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

浅谈莫言《红高粱》的高密风情书写的手法牟雷霞(2012级汉语言文学专业)摘要：莫言在其中篇小说《红高粱》中，真实而艺术地再现了高密东北乡的民间风情。作品中展现的民间风情表现民风上，具体表现在三方面：第一是质朴自然的民风，第二是自由自在的民风，第三是强悍有力的民风。与作者相同读者对高密的这种民间风情也应该进行“赞美地批判和批判地赞美”。研究《红高粱》中高密风情的书写有利于探索莫言对于民间风情的书写艺术。关键词：红高粱；民间风情；民风；第7页共7页 《红高粱》是新时期先锋小说先驱莫言的代表作。作品叙述的主要是一支民间抗日武装伏击日本人汽车队的故事，表现了一定程度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红高粱》所描述的年代距今虽时隔多年，但其中对人性中社会性和自然性的冲突、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博弈以及现代社会人的普遍异化的描写与批判等，通过研究《红高粱》中的高密风情，探寻莫言笔下栩栩如生的人物性格及作者书写民间风情的艺术，对于现今的中国文学发展仍然具有有重要的意义。一、《红高粱》中高密的民间风情主要体现在民风上高密东北乡是具有特色的，大片大红的高粱地，激烈而频繁的抗日斗争，淳朴又刚烈的百姓，别具一格的烈酒，这些事有地方特色，而又容易被世界认可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越是乡土的，越容易被现代认可。莫言以高密东北乡这一独特的空间为背景，写下了《红高粱》小说。像福克纳营造的美国南部的约克纳帕塔法县，马尔克斯描写的南美乡镇马孔多一样，表现了东北高密乡独特的民风民俗，让世界知道了这样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地方。与此同时，高密东北乡独特的民间文化也深深地滋养着莫言。这里所说的民间文化指的是以民间的方式保存和流传的文化，更多体现的是民风民俗。在莫言的创作中大多数都是以故乡为背景，中国农村的风俗风情、人在《红高粱》中其描写的主题就是高密东北乡的农村和农民生活。对乡土社会的、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性格的刻画，是为展现人性深层的本质特征。在80年代的中国，文艺创作的热点是人性及人的生存状态问题。艺术家们以人性批判的目光，重新审视已有的现实生活。《红高粱》中通过描写高密的民间风情来展现出人生本质和人生道路的根本问题。其主要体现在质朴自然、自由自在及彪悍有力的民风上。（一）质朴自然的民风《红高粱》更令人着迷的是作品的乡土艺术感染力，文中的对话语言不加修饰，赤裸裸的从泥腥味的土地里立起来。粗口出自民间，那个粗放，那个痛快。作者好像热衷于这些横行霸道令人不齿的原始语言，贯穿全文，个性十足，不时地撞击着读者的胸口。骂过之后，作者肯定躲在书后咬牙切齿而又扑朔迷离的偷笑。小说多个地方描述“红”。衣服的红，血液的红，高粱红，酒红，原始性爱的红，就连我奶奶往战场上送的绿豆汤也是红色的，从头至尾贯穿一个“红”字。激情奔放。以“红”第7页共7页 为主色彩，红色最富有生命力，喋血的《红高粱》，汪洋的红，奔向了耸立在故乡通红的高粱地里那块无字的青石墓碑。殷红一片，亦真亦幻，折射整个华夏大地的神秘。《红高粱》在艺术性和思想性都有着深刻的意义。从高粱的红，到血的红，到娶亲时的红，红色一直是本书始终贯穿的色调。作者大力渲染红色，不足为怪。红是终极，也是新生。红高粱为原始意象，使得整个小说勃勃生命力，生命之魂。《红高粱》里展现了极具震撼力的乡土文化，有人认为是向西方人展现中国人的愚昧、落后和野蛮。但从文化的角度来说，创造和还原一部分民风和民情，对文化的发展闻言是一项有重要意义的工程。电影《红高粱》体现的是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复兴民族文化并与西方文化相对抗的立场。80年代的所谓的思想解放，使中西文化在现代社会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交流沟通。作家莫言由于个人独特的生活经历和文学创作理想，在文化发展理念等方面对此有独到的领悟和见解。前资本主义社会由于人的依赖，人成为工具，依赖别人而生存或附属于别人，人失去了本真的存在而异化。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物的依赖，造成了不是人消费使用物质，而是反过来物质利益压迫和控制人，人同样也异化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在于摆脱这种异化。人性的两个方面失去其一或其中一个方面畸形扩张也会导致异化。《红高粱》体现了对现代社会的人的异化现象的忧虑。但并不意味着其主张人类应该回归乡土社会的淳朴生活。人性异化的故事情节的描写是《红高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例如“我爷爷”杀死了与母亲通奸的和尚；为了爱情杀死了单氏父子；断臂的日本兵拿着家人的照片求饶，我爷爷仍然冷漠的将照片劈为两截等等。