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叙事视角研究

陈思内容摘要：莫言的小说《红高梁》以其奇特的叙事手法吸引着人们的眼球，自1986年发表以来关于这篇小说的讨论就一直未曾停息，本文将以热奈特的《叙事话语》和申丹、王丽亚的《西方叙事学》为理论指导，从叙事视角的角度来分析莫言小说《红高梁》，并且分析特殊的叙事视角背后蕴藏的作者的叙事意图。小说《红高梁》主要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采用不断转换的视角以及频繁而富有跳跃性的时间切换来表达主题意蕴，有别于传统小说。关键词：《红高粱》叙事视角叙事意图2012年，奠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华人。随之，中国国内掀起了一股“莫言热”，莫言于1986年发表的《红高粱》也再次引起了公众的注意，《红高梁》也曾被著名导演张艺谋改编为电影，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回忆；2014年著名导师郑晓龙又将其改编为60集的电视连续剧，在四大播出平台均取得了不俗的收视成绩。《红高粱》到底有何魅力这样一直吸引着公众的眼球呢？本文将从叙事视角的角度来分析奠言小说《红高粱》，并且分析特殊的叙事视角背后蕴藏的作者的叙事意图。“叙事视角是指叙述时观察故事的角度……视角是传递主题意义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工具。无论是在文字叙事还是在电影叙事或者其他媒介的叙事中，同一个故事，若叙述时观察角度不同，会产生大相径庭的效果”热奈特的《叙事话语》区分了三种聚焦模式：“零聚焦”或“无聚焦”叙事、内聚焦叙事、外聚焦叙事。“零聚焦”叙事的特点是叙述者是全知全能，读者是通过叙述者设定的视角进入特定的叙事世界的，通过叙事视角了解作品主题意义，体验不同的视角带来的审美效果。叙事视角是进入叙事虚构作品的桥梁，“叙事角度是一个综合的指数，一个叙事试图的枢纽，它错综复杂地联接着谁在看，看到何人何事，看者和被看者态度如何，要给读者何种‘召唤视野’。这实在是叙事理论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由此可见，在不同的作品，不同的场景，不同的人物中采用何种叙事视角对于意义的表达和产生的审美效果息息相关。《红高粱》叙事模式非常奇特，主要标志就是小说中一系列的叙事人称：“我父亲”、“我爷爷”、“我奶奶”、“我”。小说《红高梁》中是“我”是第一人称，置身于虚构的世界之外，“我”是叙述者，叙述者甚至在小说中直截了当地交代了“我”作为叙述者的声音：“父亲不知道我的奶奶在这条路上主演过多少风流悲喜剧，我知道，父亲也不知道在高粱阴影遮掩着的黑土上，曾经躺过奶奶洁白如玉的光滑肉体，我也知道”；“父亲”、“罗汉大爷”“爷爷”、“奶奶”则是“感知者”，是一种“人物视角”，处于故事之内，“所谓‘人物视角’，就是叙述者借用人物的眼睛和意识来感知事件。也就是说，虽然‘叙述者’是讲故事的人，但‘感知者’则是观察事件的人物。” 纵观全文，可以理出一条主要的叙事脉络：1、用父亲的视角直接进入战争准备阶段。我父亲跟着余占鳌的队伍去胶平公路伏击敌人的汽车队，父亲作为战争的参与者，对战争的体验尤为真切，用父亲的体验视角来描述事物，更加真实可感；2、用“我”的视角写出“我”是为了给家族树碑立传才来讲这个故事的，交代了写作目的，交代了“我”作为叙述者的身份，同时对第一部分紧张的战争埋伏进行了缓冲，使读者从紧张的氛围中解脱出来，形成了一定的审美距离；3、用“我”的视角写罗汉大爷被日本人抓走，在日本人的部队中用刀铲骡子腿，此时的“我”是一个外视角，而且是一种选择性的全知视角，通过固定观察罗汉大爷的状况来推进情节的发展，因为通过“我父亲”的视角并不能知道罗汉大爷被日本人抓走之后的情景，更无法得知罗汉大爷用刀铲骡子腿这样的细节，叙述者处于故事之外；4、用“我父亲”的视角回到战争现场，并用倒叙的手法交代了前天晚上余占鳌和冷支队长达成抗战共识然后又回到战争现场然后又用倒叙的手法，用“我父亲”的视角描述罗汉大爷被剥，“我父亲”作为故事的参与者和观察者，通过“我父亲”的视角，叙事者极其细致的描述罗汉被剥的细节，使读者产生极大的不适，这是第一人称体验视角，读者通过人物正在经历事件的眼光来观察体验，因此可以更加自然地感受到人物复杂、细致的体验。罗汉大爷被剥的描叙越细致，越残忍，就说明“我父亲”看得越仔细，对我父亲的心灵冲击就越大；5、用“我奶奶”的视角倒叙“我奶奶”和“我爷爷”初遇的故事：奶奶出嫁，爷爷是轿夫，奶奶的一双小脚吸引了爷爷，路上遇劫，爷爷出手相救。视角再次发生转换，用“我奶奶”的视角讲奶奶自己的故事，无疑是最真实可信的，这种倒叙又再次消解了前文中罗汉大爷被残忍伤害给读者带来的强烈的心理冲击，叙述者似乎不愿意读者过于沉溺于某种场景。