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家族》在美国翻译与传播

《红高粱家族》在美国翻译与传播　　自1981年以来，莫言的作品先后被翻译成英、法、德、日、意、韩等二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除波兰文、挪威文、葡萄牙文和希腊文之外，《红高粱家族》无一例外都是莫言作品中被首先翻译的。可以说，《红高粱家族》是国际社会了解莫言的一张名片，尤其是在美国。对《红高粱家族》的译介随着《红高粱家族》被拍成电影《红高粱》，并在1988年的西柏林电影节上获得金熊奖，莫言迅速获得了国际性的声誉。其中，《红高粱家族》首先被葛浩文（HowordGoldblat）翻译成英文，并于1993年由企鹅出版集团出版发行。其后，莫言的多部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集先后被葛浩文翻译、出版。莫言也多次应葛浩文和出版社的邀请到美国演讲和推介自己的作品。莫言的作品尤其是《红高粱家族》，日益引起了研究者的重视，并逐渐为美国的读者所接受。6 葛浩文是美国圣母大学的讲座教授，他先后翻译过台湾作家黄村明、王祯和、朱天文以及大陆作家张洁、贾平凹、李锐、苏童、姜戎、毕飞宇等多人的作品。据莫言自己讲，他和葛浩文的合作开始于1988年，葛浩文曾给莫言写过一百多封信和通过无数次电话，来探讨莫言作品的翻译问题。莫言也曾在多个场合讲，自己的作品被葛浩文翻译是非常幸运的。莫言于2000年3月在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校区的演讲中，曾评价葛浩文的译本与他自己的原著是一种“旗鼓相当的搭配”，并认为葛浩文的译本为他的原著“添了光彩”。葛浩文翻译的汉语文学作品多为历史小说，《红高粱家族》自然也不例外，这当然也是为了投合美国读者的阅读兴趣。葛浩文在2008年接受《南方周末》专访时认为，美国读者之所以喜爱中国的历史小说，是因为他们认为可以从中国的文学作品中读出历史的本来面目。对《红高粱家族》的研究和传播在被翻译成英文的莫言作品中，《红高粱家族》是卖得最好的。这自然与研究者的研究推介分不开。在美国，有许多大学设有东方文化研究中心或中国文学系。研究者多是一些汉学家和他们所带的研究生。由于研究者本身的经历、所受教育的背景和所持的学术观点多有不同，他们对《红高粱家族》的研究兴趣点也往往相去甚远。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一是对作品思想政治性的解读。卢同林（LuTonglin）曾指出，莫言小说写作的散漫风格和其隐含的意识形态与当时提倡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风格大相径庭。余占鳌这个反叛者和通奸者却成了抗日英雄，这变相嘲弄了中国共产党以抗日英雄自居的形象。朱玲（Zhu6 Ling）《一个勇敢的世界？——论〈红高粱家族〉中男性和女性气质的建立》一文中认为，小说描写一个具有野蛮的、男性特质的主人公，在一个半乌托邦式的世界，建构了他具有原始气息和充满生命力的男性形象，表达了无论是对社会主义还是对儒家乌托邦思想意识的幻灭感。有的学者如杜克·米切尔（DukeMichel），较为系统地梳理了莫言在上世纪80年代的创作，认为莫言的小说写出了没有自控能力的农民在不公正的社会制度下的悲惨命运，这和毛泽东时代的作家把农民塑造成社会主义的主人翁和积极的建设者的形象形成了鲜明对照。类似上述的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政治式解读，在英美汉学研究中都有相当的市场。这种对《红高粱家族》的解读方式，与英法等欧洲发达国家对莫言作品的政治性解读并无二致。虽其研究自然不乏牵强附会之处，却也有片面性的深刻，并部分道出了《红高粱家族》的复杂和独特之处。二是对余占鳌人物形象的研究。钟雪萍（ZhoneXueping）在名为《杂种高粱和追寻男性气概》的文章中指出，小说叙事者以杂种高粱这种自我贬抑的6 方式自居，并在纯种高粱的呼唤下去向先辈致敬，叙述者实际上是对毛泽东时代文学中所塑造的英雄男性形象的暗讽，认为只有像余占鳌那样敢爱敢恨，充满生命激情的生活状态才是真正的男性气概。钟雪萍的结论和朱玲在《一个勇敢的世界？——论〈红高粱家族〉中男性和女性气质的建立》一文中对余占鳌的分析有许多类似之处，也和国内许多研究者对余占鳌形象的独特解读有异曲同工之妙。钟伯名（StuckeyGYomi）在《莫言与红高粱》一文中认为，余占鳌和九儿在其桀骜不驯的外表下掩藏着脆弱而敏感的心，他们的心灵深处充满了对自我掌控命运的呼吁和追求不受外在束缚的强烈渴望。三是对小说民间建构和艺术特色的研究。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空，并糅合中国古典和西方现代派、后现代派的写作手法，以民间立场的姿态塑造了如余占鳌、九儿等一批和传统形象相左的人物形象，为他的民间立场写作奠定了基石，在新时期的文学创作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研究者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王德威（WangDavidDer-wei）在《莫言的文学世界》一文中认为，莫言的历史民间建构不限于传统的历史、时空和故乡的观念，莫言把高密东北乡的现实和历史糅合在自己的文学想象中，通过具体的人、事、物的如江河般的涌动，构成了莫言写作中永恒流动的三维坐标。并认为莫言并不拘泥于社会主义的历史观，而是依据自己对历史的研究加上自己的文学想象，随意地编排小说中的所谓历史事件和人物。于是，莫言的小说就呈现出游离于正史之外，而向民间立场位移的特色。王德威对莫言民间立场的把握和艺术特色认知可谓一针见血。安德鲁（Stuckey6 Andrew）在《记忆还是虚构？——红高粱的叙述者》中认为，莫言把“我”这个不肖子孙设定为文章的讲述者，他可以既不为民间史的真实性负责，又可以进行充分的想象和虚构，显示了莫言高超的讲故事的本领，使文本始终在民间史和个人的虚构之间游移不定，呈现出在莫言创作的时代罕见的后现代艺术特征。托马斯（IngeTomas）在《西方人眼中的莫言》中运用叙事学的方法，对《红高粱家族》、《酒国》和《天堂蒜薹之歌》中的独特视角做了细致分析后认为，莫言的写作方式可以把读者带入亲自参与，由读者自己做出历史判断的新空间。莫言的作品除《红高粱家族》外，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酒国》、《丰乳肥臀》、《生死疲劳》，中篇小说集《师傅越来越幽默》，短篇小说集《爆炸和其他的故事》等，均已被葛浩文翻译成英文出版。葛浩文在2009年4月5日接受《东方早报》记者采访时坦言，除了《红高粱家族》，莫言的其他小说都是通过大学出版社出版，销量都不大，多在一千至两千册之间。美国人了解莫言主要是通过《红高粱家族》。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后，葛浩文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中谈到，形势正在变化，莫言的书比先前销售好了许多。他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对莫言进行研究，和民众对莫言作品了解程度的加深，莫言会逐步像泰戈尔、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一样，被越来越多的美国读者所认可。参考文献：6 ①莫言：《莫言文集·用耳朵阅读》，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②宁明：《海外莫言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③王德威等：《从五四到六四：二十世纪中国的小说和电影》，哈佛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作者单位：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