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浩文英译《红高粱》中的改写现象

葛浩文英译《红高粱》中的改写现象李晓玲河南科技学院勒菲弗尔认为翻译是一种改写的过程，著名美国翻译家葛浩文的英译《红高粱》是其最成功的译作之一，受到很多学者的高度赞扬。但是葛浩文的译作并不是绝对忠实于《红高粱》原作，而是进行了很多的改写。本文将从意识形态和诗学两个方面分析葛浩文英译本《红高粱》中的改写现象。关键词：改写;《红高粱》；翻译;引言《红高粱》是莫言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也是最能反映其风格的一篇奇作。1993年，由葛浩文翻译的《红高粱》英译本在欧美出版，引起热烈冋响，被《WorldLiteratureToday》iT•选为“1993年全球最佳小说”。《红高粱》屮莫言通过塑造中国最普通的农民形象和展现他们在抗円环境下生活的状态，包括生老病死，表现抗日战争中远离前方的高密东北乡人民生活的存在状态。作品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形象，他们充满对生活的热爱，与命运抗争的顽强与执着。2012年莫言获得诺災尔文学奖，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外译再次成为翻译学界的热点。莫言作品的获奖给了国人外译屮国文学作品很大的鼓舞，也激起了大家对莫言获奖功不可没的译者葛浩文的关注，而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成功翻译的典范一一葛浩文英译《红高粱》进行研究对于以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成功翻译，对于中国文学走出去都将会有重要意义。二、勒菲弗尔改写理论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rewriting）吸取了三大理论:俄国形式主义、接受美学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优点，他提倡的是将文学系统内部和外部研宄和结合的一种研究范式，是描写性的而非规定性的（邱进等，2011541）。勒菲弗尔借鉴 了俄国形式主义的系统观(system),把文学看作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将研宄的重点转向了伍含翻译和文学批评的各种“改写”。勒菲弗尔认为翻译木身是一种改写的过程，翻译和文化因素、社会因素紧密相连，在翻译过程中进行相应的改写是合适的而且是必要的。他认为“改写”是任何文学系统屮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在文学系统的演进和文学作品的接受过程中起到和文学作品一样重要的作用(Lefevere,1987)。在《翻译研宄词典》里，改写(rewriting)被定义为：“伍括翻译在内的一系列过程，可以说，这些过程以某种方式重新解释、改变或操纵某一原文本”。(Shuttleworth&Cowie,2004:147)在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中有三个关键因素: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意识形态在一般情况下与政治密切相关，属于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影响人们思想观念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等。勒菲弗尔认为，意识形态不仅仅属于政治领域，那些能够约束我们行动的规范和形式都属于意识形态。根据勒菲弗尔的理论，一切改写，不论苏意图如何，都反映了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勒菲弗尔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观念网络，由某一历史时期所接受的看法和见解构成，影响着读者和译者对文本的处理。意识形态由“规范人们行为的形式、习惯和信条构成，呈格栅状”(Lefevere,2004:16)。意识形态约束着译者对文学形式和主题的选择。意识形态关注的是“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勒菲弗尔指出：翻译给文学作品透射出的形象，基本上由两个因素决定:最重要的是译者的意识形态和翻译时目的语文学屮占主导地位的诗学。“诗学”这个概念来源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一书。在《翻译研宂百科全书》中，根茨勒认为诗学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指构成任何一个文学系统的体裁、主题和文学方法的总和;二是指在翻译研宄中，翻译诗学表示一个文学系统在一个更大的社会系统中所起的作用，也表示这个文学系统怎样与其他的(外国)的文学系统或符号系统相互作用。同时，翻译诗学还研究源语文本在自身的文学系统屮和译语文本在不同的系统中的诗学比较(Baker,2004)。诗学关注的是“文学应该是什么样的”。赞助人可以是个人或者团体、出版社、宗教组织、报纸杂志等，其能够促进或者阻碍文学的阅读和改写(Lefevere,2004)。赞助人通过各种管理机构，如政府或政党有关行政部门、学术团体、评论杂志、教育机构等等，对文学作品翻译的规范性和译作的发行进行控制，其至能够控制译者的翻译目的和翻译策略，使那些关注诗学的“专业人士”俯首听命于赞助人所处时代和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Lefevere,2004:15)。