从其主旨来看，《红高粱》虽不赞成社会对于人性的道德约束，但却更难接受人的自然性对于人性的全面取代。人的自然性或野性的夸张描写，只是一种对人性异化的一种激烈反抗，是为了作品艺术审美的感染力与震撼力而考虑。人性应该是一个具有冲突和矛盾张力的整体。《红高粱》以理性文化为基调，但作家莫言在成长过程中受到的乡村文化的浸润使他在面对新的异质文化时，存在着接受和认同的深层障碍。乡土文化既是作者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母体，又是他成长和成熟必须背叛和修正的所在。城市生活人们之间的冷漠、对个性的压抑和精神的焦虑等使人们寻求精神上的抚慰。因而作者对于文化发展过程的态度是否定之否定的。电影《红高粱》体现的是相对于主流文化和理性生活而言的是人及其生活的异化和回归。（二）自由自在的民风　　用充满激情的语言描写红高粱，赋予红高粱以生命；用冷静乃至审美的态度，来描绘生命的痛与毁灭；借鉴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把无生命的变成有生命的；用绚丽的光和色彩，来隐喻生命力。《红高粱》无愧是一曲对生命力的赞歌。但这不是主要的，作为这篇小说精神主体的是强烈的生命意识，对带着原始野性、质朴强悍的生命力的赞美，从而表现其第7页共7页 对自由奔放的生命形式的渴望。人性是社会性和自然性的综合体。人和社会是同时性的存在或概念，人仅对社会具有逻辑先在性，而不存在时间先在性。人在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中获得本质规定，因而社会性才是人的本质属性，它规定和制约着人的自然性，并使人从自然界中分化出来。莫言的《红高粱》著作时正值80年代中期，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逐步清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左倾错误，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发展目标，思想解放运动开始萌生。但在当时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领域，人们还不能畅所欲言，行之所愿为，政治运动的负面影响和左倾思想对人心灵的摧残还没有完全消失，群众的个性、思想还受到很大的压抑。知识分子的集体良心决定了这个群体要做些什么改变这一现状。而莫言既不满于人性的社会因素受到社会规范和道德的束缚，同时也拒斥人性中自然性的泛滥与过度生长。所以在在《红高粱》里，对人性中的社会因素与自然因素之间的矛盾与平衡关系，表现出了十分强烈的关注，所以其在文中的描写中展现了高密的自由自在的民风。《红高粱》中极具夸张的故事情节，是作家莫言在社会处在重要转折时期对个性解放、人性回归的赞美和对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深情眷恋。在传统违反人性的封建道德和风俗下，“我爷爷”和“我奶奶”勇敢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追求爱情和自由的精神感染和打动着观众。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是作者和整个创作群体根据各自分工用各自擅长的艺术形式或内容呈现出来的艺术作品，他们表达的应该是对人类精神世界追求自由的一种终极关怀。在《红高粱》的创作过程中，通过对故乡肥沃的土地、朴实粗犷的乡亲和社会生活的描写，揭示了乡土社会人的生存状态、情感追求和价值观念，体现的是对人性的关注和对人性冲突的忧虑。真正意义上的人性更多的是一种矛盾统一体，没有绝对的美丑、善恶，因此在人类社会生活中人的些美好的品质，如智慧、善良、勇敢和节制等像一座灯塔普照着人世间的芸芸众生；同时人性中的那些阴暗丑陋的方面，也相伴而生，给人们带来苦难和不幸。高密这片土地上的人有着独有的性格特色，敢爱敢恨、敢作敢为、民风彪悍。不论男女，都为自己而活，不受传统的清规戒律的束缚。对于封建的伦理道德有一种反叛的精神。这是一种生命力的升华，也得以让《红高粱》所隐喻的独特文化在观众心中加以传承，让观众看剧的同时品味高粱文化的内涵与本质。（三）强悍有力的民风第7页共7页 抗日战争这段历史，在过去的70多年乃至可预见的未来很长时间，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将会永远被关注。远的不说，单从明代开始的抗倭斗争，到清代的甲午战争，到民国的抗战，以及近来的钓鱼岛以及东海纷争，中日之间几百年来的恩怨，乃至今后的争斗，将成为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高密的刘连仁，被日本鬼子祸害得不成人样，也是这段历史一个惨痛而又悲壮的侧面。中篇小说《红高粱》以民间自发抗日为主题，书写的就是那段奋力抗争外侵的历史画面，是中华民族抗击外侮的一个缩影。故事以“我”这个“不肖子孙”回忆家族往事铺展开来，把笔墨泼在“我爷爷”余占鳌领着土匪种“我父亲”和女中魁首“我奶奶”戴风莲，以及忠实的“罗汉大爷”等，组成民间武装抗日斗争的大场面，轰轰烈烈，在墨水河大桥，在长满红高粱的高密东北乡血腥厮杀，读来让人激情喷涌，热血澎湃，荡气回肠。