，挣扎了半天也爬不上来。江涛解下腰带，想拉他上来，天道黑，对面不见人影，那条皮带拉上来又扔下去，反复了多少次，才把他拽上来。两人踏着泥泞，走到小木桥上。这时街上静静的，只听得下雨的声音。冯大狗问：“怎么办？你上那儿去？”他抬起头看看乌黑的天，替江涛发愁。江涛迟疑说：“黑夜里，上那儿去呢？”冯大狗心里着急说：“真难死人了。”江涛说：“你回去吧，人家要找你呢。”冯大狗回头看了看，说：“咳！看起来革命也不是容易。”就走开了。江涛站在桥头上呆住，天上还下着雨，脚下的雨水哗哗流着。时间快到半夜，走到城墙下，城门关着，上那里去呢？猛地一声汽笛叫，他灵机一动，冒着雨向车站走去。车站上冷冷清清，只有几个人在长椅上坐着。他在阴影里走进候车室，偷偷地睡在长椅上。身上潮湿，肚里饥饿，心上凄惶不安，一夜里满耳朵机车响。挨到天刚薄明，墙角里还黑着，站房里来了一屋子人，挤挤攘攘，等候上车。他一个人懵懵懂懂地走到公园，爬城过去。到严萍家门前，走上阶台敲着门环。他想：“也许她还没有起床。”想着，门声吱呀地开了，严萍露出脸来。见有人在门外站着，睁圆了眼睛，大吃一惊。她站在那里楞了老半天，这时，她怀疑是在梦里，当她辨清确实不是在梦里，看清是江涛回来的时候，她“呵呀”的惊呀了一声，冷不丁地跑下阶台，把江涛的手搂在怀里，又拿到自己脸上，亲热地吻着，才几天不见面，就好象离别了三年。
说：“你可回来了！”江涛笑了说：“我回来了。”严萍把江涛拉到自己的小屋子里，江涛上下看了看浑身泥水还没有干，不愿坐在严萍的小床上。严萍说：“坐下吧！怕什么？”江涛坐在椅子上说：“我以为你还没有起床。”严萍说：“那里，自从你们被围，外头也紧了。三天两头，黑更半夜里抽查。每天不到天明，我就起来，站在院里听动静。”说着，打了水来，叫江涛洗脸。又踮起脚尖跑到父亲房里，说：“爸爸！爸爸！江涛回来了！”严知孝听说江涛回来，翻身起床，问：“他回来了？”又仰起头长叹一声，说：“天呀！天可怜见我父女！”严萍看妈妈起来，连忙跑到厨房里，说：“妈妈！妈妈！江涛回来了！先拢着火，沏壶茶！”见妈妈顾不得理她，又踮着脚跑回来。今天江涛回来，小院里阳光充沛，麻雀也在屋檐上吱吱喳喳叫个不停。人也增了精神，乐得严萍什么儿似的！严知孝没待穿上衣服，只披上褂子，拖着鞋走过来。江涛一见严知孝，立刻站起来。严知孝见他穿着泥衣裳，楞了一下，说：“这不行呀！一旦遇上抽查，可是怎么办？”又走到自己屋里，打开箱子，找出年幼时候的衣裳，拿去给江涛换上。严萍看江涛穿上严知孝的小褂，戴上小帽盔，又套上一件蓝布大褂子。不由得笑了，说：“活象一个土豪劣绅！”严知孝说：“这倒好，不惹眼。”随后长叹一声，焦虑地问道：“你们死守校园，终非长计呵！呵，究竟你们打算怎么个了局？”江涛一时心情激动起来，两手抖颤着，两眼瞅着严萍说：“这可好了，我把老夏和嘉庆的盲动劲头说转了。决定转移到乡村去开展广大农民的抗日救亡运动。”严萍听了，由不得眼睛湿润了。这样一来，不只江涛和嘉庆脱离了险境，而且广大同学也逃离了虎口。严知孝见事情有了转机，高兴得忙叫严萍上街买菜，她拎上篮子，买回来猪肉、青韭、肚儿，还有新上市的南瓜。她想给江涛包猪肉瓜馅饺子吃。向回走着，又想起忠大伯他们还不知道江涛回来，要是知道，真不知怎么样地欢乐哩！回来把篮子放下，跑到万顺老店，把忠大伯和严志和叫了来。严志和一进小屋，看见江涛睡在严萍的床上，眼里立刻涌出泪来，举起两只手，说：“天呀！你们可得救了！”睁着泪水婆娑的眼睛看着严萍，抖着两只手，说不出心里有多么感激。忠大伯一手抓住江涛问：“你，你们怎么闹的？成了这个样子！”江涛说：“都是盲动思想闹的，进行了一场严重的争论，才扭转过来了。”他把出来的经过告诉他们，忠大伯说：“好！足见你们的士兵工作还做得不错，在目前来讲，抗日的人们，越多越好！”严志和伸起脖子问：“嗯，张嘉庆他们呢？”忠大伯也问：“咱那些人们怎么着哩？”江涛说：“他们还饿着！”朱老忠打了一个冷怔，说：“饿着？”江涛说：“我们都有好几天没吃过一顿饱饭了！”严萍看江涛脸上瘦得厉害，他这次出来，还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任务。
老夏他们怎么着哩？想着，她心上又蒙上忧愁，走出去给江涛端了饭来。江涛吃着饭，问：“忠大伯！你们怎么也来保定了？”朱老忠说：“唉！甭提了，听说你们被围，这颗心老是吊在半悬空里。跑来看看能帮上手儿不？”严志和说：“那天我两顿饭没吃，就慌里慌张地跑了来。架火呀，心上真是架火！”江涛说：“帮手儿？就在同学们的吃食上盘算盘算吧！”朱老忠说：“那我们就帮你解决这粮食问题。”吃完了饭，江涛叫严萍到西关去找贾老师，告诉他江涛他们要改变作法，到广大乡村去。忠大伯说：“你也歇歇吧！”就和严志和两个人走出去。严萍洗了一把脸，对江涛说：“你昨儿没睡好觉吧？来！”不由分说，把江涛按在床上，放下蚊帐，说：“你好好儿睡，一会儿我就回来了。”说着，匆匆走出去。江涛睡了一大觉醒来，严萍才回来。又领江涛到第二中学，去找贾老师。贾老师一手抓住江涛，拍着他脊梁，笑了说：“你，你，你，你可出来了！”他高兴得口吃起来。说着话，贾老师把江涛领进物理实验室，外屋放着很多木架子，架子上尽是仪器。屋角上有一个小套间，窗上用黑布蒙着。屋子又小又暗，一只小床，一只小桌，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这就是贾老师的住室。他掏出一包香烟，扯过凳子坐下，问：“谈谈吧，怎么样？”江涛坐在床上，向他谈了和盲动思想斗争的情况。贾老师一手扶着桌角，弯下腰去，眼睛看着江涛，有抽半袋烟的工夫。笑吟吟地说：“好！正中我意。我虽然不在这一带工作，但是还有一些个别力量可以使用。转移到乡村去，以乡村包围城市⋯⋯”贾老师沉默了很久很久，又抬起头来看着房梁说：“咳呀，同志！是这样子的⋯⋯”说到这里，他又停住，脑子里在反复考虑，他想用一种什么力量，用一种什么方法，才能把被围困的人们运动出来，不受敌人的摧残。心里说：“干！破釜沉舟也得干，尽一切力量把他们运动出来！”才想和江涛商量这件事情，心上又想到：“力量就是那么多，还得从长计议！”江涛说：“那就需要研究。”两个人谈着话抽烟，时间不长，把一包香烟抽完了。小屋子里早盛不开这么多烟气，呛得贾老师一股劲地咳嗽，倒背了手，在屋子地上走来走去。他看江涛睡着了，轻轻披上大褂子，戴上个小帽盔，化好装轻轻走出门来。他下定决心，要进行军事行动，营救这批干部。一个人走出西城，到思罗医院去。走到医院门口，站岗的让他进去，径直走到连长室。屋子里陈设很简单，看得出来，是临时借房居住。他在凳子上坐了一会，外面有个人，先探进头看了看，才走进来。不等对方开口，他就迎上去，在门口看了看，问：“黄连长！吴营长呢？”黄连长睁大了眼睛，说：“被陈旅长扣起来了！对他有怀疑⋯⋯。”贾老师说：“扣起来了？张团长呢？”黄连长说：“请假到北京去了，看他也不敢回来，旅长对他也有些怀疑！”贾老师听到这里，心上吃了一惊，把满怀希望打消了。他立刻转了个
