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怀八十二首(其一)

咏怀八十二首（其一）阮籍 知人论世 阮籍1、生平、性格籍容貌环杰，志气宕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门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忘其形骸，时人多谓之痴。（《晋书·阮籍传》） 籍早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焉。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司马昭）初欲为武帝（司马炎）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晋书·阮籍传》）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备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晋书·阮籍传》） 2、创作阮籍的代表作是《咏怀》诗八十二首。这些诗非一时一地而作，是总计平生所作诗，总题为“咏怀”。寄托了深刻的理性思考和尖锐的人生悲哀。阮籍的咏怀诗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政治抒情诗的先河。对后世影响深远。“竹林七贤”，指阮籍、嵇康、阮咸、山涛、向秀、王戎、刘伶七人。其中阮籍、嵇康的文学成就最高。 阅读诗歌整体感知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自学提示1、请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作者的政治态度，说说诗人为什么而“忧”？在司马氏专权制造的恐怖氛围，作者有志难酬，孤零无依，饱受惊惧侵袭，故而忧思难排。2、诗中哪些词语和句子能表达出作者的“忧思”之情？3、这首诗用了什么表现手法来表达情感？借景抒情象征 鉴赏“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两句写半夜不能入眠，于是起来弹琴。“不能”即是说不是主观上不想眠，而是客观上不得眠，那么是因为什么以致于诗人夜深都不得眠呢？诗人没有回答，而是荡开笔墨写弹鸣琴。 诗人的这种回避一是主观上的畏惧，面对司马氏残酷的政治清洗，死亡的阴影挥之不去，诗人想说而不敢说。《昭明文选》中李善注解阮籍《咏怀》组诗时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又多隐避。”其实不隐避不行啊，稽康不就是因《与山巨源绝交书》言辞激烈而罹谤遇杀身之祸吗？二是客观上的无法言说，藏得太深太久的情感在“夜中”突然涌出，诗人情难自禁，无法找到合适的词来表情达意。如此，便只能用琴声来渲泄了。可想而知，这琴音里藏着诗人多深的感慨！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写目之所见，身之所感。明亮的月光透过薄薄的窗帘照射进来，月光本来是静的，但经过纱样的窗帘的折射，便有了动态的朦胧感。这里隐约朦胧的月光很像唐宋词中缥缈迷蒙的烟，极易唤醒心中的哀情，勾起人生变幻无常的伤感。 又因是“夜中”之月，“夜吟应觉月光寒”，月光给人以寒意，清风吹来，这层寒意便随之加深加重。据鲁讯《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考证，魏晋名士都“宽袍大袖”，如此看来，寒风极易透过衣襟直达肌肤，继尔全身，这种无处逃循的寒冷感，正是诗人身处乱世，孤零无所荫蔽，饱受惊惧侵袭的生动传达。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写耳之所闻，目之所见。一只离群之雁在野外号叫，惊恐的鸟儿在林子里窜飞不停。从写景状物来看，孤鸿凄厉的号叫，鸟儿遇惊在月光下乱飞的影子，这一声动，一形动，分别从听觉和视觉上衬托出了夜的死寂。从摹情表意来说，孤鸿乃失群之雁，是诗人自喻。 名噪一时的“竹林七贤”，在司马氏政权的高压下，迅速崩化瓦解，诗人便似孤鸿，既是身之失群，更是心之失群，诗人的感慨无处诉说。而那在月光下如鬼魅般飞来飞去的鸟儿，更暗示如影随身的惊惧感让诗人难有一时一刻的安宁。可又偏偏身处夜之笼罩之下，夜自是喻指司马氏专权制造的恐怖氛围，在无边际的惊惧中，诗人的承受力已达极限，犹似惊弓之鸟。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两句写诗人最终未能释去心中之事，而要徘徊，但在徘徊之后，依然找不到一点光明与温暖，终于绝望而“独伤心”。此情此境很容易让人想起古诗《明月何皎皎》：“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 阮籍也曾“志意宏放”过，少年时曾登上广武山（楚汉战争遗址）叹息道：“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指项羽与刘邦）成名。”自负之情溢于言表，但终因生不逢时，而无法一展抱负，甚至于不得不“终日履薄冰”式地战战兢兢度日，内心凄苦可想而知。史载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表面上的佯狂，实质上是悲情郁结于胸而无法排遣的无可奈何的发泄。 时代背景阮籍在政治上本有济世之志，曾登广武城，观楚、汉古战场，慨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正始十年(249)，司马氏独专朝政。司马氏杀戮异己，被株连者很多。阮籍本来在政治上倾向于曹魏皇室，对司马氏集团怀有不满，但同时又感到世事已不可为，于是他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或者闭门读书，或者登山临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缄口不言。 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他的《咏怀》82首是十分有名的抒情组诗。其中有些诗反映了诗人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在种种醉态、狂态掩盖下的内心的无限孤独寂寞、痛苦忧愤。有些诗表现了诗人害怕政治风险，希冀避世远祸的思想面貌；有些诗借古讽今，寄托了对时政的抨击或感慨，表现了诗人对国事的关切；还有些诗嘲讽了矫揉造作的虚伪的礼法之士。总的来说，阮籍的《咏怀》诗以“忧思独伤心”为主要基调，具有强烈的抒情色彩。在艺术上多采用比兴、寄托、象征等手法，因而形成了一种“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诗风。 正始文学正始是魏废帝曹芳的年号（240－249），但习惯上所说的“正始文学”，还包括正始以后直到西晋立国（265）这一段时期的文学创作。这一时期的政治现实却极其严酷。从司马懿用政变手段诛杀曹爽而实际控制政权开始，到其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续执政，十多年间，酝酿着一场朝代更替的巨变。他们大量杀戮异己分子，造成极为恐怖的政治气氛。“天下名士，少有全者”，许多著名文人死在这一场残酷的权力斗争中。 另一方面，司马氏集团为了掩饰自己的行为，并为夺取政权制造舆论，又竭力提倡儒家礼法，造成严重的道德虚位现象。以清醒和理智的思维，面对恐怖和虚伪的现实，知识阶层的精神痛苦，也就显得尤其尖锐、深刻。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学发生了重大变化。正式文人面对严酷的现实，很自然的发展了建安文学中表现“忧生之嗟”的一面，集中抒发了个人在外部力量强大压迫下的悲哀。 由于周围环境危机四伏，动辄得咎，也由于哲学思考的盛行，正始文人很少直接针对政治现状发表意见，而是避开现实，以哲学的眼光，从广延的时间和空间范围来观察事物，讨论问题。也可以说，他们把从现实生活中所得到的感受，推广为对整个人类社会生活和历史的思考。这就是正始文学呈现出浓厚的哲理色彩。深刻的理性思考和尖锐的人生悲哀，构成了正始文学最基本的特点。 正始时期著名的文人，有所谓“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前者代表人物是何晏、王弼、夏侯玄。他们主要成就在哲学方面。后者又称“竹林七贤”，指阮籍、嵇康、阮咸、山涛、向秀、王戎、刘伶七人。其中阮籍、嵇康的文学成就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