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精品）27猴王出世

《猴王出世》资料作者介绍：吴承恩(1501年-1582年)，汉族。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淮安府山阳县（今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人,明代小说家。吴承恩大约40岁才补得一个岁贡生，到北京等待分配官职，没有被选上，由于母老家贫，去做了长兴县丞，终因受人诬告，两年后“拂袖而归”，晚年以卖文为生，大约活了82岁。吴承恩自幼喜欢读野言稗史，熟悉古代神话和民间传说。科场的失意，生活的困吴承恩像顿，使他加深了对封建科举制度、黑暗社会的认识，促使他运用志怪小说的形式来表达内心的不满和愤懑。他自言：“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实记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　　《天启淮安府志》评价他“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复善谐谑，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不过都是他死后的事了。他一生创作丰富，但是由于家贫，又没有子女，作品多散失。据记载有志怪小说集《禹鼎记》已失传。目前只遗留后人辑的《射阳先生存稿》四卷。一般公认他是中国的《西游记》的最后定稿作者，但也有观点认为不是，目前在学术界保持着争议(旧时传说是元朝的全真教道人丘处机)。　　出生于一个由下级官吏沦落为小商人的家庭，他的父亲吴锐性格乐观旷达，奉行常乐哲学，为儿子取名承恩，字汝忠，意思希望他能读书做官，上承皇恩，下泽黎民，做一个青史留名的忠臣。吴承恩小时候勤奋好学，一目十行，过目成诵。他精于绘画，擅长书法，爱好填词度曲，对围棋也很精通，还喜欢收藏名人的书画法贴。少年时代他就因为文才出众而在故乡出了名，受到人们的赏识，认为他科举及第，“如拾一芥”。　　他除勤奋好学外，特别喜欢搜奇猎怪，爱看神仙鬼怪，狐妖猴精之类的书籍。如《百怪录》、《酉阳杂俎》之类的小说野史，这类五光十色的神话世界，潜移默化中养成了搜奇猎怪的嗜好，随着年龄的增大，这种爱好有增无减，这对他创作《西游记》 有着重大的影响。30岁后，他搜求的奇闻已“贮满胸中”了，并且有了创作的打算。50岁左右，他写了《西游记》的前十几回，后来因故中断了多年，直到晚年辞官离任回到故里，他才得以最后完成《西游记》的创作，历时8年。　　步入青年时代的吴承恩是狂放不羁、轻世傲物的年青人。社会地位的低下，贫穷困苦的处境，使这位大才子狂放不羁，招来了纷至沓来的笑声，被人交口称誉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吴承恩约二十岁时，与同乡一位姓叶的姑娘结婚，婚后感情甚笃。吴承恩虽然狂放不羁，但他品行端正，忠于自己的妻室。嘉靖十年，吴承恩在府学岁考和科考中获得了优异成绩，取得了科举生员的资格，与朋友结伴去南京应乡试。然而才华不如他的同伴考取了，他这位誉满乡里的才子竟名落孙山。第二年春天，他的父亲怀着遗憾去世了。接受初次失败的教训，吴承恩在以后三年内，专心致意地在时文上下了一番苦功，在嘉靖十三年秋的考试中却仍然没有考中。吴承恩羞恨交加，这年冬天，竟病倒了。两次乡试的失利，再加上父亲的去世，对吴承恩的打击是沉重的。在他看来，考不取举人，不仅付资无由，而且愧对父母，有负先人。但他并不以为自己没考取是没本事，而只是命运不济，他认为“功名富贵自有命，必须得之无乃痴？”　　吴承恩一生不同流俗，刚直不阿。他之所以才高而屡试不第，很可能与他不愿作违心之论以讨好上官有关。他厌恶腐败的官场，不愿违背本心，对黑暗的现实持否定态度。他在《二郎搜山图歌》一诗中写道：“民灾翻出衣冠中，不为猿鹤为沙虫。坐观宋室用五鬼，不见虞廷诛四凶。野夫有怀多感激，抚事临风三叹惜。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救月有矢救日弓，世间岂谓无英雄？谁能为我致麟凤，长令万年保合清宁功。”认为“民灾”的形成，社会现实的丑恶，原因就在于统治者用人不善，让“五鬼”“四凶”那样的坏人当道。他想“致麟凤”，行“王道”，扭转乾坤，但是怀才不遇，壮志未酬，只能空怀慷慨，抚事临风叹息。生活困顿给吴承恩带来的压力并不小于科考的失利。