话头，说：“好长时间没有见到你们了，听说你们搬到这里来，我来看看你们，近来情况怎样？”黄连长说：“近来空气很紧张，请假控制得更严格了。”贾老师嗯啊着，抓住黄连长的手，用力握了一下，才走出来。这时，他思想上有些怅然。过了一刻，又想：不，一个连也是力量，看是怎么用。江涛一觉睡到下午，醒来的时候，贾老师已经回来，一个人坐在椅子上静静歇着，眨巴着眼睛考虑问题。江涛一下子笑了，说：“照这个计划进行，我们就可以活命了！”贾老师说：“活命是一个问题，开展偌大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还等待着你们！”贾老师坐下来，把一张小图铺在床上，说：“你看吧！到了那刻，你们出门向西，再向北，通过大街，在思罗医院门前冲过，越过铁路，进入青纱帐。一入青纱帐，就算保险了。”江涛说：“向南去，接近野外不更近一点吗？”贾老师说：“不，不行。敌人有一个营驻守寡妇桥，小清河两岸都有岗哨。西门外也有一个营，在城北角一带布防。车站上还有一个营。⋯⋯你们勇猛地冲破第一道警戒线，冲到思罗医院，我们那个连，就可以掩护你们过路。入了庄稼地，一直往西跑，八十里外就是保阳山。”一谈到山林，江涛眼里立时涌出泪来，说：“好，好啊！”脸上禁不住笑着，两手互相扭结，说不出心情有多么激动。他心里在想着山林的辽阔。贾老师说：“我考虑过了，只有这一条路走得通，再也没路可走了。还有一点，一定要在后天黎明行动，夜长梦多。”江涛说：“好！我们一定遵守时间！”贾老师派朱老忠和严志和帮他运送粮食。说：“叫他们吃得饱饱的，好跑路。回去告诉同志们，斗争到了火候，不能再拖延下去，把人们调动到广大农村去，领导农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没有犹豫的余地⋯⋯”说着，拍拍江涛，镇着脸也不笑一笑。江涛从贾老师那里走出来，天快黑了。大街上，店铺里开始上灯，他好象离开这个城市几年了，看见什么东西都觉得新鲜。走到严萍门口，才说敲门，门开着，一个人悄悄走进严萍的小屋子，严萍不在。小屋子与往日不同，打扫得干干净净，窗上挂了新洗的窗幔，瓶子里插了一枝夜来香。也不知道严萍去干什么，等得不耐烦了，就躺在严萍的小床上睡着，睡得很熟。睡着睡着，听到旁边有呼吸的声音，睁眼一看，严萍坐在床边，睁着大圆圆的眼睛盯着他。见他醒来，微微笑了说：“醒了！醒了！”用手巾给他擦了眼睛，又说：“你睡得挺好！”江涛问：“什么时刻了？”严萍轰了蚊子，把蚊帐放下来，说：“时间不晚，你睡得这么熟！”她不住地笑着。江涛来了，她心上说不出来的愉快。江涛问：“刚才你干什么去来？忘了关大门！”严萍说：“你出去了，我去买了点吃的，顺便去送了东西。”她拉开抽屉叫江涛看，抽屉里有蜜饯红果、核桃、糖⋯⋯她说：“看！愿意吃点什么？”她拿起一块点心送给江涛。两个人说着话，街上木梆响起，深夜了。江涛说：“你去睡吧，我也要睡。”严萍说：“你好好睡！”说完这句话，心上又想起什么，问：“你怎么办？”
江涛说：“明天回去。”严萍问：“怎么又回去？”江涛说：“回去把人们带出来。”严萍听了这句话，盯着眼睛看着江涛，老半天才说：“还回去！”江涛看她脸上阴暗下来，握起她的手说：“不回去又怎么办？人们都被大兵围着。等我把人们带出来，咱们就离开这个白色恐怖的城市，到乡村去了。”严萍两只眼睛，一动也不动地看着江涛，问：“到乡村去？”江涛长叹一声，说：“唉呀！一场抗日的战争要打起来了！那里有更重要的工作，在等待着咱们！”说着，又想起家乡：长堤、绿柳、乔杨⋯⋯他又想起母亲，说：“家乡的人们多么热情呀！”严萍说：“是！你喜欢乡村，我就跟你到乡村去。”江涛说：“我们要坚持按一种正确的方法去干。”江涛说着，由不得两眼瞄着严萍，会意的一笑。严萍也会意的笑了，说：“呵！那就是了！”这时她也感到应该离开这个白色恐怖的城市，到乡村去开辟工作。第二天，天刚黎明，好象有个什么东西在耳朵上跑过，江涛一怔醒过来。掀开蚊帐，墙角里还有黑影。窗外亮了，云层闪开，露出蓝天来。严萍手上拿着本书，在院子里散着步读着。江涛咳嗽了一声，严萍轻轻走进来，满脸笑着问：“你醒啦？”江涛说：“醒了，你在屋外站了一夜？”严萍说：“在给你站岗。我在夹道里放上凳子，一听得动静，就送你跳墙逃走。你还不知道，外面可紧哩！我想，你第一次在我这里睡，要是碰上个好儿歹的，不是我一生的遗憾？”说着，眼窝红了。江涛笑了说：“不，不会！”他握紧严萍的手，拉她过来坐在床沿上。５６江涛打发严萍把父亲和忠大伯叫了来，嘱托他们到南关去买米买面，雇骡车。江涛又叫严萍到大街上买来两个烧饼，塞满了熟肉，装在裤袋里。才说抬脚走出来，严萍攥住他的手。这时，她觉得象有人摘去她的心肝一样难受。如今的形势，一个坚决抗日的人，早晨出门，就不知道晚上能回来不能回来！江涛说：“别难过，等一天就出来了。”严萍说：“不难过，难过什么哩？你去吧，好好儿的，盼你们战斗胜利。”江涛走到南关，朱老忠和严志和买了面粉、油、盐，在那里等着。赶车的把式拿起鞭子来问：“朱掌柜！咱这道儿怎么走法？”朱老忠装起商人样子，摇头摆脑，学着清苑口音说：“过花园儿，向北去，过了西关有个小王庄儿。”顺手接过鞭子说：“看我给你轰两步儿！”两腿一纵，跨上车辕。磕了磕鞋上的泥土，说：“志和！说不定今天咱还得练练手脚。”
严志和说：“也许，谁知道老胳膊笨腿的了还行呗⋯⋯”他坐上车尾巴，江涛在后头跟着。朱老忠吆喝牲口，车子慢慢走过曹锟花园，经过水磨，向第二师范门口走去。街上来往行人稀少，岗兵们盯着这辆奇怪的骡车，在墙根下不急不慌地走着。朱老忠抬头一看，前面门楼上站着一堆人，拿着闪亮的枪刀。为首的一个是张嘉庆，他手搭眉梢看着这辆车子走过去。有一群士兵在二师门前伫守。车子在灰土马路上走着，车轮咕咚咚地簸起满街泥浆。岗兵们见泥浆溅过来，眯缝上眼睛，背过脸去。朱老忠把鞭梢晃了两晃，看看天上云层稀薄，筛下日光来。他说：“看样子，天算晴了。”严志和说：“说不定，还闷热哩！”车子走到二师门口，张嘉庆猛地在门楼上大喊：“十四旅的弟兄们！抗日的人们与你们无冤无仇。今天我们要运点粮食吃，请闪开吧！刀枪无情！”又拉长了声音喊：“开门⋯⋯冲！”喊声未落，夏应图和小焦一人扳着一扇大门，嚓啦地敞开。曹金月领着一股人，手里拿着长枪大刀冲出来，瞪着大眼睛，虎虎势势地向前闯，举着枪向守卫的士兵刺过去。张开大嘴喊：“同学们！冲！冲！冲呀！是抗日的人们闪开条道路！”人们紧跟着喊，喊得天摇地动。刘光宗披散着长头发，咬着牙，说：“士兵弟兄们！是同情抗日的，闪个道儿吧⋯⋯”说着，人们一齐向前冲。曹金月带一股人向北冲，堵住北口。刘光宗带一股人向南冲，堵住南口。张嘉庆带着人们三步两步冲出来，跳上大车，搬起一袋面，向小赵肩膀上一扔，又搬起一袋向小王肩膀上一扔⋯⋯呼呼哧哧地说：“快！快！快⋯⋯”朱老忠怕把那些油盐家伙碰翻了，说：“志和！快给他们送进去！”严志和拎起那罐子油，朱老忠提着那包袱盐，送到大门底下。夏应图说：“大伯！谢谢你们！”朱老忠说：“甭谢，同志们闹吧！抗日的名声出去了！”夏应图说：“你们喝口水吧！”朱老忠说：“那里有喝水的工夫儿？”两人连忙走出来。岗兵们在一边看着，上峰既没有命令开打，就斤斗骨碌地乱跑。天气闷热，心里更热，时间紧心里慌，人们身上冒出汗珠子。一群小伙子，扑尔啦地把一车面袋抢进学校，紧闭上大门。朱老忠看架势不好，吐了吐舌头，笑了笑，说：“万事俱毕，走吧！”拉起严志和撒腿就跑。赶车的把式吓得浑身打颤，他不知道这是怎么会子事。说：“老爷！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这是！”正在絮叨，后头来了一队兵，那个小军官赶上去，捽着车夫的领口大骂：“真他娘的！整着个儿是共产党，整着个儿都是共产党！”打着骂着，把车夫倒剪起胳膊，五花大绑送到行营去。时间不长，陈贯群带着骑兵飞跑过来，吹胡子瞪眼睛大骂：“共匪⋯⋯捣乱⋯⋯砍脑袋！”他指着门楼大骂了一通：“甭闹，到不了明天，就要给你们个好看儿！”又气愤愤地骑着马跑过去了。江涛一进大门，老夏一下子抓起他的手，说：“闹得好！”他这么一说，人们都扭过头来看。曹金月跑过来拍着他的脊梁说：“你就是闹海的哪吒，