因此，译者在赞助人的授权和支持下进行翻译活动，赞助人所规定的翻译规范也就是译者的翻译规范，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必然受意识形态和赞助人的影响。在通常情况下，意识形态通过赞助人起作用。;浩文及其英译《红高粱》葛浩文(HowardGoldblatt)是著名的美国翻译家和汉学家，他对中M文化和文学非常感兴趣。葛浩文认为莫言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文学作品从很多方面都反映了中国的历史，是中国优秀文学作品的代表。1993年葛浩文所译《红高粱》出版，在其发行后的十几年里，发行量已达到了两万册，非常难得，“曾创下中国文学海外销量的最高纪录”(黄修毅，2012)。葛浩文翻译了很多莫言的作品，为其取得诺贝尔文学奖发挥了重要作用, 莫言在一次讲演中这样评价葛浩文的翻译：“我的小说的翻译者葛浩文教授，如果没有他杰出的工作，我的小说也可能由别人翻成英文在美国出版，但绝对没有今天这样完美的译本”。（莫言，2010）《红高粱》是葛浩文最成功的译作之一，受到很多学者的高度赞扬。但是葛浩文的译作并不是绝对忠实于《红高粱》原作，而是进行了很多的改写。因此，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为葛浩文的英译《红高粱》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基础。U!、葛浩文英译《红高粱》中的改写现象通过比较《红高粱》原小说和葛浩文的英译本，我们不难发现，在葛浩文译本中存在很多改写现象。根据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意识形态和诗学是影响葛浩文翻译的主要因素。（一）意识形态方面的改写勒菲弗尔认为，意识形态是“在特定时代和特定背景下的一种概念框架，它含各种思想和观念，通过这个概念框架，读者和译者能够理解原作”（Hermans,2004）。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社会背景K,所以无论是作家的文学作品还是译者所翻译的文学作品都和这个社会的意识形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勒菲弗尔曾说过，当译作渗入进目的语文化时，它一定会展现原作和译作不同的意识形态。葛浩文的个人意识形态对他的译作《红高粱》也有很大的影响。《红高粱》这部小说的历史背景是中国所处的那段特殊的历史吋期:解放战争和抗日战争期间，当时在屮国的两大党派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由于涉及到国共两党这个敏感话题，在翻译时，译者必须要考虑到目的语读者的意识形态，对小说中涉及政治信息的语言进行改写。例1:“我们是共产党，饿死不低头，冻死不弯腰，谁要认贼作父，丧失气节，我就和他刀枪相见！”（莫言，2012:341）“We’reresistancefighters.Wcdon’tbowourheadswhenwe’restarving,andwedon’tbendourkneeswhenwe’refreezing.Anybodywhowantstogiveallegiancetotheinvaderandcastoffhismoralcouragewilldosoovermydeadbody!”（Goldblatt,1993:168）在此句中，译者在翻译“共产党”吋没有使用很敏感的政治字眼“amemberofCommunistParty”，而是使用丫政治意味不强的，非常屮性的“resistancefighters",这两个词只表示了“为了自己的利益参加战斗的人们”的意思。我们可以看出，葛浩文在翻译时故意地避免谈论政治，为了出版社和读者的需求考虑，他做了一些改写，避免中国井产党在中国人和美国大众心目中不同的印象冲突。例2:“江队长说：‘我们希望余司令加入八路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英勇抗战。’”（莫言，2012:181）“WewantyoutojointheJiao-Gaoregiment.”(Goldblatt,1993:198) 在此部分，一些政治色彩较浓的词汇如“八路军”“井产党”等，译者均做了改写，并没有相应的把它们译为“EighthRouteArmy”“CommunistParty”。原文屮“加入八路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英勇抗战”只是简单地翻译为“theJiao-Gaoregiment",政治敏感的字眼“共产党”“八路军”都省去未译。葛浩文非常熟悉中国历史，曾执教多年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因此，像“共产党”“八路军”这样敏感的政治字眼，他在翻译时肯定会特别关注。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葛浩文曾指出：“即使作为译者，在最终的英译本中我仍然不得不省略一些东西，这是由编辑和出版商决定的，而不是我的个人目的”。（查明建，2003）他还提到，作为译者，他不得不考虑到市场反响和市场利润，很显然，翻译文学作品无明显政治色彩时可以很顺利地进入市场。（二）诗学方面的改写根据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诗学关注的是文学是怎么样的，括文学技巧、题材、主题等。