父亲去世以后，他需要操持全家的所有开支，但他却没有支撑门户的能力，更没有养家糊口的手段。家中生活来源，除了每月从学府里领回六斗米外， 只能坐食父亲所留遗产了。品尝了社会人生酸甜苦辣的吴承恩，开始更加清醒地、深沉地考虑社会人生的问题，并且用自己的诗文向不合理的社会进行抗争。吴承恩还写过一部短篇小说集《禹鼎志》和许多诗文。前者现已失传，只能看到一篇自序；后者则严重散失，只有一小部分由他的晚辈编为《射阳先生存稿》四卷，包括诗1卷，散文3卷，卷末附小诗38首。现代学者据此整理出版了《吴承恩诗文集》。写作背景：唐僧取经是历史上一件真实的事。大约距今一千三百多年前，即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年仅25岁的玄奘取经线路图青年和尚玄奘带领一个弟子离开京城西安，只身到天竺（印度）游学。他从长安出发后，途经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过高昌国时，那里的居民非常推崇佛教，国王见他们是从大唐来的和尚，非常高兴，愿封他们为护国法师，加上黄金百两、骏马千匹。弟子动摇了，最后留在了高昌国，而玄奘偷偷溜了出来向西逃去。不料被高昌国士兵截住。没想到他们是前来护送玄奘西去取经的。士兵送给玄奘一匹白马和一些文书，玄奘感激不已。他向王宫方向拜了几拜，就骑马西去了。玄奘历尽艰难险阻，最后到达了印度。他在那里学习了两年多，并在一次大型佛教经学辩论会任主讲，受到了赞誉。贞观十九年（645年）玄奘回到了长安，带回佛经657部。为防止经文被盗，玄奘在唐王的帮助下修筑了大雁塔，保存经文。他这次西天取经，前后十九年，行程几万里，是一次传奇式的万里长征，轰动一时。后来玄奘口述西行见闻，由弟子辩机辑录成《大唐西域记》十二卷。但这部书主要讲述了路上所见各国的历史、地理及交通，没有什么故事。直到他的弟子慧立、彦琮撰写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则为玄奘的经历增添了许多神话色彩。从此，唐僧取经的故事便开始在民间广为流传。南宋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金代院本有《唐三藏》、《蟠桃会》等，元杂剧有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无名氏的《二郎神锁齐大圣》等，这些都为《西游记》的创作奠定了基础。吴承恩也正是在民间传说和话本、戏曲 的基础上，经过艰苦的再创造，完成了这部令中华民族为之骄傲的伟大文学巨著。文艺价值：在中国古典小说中，《西游记》的内容是最为庞杂的。它融合了佛、道、儒三家的思想和内容，既让佛、道两教的仙人们同时登场表演，又在神佛的世界里注入了现实社会的人情世态，有时还掉书袋似的插进几句儒家的至理名言，使它显得亦庄亦谐，妙趣横生。这种特点，无疑使该书赢得了各种文化层次的读者的爱好。　　随着《西游记》的出现，开辟了神魔长篇小说的新门类。书中将善意的嘲笑、辛辣的讽刺和严肃的批判巧妙地结合的特点直接影响着讽刺小说的发展。《西游记》是古代长篇浪漫主义小说的高峰，在世界文学史上，它也是浪漫主义的杰作。　　吴承恩撰写的幽默小说《西游记》，里面写到儒、释、道三教，包含着深刻的内容，它是一部寓有反抗封建统治意义的神话作品。吴承恩本善于滑稽，他讲妖怪的喜怒哀乐都近于人情，所以人人都喜欢看。——鲁迅　　没读过《西游记》，就像没读过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一样，这种人侈谈小说理论，可谓大胆。——（法国当代比较文学家）艾登堡　　《西游记》全书故事的描写充满幽默和风趣，给读者以浓厚的兴味。——《法国大百科全书》　　似庄而谐的神魔小说在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中，《西游记》要算是最驳杂的一部书。它糅合进了佛、道、儒三家之言，对这样一部神魔小说，要想做出比较确切的、与普通读者的阅读感受吻合的理性解析，首先考察一下它的成书过程以及作为小说情节主体的唐僧取经故事的演变过程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从这中间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这个本来是弘扬佛法的故事怎样会加入道教的内容，又怎样蜕变为富有文学魅力、情趣的小说，以及由其自身矛盾所形成的艺术特点。　　