龙王爷都不能怎么你！”他这么一说，人们嗡地笑着跑过来，你拽住手，他拽起腿，把个江涛一下子扔上去，又落下来接住。刘光宗把嘴唇亲在江涛的脸上，说：“同志！我可怎么亲亲你哩？”老曹死攥住江涛的手，说：“咳呀！我们又饿不死了！”这时，广大群众是属于江涛的，他们拥护江涛的主张和行动！老夏看人们兴奋得不行，笑笑说：“圣徒们！不要闹了吧，敌人还在外头围着！”又对张嘉庆说：“忙带江涛到楼上去歇歇儿。”又伸开脖子大喊：“各归各位！快去上岗！”江涛和张嘉庆两人走上北楼，张嘉庆打了盆洗脸水，又拎了一壶开水来。江涛洗着脸，说：“嘉庆！你摸摸我的口袋！”张嘉庆问：“摸什么？”江涛伸出腿，哆嗦着说：“你摸摸看！”张嘉庆纳着闷问：“口袋里有什么玩艺，摸个什么劲儿？”江涛跳起来，笑着说：“你摸呀！快摸呀！”张嘉庆走过去，伸手向他裤袋里一摸，摸出那两个夹满肉的大烧饼。冷不丁两腿一跳，夸地戳在地上。说：“呀⋯⋯呀⋯⋯好呀！”他心上兴奋，摁窝儿吃了一个。才说吃那一个，刚咬了一口，又想起老夏。他说：“给老夏留着吧！好东西不能一个人吃！”江涛向老夏传达了学联的意见，决定：在半天半夜的时间里，饱吃饱睡，养养精神，准备好鞋脚。明日午夜三时开始行动！两次购粮的斗争，从这座小城市传开去，传到工厂，传到乡村。把斗争传说成奇侠风度：来无影，去无踪，窜房越脊，出奇制胜⋯⋯这天夜里，天还闷得厉害，黑云笼罩了城市、乡村、树林和土地，笼罩了整个世界。在这黑暗的世界上，人们在做着各种不同的梦：朱老忠和严志和，走在秋日的田垄上，掂着沉甸甸的谷穗儿微笑。涛他娘，象失去孩子的母亲，还把乳头塞进孩子嘴里。衙门口里没出息的狗，摇着尾巴，流着口涎，盯着主人筷子上的骨头。刽子手，穿着韧鞋、灯笼裤子，咧着嘴耍起大刀，对观众的喝彩颇为满意。被围困的人们，在黑暗的恐怖里，止不住地愤怒和惊悸⋯⋯各式各样的梦，不同的梦。午夜以后，十四旅的骑兵，开始从东郊兵营出发了，人闭着嘴，马衔着嚼口，没有一点声音。象一条黑色的链条，从东郊拉向西郊，向第二师范前进。江涛睡了长长的一觉，因为过度兴奋，心上还不断地跳动。爬起身来，打了个舒展，抖动了一下身子又站住。他在夜暗里，走到楼栏前看了看。眼前漆黑，听得有猫头鹰在对过育德中学的枯树上，狰狞地笑着。笑声刺激了他，打了一场寒噤，头发都竖了起来。操场上篮球架子底下，有两个人影对立着抽烟，烟头上闪着通红的光亮。他走下楼梯一看，是老刘和老曹。老刘手里拿着红缨枪，老曹腰里插着一把刀，他们在等待着突围时刻的到来。在夜暗里，看得见岗位上有人在巡逻。抬起头看了看天上，象漆染过的一样，看不见一点光亮，低下头还是黑暗，象是气压低闷得出不来气。一时心上不安起来，仄耳听听城外的村落上还没有鸡啼，心里感到异常烦躁与不安。老夏早就起来，听得江涛下楼，也从寝室里走出来，在背后攥住他的手问：“天有什么时候了？”
江涛迟疑说：“过半夜了吧？”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下意识地想到：“我们想到的，敌人也会想到⋯⋯”老夏问：“饭也该做好了吧？”江涛说：“昨天晚上，嘉庆一切安排好了。”说着又打了个呵欠，说：“啊！斗争真是熬人啊！”老夏说：“我也只是困，放倒脑袋睡，又睡不着，心上老是不干净。”老刘走过来说：“白天睡不着，我就站着岗看小说，看了《铁流》、《夏伯阳》和《母亲》。斗争再闹一个月，我还要看更多的书！”江涛说：“你倒有这种心情，我总是看不下书去，心上老是象有多少事情没有做完。”老夏说：“斗争就象读书，参加一场斗争，就象读一本书。斗争的多了，就有了经验！”他又走过来，问江涛：“准备好了没有？”江涛说：“我们去问问。”两个人走到北墙角上，见没有人，主动喊了一声：“从那里来的？”冯大狗走过来说：“从锁井来的。”江涛问：“怎么样？”冯大狗说：“没有什么变化，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他们谈话的声音很低，几乎听不出来。两人挪动脚步，同时向南走。江涛说：“下了这样大的雨，天还这么闷！”老夏说：“好象有更大的暴风雨吧！”天黑，对面不见人影。江涛一脚深，一脚浅，奔奔坷坷地走着。过了图书馆前的穿衣镜，看了看标准钟，十二点早过了，他心里又急起来。走到斋舍里一看，人们起了床，整衣服的整衣服，绑鞋子的绑鞋子，正在做着准备。江涛走到窗前问：“都起床了？”小王说：“早起来了，那里睡得着？老是觉得心上压得慌！”江涛说：“不睡还行，身上没有力气。”小王说：“昨儿下午就睡下半辈子的！也吃下半辈子的！”江涛问：“那边是干什么？”小王说：“他们磨枪哩，把枪磨快了，好上阵！”江涛走到厨房里，张嘉庆正在那里看着煮面。他又走回来，说是走，其实撒开腿跑起来。走到北操场，他又站住，心里冷不丁地曲连了两下，觉得心慌，象有什么意外的事情。黎明很静，远远村落上鸣了第一声鸡啼。一阵驼铃声，叮叮地响着，从墙边走过。是驼队背负着人们的希望走向远方？走向没有边际的沙漠？他停住呼吸，静听这尖脆的音响走远。猛地一阵脚步声，从街道远处嚓嚓地走过来，在围墙外面散开来。在夜影里，看见老夏机警地走过去看，岗上的人们，不约而同地举起刀枪，走到墙根下张望。老夏刚走到墙根，猛地有一个人影，从墙外爬上来，举起刺刀向老夏刺，仿佛还看到敌人凶恶的样子。老夏向后退了两步，看敌人要跳墙过来，他大喊了一声：“看刀！”一下子砍下对方半个脑袋。这时，吓得敌人忽地向后闪了一下，退回去了。敌人军官立时喊起来：“真妈的巴子孬种⋯⋯上！后退的砍脑袋！”喊声划破了寂静的夜空。江涛头上打了个机灵，心里说：“咳呀！一定是敌人上来了！”又下意识地想到：“不，也许有人来接我们，不要发生误会。”这时墙外敌军官又唬起来：“妈的巴子！怕什么？谁后退砍谁的头！”恐怖的声音，冲破了凌晨的安静，喊得森人。江涛跑过去问：“怎么回
子事？”老夏急促地说：“快！敌人来了！”听得夸夸的声音，一阵马蹄声响过来。接着，墙外响起凄厉的军号声。“呀！呀！嘿！”很多人一齐叫着号子，喊了三声，墙外探过十几把挠钩，把墙头扑通地扒倒了一个豁口。老夏急喊：“江涛同志！敌人冲进来了，快快集合人！”这时，江涛已经跑到南斋，高亢地喊着：“啊！同学们！敌人来了，快快集合！”白军咧起大嘴，端着刺刀从豁口上冲进来。老夏伸直了脖子大喊：“敌人攻进来了，同学们快来哟！”江涛也在南斋喊：“同学们！北操场敌人冲进来了⋯⋯拿起武器吧，开始战斗了！”喊着，人们拿起长枪大刀，咕咚咚地跑过来。在黑暗中跑上战场，你一枪我一刀，和敌人扭绞在操场上。江涛把人们带过来，和敌人冲杀。眼看小邵一刀砍过去，敌军用枪杆遮拦住，砰地一枪打中他的胸膛。小邵趔趄着身子冲过去，想夺取敌人的大枪，也许他意识到，这把刀不能在战场上取得胜利。敌军返回身来，连补了两枪，小邵丢下刀，躺在血泊里了。老夏又赶上去，和打死小邵的那个白军搏斗，仇恨使他不放松敌人。江涛才说冲上去，冷不丁有一把闪亮的刺刀，照他刺过来。江涛机灵地闪过了敌人，又冲上去。老曹看敌人决心要刺江涛，丢下红缨枪，一个箭步跑过来，瞅冷子搂住敌人的腰，啪地一跤，摔在地上，把白军胸口抵在地上，再也施展不开他的刺刀了。老曹骑住白军的脊梁，用拳头捶他的头，捶着，捶着，那家伙再也不能动弹。老夏看见有敌人照准老曹刺过去，他也从背后照敌人刺过去⋯⋯江涛看同学们在操场上和敌人交了手，一组组打得厉害，心上正急得不行，张嘉庆举着长枪跑过来。大喊：“同学们！这边来，集合！”听得喊，人们一齐跑过来，张嘉庆带着十几根红缨枪冲上去。有几个人连续倒下去。张嘉庆瞪出血红的眼珠子，咬着牙齿喊：“杀！杀！冲呀！”十几个人来回冲着。江涛看自己人越来越少，敌人越来越多，战不过敌人的威势，他喊：“老夏同志，我们撤退吧！”老夏说：“撤吧！”随即喊着：“同学们！撤退！把守第二道防线！”人们按着命令撤退到预定的防线，白军又端着刺刀冲上来。江涛在烟云里看见敌人要追上他，实在找不到什么应手的武器，返回身去夺刺过来的枪。没想到那支枪又急速地缩回去，一把抓在刺刀上，鲜血顺着手指流下来。他攥紧手，当下并不感觉疼痛。张嘉庆带着几个人，挺着红缨枪从后面闯上来，瞪出红眼珠子骂着：“你娘，看枪！”一枪一个，连刺了几个。登时，有四五把刺刀照他刺上来，他只好连退几步，闪开敌人的刃锋。江涛看人们在战场上实在压不住敌人的威势，又把人们喊到第三道防线。老夏拿着长枪躲在穿堂门口，摆出刺枪的姿势，恨恨地说：“娘的！我死了，也不能让白军冲过这道门！”立时心里有一团怒火烧着，看有人冲过来，一枪刺中敌人的胸口，对方退了两步，靠在墙上，没命的挣扎，两手乱刨，两脚乱踢。老夏不放松，咬紧牙关，瞪起眼睛使劲刺。不提防，从背后射来一颗子弹，打中了老夏。他趔趄了两步又站住，咬紧牙关说：“反正我不能让你冲过这道门！”又愤愤地大骂：“反动派的看家狗！你们镇压了抗日运动⋯⋯屠杀了抗日的人们⋯⋯”他举起枪，又照敌人刺过去，敌人又恨恨打了他一枪。他瞪出眼珠子，翻身倒了下去，鲜血染红了甬道，脸上惨白下来。他又挣扎起来，两手爬着冲向敌人，想扯起敌人的腿拚个死活。他想：“我要死个值得！”
