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苏辙之六国论比较

苏洵苏辙之《六国论》   摘要：同一题目作文，父子两人都是借史论政，并和现实相联系，以起到借古鉴今的作用。不同的论证角度、论证方法和语言风格展现出父子两人不同的人格魅力。           父子共写同题文章的现象十分罕见。宋代苏洵、苏辙父子各有《六国论》传世，两篇文章珠联璧合，各放异彩，可称得上是古代议论文的名篇佳作。然而对照起来看，两者的立论角度、论证方式、文字风格各不相同。品评两者的成败得失，或许对今人会有所裨益。     两篇文章都以六国破灭作为议题，借史论政。写借史论政的文章，应该根据时代所提出的问题，从历史材料中选择一个恰当的角度，以便把历史问题的评析同现实的社会问题联系起来，起到以古鉴今的作用。      苏洵的《六国论》从“赂秦而力亏”的角度论证六国破灭的原因，最后引出“为国者无为积威之所劫”的历史教训。苏辙的《六国论》则从“韩魏附秦”招致六国相继破灭的角度，批评六国之士的“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且不知天下之势”。这两篇文章所选择的不同角度，哪个更具有思想性和现实意义呢？联系北宋中期的社会现实来看，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苏洵生活在宋朝比较“承平”的一段时间里。但北宋中期面临辽与西夏的严重威胁，外患频仍。北宋王朝软弱无能，一味屈辱苟安。一○○五年（宋真宗景德元年）一月，与辽国订立屈辱条约：每年给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双方以白沟河为界，史称“澶渊之盟”。一○四四年（宋仁宗 庆历四年），宋与西夏议和，答应每年给西夏银七万二千两、绢十五万二千匹、茶三万斤。这些屈辱和约的签订，虽然换来了暂时的安宁，却给人民增加了沉重的负担，加剧了宋王朝的积贫积弱的局面，推进了它走向灭亡的进程。苏洵是一个有政治抱负的人，写作的主要目的是“言当世之要，是为了施治于今”。苏洵的《六国论》抓住“赂秦而力亏”生发议论，实际上是借批评六国的赂秦来影射北宋王朝对辽与西夏的屈辱苟安政策，借六国破灭的教训告诫当权者改弦更张，免得重演覆亡的悲剧。文章的思想性战斗性很强。     苏辙的《六国论》所选取的角度，与当时的社会现实问题却很难联系起来。诚然，“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且不知天下之势”，也击中了北宋统治者的弊病，不无鞭笞告诫的意味，但北宋王朝毕竟不是象六国那样外于分裂状态，它的“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并非表现在牺牲“韩魏”自毁屏障这一方面。因此苏辙所选的角度也就缺乏现实的针对性，不可能强烈地震撼人心，迸发出思想光彩和战斗锋芒。当然，苏辙不因袭乃父，勇于提出新的见解，旧题翻新意，其独到精神还是应该肯定的。     南宋陈骙认为，“文贵其简也。文简而理周，斯得其简也。读之疑有阙焉，非简也，疏也”。（《文则·甲·四》）苏洵的《六国论》文简而理周。文章开头论证六国破灭的原因，一言以弊之曰：“弊在赂秦”。旋即补充道：“或曰：六国互丧，率赂秦耶？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故曰弊在赂秦也。”通过设问和答疑，使论点的提出周密完备，无懈可击。论证部分，在着力论证“赂秦而力亏”必然导致破灭的道理后，文章又对并非赂秦而败亡的齐、燕、赵一一剖析，揭示它们走向败亡的原因，以印证“不赂秦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的论点。文章抓住“赂秦而力亏”这个主要矛盾开掘生发，引出历史教训，以讽喻时政；但又没有把复杂的事物简单化，而是注意对复杂的事物作具体分析，揭示各自的特殊矛盾，并找出这些特殊矛盾与主要矛盾的内在联系。这样就丰富和加强了对主要矛盾的论证，避免了说理的简单化和片面性，防止了立论和论证上的偏颇和疏漏，从而使自己的立论立于不败之地。     苏辙的《六国论》在立论和论证上就有偏颇和疏漏之处。他把六国之士一概斥之为“ 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且不知天下之势”，是不大公平的。其实，六国人士中并非没有审时度势，具有远见卓识者。主张联齐抗秦的屈原，窃符救赵的信陵君，义不帝秦的鲁仲连，便都是这样的人物。岂能一笔抹熬？在论证过程中，作者以“秦之攻燕赵未尝有韩魏之忧”，作为韩魏附秦的反证，也未必允当，公元前二五七年，秦破赵长平军，又进兵围邯郸。信陵君挺身而出，矫魏王令，夺晋鄙军，建树了却秦救赵的伟绩。这在史书上写得明明白白，怎能断言“秦之攻燕赵未尝有韩魏之忧”呢？     从语言风格上看，苏洵的《六国论》以冷峻老辣而取胜，在缜密的说理中时见动人的情采；苏辙的《六国论》长于气势，善于推理，具有纵横家的雄辩气派。      苏洵的《六国论》语气沉稳遒劲，意味辛辣而隽永。且以结尾一段为例：“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势；苟以天下之大，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这段文字影射现实，讽喻时政，字挟风霜而又委婉出之，有耳提面命之意，而无捶顿足之态，沉着冷峻，令人彻骨铭心。     苏辙的《六国论》则是另一种风味。行文简捷明快，纵横捭阖，势如破竹。且看开端一节文字：“尝读六国世家，窃怪天下之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众，发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于灭亡。常为之深思远虑，以为必有可以自安之计。盖未尝不咎其当时之士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且不知开下之势也。”这段话长达近百字，一气呵成，文句长，转折多，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气势磅礴，一腔激情全在纸上，与苏洵的沉着冷峻大不相同。 （作者：庄国岳，邢台学院初等教育学院）