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拿“离别”这类中国人关心的日常话题来说，离别体验实际上与特定的时空制度紧密关联，而时空制度如果发生转型，则势必给予离别体验以微妙而深刻的影响。“多情自古伤离别”。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离别历来是一种常见的生存体验，涉及人的悲欢离合、生老病死等既日常而又重大的问题。正是由于这种重要性，离别往往成为一种因时空分离而发生的日常生活仪式，一种在特定时空制度中展开并与时空变化及时空预期紧密相连的日常生活方式，一种与时空关系密不可分的生活滋味。离别与团聚相反。如果说，团聚是指同一时间与空间中的人际共在，即实现时空同一的人际共在或人际交往的时空同一体，那么，离别则意味着时间同一而空间疏隔的孤立存在，这正是时空分离的存在。苏东坡所谓“但愿人长久，千里共蝉娟”，当然说的只是一种月光下的想象性团聚：尽管在时间同一中品味空间上的千里阻隔，但却可以在同一月光下在想象中跨越空间距离而实现团聚。不过，这恰恰正道出了实际生活中的离别状况及对团聚的呼唤。在古代，离别仪式总是发生在特定时空情境中，并与某些象征物件形成稳定的关系，除上面提及的月光外，还有杨柳、雨雪和饮酒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小雅·采薇》）在这一离别仪式中，出现了离别的时间变化（“昔”与“今”）、空间景物变化（“杨柳依依”与“雨雪霏霏”）以及连接这种时空关系的行动变化（“往”与“来”），而“杨柳”和“雨雪”则成为离别及与之相连的人际情感的典范象征物件。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泡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渭城旧址在今陕西咸阳以东窑店镇一带，丝绸古道的起点。唐代从长安送人西行，多在此折柳赠别（而东行则在长安东郊的溺桥送别）。阳关位于今甘肃省敦煌县西南，为古人出塞的要道。咸阳距西安市约三十公里，西渭桥是唐时西送行人必经之路，王维当年送别元二的地点想必应在这里。这里出现“柳色”和“朝雨”形象，显然可以溯源到“杨柳依依”与“雨雪霏霏”，显示了与离别相关的早期象征物件传统的延续；“渭城”和“西出阳关”的对立，道出了在时间的未来维度上发生空间位置疏隔的必然性；“一杯酒”与“无故人”，通过饮酒送别仪式与孤独预期的对比，想象出未来的人际疏隔前景，由此透露出自己作为“故人”而对朋友的深厚的思念之情。如果说现代性转型意味着时空制度的转型，那么，问题就在于，在现代性情境中，与离别相连的时空制度会发生怎样的转型？而这种转型又会对个人的离别体验产生怎样的影响？黄遵宪的《今别离》正是一个合适的个案。“今别离”题目来自《乐府诗集·杂曲歌辞》，其中录有崔国辅的《今别离》。从题目选择看，黄遵宪是有意与《古别离》相对举。唐代诗人孟郊有《古别离》：“欲别牵郎衣，郎今到何处？不恨归来迟，莫向临邓去！”诗写妻子在丈夫远行前难舍难分的惜别情形：“临别时拽住你的衣裳：你今个又去什么地方？不论你哪年哪月回来，可别去了卓文君的家乡！[15]（P305）这里在时空关联中写出了两种离别：一种是即将开始的夫妻之间的空间阻隔（欲别牵郎衣，郎今到何处），这属于通常的夫妻离别；另一种则是夫妻之间的情感疏离（不恨归来迟，莫向临邓去），这是与时空分离相连的别一种离别方式——空间疏隔有可能进一步导致夫妻情感断裂。而黄遵宪则想写出现代时空情境中的新的离别体验。所谓“今别离”，实际上可以视为与古代别离（古别离）相对的现代别离，即是一种现代性离别体验。黄遵宪的《今别离》四首之一：“别肠转如轮，一刻既万周；眼见双轮驰，益增心中忧。古亦有山川，古亦有车舟；车舟载离别，行止犹自由。今日舟与车，并力生离愁；别知须臾景，不许稍绸缪。钟声一及时，顷刻不少留；虽有万钧舵，动如绕指柔。岂无打头风，亦不畏石尤。送者未及返，君在天尽头。望风倏不见，烟波杳悠悠；去矣一何速，归定留滞不；所愿君归时，快乘轻气球。”诗的抒情焦点集中在供人远行的交通工具——舟与车及其速度上。诗明显地脱胎于唐代诗人孟郊的《车遥遥》：“路喜到江边，江上又通舟。舟车两无阻，何处不得游。丈夫四方志，女子安可留。郎自别日言，无令生远愁。旅雁既叫月，断猿寒啼秋。此夕梦君梦，君在百城楼2
。寒泪无因波，寄恨无因粉。愿为驭者手，与郎回马头。”两诗同样是写舟车载人远别，但在黄遵宪这里，古代的“舟车”被现代“舟车”即轮船和火车所取代。黄遵宪的兴趣似乎在于叩问：同为远行的“舟车”，它们同样是离愁别绪的伴随物，那么，古别离与今别离在体验模式上仍然是同一的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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