夏应图同志挣扎着伸起胳膊大喊：“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他喊着，倒了下去了，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一个积极抗日的、矿工的儿子，为了革命，最后闭上了眼睛！不设防的战线上，没有工事，没有顶事的武器，很快被敌人攻破了。江涛看没有办法挡住敌人的冲锋，想把各路的人们喊到指挥部，重新部署战斗。他一喊，敌人发觉了他的企图，举起刺刀追过来。他在头里跑，敌人在后头追，绕着图书馆转了好几遭。也不知是怎么回子事，猛地一声枪响，追着他的敌人倒下了一个，别的白军也吓得呆住。他抽空转身往教员休息室里跑，两手一拄，跳过窗去。不一会工夫，敌人从窗外伸进刺刀来，骂着：“滚出来⋯⋯摁窝儿打死你们⋯⋯”老曹才想伸枪去刺，江涛摇了一下头，叫他停住，他开始向士兵讲话：“士兵弟兄！咱们无冤无仇，俺们是抗日的⋯⋯”还没说完，刘麻子从窗口闪出来，说：“胡说！名是抗日，实是共产！”他看了看手里的小像片，又看了看江涛，说：“你是锁井镇的？是严运涛的兄弟，捆他！”几个白军跳进窗来，要捆江涛。江涛抖着肩膀大骂：“甭捆！老子不怕这个！你们以武力镇压抗日，勇士们洒完了热血也不后悔！”他瞪出眼珠子，看见小焦左手拄着地爬进屋来，右手搂住肚子，提着他的肠子，血从肠子上滴在地下。小焦见了江涛，流下泪来，颤抖着嘴唇说：“江涛！再见了！”大喊共产主义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止。一跤跌了下去，浑身停止了抖动，就断了气了。江涛心里一阵热火撩乱，象烈火冲上头顶，汗水顺着额角流下来。怒火烧着他的心，破口骂着：“娘的！知道有这么一天。卖国贼！你们决心出卖祖国，出卖中华民族了！”他跺起脚，咬紧牙根，恨恨地骂。骂什么也没用了，敌人在他们手上绑上了绳索，一个个五花大绑捆起来。当时，天还有点黑糊糊，张嘉庆在混乱里，抽空儿双手一拄跳出窗户。顺着墙根往西一蹓，向南一拐，走进储藏室，随手把门关上。走进几步，又返回身来把门开了。在慌急中，他心中犹豫不定，实在拿不住主意，怎样才算安全！在一堆破烂家具的后面，墙角里有个破风箱，风箱上放着一张破竹帘，他弯着身子蜷伏在破风箱的后面，把帘子遮在头上。隔着竹帘，看见敌人三番五次地走进来，用刺刀戳戳这里，挑挑那里，细心翻捡着值钱的东西。猛然咯嚓一声，一把刺刀戳进风箱，刹那间，他的头皮麻木，似乎失去知觉。敌人听风箱是空的，嘴里又絮絮叨叨地走开了。细碎的脚步声，来来去去，去去来来，不知反复了多少次。张嘉庆闭气凝神，目瞪口呆，不知挨过了多少时辰，心里还扑通跳着，耳朵里嗡嗡响着。他努力克制自己，沉住气，想：“不被发觉则已，一旦被发现了，先扎死两个⋯⋯”他手里作作实实地攒着一个铁枪头，不时用手指试着枪锋。不知死的家伙们，始终也没有人揭开这张秘密的帘子。枪声停止了，挨过很长的时间，直到下午，情况缓和下来，他才停止了心跳。一天没得吃喝，心里空得厉害，实在受不住。慢慢试着直起腰来，走动了两步，腰和腿酸痛得难忍，踩得碎玻璃和铁片子嚓嚓乱响。从窗后看过去，敌人在远处的屋檐下洗脸、洗脚，夕阳照在屋檐上，黄昏又来了。他弯下腰，悄悄地走出房门，向西一蹓，悄步走过西夹道，翻身爬上小瓦房。正爬着，从北面走过一个人来，大喊：“站住！干什么的？”听得喊，可是并没赶过来。他紧爬了几步，翻过屋脊，放身一滚，骨碌碌地滚下
屋檐，伸腿跳下大街。不巧，从背后走过两个人来，他担着心望背后看了看，是朱老忠和严志和。张嘉庆走了两步才停下脚，缩着脖子往后看着，等他们走上来。朱老忠走过来一看，张嘉庆满身灰尘，头发蓬松，蒙着蛛网。白布衫皱得象牛口里嚼过，两只眼睛呆呆的，噙着眼泪，也不吭一声。朱老忠脸上刷地黄下来，两只眼睛睁得圆圆，从上到下打量着，问：“你不是嘉庆？”张嘉庆说：“是我！大伯！”朱老忠拍拍他肩膀，低声说：“唉呀！成了这个样子，可是怎么办？忙走吧，万一的遇上敌人⋯⋯”时间紧促，张嘉庆也顾不得细说，转身向南走。朱老忠和严志和，在后头呆着眼睛跟着，闹不清他想干什么。猛地，张嘉庆想起那里有岗，过不了水磨，过不了寡妇桥。又折转身，跟着朱老忠和严志和向北走，朱老忠问：“江涛呢？”张嘉庆说：“他被捕了！”严志和把大腿一拍，急红了脸说：“哎！又被捕了！”直气得胡髭眉毛一乍一乍的。走到师范门口，张嘉庆想往西去，再向北走过思罗医院那道警戒线。北操场上有个岗兵，看守着尸首，问他们是干什么的。朱老忠说：“俺是找学生的，能进去看看吗？”岗兵说：“进去吧！修下这样的好儿子，也够你们糟心一辈子了！”岗兵唠叨个不休，又问张嘉庆：“你是干什么的？”岗兵说着盯了他一眼，似乎是认识他，一句话没说完，顺过大枪来。说时迟那时快，张嘉庆撒腿就跑。还没跑上五十步，“砰！”地一枪打过来，张嘉庆随着枪声，一个斤斗倒在地上，殷红的鲜血渗透了土地。朱老忠一看，一时气血上冲，气愤起来。心里抖啊，抖得厉害。他不能去救张嘉庆，偷偷站在一旁看着。有吃顿饭的工夫，有人把他抬走了。朱老忠和严志和，两个人踩着墙豁口走进去，北操场上一洼一洼的鲜血里躺着尸首。朱老忠嘴唇打着颤，说不出话来。严志和一个个人看过，十七八个尸首里没有江涛，心上更加焦躁起来。他们走过大礼堂，走过图书馆，甬道上血迹淋漓，洒了一道。一过穿堂门口，老夏在那里躺着，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坚强的斗士，还没有把日本兵打退，他倒先被阶级敌人打倒了，眼睛都闭不上！朱老忠和他见过一面，不由得鼻子发酸，泪珠滚进肚子里去，暗自抽泣。他想：“老夏同志！父子几个都是共产党员，如今他为革命牺牲。死去的是死了，活在世界上的父兄，不知有多么难受哩！”他心里急痒，胸中升起满腔怒火。上灯时候，他们走到南操场，还是找不到江涛的影子。朱老忠说：“完了，他是被捕了！”严志和摆了摆头说：“八成又是关进监狱里去了。”谈着，一幅悲惨的图景又现在严志和的眼前。小小的铁窗，阴暗的牢房，运涛那孩子年纪轻轻，把黄金似的岁月献给革命。今天江涛又把宝贵的青春葬送在反动派手里！想着，眼前显出两个铁窗，两个惨白的面容，四只大眼睛，忽闪着长眼睫毛在看着他。他叹口气说：“阶级敌人好歹毒啊！”来找学生的人们，渐渐稀少，两个老人带着沉重的心情走出学校。有几个穿灰色军装的士兵，手里掂着几件血衣，咧开大嘴喊着：“买几件贱褂
子吧！风琴、书，给钱就卖！”又有一个士兵，拿着几个化学实验用的大肚子烧瓶，说：“买两个瓶瓶儿吧！盛个油儿醋儿的！”朱老忠见了着实气愤，心里冷得颤栗，盯着眼睛看了一眼，迈开脚步走过去。心里说：“狼心狗肺的东西们，等着吧！有我们收拾你们的时候！”５７严志和的心，象铅块一样，又凉又硬，在胸膛里坠着，几乎要掉出来。一时觉得头脑沉重，伸长胳膊搂着小肚，低下头去，合紧嘴巴，眼睛看不见什么，耳朵也听不见什么，一股劲向前走。朱老忠在后头喊了他两声，也没听见。走到小木桥上，桥头站着一堆人，大睁着眼睛，向第二师范那边望着。严志和倒背了手，不言声不言语地站了一刻。岗兵见集的人太多了，端着枪走过来，说：“走开！走开！有什么看头？还没见过死人的？”严志和斜了他一眼，心里骂着：“好象疯狗，吃孩子吃红了眼了！”他又低下头去，背叉着手往前走，不知不觉走过万顺老店，停住脚抬头看了看，街灯亮了。他不想回到店房去，觉得那屋子又潮湿又闷热，闷得人慌。就又迈开脚步，一步一步走过去。一个人在马路边黑影里走着，走到城墙根，又往南去。那一带挺荒凉，草地上长着很多小树卜。有几家房子，下雨下塌了。大雨之后，门前积成河水，不知趣的河蛙咕咕乱叫。在黑影里碰上一个人，他问：“大监狱在什么地方？”那人说：“前边哩！黑下了，找监狱干吗？”严志和斜起眼睛，看了看他，也没说什么，低下头走过去。他走着走着，看见眼前有一带高墙，象城墙一样高，有一个古式瓦楼大门。