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红高粱家族》中叙述视角的特点

浅谈《红高粱家族》中叙述视角的特点浅谈《红高粱家族》中叙述视角的特点【摘要】《红高粱家族》无论是从人物形象还是叙述技巧都站在当时中国坛的前端。莫言在这部小说中所展现的叙事艺术技巧有诸多创新，单是在叙述视角方面，就开创了特殊的景象。双重角度，灵活自如的切换，无不让人折服。【关键词】红高粱家族叙述视角 浅谈《红高粱家族》中叙述视角的特点浅谈《红高粱家族》中叙述视角的特点【摘要】《红高粱家族》无论是从人物形象还是叙述技巧都站在当时中国坛的前端。莫言在这部小说中所展现的叙事艺术技巧有诸多创新，单是在叙述视角方面，就开创了特殊的景象。双重角度，灵活自如的切换，无不让人折服。【关键词】红高粱家族叙述视角 切换上世纪八十年代，寻根学的出现开启了中国学的新主题，作家们开始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心理的探寻，兴起了“寻根”的热潮。《红高粱家族》，正是寻根学的代表作。《红高粱家族》完书于那个富有激情的年代，是新与旧激烈碰撞的产物，具有颠覆意义，此小说奠定了莫言在中国坛上的地位，亦无疑是中国坛上的一座丰碑。小说以抗战时期为背景，穿插“我爷爷”余占鳌和“我奶奶”戴凤的相悖传统的传奇爱情故事，对那个动荡恐怖的年代进行了的深入的回顾，对人性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字里行间里充斥着中华儿女激情旺盛的生命力与乡野民间粗俗不羁的气息，读让人欲罢不能。然而不同于普通的寻根学，莫言的《红高粱家族》，无论是在人物形象塑造，亦或是语言运用方面，都极富特色，甚至可以说是颠覆了中国小说传统的写作手法，恰如诺贝尔学奖的颁奖词中说的“通过魔幻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红高粱家族》是当代中国坛上最伟大、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小说。我们暂且在叙述视角方面进行浅显解析，以便更好地领悟小说精髓。一、 叙述视角的特别选择《红高粱家族》中有两个叙述视角，一是“我”，二是“我父亲”。“我”处于八十年代，是余占鳌的孙子，是作者当时所处年代的人物。“我父亲”则生于一九一三年，是经历过抗日岁月的主角。“我”从传统讲应该是第一人称，应该是最贴近故事发展的人物。但是在小说中，我的作用反倒是一个全知的视角，也可以称之为“上帝视角”。由我追溯祖先的光辉岁月，读者是跟着“我”的脚步去了解故事，去挖掘人物内心独白，从而推动故事的发展。有一个全知视角的存在，给予了作者很大的叙述自由，方便叙事。例如：“父亲在墨水河里玩过水，他的水性好像是天生的，奶奶说他见了水比见了亲娘还急。父亲五岁时，就像小鸭子一样潜水，粉红的屁股眼儿朝着天，双脚高举。父亲知道，墨水河底的淤泥乌黑发亮，柔软得像油脂一样。”[1]很明显，作者是站在“我”这个后辈的角度叙述事的，是回忆式的叙述，这样一，就能解释为什么小说对主角的称呼不是用全名，而是用“我爷爷”、“我奶奶”。同时，用亲人之间的称呼描述，也强调了人物间的血缘关系，这便是不同于说书人的一点。“我”虽然是旁观者，但是并不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旁人，并非隔岸观火者，这样在客观的同时又可以加入主观的情绪，借此拉近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再如书中作者常常借“我”的口吻疾呼：“我曾对高密东北乡极端热爱，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仇恨，长大后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我终于悟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2]“我父亲”看似是被操纵在“我”之下的辅助视角，其本质是限制视角，其实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人称。书中多处从“我父亲”的视角看待事物。需要强调的是，当时的“我父亲”是一个只有十四岁的孩子，而“我”则是一个成年人。对于作者说，成人的叙述远远不够，所以必须要有一个孩子的角度。孩子的视角更能凸显人性的冲突，对普通事物注入独特的看法。这一点在莫言的成名作《透明的胡萝卜》中深有体现：“光滑的铁砧子，泛着青幽幽蓝幽幽的光。泛着青幽幽蓝幽幽的光的铁砧子上，有一个金色的红萝卜。