不断转换的叙述人称和时序拉开了读者与叙事世界的距离；6、用“我”的视角述余大牙被枪毙。再次回到全知视角，因为”我父亲”的视角已经不能满足此时的叙事需要了；7、用“我”的视角描述“我奶奶”为队员送饭；8、用“我父亲”的视角描述“我奶奶”中弹，在最后一刻，是“我父亲”陪在奶奶身边的，父亲亲眼看着奶奶死去，这种视角又比外视角更为真切；9、用“我奶奶”的视角描述“我奶奶”中弹后，在弥留之际，回忆自己的人生经历：被迫嫁到单家，逃跑被抓，新婚三天回门路上被“我爷爷”劫持，两人在高梁地里野合，这里有大段“我奶奶”的心理描写，用的是第一人称的限知视角；10、用“我父亲”的视角描写炸掉日本汽车，双方损失惨重，战斗结束。从故事层面上看，“我”一个后代子孙，与“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故事有很大的历史距离，“我”并不是故事的参与者，所以更不会知道“我爷爷”、“我奶奶”的心理活动。作者完全可以用第三人称的外视角进行叙述，然而，在《红高梁》中，“我”不仅作为一个公开露面的叙述者，故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在“我父亲”不方便出场时，都是由“我”的声音将“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故事串联起来，而且“我”作为后人的身份又使叙事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来回穿梭变得合情合理。这样的叙事视角直接把“我”这个故事外的人带到故事的语境，所以叙事者“我”不仅不是局外人，还是故事的参与者，增强了叙述的真实感，弥补了叙述的历史间距。我们知道叙述形式对于叙述作品的意义来说，绝不是一个外加的辅助的因素，视角涉及到的是感知、心理、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问题。叙述从来不会让内容单独承担作品意义的任务。也就是说，莫言采用这种奇特的叙事手法，除了形式的创新外，还与作品的内涵息息相关。这些不断转换的视角以及频繁而富有跳跃性的时间切换改变了作者独白式的传达，让不同的声音平起平坐、各抒己见，增加了文本意义生成的可能性，不同叙事人的内心世界表达得更为直接。这样比简单的第一人称的视角要丰富、开阔得多；同时，营造出一种恍惚迷离的艺术效果。正是这种错综复杂的结构，使小说文本与读者之间产生阅读障碍，形成距离感，从而形成一种有别于传统小说的审美快感。除了零聚焦叙事和外聚焦叙事，这篇小说还运用了内聚焦叙事。小说在描述“我奶奶”临死之前的心理活动时用的是“限知视角”：“这就是死吗？我就要死了吗？再也见不到这天，这地，这高粱，这儿子，这正在带兵打仗的情人？枪声响得那么遥远，一切都隔着一层厚重的烟雾。豆官！豆官！我的儿，你来帮娘一把，你拉住娘，娘不想死，天哪！天……”此段运用限知视角，“限知视角跟上帝般全知视角不同，人物的视角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是一种有限视角。”这种视角直接将读者引入到“我奶奶”正在经历事件的内心世界。它具有直接生动、主观片面、容易触动读者的特点。这段心理描写写出“奶奶”死前对人生的感受。作者没有把自己的想法和评论通过文字传递给作者，但“奶奶”的切身感受都能够使读者感受“感知者”的意思。通过“感知者”的展示拉近了读者和主人公的距离，使读者通过生动的叙述深深感受到“奶奶”对生命的眷恋，对儿子、情人以及这片红色高梁地的深深眷恋与不舍。 纵观整部小说，莫言在全知和限知的叙事视角中来回穿梭。热奈特说：“对主人公的聚焦就是对叙述者视野的限制，不论用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这种限制都是人为的。”限知视角用故事内人物的感知取代了故事全知视角的感知，读者直接通过人物的“有限”感知来观察故事世界显然比全知视角更为真切。而全知视角又弥补了限知视角在视野上的限制和不足。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小说《红高梁》中的全知视角并不像传统小说那样叙述者高高在上，与人物保持一定的距离。小说《红高梁》的叙述者“我”是热情参与到“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故事之中的。小说《红高粱》以“我”说，“父亲”看为主，文中穿插了“罗汉大爷”、“奶奶”等人物视角。这种看似矛盾的视角转换，实际上是作者根据叙事实际需要调整叙事节奏，使叙事手法更有利于主题表达，既丰富了叙事模式，又能留给读者一定的想象空间，使莫言真正做到讲自己的故事，又聆听别人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