才说低下头往里走，不提防门前站着两个岗兵，见他要进门，瞪起眼睛问：“干什么的？”严志和睒起眼睛说：“想看看我的儿子，他被捕了。”岗兵不细问他，说：“也不看什么时刻，明儿再来！”岗兵一唬，吓得严志和倒退了两步，溜湫着步儿走过去。昂起头看了看天，又看看狱墙，叹口气说：“咳！墙比天还高啊⋯⋯”心里一时挠痒，酸楚得难过起来。停住步站了一会，抖了抖肩膀，使足了劲，猛地跑过去。横着膀子，照准狱墙一扛，他想：“把墙扛倒，兴许能见到那些被捕的人们。”抬头一看，狱墙纹丝不动，倒把他碰了个倒仰跤，摔在地上，气得长眉毛一乍一乍地扇动。他又爬起来，伸过长脊梁，照狱墙咚咚地撞了几下。觉得脊梁上酸痛，粘渍渍的，鼻子上闻到血腥。眼眶上噙着泪水，楞着眼珠离开狱墙。沿着城墙根走到大南门，不知不觉出了城，在南大桥上站了一刻，又沿着河边向西走。那里没有灯，黑黑的。他在一棵柳树底下站住脚，解开钮扣，敞开怀让河风吹着他滚热的胸膛。他蹲在地上，从腰带上摘下荷包，打火抽烟。把胳膊拄着膝盖，抬起头望着黑暗的天空，摇晃摇晃脑袋，说：“天哪！不许人们抗日，我们的祖国要亡了！”泪滴顺着鼻梁流下来。仄耳细听着，河水冲击桥梁，哗哗地响着。对岸河边有两盏路灯，象鬼眼睛在看着他。他觉得身上热，肚子里焦
渴，走下河岸，掬起一捧水，咕咕地喝了下去。又掬起水泼在头上，泼在身上，泼得浑身是水，湿了衣服，才一步一步走上河坡。他又觉得，这一辈子活得实在不容易，如今祖国要亡了，要当亡国奴了，死了倒也干净！他心里气闷，伸起脖子吐了口长气，拍拍胸膛，叹口气说：“唉！抗日的人有罪？实无天理！”对着黑暗的天空笑了两声，把小褂子脱了下来，拎在手里看了看，放在地上。他想：“也许，我们的祖国不会灭亡！江涛和运涛还会回来。”停了一刻，听得河里水流声，水面上映着遥远的灯光，闪着一缕缕亮闪闪的影子。一合眼睛，看见槐花开了，大公鸡在井桩上长鸣。江涛笑嘻嘻从堤岸上走下来，说：“爹！我来跟你拔麦子。”严志和说：“好，你回来过麦熟，助我一点辛苦吧！”江涛脱下紫花小褂，说：“好，看我拔得多快！”小伙子弯下腰拔麦，拔得飞快。涛他娘走出来，站在门台上说：“看你，把孩子使坏了呢！”老两口子对着眼睛看着，同时笑了。他这时睁开眼一看，是个梦境，从背后走过一个人来，把他拦腰搂住，说：“志和！你在这里？”他摇了一下脑袋，在黑影里仔细一看，是朱老忠。朱老忠拍了拍严志和的胸脯，责备说：“咳！兄弟，叫我好找啊！”严志和猛地楞住，心上糊涂起来，半天说不出话，朱老忠一伸手，合住虎口攥住严志和的手腕，说：“兄弟！你心里想的什么哩？⋯⋯”老头子挥起泪来，又说：“抗日的人有罪，我们中华民族就算完了！”说着，连跺着脚蹲在地上，两只胳膊抱起头大哭起来。严志和看朱老忠难过的样子，猛地照准胸口擂了两拳，说：“不，不会，有我们的党在，中华民族不会完的！”朱老忠又站起身，说：“刚才你前面走，我在后头跟着，追到店门口，进去一看，屋里黑黑的。我又返身走出来，只差几步，就赶不上你了。找来找去，说什么也找不到你。我在大桥头上待了一会，才无可奈何地顺着河边走过来⋯⋯咳！原来你在这里！”他拉起严志和的手向回走。河边柳树上有“伏凉儿”在叫，朱老忠摇摇头说：“唉！急死我了，急了我一身汗哪！”一面说着，上了土坡走在马路上，路灯依然亮着。两个人回到店里，朱老忠亲自拿灯去添了油来，点上，说：“来！快坐上歇歇吧！”他抬起胳膊，擦了擦额上的汗，汗珠凉下来，咕嘟起嘴，翘起小胡子。严志和呆着，也不说什么，两只眼睛发出惨淡的目光，直瞪瞪地看着那盏小油灯。灯光黑红，焰苗上升起黑色的烟缕，一点也不光亮。两个人坐着，谁也不说一句话。小屋子里闷得不行，周围静静的，没有声音。朱老忠走出房门，在院里歇了一刻。自从闹起二师事件，客人稀少了，几间破房子里都静着，店掌柜在厨房里点起灯做晚饭。严志和叹着气，哑了嗓子说：“咳！我心里真是难受！”他拿起烟袋，把烟锅插进荷包里，摩索着装上烟，打着火镰取火。朱老忠走进去，翘了翘小胡髭，说：“你难受，别人呢？”见严志和打不着火，走过去替他点上。严志和说：“我总是想，我们是不会当亡国奴的！”朱老忠说：“当然不会，回去我们就要宣传发动群众起来打鬼子！”严志和搓着手说：“好！你这么一说，我们又有路走了！”
朱老忠说：“当然有路走！”严志和又摇摇头说：“反动派决心当卖国贼了，我们还是要打日本！”朱老忠说：“当然是，打不败日本鬼子决不罢休！”严志和一听，伸起长胳膊在空中一划一划地，大笑一声，说：“好！我们就是这么办！”严志和气愤鼓动着胸脯，索索打抖，埋藏了几十年的仇恨，在肚子里翻腾起来。他弯下腰，两只手拄着膝盖，摇摇胸膛，说：“咳！我们赶快拿起枪吧！”正在这刻上，店掌柜推门进来，看看朱老忠，又看看严志和。严志和凝着眼神一步一步迈过去，说：“你也别开这个店了，咱们一块去打日本鬼子吧！”店掌柜说：“小心！四邻民宅，如今爱国犯私！不要难过，事情摆着哩，看看怎么办吧！”严志和抬起脸，忽闪着长眼睫毛，老半天才说：“怎么办？”又摇摇头，反复地说：“就这么失败了！失败了！”朱老忠猛地沉下脸，说：“政治斗争，有胜就有败，敞开儿干吧！”又说：“志和！你定定心，静一静！”严志和慢慢地直起脖子，挺起胸膛，看看店掌柜，再看看朱老忠。店掌柜摇头叹气，直为老朋友痛心，不摸底细，也插不上句话。默默地端进两碗面，给朱老忠面前放上一碗，给严志和面前放上一碗。三个人说着话，严志和只顾抽烟，忘了吃面。朱老忠说：“志和！你可吃呀！”严志和听得说，猛地打了个冷颤，才想起面前放的那碗面。懵懵懂懂地端起碗来，拿起烟锅就往嘴里拔面条。国难家仇集于一身，他已经认不清醒了。朱老忠把大腿一拍，说：“咳！志和，那是烟袋！”严志和顾不得说话，皱紧眉头，张开大嘴，连烟带火吞进肚里。急得朱老忠跺起脚来，拍着他脊梁说：“那是烟，你不呛得嗓子慌？我那傻兄弟！”严志和说：“叫反动派把我气胡涂了！”朱老忠说：“我们不生气，我们跟他们干！”５８夜晚，枪声响起的时候，贾老师就从床上起来，在小屋子里走走转转，听着远处的动静。他开始时还没有肯定是十四旅进攻第二师范，后来枪声越来越密，夹杂着喊杀声，喊得森人，他才打叠了东西，走出来在教室里散步，听着周围的声音。待不一会，学校里的老师和学生们都起了床，三人一伙两人一伙地站在门口，听着这惊人的事故，都为二师同学捏着一把冷汗。他又走出了学校，沿着大街往西走。这是一件大事，买卖家和市民们，都披上衣服站在胡同口上张望。街灯还凄凄惶惶地亮着，有无数的小虫子，围绕着灯光乱飞。他踩着石板马路，走到西城门外，城门也开了，有人走出走进，其中有士兵，也有市民。他也走出门去，到西关把这个消息探实才走回来。他觉得心上异常沉重，他住在这里，本来想对二师学潮有所帮助，可
是到目前为止，一切也就妄然了。经过这场事变，这地方不能再住下去了，他想赶快回去。又走到槐茂胡同去找严萍，想和她商量一下善后事宜。他知道那条胡同里只有一个高台大门，走上门阶看对了门牌号数，拉了一下铃子。院里有人蹑手蹑脚地走出来，悄声问：“谁？”贾老师说：“是我。”“你找谁？”贾老师听那声音有些颤抖，象是严萍。他说：“我是老贾。”门开了，贾老师跟着严萍走进来。小院里没有一点声音，屋子里灯光亮着。书本子和报纸撒了满床满地，贾老师问她：“你在做准备？”严萍说：“唔！”贾老师说：“要快一点，凡是和革命和抗日有关联的书，都要烧了！”说着话，严萍两手捂上脸哭起来，趴在床上抽泣。贾老师眼上也噙着几点泪花，说：“别哭了，尽哭什么？”严萍面色苍白，有一绺头发披在前脑门上，慑着两只眼睛，叫贾老师坐在椅子上。自己把书堆推了一下，坐在床沿上，问：“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办？”贾老师问：“牺牲了多少人？”严萍说：“今天早晨，枪声一响，我就跑出去，在桥头上看着。听说死了十七八个人，五六个人受了伤，抬到思罗医院去了。有三十多个人被捕了⋯⋯”她还没说完，眼圈发酸，就又哭起来。贾老师愤愤地说：“要记住：‘是狗改不了吃屎！’‘是狼改不了吃肉！’反动派是忘不了杀人的！二师同学，虽然没有避开敌人的屠杀，但是他们抗日的决心，他们的斗争是英勇的！”