在中国古代小说中，《西游记》是一部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臻于第一流的伟大作品。 它也是明代长篇小说的重要流派之一—神魔小说的代表作。它在神魔小说中的地位，相当于《三国演义》之于历史演义小说。　　神魔小说通常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部分叫做出身传，另一个部分叫做灵应传或降妖传。《西游记》的结构也是这样。第一至十二回是全书的引子，其中前七回讲孙悟空的出身和大闹天宫等故事，为他的神通广大和后来追随唐僧去西天取经提供背景材料；第八回至第十二回则介绍小说的另一主人公唐僧，交代取经的缘由。第十三回至第一百回，是全书的主要部分，演述唐僧、孙悟空师徒四人降妖伏魔、西天取经的故事。　　孙悟空出身传中的大闹天宫的故事，成功地塑造了机智的、坚强的孙悟空的形象。他具有强烈的反抗性格，藐视腐朽无能的天宫统治者，喊出了“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口号。正像有人所说的，“如果没有历史上发生的许多次规模巨大的、猛烈地冲击了封建王朝的农民起义、农民战争，大闹天宫的情节不可能想像得那样大胆，孙悟空作为一个叛逆者的形象也不可能塑造得那样光彩夺目。”西天取经的故事表现了神魔小说的两大主题：寻找与追求，斩妖与降魔。《西游记》把二者巧妙地联系和结合起来。它告诉人们：为了寻找、追求、实现一个美好的理想和目标，为了完成一项伟大的事业，必然会遇上或多或少的、或大或小的、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挫折，必须去顽强地战胜这些困难，克服这些挫折。后一部分主要描写了西天取经克服八十一难的艰巨性，曲折地反映了现实社会的矛盾，路上的妖魔既是害人的自然力量的化身，更是给百姓造成苦难的封建社会邪恶势力的化身。作品通过取经人和妖魔的斗争及神佛与妖魔之间的关系表现了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困难的乐观精神和封建时代的统治阶级统治的腐朽、秩序的混乱.文学特色：《西游记》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绚丽多彩的神魔世界，人们无不在作者丰富而大胆的艺 术想象面前惊叹不已。然而，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是一定社会生活的反映，作为神魔小说杰出代表的《西游记》亦不例外。正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西游记》“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加以铺张描写”。又说：“作者禀性，‘复善谐剧’，故虽述变幻恍忽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的确如此。通过《西游记》中虚幻的神魔世界，我们处处可以看到现实社会的投影。如在孙悟空的形象创造上，就寄托了作者的理想。孙悟空那种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奋起金箍棒，横扫一切妖魔鬼怪的大无畏气概，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他代表了一种正义的力量，表现出人民战胜一切困难的必胜信念。又如取经路上遇到的那些妖魔，或是自然灾难的幻化，或是邪恶势力的象征。他们的贪婪、凶残、阴险和狡诈，也正是封建社会里的黑暗势力的特点。不仅如此，玉皇大帝统治的天宫、如来佛祖管辖的西方极乐世界，也都浓浓地涂上了人间社会的色彩。也而作者对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态度也颇可玩味，在《西游记》中，简直找不出一个称职的皇帝；至于昏聩无能的玉皇大帝、宠信妖怪的车迟国国王、要将小儿心肝当药引子的比丘国国王，则不是昏君就是暴君。玉皇大帝手下十万天兵天将，竟然抵不过孙猴子一条金箍棒，而让真正的贤才去当不入流的马夫，其统治之昏暗，虚弱，不言而喻。如来佛祖所创佛教，僧人自然不能以钱财所迷，可是佛祖竟然默许手下人收取贿赂，而《西游记》一路上妖魔鬼怪，多与神佛有瓜葛，如青牛精是太上老君坐骑，金银角大王是太上老君的童子，狮驼岭三魔王均与文殊，普贤菩萨甚至如来佛祖有关系，这反映封建社会官官相护的黑暗情景。