由于中西文化的不冋，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对一些有特殊文化信息的词进行改写，才能使目的语读者理解原文所表达的意思。受本国主流诗学的影响，葛浩文对原作的语言方而也作了大量改写，包括修辞手法、文化负载词的改写等等。例3:“人们风传倩儿图财害命，把一个大姑娘生的孩子给毁了。”（莫言，2012:82）“RumorsspreadthatgreedhadkilledBeauty,whohadcausedthedeathofanabandonedbaby.（Goldblatt,1993:90）此处，译者在翻译时略去了“大姑娘生的孩子”的信息，只是简单译为“abandonedbaby”（弃婴）。在中国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未婚先育是大逆不道的，是不被社会所接受的，但是0标语读者可能对这种背景信息不太了解，译者为了避免由于不同社会背景所造成的理解困难，就直接将这个信息略去了。例4:“我查阅过县志，县志载：民国二十七年，日军捉高密、平度、胶县民夫累计四十万人次，修筑胶平公路。”（莫言，2012:12）“IncountyrecordsIdiscoveredthatinl938,thetwenty-seventhyearoftheRepublic,fourhundredthousandman-dayuSwerespentbylocalworkersfromGaomi,Pingdu,andJiaocountiesintheserviceoftheJapanesearmytobuildtheJiao-Pinghighway.（Goldblatt,1993:7）“民国”是中国历史上特殊的一段历史时期，是指从清朝末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的这段时期，对中国历史不太了解的外国读者看到“民国”很可能会不知所云，因此，葛浩文在翻译吋，把“民国二十七年”翻译成“thetwenty-seventhyearoftheRepublic”，并且在前面增加了西方读者常用的公元纪年法的吋间“1938”，以便西方读者理解。 五、小结本文对比分析丫莫言《红高粱》和葛浩文英译《红高粱》，从意识形态和诗学两个方面分析了葛浩文英译本《红高粱》中的改写现象。通过分析比较《红高粱》原小说与葛浩文的英译本，我们发现在英译本里有很多的改写现象。由于莫言和葛浩文所处的语言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有很大的区别，他们的意识形态、诗学也彼此不同。莫言的原小说和葛浩文的英译小说都分别受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诗学的影响。因此，即使对于同一个原文本，不同的译荞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会有不同的改写。改写是翻译中非常常见的现象。葛浩文的英译《红高粱》在西方世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他的翻译并不是完全忠实于原文的，而是在政治、社会、文化等各种因素影响下，为了丙方读者的接受而对原文进行的改写。这种改写考虑了中西方读者不同的意识形态、社会价值观、文化传统等，受到了目的语读者的好评。但有学者认为，虽然葛浩文的翻译取得了很大成功，他的翻译方法只是权宜之计，“从长远看，它不应是中国文学英译的常态”（蒋骁华，2015:9）,因此，关于葛浩文改写的翻译策略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1]BakerM.RoutledgeEncyclopediaofTranslationStudies[M].ShanghaiForeignLanguageEducationPress，2004.[2]ShuttleworthM，CowieM.DictionaryofTranslationStudies[M].ShanghaiForeignLanguageEducationPress,2004.[3]Lefevere八.“BeyondInterpretation”ortheBusinessof(Re)Writing[J].ComparativeLiteratureStudies，1987，(1):17-39.[4]LefevereA.Translation，Rewriting，andtheManipulationofLiteraryFame[M].ShanghaiForeignLanguageEducationPress，2004.[5]Goldblatt,H.RedSorghum[M].NewYork:PenguinGroup，1993.[6]黄修毅.媒体盘点消费莫言众生相:从书荒到名字被抢注[N].南都周刊，2012/10/25.[7]邱进，胡文华，杜凤刚.Rewriting:“改写”还是“重写”一一兼评对勒菲弗尔理论的和关误读[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5）:539-544.[8]蒋骁华.《红高粱家族》葛浩文英译特点研究[J].外语与翻译，2015,（2）:3-10.[9]莫言.我在美W出版的三本书[A].莫言演讲新篇[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1]莫言.红高粱家族[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2]斉明建.意识形态、诗学与文学翻译研宂[D].香港:岭南大学，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