严萍摇摇头说：“惨呀！真是惨呀！”贾老师说：“敌人嘛，总归是敌人，不能有半点儿含糊！”他们两人好象认可了这句话，又相对着沉默，有抽支烟的工夫，他才问：“惨案以后，你们打算怎么办？”严萍慢慢抬起眼皮，看着老贾说：“听你的吧。”贾老师立起身来，右手扶在桌角上，歪起头想了一刻，说：“他们没有来得及冲出来，斗争虽然失败，可是我们应该做最后努力，下最大力量进行营救。”严萍说：“怎么营救法儿？”贾老师说：“通过被捕的家属，请律师对簿公堂。抗日者无罪！”说着，他有些气愤，心头有些悸动。严萍说：“希望你及时帮助吧！”贾老师说：“不，为了打击反动派镇压抗日的凶焰，我要回去发动农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和卖国贼们决一死战！”他觉得这次来保定收获很大；那就是他再一次的看到阶级敌人的凶惨，看到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本质。严萍说：“那好极了，我也要去！”贾老师说：“不，你要在这里坚持下去。负责给他们送些吃穿。有生病的人，要设法通过关系，保外治病。在监狱里困苦啊，救济会的同志们，要好好的照顾他们。”严萍睒着眼睛，说：“你就要走？”贾老师说：“事情已经如此，我就没有在这里呆下去的必要了。你也要注意，搬到别的地方住住吧！在保定住不下去了，你再回到家乡，我在那里等着你。”严萍听说老贾要回去，心里着急，低下头去不说什么。贾老师又说：“目前，你的任务是一方面保存自己，一方面营救监狱里的人。”
说话中间，窗外有人走动。贾老师问：“是谁？”严萍说：“是我母亲。”贾老师说：“会开完了，我的肩头又更加沉重了。我要回去了。”他说着，立刻挪动脚步，走出门来。严萍送出老贾，立在台阶上，向南望了望，又向北望了望。街头冷清清，黑漆漆的。她闩上大门走回来，继续整理那些书报。觉得心思烦乱，停下手来，捂上眼睛待了一会。那一场悲惨的场景，又映在她的眼前：老曹、老刘、江涛⋯⋯他们身上都捆着绳子，脸上带着伤痕，迈着大步走上小桥的时候，还张开大嘴喊着：“一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看着的人们，没有不掉泪的。江涛走到严萍面前的时候，大睁着眼睛看着她。她的视线一碰到江涛的眼光，泪水立刻积满了眼眶，暗暗点下头，又把头低下去。用手扪住心窝，说：“望你珍重！”她擦干了眼泪，抬起头来的时候，江涛已经走过去了。她又后悔，她不该低下头去，说不定这就是和他们最后一次会面！她在床边站了一刻，实在按捺不住烦躁的心情，就走出来，在院子里散步。隔着窗玻璃，看见父亲还在靠椅上躺着，一动也不动，母亲到房屋里铺床睡觉了。她开门进去，在窗前站了一刻，说：“爸爸！你要想法儿营救他们！”严知孝看了她一眼，摇摇头说：“都是我的学生，我不想营救？怎么救法？军阀们总以杀人为乐事！”严萍一时激动，说：“不，不能叫他们杀，不能！”说到这里，她心里焦躁，慌乱得跳动起来。严知孝看见女儿难过的样子，走过来拍着严萍说：“孩子！你年岁不小了，也要明白。尽管你心里难过得如同刀割，叫我这做爸爸的又该怎么办呢？他们手上带了铐，脚上钉上镣，关在监狱里，拉也拉不出来，扯也扯不出来。等天明了，我还去见陈贯群⋯⋯”严萍低着头说：“他们要是一定要杀呢？”说到这里，严知孝猛地甩乱了头发，咬着牙关，把手在大腿上一拍，说：“不，不能让他们杀！要是他们一定要杀，那就让他们先杀了我！”妈妈睡在床上，听得父女两个又哭又闹，从床上抬起身来，说：“什么金的玉的呢？比他好的人儿多着呢！又不是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儿⋯⋯”严知孝听老伴絮叨得不象话，走过几步，冲着房屋说：“你说的是什么？简直不通情理！”严知孝一说，严萍身上摇颤着，趔趄两步，倒在靠椅上，抽泣起来。严知孝说：“不要哭，不要哭，孩子！我就你这一个⋯⋯我知道你爱江涛。既然有此一来，就要有始有终。只要他在人间，你就应该为他努力！”妈妈一听，掩上怀襟走出来，说：“什么话？你说的是什么话？嗯！”严知孝也不理她，只是说：“萍儿！打叠几件衣服被褥，给他们送进去。”妈妈斜了严知孝一眼，说：“当成什么好女婿呢？那算是什么，还送衣服！也不怕叫人笑话？”严知孝说：“要送衣服！要送衣服！我严知孝是无党无派的人，叫他们杀我吧！叫他们把我关在监狱里，我才有了饭吃呢。”严萍伏下身子，哭着说：“江涛走的时候，他还说，过两天就回来了。
他再也回不来了！”严知孝两手拍着严萍，摇摇头说：“他回不来了！回不来了！”说着，眼泪婆婆娑娑，象雨点子一样滴了下来。５９惨案的血迹还没有干，美国思罗医院里，小礼拜堂的铜钟，焦脆的响过。低沉的风琴声咿唔响着，修女们低音唱着圣诗，歌声飘进病室里。张嘉庆从一片圣歌中醒来，睁开眼睛一看，是躺在病床上。头上一处伤，腿上一处伤，头上缠满了绷带，鼻子焦得难受，嘴唇皮也裂开了，津出血珠。他觉得身子轻得象鸟，在云雾中飞行，在暴风雨里折斤斗。两脚朝天，头顶触地，滴溜旋转。又觉得头脑晕眩，两腿麻木，硬挺挺地，象失去知觉。那是一间精致的小屋，粉白墙壁，红油地板，天花板上雕镂着花纹。门前是小礼拜堂，屋子后面是一片墓地，荒坟上长满了枣棘和红荆。有一个穿灰色军装的士兵，扛着枪站在门口，探头探脑向屋里窥望。他看那个士兵，瘪皱的脸嘴，油污的枪，破军装被汗水浸透了，发着臭气。整个说起来，他站在医院里，和这气氛很不相称。张嘉庆一看见灰色兵就生了气，楞着眼睛骂：“你妈的！看什么？”岗兵见他凶煞似的，战战兢兢地说：“连长叫我们给你站岗。”张嘉庆冷笑了一声说：“嘿！给我站岗？背着门扇取布，我没有这么大牌子！”说着，他瞪起眼睛，头发直想乍起来。岗兵以为他疯狂了，吓得浑身起了鸡皮，抖颤着。不一会工夫，一个穿着白衣白裙，戴着白帽的女医生，带着护士，扭搭扭搭走进来。走到病床跟前停住步，看着护士试了体温，换了药，打了针。她凝神看着天花板，在怀里划着十字，默默祝祷：“耶稣基督⋯⋯”就走开了。张嘉庆一闻到女人的气息，就皱起眉头，闭着眼睛。他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气味，说是香水，不象香水，说是肥皂，又不象肥皂。又晕晕眩眩地睡了一觉，做了几个破碎的梦——散传单、宣传集会、街头演说、警察追袭⋯⋯说不清做了多少梦，经过多少次的心惊胆战。到了黄昏时候，他第二次醒来，觉得头脑清醒了一些。翻过身，看太阳压住西山，红得象一只番茄。夕阳照着洋槐树，照着屋顶，照着墓地，从树叶的夹隙里，可以看得见有人在墓地上送殡。一辆骡车载来十几口棺材，两个人抬起，一口口扔到墓坑里。棺木入葬了，没有爱人和孩子们，没有友人送葬。没有仪式，没有音乐，没有花圈，只有黄昏的夕阳伴着暮影⋯⋯他看着看着，泪水不由得流出来，充满了眼眶。他又想起，那是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这个错误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失去了多少战友，他们为了自由解放的事业流尽了鲜血，倒下去了。他摇摇头，悔恨自己：“为什么不同意江涛的意见，把战友们分散到乡村里去，从这一座农民的小屋，走到那一座农民的小屋，把抗日的种子撒在广阔的土地上。等待时机一到，各人带着一群战友们走了来，同志们久不见了，握着手说说笑笑。斗争胜利了，