小说最成功的方面，我认为在于塑造人物的真实，真正写出了在抗日燃烧的烽火中，人的血性、野性、狼性和人性。“我爷爷”余占鳌亦正亦邪双重身份，既是横行乡里的土匪头子又是抗日英雄，从他身上，极度渲染了那种原始的狂野，还有一种邪恶的本性，另一面却又充满正义感和生命的张力。在乡里，他干尽打家劫舍等种种龌龊事；为了爱情，他可以杀人不眨眼，残忍干掉了单家父子；而对于外侵，他又显得英勇悲壮，是一个奋起抗争的民间英雄好汉。用文中的话说，他是最王八蛋最有人性的复杂人物。三、总结真实，是文学的生命，从现实出发，是文学的最终归宿。《红高粱》在塑造人物方面就恰如其分地贯彻了这样文学的根本原则。在现实中，每个人都有其两面性，写出人性深处最根本最矛盾的地方，作品才能真正成功。如果把小说人物塑造出单一的英雄，在性格上显得更加单薄，非黑即白，是一种程式化、概念化、政治化、模型化的人物，很难触及人的灵魂深处，更缺少灵与肉，是没有震撼人心的力量的。《红高粱》可以说是当时的文学艺术领域的一个巨大突破。当然，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在本篇中，爱情亦是必不可免的，是其灵魂所在。奶奶和爷爷在高粱地里旁若无人的相亲相爱，为小说注入了激情，也渗入了人情色彩。与此同时，作者对暴力书写得心应手，整个文章倾向于这种描述。比如日本鬼子强迫孙五活剥罗汉大爷的皮，下笔狠了点，我的心一直“噗噗”跳个不停，也许读者都会发抖，魂飞魄散。罗汉大爷一身红，孙五一身红，围观民众一片红。从这些血淋淋的“红”中看出，文中所有人物都练就了一身“胆”。看到这些怒放的暴力书写，对惨无人道的日本鬼子那种从根基里的仇恨，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小说欲向世人展示什么，只要“我”第7页共7页 还在，种子就在，希望就在，根就会延伸，国就不会灭亡。中华民族在外侮面前，爆发的那种强大震撼的力量，传递着一种力透纸背的力度和深度。就像孙中山《同盟会宣言》：“复四千年之祖国，谋四万万人之福祉。”莫言是从贫瘠的高密土地里走出去的，骨子里有对贫穷愚昧的仇恨和热爱。家乡，是他心中的高峰，去解读它，去征服它，就要去攀爬。在意念的高峰面前，小说成了莫言对外倾诉的一种表达工具，从高密大地上凸显出一个血气腾腾的立体图腾。而他永远不能征服这个高峰，越攀爬，感觉自己越渺小，像罹患癌症骨髓穿刺一样疼痛，身心越扭曲，就越压抑和隔绝。他的思想是畸形的，是痛苦的。《红高粱》让读者重新审视人类的生存价值，以及人性的矛盾，寻找这片土地上的那种血性的力量。可惜甚至可怕的是，在富足以后的今天，这种原始的震撼的强大力量，在现实中正慢慢削弱乃至消失，或许，这才是一个民族真正的悲剧。参考文献[1]程悦.对《红高粱》创作的历史文化境遇及策略的思考[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03（4）.[2]朱骅.传统主义东方主义中国电影[J].社科纵横，2006（2）.[3]邓楠.寻根文学价值观论[M].2008.[4]张会军.风格创造.张艺谋电影创作论[M].2010.[5]张艺谋、陈孝信.论《红高粱》的文化价值[J].电影艺术，1989（2）.[6]刘广远.颠覆和消解：莫言小说中人的异化和审丑[J].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7][美]理查德·沃琳.瓦尔特·本雅明：救赎美学[M].2008.[8]李玲.中国现代文学的性别意识[M].2002.[9]曹志明.文学边缘化之我见[J].文艺评论，2006，（6）.气味[C].2003.[10]邓晓芒.灵之舞———中西人格的表演性[M].2009.OnMoYan"RedSorghum"high-densitystylewritingtechniqueMouLeixia(grade2012majorin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Abstract：MoYaninthenovel"RedSorghum",trueandartisticrepresentationofGaominortheastTownshipfolkcustoms.FolkCustomsshowworksfolkway,specificallymanifestedinthreeaspects:thefirstisthesimplicityofnaturalfolkway,secondistotakeone'seasefolkway,thirdisapowerfulfolk.Tothesamereaderforhigh-densitythisfolkcustomsshouldbe"praiseandcriticismandcriticalpraise".Studyonthe"RedSorghum"GaomistyleinwritinghelpstoexploreMoYanforthefolkartofwriting.Keywords:RedSorghum;folkcustoms;customs;第7页共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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