红萝卜的形状和大小都像一个大个阳梨，还拖着一条长尾巴，尾巴上的根根须须像金色的羊毛。红萝卜晶莹透明，玲珑剔透。透明的金色外客包孕着活泼的银色液体。红萝卜的线条流畅优美，从美丽的弧线上泛出一圈金色的光芒。光芒有长有短，长的如麦芒，短的如睫毛，全是金色……”[3]《红高粱家族》中曾这样描写到：“父亲看到弹头在月光中翻着筋斗飞行，缓慢得伸手就可以抓住。”[4]这是只存在于孩童天真的幻想里的想法，甚至让人觉得淡化了战争的残忍，淡化了暴力与血腥。张清华在《叙述的极限——论莫言》一中指出：“表现在作品中,《红高粱家族》中的‘父亲’的‘儿童式’叙述视角,《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金童‘恋乳症’式的幼稚病以及后的‘精神失常’还有《檀香刑》中的傻子赵小甲白痴式的观察眼光,他们都不只是一个性格化的人物形象,而是与整个作品的叙述格调密切相关,他们的“弱智”为小说营造了非常必要的‘返回原始’的、充满‘反讽’意味的、喜剧化和狂欢化的、犹如‘假面舞会’式的叙述氛围。”[]可见，在莫言的小说中，总会存在一个“不正常”的视角，而“我父亲”是其中的代表。二、 两种叙述视角的自如切换在我不算丰富的读书经历中，从没遇到过一本像《红高粱家族》这样具有独特视角的小说。因此在我粗浅的理解中，小说只能选定一个叙述视角，只能在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中任选其一。然而这部小说，却将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我”是一个用成人视角叙说故事的人，“我父亲”则是一个用少年视角叙事的人。“我”叙述的成分占大部分，侧重事情的发展。而“我父亲”的叙述则侧重于内心独白，还原了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的真正想法，更具真实性。但是两者的转换常常是在不经意间的，书中多次灵活过渡：“爷爷走着，他已经感觉不到自己的腿在何处，只是凭着一种走的强烈意念，在僵硬的空气的浊浪中，困难地挣扎。……父亲听到爷爷嗓音沙哑。父亲看到两颗相当出色的眼泪，蹦出了爷爷的眼睛。”[6]这几段中，对爷爷的心理描写是通过“我”这个全知视角，而在后面的“出色”则是站在“我父亲”的角度的体会。两者的转换却让气氛从绝望转变成希望。因此，我们不仅需要注意到视角的变换，而且需要注意到这种变换对故事中情绪氛围变化的影响。这种叙述方式也被放在莫言的其他作品中。由此不难看出，这种灵活的转换具有非常重要的开创意义。《红高粱家族》这本书本身的时间点就错综复杂，作者一时描写这个时间段的事，一时回顾那个时间点的事，让整个叙述时间看起散乱无。然而正是“我”这个视角的存在，联系了不同的节点。作为一个全知视角，“我”的作用非常大，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有助于联系断裂的时间点，让这部小说的叙述错综复杂而不紊乱，带领读者从历史穿插到现实，在客观叙事的同时又加入主观情绪。用“我”强化书中人物的亲缘关系，让读者感觉自己在读的不是抗日诗篇，而是一部某个家族的家族野史。更重要的是，“我”的存在可以顺利地弥补“我父亲”叙述的漏洞，弥补当事人由于时间空间限制的无力叙事。 然而全知视角并不是完美的，没有限制会让小说看起虚假，将一切都操控在自己手中会让故事看起陈铺直叙毫无新意可言，读者也会对这样的小说感到乏味。限制视角在人物刻画和情节设计上的起很大作用：一，读者能从人物的感受中进一步了解人物，产生较强的代入感；二，未知会引发读者好奇，进而设置悬念。所以这个时候，“我父亲”的出现很好地弥补了上述的空缺，发挥其自身独特的作用，让小说更具真实感。莫言并不是开创全知视角的第一人，但他是出色地将两种视角转换的代表。从“我”过渡到“我父亲”，可以说作者做到了出神入化，自然而又不动声色，成了颠覆传统的一大特色。莫言曾表示：“将近二十年过去后，我对红高粱仍然比较满意的地方是小说的叙述视角，过去的小说里有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而《红高粱》一开始就是‘我奶奶’、‘我爷爷’ ，既是第一人称的视角又是全知的视角。这比简单的第一人称视角要丰富得多开阔得多。”[7]将全局与片面相结合，使各个叙事视角之间相互补充、衬托，从而从多方面铺展故事，在叙事角度方面凌驾于传统之上。由此不难看出，两种视角的切换推动了整本书的成功。单是从叙述角度方面，莫言就构建了这么庞大的艺术宫殿。然而，我们做找到的不过是冰一角，《红高粱家族》中更多的艺术精华还待我们在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