乡村里有了政权，抗日工作就成了合法的⋯⋯如今，尽管说战斗是英勇的，可是也没躲过敌人的屠刀。战友们再也不能见面了，黑暗的日子在等待着⋯⋯这时，小礼拜堂里低沉的风琴声又响起来，唱诗班又开始歌唱了。张嘉庆的泪只有向心里流着，说不尽的悲痛。江涛的面影又移到他的眼前：浓眉、大眼，努着眼睛看着他。他觉得惭愧，用不着判断，当时是一种盲动思想支持他，使他怀着对立的心情，讲出和江涛对立的话。只是勇往直前，却不认识环境。没有恰当的对策，盲目行动，就没有斗争的胜利！如今一场惨案，把影响传给后来的人，一代、两代、三代⋯⋯无数青年学生们，永远铭记失败的教训，追随着烈士们的血迹前进。青年人永远记住：他们有坚定的意志，崇高的理想，他们勇敢不怕牺牲。他们站在抗日战争的最前列，奋不顾身地和敌人搏斗，可是由于敌人的强大、凶暴，他们暂时失败了，有些同志倒下去了⋯⋯他想着，泪花溅在枕上，泡湿了脸颊。在睡梦里，觉得有一只温凉的手掌，放在额上，睁眼一看，是年轻的女医生，就立刻把眼睛闭上。女医生屏息宁神，不说不笑，闭着嘴唇，谨慎地执行她的职务。见张嘉庆脸上有泪，轻轻地问：“好好儿的！哭什么？”张嘉庆擦干了眼泪，说：“痛得不行，哎！活不成了！”女医生在怀里画着十字，说：“耶稣基督⋯⋯好好儿的！没伤筋，没动骨，你养息几天就好了。”正在说着话，牧师挺着大肚子走过来。这人五十多岁，穿着西服革履，胖胖的，两撇短胡髭。隔着窗子，用阴森森的眼睛看着，见女医生安慰他，斜起白眼睛，说：“哭什么？有抗日的劲头儿，这算个啥？砍下半个膀子也甭吭声，看你们有多么硬的骨头！上头不叫你们抗日，你们非要抗日？那又不是自己的事情！”女医生看牧师走过来，退了一步，低下头去，暗暗画着十字，向耶稣默祝。牧师又撅起嘴说：“不信耶稣的家伙们，无神论者！”说着，仄起头匆匆地走过去了。女医生缄默着，用眼睛送牧师走远。又走过来照顾换药，摸摸索索地蘑菇了半天。在她眼里，这个长挑儿青年，是怪喜人的。高鼻梁，乌黑的眼瞳，好硬气的身子骨！她心里偷偷地跳动了几下，一股热烘烘的浪头儿从心里涌上来，面庞上泛起一抹晕红。张嘉庆在女人眼里，是一匹雄狮，他有坚强的体魄，容光焕发的脸颊。那犷悍的性格，要想用女人的爱情，用鬼神的魅力去驯服，是万万不能的。他的斗争历史注定：他不能皈依女人，不能皈依神。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一个勇于战斗，勇于牺牲的共产党员，他要为抗日战争，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一生！女医生正在床边呆着，朱老忠一步一步地走进来。手里拎着一兜篓鸡蛋和挂面，好象串亲戚瞧病人。张嘉庆一看见他，眼角上立时渗出泪滴来。怔着眼睛，想爬起来，颤着嘴唇说：“爹，你可来了！”朱老忠向他眨巴眨巴眼睛，忍住眼泪，说：“来了，孩子！我来看你了！”又猛然提高了嗓门说：“那门房里，好可恶的东西！麻烦了半天，说什么也不让我进来。又是什么找熟人做证，又是什么打铺保，这么多的罗嗦事！真是欺侮我乡下人哪，拿枪打了俺的人，还不叫家里人见面？天底下有这么不讲理的不？”朱老忠唠唠叨叨地说个不停，使粗布手巾擦着眼泪。
女医生见朱老忠和张嘉庆动了感情，摇了摇手儿，喃喃地说：“好好儿的！平静点儿，动那么大的火气干吗？对身体不好⋯⋯耶稣！基督！”她又在怀里画着十字，微微点头。朱老忠走过来，扑在张嘉庆身上，说：“我儿！听说你无缘无故被人打了，心里好着急，你的伤可是怎么样！”说着，走上去要动手翻开被子，看张嘉庆的伤。女医生忙走过去，伸手按住，笑了笑说：“不！不能看！”张嘉庆把上身向后一仰，说：“爹！我可活不成了！脑子被震坏了！”说着，眼泪又象麻线一样地落下来。朱老忠听得张嘉庆说“活不成了”，立时心血上涌，冲红了脸颊，心尖打起哆嗦，流下泪来。女医生看他们难过得不行，就说：“哪里⋯⋯不要紧！好好儿的！”说着，也由不得鼻子尖儿微微一酸。正在这刻上，牧师又走过来，丧气地说：“哼！都说ＣＰ骨头硬，一点也看不出来！蝎螫蚊咬也成了伤身大症！”自从那一天，保定行营把看守任务交给他们，他只怕有个一差二错，不是玩儿的。一会走过来看看，一会走过来看看，惟恐有什么闪失。张嘉床急躁地拍着床板，用眼睛盯着他说：“象你这么说，枪子儿打在你身上不疼？”牧师也不理睬，还是嘟囔着：“革命党！没有一个是信服耶稣的！”女医生低下头去，看着牧师走远，呢喃着说：“医院总比监狱好一点，好好儿的！嗯？”她淡淡地一笑，又跳跃起乌亮的眼瞳呼唤着他，拿起医具，扭动身子走了出去。张嘉庆眇她走远，一下子伸开长胳膊，把袖子一捋说：“去你个蛋！老子比你明白得多！”朱老忠一看，大睁着眼睛问：“嗯，怎么样？你好了？”张嘉庆说：“不瞒大伯说，只是一点皮肉上的事。”他也明白，住在医院里，总比监狱里好得多。朱老忠把两只手撑在床沿上，翘起小胡子看着他，问：“老是有人在这里看守着？”张嘉庆指着窗上的铁丝网说：“他妈的！好象防贼！”说会话的工夫，又换了一个岗兵，盯着那个兵士走远了，才转游过来。把手在朱老忠身上一拍，说：“朱老忠！是你来了。”朱老忠一听，这个声音怎么这么熟？浑身一惊，转过头来，盯着眼睛问：“你是谁？”那个士兵伸手指着自己鼻子，说：“我，是冯大狗。”朱老忠歪起头看了看，不知说什么好。又扬起下巴思摸了思摸，猛地走过去，握起他的手说：“是你，大狗！”冯大狗问：“你来干什么？”朱老忠说：“不瞒你说，来看一位亲戚。老乡老邻，请你多加关照吧！咳！日子没法过，在这里也没有什么营生儿，只好拉个人力车，挣个盘缠脚给，挣碗饭吃。我想，每天在这门口等个座儿！嗯？”他合上嘴，点着下巴暗示嘉庆，又仄起头响亮地笑了，走过来说：“要是知道你在这儿，我早来找你了！”冯大狗睁着两只眼睛看着，他猜不透朱老忠是对着谁说话。两个人才说念叨个家长理短，牧师听得响亮的笑声，又走过来，隔着
窗户看了看，说：“笑什么？老头子！这是重病房，要保持安静。乡下人，一点不懂得医院的规矩！”说着，又走过去了。冯大狗看他走远了，才说：“哼！整着个儿是他娘外国的奸细！”朱老忠说：“大狗！你要好好照顾他，这是我的亲戚。”冯大狗点了一下头，笑了说：“他也是我的亲戚。”张嘉庆又问他：“我好象在什么地方见过你？”冯大狗说：“八成，是那天晚上和江涛⋯⋯”张嘉庆笑着拍着床，说：“这就是了！看起来，咱们也是一家人。”冯大狗说：“当然是！这算无巧不成书。”张嘉庆为了母亲的不幸，特别同情贫穷妇女。一看见妖冶的女人，就起心眼里不高兴。他想：“守着这样的女医生养病，一点没有好处，会越养越病得厉害。”过了几天，女医生又来看他。这一次，不象从前，门儿一响，她踩着细碎的脚步声走进来。到了床边，微微笑着。先在怀里画了十字，揭开被单问：“怎么样？好点了吧？”又仄起头，瞟起白眼仁说：“按日子算，你该好了。”张嘉庆摇摇头说：“还是不好！腰酸，腿痛，脑袋沉重，浑身软洋洋的。”女医生合上嘴，忸怩地笑着，说：“那就该运动运动，嗯？你又瘦了。”看张嘉庆实在痛苦，对冯大狗说：“他可以拄上拐杖，出去散散步，蹓跶蹓跶，窝坏了呢？”冯大狗说：“去蹓跶蹓跶吧，又有什么关系。”听得说，牧师又走过来，抬高了声嗓说：“小心着点儿，这是‘平头’。有个一差二错，我负不起责任！”女医生说：“他的关节动着了一点，长时间不运动，怕出了毛病呢！”张嘉庆听了牧师的话，心上一下子象长了茅草。说：“平头？我是学生头⋯⋯妈的，净说些个胡话！咳！实在立不起身子，骨头还没长好，别光看表皮。”也许，一颗眼泪，两声哀唤，会打动一个宗教徒的怜悯心。女医生偷偷地看他美丽的眼睛，放散出痛苦的光芒。长头发黑黑的，飘着青春的幸福⋯⋯一缕怜惜之情，荡漾在她的心怀里。可是，她不敢表示什么，觉得是越分。又合上眼睛，画着十字说：“耶稣⋯⋯基督！”慢慢地抬起眼睑，一丝笑容重又挂在脸上。连忙给张嘉庆盖好了被单，说：“在家里都是阔少爷，担不起一点沉重！”说着，迈起轻巧的步子，一步一步地走出去。张嘉庆故意蒙眬上眼睛，通过眼睫毛看她走远。才耸了耸肩膀，倚在床栏上，心上觉得实在好笑。想不出从什么地方，跑出这样一个人物儿。他掏出烟盒子吸着烟，见冯大狗戳着枪，靠在门框上，顺手捏起一支烟说：“喂！看烟！”说着，把香烟投过去。冯大狗接住烟，笑了笑，凑近对了个火儿，说：“说真的，你的伤怎么样？”张嘉庆说：“咳，不好呀，身子酸得不行，饭也懒怠吃。”他又抬起头盯着，说：“怎么样？大哥！拉咱一把儿吧！”冯大狗吸着烟，刚刚蹲在门坎上，又站起来说：“嗯，自己人，好嘛！”说着，又一步迈过来说：“咱们是老朋友！”张嘉庆攥住他的两只手，楞了老半天，才说：“帮我逃出去吧！”冯大狗说：“不要慌，慢慢来商量。”