对这些形象的刻画，即使是信手拈来，也无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西游记》不仅有较深刻的思想内容，艺术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它以丰富奇特的艺术想象、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幽默诙谐的语言，构筑了一座独具特色的《西游记》艺术宫殿。《西游记》在艺术上的最大成就，是成功地创造了孙悟空、猪八戒这两个不朽的艺术形象。孙悟空是《西游记》中第一主人公，是个非常了不起的英雄。他有无穷的本领，天不怕地不怕，具有不屈的反抗精神。他有着人性，神性和猴性三 重特点。大英雄的不凡气度，对师父师弟有情有义，也有爱听恭维话的缺点，机智勇敢又诙谐好闹，是为人性，毛脸雷公嘴，山大王则是猴性，而七十二变，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则是神性。而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敢斗。与至高至尊的玉皇大帝敢斗，楞是叫响了“齐天大圣”的美名；与妖魔鬼怪敢斗，火眼金睛决不放过一个妖魔，如意金箍棒下决不对妖魔留情；与一切困难敢斗，决不退却低头。这就是孙悟空，一个光彩夺目的神话英雄。大闹天宫的桀骜不驯，与西天取经相比似乎改变许多，其实悟空的个性仍然没有变，比如在骗取妖怪的二件宝物，让玉帝派人装天，威胁道：“若不从，即上灵霄宝殿动起刀兵。”在得知妖怪是观世音菩萨所派，咒她“活该一世无夫”，对如来佛祖更是以“妖精的外甥称呼”，孙悟空，这么一个不“听话”，不为强势屈服的硬汉子，跃然纸上。说到猪八戒，他的本事比孙悟空可差远了，更谈不上什么光辉高大，但这个形象同样刻画得非常好。猪八戒是一个喜剧形象，他憨厚老实，有力气，也敢与妖魔作斗争，是孙悟空第一得力助手。但他又满身毛病，如好吃，好占小便宜，好女色，怕困难，常常要打退堂鼓，心里老想着高老庄的媳妇；他有时爱撒个谎，可笨嘴拙腮的又说不圆；他还时不时地挑拨唐僧念紧箍咒，让孙悟空吃点苦头；他甚至还藏了点私房钱，塞在耳朵里。他的毛病实在多，这正是小私有者的恶习。作者对猪八戒缺点的批评是很严厉的，但又是善意的，毕竟他在西天一路上披荆斩棘，当开路先锋，不辞辛苦污臭，所以他并不是一个被否定的人物，因此人们并不厌恶猪八戒，相反却感到十分真实可爱。特别是他的很多小聪明比孙行者强，这也是孙行者做梦也不想不到他认为的呆子居然是这么一个“阴险”“狡诈”的家伙，行者化缘的斋饭，八戒吃的最多，行者打败妖怪，八戒捡便宜，没事挑拨唐僧念紧箍咒“制裁”一下行者，可是在唐僧眼中，他还是一个老实人，是个好徒弟，这也是行者的聪明不如猪八戒的地方。但猪八戒还是一个好人，没有害人之心，并且终于坚持到最后的胜利。写一个弱点很多的人能讨人喜欢，让人记住，是很不容易的。 沙僧的形象写得也不错，但比起孙悟空、猪八戒来，则要逊色得多。沙僧更是缺少鲜明的性格特点，这不能不说是《西游记》的缺憾。尽管如此，他仍是不可或缺的配角，当孙行者和猪八戒闹矛盾的时候，须由他出来劝说调解，两位师兄外出时，由他陪伴师傅。如果没有这一个徒弟，唐僧就危险了，经也取不成。《西游记》成书于16世纪明朝中叶，自问世以来在中国及世界各地广为流传，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中国，乃至亚洲部分地区西游记家喻户晓，其中孙悟空、唐僧、猪八戒、沙僧等人物和“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火焰山”等故事尤其为人熟悉。几百年以来，西游记被改编成了各种地方戏曲，及电影、电视剧、动画片、漫画，版本繁多。在日本等亚洲国家也出现了以孙悟空为主角的文艺作品。关于西游记的作者，一般认为是明朝的吴承恩。南宋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金代院本有《唐三藏》、《蟠桃会》等，元杂剧有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无名氏的《二郎神锁齐大圣》等，这些都为《西游记》的创作奠定了基础。吴承恩也正是在民间传说和话本、戏曲的基础上，经过艰苦的再创造，完成了这部令中华民族为之骄傲的文学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