张嘉庆把大腿一拍说：“嘿！真是⋯⋯”看有希望逃狱，到这刻上，他觉得身上象完全复原了，茁壮起来。冯大狗走过去关上门，压低了声音问：“你的伤到底怎么样？”张嘉庆说：“还不太好！”冯大狗说：“唉呀！有本事的人们！可惜江涛被捕了，他被捕了可非同小可，他名声大，上头指出名字来要他。”又摇摇头说：“那天夜里进攻的时候，我就打死好几个反动家伙，我看见几个人追着江涛跑，一伸枪撂倒他们几个！”张嘉庆问：“这里还有谁？”冯大狗说：“那边还有边隆基和陈锡周。”张嘉庆说：“大哥！你得给我们想个办法！”冯大狗说：“行，傻哥哥助你们一臂之力！医生既允许你蹓跶蹓跶，你就蹓跶蹓跶吧，等身上壮实些了⋯⋯”说着，挤了挤眼睛，又笑了。张嘉庆说：“我走不动，还得有个人儿扶着。”他说着，又投给冯大狗第二支香烟，说：“大哥！换换！”冯大狗吸着烟，张嘉庆又说：“刚才忠大伯送了挂面鸡蛋来，想吃也没法儿做，你拿去吃了吧！”冯大狗听得说，立刻心上高兴，走过去把挂面一把一把地看了看，馋得咂着嘴唇说：“家里人送来的东西，还是留着你自格儿吃吧！”张嘉庆摇头说：“甭客气，拿去吧！咱一遭生两遭熟，在一块儿待久了，就是老朋友。”冯大狗说：“当个穷兵，这话也就没法说了，连个鞋呀袜子的也弄不上。老早就闹胃病，吃也是小米干饭，不吃也是干饭小米。这可有什么法子？”他说着，象有无限的悲愤。张嘉庆说：“是吗？你拿去，养息养息身子。”冯大狗说：“看你也是个直性子人，好朋友！你既有这个意思，就没有什么说的了。”他用褂子襟把挂面鸡子兜好，又笑着说：“咱也享享福。”说着话走出去，象是得了宝物似的。出了门，又停住步，走回来说：“不当兵不行，开了小差抓回来也是打个死。当兵吧，家里大人孩子也是饿着。咳！混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呀？”张嘉庆就势说：“哪！咱就不干这个了！”张嘉庆和冯大狗，两个人在一块混熟了，盼得是他的岗，在一块说说笑笑，吸着烟拉家常。那天，张嘉庆看天上晴得蓝蓝的，阵风吹过，洋槐树的叶子轻轻飘动。他说：“我想到外边去蹓跶蹓跶，可以吗？”他说着，拄起拐杖在头里走，冯大狗在后头背着枪扶着。张嘉庆说：“这才对不起你哩，叫你这样服侍我！”冯大狗说：“没关系，谁叫咱做了朋友哩，没什么说的。”张嘉庆说：“在一块待久了，咱就象亲兄弟一样，我看咱磕了头吧！写个金兰谱，嗯？”冯大狗笑咧咧地说：“那可不行，俺是什么身子骨儿？你们都是洋学生，阔少爷们。”张嘉庆说：“老朋友嘛，有什么说的。那是一点不假！把我父亲的洋钱摞起来，就有礼拜堂上的尖顶那么高。成天价花也花不完，扔在墙角里象粪土，一堆堆的堆着。”他说着，睁开黑亮的眼睛，抬起头望着礼拜堂上的圆
顶和圆顶上的十字架，甩了一下黑亮的长头发。冯大狗咧起嘴说：“你家里有那么些个洋钱呀？”张嘉庆说：“这还不是跟你吹，我父亲花一百块洋钱买过一只鹰，花五十块洋钱买过一条狗，花一百二十块洋钱雇过熬鹰的把式。”说完了，怕他不信，又反复地叮咛：“是呀，真的呀！”他想：“是当兵的，都喜欢洋钱。”两个人迈下大理石的石阶，院子里象花园一般，有白色的玉簪，有红色的美人蕉，爬山虎儿爬到高墙上，院子里开着各色各样的花。几个老人，穿着白布衣服，打扫院子。洋灰地上，没有一丝尘土。走到大门上，向外一望，一条甬道直通门口，甬道两边，两行洋槐树遮着荫晾。一看多老远，好象“西洋景”。日影通过槐树的枝叶，晒在地上，一片片亮晃晃的影子跃动着，微风从门外吹来，有多么凉爽。冯大狗说：“嘿！真是美气，你看外边多么敞亮？老是在小屋里囚着！”张嘉庆说：“要是没有病，住在这地方有多好！可惜咱的腿坏了，这辈子放下拐杖再也走不动路了。”冯大狗听了，倒是半信半疑，从上到下看了看张嘉庆，说：“咱快回去吧，要是叫牧师看见了，有些不便。”张嘉庆说：“怕什么？这地方有多凉快。”冯大狗说：“可，这话也难说了。”张嘉庆说：“咱是老朋友嘛，我能叫你坐腊？我有了灾难，你能袖着手儿不管？”冯大狗笑了笑，说：“当然不能。”张嘉庆说：“我想⋯⋯”一句话没说出口，就又停住。冯大狗紧跟了一句，问：“你想干什么？”张嘉庆本来想把这意思告诉他，可是深思了一刻，心里说：“还是不，如今的社会人情是复杂的！”他说：“我想搬个靠椅在这儿躺躺行不行？”冯大狗说：“老弟！那可办不到。”他们两个人，在槐树底下站了一刻，从那头走过一个老头，墩实个儿，五十来岁数，光着脊梁，穿着短裤子。走近了一看，正是忠大伯。朱老忠笑开长胡子的嘴，使着天津口音说：“车子吧！上哪儿？别看我上了年纪，还能跑两步儿。”冯大狗看了他一眼，笑了说：“算了吧！你这么大年纪的人了，还能拉车！”仔细一看，又问：“怎么，你在这儿落了户？”朱老忠说：“落什么户，挣碗饭吃算了，咱家乡水涝坏了！”又拍拍大腿说：“别看不上我，跑不了两步儿，敢卖这个？”冯大狗左看右看，看了看朱老忠，又看了看张嘉庆，他真有点莫名其妙，象是肚子里憋着一堆笑。朱老忠问：“你们不坐车？”张嘉庆说：“你多等几天吧，早晚有坐你这车的时候。”朱老忠说：“好吧！几时没人坐，我就不动窝儿，老是在这里等着。这年头，连个棒子面也吃不上了。”冯大狗楞怔着眼睛，看了看朱老忠，又看了看张嘉庆，说：“看你们俩象是打番语。”张嘉庆笑了笑说：“哪里，还能拿你当外人？”冯大狗咬着张嘉庆的耳朵说：“也难说，你们共产党里边真是有能人！”
冯大狗把张嘉庆搀回来，张嘉庆坐在床上说：“呀，腿好痛呀，可坏了！”冯大狗嘟嘟囔囔地说：“腿还不好嘛，非上外头去蹓跶！”张嘉庆伸手拉过冯大狗，对着他的耳朵说：“大哥！你帮我出去！”冯大狗笑着摇摇手说：“慢慢儿想办法。”这句话刚脱口，又说，“兄弟，你可不能叫我坐腊！”张嘉庆说：“当然是！咱是老朋友嘛。”第二天午睡的时候，蜜蜂在槐树花上嗡嗡地叫着，院子里很静。张嘉庆看人们正睡午觉，拿起拐杖溜出来，礼拜堂的尖顶，浴在七月的阳光里，嘎鸪鸟在槐荫里叫着。他急步走下石阶，站在甬道边探头往门外一看，洋槐树底下还有那辆人力车。朱老忠正在车上睡着，鼾声象雷鸣。张嘉庆瞅着近处没有人，一溜烟走出去，用拐杖磕着车杠，说：“喂！老伙计！”朱老忠睁开眼一看，向四围睃巡了一下，说：“甭问价钱，快上车吧！”他翻身抄起车杠，等张嘉庆上车。张嘉庆跳上人力车，伸手抓下绷带，箍上块洋肚手巾。朱老忠匐下腰，撒腿就跑。张嘉庆坐在车上，只听得耳旁风呼呼地响着。这辆人力车，一直顺着大道往南跑，拐弯抹角，经过曹锟花园，出了南关，直跑得朱老忠满头大汗。张嘉庆说：“大伯！你坐上车来，看我给你跑两步儿。”朱老忠问：“你跑得了？”张嘉庆说：“早就跑得了！”张嘉庆象出了笼子的鸟儿，两手握着车杠，伸开长腿跑得飞快。朱老忠坐在人力车上，看路旁的黄谷穗儿蹦跳，红高粱穗儿欢笑，心里着实高兴。更高兴的，是他应该完成的任务，他克服了一切困难，坚决完成了！正当夏日时节，平原上庄稼长得绿油油的。张嘉庆拉着这辆人力车，在田野上跑着，象撑着一只下水的船，冲破了千层巨浪，浮游在绿色的海洋上，飘摇前进！⋯⋯跑到一棵大树底下，才说放下车休息一会。可是，后面有人扛着枪赶上来。张嘉庆想拉起忠大伯钻进青纱帐里逃走，定睛一看是冯大狗。等他走到跟前，张嘉庆伸开嗓子问：“怎么你也跑出来？”冯大狗说：“我一看没了你，左等你也不来，右等你也不来，我能等着住军法处？就抬起腿跑出来，一出城就看见你们两个，你们在头里跑，我留在后头殿着后，要是有人追上来，管保叫他吃颗黑枣儿！”他说着，拿下枪来，拉了一下枪栓，得意地笑了。朱老忠说：“好，有了枪咱回去就有得成立抗日武装了！”这时，朱老忠弯腰走上土岗，倒背着手儿，仰起头看着空中。辽阔的天上，涌起一大团一大团的浓云，风云变幻，心里在憧憬着一个伟大的理想，笑着说：“天爷！象是放虎归山呀！”这句话预示：在冀中平原上，将要掀起波澜壮阔的风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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